1．识别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相信，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它出现时的情况如何，总会引起一些特有的问题，这是每个人、特别是所有正统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但由于过渡出现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处阶段的不同，和由于实行社会主义的集团能够使用和愿意使用的方法的不同，预期遭遇困难的性质和程度会有极大的不同，因此设想两个不同的事例，以便构成两组不同的环境作为典型，有利于我们的讨论。因为过渡在何时 出现和怎样 出现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使这个设想更加容易做到。可是对这两个事例的论述只涉及完全发展的和“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我不打算在资本主义较早阶段可能出现与不可能出现的问题上浪费篇幅。记住这一点，我将称它们为成熟社会主义化的事例和未成熟社会主义化的事例。
本书第二篇中的大部分论证可以归结为下列马克思主义命题，即经济过程趋向于使本身社会主义化——同时也使人的灵魂社会主义化。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在技术上、组织上、商业上、行政上和心理上的先决条件倾向于日趋成熟，让我们再次想象，如果那个趋势达到成为现实时未来将出现的事物状态：除农业部门外的产业由少数官僚化公司控制。进步放慢了，进步成为机械的和事先计划好的事情。利率逐步趋向于零，这种趋势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政府压力造成的，而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小而变为永久性的事情。工业财产及其管理变得与个人无关——所有权只剩下持有股份和债券，企业高级人员养成类似于公务人员的心理习惯，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标准全部消失了。十分清楚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已是瓜熟蒂落的结论。但有两点应该提一提。
第一点，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社会主义者——距离将使他们满意的那种状态的接近程度是彼此不同的，他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对实际达到的接近程度的判断也是彼此不同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固有的趋向社会主义的步伐以缓慢的速度行进，它绝不会通过大家都辨认得出的不可能有怀疑的确切表明道路开放时间的交通信号灯。严重意见分歧的可能性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大大增加，即成熟所需的条件不一定以同一步调进展。例如，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争辩说，1913年美国的工业结构本身要比德国更接近于“成熟”。但很少有人怀疑，如果在这两个国家作实验，国家分裂的德国人获得成功的机会要比美国人大得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前者具有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官僚政治和最好的工会的领导和训练。但在认真的意见不同——包括因性格不同而产生的那种不同，类如具有相同能力和认真态度的几个医生对一次手术是否得当的那种意见不同——之外，常常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猜疑，争论的一方绝不想承认成熟，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想有社会主义，另一方在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假定为已经成熟，其理由可以产生于理想主义的基础，也可能不是出于理想主义。
第二点，即使假定，正确无误的成熟状态已经来到，过渡还需要有特殊的行动，仍会出现许多问题。
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事物和灵魂。在有限事例中，它塑造得如此完善，以致最后一步不过是一个形式。可是即使在那种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最后一步——正式通过以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生活准则——还必须采取（譬如说）修改宪法的形式来实现。但实际上，人们不会等待有限事例的出现。对他们来说等待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上成熟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态度尚未从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与隙缝完全消失之前来到。那时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了。那时会出现某种抗拒和某些困难有待克服。在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先介绍另一种过渡的特性。
