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史前中国

中国人文化大一统的绵延不断的历史，比世界上任何其它文明的历史都要长，尽管中国文明绝不是最古老的文明。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比印度河流文明、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都要晚得多。然而，中国文化整合为一体的时间早。而且，和其它古老文化不一样的是，中国文化从未发生崩溃。相反，自从实现整合之后，中国文化始终以不同程度的有效性继续发展。它与其它文化的接触非常之多。中国人曾经被几个外来的王朝征服过统治过，但是他们总是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去影响征服他们的外夷，并且能够最终同化这些蛮族，以恢复自己血系的王朝。中国文明最早建立了有效而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能够管理城市和乡间的庞大人口。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被外族推翻过。

中国历史学家（原文如此—译著）孟子认为，中国历史以500年的周期作循环往复的运动。其格局总是：先是被外来的征服者统治，接着是外族征服者被同化，然后是天下大乱的时期，最后是在一个新王朝统治下实现中国人的重组，这个重组的时期是推行咄咄逼人的世界政策和对外征服的时期。倘若历史真会重演，中国应该能够脱离俄国人的羁绊，在二三百年内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认为中国人纯朴、友好、不好战的观点，离事实相去甚远。中国在自己的几个历史时期曾经是世界强国，曾经把她的征服推进到令人震惊的遥远地区。

中国可以断定的最早纪年，是公元前2250年，其根据是《史记》所载的天文观测。但是中国的发展迅捷。商代初年，约在公元前1750年，中国已经与西方的各种文明并驾齐驱了。自此之后，中国始终保持着令人钦羡的高水平的文化，保持着世间无与伦比的绵延不断的传统。

有几个因素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优势，现代的科学农业推广之前，中国的农作物和栽培方法在世界上大概是最为优秀的。这使中国有能力支持与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密集的人口，而且使中国人口密集的地区要辽阔得多。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人就关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早在基督纪年之前很久的时期，他们就形成了一套网罗精英人才参政的技巧。心术不正的男子和女子统治过中国。然而，很少出现过脑子不灵的笨伯统治中国的情况；即使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统治也非常短促。由于这一套培养和遴选精英的技巧，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中国的统治体制成功地结合了英国政府公务员制度的长处和美国民主制度对人力资源的广泛利用。最后的一个因素是，在极为悠远的古代就创造了文字，这种文字又与口语脱节，所以许多操不同方言的人能够纳入一个单一的民族和单一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这种文字使行政官员能利用过去统治者的经验；西方的行政官员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每个欧洲国家的历史都发生过频繁的文字变革。

与印度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一贯富有历史头脑。中国的历史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遗憾的是，他们借古喻今的欲望，他们对系统条理性的爱好，常常导致重修过去历史记录的后果。所以，早期竹简上记载的历史，不如经典著作里记载的同一时期的社会那样富有田园诗似的美景。然而，所有史籍记载的文化信息中，有很大一部分有确凿的事实根据，这倒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阶段，显然是北极圈共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遗址，常包含圆形的地穴，通常被称之为地穴式居室。但是地穴如此之小，所以它们用做地窖式粮仓或储藏室的可能性更大。即使被用做居室的话，恐怕也是冬季避寒才用的居室。最早的农作物是一种高大硬杆的粟，叫高梁，就象今天华北栽培的高粱。陶器上一些偶然的印痕被解释成稻谷留下的印迹。但是，如果真是这样，至迟在公元前2500年时华北就已经在生产水稻，这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难解的问题。与粟、稻（？）文化同时出现的，还有猪和狗的饲养业，华北人养猪养狗是用于肉食。早期新石器阶段结束之前，绵羊和牛也相继出现。遗址中偶然能见到的马骨说明，当时的马仍然是狩猎的对象，而不是家养的牲畜。

商代以前无文字可考。论述事物起源的《易经》里说，汉字发明之前，古人已在借用绳结记载信息传递书信。秘鲁印加人使用的结绳记事法说明，绳语可以是非常有效的。《易经》屡次三番经过修改和编纂，故其中所言不能尽信。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易经》的编修者均为学者兼哲人，他们认为宇庙自有其逻辑组织；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远古半神半人的君王通晓神谕，洞察宇宙的逻辑结构。远古君王要洞察天理，方能加强并维持天理；只有在洞察天理之后，他们才将自己的才智转到功利之器的发明上去。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始于商代（前1766—前1122）尽管商代在经典中常有记载，然而几年前它仍然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时期，直到黄河河套地区（原文如此—译注）前不久发现了很古的甲骨文。自那时起，人们对商代的王陵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易经》中记载的历代商王，大部分在当时的甲骨文中得到了证实。出土的商代文物，当时的甲骨文，再加上传统的文献，使我们对商代的了解胜过了对其后若干历史时期的了解。继商代之后的周代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录，然而迄今为止，尚未用令人满意的现代科学考古法发掘出任何周代的遗址。中国人收藏古董的兴趣给青铜器和石刻文物提供了市场。最迟在纪元初期，盗墓之事已屡见不鲜，以盗墓为职业已司空见惯，虽然盗墓者声名狼藉。盗墓者使许多艺术珍奇重见天日，可是孤零零脱离遗址的古物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安阳殷商帝王陵墓的发掘，迄今仍然是科学考古的唯一的孤立佐证。此地发掘的文物中，最能说明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文物是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商王对占卜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用几种方法进行占卜。他们最喜爱的方法是用火烧灼牛的肩胛骨以问吉凶。商代的祭司在甲骨上刻契占人的问题，用火烧灼，然后从甲骨上的裂纹看兆象定吉凶（此为原文所述占卜顺序—译注）。占卜的问题主要是宫廷大事、礼仪良辰、风雨气候、作物收成、出征吉凶等等。

商代的贵族似乎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证据见之于商王墓葬之中。他们的陵寝被视为死者的居室，其中的铺陈摆设与宫廷无异。墓中置放着青铜的兵器和甲胄、石刻和玉雕、青铜的礼器。青铜器的造型雄浑精湛，其浇铸技艺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

