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才读到的小说，最初是一个篇幅只有五十页左右的故事，题为“仿丢勒”。它跟另外两篇同样以历史为背景的中篇合成一个集子，以“死神驾辕”为题，1934年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这三篇小说的标题（“仿丢勒”、“仿格里科”、“仿伦勃朗”）是事后才想出来的，让它们之间既统一，同时又形成反差，这些作品其实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三个独立的片段。这部长篇小说是在1921年至1925年间，即我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之间构思的，我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部分。设想中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广阔的小说长卷，时间跨度几个世纪，涵盖好几组人物，他们之间或者由于血缘关系，或者由于精神上的一致而联系在一起。最初只是简单地命名为“泽农”的四十来页内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章。这部设想过于宏大的小说，在一段时间里与另一部作品最早的草稿齐头并进，那就是后来的《哈德良回忆录》。1926年前后，我暂时放下了这两部作品，上面提到的三个片段组成《死神驾辕》，几乎未加改动于1934年发表，只有关于泽农的那个故事增添了新写的十页左右内容，也就是今天的《苦炼》中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与泽农在因斯布鲁克见面情况的一个缩影。

当年评论界给予《死神驾辕》很多好评；今天重读其中一些文章，仍然激起我的感激之情。但是一本书的作者自有理由比它的法官们更加严厉：他将缺点看得更清楚；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自己原来想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1955年，《哈德良回忆录》完成几年后，我重新拾起这三篇作品，打算稍加修改交付重印。又一次，这个身兼医生、哲学家和炼金术士几重身份的人物吸引了我。1956年写成的“在因斯布鲁克晤谈”一章，是重新回到这部作品的第一步成果；作品的其余部分在1962年至1965年间才最终完成。从前的五十来页中至多只剩下十二页左右，并且还经过修改，散落在今天这部长篇小说里，但是从泽农在布鲁日非法出生，到最终他在这个城市的一个监狱里死去，这一情节线索大致上保持原样。《苦炼》的第一部（《漫游岁月》）与1921年至1934年间写成的《泽农-仿丢勒》的构思相去不远；第二部和第三部（《静止不动的生活》和《牢狱》），则完全是从四十多年前那部作品的最后六页演绎出来的。

我并非不知道，作者仍然在世的时候，由他本人来说明上述情况可能会令人不快。然而，我还是决定将这些情况向那些对一本书的成书过程感兴趣的读者说出来。在此我尤其要强调的是，《苦炼》跟《哈德良回忆录》都属于这一类作品：作者早年就开始构思，后来随着世事变迁时拾时辍，但是他的整整一生都会与它们相伴度过。这两部作品之间唯一的区别，何况也纯属偶然，那就是后来的《苦炼》这本书的草稿，早于最后定稿三十一年就发表了，而《哈德良回忆录》最早的版本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或者说这样的噩运。至于其余的情况，这两部小说都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在很多年里不断夯实地基的过程，直到最后，两本书的写作都是一气呵成。我在别的地方谈到过，至少就我的情况而言，作者与人物之间保持长期关系令人受益良多，作者从少年时代起就选择或者想象的人物，随着我们自己的成熟才向我们展现出他的全部秘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方法很少得到遵循，不足以说明有必要交待上述细节，哪怕只是为了避免某些目录学上的混淆。

与自由塑造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踪迹的真实人物相比，比如哈德良皇帝，创造一个像泽农这样的虚构的“历史”人物，似乎更可以不必借助史料。事实上，这两种创作手法在很多点上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小说家为了试图按照原貌展示人物的全部丰富内涵，需要研究历史上留下的关于主人公的资料，这样的研究无论多么满怀热情，多么细致入微都不为过；在第二种情形下，为了赋予虚构人物以特定的、由时代和地域所规定的现实感，小说家只能利用过去的生活——即历史——留下的事件和日期，否则“历史小说”只不过是一场成功或者不成功的化妆舞会。