从根本上说，事物和灵魂自动地把自己塑造成适应社会主义，也就是这个适应过程独立于任何人的意志，并与为此而采取的措施无关。但这个过程除产生别的影响外，也产生这样的意志和随之出现这样的措施——制定法规、采取行政手段等等。这些措施总的是社会主义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要执行很长的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需要几十年。可是这段历史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中间以采取和组织社会主义政权的立法行动为界，在立法行动之前，社会主义化政策是——不管有意无意——准备性的，立法之后，它才是建制性的。关于前一部分，我们只在本章的末尾加以简要的讨论。现在我们要集中讨论后一部分。
2．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在成熟社会主义化情况下，作为“立法后社会主义化”的首要任务，即必须加以对付的困难，不但不是克服不了的，而且甚至不是很严重的。成熟意味着遇到的抵抗将是微弱的，即将出现所有 阶级中大部分人的合作——其征兆之一就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确切可能性，也就是修正案能以和平的不破坏法律连续性的方式通过。按照假定，人们理解这个步骤的性质，甚至大多数不喜欢这个步骤的人也会耐心地容忍它。没有人会感到迷惘，或者感觉到世界在他面前崩溃。
当然即使如此，牌还没有完全出完，还可能有突变。但这样的危险不大。不但有组织抵抗和暴力骚动的绝迹或接近绝迹将减少发动突变的机会，而且将有一批有经验和负责任的人准备掌握舵柄，他们能够并愿意维护纪律和使用合理方法把震动减到最小。他们将得到受过良好训练的政府和企业官僚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习惯于接受无论哪种立法当局的命令，无论如何它们不会很偏袒资本家的利益。
一开始我们将简化落在新的生产部或中央局前面的过渡问题，用的是同以前我们简化它们永久问题一样的方法，也就是假定它们将把农民问题基本上搁置一旁。这样做不但将消除可能证明是致命的困难——因为没有任何别的部门对财产的兴趣有像农场主或农民那样热烈的；农业世界的人并非到处都是俄国农民——而且还会获得额外的支持，因为不会有人憎恨大规模企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利益有像农民那么深的。也可以期望中央局会安抚其他类型的少数人：在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周围，小手工业者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被允许做他们的行业赚钱，小本的独立零售商可以被允许出售他们的货物，就像今天在政府专卖烟草制品的国家里卷烟零售商那样。在天平的另一头，凡对其工作作个别估价的那批人的个人利益——让我们说那种高级官员的利益——能容易地以前面指出的准则给予照顾，以避免经济机器的运行产生严重故障。激烈主张平等主义理想会把一切事情弄糟。
资本家的利益怎么办？在上面指出的时机成熟时，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等同于股份与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债券持有者包括抵押债券和保险单持有者。对于除了神圣教义外一无所知，并认为资本家集团由少数非常富有的游手好闲者组成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结果将使他们大吃一惊；到成熟时期，这个集团的人可能构成选民的大多数，那时他们不会赞成没收他们从个别计算无论怎么微小的权利的提议。但是不必操心社会主义政权能不能或“应不应”无偿地剥夺他们的权利。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这样做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如果决定没收，那也是社会遵循它可以采纳的伦理原则的自由选择，而不是由于非做不可。因为支付个人持有的债券和抵押债券的利息，加上支付根据保险合同的索赔权，加上中央局发给前股票持有人的代替股息的债券的利息，只要一看有关统计数字就能知道，这笔支出不会构成难以承受的负担，而当这些股票持有人失去投票权时，仍能保留大致上相当于适当选择的过去股息平均数的收入。对于今后要继续使用私人储蓄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负担这笔开支显然是明智的行为。时间的限制是做得到的，或者把这些支出转为有期限的年金，或者使用适当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使这些税制在永远消失之前，提供最后一次效用。
我想，上面这席话充分证明了“立法后社会主义化”可行方法的特性，在我们设想的环境里，可以期望这些方法能坚定地、安全地、温和地实现过渡的任务，在进行中使人力物力的损失和对文化及经济价值的伤害限制在最小程度。大型公司的经理人员只有在有特殊理由更换的时候才更换。如果在过渡时刻，在准备社会主义化的行业内尚有私人合伙企业，首先应把它们改为公司，然后和其他企业一样加以社会化。新私人企业的创办当然要禁止。公司之间关系的结构——尤其是控股公司——应该使其合理，使这种关系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所有银行全都改组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这种形式中可以依然保留它们的某些机能——至少一部分社会簿记职责有必要转移给它们——可能还要保留对工业经理部门的某种权力，如有权给予或拒绝“贷款”；如果是这样，可能让中央银行独立于生产部，成为一种总的监督机构。