商帝国的结构，似乎介于征服性帝国和部落联盟之间。帝国各部分在政治上是自足的实体，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皇家参议会或贵族议事会之类的机构。各地区由世袭贵族统治，各地贵族臣服于商王，并且从商王主持的祭礼中分享好处。中央政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商王的品格。商王弱，贵族就互相征伐。在任何时候，商王都在与华夏族之外的蛮夷交战。甲骨卜辞中反复提及一个叫做“牧羊人”的部落，这个部落生活在商帝国西部边陲之外。商王常常袭击蛮族部落虏掠奴隶，尤其虏掠战俘用于祭祀的牺牲。在卜辞所列的牺牲之中，可以看见这些“牧羊人”与家畜是相提并论的。

商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巫术取向，虽然它同时又缺乏神秘主义。每个村子都举行每年一个周期的庆典，都祀奉自己的祖先。各地的贵族还主持其它一些典礼，为本区的人民赐福。显而易见，各地都有自己崇奉的独特的二等神衹，亦有其信仰的山精水怪。最后是由商王主祭地位最高的神衹，尤其是天上的神灵，祈求神祇给全国賜福禳灾。商王和贵族主持的祭礼均有其严格的程式。每一种祭礼各用何祭器祭品，亦有严格的规定。毋庸置疑，每种典礼的程序也有严格的规约。

商人的族源尚不明确。显然他们的祖先从西北进入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征服者进入中原时始终遵循的路线。而且，商代的开国年代（约公元前1500年），与亚利安人侵入印度，与草原民族入侵近东的年代颇为接近。亚利安人和北方草原民族和商人一样，已驯化马，已在使用马车。人们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商人把许多西方的文化成分带入中国，尤为显著者有小麦和大麦的栽培、马的役使、战车、青铜铸造和文字。小麦和大麦在商代确已出现，这两种作物起源于西方是不庸置疑的。但是龙山文化1各部族已经知道驯养马牛羊。没有迹象表明，商代的建立导致了畜牧业的大发展。而且，商人亦不利用牛奶；如果说商代文化是由草原民族的共生传统衍生而来的，那么商人不喝牛奶就成了他们一个令人费解的特征。

1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800-前23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分布于山东、河南等地；磨制石器发达，制陶已使用陶轮；已出现卜骨；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亦较发达；早于商代文化。

无论商人的族源是什么，商代建立之初，华北地区有许多独立的部族，它们的新石器文化变化多样。可是，到了商代末年，华北已经形成统一的，不容置疑的华夏文化。在许多方面，商代预示着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商代起始于外族的入侵，随后是外族被同化；商代使文字的地位上升，此后的中国文化亦重视文字；对学问的尊重亦肇始于这一时期，宗教仪式也形成于商代，在人与超自然力的关系中技术已战胜了情感；尤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商代使这样一个模式明确固定下来：将最重要的世俗和神圣两种职司授予同一个人；有知识的贵族阶级也形成于商代，他们兼有祭司、武士和统治者的职能，这样一个贵族阶层的出现使政教成为完全合一，不可分割的整体。

而且，贵族阶层的出现根本没有产生神权政治。中国人办事的态度是非常实在的，这样的态度使宗教成为政府的补充。上述商代的文化模式在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保留了下来，使中国免受了祭司和君王的倾轧之苦，正是这样的倾轧使许多別的文明分崩离析。早在商代没落之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宣传战的格局，后来历代的改朝换代者都利用了这样的格局。周入侵入中原推翻商朝时，把末代商王描绘成罪恶和残暴的怪物，自称自己是上天派遣的仁义之师，旨在救百姓于水火，惩罚商朝暴政的罪恶，以便恢复天下太平。

9-2　历史时代早期的中国

周代建立之后，中国进入了历史完全明朗化的新阶段，中国文化大多数典型的模式此时已呈现出来。其中的许多模式在商代业已形成，但是到了周代它们才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其说周朝是一个朝代，毋宁说它是一个时期，在历代王朝的纪年表中，周朝大约起始于公元前1000年，灭亡于公元前221年，但是周天子对全国的控制时间大约到公元前770年就已经结束了，这一年是都城东迁至洛阳的一年。甚至在此之前，封建制度固有的破坏力量就已经开始削弱周天子的中央集权了。周王朝的成就，是建立起全国彻底整合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中国原已存在的文化模式和从西部蛮族借用的文化模式可以得到发展，可以被组织起来。周朝的开国元勋在把先前业已存在的文化模式整合成一个体系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个人作用，这一点难以判断。周代初期的几位天子，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把夏文化成分与草原蛮族文化成分整合起来的经验。

据《竹书纪年》1载，历代周天子的历史均表现为不可动摇的权力意志，崇尚大治和崇尚礼仪的结合。直到周人对商王称臣的历史结束之前，周人对商王的权力、秩序和礼仪在外表上都非常之敬重；然而与此同时，他们逐渐把商王之下的小国越来越多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周文王灭商纣王建立周朝时，他表现出最大的惋惜和遗憾，并且立即着手去整顿社会秩序和国家的秩序；根据竹书记载，他按照严格的体制整顿天下的秩序。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国历史学家总是笃信伟人理论的—周天子建立的新体制甚至改变了家庭的组织结构。显然在贵族血统的继承上进行了变革。然而，改变任何社会的家庭结构都是最艰巨的任务。周代实际的变革可能是这样的：鼓励商朝遗民中的贵族改变一些风俗习惯，使商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与周朝贵族的家族制度一致起来。因为农民的主要职能是纳税，所以新王朝曾试图改变农民家庭的组织习惯，这一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1《竹书纪年》—中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计20篇，叙夏商周三朝（迄至前299年）史事，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记。

周代贵族组成大的家族，颇象后世历代王朝的贵族家族。家族的核心，是同一祖先传下来的一群男子，整个家族住在一起，象一个股份公司，由最年长的男子控制。联合家庭及由其组成的姓氏群，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家族和氏族的控制是强有力的父系控制。大家庭中出生的女子实际上不被当做是本族人。她们不会被引介给祖先的亡灵，而是在出嫁时被引介给丈夫祖先的亡灵，出嫁之后她们就成为丈夫大家族的成员。从理论上说，婚姻是单偶制。但是，贵族家庭的闺秀出嫁时常常带着一位妹妹和各种女仆，实际上妹妹和女仆自然就成为陪嫁的庶妻。妇女的地位相当高。贵族妇女虽然静居独处，但是她们并不被禁锢在后宫之中。这个时期的妇女常常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许多迹象表明，常常有丈夫与妻子共议朝政之事。

