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警告

许多社会主义反对者很可能接受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但他们的同意多半会采取下面的形式：“哦，好呀，当然，如果你们有神人指导社会主义机器，有天使长为它配置人员，一切可能会这样。但问题在于你没有神人和天使长的帮助，而人性如此，因此资本主义替代物连同它的动机模式以及它的责任和报酬的分配方式，毕竟提供了虽然不是最好的合乎想象的安排，但不失是最好的合乎实际的安排。”

回答这席话，是有一些可说的。一方面，现在我们必须防止的不但是藏在任何企图把某种现实去与一种思想 作比较的后面的危险，而且也要防止任何把某种现实与一种理想 作比较所固有的错误或诡计。 (1) 另一方面，我想我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就事物的本性说，绝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全面状况，只有有关一定社会条件和一定历史阶段的状况，这种相对性现在比我们只讨论两种蓝图时重要得多。

1．论据的历史相对性

用比拟来说明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中，我们所有人（包括私有财产的最坚决支持者）现在认为是纯属政府机关领域的许多事务，都以这样的一种办法来管理，即在我们看来这些政府职能变作了私人所有的东西和私人收入的来源；在君臣关系的等级制度中的每一个骑士和领主，他为利润而持有采邑，不把它看做他管理采邑 付出劳务的报酬。与它有关的现在所称的政府职能，当时不过是为某个上级长官服务的奖赏。甚至这样说还没有完全阐明这个问题：他持有他的采邑，因为他是一位骑士或领主，因为他有权利持有一个采邑，不管他干了什么或者没干什么，这种事物状况，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对此容易看做是“种种积弊”的混合物。但这是胡说。在它自己时代的环境下——和每一种制度结构一样，封建主义活得比真正是“它的”时代还长——这种制度是唯一合适的制度，它体现了能够履行那些公共职能的唯一方法。如果卡尔·马克思出现在（譬如说）14世纪，他如果竟愚蠢到鼓吹另一种政府行政方法，那么他定会遭到这样的回答：这样的制度是一种值得钦赞的制度，它能做成没有它便根本做不成的事情，特别是“人性依然如此”，利润动机对行使政府管理是不可缺少的；消灭这种政府机构事实上将招致混乱，从而可以很适当地说这是不现实的梦想。

同样，在英国棉纺织业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峰的时候——1850年以前那个时代——社会主义不是实际的命题，没有一个明智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或现在会认为它是实际可行的命题。使牛变肥、使沙成金的术士的眼睛，和生金蛋的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家常空话，当时只是思想简单、智力愚钝者说的或者说给他们听的不可否定的真理的表示。我向社会主义朋友提出，在遇到这种空话时有比嘲笑更好的办法——他们之所以嘲笑，是希望对方（像他们自己一样的虚荣而敏感的知识分子）在觉察到他要遭到取笑时立刻停止争论——那就是承认那些鹅在它们恰当的历史背景中的正当权利要求，把对它们的否定限于其他历史背景。这样，我们至少可以面对中肯的问题——即那些鹅现在有多少权利——同时依旧为我们的异议保留大量发挥的余地。

如果比较资本主义现实与社会主义成功的机会有任何意义，我们必须设想出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模式，让我们选择我们自己时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选择受束缚的 大企业资本主义。让我们说，第一，虽然这样说限定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模式，但没有限定任何特定的日期，甚至不限定以几十年计算的时期，因为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模式在特定时间内（譬如说在目前）已经把它的特性发展和稳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仍需有待作事实的调查；第二，对于我们论证的这一部分而言，那些束缚资本主义的桎梏（不管它们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过程本身逐渐形成的，还是可以看做是过程以外的某种力量强加给它的，没有多大关系；第三，虽然我们现在打算讨论比较实际的问题——即人们能够期望社会主义要多久才可以收刈它蓝图中隐约描绘的收成——我们依然还只能说些碰机会的话，我们还必须使用种种假设，来补正我们关于等待我们的究竟是哪种社会主义的无知。

2．关于神人和天使长

反驳谈论神人和天使长的资产阶级人士时，我们容易对付神人这个话题：用不着神人来指导社会主义机器，因为如我们业已知道，一旦过渡时期困难应付过去后，要解决的任务，比起现代世界工业界首领人物面对的任务，不但不更加困难，而且更加容易。天使长象征一个著名的主张，即社会主义形式的存在，必须有道德水平为先决条件，像现在这样的人，不能期望他们达到这个水平。

要是这种类型的议论竟会增加反社会主义者的分量，那得责怪社会主义者自己。那些社会主义者谈论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可怕，指出为了立刻显示人本性的全部美德，或者无论如何为了开始一个改造人的灵魂的教育过程，以便导致所要求的道德水平，必须消除这种压迫和剥削。 (2) 因此他们不仅使自己被指责为阿谀群众达到可笑的程度，而且还被指责为支持现在已被完全驳倒的卢梭主义。可是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也尽可以提出完全合乎常识的理由。