这样，中央局开始时发展缓慢，而后逐步揽起控制权而不发生急剧震动，使经济体系稳定下来并确定方向，同时能够逐个解决由过渡产生的较小问题。开始时有必要对生产作小量调整——充其量调整总产量的5％——因为，除非平均主义观念比我假定的更加强烈，需求结构不会受到巨大影响。人们（例如律师）转向其他职业的规模相当大，这是实情，因为有些人在资本主义产业中能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再有用武之地。但这点也不会引起严重困难。有些较大的问题，如消灭低效的生产单位，向最佳机会作进一步的集中，随着人口移动而产生的地域布局合理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标准化等等问题，在经济体制消化掉机构变革的影响并能在原有轨道上顺利运行之前不会、或者无论如何不必出现。对于这种类型社会主义，期望它能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卓越成就的可能性是顺理成章的。
3．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1．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在不成熟地采用社会主义原则的情况下不可能作上面那样的预测。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时候处于如下的状态：当时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夺取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机构的控制权，但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尚无这样的准备。让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打算讨论不成熟到如此程度的局势：那时成功的希望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人看来是狂想，而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起义 。因此，我不打算坚持说，不成熟社会主义化必然不可避免地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或者说由此产生的制度势必崩溃。我依然正视着目前类型的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根据它的现状，至少可以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问题迟早可能提出来。长期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更重要的是可能出现短期形势——德国在1918年和1919年的形势是很好的例子；有人还指出美国在1932年的形势——在这些短期形势中，资本家阶层及其机构的暂时瘫痪，提供了诱人的机会。
2．正是这个事物和精神的无准备或不成熟状态表示出来的意义，读者翻回几页前所描绘的成熟形势的图画，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我希望为1932年美国的特殊事例说上几句。
一个充满活力的——尽管从变化速度来说并非不正常的——工业活动时期，紧接着一个萧条时期，萧条程度之凶猛证明了“进步”的后果亟需调整的程度。这个进步在一些主要方面显然不完善——关于这点只要指出农村电气化、家庭电气化、化学工业的全部新事物和建筑业面对的可能性就够了。因此，可以有信心地预言，由于官僚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化，会招来企业家精力、生产效率和群众未来福祉的相当大损失。在萧条时期的歇斯底里气氛中，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能够传递给公众的总的观念却正好相反，理解这点是令人感到有趣的。但是，如果说这是对那个形势的经济学解释，不如说是对那个形势的社会心理学诊断更为贴切。
不成熟也表现在工业和商业组织中。不但中小企业的数目依旧相当可观，它们在同业公会中和其他方面的合作远未完善，而且大企业本身的发展（虽然它是许多无批判的惊讶和敌视的主题）还远远未达到能安全而轻易地使用我们的社会化的方法。如果我们把具有5千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企业划作大规模企业的界线，那么在全国总资产中只有53.5％为大公司所占有，如果我把金融企业和公用事业除去，则只有36.2％，而制造业的大企业资产仅占46.3％。 (1) 在这条界线以下的公司一般不大容易社会主义化，不能期望它们以现有的形式在社会主义下继续经营。但是，如果我们把界线下移到一千万美元，我们会发现上边的三个百分数分别不超过67.5％、52.7％和64.5％。仅仅“接管”一个像这样构造的机体的任务是可怕的。使它发挥机能和改进它的更可怕的任务将必然面临种种困难，如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官僚政体，而劳动力又组织得极不完善，且部分接受可能逸出控制的可疑的领导，必然会碰到使这个机体发挥功能和改进它的更可怕任务。