在周帝国的组织中，家族內部男子的基本关系被当做仿效的模式。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被认为也反映在天子与上帝、天子与臣民的关系之中。周代创设了帝王的名号“天子”，上帝与天子的关系是亲子关系，天子与臣民的关系也是父子关系。据信天子对臣民行使父亲对儿子的双重职责：施之以仁爱、教之以德行。周代着力坚持的第二种家族关系，是辈分之别而形成的长幼关系和兄弟之间的关系，幼者始终应该尊敬和服从长者。这一关系反映在不同等级的贵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之中。最后还有一种关系，它并非起源于家族关系，这是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作为封建领主及其贵族追随者互表忠诚的基础。

商代时城市不断发展，周朝保持了这个发展趋势。周代贵族住在城里。城市设防坚固，是行政中心，也是集中和储存实物税的中心。此外，城市又成为贸易中心和宫廷用品的制造中心。封建宫廷由封建君主的家族、追随他们的贵族以及他们的谋士和官吏组成；不过，并非所有的谋士和官吏都是贵族出身。城市成为学问和享乐的中心，并且给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

周代的开国君王所创立的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很快就证明为不能运转。几个原因促成了中央集权制的迅速瓦解。它赋予天子的责任过多过重；王位继承的规定又非常僵硬，常常使继位者的个性听其自然，以至使虚弱或邪恶的统治者得以登基。帝国处在北方和西部蛮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之下。周朝贵族日益成为军事贵族，他们只擅长武功。和他们乐于保卫周朝社稷一样，他们还乐于兼并相邻贵族的地盘。晚至公元前700年，周王朝的军队仍然沿袭贵族驾战车和轻装步兵簇拥战车的组织兵法。可是，征调未经训练的农民的老传统，逐渐被常备的职业士兵所取代。这样就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既要支付王侯府邸的消耗，又要支持领主的军事设施。这样的府邸在许多城市里建立起来，它们互相竞争，比奢侈比排场。国境上的诸侯召募越来越多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军纪败坏，他们的抢掠加重了平民原有的苦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原因之一，是贵族出猎时给农民的庄稼和财产所造成的破坏。这说明周朝贵族所进行的大规模围猎和追猎，与元朝贵族组织的围猎和追猎相仿佛。

在频仍的战争压力之下，贵族把越来越多的教育和行政事务托付给新兴的专业的仕宦阶层。过去被贵族阶级垄断的教育，如今被平民化了。许多城市兴办了学校，学校里传授贵族们过去所学的一切课程，可能只有箭术和驾驭战车的兵术除外。封建领主的政治顾问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前程。学过历史和政治权术的平民谋求统治者的庇护。他们离开故国游说四方，谁给最优厚的待遇就在谁的门下做食客，他们觉得这很符合自己扬名显声的理想。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圣哲，如孔子孟子等等，就出自这个仕宦群体。根据这一背景来看问题，他们的哲学体系关注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长期征战和动荡的状况，越来越多的蛮族被纳入中国社会的形势，看来是削弱了对古代祭献仪式灵验度的信仰。因为祭礼是天子的主要职司—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对祭礼信仰的动摇又削弱了中央集权。到公元前700年，帝国分裂为14个互相征战的诸侯国。周天子的角色变为略似中世纪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扮演的角色。这一角色声威显赫，可它实际的权力和财力却非常之小。天子在政治上的控制范围只限于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就是历代天子直接统洽的那个小国。天子的财政收入仅限于这个小国农民所缴的捐税。

约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战术。在此之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用装甲战车作战。公元前4世纪时，西北部各诸侯国开始用骑兵作战。看来这段时期是有效的骑兵战所需的装具和战术兴起的时期，骑兵战兴起的地方大概是在大草原上。树形马鞍、马刺和复合弓，再加上既可以一字排开冲锋又可以迅速机动的训练有素的骑兵—这个战术发明在战争中的革命性，与后世坦克飞机的革命性可以匹敌。它改变了中国与大草原接壤的整个边境线上的力量对比。

随着蛮族雇佣兵的出现，中国的战争带上了一层新的更加血腥的外观。顽强防守之后，坚固设防的城镇还是要落入敌手；破城之后所进行的精心安排的大屠杀，使城里的平民百姓丧失了坚决抵抗的勇气，本来坚固设防的城市是封建社会防卫上的长处。而且，在过去的战争中，战俘通常在战役结束之后会被释放的，他们的遭遇无非就是割去耳朵之类的屈辱；可是现在，他们现在被蓄意屠杀净尽，以削弱敌方可资利用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被屠杀的人数被精心地记录下来。据说长平城陷之后，被斩首者达40万之众。即使考虑东方书籍中常有的夸张，继续不断的杀戮一定造成人口锐减的后果，这就给相邻蛮族移民强大的滚滚洪流腾出了空隙。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农业人口的纳税，所以这个栘民浪潮很可能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入侵者很快被融合，故移民浪潮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尽管中国遭受战争之苦—或许正因为她饱经战祸，战国之前的一段时期，是精神活动极不平凡的一段时期。私塾兴起，与官学并立，并最终接过了官学的主要职能；它们吸收平民入学。私塾造就了古代世界中最庞大的一群知识分子，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群知识分子全都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找出一种减轻苦难的办法。苦难的生活显然是政治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不清明使生活难以忍受。不同的哲人对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由此而生的哲学体系中，以孔子、老子和孟子创立的体系最为重要。前两家学派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学派的影响尤其深远。由于官方的支持，它对许多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不通汉字的欧洲学者来说，要清楚了解这些哲学派别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汉语句子象电报一样精练简短，可是它们并不象电文那样语义清晰。我们看到，中国学者自己对古代文献的释读就是见仁见智颇有歧异的。

孔子生于华北，他创办的私学是在鲁国。在他那个时代，统治鲁国的仍然是周天子分封的公侯。孔于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他深切关注历史先例，坚信周武王建立的组织严密的王国是黄金时代。他编修周朝古籍，使之理想化，经他整理的古籍仍以当年的面貌流传至今。他的学说意在伦理，完全不带超自然力的痕迹。他的观念难以翻译成西方的文字。他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天生的同情心。这种同情在家族里表现得最为强烈，但是理想的境界是把这种同情宏扬开去，直至它包容全人类为止。为了使同情心发挥作用，有必要首先端正“名分”。在孔子的哲学中，“名分”使人想到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名分”被视为理念世界中存在的客观实体。