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采用证明有用、但可能遭受心理学家反对的区分。第一，一组特定的感觉和行动的习性可以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习性下面的根本模式（“人的本性”）保持原来的样子。我们称这种变化为改革造成的变化 。第二，依旧在根本模式之中，环境改造可能和人的感觉和行动习性相抵触，虽然它们最终可顺从地因环境改变而改变——特别是，如果这些环境改变是合理地实行的——但暂时还会有抗拒，并在抵抗时制造麻烦。这个事实使我们可以联想到习惯 一词。第三，根本模式本身也可以改变，或者在同一人体砧木之中加以改变，或者使用消除其中顽固成分加以改变；人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锻造的，特别之处在其组成成分可以改变的集体中。这种可锻性有多大是有待于认真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在讲台上轻率肯定或同等轻率否定可以有效应付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使自己有义务加以肯定或否定，因为为了使社会主义有效运作，并无必要有那种人的灵魂的根本性改造。

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先把预期会引起最严重困难的土地部分排除出去。如果社会主义经理部门限制自己只做与业已进行的实际工作只有程度上不同的农业计划。我们的社会主义依旧是社会主义。制订生产计划；合理地勘定地界（土地使用）；向农民供应机器、种子、饲养的牲畜和肥料等等；确定产品价格并按定价从农民那里收购产品——这就是必须做的一切，这么做将仍使农业世界及其势态基本上保持原样。还有其他可能的一些途径。但我们认为重要的是那种执行时不会引起摩擦和可以无限期执行而不会损害这个社会有权称为社会主义的权利。

第二，对于劳动者的世界和职员的世界，不要求他们经历灵魂改造和痛苦的适应过程。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保持原状——有了以后增加的一个重要限定条件，他们对工作将显示同样的态度和习惯。工人或职员下班后回家或者去做日常事务和消遣，关于这些事情社会主义幻想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例如，他可以踢社会主义足球，而现在在踢资产阶级足球，但这些还是同一类家庭和同一种消遣。在这方面不会出现很大困难。

第三，有一个集团会出现问题，自然地预料它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牺牲品——简单地说就是上层或领导阶层的问题。根据现在已成为范围远远超过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所信奉的神圣教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教义说，组成那个阶层的只是喂得过饱的吃人的野兽，他们占据经济和社会地位显然只是靠运气和残忍，他们的“职能”只是从工人群众（或消费者，视情况而定）那里强行扣留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此外这些吃人野兽无能地把他们自己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增加一句较有现代色彩的话，以他们囤积大部分俘获物的习惯制造经济萧条；社会主义社会不必为他们操心，只要瞧着他们迅速被逐出他们原有的地位，并防止他们进行破坏活动就行了。不管这个教义有什么政治上和（对智力逊常者）精神疗法上的优点，它甚至不是健全的社会主义。因为任何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他善自检点并想要得到认真的人的认真对待，他会承认有关资产阶层有良好品质和成就的许多事实（它与这样的教义是不相容的），并继续争辩说，资产阶级的高阶层根本不会成为牺牲品，正相反，他们也要从制度的镣铐中解放出来，这个制度从道德上压迫他们，一点不亚于它从经济上压迫群众。从这个符合马克思教导的立场来看，就接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分子的合作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有极大关系。

那么，这个问题的要旨是，这里有一个阶级，依靠产生这个阶级的选择过程，它积贮超常品质的人才， (3) 因之成为国家的资产，任何社会组织使用它都是合理的。单是这一点的含意就不止是不该消灭这个阶级。此外，这个阶级正在履行非常重要的职能，这个职能今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一定要完成的。我们已经知道，资产阶级过去和现在实际上与全部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成就有因果上的关系，与资本主义时代除因劳动人口增长而造成的部分经济成就以外的经济成就，也就是说与寻常称为劳动生产率（每人/小时产量）的全部增加有因果上的关系。 (4) 这种成就反过来与具有独特效率的奖惩制度有因果上的关系，而这个制度是社会主义必定要消灭的。所以问题在于，一方面能不能把资产阶级财富用来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履行的而社会主义必须从它手里取走的那些职能，能不能由其他集团来履行，或者用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方法来履行，或者由其他集团用不同的方法来履行。

3．官僚机构管理问题

合理使用资产阶级人才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权感到最最困难的问题，而断言这个问题将成功地解决要有一定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这主要并非由于问题内在的困难，困难在于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问题的重要性和以合理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它。上边提到的关于资本家阶级的本性和职能的教义本身就是强烈憎恶这样做的征兆，而且可以把它看做是拒绝这样做的心理和技术准备。这是不必惊奇的。个别社会主义者，不管他是自由作家还是党的领导人，或者是公务人员，都天真地但自然地把社会主义的来到看做他 掌握政权的同义语。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化意味着“我们”准备去接管。撤换现在的经理人员是这出戏的重要也许是最为重要部分。我承认，在与好斗的社会主义者交谈中，我常常感到怀疑，如果社会主义政权由另外一些人治理，不论在其他方面管理得如何完善，他们中某些人甚至大多数人是不是真正胜任者。我必须立即加上一句：另外一些人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 (5)