精神比事物更没有准备。尽管受到萧条引起的震动，不但工商界人士，而且很大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仍以资产阶级制度的方式来考虑和认识事物，对任何改变并不真正 有明晰的概念；对他们来说，社会化甚至比它远为温和的观念仍旧是“非美国的”。不存在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除了持斯大林主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外，任何正式的社会主义团体得不到相当数量人数的支持。尽管社会主义者不嫌麻烦一再向他们保证，农民还是不喜欢社会主义，只是比他们一般地不喜欢大企业和特殊地不喜欢铁路，在程度上略轻一点罢了。当支持微弱，而大多数支持不是显然另有所图就是不痛不痒时，抵抗必然是强大的。进行抵抗的人认真地感到，他们在做的事情，没有人（尤其是政府）能够做得一样好，在抵抗中，他们认为他们为之战斗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利益，而且是公众共同的利益——反对绝对黑暗争取绝对光明。美国资产阶级正在丧失它的活力，但并未完全丧失。它将以明晰的良知进行抵抗，并有能力拒绝赞同和合作。那时局势的一个征兆将是必须使用暴力来反对一些集团和一些阶级（而不是反对一些孤立的个人）的必要性；另一个征兆是不可能修改宪法，即不破坏法律连续性来通过社会主义原则：新制度必须通过革命，尤其是通过可能是血腥的革命来建立。可能有人反对这个不成熟形势的特殊例子，理由是这种例子属于极端无望事例的范围。但上面的画面综合地描述了由不成熟社会化呈现的主要特色，因而有助于总的情况的讨论。
当然这种状况是正统社会主义者期待的，他们中大多数人不能容忍比无产阶级圣乔治令人瞩目地屠杀资产阶级毒龙此类壮举较少迷人魅力的任何事情。可是，促使我们探索由于政治上的机会与经济上的无准备二者结合而产生的后果的，并不是因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意识的不幸遗风，而是因为作为通常理解的社会化行动的特色的那些问题，只发生在这种情形下。
3．那么，假如革命的人民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这个名词像最笃信基督的国王 一样，成为一种正式的称号——征服了政府的中央机关、非社会主义政党、非社会主义报纸等等，并配置了他们的自己人。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工商企业的工作人员部分被迫——按假定——接受非自愿的合作，部分被工人中的领导人物以及从咖啡馆奔跑到这些岗位上来的知识分子所取代。对于新建的中央局来说，我们应该承认两件事：红军强大，足以平息公开的抵抗和压服过火行为——特别是胡搞的社会主义化 (2) ——它们公平地向右派和左派开火，明智地让农民或农场主单独留在上文指出的道路上。至于对待过去统治阶层成员的手段达到何种合理和人道的程度，则没有人假设过。事实上，在那种环境里为何只有可能使用最残忍的对待手段是很难理解的。凡知道他们的行动被他们的对手认为是邪恶的侵犯，并知道他们正有遭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那样命运危险的人，将很快被迫走上超出他原来意图的暴力道路。新掌权者很难避免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凶狠的罪犯的对手使用犯罪的凶狠的行动——那些对手有些仍旧坚持旧秩序，有的组成必然会出现的左派政党。但暴力和虐杀都不能解决问题。中央局除了抱怨破坏和为了对付阴谋分子和破坏分子要求更大权力之外，它将做些什么呢？
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制造通货膨胀。银行必须夺取，使之与国库合并或者与国库协调，中央局或生产部必须尽可能使用传统做法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我相信通货膨胀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一定还会碰到一些社会主义者，他否定在我们讨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将使经济过程暂时瘫痪，同时否定因此之故国库和金融中心会暂时缺少现成的支付手段。社会主义的会计制度和收入单位尚未处于可以工作和发挥作用的状态，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或1789年革命后的法国的那种政策，虽然在那两个事例中人们显然不愿意结束私有财产制度，不愿终止商业社会长时间实行通货膨胀的方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后日子”里，什么都没有成型，因此上面的这种不同并不重要。
但是，除了必要性之外还应指出有另外一个动机使革命后社会主义走上这条道路。通货膨胀本身是减轻某些过渡困难和实施部分剥夺的绝妙手段。关于第一点，很明显货币工资率的急剧增加，在一段时间里有助于在实际工资率下降时消除群众愤怒的可能爆发，而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至少暂时不得不这样做。关于第二点，通货膨胀以令人喜悦的简单方式剥夺货币持有者。中央局为了能使事情更加容易处理，它甚至可以付给实际资本——工厂等——所有人任何数量的赔偿，如果它同时决定这些赔偿金不久将变得毫无价值。最后，务必不可忘记，通货膨胀将有力地打击必须暂时让其存在的一批私人企业。因为如列宁曾经指出，没有任何东西像通货膨胀那样起瓦解作用：“为了破坏资产阶级社会，你必须败坏它的货币”。
