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军部将我旅调往布加基奇镇休整。该镇在战争爆发时被波兰人占领，很快又被我们夺回。天刚拂晓，骑兵旅便向小镇进发；我是在白昼抵达的。好房子都叫人捷足先登了，我给安排到一名小学教师家。在一间低矮的屋里，摆着许多盆结有果实的柠檬树，一个瘫痪的老人坐在树间的安乐椅上。他戴顶插一根翎毛的蒂罗尔帽，一部灰白的络腮胡垂至落满灰尘的胸部。他眨巴着眼睛，嘟嘟嚷嚷地央求着什么。我梳洗了一下，便到旅部去了，夜里才回来。通信员米什卡·苏罗夫采夫，一个奥伦堡的狡黠的哥萨克，向我报告说，房东家除了那个瘫痪的老人外，还有他的女儿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托米林娜和她的儿子，这孩子和苏罗夫采夫同名，也叫米什卡；房东女儿原是一名军官的妻子，军官在对德战争中阵亡后，她一直寡居，为人正派，不过苏罗夫采夫打探到，如果遇见好人，她也愿意把身子给他的。
“咱们来安排一下，”苏罗夫采夫说罢，便到厨房去了，把碗盏弄得乒乓直响；教师的女儿在一旁帮他。苏罗夫采夫一边做饭，一边给她讲我如何勇敢，如何在一次战斗中把两名波兰军官打落下马，苏维埃政权如何敬重我。托米林娜稳重、轻声地回答他的话。
“你在哪儿睡？”跟她分手时，苏罗夫采夫问她，“你呀，挨我们近些挺尸，我们可是生龙活虎的汉子。”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锅端进屋来，放到桌上。
“她答应了，”他坐下身来说，“就是没讲出口……”
就在这一瞬间，传来了压低的悄语声。衣衫的窸窣声，紧接着屋里响起了步履沉重而又小心翼翼的奔走声。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这锅战地伙食吃下肚去，就见到好几个拄着手杖的老头儿和包着头巾的老婆子走了进来。小米什卡的床移到了餐厅柠檬树间他外公的安乐椅旁。这些个垂垂老矣的客人是特地来保护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贞操的，他们像一群遇到了坏天气的绵羊，挤成一团，堵住房门，整整一夜都不声不响地打扑克，悄没声儿地报出未做成定的分数，一听到什么轻微细碎的声响，便立刻屏息静气地停下牌来。我就躺在这扇房门外边，感到好不尴尬，好不难堪，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
“有一言相告，”我在走廊里碰见托米林娜，赶忙对她说，“我有一言必须相告，我毕业于法律系，属于所谓知书达礼的人……”
她呆住了，木立在那里，垂下双手，披在她身上的老式女斗篷像是浇铸在她苗条的身躯上。她睁大了一双因噙有泪花而亮闪闪的碧眼，直愣愣地望着我。
才过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朋友。教师这一家子人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生活在无边的恐惧和茫然之中。波兰的官吏向他们灌输说，俄罗斯像当年的罗马那样在硝烟和野蛮之中完蛋了。我便给他们讲列宁、未来如烈焰一般在其间燃烧的莫斯科，以及艺术剧院。每天晚上，几个二十二岁的布尔什维克将军，全都蓄着像乱草一般的红褐色络腮胡，上我们这儿来小坐。我们抽着莫斯科的烟卷，吃着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军用品为我们做的晚餐，唱着大学生歌曲。那位坐在安乐椅里的瘫痪老人，探过身子来，贪婪地听我们唱歌，头上那顶蒂罗尔帽和着我们歌曲的节拍晃动。这几天来，这位老人陶醉于激昂、突如其来、模模糊糊的憧憬之中，惟恐有什么阴影会遮蔽他的幸福，便竭力不去注意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喜好夸耀自身的残忍，以及我们当时喜好用豪言壮语的简单化办法处理一切世界问题。