问题本身的解决，首先要求允许资产阶级人才去做他的才能与传统有资格做的工作，因而选择经理人选采用的方法要以胜任为原则，不可歧视以前的资产阶级人士。这样的方法是可以设想的，有些方法甚至比大公司时期运用的资本主义方法更好。但是被允许做他的工作所涉及之事比任命给他一个适当位置范围更大。当被这样任命时，他必须被授予他职责范围内行动的自由。这就引起经济生活官僚化 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许许多多反社会主义说教的主题。

我这个人不能想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组织能采取不是一种庞大而包罗万象的官僚机构的任何形式。我能够想象的每一种其他可能形式必将招致失败和垮台。但肯定地说，这种形式不会使那些了解经济生活——甚至一般生活——的官僚化已经走得多远的人和那些懂得如何理清环绕这个主题的闲言碎语的人感到惊恐。如对“垄断”的情况一般，这些闲言碎语有许多牢牢印在我们的心中，它们有它们的历史根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断言自己主要是通过与由君主制官僚机构代表和执行的封建权力进行斗争而崭露头角的。使商人和制造商感到烦恼和受愚蠢干预的大部分事情，在资本家阶级的集体思想里是与官僚机构或文官机关有联系。这样的联系是长期不会泯灭的事情；这件特定的事情证明已如此深入人心，以致甚至社会主义者本身也害怕这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并时常一反常态，向我们保证，在他们计划中首先要根除的就是官僚政权。 (6)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能看到，官僚政治对民主政体不是阻碍，而是不可避免的补充。同样，官僚政治对现代经济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补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它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但认识全盘官僚化的不可避免性并不能解决由官僚化引起的问题，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说明困难的内容。

消灭我们专门强调的利润和亏损动机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此外，感觉到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支付自己钱财的责任心无论如何正在消逝（虽然消逝得不像一相情愿思想叫我们相信那么快），而存在于大规模公司中的那种责任心无疑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新出现（见下文）。官僚机构或文官制度特有的选择领导人的方法；不一定像有人常说的那样缺乏效率。文官制度的任命和晋升的规则并非没有可观的合理性。这些规则有时在实践中做得比在纸上表明的还要好：特别是机关里对某人的共同意见，如果得到适当的重视，的确对有才干的人有利——至少对某一类型有才干的人有利。 (7)

另一个问题要重要得多。官僚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散布的精神气氛，无疑常常对最积极的人施加消极的影响。这点主要由于官僚机器中固有的调和个人积极性与机器运行机制的困难。这部官僚机器生产的东西常常很少鼓舞人的积极性，更多的是窒息人的积极性的邪恶企图。因为这样，结果会产生令人感到挫败和空虚的感觉，它转过来又引导出对别人努力作摧残性批评的心理习惯。当然事情不一定是这样；许多官僚更加熟悉他们的工作从而提高效率。可是避免消极作用是困难的，没有克服消极面的简单药方。

但是，把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安插在机器的适当位置上并改造他们的工作习惯并不困难。我们以后会了解，至少在社会主义化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精神上接受事物的社会主义秩序，思想上把忠诚转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是可能满足的，自然不需要政治委员来遇事掣肘和动辄申斥。那时为了取得前资产阶级分子的最好表现，只要合理对待他们，正像对待任何别种出身的经理人员一样，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所谓合理对待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已由某些社会主义权威人士十分理智和十分心平气和地作过回答，这里只要对几个重点作极为简略的评述就够了。

我们最好从一开始就承认，完全信赖纯粹的利他主义的责任感就和全盘否定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一样，是不现实的。即使为与责任感同类的各种不同情操（如从工作和指导中获得的满足感）留出充分余地，某种酬劳制度，至少如社会重视和社会威望这种形式的酬劳制度，大致上可以证明有良好效果。一方面，普通的经验告诉我们，很难发现一个男人或女人，不管有多么高尚的胸怀，他或她的利他主义或责任感能够完全不沾那种一己利益（或者你愿意这么说），能够完全不沾他或她为突出自己的虚荣心或愿望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构成这种感情上常常很明显的事实基础的态度，显然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深的根源，它属于任何社会集团内的生活逻辑。所以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害人虫侵染他们的灵魂扭曲他们的“自然”本性这些话来对付这个事实。但对待这种类型的个人自我主义，以便利用它为社会服务是很容易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处于这样做的特殊有利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人表现的社会重视或社会声望带有强烈的经济内涵，因为根据资本主义标准，金钱收益是成功的典型标志，又因为大多数构成社会声望的东西——特别是所有经济利益中最微妙的东西：社会身份 ——必须购买而得。这种私人财富的声望和特殊价值当然一直得到经济学家的承认。并无极好预见能力或洞察才能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看到这一点。很清楚，在促使非凡表现的刺激物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种。