在实践中，孔子讲究道德并力求精准。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阐明各种社会角色的身分和作用。与同时代的其他仕宦一样，他到处游说，寻求圣君贤王庇护并贯彻他的学说。最后他被任命为鲁国的一位小官。据说他晚年在鲁国宫廷供职期间，在跟随鲁公出巡时喟然长叹日：出巡的队伍顺序说明世风日下，骄与恶（公侯及其宠妃）走在前面，智与德（即孔子）却远远落在后面。

儒学在孔子的两位追随者孟子和荀子的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二人在孔子最初提出的“名分”观念上意见一致；然而，在德性与人性是否一致上，在“仁爱”是否是善行的动力上，两人的主张却绝然相对。孟子信奉人性善。他认为，个人不受干扰会自然趋向善行，亦如水之往低处流一样地自然而然。因此，他的弟子坚决反对各种社会强制措施。与此相反，荀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天生的恶与善。他认为，仁义是习惯使然，唯有通过反复的善举才能养成仁义的品性。因此，他可以被认为是个性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与此观点一致，他对远古的权威持怀疑态度，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当代的圣贤则最能透彻了解并指导这一进程。

孔子学说几经坎坷沉浮，到汉代后期被接受下来，并尊奉为帝国组织的指针。有这样一个传说—也许它并不可信：汉代有一位皇帝看到复活之中的贵族实力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日益严重的袭扰，于是就召见一位儒生，问他有何良策免除贵族的威胁。儒生答曰；“让其子平分其封地。”儒生的智谋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使皇帝决定把儒术尊为汉王朝的官方哲学。

即使上述传说真有其事，一件事也好，官方施舍的什么恩惠也好，都不足以解释，何以儒学能在近两千年内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解释这个问题的线索，或许是弗朗西斯。徐所谓的中国人“随遇而安”的典型的性格特征。根据这一深刻的分析，中国人很想把握他们所处的许多不同的情景，以便于调节自己的行为。他们看重成功的自我调节。胜过任何抽象的价值体系。儒家哲学把人的各种地位和作用区分得清清楚楚，阐明了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给人提供了明确界定了的行为模式。

老子的学说实际上在一切方面都与孔子的学说相对立。儒家重人际关系，只是在坚持恰当的礼仪这一点上才注重超自然力。老子的学派不注重人际关系，只注重理解天理，包括我们认为是超自然力的一些东西。儒家谋求使概念日趋明晰，在探求概念明晰的过程中，强调钻研学问，尤其是强调研究历史。老子转向沉思和内省，他乐意让自己学说中的基本观念模棱晦涩，满足于谋求用灵感而不是用先例来解答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学派常常被叫做道家，它兴起于中国南方。显然它谋求把华南早已存在的态度和信仰组织成一个体系。显而易见，道学是从古老的自然崇拜和混乱无序的超自然力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统一之前这些原始崇拜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民俗传说进入了道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老子是否真有其人。道家崇奉的神衹很多，有些是超自然力神，如玉帝和慈悲女神。慈悲女神叫西王母，等同于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在接受了基督教的地区她又等同于圣母玛丽亚。道教中的其它神祇是古老的英雄传说。战神是公元三世纪战死的一位将领。有趣的是，是否可以设想，道教的神秘主义和印度的神秘主义是否可以回溯到东南亚古老的共生文化传统，因为这个共生传统对两种宗教都产生了影响。

老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观念是宇宙处在常衡不断的变化和重组之中；两条对立的原则阴和阳组成一个动力场，生生不息的宇宙就处在这个动力场中。这位中国贤人并不认为阴阳二原则是矛盾冲突的。它们象一根磁铁的两极一样达到了平衡。两种力都完全是非人力的、非道德的力量。宇宙是一个战场的思想（如祆教中的创世神奥尔穆斯与妖魔阿里曼相斗、基督教中的上帝与魔鬼相斗），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站在其中一边积极参与斗争的思想，与道家的哲学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它认为阳阴通常保持着平衡，只是在偶尔之间受到干扰而暂时失去平衡。智者追随中间道路，此谓之道。个人要靠沉思才能受到启示而悟道，尤其是要在未受人影响的自然界中去沉思才能悟道。典型的中国山水画中，高山飞瀑，古木参天，画面的前景中独坐一人沉思默想，这样的画面表现道家思想最完美的意境。在大自然的面前，在庄严肃穆的自然力面前，人确乎是微不足道的；明智的作法就是谋求了解自然力，避免扰乱自然。

作为其学说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道家逃避政治活动，它劝说个人通过沉思冥想以回到自然，并从中求得安稳和满足；它劝说人要放弃行动，以免打破阴阳平衡。道学初创时不关注社会关系。然而，处在哲学思想最终必将转向政治问题的社会环境里，道家不得不提出自己的政治学说。道家对自然的态度构成了自然人即幸福人观念的基础。这样的人骨骼强壮、肌肉发达、头脑空虚，这些品质正是独裁国家所要求的臣民的品质。统治者的职责就是让臣民吃饱肚子、埋头苦干、乐天知命、麻木不仁。他不应该教化臣民，不应该开启民智，这既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对农民有好处。尤为重要的是，受治于人者应该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应该被剥夺了解政治的可能。这些信条自然激起了儒家的强烈反对。

墨家兴起的年代与儒家相同。它的基本原则是兼爱，但是它不注重以关系亲疏为基础来决定爱的程度；以关系亲疏来决定仁爱是儒家强烈坚持的主张。墨家主张，个人的爱应该平等地遍及于天下一切人的身上。墨家与儒家和道家相对，它毫无疑问是信奉神的宗教，事实上，它几乎是一神论宗教。世界不由命定，而是为“天意”所定。它又承认其它超自然力的存在，可是它们处在次要的地位。墨家非常注重来世的真实存在。它教导的兼爱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后天学会的，而是被当做一种宗教义务。墨家信徒的态度带有强烈的苦行色彩，他们应该牺牲一切安逸和欢乐去为天下人服务。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实用的态度和苦行结合起来，根据功利效用来评判各种行为的价值。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遣责传授艺术的行为，尤其是反对教音乐。墨家的哲人以勇敢无畏、忠心耿耿著称，他们常担任王侯的谋士。根据他们的教义，他们乐意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肝脑涂地。和平主义是墨家教义的突出特征，但是他们讲究实际，主张把侵略战争和自卫战争区别开来。

