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第一印象。我们通常认为，它是准确无误的。我们确信，关于一个人的看法无论改变多少次，我们迟早都会返回到第一印象。
人们对第一印象的信赖，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自己的洞察力有十分的把握。在自己的生活中，我经常检验这种“第一印象”，然而结果却非常不稳定。
第一印象常常给我们提出一些狡猾的谜语。
我和巴别尔就是在某种谜一般夹杂着我的惊讶之情的场景之中第一次相见的。那是一九二五年，在敖德萨近郊，在中喷泉的别墅区。
从敖德萨往西，朝着开阔的大海方向，绵延着好几公里长的老别墅和花园区。这片地方都以喷泉命名（小喷泉、中喷泉和大喷泉），虽然那里什么喷泉都没有。是的，好像从来就没有过。
喷泉区的别墅名称当然也很“豪华”，按敖德萨的叫法为“维拉”。瓦里图赫维拉，岗察留克维拉，沙伊·克拉波特尼茨基维拉。整个喷泉区被分隔成一个个小站（按照有轨电车的站数）——从第一站一直到第十六站。
喷泉区的电车站相互之间没什么区别（花园，别墅，探向大海的陡坡，染料木树丛，破损的篱笆，然后还是花园），除了不同的气味和不同的空气浓度。
在第一站，有轨电车的车窗中飘进久置的滨藜和西红柿茎叶的干枯味道。这是因为，第一站位于城郊，在城市的菜园子和荒地的边上。在那里，在落满尘土的草丛下面，就像上万枚玩具般的小太阳，无数的碎玻璃片闪耀着光芒。被打碎的啤酒瓶闪耀着绿宝石般尤为美丽的亮光。
每走过一公里，有轨电车就离城郊越来越远，离大海越来越近，直到第九站，那里浪涛拍岸的新鲜声响已经能清晰地传到耳畔。
很快，这隆隆响声，这海浪冲刷，然后又被阳光晒干的岩石的味道，又远远地在周遭飘散开来，与之伴随的是一股烤鲭鱼的香甜烟雾。人们在铁板上煎鱼。这些铁板是喷泉区的居民从废弃的别墅和看守房的屋顶上揭下来的。
而第十六站过后，空气一下子变了——原来有些令人疲惫的苍白空气，现在变成了悠远的淡蓝色。这种蓝色不知疲惫地把翻腾的浪花从阿纳托利亚海岸追赶到大喷泉的沙滩上来。
在第九站，我租了一间别墅过夏。旁边，穿过马路，就住着巴别尔和他的妻子——一头棕红色头发的漂亮的叶甫盖尼娅·鲍利索夫娜，还有他的妹妹玛丽。大家都温情地叫她“小玛丽”。
就像敖德萨人常说的那样，小玛丽“不可思议”地酷似自己的哥哥，并且毫无怨言地执行他的吩咐。而巴别尔的吩咐很多，而且名目繁多——从用打字机誊写他的手稿，直到与那些纠缠不休的男女崇拜者们做斗争。还是在那时，这些崇拜者们就成群结队地从城里赶来“看看巴别尔”，这使巴别尔感到不安，感到光火。
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在那里，他用柳托夫的名字作为普通一兵服役。巴别尔的小说那时已发表在多种报刊上——如高尔基的《编年史》、《列夫》、《红色处女地》和敖德萨的几家报纸。追随着巴别尔，敖德萨的文学青年们蜂拥而至。他们与那些女崇拜者们同样使他感到恼火。
荣誉与他齐头并进。在我们眼中，他已经成为了一把文学标尺，而且，还是一个不容置疑、充满嘲讽的智者。
有时，巴别尔叫我去他家吃饭。大家合力把一口盛着稀粥的巨大铝锅抬到桌子上（“嗨哟，使劲儿！再使把劲儿！”）。巴别尔把这口锅叫做“牧首”，每次当它出现的时候，巴别尔的眼睛都会发出贪婪的光芒。
当他在沙滩上给我朗诵吉卜林的诗，或者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或是不知如何落进他手里的德国作家埃德施米德的小说《公爵夫人》时，他的眼睛也闪烁出这样的光芒。《公爵夫人》这部小说写的是中世纪的法国诗人弗朗索瓦·维永，他因为抢劫被判绞刑，小说还写了他对一个做修女的公爵夫人的悲剧式的爱。
除此之外，巴别尔还喜欢读兰波的长诗《醉舟》。他用法语动听地朗读这些诗歌，读得坚定、轻松，就好像把我沉浸在了它们奥妙的音节之中，沉浸在同样奥妙地奔涌着的形象和比喻的洪流之中。
“顺便说说，”有一天巴别尔谈道，“兰波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冒险家。他在阿比西尼亚贩卖过象牙，是因为象皮病死的。他身上有些和吉卜林共同的东西。”
“是什么呢？”我问道。
巴别尔没有马上回答。他坐在热乎乎的沙滩上，往水里抛着光滑的鹅卵石。
那时，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扔鹅卵石，看谁扔得远，还竖起耳朵听它们是怎样呼哨着落入水中，发出一个开香槟酒瓶塞儿的声音。
“在《讽刺》周刊，”巴别尔说起了与前面那些话毫不相干的事情，“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讽刺诗人萨沙·乔尔内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我知道。题目是《阿龙·法尔弗尔尼克抓住了和乞丐大学生爱泼施坦在一起的继承人女儿》。”
“不，不是那首！他有一些诗是非常忧郁、平白的。‘如果不是，可世上毕竟有过，有过贝多芬、海涅、普希金和格里格。’他的真名是格利克贝格。我想起他，是因为我们刚刚往海里扔了鹅卵石，而他在自己的一首诗里这样写道：‘还存在思想孤独的岛屿。／勇敢些，别怕在那岛上休息。／在那里，阴郁的礁石探向大海，／可以思考，也可把石子往水中扔去。’”
