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刷术的发明——下迄科学与哲学挣脱了权威的束缚的时期

凡是没有思考过无论是在科学真理的、还是在工艺方法的发现中人类精神的进程的人，都会惊讶何以有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分隔开了雕版印刷术的知识和活字印刷术的发现。

毫无疑问，有些版刻家曾有过要应用他们的技术的想法；但是他们却被实行起来的困难（而不是被成功的便利）所吓倒了；而且更幸运的倒是，人们并不曾疑问过它那全部的领域；因为教士们和国王们会联合起来，从它一诞生起就扼杀这个将会戳穿他们并推翻他们宝座的敌人。

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从此，凡是懂得阅读的人就都有能力可以有书并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得到书；而且这种读书的便利又扩大并且传播了进行教育的愿望和手段。

这些大大增多了的印本就以更大的速度在传播着，不仅是各种事实和发现获得了更广泛的公开性，而且它们还是以更大的敏捷性而获得的。知识变成了一种积极的、普遍的交流的对象。

人们曾不得不寻求各种手稿，正如我们今天寻求珍本著作那样。已往仅只是被某些个人所阅读的东西，这时已经有可能被所有的人都阅读了，并且几乎是在同时触及到每一个懂得那同一种语言的人。

人们懂得了向分布在四方的各个国家讲话的办法。人们看到有一种新的论坛成立了，其中交流着虽不很活跃、但却更加深沉的各种印象，其中人们对感情所施加的暴政统治较少，由此理性就获得一种更为可靠和更为持久的力量；其中全部的优势都是有利于真理的，因为它那艺术是唯有在丧失了诱惑别人的办法时，才获得了启蒙别人的办法。它所形成的公共意见，是由于共同享有这种意见的人数之多才有力量的，也是因为决定它的动机是同时涉及到每一个人（哪怕是距离最遥远的人）的精神而生气蓬勃的。于是，我们就看到建立起一座独立于一切人间势力之外的法庭，它拥护理性和正义，人们很难向它隐藏什么，而且也不可能躲避它。

新的方法、在应该导致一种新发现的道路上的最初步骤的历史、为它做准备的那些劳动、可能做出这种想法的或者是仅只激起人们愿望去追求这种想法的各种观点，——这一切都会很迅速地传播开来，向每一个人提供一整套所有的人的努力所能创造出来的方法；并且由于这些相互的支持，天才就仿佛具有了不止于成倍增长的力量。

每种新的错误从其一诞生就受到驳斥，甚至往往是在它得以传播之前就遭到打击，它根本就没有时间能在人类的精神之中生根。从幼年时起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接受并被认同为每个个人的理性的那些错误，以及恐惧或者希望使之对于脆弱的灵魂成为了可爱的东西的那些错误，现在都被如下的这一点所一笔勾销了：即，要禁止对它们加以讨论、要掩饰它们是可以被驳斥和被摒弃的、要反对真理——真理从一个结果到另一个结果，终于会使人认识谬误——的进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正是由于印刷术，人们便有可能传播涉及到当前局势或流行意见的种种著作；因此，在任何一个地点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引起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的普遍关注。

不求助于这种艺术，人们又怎么能够成倍地增加那些针对着每一个阶级的人和针对着每种不同教育程度的书籍呢？唯有长时期的讨论才能够对各种疑难问题带来确凿的知识，并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确切肯定那些过分抽象、过分微妙、过分远离人民的偏见或学者们的共同意见的真理，而不致于很快地被忘掉或被误解；纯基础性的书籍、字典和仔细收集有大量事实、观察和经验的那些著作，其中展现了一切的证明，讨论了一切的疑问；那些珍贵的集成所收罗的，或是人们对某一个特殊的科学部门所曾观察的、写过的或思想过的一切东西，或是同一个国度所有学者们每个年度劳动的成果；那些各种各样的图表之中，有些是把人类精神非经历艰辛的劳动就无从掌握的成果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另有一些则可随我们的意而展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实、观察、数字、公式和事物，而最后还有一些则是以方便的形式、以有规则的秩序提供了天才们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真理来的资料；——所有这些能使人类精神的进程更加迅速、更加确实和更加便利的手段，也都是印刷术的恩赐。

当我们来分析民族语言之取代了各个国度的学者在科学上使用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共同语言的作用时，我们还将再次指明这一点。

