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笛卡尔——下迄法兰西共和国的形成

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理性由于文明的自然进步而在缓慢地形成；看到了迷信纠缠住了它，从而在腐蚀它，专制主义则以恐惧和不幸的重担在败坏着并麻痹着人类的精神。

惟独有一个民族逃脱了这种双重的影响。在自由刚刚点燃了天才的火焰的那片幸运的土地上，人类的精神摆脱了自己婴儿期的纽带，便以坚定的步伐朝着真理前进。然而这场征服不久又带回来了暴政，随之而来的便是它那位忠实的伴侣：迷信；于是整个的人类就再度被投入了看来似乎会是永恒的黑暗之中。同时，曙光却一点一点地重现出来；长期以来受蒙蔽的眼睛瞥见了它，但又闭了起来，慢慢地才对它习惯了，终于凝视着光明，于是天才就敢于在狂热与野蛮曾经把它驱逐出去的这片大地之上重显身手。

我们已经看到，理性扬弃了它那枷锁，解开了其中的某一些锁链，并不断获得新的力量在准备着和加快着自己获得自由的时刻。

现在就有待我们去追踪理性终于粉碎这些枷锁的那个时代了，那时候理性虽然仍被迫受制于它们的残余，却一点一点地从其中解脱出来；那时候它终于在自己的前进之中获得了自由，就只不过受到了那些障碍的滞留，而那些障碍的重新出现在每一次新的进步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是由我们智力构成的本身所必然造成的，也就是说，那是我们发现真理的手段与真理抵抗我们努力的阻力两者之间的性质所确立的一种关系。宗教的不宽容，曾经迫使比利时的七个省挣脱了西班牙的羁轭，并形成了一个联邦共和国。都是由于它，才唤醒了英国的自由，英国被漫长的流血动乱弄得疲惫不堪，最后是在一部长期为哲学所称道的宪法之中平息了下来，但此后却沦于只靠民族迷信和政治虚伪来作为支撑。

最后，也还是由于教会的迫害，瑞典民族才有勇气重新取得了自己权利的一部分。

然而在由于神学争论而造成的这些运动中，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却看到了自己那种微弱的自由的消失，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我们枉然在这些号称是自由的国度里，寻找那种并不侵犯任何天赋人权的自由；那种自由不但保全了对天赋人权的所有权，而且还保留了对它的使用权。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乃是一种基于分配得并不平等的人为法（droit

positif）之上的自由，那是按一个人居住在某个某个城市、他出生于某个某个阶级、他拥有某些某些财富、他从事某种某种职业而多少与之相称的特权；而对比一下各个不同的民族中间的这些荒诞区别的史表，就可以更好地答复我们所能反对的那些人，他们仍然在维护那种自由的好处和必要性。

然而就在这些国度里，法律却保障个人的与公民的自由；而且假如一个人并不是他所应该是的那一切，他那天性的尊严也并没有被贬低；至少某些这类的权利还是被人承认的；人们已经不再能说他是奴隶了；人们应该只是说，他还不知道怎样真正成为自由。

在这些民族中，自由在这个时候就造成了或多或少是真正的损失，人民群众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被限制在极其狭隘的范围之内，以致于只要推翻他们呻吟于其下的那种几乎是为所欲为的贵族制，就似乎不止于是补偿了他们的损失而已。他已经丧失了公民那个头衔，不平等使得那几乎成了虚幻；然而人的资格却更加受到尊敬；而王朝的专制主义则把他从封建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使他避免了那种屈辱状态，——那种状态随着暴君的数量及其出现而不断加以重复着的感情，使得他越发痛苦。法律是在完善着，——既在半自由的体制之下（因为在这里运用真正权力的人，其利益并不总是违反人民的一般利益的）；也在专制主义的国家里（或者因为公众繁荣的利益往往与专制君主的利益混淆在一起，或者因为专制君主自身在寻求摧毁贵族的或教会的权力的残余时，便在法律之中造成了一种平等的精神，其动机是要确立奴隶制的平等，而其效果倒往往是令人欣慰的）。

我们将要详细地阐述在欧洲产生了那种专制主义的原因，那是以前的世纪里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前例的；在那里几乎是为所欲为的权威却受着舆论的约束、受到知识的调节、受到其自身利益的缓冲，这往往有助于财富、工业和教育的进步，而且有时候甚至有助于公民自由的进步。

由于曾经支持过暴政的各种偏见的削弱、由于商业和工业的精神（它是使得财富消声匿迹的种种暴力和动荡的敌人）的影响、由于前一个时代的野蛮行为所激起的历历在目的恐怖景象、由于各种哲学观念更加普遍的传播、最后还由于知识的普遍进步之缓慢而确凿的作用，风尚已经变得温和了。

宗教的不宽容仍在持续着，但仅只是作为人类审慎的一种创造物、作为对人民偏见的一种敬意或者是对抗他们的激动的一种防范。它已经丧失了它的种种暴戾，火刑架已经很少点燃了，而是被另一种往往是更加随心所欲的、但却不那么野蛮的压迫所取代；晚近以来，人们实行的迫害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那只是出于习惯或出于阿谀奉承。在各种问题上，政府的做法到处都是在追随着舆论的进程、乃至于哲学的进程，但却是缓慢地而且是令人遗憾地。

事实上，假如说在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中，在哲学家们所已达到的知识高度和培养自己的精神的人们所达到的中等水平这两者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距的话，而它们共同的学说就形成了那种通常被人所采纳而被称之为舆论的信仰的话；那么那些指导着公共事务的人们、那些直接影响着人民的命运的人们，不管他们的体制是哪种，都远远未能把自己提高到那种舆论的水平上；他们跟随着舆论，但未能赶上舆论，更远未能超过舆论；他们总是发现自己落在舆论以及许多年代和许多真理的后面。

这样，对哲学以及对知识传播的进步的这一史表——我们已经阐明了它那最普遍的和最易于察觉的作用——就把我们引到了一个时代：这时，这些进步对舆论的影响、舆论对各民族的或对他们领袖们的影响，突然之间就不再是缓慢的和不可察觉的了，而是在某些民族的整体之中就产生了一场革命，这就确凿地保证了会有一场席卷全人类整体的革命。

在长期的错误之后，在被各种不完备的或模糊的理论引入歧途之后，政论家们终于认识到了真正的人权，它们都可以从这条唯一的真理之中推论出来，即人是一种明智的生物，是能够进行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

他们看到了，要维护这些权利乃是人们结合成政治社会的唯一目标，而社会的艺术便是要保证他们能以最完整的平等并在最广泛的领域内保全这些权利的艺术。人们感到要确保每个人的权利的办法，便是在每个社会里都要服从共同的规则，而选择这些办法、决定这些规则之权就只能是属于这同一个社会的成员的大多数；因为每个个人在这类选择中既然不可能追随自己的理性而又使别人并不是屈从，所以大多数人的意愿就成为了可以被所有的人所采纳而又不损害平等这条真理的唯一特征了。

每一个人确实事先都可以使自己受到这种大多数人的意愿的约束，这时那种意愿就成为了一致同意的意愿；但是他只能使自己一个人受到约束；即使是对于这一大多数，他也只能是当其决不会损害每个个人的权利。在它们得到承认之后）时，才能订立契约。

这既是大多数人对于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利，同时也是对于这些权利的限制。这便是那种一致同意的根源，它使得惟有大多数人所采取的决定对所有的人才成其为契约；当由于这些个人有了改变，那种一致同意的裁决其本身已经中止存在时，这种义务就不再是合法的了。毫无疑问，对有些事物，大多数人所宣布的往往或许是更有利于错误的，并且是违反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但是仍然要由大多数人来决定，什么才是根本不应该直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的事物；正是要由大多数来决定哪些人才是所有的人可以信赖代替他们的理性的，并且也要由大多数来规定他们要更准确地达到真理所应该遵循的方法；他们也不能放弃进行宣告他们自己的决定并不会损害人人所共有的权利的那种权威。

于是，在如此之简单的这些原则之前，人们便看到一族人民和他们的行政长官之间有一项契约——它只能是由一项相互的同意或者由一方的背信而告作废的——的那些观念就告消失了；还有那种虽不那么奴役人、但并非就更不荒谬的见解，即一族人民一旦确立了宪法形式，就要受它的束缚，就仿佛改变宪法的权利并不是其他一切权利的首要保证；就仿佛人类的各种体制——它们必然是有缺陷的，并且是随着人类的启蒙而得到新的完善化的，——可以注定了是处于一种永恒的幼稚阶段。于是，人们便看到自己不得不放弃那种奸诈而虚伪的政策，那种政策忘记了人人根据自己的天性本身就有平等的权利，而是时而根据领土的大小、根据天气的温度、根据民族的特性、根据人民的富裕、根据商业和工业的完善程度来衡量所应该留给他们的权利的范围；并且时而又在人们的各个不同阶级之间，按照他们的出身、财富和职业来不平等地划分同样的这些权利；从而便创造出了相反的利益、相对立的权力，为的是随后在他们之间好确立一种惟有这些体制才能使之成为必要的平衡，而且哪怕是这样也无法纠正各种危险的影响。

于是，人们就不再敢把人分成为不同的两种，其中一种是注定了要来统治的，另一种则是注定了要服从的；一种是来骗人的，另一种则是受骗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了解自己的全部利益、来认识全部的真理；而且他们自己对自己所确立的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得有权向他们自己隐瞒任何的真理。

这些原则是那位大节慷慨的悉德尼曾付出过自己的鲜血而洛克则把自己名字的权威加之于其上的，后来又经卢梭以更大的精确性、广度和力量加以发展；卢梭配得上把它们置于永远不会再被人遗忘、也不会再受到反驳的那些真理之中的那份光荣。