我看了看巴别尔。他忧郁地笑了笑。
“他是一个安静的犹太人。我在没开始写作之前，也曾经是那样。那时我并不明白，用安静和胆怯是干不成文学的。为了剔除自己作品中你最喜欢然而却多余的那些部分，需要强健有力的手指和绳索般粗壮的神经，有时还得不惜鲜血淋漓。这仿佛是自我折磨。我干吗闯进这苦役般的创作事业！我不明白！我可以像我父亲那样去操纵农用汽车、各种脱谷机和马克-科尔米卡簸谷机。您见过它们吗？很漂亮，散发着淡雅的油漆味道。也能听到，在它们的筛子上，干麦粒发出丝绸般的沙沙声。但是，我没有从事这些，却考进了精神神经病医学院，仅仅是因为我想生活在彼得格勒，想写出拙劣的小故事。创作！我有严重的哮喘病，甚至不能正常地大声说话。而作家是不应该小声嘀咕的，而要放开嗓门说话。马雅可夫斯基恐怕就从不小声嘀咕，而莱蒙托夫，则用自己的诗句给那些‘以卑鄙著称的先人们’的后代以痛击。”
我是后来才知道萨沙·乔尔内是怎样死的。他住在普罗旺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小城里，离大海很远。大海只是在远处泛着蓝光，像一片烟雾蒙蒙的天空。
小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五针松林——一种地中海地区的松树，芳香扑鼻，树脂丰富，散发着热气。
成百上千的肺病和心脏病人来到这树林中，来呼吸它们富有疗效的芳香空气。那些被医生宣布只能活两年的人，在这里疗养之后还能活上很多年。
萨沙·乔尔内生活得非常平静，在自己极小的花园里不慌不忙地干活，当和缓的风从海上，可能就是从科西嘉岛吹来的时候，他就开心地聆听五针松林热烈的喧响。
有一天，海滨的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罪犯，他点着烟后，扔下了一根还燃着的火柴，马上，小城四周的森林就吐出了浓烟和火焰。
萨沙·乔尔内第一个冲过去灭火。跟在他身后的是全城的居民。火被扑灭了，但是萨沙·乔尔内几个小时后却在这个小城的小医院里去世了，病因是心脏病发作。
……我很难记叙巴别尔。
我和他在中喷泉的相识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直到现在，就像第一次见面一样，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一个能纵观一切、明了一切的人。
这种情势总是使我在和他见面的时候感到局促。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小孩子，害怕他笑意盎然的眼睛和他致命的讽刺。只有那么一次，我决定把自己未发表的作品——中篇小说《法尔西斯坦大地的尘土》——拿去给他“点评”。
多蒙巴别尔的关照，这部小说我写了两次，因为他把惟一的一份原稿弄丢了。（还是从很久以前起，我就有一个习惯，写完一本书后，就把草稿毁掉，只给自己留下一份用打字机誊清的稿子。只有在那时，我才感到小说真的写完了，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令人遗憾的是，它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我满心失望地开始第二次从头写作这部小说。写完的时候（这是一件沉重、缺乏感激的工作），巴别尔几乎就是在同一天找到了原稿。
他把它带给我，但是表现得不像一个被告，反而像一个原告。他说这部小说的惟一优点，就是它是作者怀着一种克制的激情写成的。但是，他又立刻给我指出了充满东方美感的片断，“美味糕”——用他的话说。又立刻责骂我错误地引用了叶塞宁的诗歌。
“叶塞宁的许多词句使人心痛。”他生气地说，“不能这样漠然地对待诗人的词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的话。”
我很难叙述巴别尔，还因为我曾经多次在自己的自传作品中记叙过他。我总是觉得，我已经把他写尽了，虽然，这毫无疑问是不可信的。在不同的时期，我会越来越记忆犹新地想起巴别尔的话，想起他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轶事。
我第一次读到的巴别尔作品，是他的手稿。我被那种情景震惊了，巴别尔的语言，和经典作家的语言一样，和其他作家的语言也一样，但是更加饱满、更加成熟、更加生动。巴别尔的语言以不同凡响的新颖紧凑使人震惊，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入迷。这个人带着我们没有的那种新颖，观察并倾听着这个世界。
谈起长篇大论时，巴别尔总是满怀厌恶。小说中每一个多余的词汇都会引起他简直是生理上的憎恶。他把手稿上的多余词语恶狠狠地勾去，铅笔把纸都划破了。
对于自己的工作，他几乎从来不说“写作”，而是说“编排”。与此同时，他还多次抱怨自己没有创作天赋，缺乏想象力。而想象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散文和诗歌的上帝”。