最后，印刷术不是把对人民的教育从一切政治的和宗教的枷锁之下解放出来了吗？这一种或那一种的专制主义枉然地想要侵犯所有的学校；专制主义枉然想要严酷的体制永恒不变地固定下来以规定以哪些错误去污染人类的精神，哪些真理是应该下令予以保存的；专制主义枉然严命那些从事于对人民的道德教育或对青年在哲学或科学方面的教育的讲席，除了有利于这种双重暴政的学说而外，其他一律都不得传播；——但是印刷术却仍然能够散布出一道独立而纯洁的光明。每个人都可能在沉默和孤寂之中从书上接受到那种教育，他们是不可能普遍地被腐蚀的；只要还有一角自由的土地，出版业在那里可以发行它的印张，这就够了。有那么大量的不同书籍、同一部书又有不同的印本和重印本，——它们顷刻之间就可以重新成倍地增长，——人们又怎么可能充分确凿地封闭起真理得以被引进来的所有门户呢？当只不过是要毁掉一部手稿的几个抄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它的时候；当禁止一种真理、一种意见过了若干年之后就足以把它浸没在永远的忘却之中的时候，——即使在那时候也都是很困难的事，而今天需要的却是保持永无休止的、不断更新的警惕和永不息止的活跃，那岂不是就变得不可能了吗？即使假设人们能抛弃那些十分明显是直接伤害了异端裁判官的利益的真理，人们又怎么可能防止深入和传播那些包含有被查禁的真理不太被人察觉地在做着准备、并且有朝一日会把人们带到真理那里去呢？人们能否不被迫摘掉虚伪的面具，就做到这一点？——而虚伪的灭亡几乎也正像真理之对错误的势力是同样地致命的。我们也将看到理性会战胜这类徒劳无益的努力；我们将在那种总是重新出现而且往往是残酷的战争之中，看到理性会战胜暴力和欺诈，会藐视屠夫们并抵抗诱惑；在理性的全能的手下，将会逐一地粉碎那种宗教虚伪——它要求人们对其宗教教条真心诚意地加以崇拜，以及那种政治虚伪，它卑躬屈节地劝诱人们和平地忍受对它有利的那些错误，而人民（如果相信它的话）在其中也会有助于他们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印刷术的发明几乎恰好与其他两件大事的时间相吻合，其中的一件对人类精神的进步起了直接的作用，而另一件对全人类命运的影响则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终结。

我说的是土耳其人之攻占君士但丁堡，和新世界以及开辟欧洲与亚洲和非洲东部的直接航线的发现。

希腊文人逃避鞑靼人的统治，都到意大利来寻求避难。他们以他们原来的文字教人阅读古希腊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哲学家和学者；他们首先是成倍地增多了它们的手稿，随后很快地又成倍地增多了它们的各种版本。人们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崇拜公认的被人称之为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东西，人们在他本人的著作里面去寻求它真正都是些什么，人们敢于评判它并且反驳它；人们用柏拉图来反对亚里土多德；而相信自己有权选择一个主人，这就已经是开始摆脱羁绊了。

讲授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狄奥芳图斯、希波克拉底、甚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和物理学的书籍，就复活了几何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天才；而哲学家们反基督教的种种意见则唤醒了几乎是熄灭了的古代对人类理性的权利的观念。

大无畏的人们被爱光荣和对新发现的热情所引导着，推广了欧洲的宇宙边界，向她展示了新的天空并开辟了未知的土地。达.伽马以不知疲倦的坚忍力在沿着漫长的非洲海岸航行之后，深入到印度；而哥伦布投身于大西洋的波涛，到达了那个横亘欧洲西部与亚洲东部之间的迄未为人所知的世界。

如果说这种情操——它那动荡不息的活动一直囊括一切的对象——预示了人类种种伟大的进步的话，如果说一种高尚的好奇心激动了航海的英雄们的话；那么一种卑鄙而残酷的贪婪心、一种愚蠢而凶残的狂想，就引导国王们和盗匪们要从他们的劳动之中坐享渔利。居住在那些新土地上的不幸的人们，根本就不被当作人看待，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这种偏见对于暴君们的腐蚀更有甚于对于受害者们，它扼杀了任何一种内疚之情，使这些从欧洲内部呕吐出来的野蛮而贪婪的人们肆无忌惮地纵情于他们对金钱和流血的无法熄止的渴望之中。有五百万人的骸骨，布满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来了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迷信和他们的恐怖的这些不幸的大地上。他们陈尸在这里直到一切世纪的终了，在抗议着宗教具有政治效益的那种学说：而今天，那在我们中间也还有它的护教者呢。

只是到了这个时代，人们才有可能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地球，才有可能研究各个国度中由于自然原因或社会制度的长期影响而被改造了的人种，才有可能观察各种温度和各种气候的大地和海洋的物产。因而，这些物产向人们所提供的各种资源还远远不曾枯竭，它那广阔的领域甚至还远远无从设想，——所有对这些事物的知识都能为科学增添新的真理并扫除被人相信的错误；商业活动给工业、给航海，并且由于一种必然的链索关系，也给所有的科学以及所有的艺术，都装上了新翅膀，这种活动也赋予了自由国家以抵抗暴君、赋予了被奴役的人民以打碎他们的枷锁（至少是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的力量：这些发现的幸运的后果便是如此。然而，惟有到了欧洲放弃了她那种压迫别人而又可鄙的垄断性的商业体系的时刻，惟有到了她想起了各种不同气候之下的人们由于自然的愿望都是平等的并且都是兄弟，而绝不是天生来就是为了要喂养某些特权民族的虚骄和贪欲的时刻，惟有当她更好地明白了她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还要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共享她的独立、她的自由和她的知识的时刻；——惟有到了那个时刻，这些好处才能够补偿它们为人道所付出的代价。不幸的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这场革命究竟是不是哲学进步的可敬的成果，还是它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只不过是民族猜忌与过分的暴政之可耻的后果而已。