人有着各种需求，并有着可以满足它们的那些才能；从那些才能以及从它们经过不同加工与分配的产品之中，就得出了目的在于供应各种共同需求的大量财富。但是，据以形成和分配、保存和消费、增殖和消耗那些财富的规律又都是些什么呢？哪种倾向于在需求与供给之间不断地确立平衡，并且因此当财富增长时便产生了更大的能力可以满足需求，随之是更多的福祉，直到财富达到了它增长的极限为止；以及反之，当财富减少时，就会产生更多的艰难、因而就有更多的困苦，直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又恢复了持平为止；——那种平衡的规律又是什么呢？在劳动与生产、需求与供给的这种惊人的变异之中，在把一个孤立的个人的生存和福祉与整个社会体系联系起来的各种利益的那种可怕的复杂性之中，——那使得他要依赖自然界的全部偶然性，依赖全部的政治事件，那把他体验欢乐或困苦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扩展及于整个的大地，——在这种外表的混乱之下，我们又怎么能够通过道德世界的一条普遍规律而看到每个个人为着自身而努力会有助于全体的福祉；而且尽管有着各种相反的利益的外部冲突，但共同的利益却迫使每一个人都懂得去理解自己的本份并能够毫无障碍地去服从它呢？

因此，人就应该以一种完整的自由来运用自己的才能，支配自己的财富，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社会的普遍利益，都远不是命令他们要限制这些活动，反而是要防止那样做；而且在这一部分公共秩序中，精心保障每个人所得之于自然的权利同时也就是唯一有用的政治，是社会力量的唯一责任，并且是公意（volonte

generale）所能合法地对个人行使的唯一权利。

但是这一原则一旦被认可之后，还有待于公共权力来行使各种责任；它应该依法建立公认的度量，用以在各种交易中确认所交换的物品的重量、体积、宽度和长度。

它应该创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尺度，那能够代表各种各样的价值，那能够便于计算它们的各种变化和它们的比值，从而在有了其自身的价值之后，那就可以用来交换已经接受了一项价值尺度的所有各种物品；没有这一手段，商业就只限于直接交换，并只能获得很少的活动和领域。

每一年的再生产都提供有一部分是可以处理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要偿付它那再生产乃是其成果的那种劳动，也并不是为了要偿付那种可以保证同等的或者更富余的新的再生产的劳动。可处理的这一部分的占有者，根本就不要自己直接去劳动；他之占有它，与他可能运用自己的才能来满足自己需要无关。因此，正是由于有了这部分每年都可处理的财富，社会的权力便可以不损害任何的权利而建立为国家的安全、国内的太平、对个人权利的保证、为了订立和执行法律而设立的权威的运作以及为维持公共的繁荣所必需的基金。

有一些对整个社会有用的工作、机构和体制是应该加以建立、指导或监督的，它们补充了个人意志以及个体利益的汇合所不能直接做到的事，——无论是对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进步而言，还是对于预防和减轻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或者再加上未能预见的偶然事故而言。

直迄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为止，乃至于很久之后，这种种不同的事物都被委之于偶然、委之于政府的贪婪、委之于江湖骗子的把戏、委之于一切有权有势的阶级的偏见或利益；但是笛卡尔有一个弟子，即那位有名的而又不幸的威特，却感到了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是像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地服从哲学的原则并服从计算的精确性。

直迄乌特勒支和约许诺给欧洲一场持久的安宁为止，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做出什么进步。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人类的精神对那种一直为人所忽略的研究有了一种几乎是普遍性的取向，而这门新科学就被斯徒亚特、斯密而尤其是被法国的经济学家们，至少就其原则的精确性与纯洁性而言，推到了在如此之漫长的冷淡期间之后人们所不可能希望如此迅速地就达到的一种程度。

但是在政治学中和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这些进步，主要的原因乃是一般哲学的或形而上学——就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进步。

笛卡尔已经使哲学重新与理性的领域相结合，他敏感到哲学应该完全从只要对我们精神作用进行观察便会向我们显示出来的那些明显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然而他那缺乏耐心的想象力，不久就把他抛离了他所追踪的那条途径；而哲学之在某个时候看来似乎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的，却只不过是要在新的错误之中误人歧途而已。

最后，洛克把握住了那条应该引导着哲学的线索；他指出了对观念的严谨的、精确的分析，可以连续地在它们的起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直接的观念，或者是在它们的构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简单的观念；这是使得我们自己不致于迷失在偶然性杂乱无章地提供给我们、而且被我们不假思索加以接受的那些不完整的、不连贯的、不确定的种种概念的混乱之中的唯一办法。

他又以同样的这种分析证明了，所有的概念都是我们的理解力作用于我们所接受的各种感觉之上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记忆在同一个时间向我们所呈现的各种感觉的组合，但却以一种捕捉住了我们注意的方式而使我们的知觉只限定在每种这类组合而成的感觉的一部分。

他使我们看到，我们在加以分析和限定之后，再把一个字加之于各个观念之上，于是我们便会使自己经常用那同一字去称呼它；也就是说，它总是由同样的这些更简单的观念形成的，总是被包含在同样的限度之内的，因此之故就可以在一连串的推理过程中运用它而决不会冒犯错误的危险。

反之，假如使用的字根本就不符合一种明确规定的观念，那么它们就可能连续不断地在同一个精神中唤起各种不同的观念；而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最大的根源。

最后，洛克还敢于率先为人类的理解力规定了界限，或者不如说，确定了人类理解力所可能认识的真理的性质、它所可能把握的对象的性质。

这种方法很快地就成为一切哲学家们的方法；并且正是由于把它应用到道德学、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上来，他们才得以在这些科学中走上一条几乎和各种自然科学是同样之确凿的大道，才得以除了已被证明的真理而外就不再承认任何东西，才得以把这些真理和一切可能仍然是可疑和不确定的东西区别开来，才得以终于学会了忽略掉一切仍然是、或者将永远是不可能认识的东西。

［这样，对我们感觉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在我们体验欢乐与痛苦的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我们道德观念的根源、普遍真理的基础，它们是由这些观念产生的并在决定着有关正义与不正义的那些必然的、不变的法则，最后还在决定着由我们的感性的本性、由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我们的道德构成的那种东西而来的并使我们的行为得以与那些法则相吻合的那类动机。]

这一方法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工具；人们就学会了使用它来完善物理科学的方法，来阐明它的原理，来评价它的证明；人们把它引申来检验种种事实，引申为各种情趣的准则。

于是，这种应用于人类理解力的一切对象的形而上学，就分析了精神在每一种认识中的历程，并使人认识到形成它那体系的各种真理的性质、我们从中可能获得的那种确凿性的性质；而正是哲学中的最后一步，在某些意义上就在人类和他们幼稚状态的古老错误之间设置了一道永恒的障碍；这道障碍会永远防止他们由于新的偏见而回到古代的愚昧中去，正如它会保证驱除我们所保留的那些或许尚未全被认识到的愚昧，以及虽可能取代这些愚昧、但却还有着一种微弱的影响和一种过眼烟云般的存在的那些错误。

然而在德国，有一位博大精深的天才却奠定了一种新学说的基础。他那热烈的、大胆的想象力，不安于一种平庸的哲学，对于人类灵魂的精神性与永恒性、对于人的自由或上帝的自由、对于在一个被全能的智慧——他的聪明、正义和善良是应该排斥罪恶和悲伤的，——所统治的宇宙中却存在有悲伤和罪恶这些重大的问题，仍然保持着怀疑。他解开了聪明的分析所不能解开的死结。他以本性上是简单的、不可毁灭的和平等的存在体（etre）构造出宇宙。这些存在体的每一个与其他与之共同构成了宇宙体系的每一个的关系，便决定它那些使自己与所有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性质；人的灵魂与一块石头终极的最后原子，都同等地是这些单子（monade）之一。它们的不同，只是由于它们在宇宙秩序中所占据的地位不同。

在这些存在体的所有可能的组合之中，一个无限的智慧只能偏爱其中的一种，而且只能是偏爱其中唯一的一种，即一切之中最完美的那一种。假如目前存在的那种组合，以其不幸和罪行的景象而刺伤了我们的话，那是因为所有其他的组合还会呈现出更为可悲伤的结果来。

我们将要阐释这个体系，当它被莱布尼兹的同胞们所采纳或至少是所支持之后，就在他们中间延迟了哲学的进步。我们看到英国哲学家们有整个的一个学派热情地拥抱了并雄辩地保卫了乐观主义的学说，但不如莱布尼兹那么巧妙而又那么深刻；莱布尼兹把它主要是奠定在这一点上，即有一个全能的智慧，它由于其本性的必然，就只能是选择各种可能的宇宙之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种；而英国的哲学家们则在观察我们的宇宙之际极力要追求我们宇宙的优越性的证明；而且它既然始终停留于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丧失了那种体系所保留的全部优点，他们也就往往更加陷入种种颠倒混乱或滑稽可笑的细节里去。

这时在苏格兰却另有些哲学家（ecossais（philosophes）），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我们真实能力的发展的分析会得出来一种原则，它能够赋予我们行为的道德性以一种充分纯洁、充分坚固的基础；他们想象着能赋予人类灵魂以一种新的能力而与感觉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截然不同；但是他们所加给那上面的，只不过是他们证明了那种新的能力的存在，若是没有它，他们就无法满足。我们将要写下这些见解的历史，并且我们将要表明，假如说这些见解曾妨碍了哲学的进程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观念更加迅速的传播却曾经是怎样地有利。