4．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当然是社会化。过渡问题的争论是从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早期争论开始的，更正确地说，这场争论是在社会主义者和恰当地称之为工党党员之间开始的，前者主张全盘的一举解决的社会化，后者主张部分的或者渐进的社会化。许多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为了信仰的纯洁性，和对社会主义优越功效的真正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得拥护前者的主张，蔑视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受极不方便的责任感阻挠的不坚定的工党党员。可是我倒准备赞成那些真正的信仰者。 (3) 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渡政策；它是我们立刻要讨论到的另一个问题，那时我们将了解，在资本主义体系内 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可以期望的事情。我们在讨论的是完全不同的过渡政策，它是政治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以后 要实行的过渡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只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最少数量的过火行为，即使一只强有力的手强制实施相对有秩序的措施，还是难以想象有这么一个阶段：此时一些大企业已在社会主义化，而其他企业仍可望照常经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革命政府掌权后，它必然至少要做到它在不负责任时宣传的某些主张，在它统治下，任何尚存的企业很可能停止经营。我所想的那时的阻挠主要不是如预期那样来自企业家和一般资本家利益集团。他们的力量现在正被夸大，这种力量在政治委员的注视下大部分将不再存在。拒绝履行日常责任不是资产阶级人士的行为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是紧紧抓住日常责任。会有抵抗，但抵抗将在政治领域里，在工厂之外而不是在工厂之内。未被社会主义化的企业将停止发挥功能，完全是因为它们被监视它们的政治委员或者被它们的工人和公众的情绪阻止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资本主义企业能发挥功能的唯一方式——发挥作用。
但这个论证只适用于大规模企业和容易组成大规模控制单位的那些事例，它不完全包括我们已排除在外的农业领域和大规模企业中间的全部行业。在那批行业中，主要是中小型商业，中央局大概能够根据便宜行事的标准加以操纵，特别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指挥其进退。这样做依旧是完全的（在我们解释此字意义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化。
还需加上一点，很清楚，在任何不成熟到需要革命的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化，不但有中断法律连续性的意思，而且有随接出现恐怖统治的意思，不论从短期或长期看，这种情况不可能有利于除了那些发动革命者以外的任何人。煽动革命的热情，颂赞敢冒可能由此招来风险的勇气，可能是职业煽动家较少教诲作用的责任之一。不过至于学究式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反映出他声誉的勇气是进行批判、警告和抑制的勇气。
4．立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英国的事例
那么我们是不是必须真的作出结论说，在目前和此后50年或100年间，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除宣传和等待外，什么都不能干吗？事实上，不能期望任何想要保持其党员队伍的政党会这样做；同时不应允许从这个过分人道观点引起的所有争论——和嘲笑——遮住另一个事实，即有一个有分量的论点赞成这个结论。它合乎逻辑地争辩说，社会主义者能从推进对他们有利的现有事态发展中得到好处，因而应该解除资本主义的束缚，而不是更紧地去束缚它。
但是，我不认为这样说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条件下无事可干。虽然对于大多数大国和许多小国来说，当前任何建立社会主义的企图无疑等于自招失败——像这样的社会主义失败也许是（应该说肯定是）对这次冒险行动负责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失败，而另外一个不一定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集团当时可能披上前者的外衣容易地溜之大吉——结果是，立法后的社会化政策也许是十分可疑之事，而立法前的社会主义化政策提供好得多的机会。和别的政党一样，社会主义者能够作政策尝试而不损害其最终成功的机会，而且他们比其他政党成员对本身的目标有更清晰的概念。我对这个问题想说的一切在一个特殊例子中能最清楚地表达出来。
我们能希望我们的例子表现出来的所有特色出现在现代英国。一方面，英国的工商业结构显然尚未成熟到进行成功的一鼓作气的社会化，特别因为公司控制的集中程度还远远不够。根据这种情形，不论是经理部门、资本家或者工人都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那里还留有大量有生命力的“个人主义”，无论如何它足以发动战斗和拒绝合作。另一方面，大约从20世纪开始，出现一种可以察觉的企业家努力的松弛，这种现象加上其他原因产生一种后果，即重要行业如电力生产由政府领导和控制，不但得到所有 政党的同意，而且是它们的要求。在英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有理由说，资本主义完成了它的绝大部分工作。此外，从整体上说英国人民现在已经受了国家生活的锻炼。英国工人组织得很好，一般得到负责任的领导。她有一个具有完善文化与道德标准的有经验的官僚行政机构，可以信任它能吸收国家活动领域扩大时需要的新成分。英国政治家无可匹敌的诚实，和存在具有独一无二能力与教养的统治阶级，使许多事情容易解决，这是其他地方办不到的。特别是这个统治集团以对新原则、新形势和新人物的绝对适应性，团结了坚持正式传统人士中的最有作为的部分。它想要统治，而且乐意代表变化了的利益集团去统治。它管理农业英国，也管理工业英国，管理保护主义的英国，也管理自由贸易的英国。它拥有无可匹敌的才能，不但能接过反对党的纲领，而且能接过反对党的人才。它吸收迪斯累里，此人若在另一个地方，必然成为另一个拉萨尔。如有必要，它会吸收托洛茨基本人，或者在那种情况下他肯定会成为普林基波伯爵。