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决定：一旦战胜波兰人，托米林娜便举家迁居莫斯科，我们给老人找位名教授治病，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进专修班深造，而小米什卡呢，我们送他到他母亲当年就读过的那所设于牧首池的小学去念书。在我们看来，未来是我们的私产，是不容任何人置喙的私产，战争——是谋取幸福的急风暴雨式的准备，而幸福本身是我们禀性的需要。只有细节还没有拿定主意，在日复一日讨论细节的过程中，夜，强有力的夜，降临了，这时蜡烛头的火光便映到家酿烧酒不透明的酒瓶上。容光焕发的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是我们默默的听众。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她更炽烈、更洒脱，而又更怯弱的人。每当暮色四合，狡黠的苏罗夫采夫便用还在库班时征用来的藤条敞篷马车，把我俩送往山冈。但见山顶上，贡西奥罗夫斯基公爵的弃宅正在夕照下熠熠生光。几匹精瘦、修长的纯种马在红色缰绳的驾驭下，步调一致地奔驰着；一只无忧无虑的耳环在苏罗夫采夫的耳朵上微微晃动，一座座圆塔从铺满黄花的壕沟里耸起。一堵堵断垣残壁在空中划出一道被红如宝石的鲜血泡胀了的弯曲线条，一丛野蔷薇把一只只浆果藏匿了起来，一级湛蓝色的梯级，那是一把梯子的残迹，在灌木丛中闪着光，当年曾有好几位波兰国王先后顺着这把梯拾级而上。有一回，坐在这级梯子上，我搂过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头，吻了起来。她慢慢地推开我，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墙壁，把身子贴在墙上。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道血红、布满飞尘的夕晖在她昏昏沉沉的脑袋四围沸腾，后来，她打了个寒战，像是在谛听着什么；她把头抬了起来，用手指推开墙，加快步子，磕磕绊绊地朝山下奔去。我喊她，她没有理我。山下，面颊通红的苏罗夫采夫四仰八叉地横在藤条敞篷马车内呼呼大睡。夜里，等所有的人都入睡了，我蹑手蹑脚地去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卧房。她在看书，书放得远远的，搁在桌上的一只手像是假的。听到敲门声，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转过头去，从桌旁站了起来。
“不，”她凝睇着我说，“不，我的心肝。”随即展开裸露的长臂抱住我的脸，用越来越炽热、无休无止、默默的吻亲吻我。
邻室的电话铃声把我俩分开了。旅部副官叫我接电话。
“我们要开拔了，”他对着话筒说，“旅长接到命令……”
我连帽子都忘了戴，一边往外跑，一边匆匆地把文件塞进兜里。骑士们从各家各户的院场里牵出战马，在漆黑的夜色中呼喊着，奔驰着。旅长站在那里一边系斗篷，一边告诉我们，波兰人突破了卢布林防线，我们受命实施迂回战。我旅两个团一小时后便开拔了。那位老人被吵醒了，惊恐不安地从柠檬叶下注视着我。
“告诉我，您会回来的。”他抖动着脑袋，反复说。
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把短皮袄匆匆套到麻纱睡衣外，送我们到街上。黑暗中，有个看不见的骑兵连正风驰电掣地骑过。我在通向田野的拐弯处，回首望去，只见托米林娜正伛下身子，替站在她身前的小男孩理好身上的上衣，搁在窗台上的那盏灯摇曳不定的火光，在她柔美、瘦削的后脑勺上移来移去……