我们迄今只是表明了哲学在受过哲学的教养、深化和完善化的人们中间的进步；下面有待于我们来看清楚它对一般见解的作用都是什么，以及当理性终于上升到认识了发现真理、识别真理的可靠方法时，理性又是怎样学会了保护它自己以免对权威的尊敬和想象力曾经如此之经常地把它引人的那些错误；它同时也就摧毁了各个人的总体之中所曾经如此之悠久地伤害了和腐蚀了全人类的种种偏见。

人们终于有了可能，大声宣布那种长久以来都未能被人很好认识的权利，亦即要使所有的意见都服从于我们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也就是说，要运用我们所被赋予的可以认识真理的唯一工具来掌握真理。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骄做的心情领会到，自然界并没有绝对注定他必须相信别人的话；于是迷信古代、在超自然的信仰狂热的面前贬斥理性，就从社会中（也像从哲学中那样）消失了。

在欧洲，不久就形成了这样一类人，他们关心传播真理更有甚于发现和钻研真理；他们专心致志于探索隐避所、教土、学派、政府和古老的团体在各个角落里所积聚和包庇的种种偏见，他们把自己的光荣放在破除流俗的错误上，更有甚于放在开拓人类认识的疆界上；这是一种推动人类认识进步的间接方式，它那危险并不更少，它那用处也并不更小。

在英国有柯林斯和波令布鲁克，在法国有贝尔、丰特内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由这些名人所形成的各个学派，他们都在为了拥护真理而战斗，他们逐一地运用了学术、哲理、精神和文采所可能向理性提供的全部武器；他们采取了各种语调，运用了各种形式，从戏谑到悲怆、从编纂最博学的巨帙到小说或日常的小册子；他们布置下一张使人们的目力变得非常之微弱的幕慢来遮蔽真理，而留给人们猜测真理的乐趣；他们巧妙地安抚偏见，以便更确凿地予以迎头痛击；他们几乎从不进行威胁，既不同时针对着许多人，也甚至并不完全针对着某一个人；他们有时候宽慰理性的敌人，仿佛只不过是想要求宗教上的半宽容和政治上的半自由而已；当他们对宗教的荒谬开战时，他们就迁就专制主义，而当他们投身于反对暴政时，他们就迁就宗教崇拜；他们是从原则上攻击这两种祸患的，哪怕他们看起来仿佛只不过是要针对那些颠倒黑白的或荒谬绝伦的滥用权力；他们砍伐那些不吉利的大树的根本，但他们看来却好像是只限于要剪掉某些杂生的枝叶的样子；他们有时候教导自由之友说，迷信是以一块穿刺不透的盾牌在掩护着专制主义的，所以是应该处死的首要牺牲品、是应该打碎的首要枷锁；有时候他们又相反地向专制君主们谴责迷信，说它们才是他们的权力的真正敌人，并以它们那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恐怖来恐吓专制君主们；但是他们从不休止地在要求作为人类的权利与解放的理性独立和写作自由；他们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于反抗宗教狂热与暴政的种种罪行；他们在宗教中、政府中、风尚中和法律中追踪着一切带有压迫、残忍和野蛮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以自然界的名义告诫国王们、战士们、官吏们和教土们要尊重人血；他们还以一种激昂的严厉在谴责这些人在战斗中或在酷刑中滥用政策或冷酷无情；最后，他们采用了理性、宽容、人道作为战斗口号。

这便是这种新的哲学，它代表着公众对为数众多的、只是靠偏见而存在、只是靠错误而生活、只是靠盲从而有力量的那些阶级的仇恨；这种新哲学几乎到处都受到欢迎，但也遭到迫害，有许多国王、教土、显贵、官吏都是它的信徒或它的敌人。它的领袖们虽然暴露在敌意之前，却几乎总有办法逃脱报复；他们虽然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光荣而毫无损失，却也在躲避着迫害。

政府往往是一只手奖励他们，另一只手又犒赏他们的诽谤者；一方面禁止他们，而另一方面又为命运使得他们出生在它的国土上而感到荣耀；一方面为了他们的见解而惩处他们，而另一方面又因被人怀疑没有分享他们的见解而感到羞辱。

这些见解于是很快地就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有些人是直认不讳的，另有些人则以一种多少是透明的虚伪在矫饰着，这要视他们性格懦怯的多少而定；而且他们还要屈从于他们的主张与他们虚荣心这两种相反的利益。但是他们虚荣心的那种利益，却已经强而有力得足以使人们不再要以往时代的那种深刻的伪装，就可以满足于以一种审慎的保留态度来对待自己并且往往也这样对待别人。

我们将要追踪这种哲学在欧洲各个不同部分的进步，在那里政府的和教士们的异端裁判所并不能阻止几乎已成为普遍语言的法语迅速地在传播它。我们将要表明：政治和迷信是以怎样巧妙的手法在运用人类的认识所能提供的一切动机来向理性挑衅的和运用一切论证来表明理性的局限和弱点的；以及人们怎样甚至于会用怀疑主义来为盲从而服务的。

那种如此之简单的体系，就把对工商业的最确凿的鼓励置诸于无限的享受自由之中，它使人民解脱了以那么多的不平等所分派的、以那么大的代价并且往往是以那么多的野蛮手段所征收的那些捐税之毁灭性的灾难和屈辱性的羁轭，而代之以一种公正的、平等的而且几乎是无从察觉的捐献；这种理论把国家的真正富强与个人的福祉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联系在一起；它以公共福利的纽带把社会自然而然地会分成为的各个不同阶级结合在一起；这些思想以人类的博爱而令人感到那么慰藉，而任何的民族利益都不会再来打搅它那甜美的和谐；——这些原则以其慷慨大度并以其简单性和广泛性而引人入胜，它们被法国的经济学家们热心地加以传播。他们的成功，不像是哲学家们的成功那么迅猛而又普遍；他们所要打击的偏见并不那么粗糙，所要打击的错误也更加巧妙。他们在使人觉悟以前，必须先进行启蒙，在加以判断之前，必须先教给人以常识。

但是如果说他们只能做到使少数的追随者接受他们学说的整体，如果说人们对他们准则的普遍性、对他们原则的坚实性感到恐惧，如果说他们由于使用一种暧昧的和教条的语言而损害了他们自身事业的善意，他们为了贸易自由的利益而似乎过分忘记了政治自由的利益，他们以一种过于绝对和过于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了他们体系中某些他们所不曾充分深入探讨的部分；那么他们至少是做到了使得那种卑懦的、狡诈的而又腐化的政治之可憎与可鄙真相大自，那种政治把一个国家的繁荣建立在它的邻国的贫困之上、建立在一种禁令重重的政权的狭隘视野之内、建立在一种暴政式的财政体制的繁复组合之中。

然而被天才所丰富了的这些哲学的、政治学的和公共经济学的新真理，多少是已经广泛地为启蒙了的人士所采纳之后，就把它们有益的影响带到了更遥远的地方。

印刷术已经在那么多的地方传布开来，它已经那样成倍地增多了书籍；人们学会了把它们那么美好地分配给各种不同程度的知识、实际应用、乃至于财产；人们非常熟练地使它们投合各种趣味、各种各样的精神；它们提供了一种如此之简易、甚至于是如此之惬意的教育；它们向真理已经打开了那么多的门户，以致于再要把它们全都封锁起来，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以致于再没有一个阶级、一种行业是可以防止他们获得真理的。因此，尽管总是仍有很大数量的人沦于自愿的或被迫的愚昧无知状态，但是划分人类中间粗野不文的那部分人和启蒙了的那部分人之间的那条界线，却几乎是全然泯灭了，在区分天才与愚蠢这两极的空间中填满了一连串不可察觉的级差。

于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普遍认识，这些权利乃是不可转让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这一见解本身、一种强烈声明的愿望要拥护思想与写作自由、要拥护工业与商业自由、要拥护缓解人民的负担、要拥护废除针对宗教上持不同意见者的一切刑法、要拥护废除肉刑和野蛮的拷打，要求一种更温和的刑事立法、一种给予无辜者以完整的安全保证的司法制度，一种更简单的、更符合理性的与自然的民法法典、不过问宗教（宗教最后己被列入迷信或政治发明之列）；对宗教虚伪与狂热的敌视、对偏见的鄙视、对传播知识的热忱，——所有这些原则都一点一点地从哲学家的著作里进入到社会的各个阶级，在他们那里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教义问答和简单的读写而变成了公共事业；——这便是所有那些既不是马基亚维里主义者也不是笨伯的人们的象征。在某些国度，这些原则形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公共舆论，足以使人民群众自身看起来都准备着要接受它的指导并且服从它。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说，那种对伤害了人类的一切灾祸有着一种温良的、主动的同情的情操，那种对公共体制之中、政府行动之中、私人行为之中在自然界的种种不可避免的苦痛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苦痛的一切东西感到恐惧的情操，——这种人道的情操乃是这些原则之一项自然而然的后果；它弥散在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言论之中，而它那可庆幸的影响就已经表现在法律中、甚至于是在屈服于专制主义之下的那些民族的公共体制之中。

不同国家的哲学家们在他们的思考之中，都包含有整个人道的利益，不分国度、种族或教派，他们尽管思辨的见解不同，却形成了一支坚强联合一致的大军在反对一切的错误、在反对一切种类的暴政。他们被一种普遍慈爱心的情操所激发，在向不正义进行战争，即使那是在他们的本国之外而并不涉及他们；他们向不正义进行战斗，哪怕对其他民族负有罪责的就正是他们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欧洲挺身而出，反对浸透到美洲、非洲或亚洲沿岸的那些贪婪的罪行。英国的和法国的哲学家们自尊自重地采用了这个名字，即要尽到做这些黑人的朋友的义务，而这些黑人却是他们那些冥顽的暴君们所不屑于算做人类之数的。法国作家的称誉成了对俄罗斯和瑞典所颁布的宽容的奖励，而贝卡里亚则在意大利驳斥了法国司法制度的野蛮的准则。