但是，无论巴别尔的主人公多么现实，有时甚至是自然主义的，他所描写的一切场景和一切故事，一切“巴别尔式的东西”，仍然发生在有一点儿颠倒、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甚至可笑的世界中。他善于用笑话制造经典。
有几次，他恼火地对自己大喊：“是什么在支撑我的作品？什么样的水泥？它们应该在受到第一次撞击的时候就粉身碎骨。我常常从早上就开始描写无谓的事情、细节和局部，而到了傍晚时分，这种描写却变成了匀称的叙述。”
他自问自答，说支撑他作品的仅仅是风格，但他马上又嘲笑自己：“谁会相信，小说可以仅靠一种风格存在吗？没有内容，没有情节，没有错综复杂的故事？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写得很慢，总是拖延，不能按时交稿。因此，对于他来讲最常见的状态，就是最后的交稿期限之前的恐惧，就是那样一种愿望，盼望能够挤出哪怕几天，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用来改稿子，一直修改，不受催促，不受干扰地进行修改。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骗人，躲进一个难以想象的僻静之处，只求人们找不到他，别打扰他。
巴别尔有段时间生活在莫斯科近郊的扎戈尔斯克。他没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任何人。要想见他，首先得与玛丽进行一场复杂的谈判。一次，巴别尔还是叫我去扎戈尔斯克见他。
巴别尔怀疑在这一天会遭到某个编辑的突然袭击，于是立刻和我去了一个偏僻的老修道院。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直到所有可能载着编辑从莫斯科开来的危险火车都过去了。巴别尔一直在骂那些不让他工作的残忍而愚笨的人。之后，他派我去侦察——看看编辑的危险是否还存在，是否还需要再待一些时候。危险还没过去，于是，我们在修道院里待了很长时间，直到灰蓝色的黄昏降临。
我总把巴别尔当做名副其实的南方人，当做黑海人和敖德萨人，当听他说俄罗斯中部的黄昏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时，我便暗暗地感到惊奇，他说这黄昏是最“令人神往”、透明的时分，此时，隐约可见的树影沉入最温柔的空气，柳月像平常一样马上就要蓦然出现在森林的尽头。远方的某处，响起了猎人的枪声。
“不知为什么，”巴别尔说，“所有夜晚的枪声都使我们感到非常遥远。”
我们后来谈起了列斯科夫。巴别尔想到了离扎戈尔斯克不远的勃洛克家的沙赫马托沃庄园，他把勃洛克称为“着魔的旅行者”。我感到很开心。这个绰号十分适合勃洛克。他从迷人的远方来到我们身边，又把我们带向远方——带向他那天才而忧郁的诗歌构成的夜莺花园。
那时，即使是一个没有文学经验的人也知道，巴别尔是文学的征服者，他技法超群，发前人所未发。如果仅仅为后人保留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盐》和《戈达里》，那么，甚至仅用这两篇小说就可以证明，俄国文学步入完美的脚步是那样平稳，就像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时代一样。
就像巴格里茨基所说的那样，巴别尔的一言一行，甚至是他的每一次心跳，都显示他是一个天纵其才的作家。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谈到了对人的第一印象。凭第一印象，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巴别尔是一个作家。他全然没有作家千篇一律的特点：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只有眼睛——那双锐利的眼睛，能够洞穿你的全身，这双笑意荡漾、十分腼腆并充满嘲讽的眼睛能勉强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还有那他时不时沉浸于其中的平静少语的忧郁，也表明他是一个作家。
巴别尔迅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文学，我们应为此而感谢高尔基。巴别尔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满怀着虔敬的爱意，就像一个儿子对父亲所能怀有的感情。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会在老同行那里得到一张步入生活的通行证。我认为，而且是有些根据地认为，伊萨克·艾玛努伊洛维奇·巴别尔和其他人一起，给了我这样一张通行证，正是因此，我直到自己的最后一刻都会保持着对他的爱戴，对他的天才的赞叹和朋友间的感激之情。
一九六六年（陈方 陈刚政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