墨家的教义和基督教教友派的教义有相似之处。墨家依靠严密的逻辑，缺少初期教友派痴迷的特色，可是两家在人与神直接交流这一点上又是一致的；在个人全心全意献身于人类的同时又保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方面，两家也是完全一致的。在二者的和平主义态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世代饱受战争灾祸的人所表现的由衷的同情。

上述儒道墨三个学派并存了几百年，不但对中国的制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且彼此之间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它们的争鸣驳难中，产生了若干较小的学派。其中对中国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只有一家，即法家。法家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套有效的管理国家的模式。它的思想在秦国的组织中发展得最为完备。几百年之后，秦国崛起，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当时的中国被颓废的封建制度所引起的无休无止的战祸折磨得虛弱不堪。法家的基本观念是实行法治，并尽量根除人治的因素。他们专注于制定成文法，使法律条文的意义非常准确严密，以便使个人的意见无法侵入法律的实施过程。他们大概是世界上首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首批思想家。周朝贵族免受周朝法典的制裁。考虑到这个背景，法家的思想就是一场革命。法家的严刑峻法，不徇私情的主张，把秦国锻造成为一柄可怕的利剑，使之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团结一致。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到了新的王朝汉代之时，法家这一学派却销声匿迹了，虽然它的原则涂上了一层儒家的色彩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有趣的是，主要是由于法家学说与欧洲法制思想相似，所以它在中华民国初期曾得到短时间的复活。

诸子百家的种种思想都不能阻止周朝最后几百年间天下大乱的势头。骑兵战兴起后的战争更为血腥残酷，人口因此而急剧下降。滥杀战俘的结果，是贵族的人数大大减少。秦国位于黄河上游北岸，这使它幸免于上述的的灾难。秦岭山脉是它的保护屏障，使它幸免无大多数战祸。秦国的历代君王及谋士都是卓越的政治家。尽管其终极目标是夺取天下统一中国，然而他们避免打无取胜把握的战争。他们自始至终遵循增强实力的国策，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秦王的谋士主要是法家；在他们的指导之下，秦国由一般的封建小国转变为一个面向征服霸业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它所具有的现代性质使人吃惊。

秦国的军队据有受宠的地位。人人都可能会终身服役。一切官吏均兼任将领，带兵打仗。凯旋将领和骁勇士兵受到重赏。败将懦夫常被处死。法家务求赏罚分明，以严厉手段确保上述奖惩条例的严格执行。这个奖惩体制的最大弱点是，它给农民的只有惩罚，而没有奖赏。这样的体制可以使人服从，但是它不能使人尽忠。它不能激发忠诚。在秦国最杰出的君主—历史上称之为始皇帝—的统治之下，秦国终于征服了全中国；此后，秦朝的统治很快就夭亡了。

秦始皇集屋大维的行政管理才能和希特勒的自大狂于一身。从长远的历史来看问题，他巩固中国的业绩，他为后代统治者创建的模式，是非常显著的成就，然而他过激的政策给他带来的却是千古骂名；他企图摧毁古典教育和仕子参政的模式，这尤其使他受到后世人的唾骂。始皇帝幼年登基，继续推行先王开始的扩张伟业。每当征服一个诸侯国或地区之后，他都要将当地的世袭贵族杀戮灭绝，并设置新郡，将其并入日益膨胀的大帝国。征服霸业完成之后，全国共设置了36郡，以后又增加了4郡。每一郡下再设置若干个县，以便于管理。

始皇帝登基时，北方蛮族匈奴的地位日益加强。为了保卫刚刚并入的疆土，他将原来各诸侯国修建的戍边城墙和屯兵点联接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有人认为，万里长城不仅是用来防御蛮族入侵的，而且也是用来防止农民外逃的。正如后世的情况一样，秦朝的经济也是完全依靠庞大的农业人口，依靠他们给国家提供的剩余产品。农民在始皇帝统治之下所受的残酷压榨，必定给农民民逃避赋税和徭役以强烈的刺激。无论修筑万里长城的目的是什么，无论它包括了多少原有诸侯国的边墙，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它永远是一座纪念碑，它铭刻着名副其实的始皇帝那超人的精力和超人的组织才能。

秦始皇个性太强，不可能巩固他的江山。他这种个性的人绝不能容忍儿子具有与自己一样的才华。他刚去世，全国就陷入民怨沸腾的局面。虚弱的秦二世企图保住江山，但是在几个月之內（疑有误—译注）就被推翻了。王朝统治下的太平让位给军阀的混战，饥饿的暴民蜂拥而起、四处抢夺，饥民所到之处，每每造成灾难。经过天下大乱，终于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才能迅速得到证明，全国很快恢复了太平和大治。这位君主名叫刘邦，即使不是他开创了军阀夺取天下的模式，至少可以说他夺天下的模式与后世军阀夺天下的模式一致。他出身于农家，不知书识字，系由流寇起家。后来自封为沛公，最后登基称帝建汉期。汉代时期的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事务中的大国。

9-3　晚期王朝中国

上下两千年之间，中国在政治上、文化上一直是最大的统一的国家。公元100年东汉年间，人口统计报告已达6000万人。应该指出，中国的人口统计总是低估了实际数字，因为农民完全有道理认为，任何官员调查人口都是为了征税，所以他就尽量少报人口。此后的一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几乎静止不变，说明人口增长已经到了极限，资源和技术只能支持这么多人口。公元1100年至1763年，人口统计显示出缓慢的增长。1736年的人口统计是1亿3500万。可是，1736年至1881年之间，人口突然跃升至3亿8000万。此后，中国的人口就稳步爬升了。