在法国，人们设法在医治英国的商业偏见和英国对自己的宪法和法律的各种弊端的迷信式的尊敬，而那位可敬的霍华德则抨击法国人在他们的监狱里和医院里的那种野蛮行径毫不介意地就弄死那么多人。

政府的暴力或引诱、教土的不宽容、民族偏见的本身，都已丧失了其扼杀真理的声音的那种致命的权力；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理性的敌人或压迫自由的人可以逃避一种马上就会变成为整个欧洲判断的判断。

最后，我们还看到发展起来了一种新学说，它要向各种偏见的那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发动最后的一次打击：那就是有关人类的无限可完善性的学说，杜尔哥、普莱士和普里斯特利便是这一学说的最早的和最卓越的使徒，这种学说属于第十个时代，我们到时候再广泛地展开。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阐明一种伪哲学的起源和进展；依靠上面那种学说的支持来反对这种伪哲学，对于理性的胜利乃是十分必要的。

有些人生来是傲慢的，另有些人生来是唯利是图的，他们的秘密目标都是要延续愚昧无知和延长错误在位的统治；我们看到了他们有很多的党羽，有时候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悖论来败坏理性，或是以绝对的怀疑主义那种方便不过的怠情来诱惑理性，有时候是十足地鄙视人类，乃至于宣称知识的进步对于人类的幸福以及人类的自由都是无益的或危险的，最后有时候还以一种对伟大或对虚假的机智的热情来迷惑人，那使得德行竟可以不要启蒙井使常识不靠真正知识的支持；他们对一个有局限的人以高不可攀的理论——那远远超越了被需要所包围着而又屈服于日常种种艰辛之下的义务，——在谈论着深奥的哲学和科学；在别处，他们又在鄙薄哲学和科学是一堆无从确定的、夸大其词的思辨废话，应该在国务活动家的事物经验和机智的面前销声匿迹。就在知识的进步中间，我们听到他们不停地在抱怨知识的衰落，随着人们重新想到了自己的权利并运用自己的理性之际，他们却在叹息着人类的堕落；他们甚至于声称未来的时代是一个摆动的时代，它应该是恢复到野蛮、愚昧和奴役，而这个时刻却正是一切都在结合起来证明着人类无需再怀疑它们什么。他们仿佛是受到了人类完善化的屈辱，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分享过曾经对它做出贡献的那份光荣；不然便是被人类的进步给吓坏了，因为那向他们宣告了他们的重要地位和他们的权力的减亡。(可是比那种以笨拙的手法极力在支撑其基础早已被哲学所摧毁了的古代迷信的大厦的人们更机巧的某些江湖骗子，却试图要利用那些废墟来建立起一种宗教体系，其中只要求已经重建了自己权利的理性做到半服从，而在它自己的信仰上却几乎仍然是自由的，只要它同意相信某种不可理解的东西；同时又另有人力图以秘密结社来复活已经被遗忘了的古代巫术的神秘，他们在把人民留置于他们古老的错误之中时，又以新的迷信在束缚他们的信徒，他们居然希望为了某些徒众的好处而重建古代印度和埃及的国王-大祭司的那种暴政。但是哲学依靠着科学为它自己准备好了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面对着他们树起了一道屏障，他们那些无能的努力很快地就在它的面前破碎了。)

以我上面已经勾划出其纲要的那种精神倾向来比较一下各个政府的政治体系，我们就可以很容易预见到，一场伟大的革命乃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也不难判断，它只能以两种方式来临：它必定或则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哲学已经教会了他们要珍惜的那些理性的与自然的原则，或则是由政府赶快预防它并根据舆论的进程来调整自己的进程。这两种革命中的前一种，会是更完整而更果断，但却更多风暴；后一种则更缓慢、更不完全，但却更为平稳；在前者，人们是以暂时的灾祸为代价而取得自由与幸福的；在后者，则人们会避免这些灾祸，但或许要长期推迟享受到革命所无可置疑会产生的那些好处的一部分。

政府的腐化和愚昧是偏爱第一种办法的，而理性和自由的迅速胜利则为人类复了仇。

简单的常识教给了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出生在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人也从自然界接受了恰好与其他出生在格林威治子午线之下的英国人同样的权利，而经度上的七十度之差并不能改变这些权利。他们或许比欧洲人更好地懂得，什么是人类每个个人所共有的那些权利，而且其中包括不得到同意就不纳税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却好像是要相信，上帝创造了美洲，也像亚洲一样地只不过是为了伦敦居民的欢乐，而事实上则是想要在大洋的彼岸把一个臣服的国家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时候可以用来镇压在欧洲的英国本土。英国政府勒令英国人民的那些驯服的代表们破坏美国的权利，并强使他们缴纳并非自愿的捐税。美国便声称这种不正义破坏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宣布独立。

这时我们便第一次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摆脱了它那全部的枷锁，和平地赋予它自己以它认为是最适宜于造就自己的幸福的宪法和法律；而且既然它的地理位置和它那古老的政治形态要求它形成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便看到在它的体内同时制订了十二部共和制宪法，全都庄严地承认以人类的天然权利为基础，并且以保护这些权利为首要目标。我们将要追溯这些宪法的史表；我们将要表明它们有负于政治科学的进步的都是些什么，以及教育的偏见得以掺人其中的古老的错误又都是些什么：例如，何以权力平衡的体系仍然是改变了它那单纯性；何以它们更加是以利益的一致而非以权利的平等为原则。我们将要证明，这一利益一致的原则，如果使之成为政治权利的准绳的话，就会怎样地不仅对那些无法完全行使它的人来说是对权利的破坏，而且恰恰在它成为一种真正不平等的那一刻，这种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了。我们将要坚持这一点，因为这一错误乃是仍然会有危险性的唯一错误，因为它是真正启蒙了的人们还不曾从中觉醒过来的唯一错误。我们将要表明，美国共和国是怎样地实现了这一当时在理论上几乎是全新的观念的，即有必要依法确立并指导一种正规的与和平的方式来修改宪法本身，并区分开这种修改宪法的权力与制定法律的权力。

但是，在两个启蒙了的民族之间所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一方是维护人类的天然权利，另一方则以一种不信奉人类天然权利的学说来反对他们，那种学说使人权屈服于命令、屈服于政治利益、屈服于成文的约定；这场伟大的事业就在整个欧洲的面前诉之于舆论的法庭；人权在毫无限制地、毫无保留地从涅瓦河畔到瓜达基维尔河畔所自由流传着的著作中为人高举着和发扬着。这些讨论深入到最受奴役的国土、深入到最偏远的乡镇，而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吃惊地了解到他们是享有权利的；他们学会了认识权利；他们懂得了别人也敢于恢复它们或者保卫它们。

于是，美国革命很快地便会蔓延到欧洲；而且假如存在着有一个民族，那里对美国人的事业的兴趣比起其他地方要对他们那些著作和他们那些原则传播得更多，它同时既是最启蒙了的国度，又是最不自由的国度；在那里哲学家们有着最真实的知识而政府则有着最蛮横而又最深厚的愚昧无知；这个民族的法律远远低于公众的精神，以致于任何的民族骄做感、任何的偏见都无法使他们依附于他们古代的体制；——这样的一个民族难道不是被事物的本性注定了要发起人道之友们满怀着无比的希望与焦的在期待着的那场革命的最初行动吗？因而，它就应该是从法国开始。

它那政府的笨拙便促成了这场革命；哲学便指导了革命的原则，而人民的力量便摧毁了可能阻止这场运动的种种障碍。

法国革命要比美国革命更为完整，从而在国内也就更不平静，因为美国人满足于他们从英国所接收过来的民法和刑法，并没有一种邪恶的课税体系要改革，并没有封建的暴政、世袭的等级和有钱有势的特权团体和宗教不宽容的体制要加以摧毁，他们只把自己限于建立新的权力，以之取代英国一直在向他们所行使的权力。这些新的创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涉及到人民群众，没有任何东西改变了个人之间所已经形成的种种关系。在法国，由于相反的原因，革命却要囊括社会的全部经济在内，要改变所有的社会关系，并且要深入到政治链索的最后的环节里去，要深入到每一个个人；这些个人靠自己的财产或自己的勤劳在和平地生活着，他们无论根据自己的见解或自己的职业或是根据对财富、对野心或对光荣的兴趣，都是不会参与公众的运动的。

美国人看来只是为反抗母国暴政的偏见面作战，他们和与英国相竞争的列强结成同盟；而同时其他国家嫉妒英国的财富和英国的骄傲，也都秘密渴望着加速正义的胜利；因而，整个欧洲似乎都联合起来反对压迫者。相反地，法国人同时在攻击的，既是国王的专制主义，又是各种半自由的宪法的政治不平等，还有贵族们的骄横和教士们的统治、不宽容和财富以及封建性的弊端，这些还都笼罩着几乎整个的欧洲；于是欧洲列强就要偏袒暴政而与之联盟了。因此，法国所能看到挺身出来拥护她的，就只有某些智者的声音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羞怯的愿望，这种支持又是造谣诽谤所极力要剥夺于她的。

我们将要表明，法国的宪法和法律所据以结合的那些原则，何以要比指导美国人的那些原则更纯洁、更确切、更深刻；它们何以能更完全地避免了各种偏见的影响；权利的平等是怎样地一点都没有被那种利益的一致性所取代，而利益的一致性只不过是对它一种脆弱而伪善的补充而已；人们是怎样地以对权力的限制来取代了那种徒劳的、但却如此长期为人所称道的权力平衡；在必然要分裂成许许多多孤立的和局部的团体的一个大国里，人们是怎样地第一次敢于保存人民的主权权利，亦即仅仅服从那些法律——其制订的方式只有当其被委托给人民的代表时，才能由于他们的直接赞同而成为合法的——的权利；而如果它们损害了他们的权利和他们的利益的话，人民就总是可以通过自己主权意志的定期行动而加以修改。

