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塞尔比说过很多惊人之语，但我认为最震撼的还得数这句：“一段旅程即是一场幻梦。”这句话出自《乡村图鉴》[16]，就印在那篇有关“帐篷衣”的名文旁边。所谓“帐篷衣”，是德塞尔比设计的一种粗帆布衣饰，目的是为了替代普通的服装和简陋的房屋。以我之见，这理论似乎有意贬低人类经验的实证性，而且和我个人的乡村见闻完全抵触。德塞尔比把人类经验定义为“无限短暂的静态体验之连续体”，据说，这观念很可能来源于他侄儿的老电影放映机。[17]基于这一前提，他贬低所有生命连续或发展的真实性，否定时间的一般定义，并把人类普遍体验到的进展，譬如两地之间的移动，甚至“生活”本身，统统称之为幻觉。他说，要想从a地到达遥远的b地，一路上你就必须经过无数个点，且每个点之间停留的时间必须无限短。所以说，出发前在a地发生的事和移动过程中发生的事并无本质区别。为此，德塞尔比还专门加了一条很长的注释，用以解释移动过程中的这些“中间点”。他警告我们，所谓中间点，并非a-b轴线上相距几英寸或几英尺的任意点。中间点其实是无限接近的，但点与点之间总能容纳更多的点。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点之间有一条贯穿的链子，虽然各点之间未必严格相邻，但原则上的确如此。德塞尔比认为，发展的假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脑——“就目前的发达程度来看”——还无法理解“中间点”的现实性。人脑更倾向于把无数的点集合在一起，将其结果称之为运动。而这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即便是两个不同的点也不可能同时占有同一个物体。所以说，运动本身也是一种假象。他还说，几乎任何照片都能完美地证实他的观点。

不论这些理论是否合理，大量证据都表明，德塞尔比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还几次试图将它付诸实践。旅英期间，有一次他正好人在巴斯[18]，这时，突然有急事需要他立即从巴斯赶到福克斯通。[19]他采取的办法恰恰是常人意想不到的。他没有去车站询问列车班次，而是把自己关在住处的房间里，拿出一堆目的地的风景明信片、若干精密的钟表和温度计，以及一个能根据日光变化调节煤气灯亮度的装置。当时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钟表仪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们都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七小时以后，他走出房间，深信自己已经去过福克斯通，已经为厌恶舟车劳顿的人找到一个妙法，虽然他根本没离开过巴斯，他所熟悉的环境也都没变。德塞尔比当时感觉有多么幻灭，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有权威消息说[20]，他面不改色地声称，自己确实造访过福克斯通，并已顺利返回。此外，据说还有一名男子宣称，事发当天，他亲眼看见德塞尔比走出福克斯通的一家银行。

和德塞尔比的多数理论一样，这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让人纳闷的是，为什么这样聪明绝顶的人会质疑最显然的事实，甚至否认已经得到科学验证的事实（譬如昼夜的交替），而同时却对自己那些异想天开的解释深信不疑。

至于我自己赶往警局的那段路，我只想说，这绝不是什么幻觉。火辣辣的日头照在身上，躲都躲不开。路面硬得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走过乡间，发现景色的变化倒不大，但还是能看出来。左边是褐色的沼地，上面留有一道道砍斫的痕迹，四周散布着一丛丛参差不齐的灌木，还有露出地面的白色石纹。远处是一间又一间农舍，掩映在小树林的背后。再远处则是另一个地区，深锁在神秘的紫雾中。右手边是一片绿色的田野，奔腾的河水与小路结伴同行，但又不会过于亲昵。河那边是一座座山，山上有乱石和草地，上上下下，一直绵延到很远的地方。极目远眺，你能看见天边羊群的身影，缩成了很小很小的点，还有弯弯曲曲的山路，这里一条，那里一条。四周不见一个人影。看样子，好像还是大清早。我那块美国金表要是没丢，说不定，这会儿正可以掏出来看看时间。

你哪儿来的美国金表。

突然，一件怪事发生了。眼前的路开始慢慢左转。就快要拐弯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整个人莫名地兴奋起来。可是，眼前并没出现什么，也没发生任何变化。我瞪大了眼睛继续赶路。