在这段历史时期，整个旧世界的人口都突然增加。其原因尚未弄清。欧洲人口的增长，被归因于机械化的兴起和殖民地市场的开拓。然而，人口增长的现象同时还现于中国和印度，当时的中印两国并不存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无论如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庞大人口在文化上的统一性，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在中央政权崩溃的时期，在天下大乱，内战不休的时期，中国人也保持了统一的传统，他们把这样的时期只当做是历史的插曲。

庞大的人口对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使中国确确实实地坚不可摧。外来的征服者凌驾于这个庞大的、文化上统一的、文明开化的人口时，总是要发现自己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总是要被迫接受中国人的文化，总是要最终同化到这个庞大的人口之中。然而，如此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在西方遭遇这类问题已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庞大的人口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较新的问题。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直到18世纪时，还不到2500万人，大不列颠的人口在此之前从未超出过1000万。在集中统一的中央政府之下，管理数以亿计的人口造成了新的问题，恰当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没有找到。

要了解中国政治组织的背景，有必要看一看中国的一般社会模式。除了中国东北部之外—这儿的农民住在孤零零的大农场上，颇象美国农场的模式—单家独户独居的情况极为罕见。真正的居住单位是村庄，许多家庭毗邻而居，村庄周围筑有土墙以防流寇袭击。离村庄很远的地方有若干城镇，城镇的职能是行政中心，是富人的居所（旧中国城里的富人几乎全都是官僚阶级），城里还住着从事服务业的居民，比如制造奢侈品的工匠。

经济运转的方式，在某些方面与印度和西方都有一些差別。没有迹象表明存在着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不存在按种姓世袭的行业。也不存在西方那种把制造业集中于城里的模式—只有在极为有限的地方才存在这种模式。事实上只存在地方特产集中的情况；在一个地区，有些村庄生产一种东西，用以与其它村庄交换別的产品。交换在集市小镇里举行，镇的规模介于村子和城市之间。农民上市镇卖自产的东西，用以换取原料或别人的产品。一个地区生产一种全国使用的篮子，另一个地区集中生产一种铁，如此等等；这种按地区特产品组织经济的方式，反映了统一国家组织经济的模式：强有的中央控制使贸易得以安全进行。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当全国贸易不能正常运行时，这种组织经济的方式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人口的主体是自耕农。中国社会里有两条大的分界线。一条界线是有土地的农民（哪怕是一小块土地）和无地农民的界线。自耕农尤如是船长：无论他占有的是大战船还是小驳船，他总是一船之长，总是有别于水手的；同样，自耕农占有小块土地，他总是觉得要比雇农高出一头。另一条分界线，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和工匠与仕宦阶层之间的分界线。

因为中国农民在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让所有的儿子平分地产，所以他们的地产总是不断地处在分割之中。这就是说，一部分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地被挤出自己的土地而沦为无产游民，到近代则沦为人力车夫之类的城市贫民。每当饥荒和战争的控制机制丧失之际，中国的人口就迅速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就无法支持过多的人口，无业游民就被用来从事最沉重最粗笨的劳动。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源源不绝的劳动大军，正是因为他们甘愿干最苦最低贱的工作，所以奴隶制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扎住根。大户人家的女佣是从小买进的，她们可以被认为是奴隶，然而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家庭成员长大的，她们成年时，主人有责任为她们找婆家。皇宫里使用奴隶，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非常发达的大规模的奴隶制。西方那种奴隶制在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因为使用无业游民更为价廉合算。直到机器时代之后，他们才因为使用奴隶劳动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机器生产中，使用雇佣劳动显然是更为便宜的。把工人的劳动当做商品，等他老弱病残就把他撵出工厂，显然是更加便宜的。如果把劳动者当奴隶占有，因而不得不在他老弱病残时给他以照顾，那就反而不大划算了。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很大，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一点与英国的情况很类似；英国的阶级划分虽然明显，但是平民可以发财并买到爵位。中国社会中的人口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农民的后代可以逐渐步入仕途，又可能再次破落而成为平民。直到前不久，这种社会流动性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跻身官场的敲门砖，是十年寒窗，在竞争激烈的一系列考试中中举。

士子在中国的社会地位颇高。比如，最穷的士子乡村私塾先生的地位，也超过不知书识礼的富商的地位。因此，凡是有能力供儿子读书的人家，都要让儿子读书，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在古代中国，科场考试是营私舞弊现象较少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因为科举考试被认为是整个官僚体制的核心。清代末期和其它的一些朝代里，亦有用捐纳的办法买武秀才之举，武秀才之类的武举相当于士子的科举。中国给买武举的作法取了个名字，叫做“后门及第”。然而，“后门及第”者绝不够做官的条件。

科举兴起于汉朝，大约自公元前200至公元后200年之间。当时，皇帝与士子阶层常有摩擦。据说兴办科举的皇帝称：“士子已如朕笼中之鸟。”然而，事实证明，被困入罗网的正是皇帝自己，因为直到近代，中国政府一直是由士子操纵的。科举到唐代最后定型，大约是在公元700—900年之间。科场考试通常要求作八股文两篇，十二行五言诗一首，诗文的题目均临场指定。此一模式沿袭下来，其形式和内容几无变化，直至1912年共和革命爆发之后方才废止。

要做朝廷命官，至少必须通过乡试。一般要求取得两个品第。一共有四级科试：乡试、府试、会试、御试，御试登科的士子总是极少数。御试及第者即使不立即被委以高官，也会立即受到御赐恩宠。他们会享受朝廷俸禄，一旦官位出现空缺，就立即由他们补上去。乡里以上官员均须任命，只有科场及第者才能被委以官职。乡里一级的管理形式高度民主，由村议事会执掌，这一级议事会与新英格兰市政会相仿。这样的管理形式非常有效，因为议事会是由族长组成的，族长的意见具有权威性。然而，乡里以上的各级政府却是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

科场得意者，通常被委派到离故里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做官。其原因是，一旦获悉某人被委任做官，比如楚家有人要做官吧，所有沾亲带故的人就会立即找上门来，希望找个差事。避开这群渴求沾光的亲戚，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远远离开故土。古时交通不变，被遣至遥远道府做官的士子，就能安然甩掉亲戚的纠缠。然而，机动车和其它便利的交通工具问世之后，新省长到任时，成群结队的穷亲戚就会立即踏破他的门槛，希望利用家族忠孝礼义的模式谋求各种贪污贿赂和庇护关照。