自从笛卡尔的天才赋予了人类精神以那种普遍的推动力（它是人类命运的革命的第一原理）的时刻开始，下迄完整的而纯粹的社会自由的幸福时代（那时人们只是在经过了一系列漫长世纪的奴役与不幸之后，才能重新获得自己天赋的独立）为止，数理科学的进步史表向我们提供了一片广阔无垠的视野；如果我们想要很好地把握其总体、很好地观察其关系，我们就必须安排并理顺其间的各个部分。

不仅是把代数学应用于几何学，成为了这两门科学中各种新发现的一项丰富的资源；而且在以这一伟大的例子证明了对量值的计算方法一般地怎样可以扩大到所有以衡量广袤性为目标的问题上面时，笛卡尔预先就宣告了这些计算方法将会以同样的成功运用到其关系是可以精确加以衡量的一切对象上；这一伟大的发现第一次指明了，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从于计算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给了人们以达到那里的希望，并使人们窥见了它那手段。

这一发现不久就继之以对一种新演算的发现，它教导人们去发现一个可变量连续增长或减小的比例，或者是根据对这一比例的知识来重新发现该数量本身，——无论我们假设这类增长是一个有限量，抑或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当这类增长等于零的那一瞬间的比例；——这一方法当扩大到所有的变量组合、所有的有关它们变分的假说时，就同等地导致我们可以决定一切其变化是可以进行精确衡量的事物，无论是它们元素之间的比例，还是事物之间的比例（当我们仅只知道它们的元素的比例的时候，这要视我们对它们自身之间的比例的知识而定）。

我们有赖于牛顿和莱布尼兹的就是这些演算的发明，而其发现则是前一代的几何学家们的劳动所已经准备好了的。它们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中断的进步，乃是许多天才人物的创作，并且造就了他们的光荣。这些演算在凡是能观察到它们（哪怕并不追随它们）的哲学家的眼前，就呈现为人类理解力的力量的一座动人的纪念碑。

在阐明代数学语言的构成与原理——它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唯一真正精确的、真正分析性的语言，和这门科学的技术方法的性质并以这种方法与人类理解的自然运算方法的进行比较时，我们将要表明：如果说这种方法其本身只不过是对数量科学的一种特殊工具的话，那么它就还包含有一种普遍工具的原理是对一切的观念组合都适用的。

理论力学，不久就成为了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笛卡尔曾经弄错了的物体碰撞的真正规律，终于被弄明白了。

惠更斯发现了物体在圆运动中的规律；他同时还给出了测定任何一条曲线的每一成分都应该属于哪种圆的方法。牛顿结合这两种理论，就发现了曲线运动的理论；他把它们引用于开普勒曾据以发现行星运动的椭圆轨道的那些定律。

人们设想，一个行星是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以某种速度并沿着一定的方向被投入空间的，它环绕着太阳，凭借一种向着太阳的引力的作用并与距离的平方的倒数成比例，而在扫描一个椭圆。这同一个引力也把卫星保持在它们环绕着主要行星的轨道上。引力扩大到整个的天体体系，它在构成天体体系的一切成分中都是在相互作用着的。

行星椭圆的规则性受到这种干扰，而微积分就精确地解释了这些扰动的甚至最细微的差别。引力作用于彗星，这同一个理论也教导人们怎样确定替星的轨道并预告彗星的回归。我们在地球和月球的旋转轴中所观察到的运动，也证实了这一普遍的引力的存在。最后，它又是大地上物体重量的原因，重量在它们身上看来是永远不变的，因为我们无法从物体与作用中心的距离有足够不同的位置来观察它们。

于是，人们就终于第一次认识到了全宇宙的一条物理定律；而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正有如揭示出它来的那个人的光荣乃是独一无二的一样。

一百年的辛勤工作已经证实了那条定律，一切天体现象看来都以一种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准确性在服从它；每一次有其中的某个现象仿佛是规避了它；那种暂时的不确定性很快地就成为另一项新的胜利的题材。

哲学几乎总是被迫要在一个天才人物的工作中寻求引导着他的那条秘密的线索；然而在这里，被敬慕所激起的兴趣却使人发现了并保存了某些珍贵的故事，它们使人可以一步步地追踪牛顿的进程。它们有助于向我们表明，偶然性的幸运组合是怎样地能与天才的努力相汇合而得出伟大的发现，以及较为不利的组合又是怎样地能推迟它们或者把它们留待给旁人之手。

但是或许牛顿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做的事，要比发现了自然界的那条普遍的定律还更多；他教给了人们在物理学中要仅只承认那些精确计算的理论，它们不仅说明了一种现象的存在，而且还说明了它的数值、它的范围。然而有人责难他复活了古代人的神秘宗派的性质，因为他使自己限于把天体现象的普遍原因包括在一项简单的事实之中，而人们对它的观察又证明了它那无可争辩的真实性。但这种责难的本身就证明了，科学的方法是怎样地仍然需要由哲学来加以阐明。

当达朗贝尔发现了一条普遍的原理，仅仅用它就足以确定被任意的外力所推动的、并且其间又被某些条件所联系着的任何数目的质点的运动；这时候一长串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问题就相继地被提了出来并被解决了。他很快就把这同一个原理引用到具有确定形态的有限物体上来，引用到那些弹性的或柔性的物体上来（这些物体可以改变它们的形态，但只能是按照某些一定的规律，并可以保持着它们各部分之间的某些一定的关系），最后还引用到流体本身上来（无论流体保持着同样的密度，还是处于一种膨胀的状态之中）。要解决后面的这类问题，就必须有一种新的算法；而这一点并未能逃脱过他的天才，于是力学就只不过是一门纯粹计算的科学而已。

这些发现属于数学科学；但是无论是万有引力定律的性质、还是力学原理的性质以及我们从中可能得出的有关宇宙的永恒秩序的结论，都是要诉诸哲学的。我们懂得了一切物体都要服从必然的规律，这些规律本身倾向于产生或者维持平衡，并在运动中造成或者保持规则性。

对于主宰天体现象的那些规律的知识、导致更精确地计算它们的出现的那种数学分析的发现、使用光学仪器以及将它们刻度的精确度转化为观察的精确度的尺度的那类仪器的意想不到的完美程度、目的在于测量时间的那些机械的准确性、对科学的更普遍的兴趣与政府对于增加天文学家和观象家的兴趣相结合，——所有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保证了天文学的进步。天穹以许多的新星丰富了人，而人则懂得了准确地测定并预见它们的位置和它们的运动。

物理学一点一点地摆脱了笛卡尔所引人的种种模棱的解说，正如它清除了经院哲学的种种荒诞那样；物理学现在只不过是以实验来洁问自然界的那种艺术而已，随后通过计算就可以努力从中推导出更普遍的事实来。

人们已经知道了并且测定了空气的重量；人们发现了光的传递并不是瞬时的，人们测定了光的速度，人们计算出了天体的表观位置所应产生的效应；太阳光线已被分解成折射度不同的、色彩各异的、更简单的光线。彩虹已经得到了解释，产生了它那各种颜色或使之消减的办法都可以计算出来。电已经被人认识到只不过是由于某些物质受到摩擦后，可以吸引很轻的物体的那种性质而已，它现在成为了宇宙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打雷的原因已不再是一桩秘密了，富兰克林向人们揭示了避免它和按自己的意愿来驾驭它的办法。人们采用了新的仪器来测量大气重量的变化、空气湿度的变化和物体温度的变化。一门叫做气象学的新科学，教给了人们认识、有时候是预报大气的现象，它总有一天会使我们发现尚未为人认识的大气规律。

在表述这些发现的史表中，我们将要表明：引导物理学家们进行研究的方法是怎样地获得了纯洁化和完善化的，进行实验和制造仪器的技术是怎样连接不断地获得了更大的准确性的，从而不仅是物理学每天都以新的真理在丰富自己，而且已经被证明了的真理也获得了更大的确切性；并且不仅是有大量未知的事实已经被人观察到和分析过了，而且所有这些都在它们的细节上得到了更严格的测定。

物理学所要加以反抗的，仅只是经院哲学的偏见和对于懒惰是如此之具有诱惑力的那些普遍假说的吸引。其他的障碍则延缓了化学的进步。人们曾想象过，化学应该能得到点金的秘密和使人长生不老的秘密。

巨大的利益使得人迷信。人们并不相信能够安慰庸俗的灵魂的这两种最强烈的感情（以及还能激发对光荣的感情）的那类允诺，是可以由通常的办法来完成的；于是对狂想的轻信所曾创造出来的各种异想天开，就似乎都结合到化学家的头脑里面来。

但是这些海市蜃楼都一点一点地让位给了笛卡尔的力学哲学，后者本身又被人抛弃并让位给了一种真正实验的化学。对与物体相互的合成与分解相伴随的各种现象的观察、对这些作用的规律的研究、把物质分析为越来越简单的元素，——这些都获得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精确性和严谨性。

但是对化学的这些进步，还应该补充以某些完善化，它们包括着一门科学的完整体系，并且那更其是在于扩大了它的方法而不是增多了形成它的总体的真理数量；它们预告了并准备好了一场很好的革命。这样就发现了采集可膨胀的流体并使之接受实验的新方法，而可膨胀的流体一直是规避着实验的。