直迄这个时代，教士阶级的横暴一直都没有受到惩罚。备受压迫的人道以及备受侮辱的理性的种种抗议，都在血和火之中被扼杀了。支配着这些抗议的那种精神并没有熄灭，但是对恐怖的沉默却鼓动了新的丑事。终于，让僧侣们在酒馆中、在公共场所中推销赎罪券的丑事，就造成了一场新的爆发。路德一只手擎着圣书，另一只手则揭示教皇已经取消了其自身的赦免罪行与销售免罪券的权利；教皇长期以来对与他平等的主教们施行了肆无忌惮的专制主义，早期基督徒的兄弟式的最后晚餐，已经在弥撒的名义之下变成了一种巫术活动和一种商品；教士们已沦于无法挽救的独身状态的腐化之中；这种野蛮而丑恶的法律扩及到那些僧侣们和修女们，他们的教权野心已经淹没并且玷污了教会；俗人的种种秘密都通过忏悔而被贡献给了教士们的阴谋和情欲；最后，在那些对面包、对人、对圣骨或对圣像的奢靡无度的崇拜中，就连上帝自身也得不到多少崇拜了。

路德向惊讶不已的人民宣布，这些颠倒黑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堕落和耻辱；他并且宣布，要忠诚于耶稣基督的宗教，就必须是从抛弃这些教士们的宗教而开始。他同等地运用了辩论术和学术研究作为武器，用同样有力的讥讽作为投枪。他同时以德文和拉丁文在写作。这已经不再是阿尔比派或冉·胡斯的时代了，那些人的学说在他们自己教会的界限之外便不为人所知，所以十分容易受到中伤。而新使徒们的德文书籍，却同时深入到帝国所有的村落；而他们的拉丁文书籍，则把欧洲从迷信把它投入进去的那场可耻的迷梦之中挽救了出来。自己的理性虽已预见到了这些改革者但恐惧却使得自己保持沉默的那些人、虽受到了一种秘密怀疑的激动但甚至于对于自己的良心也战栗得不敢加以承认的那些人、那些更为单纯而从不知道整个神学荒诞的领域的人、那些从不曾反思过这类反对意见的人，——他们都惊讶地获知，他们必须要在不同的意见之间作出抉择；所有的人都如饥似渴地投身于这些讨论之中，他们看到了，他们世俗的利益和他们未来的真福全都有系于此。

整个基督教的欧洲，从瑞典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西班牙，一瞬间就被新学说的信徒们所布满了，而且这场改革本来是会使得居住在欧洲的各个民族都摆脱罗马的羁轭的，假如不是某些诸侯的错误政策又抬出了已经是太经常地压在君主们头上的那同一根神圣的权杖的话。

当时他们的政策——而不幸的是，他们的继承者们今天还没有加以抛弃——乃是为了获得新的国土而毁灭自己的国家，要以领土的广阔而不是以自己臣民的数目来衡量自己的权力。

因而，一心在争夺意大利的查理第五和法兰西斯第一两人，就都为了照顾教皇的利益而牺牲了本来应该对本国进行改革所可以带来的利益。

这位皇帝看到欧洲的诸候们都赞成那些可以扩大自己权力和自己财富的宗教见解，便自封为古老的滥用权力的保护人，希望着一场宗教战争会给他以一场侵占他们的国家和摧毁他们独立性的机会。法兰西斯则想象着，烧死新教徒但保护他们在德国的领袖便可以保持教皇的友谊而又不致于失掉有用的盟友。

但这还不是他们唯一的动机；专制主义也有它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就唤醒了国王们：人们一旦使宗教的偏见受到理性的检查之后，马上就会把它伸展到政治的偏见上去；他们明白了教皇的篡权之后，终于也要弄明白国王们的篡权；而对王权是如此之有利的对于教会滥用权力的改革，就会导致对于王权所赖以建立的种种更为压迫人的滥用权力的改革。因而任何一个大国的国王都不曾自愿地垂青于改革派。亨利第八遭到了教皇革除教门的打击，却继续迫害改革派；爱德华和伊丽莎白若想要依附教皇权威，就不能不宣布自己是篡位者，所以在英国就建立了一套与之极为近似的信仰和崇拜。大不列颠的新教国君们每当天主教会不以王冠的谋篡者的罪名来威胁他们的时候，就总是偏袒天主教。