第二篇中业已指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倾向于削弱其他动机同时削弱冀望财富的动机。因而社会主义对现在形成最高阶层的人们的生命价值，不需像100年前那样作差不多郑重的估价。此外，声望动机比任何其他动机更能用简单的改变条件的方法塑造出来：有重大成就的人可以用允许他们在裤上钉上一分钱硬币那么大的徽章的特权——如果用隆重的节约方法授予——可以想象将使他们满足得像一年收入一百万。这不是不合理的。因为，假定这一枚徽章足以深深影响环境，使周围的人对裤上别徽章者另眼相看，它给予他许多好处，为了这些好处，正是他目前珍视一年一百万的缘故。这个论点没提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做法不过是恢复过去曾广泛使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一种手段。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托洛茨基本人接受过红旗勋章。

至于实际收入的优待，首先应该看到，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对待现有社会人才问题，与刺激积极性完全是两码事。正如赛跑的马和角斗的牛都得到人们衷心感激的注意，如果把这种感情给予每一匹马和每一头牛，那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要使经济合理性的规则普遍施行的话，必须对作出非凡成绩者给予优待。当然可以不这样做，社会可以选择实施排除这种做法并拒绝像他们看待机器一样地看待人的理想。经济学家对此有权利说的只是：社会不应该一意孤行而不顾这样的事实，即这些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相当重要。许多高得足以引起非难的收入给予收受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包括社会身份和免受小麻烦侵扰——并没有超过让他们保持适合于干他们在干的工作的程度。

只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就能同时解决（至少部分解决）提供纯经济刺激问题。但是我想，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大大超过由赛跑的马和机器强加的界限，取得巨大的收益，这又是推理力问题。这样做的理由又一次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对行为的观察，另一方面来自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资本主义未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社会可以从优待人才上获益的主张是资本主义条件的产物。这个主张是社会上进行有价值努力的推进器。倘若这个主张被否定，那么所有的满足机会和效果就要比它们原来可以达到的小了，虽然不可能说出小了多少。虽然当社会主义接管后，经济过程越稳定，这个要素的重要性就越小。

这样说并非意指，为了对这种刺激作用的可能性作公正的评价，名义收入必须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在目前，收入包括税收、储蓄等等。这些项目的消失本身就足以剧烈降低名义收入的数字，这点是我们时代小资产阶级心理很不愿意的。此外，我们已经知道，高收入阶层的人们越来越受到较简朴思想的熏陶，事实上他们正失去大部分（声望动机以外的）希望保持过去支持他们过豪华生活那种开支的收入水平的动机；到可以预期社会主义即将成功时，他们的思想将更加谦虚。

很自然，经济上的法利赛人还会因神圣的恐怖而举起双手。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请求指出，慰抚他们顾虑的办法早就准备停当。这些办法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但在俄国有巨大的发展。它本质上等于是支付实物结合大方地供给现金，总起来被认为是适当履行某项任务的代价。在大多数国家里，高级官员的薪给是很微薄的，常常低到不合理程度，重要的政治职位大多数只领取装饰性的极少的现金薪给。但至少在很多事例中，微薄的薪金部分地（在某些事例中充分地）得到种种补偿，不但有荣誉上的补偿，而且还有配备由政府支付工资人员的官邸，“官方”招待客人的津贴，使用旗舰和游艇，担任国际任务或在军队司令部供职的特别供应等补偿。

4．节约和纪律

最后，资产阶级现在交卸的，必然由社会主义政权从它那里接收过去的职能将怎么样？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讨论节约和纪律。

关于前者，它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它的上层履行的职能。我不打算争辩说，节约是不必要的或反社会的。我也不打算要求读者信赖各个同志的节约习性。用不着忽视同志们的贡献，但是除非把社会主义经济想象成半静止的，否则这些贡献是不够的。如我们看到，中央当局可以通过直接配置部分国家资源用于建造新工厂和新设备，能够做到现在由私人节约所做的一切，而且效率更高。俄国的经验可能在许多问题上不是结论性的，但在这点上却是结论性的。俄国强制实行艰苦和“禁欲”，这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在经济发展比较进步阶段，为了取得资本主义速度的进步，没有必要强制实行类似的严格手段。要是资本主义先辈达到了半静止阶段，甚至自愿的节约也足够了。这个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但它又一次表明，不同的形势需要不同的社会主义，而田园式社会主义只有经济进步被认为无关紧要，在那种情况下经济标准不再受重视，或者经济进步在先前虽受重视，现在则认为早已过时，到将来更毫无价值，此时才能成功。