［这一发现使人触及到整个一类新的存在物，并触及到那些虽然已知、但却沦为一种在躲避着我们的研究的状态之中的存在物，并且对于几乎所有的化合物都再增加上一种成分，它可以说是改变了化学的整个体系。]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语言，那里面指示着这些物质的名词表达了或则是有着一种共同的元素的那些物质的关系或差异，或则是它们所属的那个类别。这样就既是一种科学书写法的使用（在那里，这些物质是由经过分析而组合的文字来表现的，它甚至能表达最通常的那些操作，以及亲合力的普遍规律），也是所有各种手段、各种工具的运用（它们可以在物理学中以严格的精确性来计算各种实验的结果），并且还是对结晶现象的计算的应用以及对某些物体的元素相结合时影响到自己经常的和固定的形式所遵守的那些规律的计算的应用。人们长期以来在努力要很好地认识大地的构造形态之前，只懂得以迷信的和哲学的梦来表示它，现在人们终于感到有必要以严密的注意来研究大地表面上的、或是他们的需要使得他们要深入加以钻研的大地内部的那一部分以及其中所发现的物质与它们的偶然的或有规则的分布，以及它们所由以构成的那些物质的分配。他们学会了从中识别海水的、地下水的和火的迟缓而漫长的作用的痕迹，学会了分辨大地的表层和外部的地壳，人们在其中所发现的物质的不平衡及其分布，以及往往还有物质本身，乃是火的、地下水的、海水的与大部分是由不同物质所形成另外那些部分的大地的作品，它们带有更古老的天翻地覆的标记，而它们作用的原因我们至今还不知道。

矿物、植物和动物分为许多品种，其中个体的不同只在于一些不可察觉的、不大经常的变异，或者是由纯粹局部性的原因所造成的；这些品种之大多彼此相似，乃是由于有着为数或多或少的共同性质，它们有助于确定各种连续的而且越来越扩大的分类。博物学家学会了按照很容易掌握的、固定的特征，对这些个体进行系统的分类，这是在无数的不同存在物中间做出识别的唯一办法。这些方法乃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在这里每一个对象都以其更为固定不变的某些性质而被标出，并且靠着这种办法我们就认识出它们的这些性质并可以在日常的语言中重新找到代表着一个对象的名字。正是这些语言，如果构造得好，还会教给我们每一类自然存在物的真正本性是什么，它们的结合在它们的其他的性质方面也带有多少是一种完整的类似性。

假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那种骄做在人们的眼前扩大了这种唯一的研究的、而且是历尽艰苦才能获得的知识对象，并对这些方法加上了一种夸大了的重要性，把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科学的真正语言的字典和文法的东西，当成了科学本身的话；那么一种虚假的哲学就往往又从一个相反的极端过分贬低了同样的这些方法，把它们与各种随心所欲的目录以及各种劳而无功的汇编混为一谈。

对自然界的三大领域所提供的各种物质的化学分析，对它们外部形象的描述，对它们物理性质和对它们通常性质的阐释，动物或植物有机体的以及它们的营养和它们的繁殖的发展史，它们的组织的细节，对它们各个不同部分的解剖以及其中的每一种的功能，有关动物的习俗、它们获得食物、掩蔽所和住处以及它们捕捉猎物或对敌人掩蔽的辛劳的历史，它们中间之形成为家族的或种族的社会，人们经历过无数的生命链索之后而被导致的那许许多多的真理，从粗糙的物质导向程度较弱的有机组织、从有机物质导向能给出感觉和自发运动的最初迹象的物质、最后从它们直到人类的那些连续不断的环节的关系，所有这些存在物与人类的关系（无论是相对于他们的需要而言，还是就其使人与它们相趋近的那些类似性而言，或是就其使人与它们相分离的那些区别而言）；——自然史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那幅史表便是如此。

人体本身就是另一门科学的对象；解剖学在它通常的意义上就包括生理学在内，这门科学曾经由于迷信对死者的尊敬而停滞不前，又由于偏见的普遍减弱而受益，并且还幸而违反了要使自己与权势者们的支持相协调而保存自己的那种好处。它们的进步看来仿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到尽头了，正在期待着更完善的工具和新的方法；它们几乎是陷于只是在比较动物的各个部分与人体的各个部分之中、比较各个不同物种的共同器官在履行相似的功能的方式之中，在寻求着在今天看来是人们的直接观察所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些真理。几乎凡是观察者的眼睛借助于显微镜所能发现的一切东西，都已经被揭示无遗了。解剖学看来有必要借助于对其他各种科学的进步都是如此之有用的各种实验，而它那对象的性质却使得它远离了目前对它的完善化乃是十分必要的那种手段。

血液循环早就被人认识了；然而，其目的在于输送乳糜与血液相混合来补充其中的损失的那些管道的分布，便于对食物进行必要的分解、便于分离出适宜于与体液和有机物质互相吸收的胃液的存在，在怀孕与分娩之间并且在那时以后一生的各个不同时期中各个不同部分、各种不同器官所经历的变化，被赋予感觉性或是应激性（那是哈勒所发现的性质，并且对几乎所有的有机物都是共同的）的那些部分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是那个辉煌的时代里生理学所曾发现的东西，并且还有某些观察上的依据；而且人们应该原谅对许多重要的生理学真理所做的机械学、化学和有机学的解释，这些科学一个接着一个曾对生理学强加以各种对科学的进步来说乃是不幸的假说，而且当它们的应用被扩大到医学上时还是危险的假说。

与这幅各门科学的史表相结合的，还应该有工艺的史表；工艺依靠科学，已经取得了更确实的进展，并且已经打碎了迄今为止因袭常规所曾束缚了工艺的种种枷锁。

我们将要表明，力学的进步、天文学的、光学的知识和测时技术的进步对于建造、驱动与导航的技术所起的影响。我们将要阐明，观象家人数的增多、航海家的更大的技巧、在天文学的方位测定与地形学的方法方面的更严格的精确性，曾怎样地终于使人认识了直到上一个世纪之末几乎尚未为人所知的这个地球；严格说来的机械技术的完善化，曾怎样地有赖于制造工具、机械和工艺的技术的完善化，而这些完善化又是怎样地有赖于理论力学以及物理学的进步；这些技术本身有赖于更不费力地、耗损更少地使用已知的驱动力或发明新的驱动力的科学，又都是些什么。

我们将要看到，建筑学从有关平衡的科学和流体的理论中吸取了赋予拱顶以更便利和更节约的形式的办法，而不必耽心会改变这些结构的坚固性；以计算得更确切的阻力来对抗水的冲击的办法、引导水流的办法和以更大的技巧与成功在运河中利用水流的办法。

我们将要看到化学技术被新的作业流程所丰富，它纯洁并简化了古来的方法，清除了因袭陈规而从种种无利的或有害的物质中、从种种无用的或不完备的操作中所引进的一切东西；同时，人们还发现了预防工人所面临的、往往是可怕的种种危险的部分办法；从而他们就获得了更多的享受、更多的财富，却不必再以那么多令人痛苦的牺牲和那么多的悔恨为其代价。

同时，化学、植物学、博物学扩大了我们对经济作物、对培育满足我们不同需要的植物、对饲养、繁殖和保存家畜、完善它们的品种和改进它们的产品以及对制作和保存大地的出产或动物所提供给我们的产品的丰富知识。

自从解剖学和化学开始对外科学和药学提出更明了的和更确切可靠的指导的那一刻起，外科学和药学就变成了几乎是崭新的技术。

医学就其实践而论，应该认为是一种技术，这时它至少是摆脱了它那些虚假的理论、它那迂腐的行话、它那害人的陈规、它那对名人的权威、对有关各种官能的学说的奴颜婢膝式的屈从；它教导人们除了经验而外不再相信别的。它增多了自己的方法，它懂得更好地组合它们和运用它们；而且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它那些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是消极的，如果说它把自己只限于废除种种危险的疗法和有害的偏见，那么研究化学药物并与观察相结合的新方法就宣告了更真实和更广阔的进步。

我们尤其是将要追踪科学天才的那种进程，它有时候从一种抽象的和深刻的理论进入了种种聪明而精密的应用，它在简化了自己的手段之后，就把它们配备于各种需要，终于把它的好处传播到最通俗的各种实践；它又有时候被同样这些实践的需要所促进，要向最高级的思辨之中去追求通常的知识会拒绝给予他们的那些力量。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关于理论无用的说法，哪怕是就最简单的技术而论，也从来都只不过证明了说这些话的人们的无知。我们将要表明，那么多不幸的应用之所以没有效用或者有负面的影响，决不可归咎于这些理论的深奥，而是相反地必须归咎于它们的不完备。

这些观察就会引向这一普遍的真理，即在所有的技术中，理论的真理都必然要在实践之中加以修订；而且还存在着实际上不可避免的不准确性，它那效果是我们必须力求使之成为不可察觉的，但又并不沉溺于那种虚幻的想要防止它们的希望之中；有关手段、时间、耗费种种在理论中必然会被人所忽视的需要的大量给定条件，当然也会进入到有关当前现实的实践中来；最后在以真正属于实践的天才的那种技巧在引进这些给定条件时，我们就可以同时既克服反理论的偏见正在威胁着我们要把技术束缚于其中的那些狭隘的限制，而又能预防对于理论运用不当所可能引致的各种错误。

已经被划分开的各种科学，不互相接近、不在它们之间形成接触点，是不可能得到扩展的。

对每一种科学的进步的阐述就足以表明，在许多种科学中直接应用微积分是多么地有用；在几乎所有的科学中，它又是怎样地可能运用来对实验和观察得出更大的准确性；它们有赖于机械学的都是些什么（机械学给了它们以更完备的和更准确的工具）；显微镜的发明和气象学仪器的发明，曾经怎样地有助于博物学的完善化；而这后一种科学有赖于化学的又是什么，只有化学才能把它导向一种对它所考察的对象的更深刻的认识，才能向它揭示最隐蔽的自然界和最本质的不同，向它表明自然界的构成和成分；同时博物学则向化学提供了那么多要加以区分和采集的物品，那么多要进行的操作，那么多由自然界所形成的化合物，我们必须区分出其中真正的成分，而有时候是要发现或者甚至于要模拟那种秘密；最后还有，物理学和化学是怎样地在互相支援的以及解剖学是怎样地从博物学或从其他这些科学中接受了它们的。