我们假设泽农出生在1510年，他九岁那年，年迈的达·芬奇在流放地昂布瓦兹去世；他三十一岁时，帕拉塞尔苏斯去世，我让泽农成为他的追随者，有时也是对手；他三十三岁时，哥白尼去世，后者直到临终之际才发表他的重要著作，但是他的理论长期以来以手稿形式在某些开风气之先的领域内流传，因此我在书中让年轻读书人在学校里了解到这些知识。我让多莱（dolet）成为泽农的第一位出版商，他被处死那一年，泽农三十六岁；塞尔维（servet）被处死的时候，他四十三岁，塞尔维跟他一样是医生，也跟他一样研究过血液循环。跟泽农差不多同时代的，有解剖学家维萨里（vésale），外科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植物学家塞萨尔潘（césalpin），数学家兼哲学家哲罗姆·卡尔丹（jérôme cardan）；他死的那年，伽利略五岁，康帕内拉刚刚一岁。他自杀的时候，乔达诺·布鲁诺差不多二十岁，三十一年后也将被烧死。我无意机械地拼凑一个综合性人物，任何一位懂行的小说家都不会那样做，然而很多缝合点将这位虚构的哲学家与先后生活在同一个世纪的这些真实人物联系在一起。跟他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同样的地方生活过，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试图达到同样的目标。我在此指出的某些关联，有时是故意去寻找的，它们帮助我在创作过程中发挥想象，有时则相反，是事后才注意到它们可以充当佐证。

同样，泽农出生时的非法身份以及为了日后进入教会而接受的教育，不免容易让人想到伊拉斯谟，后者是教会人士与鹿特丹女市民的儿子，年轻时代曾经是奥古斯都会的修士。在乡下手工艺人的作坊里安装一台改良织机引起的纠纷，让人想起世纪中叶发生的这一类事情，先是1529年在但泽，一台类似机器的发明者据说被处死了，然后1533年，布鲁日的行政官员们禁止用一种新方法染羊毛，稍后在里昂，印刷技术的进步引发过事端。泽农年轻时性格中某些暴烈的方面可能会让人想到多莱，比如杀死贝洛丹的凶手，就会让人遥遥联想到杀死康柏因（compaing）的人。年轻读书人的修士见习期，先是在根特跟随圣巴汶修道院的主教院长，我们在书中设想此人热衷于炼金术，泽农后来到了被迫改宗的犹太人堂·布拉斯·德·维拉身边，这些经历一方面与帕拉塞尔苏斯相似，后者曾经跟随塞特加赫的主教和斯潘海姆的修道院院长学习，另一方面与康帕内拉相似，后者在犹太人亚伯拉罕的指导下学习过犹太教神秘派教义。泽农的游历，他身兼炼金术士、医生和哲学家的三重身份，甚至他在巴塞尔遇到的麻烦，与我们所了解或听说的帕拉塞尔苏斯非常接近，还有他在东方的经历，这是秘术哲学家们的经历中几乎不可或缺的内容，也同样从这位瑞士德语区的著名炼金术士真实或传说的游历中得到启发。在阿尔及尔赎买女俘的故事，取自那个时代西班牙小说中司空见惯的情节；希格·乌勒夫斯达特，即弗罗索夫人的故事，是考虑到那个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女人们享有擅长治病和“草药师”的声誉。泽农在瑞典宫廷的生活，一部分取材于泰乔-布拉赫（tycho-brahé）在丹麦宫廷的经历，其余则来自人们讲述的一位泰奥菲卢斯·荷莫代（théophilus homodci）博士的事迹，他是瑞典约翰三世的医生，比泽农晚了一代。泽农对汉施行的外科手术，模仿的是昂布鲁瓦兹·帕雷在《回忆录》中讲述的一个同类型手术。在一个更为隐秘的领域里，也许值得指出的是关于鸡奸行为的怀疑（有时也是事实，通常尽量加以掩饰，必要时则予以否认），列奥纳多·达芬奇、多莱、帕拉塞尔苏斯和康帕内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如同我虚构的泽农的生活那样。同样，哲学家兼炼金术士出于审慎而寻求保护人，有时是在新教徒中间，有时就在教会内部，那时多多少少受到迫害的无神论者或者自然神论者都会这样做。尽管如此，在教会与改革派的论辩中，泽农跟那个世纪很多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一样，比如布鲁诺（尽管他死于罗马教廷圣职部的判决）和康帕内拉（尽管他被宗教裁判所关押了三十一年），更倾向于站在天主教一边。