转过弯以后，一幅奇异的景象映入了眼帘。就在我左手边约一百码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十分怪异的房子。那房子就像路边广告牌上的一幅画，且画工极为粗糙，假得让人难以置信。它似乎没有宽度，也没有厚度，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但这还吓不到我，好歹我以前见过路边的图画和招贴。真正让人惊讶的是，我居然一眼认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座房子，而且知道里面肯定有人。我毫不怀疑，这就是那个警局。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诡异、这么恐怖的东西。我疑惑地盯着看，总感觉它少了一个正常的维度，显得特别荒诞。这房子的外观让我很震惊，就像那坐在椅子上的老头儿，看着就心里发怵。

我继续往前走，但脚步已经放慢。等我走到跟前，发现那房子好像变了样。刚开始，这一看就不像普通的房子。可这会儿，它的轮廓却模糊了起来，就像水纹底下见到的东西。然后，它又开始变清晰。我发现，它开始有了厚度，门脸后面多出了几个小间。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所谓侧面走近的时候，似乎同时看到了这座“建筑”的正面和背面。因为看不到侧面，我想这房子肯定是三角形的，而我正好就对着三角形的顶点。可是，当距离它只有十五码的时候，我又看到一扇小窗似乎正对着我。由此可见，这房子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再往前走，眼看就要步入房子投下的阴影。我又惊讶又焦急，不觉口干舌燥，还有些胆怯。可走近一看，发现它似乎很普通，只是颜色非常白，而且静止不动。这画面很震撼，让人毛骨悚然，仿佛整个早晨、整个世界只是为了衬托它的气势和地位，除此以外再没其他目的。而这样，我也就能用简单的知觉找到它，假装能理解它。再看那门楣，上面挂着一块盾徽，证明这里的确是警局。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警局。

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也没有因为紧张而脚底发软，或者干脆瘫坐在路边。相反，我直接走到门口，往里探视。眼前站着个魁梧的警察，背对着我。他的背部看着挺奇怪。这是间整洁的值班室，墙刷得很白，那警察就站在小柜台的后面。他张着嘴，正对着墙上的镜子，样子很怪、很奇特，但又说不清为什么。这人块头挺大，也挺胖，隆起的脖颈上有一蓬浅黄色的乱发。这一切很是引人注目，但又不算新奇。我用目光打量了一遍他宽阔的后背、粗壮的胳膊，还有那粗布蓝制服里的两条腿。单独看，每个部分都很正常，可不知是比例还是结构的问题，整体却是那么别扭，令人不安乃至惶恐。这人的手很大，又红又肿。此刻，他正在照镜子，一只手半塞进嘴里。

“又是这牙。”只听他随口嘟哝了一句。他的嗓音很厚实，但略有些闷，让我想到了冬天盖的厚棉被。我一定是在门口弄出了什么动静，或者他可能已经在镜子里看见我，因为他正慢慢转过身，换了一副悠然而端庄的架势，但手指却还留在嘴里。就在他转身的时候，我听见他嘀咕了一句：

“差不多什么病都跟牙有关。”

他转过脸来，把我吓了一跳。这脸真肥啊，红通通的，特别宽，就那么整个安在脖子上，笨重得像个面口袋。脸的下半部覆盖着一大片蓬乱的红胡子。胡子从皮肤里硬顶上来，很像是什么怪物的触角。两颊胖乎乎的，泛着红晕，而眼睛则几乎看不见，因为上面被浓密的眉毛遮住了，下面皮肤的褶子又实在太厚。他费劲地走到柜台前，我也乖乖从门口凑上去，然后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

“是自行车的问题吗？”他问。

我抬眼一看，没想到，他的表情居然挺和蔼。论长相，这人确实很不好看，可他懂得扬长避短。并不顺眼的各部分组合在一起，竟让我看到了他的善良、礼貌和极大的耐心。在他的大盖帽正面，有一枚很神气的徽章，上面刻着金灿灿的两个字“警长”。这位正是普拉克警长。

“不是。”我回道，一边伸出手靠在柜台上。警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你确定？”他问。

“确定。”

“要不就是摩托车？”

“不是。”

“是顶上有气阀、用发电机照明的那种，还是带赛车车把的那种？”

“都不是。”