但是我们还只是阐述了我们所曾接受于和我们所可能期待于那种应用的最小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几何学家给出了根据观察未发现各种现象的经验规律的普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科学；因为它们同等地引人认识或是同一个数量在一系列的时刻或位置的连续值的规律，或是许多给定对象之间的一种相似质量的不同特性或不同值的分配规律。

某些应用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成功地运用化合物的知识，从而能够以更容易掌握其间的关系、结果和整体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观察。

概率计算的应用已经预示了它可以怎样地协助其他的科学进步；有时候，它决定着特殊事实的或然性如何，并教导我们去判断，究竟这些事实是应该加以摒弃的，还是反之是值得加以证实的；有时候，它在计算着这些事实经常反复出现的或然性，这些事实往往是呈现在技术的实践中，而其本身并不与已被看作是普遍规律的某种秩序相联系：例如，在医学中，某些药物的疗效或某些预防药剂的成功便是如此。这些应用也向我们表明了一组现象乃是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的意向的结果以及它有赖于与之共同存在的或先行的其他现象的概率都是什么；此外还有应该归之于我们称为机遇的那种必然的而又不为人知的原因的概率；“机遇”一词的真正意义是只有很好地研究了这种计算才能弄明白的。

这些应用同等地教给了我们认识我们所可能希望达到的确定性的不同程度，认识我们所能据之以采用一种意见作为我们推理的基础的那种或然性，而又并不损害理性的权利和我们行为的准则，也不缺乏审慎，还不违反正义。这些应用表明了各种不同的选举形式、由多数票做出决定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利和弊都是什么，从中可能得出概率的不同程度，公共利益按照每个问题的性质所应该要求的那种概率；怎样才是几乎能确实获得它的办法，当决定并非是必然的或者双方的不利之点并不相等，其中有一方由于始终处于那种或然性之下而不可能合法的时候；或者是怎样事先就保证总是能获得那同一种或然性的办法，当决定正好相反地乃是必然的，而最微弱的或然性就足以使之通过的时候。

在这类应用之中，我们还可以列入那些人对于事实的概率的考察，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同意放在自己的观察之上；这种概率或是从见证人的权威那里得出来的，或者是从这些事实与其他直接被观察到的事实的联系中得出来的。

对人的寿命的研究，对不同的性别、温度、气候、职业、政府、生活习惯对寿命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对各种不同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率的研究，对人口所经历的变化的研究，对产生了这些变化的各种不同原因的作用范围的研究，对它在各个国土上按年龄、性别和职业的分配方式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人体的知识、对于医学、对于公共经济学可能是何等地有用啊！

公共经济学又是怎样地使用了这些同样的计算在确定各式各样的终身年金、养老储备金、储蓄银行和救济银行与保险公司的！

这种计算的应用对于包括度量理论、货币的、银行的、金融运作的理论以及税收、税收的法定配额、它们实际的分配（那是如此之经常不顾法律的）、它们对社会体系所有各个方面的作用在内的那部分公共经济学，难道不是仍然必要的吗？

在这同一门科学中有多少重要的问题是只有靠对博物学、对农业、对植物生理学、对机械学和化学的技术所获得的知识的帮助，才能够很好地加以解决的啊！

总而言之，各门科学的普遍进步就是如此，以致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是不必借助于所有其他各门科学的援助，就能够完整地被包容在它的原则和它的细节之中的。

在提出这一史表时，和每门科学都因之而丰富起来的那些新的真理时，和每门科学都有负于看来仿佛特别是属于另一类知识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时，我们将要探讨什么是观察、实验和思考在每一门科学中所可能把我们引向的那些真理的性质和限度；我们同样地将要探讨在每一门科学中恰好是什么才构成其为发明的才能，——人类理解力的那种主要的能力，就被人们称之为天才；由于什么作用，人类精神才能够达到它所追求的那些发现，有时候还被引向它所并没有寻求、它甚至于不可能预见到的那些发现。我们将要表明，把我们导向这些发现的各种方法怎样地可能会枯竭，从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迫停顿下来，——假如没有出现新方法向天才们提供新的工具或者是促进他们能运用已经不可能再加使用而不消耗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些新方法的话。

假如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表明我们从直接运用科学中或者在把科学应用于技术时所取得的好处，无论是就个人的福祉而言，还是就国家的繁荣而言；那么我们就还只是使人认识到它们的好处的很微小的一部分。

它们最重大的好处或许是推翻了偏见，并在一定意义上重建了人类的理解力；人类的理解力曾经被迫匐伏于错误指导的面前，它灌输给他们每一代从襁褓之中所传递下来的荒谬信念，加之以对迷信的惊惧和对暴政的惶恐。

所有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错误都是基于哲学的错误，而哲学的错误其本身又是与物理的错误相联系着的。没有一种宗教体系、没有一种超自然的妄诞，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荒诞事物的发明者和保卫者，不可能预见到人类精神之绵延不断的完善化。人们被说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就已懂得了他们所可能懂得的一切，并且会永远信仰他们当时所信仰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满怀信心地把自己的梦想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他们自己的时代的普遍见解的基础之上。

物理学知识的进步对这些错误甚至于是更加致命的，它们往往是摧毁了这些错误而看起来又并没有攻击这些错误。而且使那些顽固保卫这些错误的人蒙上了愚昧无知这一令人齿冷的笑柄。

同时，对这些科学的对象进行正确推理的习惯、它们的方法所得出的精确的观念以及认识或证明一种真理的手段，都会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要对那种强迫我们去拥护奠定在可信性这一现实动机之上的情绪和那种使我们依附于我们习惯的偏见的情绪或强使我们要向权威让步的情绪进行比较；而这一比较就足以教导我们鄙弃后一种见解，从而使我们感到我们并不真正相信它们，哪怕我们以信仰它们而自诩，哪怕我们是以最纯洁的真诚在宣扬它们。这个秘密一旦被发现之后，就会使它的灭亡成为迅速而又肯定的事。

最后，物理科学的这种前进是感情和兴趣所干扰不了的，在那里人们不相信出身、职业或地位就使人有权去评判人民自己并不处于一种可以理解它们的地位的那些东西；这一十分确切的进程不可能被人观察到而又不使启蒙了的人们不在其他的科学中也要不停地力求与之相趋近；它每一步都向他们提供了他们所应该遵循的典范，提供了他们可以据之以判断他们自己的努力并认识到他们可能会步人的错误的道路，使自己避免怀疑主义以及轻信和盲目的惶惑，甚至于是过分地完全屈服于知识和名望的权威之下。

毫无疑问，形而上学的分析也导致同样的结果，但是它只不过给出抽象的教诫；而这里的这些同样抽象的原则一旦付诸行动，就会由范例而得到阐明、由成功而得到加强。

直迄这个时代，科学还只是少数人的家产；现在它们已经变成了共同的所有，而这个时刻正在到来，那时候它们的要素、它们的原则、它们的最简单的方法都将真正变成为大众的。到了那时候，它们之应用于技术、它们对人类精神的普遍的正确性的影响，就将具有一种真正普遍性的效用。

我们将追踪欧洲各国在教育方面的进步，无论是幼年的还是成人的；这一进步迄今还是薄弱的，假如我们仅只是看那种教育的哲学体系的话，它几乎到处还是委身于经院哲学的偏见；但那种进步却是十分迅速的，假如我们考虑到教学对象的广度和性质的话，——那差不多只是包含真正的知识，包括有几乎一切科学的要素都在内；而各种年龄的人都从字典中、从摘要中、从杂志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知识，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十分纯粹。我们将要考察，口头的科学教育与人们直接从书本和研究中所接受的教育相结合都有哪些用处；如果说从编纂工作之变成为一种真正的职业、一种谋生手段这件事产生了某种便利的话，那么它就繁衍了大量庸俗的著作，但是同时对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也就繁衍了获得普通知识的手段。我们将要阐述各种学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起的影响，那道屏障在反对江湖骗术和伪学术上长时期都将是有用的；最后我们将要叙述各个政府对于人类精神的进步所给予鼓励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同一个国度和同一个时代也曾对它设置下了障碍的历史；我们将要使人看到，什么样的偏见或什么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曾经指导过各国政府反对人类精神朝着真理前进；又是什么样的有关的政治的乃至公共福祉的观点，——当看来相反地是要想加速和保护它的时候，——曾经指导过它们。

艺术史表所呈现的结果，也是同样地辉煌。音乐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同时和声的科学与微积分之应用于发声体的振动与空气的波动都阐明了它的理论。造型艺术已经从意大利传到了弗兰德斯、西班牙和法国，并在这些国度里上升到意大利在前一个时代所曾达到的同样程度，而且它们在这里比在意大利本土被维护得更加光辉灿烂。我们画家们的艺术就是拉斐尔和卡拉齐兄弟的艺术。所有这些方法都保存在学院里，它们远远没有消失而是传播得更广泛了。然而，已经过去了那么长的时期而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天才能与拉斐尔媲美，这种长期的停滞状态就只好归之于机遇了。那并不是艺术的方法已告枯竭，虽说伟大的成就确实是变得越发困难了。那并不是自然界拒绝赋予我们以16世纪意大利人所具有的同样完美的官能；那必须全然归之于政治的、风尚的变化，那不是艺术的衰颓而是它那作品的脆弱性。

文学在意大利培育得不很成功，然而并没有退化；而人们在法语中所做出的进步，却使它配得上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全欧洲的普遍语言的那份荣誉。