在思想领域，这个泽农身上既打下了经院哲学的印记，同时又反抗它，他处于炼金术士颠覆性的活力论与即将赢得未来的机械哲学之间，处于将一个隐蔽的上帝置于万物内部的神秘主义和几乎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无神论之间，处于医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犹太教神秘派弟子近乎通灵的想象力之间；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我同样参照了那个时代实有其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泽农的科学研究大部分是根据达芬奇的《笔记》来想象的，比方说，他早于哈维（harvey）进行了研究心脏肌肉功能的实验，就属于这种情况。他关于汁液上升和植物的“吸收能力”的实验，早于哈勒斯（hales）的研究，是以达·芬奇的一条注释为基础，对泽农而言，他做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试图验证同时代的塞萨尔潘提出的一种理论。关于地表变化的假设同样来自《笔记》，但要指出的是，这一类思考受到古代哲学家和诗人的启迪，在当时的诗歌中俯拾皆是。泽农关于化石的见解，不仅与达·芬奇，也与弗拉卡斯托罗（fracastor）早在1517年以及大约四十年后贝尔纳·帕利西（bernard palissy）表达的看法甚为接近。泽农的水力计划，他的“机械乌托邦”，尤其是飞行器草图，以及发明可以在海战中使用的液体火药的配方，模仿的当然是达·芬奇和十六世纪另外一些研究者的类似发明；它们代表的是一类人感兴趣的东西和进行的研究，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但是也可以说，这些发明以隐蔽的方式穿越了文艺复兴时期，它们既与中世纪，也与现代社会更为接近，并且已经预示了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危险。对人类不要滥用技术发明的警示，今天看来仍不乏先见之明，这类警示在炼金术文献里比比皆是；我们在达·芬奇和卡尔丹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只不过背景不尽相同。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直接借用了与人物同时代的一些历史人物对一种感情或思想的表述，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证实某些观点的确属于十六世纪。一段关于战争的疯狂的思考取自伊拉斯谟，另一段来自达·芬奇。《滑稽预言》里的文字，除了有两行出自诺查丹玛斯的一首四行诗，其余借用的是达·芬奇的《预言》。关于物质、光亮和闪电的同一性的句子，是对帕拉塞尔苏斯两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所作的概括。关于魔法的讨论受到那个时代的作者的启发，比如阿格里帕·德·内特希姆（agrippa de nettesheim）和吉恩-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gian-battista della porta），小说中也顺便提到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书中引用的拉丁文炼金术用语，几乎全部来自当代三部重要的炼金术研究著作：marcelin berthelot，la chimie au moyen age，1893；c.g.jung，psychologie und alchemie，1944（1952年修订版）；以及j.evola，la tradizione ermetica，1948，这三本书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共同形成了一条有用的路径，通往仍然谜团重重的炼金术思想的领域。作为本书书名的“苦炼”这一术语，在炼金术著作中指的是将物质进行分离和分解的阶段，据说，这一阶段是“大功”当中最为艰巨的部分。今天人们还在讨论，这一表述究竟指的是对物质本身进行的大胆试验，还是可以象征性地理解为思想挣脱陈规和偏见的过程中经受的考验。想来它有时意味着两重意思的其中之一，有时则二者兼具吧。