至于纪律：在经济机器的效率和统驭雇员的权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商业社会利用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使雇员隶属于资产阶级雇主。这个关系不光是为了富人能够剥削穷人而授予他们的特权。在直接有关的私人利益背后，在生产设备的顺利运行中还存在社会利益。在特定形势下，私人利益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社会利益，以及把社会利益信托给雇主个人利益过去造成雇员无报酬劳苦的程度有多大，人们的意见可以有很大分歧。但在历史上，无论是对于那种社会利益的存在，还是关于在未受损伤的资本主义时期显然是唯一可行的那种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不可能有意见分歧。因此，我们有两个问题要提出来。那种社会利益在社会主义环境中还继续存在吗？如果回答肯定，社会主义计划能提供所需要数量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威吗？

使用权威的补足语“权威性纪律”来代替权威这个词是方便的，前者可用来指不是由接受纪律者本人而是由代理人反复灌输而形成的服从命令、接受监督和批评的习惯。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把纪律区分为自我纪律——注意，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以前，甚至上代接受过权威训练的影响——和集体纪律，集体纪律是集体意志对集体中每一个成员施加压力的结果，同时还部分由于过去受过权威性训练。

现在可以期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有两件事有助于建立更严格的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像许多别的情况一样，这个情况几乎会被愚蠢的理想化所破坏，譬如说，工人们作愉快的游戏后回来休息，大概通过充满智慧的讨论作出决定，画出一幅荒谬的图画，然后提出来在快乐的竞赛中执行。不过这类事情不该使我们看不到事实和根据事实的推论，事实和推论支持具有较合理性质的更美好的预期。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大概将得到人们越来越不愿给予资本主义的忠诚。几乎不需强调，这就使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要比他们在他不赞成的制度下能有的态度更为健康。此外，他之所以不赞成现有制度主要是他受到影响的结果。他之所以不赞成是别人告诉他这么做的。他的忠诚、他对良好工作成就的骄傲，正在被人们系统地说服而消失。他对生活的整个世界观正被阶级斗争的变态心理弄得扭曲了。但是，我在前边一个场合称之为社会骚动中既得利益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消失，或者如我们马上会见到的那样，将与所有其他既得利益一起被消灭。当然，这点必然会被个人自己经济命运责任心所施加的纪律影响的消失所抵消。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它能无误而清晰地显示经济现象的性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现象的表面罩盖上利润利益的面具。如果我们高兴，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者这样认为）面具背面犯有许多罪恶与蠢事，但我们不能否认面具本身的重要性。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任何人不可能怀疑，一个国家从国际贸易中所得的是进口，而出口是为了获得进口不得不承担的牺牲，而在商业社会里，这个常识观点对一般人说通常是完全看不见的，所以他高兴地支持对他不利的政策。或者，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工作得不论怎样笨拙，它肯定不会给任何人奖金来明确地诱导他不要 从事生产。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对节约问题胡言乱语而不受批评。比眼前问题远为重要的是，经济政策要合理，有些最严重的浪费根源要避免，完全因为每个同志都明白方法与过程的经济重要性。每一个同志在了解其他种种事情外，更应了解工作中不听指挥的真正意义，尤其是罢工的真正意义。他没有追溯既往去谴责资本主义时期的罢工，这丝毫没有关系，只要得出结论：“现在”的罢工就是对国家福利的反社会攻击。如果他还要同样的罢工，他就是怀有不良之心，受到公众的责难。特别是，不会再有好意的资产阶级男女认为向罢工者和罢工领导欢呼是令人非常兴奋的。

5．社会主义中的权威性纪律；俄国的教训

但是那两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大意是只要这些事实是真的，社会主义社会能有更多的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因而与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不需要那么多的权威性纪律。两个事实告诉我们的还不止此，它们告诉我们，不论什么时候需要，权威性地执行纪律将证明是轻而易举的工作。 (8) 在提出为何要相信这点的理由之前，我必须提出理由使人相信社会主义是不能够省却权威性纪律的。

首先，只要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权威性纪律提供的过去（也许是祖辈相传的）训练的结果，要是那种训练中断相当长时间，这个结果也将消蚀殆尽，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为保持所要求类型的行为提出外加的理由完全无关，尽管这些理由可能吸引个人或集体的合理思考或道德上的忠诚。这样的理由和接受这些理由是引导人们服从训练和服从约束制度，而不是使他们能够我行我素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正在考虑的是单调老一套日常生活中的纪律，缺乏热情缺乏光耀，在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细节上惹人厌烦；想到社会主义制度至少将消除一些求生存动机的压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求生动机是主要促成自我纪律的要素，这方面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第二，与对正常人不断进行训练的必要性密切相连的是对付表现低于正常者的必要性，所谓低于正常者并非指个别由疾病引起的事例，而是指范围广泛也许占25％的人数。只要低于正常表现是由于心理上或意志力上的缺陷，指望它与资本主义一起消失是不现实的。人类最大问题和最大敌人——低于正常者——到那时还和现在一样有那么多。单独使用集体纪律很难对付它——虽然权威性纪律机器当然可以这样建造：使它能通过低于正常者所在的集体发挥（至少部分地）作用。