科举考试涵盖的范围很广，这一设计意在显示应考士子的智力和能力。此举背后有一假设：科场中榜者均为聪明人，能很快学会官宦所需的特殊技能。这一设想与美国人的信念截然相对。美国人相信，如果一个人具有本职工作需要的技能，其它的任何东西都无关紧要；我们美国人还认为，政治家个人不仅是在一般兴趣上而且是在一般能力上，都要与普通人尽量接近。中国人的观点，是千方百计寻找德才过人者担任立法和行政职务。所谓德才过人者，指的是至诚待人、廉洁奉公、献身公益的人。官吏的俸禄优厚，这与美国的体制不同。训练有素的美国人不任公职时挣的钱，比担任公职时挣的钱多得多，除非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

中国的科举取仕制，与英国殖民地公务员的选拔制非常相似。直到不久前，英国的殖民地事务官员仍然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行政管理班子之一。英国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也是旨在发现智力过人、富有教养之士；考试范围可能从薄加丘的藏书癖好到如何识读气象图。同样，中国的官吏也是精心遴选出来的、智商很高的人。凡是在满清强盛时期不得不与中国官吏打交道的欧洲人，无不知道中国官吏的素养好、能力强。科举制度偶然也会流产；比如，一位不习水性的四品官被委任去统率北洋水师，结果使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迅速败北。这位官吏遵照士子的优秀传统，向皇帝呈上一首文字精彩的颂诗，然后自尽。然而，除诸如此类的紧急局势之外，科举方法是相当有效的。

六七千学子在乡试中竞争。乡试选拔的秀才大概不及应试者的十分之一。乡试及第者再参加府试，如此等等，直到殿试；殿试金榜题名者不及乡试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即不到60人。乡试及第者可以上府城入府学，以便参加第二轮考试（即府试）。凡乡试登科者已无后顾之忧。他的经济有了保障。即使他家境贫寒，无钱继续求学，邻里也心甘情愿支付他的一切费用，希望他能在府试中再次登科，以谋得一官半职。中国人一向有赌博嗜好，他们乐意为朋友冒险；对于乡邻父老来说，资助秀才进入官场，是有所裨益的。

乡试中榜是一件大事。中榜人的名字镌刻在祖宗牌位上。电报进入中国之前，有一批人专门以报告此类喜讯为生。他们守候在科场之外等侯张榜。中榜的喜讯立即由他们驰送中榜者家里。光宗耀祖的家人大喜过望，常常要重赏送信人。

第二级考试在道府举行，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其程序与初级考试（乡试）相仿。府试中榜者被饰以绶带和金花。他们接着准备进京参加第三级考试（即礼部试）。礼部试及第者再留京参加第四级考试（即殿试）。皇帝驾临科场主持殿试，并用朱笔御览试卷。殿试及第金榜题名者分为四组。一组赐以俸禄，等待填补高官空缺。一组成为宫廷侍从。再有一组被任命为中央各部大臣，最后一组被派遣到省府做官。

毋庸赘言，最后一组的官位是追逐最紧的热门，因为省府总督和道台人人在组织高度完善的中饱私囊的体制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贪污受贿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官职少而不敷分派，所以即使是殿试后金榜题名者，也需要手腕和影响双管其下，方能争取到官位。经过科场四级筛选出来的中国官吏才华极为出色。只要中国政治实际上让这批正大光明地遴选出来的仕宦阶层来掌管，那就会万事大吉的。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没有与科选取仕一样严格的选拔皇帝的制度。中国人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虽然皇位继承中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趋势。一般地说，皇帝在嫡子和庶子中指定一位太子。因为皇帝妃嫔众多，且皇后及妃嫔均选自豪门大户，所以围绕争夺太子继位的倾轧和阴谋就可想而知了。太子一经选定，其母必然立即要对他施加影响，竭力为她家族的所有成员谋到高官厚禄。每个朝代行将土崩瓦解的征兆总是这样的：政府的行政管理从科场选拔的仕宦手中逐渐落入了宫廷的宠臣手里。

宦官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崩溃中，起的是致命的作用。中国的宦官与伊斯兰国家的宦官绝然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宦官是奴隶。而中国的宦官却是自愿入宫的。其中许多人中年以后方才入宫，他们已经结婚生子，为家族尽了孝道和义务。他们之所以受阉去势，是因为入宫以后也许能够爬上高位。尽管他们已经受过腐术，可是他们宫外已有家室。因此，宦官入宫加重了中国行政机构中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毋庸赘言，在这样的条件下弃家入宫的宦官要不是失意之徒就是唯权是渴之辈。他们之所以甘愿作出任何牺牲，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权力。结果使宦官成为一帮危险之徒。他们在宫廷里得势之后，就会篡夺行政职务，并将其亲戚塞入高位、带进宫廷；此时该王朝就气数将近、行将就木了。

中国政治体制的弱点是在最上层。不过，只要统治者得力，这个体制尚能有效运转，而且能培养并募集一个绝顶聪明的仕宦阶层：仕宦阶层在教育及文化背景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在迄今推出的体制中，这一体制是维持一个官僚阶层的最有效的政治体制。召募确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官员，是现代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这也是我们美国人处理得很不好的一个问题。

中国政治更突出的弱点，是无处不在的贪污和惩治犯罪方法两个方面的弱点。中国的贪污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地方官吏俸禄不多，中饱私囊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们究竟能侵吞多少则有一个严格的惯例。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人都预先知道究竟要送多少包袱才合适。这是纽约市民主党人曾经说过的“诚实的贪污”。如果地方官员敲榨太狠，商人和工匠就会进京告状。京师的检查官就不宣而至，封帐捉人，然后才开始调查案子。如果调查说明，官吏的勒索超出常理，就迅速对他进行惩处。中国人审案不会象美国人那样让案子一拖就是十年，课以他收入的百分之三的罚金，他们迅速将贪官斩首示众。这种严刑对过度的贪污是一种威慑力量。