在泽农的故事所覆盖的大约六十年时间里，一些事件完成了，它们至今仍然与我们相关：中世纪古老的基督教社会持续到1510年左右，分裂为在神学原理上和政治上敌对的两个阵营；变为新教的宗教改革失败，以及对不妨称之为其左翼的镇压；同样失败的还有天主教，它在长达四个世纪里禁闭在反改革运动的铁质紧身衣里；地理大发现越来越沦为对世界的分割；资本主义经济取得长足进展，这一进展与君主制时代的开始结合在一起。这些事件过于广阔，生活在当时的人难以窥见其全貌，它们间接地影响了泽农的故事，也许，它们对次要人物的生活和行为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这些人更执著于那个时代的陈规陋习。帕托洛梅·康帕努斯是按照上一个世纪已经过时的老派教会人士形象来描绘的，对他而言人文主义传统是不成问题的。由于必然的原因，可惜的是，宽厚大度的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在十六世纪的历史里难以找到以公开身份与他对应的人，但是这个人物部分地参照了当时的某位教会人士，此人在成为神职人员或者进入修会之前，有过丰富的世俗经验。读者从他反对酷刑的言论中可以听出，有一条论据虽然深具基督教精神，却是从尚未成文的蒙田著作里借用的。博学而又具有政治头脑的布鲁日主教是根据反改革运动中的其他高级神职人员来塑造的，但是与我们对这些年里真正的布鲁日主教有限的了解并不相悖。堂·布拉斯·德·维拉的原型是一位叫作恺撒·布朗卡斯（césar brancas）的渊博的犹太教神学家，他是阿维尼翁新城圣安德烈修道院的院长，大约在1597年因“犹太教信仰”被他的僧侣们驱逐。我故意让胡安修士的形象显得模糊不清，他身上有皮埃罗·蓬齐奥修士（fra pietro ponzio）的影子，此人是康帕内拉年轻时的朋友和弟子。

几位银行家和商人的肖像：皈依再浸礼派信仰之前的西蒙·阿德里安森，利格尔一家及其社会地位的上升，马丁·富格尔也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我将他嫁接到十六世纪时将欧洲控制在自己股掌之间的真实家族上，这些人物与隐蔽在当时历史之下的财政史上的真实人物十分接近。亨利-马克西米利安属于一群有文学修养而又爱冒险的贵族，他们具备浅显的人文主义的智慧，无需向法国读者列举这些人的名字，可惜的是他们这类人到了世纪末叶就差不多绝迹了。最后，那个时代的编年史作者和历史学家们几乎只对宫廷生活或者市民生活感兴趣，他们留下的关于普通人生活的资料非常稀少，而科拉斯·吉尔、吉尔·隆博、约斯·卡塞尔以及那些跟他们同样地位卑微的人物，就是尽量根据这些资料来构想的。我们也尝试用类似的想法来塑造书中的几个女性人物，一般说来，除了几位著名的王室贵妇，女性形象不如男性形象那样清晰。