第三，虽然可以期望社会骚动中的既得利益将消失一部分，有理由相信它不会全部消失。制造麻烦、在工作中进行破坏，依旧是一桩事业或事业成功的捷径；这种事情像现在一样，它是不满他们地位或一般地不满现状的理想主义者和追逐私利者的自然反应。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有大量斗争。在引起全部重大争论的原因中将被消灭的毕竟只有一个。除了显然可能的局部利益的部分复活外——地域利益和行业利益——还可能有意见上的冲突，例如眼前享乐与未来世代的福利孰重孰轻，而支持未来世代福利的经理部门很可能面对完全类似今天劳动者和一般公众对待大企业及其积累政策的态度。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回忆一下在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这个主题时所说的话，我们将必然理解，许多国民生活的重大争论还是和任何时候一样存在着，几乎没有理由希望人们将停止为它们而争斗。

现在，在评价社会主义当局应付上面三点可能出现的困难的能力时，我们务必牢记，比较是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甚至是与预期在进一步瓦解阶段行使职能的资本主义作出的。当讨论自从杰里米·边沁时代以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完全忽视的个别企业内部的毫不犹豫的服从的重要性时， (9)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倾向于消失它的社会心理基础。工人愿意服从命令绝不是因为理智地深信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点，或因为理智地意识到它能给他个人任何好处，而是因为资产阶级主人的封建先辈反复灌输的纪律。无产阶级把他们祖先在正常情况下对他们封建主人的尊敬，部分（绝不是全部）转给现在的主人，而封建主的下代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留在政治权力圈内，使资产阶级办事大为容易。

由于反对保护阶层，由于在政治领域接受平等的理想，由于教导劳动者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可尊敬的公民，资产阶级丧失了那个优势。有一段时间，还留下足够的权威来遮盖逐步而不断的变化，这个变化必然会瓦解工厂里的纪律。到现在，大部分优势已经消失，大部分维持纪律的手段，更严重的是，甚至运用这个手段的权力已经消失。过去给予雇主与违反纪律现象斗争的社会同情也已消失。最后，主要由于那种同情的丧失，政府机关原来的态度也改变了；我们能看出一步一步改变的途径，从支持雇主到中立，通过中立的不同细微差别 到支持工人权利，认为工人是交易中平等的合伙人，从支持工人到支持工会，反对雇主和个别工人。 (10) 这幅图画到形成受雇佣的企业高级人员的态度的改变算是完成了，他知道，如果他声称为群众利益进行战斗，他甚至不会引起愤怒只会引起欢呼，由此他作出结论，受人称赞为进步——或者去度假——要比做没有人承认是他责任的事而招来耻辱或危险愉快得多。

想一想这种事态，我们毋需过分突出其中固有的趋势，也能想象得到社会主义可能是恢复社会纪律的唯一途径 的形势。但无论如何已十分清楚，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在这方面所占有的优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在生产效率的天平上也能显出巨大分量。

第一，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将有许多实施权威性纪律的工具供它调度，其数量比资本主义经理部门任何时候能够具有的数量多得多。开除的威胁实际上是遗留下来的唯一工具，它符合边沁学派的思想，即以社会平等地位合理地订立和取消契约，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个工具的手柄是这样构成的，谁企图使用那个工具就要斩断他的手。但社会主义经理部门的开除威胁意味着不给生活资料，甚至换一个职业也得不到生活资料的威胁。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工人的处置要么开除，要么什么处分也没有——因为舆论原则上不赞成契约一方惩罚另一方那种观念——而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能够在看来合理的程度上使用那种威胁，并可使用其他制裁方法。在其他制裁方法中比较温和的措施有好几种，但资本主义经理部门无法使用，因为它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在新社会气氛中，仅仅劝告也可以收效，这种效果现在是不可能有的。

第二，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将发觉，行使它所有的不论哪种权威性纪律的工具是很容易的。那时没有政府的干预。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不再怀有敌意，而那些再次相信它自己标准的知识分子将受到社会的约束。这样的社会在引导青年方面特别坚决。再说一遍，舆论将不再支持它认为是准犯罪的行为。罢工就是叛乱。

第三，社会主义当权集团比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有多得多的动机来维护权威性。目前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使我联想起政治生活中反对党的态度：它总是吹毛求疵、挑剔和基本上不负责任。在社会主义中情况不会如此。生产部将对经济机器的运行负责。当然，那种责任只是政治上的，漂亮的辞藻可以遮盖许多罪恶。可是政府的反对党利益必定绝迹，取代它的将是做好工作的强烈动机。经济上的必要性不再是闹着玩的事情。企图使工作瘫痪和使人们反对他们的工作等于攻击政府。能够合理地预期政府将对攻击进行反击。