在瑞典、在丹麦，路德教义的确立在国王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为了确保驱逐信奉天主教的暴君而由他们自己取而代之的一种必要的防范措施罢了；而且我们已经在那个由一位哲学家君主所建立的普鲁士君主国里，看到了他的继承者掩饰不住要秘密地倾向于那种对国王们是如此之可爱的宗教。

宗教的不宽容对所有的教派都是共同的，它也激发了所有的政府都不宽容。教皇派迫害所有的改革教派；而各个改革教派尽管彼此互相革除教门，却又联合一致反对反三位一体论者；反三位一体论者则更加一贯得多，他们要使所有的教条都同等地不说是接受理性的、至少也要接受一种讲道理的批判的检验，他们并不想要自己有义务摆脱某些荒谬，只为的是要保存其他具有同样反叛性质的那些荒谬。

这种不宽容也为教皇主义的事业而服务。长期以来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摒绝一切迷信，对一切崇拜都漠不关心而仅只服从理性，他们把宗教看作是人类的发明；他们尽管可以秘密地嘲笑它，但是谨慎和策略却要求他们表现出尊敬。

后来，人们把勇气推进得更远了；当人们在学院里运用被误解了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来使神学玄奥的技术完善化，并自然而然地使得只能是荒谬的东西显得十分之巧妙时，有些学者就力图根据自己的真正的学说来建立一种对一切宗教思想都具有毁灭性的体系；按照这种体系，人的灵魂不外是随着生命而一道消失的一种能力，按照这种体系，除了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而外，他们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天意、任何其他的世界统治者。他们受到了柏拉图主义者的驳斥，柏拉图主义者的见解接近于后来人们所称为的自然神论，而那在教会的正统看来，只能是更可怕的东西。

对酷刑的恐惧，很快就扼止了这种放肆的坦率。意大利和法兰西沾染了争取思想自由的殉道者们的鲜血。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政府。所有各种类型的权威，惟有在反对理性这一点上，表现出是一致的。理性必须用一幅幕馒遮掩起来，瞒过暴君们的眼光，让它自己只能被哲学家的眼光所看透。

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把自己关进那种秘密学说的怯生生的根据地之中，那种秘密学说是从来也不曾中止过拥有大量的信徒的。它特别是在政府首脑中间以及在教会的首脑中间传播着；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这些宗教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就变成了诸侯们、大臣们和主教们的唯一信仰。这些见解甚至于腐蚀了哲学。实际上，这样的一种体系又能期待有什么道德可言呢？——它那原则之一就是：人民的道德必须依恃虚假的见解，启蒙了的人就有权去欺骗人民，只要是他们能向人民提供有用的错误，并把人民拘禁在唯有他们自身懂得如何从其中解放出来的那些枷锁之中。

假如人类天赋的平等、他们权利的根本依据，乃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的话；那么对一种公然以鄙视那种平等和那些权利为其准则之一的哲学，还能希望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哲学也曾做到过有助于理性的进步，它曾默默地准备了理性的统治；但是，只要它是独自存在的，它就只能是以虚伪来代替狂热，并且就只能是败坏那些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们，哪怕是能把他们提高到超出偏见之上。

真正启蒙了的哲学家们与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把自己仅限于极端小心翼翼地来为人民解惑，而不允许自己把人民滞留在他们的错误之中；这些哲学家本来是会被引向拥护宗教改革的；然而由于发现到处都遇到同样的不宽容而大感失望，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应该把自己卷入某种转变的困境之中，假如转变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仍会受着同样的束缚。既然他们始终不得不装作是相信他们所摒弃的种种荒谬，所以他们就觉得，减少了一点点荒谬也并没有很大的好处；他们甚至于害怕由于自己背弃宗教会给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愿的虚伪面貌；而他们继续依附于旧的宗教，却又以他们的名望而加强了旧宗教的权威。

鼓动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种精神，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思想自由。每种宗教在它自己所统治的国度里，都仅只容许某些见解。然而由于这些不同的信仰之间是彼此相反的，所以很少有什么见解是不在欧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击或者为人拥护的。此外，各种新的宗教团体也被迫放松了一点教义的严格性。它们不可能把探讨的权利缩小在过分狭隘的界限之内而又没有重大的矛盾，因为它们就是根据那种同样的权利而确定自己分离出去的合法性的。如果它们拒绝给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话，它们却同意使它那座监狱不再那么狭隘了：枷锁并没有被打碎，但是它却没有那么沉重了而是更放松了。终于，在某种宗教已不可能压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国度里，就确立了统治教派的高做所敢于称之为宽容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人允许别人去相信他们的理性所接受的东西，去做他们的良心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事，并对他们共同的上帝去做他们认为是最能使上帝高兴的礼拜。到了这时，人们才能够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来拥护各种已获得了宽容的学说。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欧洲产生了一种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对基督徒；并且如果我们把法国除外，那么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处有着这种自由。