然而在本书中出现的次要人物，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按照原样取自史书或者方志：教廷大使德拉·卡萨、检察官勒·科克、龙德莱教授（他的确因让人当面解剖自己的儿子而在蒙彼利埃引起轩然大波）、医生约瑟夫·哈-柯恩，当然，在众多人物之中，还有海军元帅巴巴罗萨和江湖骗子鲁吉耶利。明斯特悲剧中的主角：贝尔纳德·罗特曼、扬·马蒂斯、汉斯·博克霍尔德、克尼佩多林等，都是从当时的历史记录中抽取出来的，尽管关于再浸礼派反叛的情形全部是由敌对方记述的，然而被围困的城市里发生的狂热和过激行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司空见惯，因此我们认为关于这场惨剧的大部分细节描写是可信的。裁缝阿德里安和他的妻子玛丽取自阿格里帕·多比涅的《悲歌集》；锡耶纳的意大利美人以及她们的法国爱慕者们见于布朗多姆和蒙吕克的作品。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到访亨利-鞠斯特府上一事，跟亨利-鞠斯特本人一样是虚构的，然而这位贵妇与银行家之间的交易却实有其事，同样，她对自己的鹦鹉“绿衣情人”的爱怜以及对拉奥达米夫人的依恋都是真实的，一位宫廷诗人曾作诗悲悼这只鹦鹉之死，布朗多姆的书中也提到过拉奥达米夫人；小说里描绘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肖像时，伴随的几句关于女性恋情的奇怪议论，也出自同一位作家书中的另外一页。女主人接驾时给孩子喂奶的细节，取自玛格丽特·德·纳瓦尔的《回忆录》，她访问佛兰德斯时比书中晚了一代人。洛伦扎齐奥在土耳其设立大使馆为法国国王效力，1541年他途经里昂时随从中至少有一名“摩里斯科人”，以及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针对他的暗杀，都是当时的资料所提供的事实。鼠疫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常常爆发，几乎成为流行病，在巴塞尔和科隆发生的鼠疫也就不足为奇，然而之所以选择1549年这个年份，是出于小说叙事的需要，与莱茵河地区一次疫情的爆发无关。泽农在1551年10月提到塞尔维（1553年被判决并烧死）面临的危险，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将事件提前了，而是考虑到这位加泰罗尼亚医生长期以来一直冒着风险，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阵营，至少在将这位不幸的天才送上火刑堆这件事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小说中影射明斯特主教有一位情妇，这件事没有事实依据，但是十六世纪萨尔茨堡一位有名的主教，他的情妇与这个人的名字相近。本书中除了两三处例外，虚构人物的名字全部取自历史档案和家谱，有时甚至取自作者本人的家谱。某些著名的人名，比如阿尔巴公爵的名字，是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拼写法来写的。

由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搜集起来控告泽农的罪状，以及与这场诉讼相关的法律上的细节，我们借用的是十六世纪后半叶和十七世纪初的五六桩著名或无名的案件，加以适当的改动，尤其是康帕内拉最早的几场诉讼，其中既有属于世俗问题的指控，也有渎神和异端的罪名。泽农的案子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由于检察官勒·科克与布鲁日主教之间潜在的冲突，这个案子变得旷日持久和错综复杂；考虑到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佛兰德斯的城市对新设置的主教拥有的行政特权极为反感，他们之间的冲突虽然是虚构的，然而合情合理。神学家希罗尼姆斯·凡·帕尔梅特嘲讽地提出要将泽农送去探索无限世界，实际上，这是德国反改革运动的领头人加斯珀·肖普（gaspar schopp）在执行乔达诺·布鲁诺的死刑时所说的话；同样，还是这位肖普，开玩笑地提议让囚犯（这一次指的是康帕内拉）乘坐自己发明的飞行轰炸机去跟异端作战。最后几章中提到的布鲁日特有的刑罚，比如泽农向康帕努斯议事司铎描述的酷刑就发生在1521年，罪行原因不详，另外，杀婴罪应判处火刑，证实犯有法律所禁止的风化罪的犯人要在城外被烧死，这些细节大部分取自马尔科姆·莱茨（malcolm letts）的著作bruges and its past，这本书关于布鲁日司法档案方面的材料尤其丰富。封斋前星期二的情节，是根据此前差不多一百年发生在这个城市的一件事来想象的，即处死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议员。在法庭上打瞌睡后醒来，以为死刑已经宣判的法官，这个情节几乎原封不动地套用了当时流传的一则轶闻，当事人是“血腥法庭”的法官雅克·赫塞尔（jacques hessele）。

然而，我们也对某些历史事件略微作了改动，以便将它们纳入这部小说的背景。龙德莱博士对小小年纪就死去的儿子进行尸体解剖一事在时间上提前了，而且我们将这个儿子描写为接近成人的年纪，为的是让他成为“一部人体机器的好样本”引起泽农的沉思。事实上，龙德莱很早就以解剖方面的研究著称（他还解剖过自己的岳母），他只比我们虚构的这位学生略微年长。古斯塔夫·瓦萨经常住在乌普萨拉和瓦斯泰纳的城堡里，但是小说中安排他前往这些行宫的日期并提到国王亲临1558年秋天的一次朝会，主要是为了大致勾勒一下这位君王的行踪以及他繁重的国务。