我们马不停蹄地跑了一百公里，终于同第十四骑兵师会合，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开始后撤，常常在马鞍上就睡着了，待到打尖的时候，已困得神志迷糊，纷纷落马。马便拖着我们这些个睡得死死的人，把缰绳绷得紧紧的，顺着麦茬地行去。秋天到了，加利奇的秋雨悄无声息地洒落下来。我们一个个成了一声不吭、蓬头垢面的躯壳，东转西拐，绕着圈儿，一头扎进波兰人束紧的口袋，随后再破袋而出。我们已失去时间感。我们来到托辛斯克教堂宿夜时，我都没想到我们离开布加基奇镇只有十俄里路。苏罗夫采夫提醒了我，我们彼此使了个眼色。
“主要是马太累，”他笑嘻嘻地说，“说实在的，咱们倒可以套上车去一次……”
“不行，”我回答，“车在夜里会绊住的……”
说罢，我们骑马上路了。我们把一些小礼物——一大块白糖、一件褐红色皮毛的女斗篷和一头才出生两周的山羊羔，系在我们的马鞍上。我们走的路穿行于摇晃不已的湿漉漉的树林间，一颗钢色的星星在橡树的树冠间迷了路。不到一个钟点，我们就来到了小镇，镇中心已被战火焚毁，货车、拉炮的马匹和断裂的辕杆所掀起的面粉似的白蒙蒙的尘土湮没了整个小镇。我骑在马上敲了敲那扇熟悉的窗户——一朵白云从屋里飞快地飘了过来，托米林娜依旧穿着那件镶花边的麻纱睡衣奔到台阶上。她那滚烫的手捏住我的手，领我进屋。大屋子里的柠檬树一片狼藉，上边晾着好些男人的内衣，屋里摆满了单人床，床间没有留下空隙，就像在战地医院里一样。睡在床上的全是陌生人，他们露出脏兮兮的脚丫子，歪咧着像死尸般僵化了的嘴，嘶哑地叫喊着梦话，大口大口、声若洪钟地呼吸着。房子叫我军的战利品委员会占据了，托米林娜一家被统统赶到一间屋子里。
“您什么时候带我们离开这里？”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死命地捏住我的手问。
老人醒了，抖动着脑袋。小米什卡把羊羔搂到身边，绽开了幸福的笑容。苏罗夫采夫面有得色地低头看着孩子，从哥萨克灯笼裤的裤兜里抖搂出几副马刺、几枚打出了洞的硬币和一只系在黄色的辫子绳上的口哨。在这幢被战利品委员会占据的房子里，无处可以避人。我和托米林娜便去了冬天贮存土豆和蜂箱巢框的板房。在那里，在储藏室里，我领略到了那条不可避免的致命之路的况味，这条路就是从贡西奥罗夫斯基公爵的城堡前开始的吻之路……
未及拂晓，苏罗夫采夫就来叩我们的门。
“您什么时候来领我们走？”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眼睛望着一旁说。
我沉吟有顷，转身想进屋去同老人告别。
“主要是没时间了，”苏罗夫采夫挡住我的路，“上马，咱们走……”
他把我推到街上，牵来了马。托米林娜把一只冰凉的手伸给我。她一如往常，笔直地昂着头。马歇了一夜，放开四蹄，快步跑了起来。在黑森森的、蓊郁的橡树间，一轮火红的朝阳冉冉升起。
树林里出现了一片林中空地，我放下马缰，掉过头去，朝苏罗夫采夫喊道：
“该多待一会儿……这么早就来叫……”
“这已经不早了，”他回答说，一边策马追上我，一边伸出一只手去，推开湿淋淋、滴落下亮晶晶的露珠的枝桠，“要不是那个老头儿，我叫得还要早……老头儿没完没了地说话，越说越激动，只听他喉咙里咯的一声，身子就往一边倒去……我跳到他眼前，定睛一看——死了，吹灯拔蜡了……”
到了树林尽头。出林是茫茫一片翻耕过的田野，没有路。苏罗夫采夫从马镫上站起，眺望着四周，吹着口哨，嗅出了正确的方向，随即把这个方向连同空气一齐吸进肚去，伏下身子，纵马驰去。
我们准时到达，把骑兵连的人都叫了起来。太阳热烘烘的，预示这是个大热天。这天早晨，我们旅越过了波兰王国的旧国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