但是那种不宽容就迫使人类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为人遗忘了的权利，或者说那些从来就未曾很好地为人理解过、也未曾为人所阐明过的权利。

有些慷慨志士激愤于看到人民被国工们、迷信的奴隶们或教会的政客们一直压迫到人民良心神龛的深处，终于竟敢要检查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且向人民揭示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即他们的自由乃是一项不可转让的财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护暴政的规定、任何可能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家族无可更改地绑在一起的约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们的头衔、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是什么，都是人民的公务员而不是他们的主人；人民保留从他们那里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权威的权力，无论是当他们滥用权威的时候，还是甚至当人民不再认为保留他们的权威对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时候；最后，人民还有惩治他们以及撤销他们的权利。

阿尔图修斯、郎盖以及后来的尼德汉、哈林顿等人所大胆宣扬并生气勃勃加以发挥的那些见解便是如此。

他们在向自己的时代致敬时，往往过分依赖文献，依赖权威，依赖前例；于是我们便看到，他们的见解更多地是有负于他们精神的高尚和他们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真正原则的确切分析。

同时，另有一些更谨小慎微的哲学家们则让自己满足于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建立一种权利与义务二者间的确切的相互关系、一种维持约定的平等责任。人们很可以废黜或者惩处一个世袭的首长，但只能是在他破坏了那个神圣的契约的时候，而这一契约并不因此就不对他的家庭继续存在了。这一学说抛弃了天赋权利（dro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为权利（droitpositif），它得到了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支持；它更有利于当权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谋划；它打击的主要是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们而非权力本身。从而它几乎普遍地被政论家们所遵循，并被采用作为革命和政治争端的根据。

［历史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时代很少有朝着自由的真正进步，但在政府中却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个民族中间则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尤其是更正当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编订出来，它们看来往往更不像是环境的与心血来潮的飘忽不定的产物；它们是由学者们所制订的，假如说它们还不是由哲学家们所制订的话。]

激发了意大利各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的那些群众运动和革命，当然要吸引哲学家们注意到政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中包括观察与预见宪法、法律政治体制对人民的自由、对繁荣、对国家的力量、对保存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尔和霍布斯，就模仿着柏拉图，要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导出一整套社会秩序的方案，并提出一种人们的实践必然会不断在趋近着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就从深入地考察历史事实之中寻找规律，人们按照这种规律就可以自诩能掌握未来。

［经济科学还不存在；君主们并不计算人口的数目而只计算兵士的数目；财政则只不过是掠夺人民而又不把他们推向造反的那种艺术而已；政府都不关心商业，除了是以征税来勒索它，以特权来妨害它，或者是争夺对商业的垄断权。]

欧洲各国所关心的乃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以及它们认为是彼此相反的利益，它们感到有需要承认它们之间有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即使是独立于条约之外，也会主宰着它们之间和平的关系；而另一些规则则即使是在战争中也是要受到尊重的，它们可以缓解残暴，减少洗劫并且至少是预防无益的祸害。

因而就有了一种国际法（droit

desgens）的科学；但不幸的是，人们并不是在理性和自然——它们是各族独立的人民所能承认的唯一权威——之中，而是在既定的习惯之中、在古人的意见之中，去寻找这些有关各个国家的法律，人们更关心的倒不是人权、对个人的正义，而是各个政府的野心、虚骄和贪欲。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道德学家在追问人心、分析人的能力和情操，为的是要从中发现人性、人的责任的起源，规则和对它的认可。然而他们却懂得使用经院哲学的全部玄妙，要对其合法性显得不确定的各种行为来找出无辜由此而告终、罪恶则自此而开始的那条精确界限；要决定是哪种权威才在实践上具有足以论证某种这类可疑的行为的必要分量；要时而是根据类型和品种，时而是按它们相应的重量来有系统地区分各类罪恶；而尤其是要能很好地分辨那类罪恶，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得到永恒的天惩。

毫无疑义，有关道德的科学还不可能存在，因为教士们享有解释它们和判断它们的独占的特权。然而正是这些既可笑而又丑恶的玄妙，却引导人们要去研究并且有助于他们去认识各种行为以及它们的动机的道德性的程度、义务的等级和限度、当它们看来互相冲突时人们所应该据之以做出抉择的那些原则：就正如研究一架偶然落到了一位巧匠手里的粗糙的机器，往往会使他得以制造出来一架更完美的而真正有用的新机器来。

［宗教改革由于取消了忏悔、赎罪、僧侣和教士独身制，从而净化了道德的原则，并且甚至于减少了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国家中的风尚的腐化程度。它使得他们免除了教会的赎罪制（它是对罪行的危险的鼓励）和宗教的独身制（它是一切德行的破坏者，因为它是家庭美德的敌人）。]