又和讨论节约问题时一样，对俄国经验普遍化可以提出的各种不同反对意见不会损害俄国经验的价值，这是因为在一个更成熟或更接近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出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困难。相反，我们很难希望为上述论证的要点取得较好的例证。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完成了俄国小而高度集中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瓦解。群众完全不受控制，以无数次放假式的罢工和占领工厂来实施他们对事物新秩序的概念。工人委员会或工会的管理是当时的制度，并被许多领导人当作当然之事接受下来。1918年初达成的妥协困难地为工程师和最高委员会取得最小的权力。彻底糟糕的工作状况是1921年着手搞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动机之一。当时有一段时间工会又陷入瘫痪状态，它的职能和态度就像在受严重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一样。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改变了这一切；到1932年，工业无产阶级所受控制比最后一个沙皇统治下更为严格。不论布尔什维克在任何其他方面受到怎么样的失败，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从来未有的成功。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很有启发性的。

工会未受压迫。相反工会受到政府的扶助：工会会员人数剧增，早在1932年就近1700万人。可是它们从集体利益的倡导者和阻挡纪律与良好表现的障碍物发展成为社会利益的倡导者和促进纪律与表现的工具，它们的态度变得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态度如此不同，以致某些西方的工党党员完全拒绝承认它们是工会。它们不再反对由工业化步伐带来的艰苦工作。它们乐意不增加报酬延长工作日。它们舍弃平等工资的原则，拥护奖金和其他奖励工作的制度，如斯达哈诺夫运动等等鼓动办法。它们承认——或服从——经理任意 开除工人的权力，反对“民主大会制度”——工人讨论收到的命令，只有大会批准后才执行的制度——工会和“同志法庭”及“肃反委员会”合作，采取相当强硬的反对怠工者和表现低于正常者的路线。再也听不到罢工权和工人管理生产这种术语了。

从思想意识上说，这种做法根本没有困难。我们可以对古怪的术语苦笑。他们把任何不完全符合完全利用劳动力这个政府利益的东西贴上反革命和反马克思教导等标签。而事实上那种态度并不反社会主义。在阶级斗争中，妨碍生产者的做法应该取消，集体协议的性质应该改变，这是符合逻辑的。批评者忽略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的重要性是错误的，这个制度有能力建立它们，它们完全证实我们对这个主题讨论时提出的预期。与此同时，忽视权威性纪律在经济成就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同样错误的，它强有力地支持和同样强有力地补充其他纪律。

各级工会和它们的中央机关工会总理事会一直接受政府和共产党的控制。过去曾被描绘为党内工人反对派的人士早被镇压，那些坚持承认工人特殊利益的工人领导者早被调离工作岗位。这样，自从1921年，更肯定地说自从1929年以后，工会没有权力说或做可能违背最高统治集团意愿的任何话或任何事情。它们已变成权威性纪律的工具——这个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上文提出的一个论点。

再说，因为现代工人对本身工作的不健康态度是由于他接受的影响。如果把责任感和工作成就的自豪感不断地灌输给他，而不是不断地对他说些相反的话，结果就会截然不同，这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俄国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它能够使对青年的教育与指导强制符合它的目的和结构观念，从而大大增加它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厂纪律气氛的能力。知识分子显然对此没有干预的自由。也不存在鼓励违反纪律的舆论。

最后，开除意味着贫困，调动等于放逐，突击队的“访问”，偶尔由红军同志的“访问”，不论这些手段的法律结构如何，它们实际上是政府手中用以保障工人表现的独立办法。有使用它们的动机，它们被毫无顾忌地使用着，这是普遍承认的事情。无论哪个资本主义雇主即使他有权力也不会想到使用的制裁措施，使具有稍稍仁慈心的人深蹙双眉。

所有这些的罪恶内涵对于我们的论证并不重要。在我试图调查的东西中没有什么罪恶。对个人和对整个集体的残酷主要可归因于形势不成熟、这个国家的环境和这个国家统治人物的素质。在另一种环境里，在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和由另一批人统治，不一定出现这种局面。如果能证明根本没有使用任何制裁措施的必要，那就更好。要点在于至少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实际上能够培养集体纪律和强制实施权威性纪律。重要的是原则，而不是原则付之实践时的个别特殊形式。