“海上叫花子”的首领们最早进行活动的日期是真实的，但是这些支持者的战绩和威望也许被稍稍提前了。埃格蒙特伯爵的“看门人”的故事糅合了下述事实：被处死的是埃格蒙特的部下让·德·博萨尔·德·阿尔芒蒂耶尔（jean de beausart d'armentières），遭受骇人听闻的酷刑的是拿骚伯爵的看门人皮埃尔·科尔（pierre col），他的确拒绝出让一幅博斯的油画，但不是如小说中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所说的那样，是给阿尔巴公爵，而是给西班牙军队的司法长官和高级教士胡安·波雷阿（juan boléa）；我们知道国王对博斯作品颇感兴趣，于是设想这幅画将进入他的收藏，这一细节虽属虚构，然而在我看来至少不是空穴来风。德·巴滕堡先生和他随从们未能成功逃亡，后来在维尔福德被处决，这些情节在时间上略有紧缩。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阴谋的时间也有所改动。此外还有两三处，人物对话表现出的思想状态让小说在某些细节上明显有失准确。二十岁的泽农在路上，称他要前去的西班牙是阿维森纳的国度，因为阿拉伯的哲学和医学一向是通过西班牙传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泽农并不在意这位公元十世纪的伟人出生在布哈拉，卒于伊斯法罕。尼古拉·德·库萨在很长时间里，即便不是直到最后的话，对胡斯派异端的态度要比布鲁日主教所说的宽容得多，然而后者在与泽农讨论的时候，多多少少有意识地拉拢这位十五世纪主张基督教全体教会合一的高级教士，以便让他更符合反改革运动不那么宽容的观点。

从某些角度看来，我们在一个日期上所作的改动比较明显，那就是根特的一批奥古斯都会修士和布鲁日的几个方济各会修士因风化罪遭到起诉的日期，最终有十三名根特修士和两名布鲁日修士被处死。这两起诉讼发生在1578年，比我在小说中安排它们发生的时间晚了十年，人们认为反对修道院秩序的人那时已经被西班牙统治者收买了，他们在这两个城市一度短暂地处于上风。我将这两桩案子的年代提前，是为了让第二桩风波成为泽农遇到的灾难的起因之一，地方政治的背景自不相同，但是一样阴沉。我试图描绘的，一方面是教会反对派褊狭的愤怒，另一方面是教会当局的担心，后者害怕显得是在遮掩一桩丑闻，两者结合在一起同样导致了司法上的残忍行径。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指控必然是诽谤性的。帕托洛梅·康帕努斯关于皮埃尔·德·哈梅尔自杀的思考是我杜撰的，这个犯人自杀的情形与我在书中描述的一样，但是发生在根特，他属于根特而不是布鲁日的那帮修士：这种自主的死亡在当时极为罕见，基督教道德观将其视为几乎不可原谅的弥天大罪，这一行为甚至让人认为，犯人在违背这一律令之前必定也触犯过其他律令。除了真实的皮埃尔·德·哈梅尔，我将布鲁日那群修士减少为七人，他们全都是虚构的，西普里安迷上的德·洛斯小姐也是想象的。我们假设这些所谓“天使”与已经灭绝的异端残余之间有联系，这种联系为泽农所猜测，法官们也试图加以追踪，这些异端被人遗忘将近一百年了，诸如亚当派信徒或者圣灵会的修士和修女们被怀疑有类似聚众淫乱行为，某些学者认为在博斯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但这种看法也许过于刻板。小说中提到他们只是为了呈现在十六世纪严苛的思想统治之下，古老的耽于肉欲的异端始终暗流汹涌，这一时期的另一些案子中隐约可见此类蛛丝马迹。此外，我们还会注意到，弗洛里安修士出于嘲弄而送给泽农的图画，不是别的，正是哲罗姆·博斯的《尘世极乐园》中两三组人物差不多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这幅作品如今在普拉多博物馆，它出现在菲利普二世收藏的艺术品目录中，标题是：“一幅世界多样性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