这个时代要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加浸透了巨大的邪恶。它是宗教大屠杀的时代，是神圣的宗教战争的时代，是新大陆人口绝灭的时代。

［这个时代看到了古代奴隶制的重建，但却更野蛮、更充斥着违反自然的罪行；它看到了商业的贪欲竟致以人的血肉之躯作交易，以欺诈、抢劫或谋害把他们买来之后，又把他们作为商品出售，把他们从一个半球运到另一个半球去献身，生活在屈辱和暴虐之下，忍受着漫长的、迟缓而残酷的毁灭之苦。]

同时，虚伪便把屠夫和杀人犯布满了欧洲。狂热主义这个魔鬼受到了创伤的刺痛后，似乎是加倍地凶残，并急于要把它的受害者堆积成山，因为理性不久就会把他们从它的手中夺走的。然而我们终于看到出现了一些具有温良和勇敢的美德的人，他们尊重并安抚了人道。历史提供了它可以毫无愧色而加以宣布的那些名字；纯洁而坚定的灵魂、与卓越的才能相结合的伟大性格，就跨过这些背信弃义、腐化堕落和残杀的场景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展现了出来，人类仍然在抗拒着观照这幅图景的哲学家，但是人类已不再侮辱哲学家了，而且还向他展示了未来不久的希望。

科学的前进是迅速而又辉煌的。代数学的语言已经普及了、简化了、完善了，或者不如说，就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才真正地形成了。方程式的普遍理论的最初基础，已经被提了出来，它们所做出的解答的性质被深化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答已经被人解决了。

对数的巧妙发明简化了算学的运算，便利了所有对具体事物计算的应用，从而扩展了各个科学的领域；在这些科学里对人们所努力要认识的具体真理的这类数字的应用，乃是以事实与一种假说或一种理论的结果相比较的方式之一，并且由于这种比较而达到发现自然界的规律。事实上，在数学中，方程运算的长度及其纯实践的复杂性都是有限度的；超出此外，时间甚至于精力就不可能达到了：如果没有这些幸运的简化方法的帮助，任何一项就都会标志着这门科学本身的界限以及天才的努力所能解决的极限。

落体定律是伽里略发现的，他懂得从其中推导出来等加速度运动的理论，而且计算出一个物体在真空中以一定的速度被抛出并受到沿着平行方向作用着的恒定力推动时所形成的曲线。

哥白尼复活了那个长期以来被人遗忘了的真正的宇宙体系；并且以视运动的理论推翻了那种体系中违反感官的一切东西；他以从那个体系中所得出的真运动的极端简捷性来反对托勒密假说所要求的那种几乎是荒唐的运动复杂性。行星的运动是更加为人理解了，开普勒的天才则发现了它们轨道的形状和按这些轨道运行所依据的永恒定律。

伽里略把新发现的、并由他所完善的望远镜应用于天文学，就为人们的眼光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在太阳表面上所观察到的黑子，使他认识到太阳的旋转，他还确定了太阳旋转的周期和定律。他指出了金星的各相，他发现了环绕着木星有四个卫星，它们循着巨大无比的轨道在伴随着它。

他学会了以单摆的振动来准确地测定时间。

因而人们有负于伽里略的乃是最早有关运动的数学理论，即运动并非同时既是均匀的而又是直线形的，还有有关自然界的力学定律的最初知识；人们有负于开普勒的乃是有关这些经验定律之一的知识，这些定律的发现有着双重的好处，既导致了对这些定律表达了其结果的力学定律的知识，又对那种知识补充了尚未容许人们获得的许多东西。

空气重量的发现和血液循环的发现，标志着由伽里略学派诞生的实验物理学的进步和已有长足进展而且不能与医药学相分离的解剖学的进步。

博物学和化学（尽管还有其幻想式的想法及其谜语式的语言）、药学和外科学，都以它们进步的迅速而令人惊讶不止；然而它们却往往以其仍然保留着那种怪诞的偏见的景象而刺痛着我们。

［我们不谈盖斯纳和阿格里柯拉的著作中包含着既有真正的知识又有同样之多的各种科学的或流俗的错误的混合，它们都很少有什么改变，我们只来看看巴里西的贝纳德，他既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取得我们建筑材料的采石场以及构成为群山的大量石块都是由海洋动物的遗骸所形成的，那是古代大地变动的可靠证据；又向我们阐述了水是怎样由于蒸发作用而由海上升起，再由于雨而回到地面上来，被粘土层所阻止，在高山上积成冰川，从而维持着泉水和江河的永恒的奔流；同时冉·雷伊则发现了空气与金属物质相结合的秘密，这是若干年以后推进了化学前沿的那些辉煌理论的最初萌芽。]

在意大利，史诗的、绘画的、雕刻的艺术，达到了古人前所未知的完美境界。高乃依宣告了法国的戏剧艺术已经接近于达到更高的境界；因为假如说，对古代的热忱或许很有道理，使人相信从曾经创造出了这些杰作的人们的天才之中可以看出有某种优越性的话，那么以他们的著作来比较意大利的和法国的作品，理性就不能不看出艺术本身在近代人手里所做出的真正进步。