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化政策由于实行广泛的国有化纲领，可以想象一方面可以向社会主义迈进一大步，另一方面有可能使不包括在这个纲领内的所有利益集团和活动，无限期地不受触动和干扰。实际上，这些利益集团和活动可以从现在困扰它们的许多束缚和负担（财政和其他）中解放出来。
以下经济活动部门可以社会化而不致对留给私人经营的部门产生严重的效率损失或受到严重的影响。补偿问题可以按我们讨论成熟社会主义化时提出的办法解决；有了现代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税率，这不会是严重的问题。
第一，英国的银行机构无疑已十分成熟，适合社会化。英格兰银行相等于国库部门，事实上它的独立性比秩序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非常希望它的金融机构具有的独立性更小。在商业银行界，集中和官僚机构化看来已做了全部工作。可以建立大康采恩吸收尽量多的可以吸收的独立金融机构，然后与英格兰银行合并为国家银行总管理局，这个机构也可以吸收储蓄银行、建房互助协会等，客户除非阅读报纸，不会知道这些变化。金融服务机构的合理化协调的好处可能是巨大的。从社会主义立场看，它使政府对非国有化部门的影响增加，也是一种好处。
第二，保险业是国有化的老候选人，现在它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了。至少与一些社会保险机构合并是行得通的，保险单的出售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控制保险公司基金的权力由国家掌握，社会主义者可能为此而再次雀跃。
第三，很少有人想要在铁路甚至汽车货运国有化上制造巨大麻烦。实际上内陆运输是国家经营最能成功的领域。
第四，矿业特别是煤矿的国有化，以及煤和焦油以至于包括苯产品提炼的国有化，还有煤和这些产品销售的国有化，可能造成提高效率的直接好处，如果劳工问题处理得令人满意，这些国有化将证明是巨大的成功。从技术和商业观点来看，情况是清楚的。但看来同样清楚的是，在化学工业中私营企业一直相当活跃，国有化行动要是超越上面指定的界限，就很难以同等信心期望取得同样的成功。
第五，电力生产、输送、分配的国有化基本上已经完成，在这一点上剩下可说的是，电气工业是可以依然寄希望于私营企业的典型例子——从经济上说，主张全盘社会化或者完全反对社会化都是没有道理的。但电力生产的情况也表明，经营一个社会化企业要它赚钱的困难；如果国家打算吸收这么大一部分国民经济生活，同时仍要完成现代国家的全部任务，利润仍旧是成功的基本条件。
第六，钢铁工业的社会化大家觉得是迄今比任何争论更难解决的命题。但是这个工业肯定已经历了它放荡不羁的青年时期，今后可以接受“管理”——当然管理包括建立一个大型的研究部门。从协作中能得到某些好处。这里不大会有丧失企业家干劲所造成的后果的危险。
第七，除了可能有建筑工程人员参加股份的例外，我相信建筑业和建筑材料业能由合适的公营单位成功地经营。很多这种企业业已以这种或那种办法受到管理、津贴和控制，可能对效率提高有所裨益，这个好处也许足以抵消可能发生的损失而有余。
上面列举的不一定包括全部。但超过这些项目的任何步骤必须以特殊的大多属于非经济理由来说明其必要性——军火工业或基础工业、电影、造船、食品工业都是可能的例子。无论如何，上述七项足够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去消化了，如果他把这些都做好，也足以成为一个负责的社会主义者了；足以使国有化以外的企业赞美他的工作，同时要它们接受让步也是合理的了。如果他还坚持使土地国有化——我假定让农民地位维持原状——也就是把全部现有的地租和土地使用税转归国家，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此不持异议。 (4)
当前的战争将必然改变我们问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数据。许多事情成为可能，另外许多事情成为不可能，这种情况以前不是这样的。本书最后几页将简短地谈谈这方面问题。但是，为了澄清政治思想，设想这个问题与战争的影响无关，这点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否则问题的性质永远不能照它应有的样子突出表现出来。因此，我让本章的形式与内容完全保持1938年夏天我写它时的原样。
————————————————————
(1) 见w．l克鲁姆，《公司控制的集中》，载《商业杂志》，第8卷，第275页。
(2) 胡搞的社会主义化——一个有官方地位的术语——指的是工厂工人企图替代经理部门，并打算万事由他们作主的行为。它们是每个负责的社会主义者害怕发生的现象。
(3) 但是权威著作并不支持他们。如果读者读一下《共产党宣言》，他将发现，就在最有关的章节中，就有最令人困惑的“逐步地”字样。
(4) 这里不适于表达个人的爱好。但是，我希望人们理解，上面的阐述是作为专业责任而作出的，并不表达我爱好那个建议，对于它，如果我是个英国人，我会恰恰相反，尽全力加以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