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兄弟以心教心，以身教身，以生活教生活，是标准的道学家，我们该注意到他们当时教育事业的实况。他们和胡瑗的书院学校讲学不同了。他们只是私家朋友间的讲学。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号为程门四弟子。良佐尤被推为程门之高第。
良佐字显道，上蔡人，学者称上蔡先生。程颢知扶沟事，良佐往从之。
上蔡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肃之。辞曰：“当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馆之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程子弗问。谢处安焉。逾月，豁然有省，然后程子与之语。
这一段叙述，可以看出程门的教育精神。良佐远道来，且让他先把自己一番求师问道的真忱，自己激发与体认。此心激发了，自己体认了，也就无多话可讲。有一天，程颢问他们说：
“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
颢为扶沟主簿时，年甚轻，官职尤低微。良佐方为秀才，已知名。他这样远道问学，正可想见那时的风气。儒学新潮流，已经普遍激荡开，所以有许多人才望风慕名来到二程的门下。
明道见谢子见闻甚博，曰：“贤却记得许多。”谢子不觉面赤身汗。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谢子曰：“吾尝习忘以养生。”明道曰：“施之养生则可，于道则有害。习忘可以养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学道则异于是。出入起居宁无事者？正心以待之，则先事而迎。忘则涉乎去念，助则近于留情。故圣人之心如鉴，孟子所以异于释氏也。”
颢又教良佐：
贤读书，慎不要循行数墨。
良佐曾录五经语作一册，伯淳见之，曰：“玩物丧志。”
上蔡见明道，举史书成诵，明道以为玩物丧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谢甚不服。后来有悟，却将此事作话头接引博学之士。
我们把这些记载仔细看，再看上面程颢章，自可明白这里面道理。良佐又说：
先生善言诗，他又不曾章解句释，只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
后来良佐又从学于程颐，颐称他能为“切问近思”之学。这时的良佐，早已了解得程门宗旨了。
杨时字中立，将乐人，学者称龟山先生。成进士，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颢极喜之。后人说：“谢气刚，杨气柔。”颢喜时，颐喜良佐，是各爱其所近。颢卒，时又见颐于洛阳，时年已四十，而事颐愈恭。时与游酢立雪程门，即是时事。至七十，家居贫甚。有张觷者，为蔡京塾客。一日，令诸生习走，并曰：“天下事，被汝翁坏了，旦晚有乱，先及汝家，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诸生以为其心疾，告京。京矍然，自向觷问计。觷曰：“唯有收拾人才为第一义。”京问其人，觷以时对，遂召为秘书郎。时以重德高年入政府，竟无所表显，此事大为后人所不满。朱熹说：
当此之时，苟有大力量，真能转移天下之事，来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随众，鹘突！
又说：
来得已不是，及至又无可为者，只是说没紧要的事，所以使世人笑儒者以为不足用。
张栻亦云：
龟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终未能无少疑。恐自处太高。磨不磷，涅不缁，在圣人乃可言。
程门与谢、杨称鼎足者为游酢。酢字定夫，建阳人，学者称荐山先生。少有盛名，至京师，颐一见，谓其资可进道。时颢在扶沟，设学教邑子弟，遂召酢职学事。因从学。但后来他成为程门之罪人。有人问他：“先常从二程学，后又从诸禅游，二者之论，必无滞阂；敢问所以不同？”他答道：
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尝见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从出哉？要之此事须亲至此地，方能辨其同异，不然，难以口舌争也。
他又说：
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
可见他已是明白背师了。
尹焞字彦明，洛人，学者称和靖先生。他是程门四大弟子中天资最鲁的。人言其家居，终日竦然，家人问饥渴饮食，然后唯阿应之。不尔，不言。朱熹也说：
和靖直是十分钝底，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工夫，终做得成。
又说：
和靖不观他书，只是持守得好。他语录中说持守涵养处，分外亲切。可知学不在多，只在功专志一。
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侗学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又曰：“龟山只是要闲散，然却读书，尹和靖便不读书。”
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独龟山与上蔡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杨、谢长进。”
然后来程门连谢、杨也都走近禅，只焞不然。朱熹说：
和靖日看《光明经》一部，有问之，曰：“母命不敢违。”如此便是平日缺却“谕父母于道”一节。
二程最称正学，便最是辟佛的大师，然他们门下实在有些不振气。所谓“儒门澹泊，一辈豪杰都为禅门收拾去”，其语真不虚。
程门除四大弟子外，又有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本酒家保，喜为诗，虽拾俗语，往往有理致。一日，见县官出入，传呼道路，颇羡之，问人何以得如此？或曰：“读书所致。”始发愤从人学。入县学，被荐，忽感科举学不足为，因至僧寺，见禅师道楷，有祝发意。时周行己官洛中，告绎曰：“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无为空祝发也。”颐归自涪陵，绎始往从学。我们看了这一条，即可想见程门教法在当时的重要性。时佛学思想尚盛行，治国平天下，就佛学讲，依然是俗事。一辈好高的学者，还有鄙薄而不为，何况是科举，更受人轻视。只程学也说尧舜事业如浮云之过眼，但却教你不须祝发去。但这一种教法仍有病，说得太高了，没有真力量，真见识，后梢仍会染杂上禅学。因此程颐之后，必得出朱熹，始把程门与禅学划分得清楚。
程颐门下又有王，字信伯，福清人。其父始徙居吴。师事颐，于杨时为后进，时最许可之，谓师门后来成就者惟信伯。后明儒王守仁极称之。全祖望云：
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黄震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
或问：“致知之要？”
曰：“宜近思，且体究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又曰：“莫被中字误，只看未发时如何。”
他又说：
学者体究，切不可以文义解释，张思叔所谓劝君莫作聪明解。
问：“仁，人心也，而又曰以仁存心，何也？”曰：“观书不可梏于文义。以仁存心，但言能体仁耳。”
这些处，显是沿袭程门教法，所谓“鞭辟近里”，所谓“天理二字是自己体贴出来”，皆是此意。但循此而下，便开了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之先声。又自己说：
非某于释氏有见处，乃见处似释氏。
胡宏尝谓：
河南之门，得其指归者，零落殆尽。今之存者，叩其所安，亦以规矩宽纵，不加严谨，后学将何所正？如王学士说：“佛实见道体，只是差之毫厘，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若佛氏实见道体，则涂辙何容有差？伊川谓其略见道体，今王氏改略为实，岂不迷乱学者？
后人谓释氏之说“弥近理而大乱真”，此须二程以后始有此说法。若依宋初诸儒，似说不到释氏之弥近理。只为二程有些说法说得弥近释氏了，故觉释氏之说弥近理。无论是说他“略见道”，抑是“实见道”，总之程门与佛学实有其弥近处。所以湘学胡宏一派，想在理论上重新再建立，朱熹则受有胡宏影响，陆九渊则略近王道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细参学术思想之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