这样，即使不提蓝图的优点与缺点，与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者并不显出不利的地方。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我们所谈的只是可能性问题，它在意义上不同于我们对蓝图的讨论。为了使这些可能性可以肯定，或者甚至转变为实际可能，许多假设是必要的；而采取另一些会产生不同结果的假设无疑是同样合理的。事实上，为了使我们自己相信社会主义有可能遭到完全的、甚至可笑的失败，我们只需要假定那种我定名为田园诗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会广泛盛行就行了。这甚至不是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如此明白以致惹人讥笑的失败是能够补救的。更危险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政治心理技术能使人民相信其为成功的不太完全的失败。此外，对经济机器蓝图的偏离和对管理制度原则的偏离当然和商业社会同样可能出现，而且这样的偏离证明更加严重和更少自我纠正的机会。要是读者重温一下我们论证的步骤，我想他将能感到满意，因为根据这类考虑提出的反对意见不会严重伤害我们的理由——或者更明确地说，它们反对的不是我们为我们目的所下定义的社会主义本身，而是特殊类型社会主义可能显现的特色。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为社会主义奋斗是毫无道理或居心不良。只能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含义不明确，除非加上将起作用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的概念。至于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与我们通常用民主一词所指的政体是否相容，那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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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思想、图式、模型或蓝图都体现一种理想，但只在逻辑意义上是如此；这样的一种理想只意味不存在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如未经掺杂的设计。至于什么应包括在内，什么应被看做是偏离，依旧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虽然这点应该是一个分析技术问题，但在理想中还是包含爱憎：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把他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包括到资本主义的蓝图里，尽可能多的作为它的特性；反社会主义者以同样的手段对付社会主义的蓝图；双方都竭力美化自己，在蓝图中尽量写上一些非本质偏差中的“小缺点”，同时暗示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他们同意把某些现象看做偏差，他们还会依旧不同意他们自己制度所犯偏差和他们对方所犯偏差的程度。例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向于把他们自己不喜欢的任何东西归咎于“政治干预”，而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这些政治是资本主义机器运作方法所造成的资本主义过程和形势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我承认把所有这些困难陈列出来的目的在于避免这些困难，但我不认为这些困难会影响我的主张，这点有专业知识的读者将会注意到。

(2)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主要犯这种错误的人是马克斯·阿德勒（不要和另外两个维也纳人阿德勒相混淆，他们在奥地利社会主义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维克托·阿德勒是党的伟大组织者和领袖，他的儿子弗里茨·阿德勒是刺杀首相施蒂尔克伯爵的凶手）。

(3) 见第6章。更细致地说，资产阶级中的众多个人在智力和意志力上优越于工业社会中任何其他阶级的众多个人。这点从来没有在统计上证实过，此后也很难做到，但这个推断来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选择过程的分析。这个过程的性质也决定理解优越这个词的意义。经过对其他社会环境的同样分析，可以表明，对我们掌握其历史资料的所有统治阶级来说，这个推断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所有事例中均能表明，第一，个人在他们出生的阶级里的上升和下沉，其方式符合这样的假设，即他们的升沉是因为他们的相对才能；第二，同样可以表明，他们以同样方式上升和下沉穿过他们的阶级界线。这样的上升到较高阶级和下沉到较低阶级一般说来要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因而这些分子指的是家族不是指个人。这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集中注意于个人的观察家往往找不到人的才能与其阶级地位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倾向于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因为个人的起步点，除了非凡的个人成就的事例外，的确遇到十分不同的阻碍，此外，那种只指出一种模式并留有许多例外的关系，如果我们忽略观察以每个个人为一环的整条锁链，这种关系就显得很不清晰。这些说明当然不足以证明我的论点，而只是表明，如果在本书的框架内有可能证明我的论点的话，我应怎样从事这项工作。可是不管如何，我可以向读者提到我的一篇论文“在单一民族环境下的社会阶级理论”，它载于1927年《社会科学文汇》。

(4) 如在第一篇中已经指出，这点是马克思本人承认的，见《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最有权威性的文字。

(5) 关于这点，请见评论德国社会化委员会一段文字中的评论，第23章。

(6) 在俄国，作这样的声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令人头痛的事情变成了替罪羊，所有领导，尤其是托洛茨基知道怎样利用它。他们正是相信国内外公众缺少考虑，就把俄国不受人称赞的任何事情推到“官僚政治”身上。

(7) 见下文第24章。

(8) 如果能够证明，赞成某种类型社会主义模式是合理的期望，那么这点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也不会是夸张的。纪律不但能改进劳动质量，如有需要也能增加劳动小时。除此之外，纪律是头等重要的节约因素。它滑润经济机器的轮子，大大减少浪费和每工作单位的总劳力。计划的效率，尤其是现有经理部门的效率可以提高到远远超过在现行条件下可达到的水平。

(9) 见第11章。

(10) 对等于鼓励像建立工人纠察线那种行动的容忍，在不是沿笔直路线的行进中可以当作有用的界标。在美国，立法，尤其是行政措施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在提出有关问题时，有时强调，有时轻描淡写，这是由于变化经长期延迟后，在极短时间内一齐来到了。在它对劳工问题的态度中，除关心工人阶级短期利益外，一点也不知道政府也许有其他社会利益需要照顾，这和它半心半意但意味深长地采取阶级斗争的策略一样，都是政府的特色。这样做的大部分原因，可以用特殊政治结构来解释，也可以用美国特别不可能使用任何其他办法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有效组织来解释。但美国劳工形势作为例证的价值，不因此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