意大利语这时已经完整地形成了；而其他民族的语言则每天都看到有某些自己古来的野蛮性在消失。

人们开始感到形而上学和文法学的用处；开始认识了从哲学上分析和解释由字和词的构成习惯所确定的各种规律或各种程序的方法。

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理性与权威到处都在竟相争夺自己的帝国，这场战斗准备了并预告了理性的凯旋。

正是这时候便产生了那种批判的精神，惟有它才能使得学问真正有用。人们仍需要去认识古人所曾做出过的一切；但他们开始懂得，如果他们要崇拜古人，他们却也有评判古人的权利。理性有时候要依靠权威，同时又是如此之经常地被用来反对权威；理性所欣赏的是：人们希望在理性中能找到某些支持的价值，或是人们要求为理性做出牺牲的动机。凡是把权威当作自己意见的基础、当作自己行为的向导的人，都感到要确保自己武器的力量，而不把自己暴露在理性的最初打击之下并看到它们被粉碎，这一点对于自己是多么重要。

对于科学、对于哲学、对于法理学以及差不多对于历史学一无例外地都用拉丁文来写作的习惯，一点一点地让位给了使用各个国度的日常口语的习惯。而现在就是应该考察这一变化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有着什么影响的时刻了，它使得各种科学更为通俗，然而对于学者们来说却减少了追踪其普遍进程的便利；它使得一部书在同一个国度里被更多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们所阅读，而在整个欧洲却更少地被更有教育的人们所阅读；它免除了大量渴望受教育的人要学拉丁文之苦，这些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获得一种广泛而深入的教育；然而它却迫使学者们消耗更多的时间从事研读更多的不同的语言。

我们将要表明，假如不能使拉丁文成为全欧洲通用的一种俗语的话，那么在科学中保留以拉丁文书写的习惯，对于那些钻研科学的人来说，就只有一种暂时的用处；而存在着对所有的国家都是同样的一种科学的语言，同时每个国家的人民又都说着另一种不同的语言，这就会把人划分为两类，在人民中间把偏见和错误延续下去，这对于真正的平等。对于同等地使用同样的理性、对于同等地认识必然的真理，就会设置下一道永恒的障碍；而且在这样阻碍了人类整体的进步的同时，它就会终于也像在东方一样地结束各门科学本身的进步。

长期以来只是在教堂之中和在修道院之中才有教育。

大学仍然是由教土们控制的。他们被迫向政府交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影响，但仍然完整地保留着对普通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影响，以及包括对各种日常职业的必要知识的和对各色人等的影响，而且它包办了幼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它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塑造他们尚未定型的智力和柔弱未定型的灵魂。他们交还给世俗权力的，只是对法学、对医学、对高深的科学教育、对文学、对各种学术语言的研究的指导权；这些学校为数甚少，而且人们只是把已经经过神学羁轭所塑造的人才送到那里去。

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国度里，教士们丧失了这种影响力。事实上，普通教育尽管要依赖政府，却并未停止要受神学精神的指导；只不过它已经不再清一色地被托付给教会团体的分子罢了。它继续以宗教的偏见在腐蚀人的精神，但是它已经不再使人的精神屈从于教会权威的羁轭；它仍然塑造狂热的信徒、通灵者和诡辩家，但是它已经不再造就出膜拜迷信的奴隶们了。

然而教育处处都受到奴役，处处都腐蚀了群众的精神，它以自己本国宗教偏见的重担压抑着所有的孩子们的理性，并以政治的偏见窒息着有志于更广阔的教育的青年们的自由精神。

不只是每一个人都要留待自己去发现介乎他本人与真理之间的那座他本国的和他那时代的种种错误的、稠密而可怕的战阵；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使得这些错误的最危险的部分成为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每个人在能够清除别人的错误之前，就应该首先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在与自然界为了反对发现真理而设下的种种困难进行斗争之前，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先改造自己的智能。教育已经给了人某些知识；但是要使它们有用，就必须净化它们，使它们摆脱迷信和暴政给它们设置的那层迷雾。

我们将要表明，都有哪些或多或少是有力的障碍、哪些公共教育的弊害、哪些互相反对的宗教信仰、哪些不同政府形式的影响，是带来了人类精神的进步的，我们将要看到，服从于理性的对象越是触及政治的和宗教的利益时，这类进步就会越发缓慢；而普遍的哲学、形而上学——它们的真理直接打击了所有的这些迷信，——在它们的进程之中，还要遭到比政治学更加顽固的阻滞，而政治学的完善化则只不过是威胁到国王的或贵族元老的权威而已；这一看法也同样地可以适用于物理科学。