“这么看来，不用说，一定是机动脚踏车了。”他说着，露出疑惧的表情。他用左胳膊肘抵着柜台，斜靠在上面，一边把右手的手指伸进满口黄牙的嘴里，同时额头上突起了三条很粗的皱纹，苦恼的皱纹。我由此断定，这是个朴实的人，应该不难对付，而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会很容易地从他这儿打听到黑匣子的下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那些关于自行车的问题，但我决定好好回答，步步为营，耐心等待时机的来临。他心不在焉地走开了，然后拿回来一沓颜色各异的纸，递给我。这些纸好像都是些申请表，养牛许可证、养狗许可证什么的。

“你不妨先填一下这些表格。”他说。“不好意思，”他继续道，“你是牙科游医吗？是骑三轮车来的吗？”

“不是。”我回道。

“特制的双人自行车？”

“不是。”

“你们这些牙医真是摸不透。”他说，“说吧，是脚踏两轮车，还是前轮大后轮小的那种？”

“都不是。”我平心静气地说。他疑惑地注视我很久，想看我究竟是不是在开玩笑，于是脑门又皱了起来。

“这么说，你不是牙医，”他说，“而只是想申请个养狗、养牛的许可证？”

“我没说我是牙医啊，”我没好气地说，“我也没提到什么牛啊狗啊的。”

普拉克警长狐疑地看着我。

“喔唷，”他说，“这倒奇怪了，怎么回事。”

他在烧着泥炭的壁炉旁坐下，开始咬自己的手指。浓密的眉毛下，两眼正狠狠地注视我，就好像我头顶长了一对角，背后多了条尾巴。我不想接他的话茬，于是两人沉默了五分钟，一句话都没说。然后，他的表情稍稍有些缓和，又跟我说起话来。

“你是什么型号的？”他问。

“我没有型号。”其实，我并不明白他的意思。

“用的什么齿轮？”

“齿轮？”

“那总代号呢？”

“没有。”

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既惊又喜。他竖起浓眉，换了副笑脸，然后回到柜台前，伸出一只大手，热情地握住我的手。

“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和来历吗？”

“嗯。”

“呃，这就怪了！”

巴里先生，著名的独腿男高音歌唱家！

“见鬼了！”他又说道，“见鬼了！快送我回肯塔基老家吧！”

说完，他从柜台退回到壁炉旁的椅子上，低下头，陷入了沉思，仿佛在回顾每个逝去的岁月。

“我以前认识个高个子，”他继续道，“他也没名字。你肯定就是他儿子，继承了他的渺小和所有虚无。你老爸现在怎么样？人在哪儿？”

我心想，父亲没名字，所以儿子也没名字，这倒也说得通。不过，警长显然是把我跟别人搞混了。但这也无妨，我不如将错就错算了。他对我一无所知固然好，可他如果认错了人，那岂不更妙。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利用他，帮我最终找到黑匣子。

“他去了美国。”我答道。

“哦，这样啊。”警长说，“不会吧？他可是个顾家的好男人。我上回问他，他说弄丢了打气筒。他老婆给她生了十个儿子，当时又怀上一个，眼看就快生了。”

“那孩子就是我。”我微笑着说。

“哦，就是你啊。”他附和道，“你那十个哥哥现在在哪儿？”

“都去了美国。”

“那可是个神秘的国家，”警长说，“幅员辽阔，住的全是黑人和外国人。听说那儿的人很喜欢射箭比赛。”

“的确是很奇怪的地方。”我说。

这时，门口响起一阵脚步声，一个胖墩墩的警察提着警灯，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有一张犹太人的脸，肤色暗沉，鹰钩鼻，浓密的毛发又卷又黑。他下巴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每天都刮两次胡子。他嘴里两排亮白的烤瓷牙，一看就知道是曼彻斯特产的，所以笑的时候特别好看，就像橱柜上摆放的代尔夫特精陶[21]。他和警长一样，也很粗壮、敦实，但看着却要精明得多。他的脸瘦得出奇，目光机警而敏锐。单看这张脸，他更像诗人而非警察；然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又太缺乏诗意。