虽然按我们的标准来看，中国人对付犯罪的方式对罪犯比较严峻，可是它不会使公众感到难堪。而我们的作法并非总是这样。他们判案迅速，死刑的方法五花八门。罪犯几无上诉的权利。犯罪现场的目击者受到拷打，据认为拷打目击者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这一作法当然使现场目击者逃之夭夭，所以证词是难以得到的。如果被告是官吏，其罪行不够死判的标准，他就会被递解进京城去听后发落。他在京城被监禁数月数年，周围的人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敲诈勒索，直到把他的油水榨干为止。顺便需要提及的是，这是位高权重的统治者为了聚敛财富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种手段。其模式为：让小官尽情中饱私囊，等候时机成熟，就一口鲸吞他们聚敛的一切财富。纳粹德国就使用了这种方法。凡是极权政治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这种大官敛财的方法。

在世界伟大文明中，唯有中国有如下独特之处。在它的悠久历史中，从未产生过强大的祭师阶层。诚然，在中国早期王朝商周汉这三个朝代中，皇帝本人也是祭师，他代表整个王国祭天。但是，帝王的宗教职能总是从属于亲理朝政的职能，至少是从属于给朝臣理政提供认可的职能。实际的行政管理委托专家即训练有素的官僚进行。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没有建立过庞大的神庙体系；庞大的神庙体系曾经支配过诸如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支配过印度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

中国宗教中最重要的成分是祖先崇拜。任何宗教都有一个趋势，它折射出社会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和兴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家庭的组织和香火的延续。重要性仅次于此的是礼仪模式，礼仪在经典中有繁缛的规定。上述两种最主要的兴趣，在中国人的宗教中反映得十分强烈。无论忠于什么教义，他们基本上都实行祖先崇拜。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兼有迷信的因素和求实的成分。民间传说的鬼怪故事是难以计数的。

尽管中国哲学形成之初带有神秘的色彩，然而中国人的态度是彻底务实的态度。他们对各种宗教一贯抱宽容的态度，宗教中凡是最能使人得利之处他们都甘愿崇拜。他们从来不搞宗教迫害，历史上很少出现过什么殉教者。即使出现过迫害教徒的情况，尤其是迫害佛教徒的情况，也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由于害怕佛寺继续不断地吮吸国家的财富。中国人十分乐意从信仰一种神衹转而信仰另一种神衹，只要改宗看上去能使人得利。基督教从未在中国扎根的主要原因，除了由于它是外国列强的宗教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救传教士对祖先崇拜的反对。

有钱人的葬礼中，出殡的行列一侧常常是由佛教的和尚念经，另一边常常由道教的道士做道场，道士一面口念咒语驱魔，一面焚烧纸钱赏鬼。据信鬼怪会参加葬礼，所以除非你驱魔赏鬼，安抚它们，否则死者的灵魂进入阴曹地府时就会遇到它们制造的麻烦。

中国是文明发展和传播的重要中心，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所做的最大贡献。世界各国人民还居住在小村落里的时候，它就已经在维持庞大的城市人口了。它遭遇到了一个庞大的近代国家所面临的大多数政治问题，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甚至找到了如何对付少数统治者的办法。中国不仅影响了所有的东方文明，给相邻的文化提供了一个中心，使它们不断充实，而且还影响了欧洲的文明。中国对相邻文化的影响，打一个比方来说，仿佛是罗马帝国与周围蛮族的关系；它好比是维持了3000年的罗马帝国，而不是只维持了500年的罗马帝国，它影响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切蛮族文化。

在她的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之一。17世纪和18世纪时，欧洲巳进入繁荣昌盛的时期，可是当时中国的富裕程度，是欧洲望尘莫及的。按照大多数标准来说，中国的开化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欧洲。欧洲人与中国进行广泛的贸易，带回大宗精美的丝织品和瓷器，使英国人大多数的桌上餐具都带上“中国”（指瓷器—译注）的名字。18世纪初叶，中国的商品引进了一种新的风格，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墙纸、橱柜、家俱和书画都模仿中国的风味，谓之曰汉风（chinoiserie）。法国贵族在自己的庭园里修建中国式的夏季别墅。许多法国耶稣会会士被派到中国，他们指望使乾隆皇帝皈依基督教。他们在清廷受到礼遇，但是乾隆皇帝对他们能在科学、数学和军事上作出的贡献更感兴趣，而不是对他们的宗教活动感兴趣。然而，法国耶稣会会士却学习中国哲学和经典。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形成法国革命背景的启蒙运动思想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的，是中国思想对法国思想的渗透。受治于人者忠于治人者，反过来治人者又有义务去保护臣民的福利；如果统治者未尽此义务，臣民就有权反抗—这两种信念都是地地道道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什么时间进入欧洲思潮，是难以证实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它首先露头的时间，是欧洲人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突然发生兴趣的爆发期。从我们所知的文化传播结构来看，至少可以推想，这个思想的源泉是中国。

有趣的是，在卢梭的著作里，自然人的思想颇象道家哲学中的理想。卢梭是耶稣会会士养大的，当时的耶稣会浸透了中国人的思想。然而，道家的自然人建立在对东方农民的实际观察之上，它与卢梭的自然人不同；卢梭给他神秘的自然人賦予一贯正确的直觉和胜人一筹的道德价值。

当前，中国处在混乱和受人支配的状态之中。也许，他们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才能摆脫俄国人的枷锁，使自己的精力重新聚焦；但是，他们一向有能力融合或赶走外来的征服者。中国人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前景，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文明太悠久了，所以他们不可能以俄国人热爱共产主义的那种宗教狂热去拥抱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中国人的心理是智慧老翁的心理，他们阅尽了人间世态，饱尝了人间沧桑，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兴奋狂热了。

中国人超过西方人的一个长处是，他们的文明史比起我们的长得太多了。我们西方人只不过是一群乡下佬，刚刚被引进城市生活之中的乡下佬。我们还在进行调整，身体上的社会生活上的调整，去适应大群人聚居的生活方式。相反，中国人经历了三千多年的非常严酷的自然选择过程，经历了饥荒、疾病和各种各样的竞争。冷峻的事实是，他们在条件较差的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比我们强。这是将来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出现以下的局面时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几个大洲稀稀落落地住着白人，人口庞大的蒙古人种只占有一个大陆，他们的人口又迅速不断地增强。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确信，两百年之内，中国又会出现一个强大的朝代，中国将象过去一样，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