在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手里，悲剧艺术由于连续不断的进步而上升到了前所未知的完美境地。喜剧艺术则有赖于莫里哀而更加迅猛地达到了一种任何国家都还未能达到的高度。

在这个时代的开始，在英国，并且在与我们更为接近的时期是在德国，语言是完善化了。诗的艺术、散文写作的艺术已经服从于（但不像在法国那么驯服地）应该是指导着它们的那些理性的和自然的普遍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所有的语言和所有的民族都是同等地真确，尽管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能够懂得它们，并把自己提高到那种正当的而又确切的趣味的高度，——它们不外就是主宰着索福克里斯和维吉尔的篇章以及蒲伯和伏尔泰的篇章的那些同样规则的情操而已，它们教导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法国人去感受同样的美并反抗同样的丑。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是什么东西促进了或者推迟了这些艺术的进步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各个不同国度里的不同类型的诗歌或散文著作达到了如此之不平衡的完美状态的，以及这些普遍的规则怎样能够甚至在不损害构成为其基础的那些原则的同时，被风尚、被享受这些艺术品的人的意见以及被它们的不同类型所注定要采用的做法的性质本身所规范着。所以，例如，整天在一所不大的厅堂里在为数不多的观众面前所背诵的悲剧，和在一个巨大的剧场里在隆重的节日邀请所有的人来歌唱的悲剧，二者就不可能有同样的实用规则。我们将要力图证明，趣味的各种规则也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同样的永久性，但也要接受同样的那种修正，正如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其他规律一样，——当必须把它们应用于一种通常艺术的直接实践的时候。

我们将要表明，印刷术怎样繁衍并传播了目的在于供公众朗读或背诵的那些著作，它们所流通的读者的数目要比听者的数目大得无可比拟；我们将要表明，在人数众多的会议中所采取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是怎样地由它们的成员从讲授中所接受的教育而决定的，那是由古代人和近代人之间的说服艺术的规则不同所得出的结果，这些不同类似于它所应产生的效果与它所运用的手法之间的不同；最后，我们将要表明，即使是在古人也把自己限于阅读作品的那些文学类型之中，例如历史或哲学，印刷术的发明使人更能投身于展开细节的那种便利，又是怎样地也应该影响到这些规则本身。

哲学和科学的进步扩大和促进了文学的进步，而文学的进步又有助于使学习科学更加容易，使哲学更加大众化。它们是在互相支持的，尽管无知与愚蠢在努力要把它们分开，使之成为敌人。学术——对人类权威的顺从、对古老事物的尊敬，似乎注定了是要使学术维护有害的偏见那一方的——居然有助于推翻它们，是因为科学和哲学已经带给了它一束更为健全的批判火炬。学术已经懂得了衡量各种权威并进行比较，它终于使得它们自身都要受到理性的审判。它已经摒弃了种种奇迹、种种荒诞的神话、种种违反或然性的事实；但是在它攻击它们所依恃的那些证据时，它就从此懂得了不管这些证据的力量如何，都要加以摒弃，而只认可那些能够击败非凡事件在物理上和在道德上的不真实性的证据。

这样，所有的人类理解力的活动，不管它们在对象上、在方法上或在它们所需要的精神品质上可能有怎样的不同，却都汇聚成人类理性的进步。事实上，它是属于人类劳动的整个体系的，有如一件制造良好的作品，它的各个部分虽则在方法上迥然有别，却又应当是紧密相联系着的，它们只能形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并趋向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

现在我们就来对人类做一个综览；我们将要表明，所有的科学中对真正方法的发现、它们所包含的各种理论的推广、它们之应用于自然界的一切对象与人类的一切需要、它们之间所建立的交通线路、大量在研究科学的人士们、最后还有印刷术的繁衍，——这些就足以向我们保证，这些科学的任何一种今后都再也不会降回到它们所已达到的那一点以下了。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哲学的原理、自由的准则、对真正的人权及其真实利益的认识，都已经在为数非常之多的国家里传播开来并在每个国家里都指导着极大多数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以致于我们不必担心会看到它们再度湮没无闻的。

那么，我们还保留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既然我们看到这两种语言乃是传播得最广的语言，也是享有最完整的自由的那两个民族的语言，他们最能认识它的原理；从而就没有任何暴君的联盟、没有任何可能的政治组合，是能够防止这两种语言坚决保卫理性的权利以及自由的权利的。

但是，如果说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人类是不会再陷入它那古代的野蛮状态的，如果说这一切都向我们保证不会再有那种怯懦而腐化的体系——它惩罚着人类要永远摇摆于真理和错误之间、自由与奴役之间；那么我们同时却也看到光明还只占领了大地上的一个微小的部分，而真正启蒙了的人数就在大量委身于偏见和无知之中的人们面前消失了。我们看到广大的地区在奴隶制之中呻吟，那许多国家，或是在这里被文明的罪恶所败坏，它那腐化延缓了文明的进程，或是在那里仍然在它那原始时代的幼稚状态之中混日子。我们看到晚近这些时代曾经为人类精神的进步做过许多工作，但是为人类物种的完善化却做得很少；为人们的光荣做得很多，为人类的自由做了一些事，但是为人类的幸福几乎还没有做任何事。在某些点上，我们的眼睛受到辉煌夺目的光明的震眩；但是稠密的阴霾仍然遮蔽着广阔无垠的天际。哲学家的灵魂在少数对象上很欣慰地安息了下来，但是愚蠢、奴隶制、狂妄和野蛮的景象却更加经常地在刺痛着他的灵魂；而人道之友们只能是沉溺于对未来的甜蜜希望之中才品尝到没有杂质的欢乐。

这些便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进步史表之内的对象。我们将要在提出它们时，特别力求表明这些进步在人们政治生活的不同时代中对于人们的意见的、对于各个不同国家的广大群众的福祉的全部影响：我们将要力求表明，他们都认识到了哪些真理，他们都弄明白了哪些错误，他们都奠定了哪些有德的习惯，他们的才能都有哪些新的发展曾经在这些才能与他们的需求之间建立了一种更幸福的比例；并且，在一种相反的观点之下，他们又曾经是哪些偏见的奴隶，是哪些宗教的和政治的迷信把他们引到那里的，愚昧无知和专制主义是通过哪些邪恶腐蚀了他们的，暴力或他们自身的堕落又使他们沦于什么样的悲惨境地。

迄今为止，政治史也像哲学史和科学史一样，只不过是某些少数人物的历史；真正构成其为人类的那些人、即几乎全然依恃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广大的家庭却被人遗忘了，甚至于还有从事于公共职业的那类人（他们的活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社会，他们的任务是教学、是管理、是保卫、是安慰别人），而惟有领袖们才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对个人的历史而言，只要搜集事实就够了，但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却只能是依靠观察；而且要选择它们、要掌握它们本质的特征，就必须还得有知识；并且要能很好地运用它们，还需要有几乎同样的哲学。

此外，这些观察在这甲都是以通常的事物为对象的，它们触入每个人的眼帘；只要愿意，每个人自己都可以认识它们。于是，几乎所有被人搜集到的观察就都是出自旅行家，就都是由外国人所做出的，因为这些在它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如此琐碎的事物的，对这些人却成为了好奇心的对象。可是不幸，旅行家们几乎总是不确切的观察者；他们观看对象是太匆忙了，而且是通过他们自己国度的偏见在观看的，往往是以他们所游历的国家的人们的眼睛在观看的。他们所请教的只是偶然把他们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而利害关系、党派精神、民族骄做或情调则几乎总是会左右着这些答案的。

因此，我们可以据之以追踪最为重要的这部分人类历史的，其资料的贫乏就绝不能仅只归咎于历史学家的奴颜婢膝，有如人们很有道理地所谴责于专制君主的御用历史学家们的那样。

我们只能以对法律、对政府与公共经济的实践原则的知识，或以对宗教、对一般偏见的知识来补充其中的缺欠。

事实上，书面上的法律与被人实行的法律、统治者的原则与他们那由被统治者的精神所加以改变的行动方式、由制定体制的人所颁布的体制与被实现了的体制、书本上的宗教与人民中间的宗教、一种偏见表面上的普遍性和它所获得的实践拥护，都可能是如此之不同，以致于其效果绝对不会再符合于那些公开被承认的原因。

正是人类历史这一最朦胧、最被忽视的部分，而且有关的遗物向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又是如此之稀少，才是我们格外应该加入到这份史表之中的；而且无论我们考虑的是一种发现、一种重要的理论、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或一场政治革命，我们所关怀的都是要决定它们对于每个社会的大多数那部分人都造成了什么效果；因为哲学的真正对象就在于此，因为这种同样原因的一切中间性的效果都只能看作无非是最后推动那部分真正构成为人类整体的人们的手段而已。

只有达到了整个链锁的这最后一步，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观察（作为由思索而获得的知识）才真正变成为有用的，只有到达了那个终端，人们才能欣赏他们自己对光荣的真正资格，或者能确实欣然享受他们自己理性的进步；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判断人类真正的完善化。

把一切都联系到这样的最后一点的这一观念，乃是被正义和理性所决定的；然而人们或许会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纯属幻念；但它却不是幻念，我们这里只要用两个动人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它了。

拥有最常见的各种消费品——它们以某种程度的丰裕满足了那些胼手胝足在耕耘我们土地的人们的需求，乃是由于得到了科学知识的帮助的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自从那时起，这种拥有就被历史附丽于萨拉米战役的胜利之上，没有这次胜利，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影就会威胁着要吞噬整个的大地。水手们正确地观察到了经度才免于海难，他们的生命有赖于一种理论，那通过一连串的真理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学派所做的发现，但在两千年间却埋没在毫无效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