“麦克鲁斯金警官。”普拉克警长介绍说。

那警官把灯往桌上一搁，跟我握握手，很严肃地告诉我现在几点几刻。他的嗓音很细，近乎女声，语调也十分柔和。然后，他把那小灯放到柜台上，来回打量我和警长。

“是自行车的问题吗？”他问。

“不是。”警长说，“他是外地来的，说是没有骑自行车。他也没有名字。他老爸住在很远很远的美洲。”

“哪个美洲？”麦克鲁斯金问。

“美洲合众国。”警长回道。

“要是在那边混，怕是已经发大财了。”麦克鲁斯金说，“那边都用美元，地底下都是美元、美钞和金条，打壁球、打高尔夫、玩各种乐器，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都说那是个自由的国家。”

“人人享有自由。”警长附和道。“我问你，”他对麦克鲁斯金说，“今天的读数记了吗？”

“记了。”麦克鲁斯金说。

“把黑本子拿出来，好好念给我听。”警长命令道，“说个大概就行，看我明不明白。”

麦克鲁斯金从胸口的衣兜里掏出个小黑本。

“十点六。”他说。

“十点六。”警长说，“表盘上显示几度？”

“七点四。”

“杠杆上是多少？”

“一点五。”

说到这儿，两人都停了下来。警长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就像在解一道复杂的算术题。过了片刻，他终于想明白了，于是又问他的同事。

“有没有下跌？”

“三点半的时候跌得挺厉害。”

“这很好理解，也相当不错。”警长说，“你的晚饭在里面炉架上。牛奶喝之前，记得晃一下。这样，后面的人也能喝到里面的脂肪，也就是最精华、最有营养的部分。”

一提起吃的，麦克鲁斯金警官笑了。他松了松腰带，走进里屋。不一会儿，就听里面响起了稀里哗啦的声音。他好像在喝玉米粥，没用调羹，也没用手端着。警长请我坐下陪他烤火，然后，从兜里掏出根揉皱了的烟卷递给我。

“你爸真是走运，能住在美国那样的地方，”他说，“尤其是年纪大、牙不好的话。没什么病不是牙引起的。”

“是啊。”我附和道。我打定主意尽量少说话，不如等这两个怪警察先摊牌，然后再找办法对付他们。

“因为人唾沫里的细菌和病毒比老鼠皮里面还多。美国人啊，牙齿就是棒，跟刮胡子的肥皂沫似的，比打碎的瓷盘子还考究。”

“的确如此。”我说。

“就像黑乌鸦孵的蛋。”

“是很像蛋。”我说。

“你走南闯北，进过电影院吗？”

“没有，”我谦虚地说，“可我知道里头黑漆漆的，除了墙上的照片，什么也看不见。”

“但你能瞧见美国人的好牙。”警长说。

说完，他认真看了一眼炉火，无聊地摸起了残留的黄牙。而我则还在好奇他和麦克鲁斯金之间那段神秘的对话。

“请问，”我壮起胆子说，“你们警察那黑本子里记的是什么读数？”

警长狠狠瞪了我一眼，目光灼热得像那炉火。

“智慧源于问而非答。”他说，“你问问题，那是智慧，而我不回答，同样是智慧。这地方犯罪率大幅上升，你信吗？去年共有六十九起无灯驾驶，四起车辆盗窃。今年可好，八十二起无灯驾驶，十三起占用人行道，四起车辆盗窃。此外，还发生过一起蓄意破坏三挡变速车的事故。下次开庭肯定会提出控告，控告方将会是教区。你等着瞧吧，年底前肯定还会有打气筒被偷。真是卑鄙无耻，给咱们郡抹黑啊。”

“是啊。”我说。

“五年前有人报案，说车把手松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少见？结果，害得我们仨花一周时间才拟出一份控告书。”

“车把手松了。”我喃喃道，实在不明白他怎么总爱谈自行车的事。

“还有，刹车失灵也是个问题。这国家到处有失灵的刹车，一半的事故都是由此造成的，而且还家族遗传。”

我见势不妙，想换个话题，别再聊自行车。

“刚才你告诉我智慧的第一条法则。”我说，“那么，第二条呢？”

“这我可以告诉你。”他说，“其实总共有五条法则：问该问的问题，但绝不回答；不管听到什么，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考虑；务必随身携带修车工具；行车、走路尽量往左转；绝不先按前刹车。”