我们将要阐述其他可能由每种科学所观察的对象的性质或是它们所运用的方法而产生的不平等状态的根源。

我们对同一门科学在不同的国度里都同样可以观察到的这一点，也是各种政治原因和各种自然原因所合成的效果。我们将要考察，在这些不同之中，哪些是属于宗教的分歧、属于政府的形式、属于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属于其特性、属于其地理位置、属于以之为舞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最后还有哪些是属于在它的内部产生了某些非凡人物的那种偶然性的；他们的影响扩及于整个人类，但却更加是生气勃勃地作用于他们自己。

我们将要区分科学本身的进步（那只能是以其中所包含的真理的总量来衡量）和一个国家在某一门科学上的进步（衡量这种进步，一方面要看懂得其中那些最常见和最重要的真理的人数，而另一方面则要看这些普遍为人所认识的真理的数目和性质）。

事实是我们已达到了文明的这样一个时刻，这时人们得益于知识的并不只是由于他们接受了有知识的人们的服务，而且是因为他们懂得使之成为一份遗产，直接运用它们来保护自己以免错误，来预见或满足自己的需要，来保护自己免于生活的灾祸或者是以新的欢乐来减轻它们。

这个时代里的真理的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历史，是决不可以忘却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迫害从哲学的和政治学的真理一直扩展到医药学的、博物学的、物理学的和天文学的真理。在8世纪，有一位无知的教皇迫害了一个助祭教土，因为他曾主张地球是圆的而违反了修辞学家奥古斯丁的见解。在17世纪，另一位教皇的更为可耻的愚昧，竟把深信已经证明了地球的日运动和年运动的伽里略交付给了异端裁判所的法官们。近代意大利所曾奉献给科学的这位最伟大的天才，在年迈体衰的重担之下，不得不为了避免折磨或监禁而要求上帝赦免他曾教导过人们更好地认识上帝的作品并以上帝用以统御宇宙的那些永恒规律的简捷性来崇拜上帝。

然而神学家们的荒谬是如此之显而易见，以致于他们向人类的尊严让了步，容许人主张地球运动，只要那是作为一种假说，只要信仰并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但是天文学家恰好做出了相反的事；他们相信地球的真正运动，井按照它那不动性的假说进行了计算。

有三位伟大的人物标志着从这个时代过渡到继之而来的时代：培根、伽里略、笛卡尔。

培根揭示了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界所赋给我们可以窥探她的奥秘的那三种工具的真正方法，即观察、实验和计算。他要求侧身于宇宙中间的哲学家们，首先要摒弃自己所曾接受的种种信仰、乃至于自己所曾形成的种种概念，以便在某种意义上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解，其中仅只容许有精确的观念、严谨的概念和其准确性或概然性的程度是经过严格测定的那些真理。但是培根虽然具有最高度的哲学天才，却并不具备科学的天才；而对这些发现真理的方法，他并没有做出过任何示范，它们虽然受到哲学家们的称赞，却并没有改变科学的行程。

伽里略以有用的而又辉煌的发现丰富了科学，他以自己的范例教导人们以一种确切而丰富的方法去改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的手段，它绝不要求人们为了怕犯错误而牺牲成功的希望。他为科学奠定了最初的学派，在那里研究科学决没有为了偏见或为了权威的缘故而掺杂任何的迷信；在那里人们以一种哲学的严肃性摒弃了除实验与计算而外的其他一切手段。然而在他把自己全然局限于数理科学时，他却未能给人们的精神留下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的那种行动。

这项荣誉就留给了笛卡尔这位聪明而勇敢的哲学家。他在科学上秉有一种伟大的天才，他做出了一种典范的教诫，制订了发现和认识真理的方法。他展示了怎样把它应用于发现折光定律和物体碰撞定律；另外还有一门新的数学分支，是要开拓数学的全部疆域的。

他想要把他的方法扩大到人类智力的全部对象上：上帝、人、宇宙一一地成为他的思索的主题。如果说，在物理科学中，他的前进不如伽里略的那么确凿，如果说他的哲学不如培根的那么聪明；如果说人们可以责备他不曾充分学习到后者的教导和前者的范例，不信任自己的想象力，只根据经验来盘问自然，只相信计算，只观察宇宙而不是构造宇宙，只研究人而不是预测人；那么笛卡尔那些错误的大胆，其本身便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他激发了人类的精神，那是他的对手们的智慧所未能唤醒的。他呼唤人们挣脱权威的羁轭，除了自己的理性所认可的而外，绝不再承认任何东西；而且人们服从他，是因为他以他的勇敢征服了人们，他以他的热忱引导了人们。

人类的精神还不曾自由，然而人类懂得了自己生来就是为了要自由的。凡是敢于坚持要保留对自由的枷锁或者是力图向人类加上新枷锁的人，都不得不向人类证明，人类是应该保持或者应该接受这些枷锁的；然而从这时起，人们就可以预见到，它们不久就将会被打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