“真有意思。”我揶揄道。

“只要遵守这些法则，”警长说，“就可以保守灵魂，永远不会在路上滑倒。”

“那麻烦你告诉我，”我说，“这些法则哪条适用于我今天来这儿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今天，是昨天。”他说，“对了，你到底有什么问题？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昨天？我当即断定，想听懂他说什么，哪怕只听懂一半，根本就是浪费时间。还是接着往下问吧。

“我来这儿是想报案，想告诉你我的美国金表被偷了。”

警长狐疑地看看我，很是吃惊，竖起的眉毛都快碰到头发了。

“这可太惊人了。”过了半晌，他才说了这么一句。

“为什么？”

“谁会不偷自行车偷手表啊？”

听听，这也太冷酷、太没同情心了。

“那你搜我身嘛。”我说。

“谁会骑着手表上马路？谁会把一袋泥炭搁手表横档上推回家？”

“我没说小偷要我的手表当车骑。”我争辩道，“他很可能自己有车，所以才能趁天黑悄悄溜了。”

“正常人不偷自行车偷别的东西？我一辈子都没听说过这种事，”警长说，“——当然，打气筒、裤腿夹、车灯之类的除外。我都这把年纪了，你不会告诉我世道已经变了吧？”

“我只是说有人偷了我的手表。”我生气了。

“好的，”警长果断地说，“我们一定会着手调查。”

说着，他朝我爽朗地笑了。明摆着，他根本不相信我说的，以为我精神不正常。他在哄三岁小孩玩儿呢。

“谢谢你。”我小声说。

“东西找到以后，麻烦才真正开始呢。”他很严肃地说。

“为什么？”

“到时候，就得开始寻找失主。”

“可我就是失主啊。”

警长一听这话，不禁摇摇头，放声大笑。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可法律是极其复杂的东西。你如果没名字，你就不可能有手表，被偷的手表就不存在。手表如果找到了，就得归还失主。你如果没名字，就等于一无所有，就不存在，连穿的裤子都不是你的。反过来说，你也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法律根本管不到你。”

“那表上还有十五颗珠子哪。”我快气疯了。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戴这块表，被误认为他人，那么你可能会被控偷窃或普通盗窃罪。”

“我脑子都快炸了。”我说的是实话。警长善意地笑了笑。

“我感觉，”他微笑道，“这表要是找到了，上面一定还带着铃铛和打气筒。”

我开始对自己的处境产生疑虑。看来，已经不可能让警长关注自行车以外的东西了。既然如此，那就最后再试一次吧。

“您似乎有这样的印象，”我冷淡却很客气地说，“以为我丢了一辆美国产的黄金自行车，上面镶了十五颗珠子。可我丢的是手表，而且不带铃铛。只有闹钟才带铃铛。另外，我也没见过手表还带打气筒的。”

警长又冲我笑笑。

“两星期前，这屋里来过一个人，”他说，“告诉我他八十二岁的老母亲失踪了。我让他描述一下老人的相貌特征，也就是填写我们从办公用品处免费领来的信息表。他说，他母亲的钢圈生锈了，后刹车经不起猛拉。”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处境就很清楚了。就在我正要换个话题的时候，忽然有个人探头进来，看了我们俩一眼，然后进到屋里，轻轻关上门，往柜台前走来。这是个红脸膛的粗汉，穿一件厚外套，垂下的两股麻线绑着膝盖。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迈克尔·吉尔黑尼。这人并没有站到柜台前，像在酒馆那样。相反，他走到墙边，两手叉腰，斜倚在墙上，用一只胳膊肘抵着墙面，平衡着全身的重量。

“嘿，迈克尔。”警长亲切地招呼道。

“态度这么冷淡。”吉尔黑尼先生说。

这时，里屋传来一阵叫喊声，我们三人都听见了。麦克鲁斯金警官正在里面吃午饭呢。

“给我拿支烟进来。”他嚷道。

警长又从兜里掏出一支揉皱了的香烟，递给我，然后伸出大拇指，示意我送到里屋去。我接过烟，正要往里走，就听警长翻开一个大本子，开始询问那红脸的汉子。

“什么牌子的？”他说，“型号是多少？配车灯和打气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