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以后天主教的复兴
1773年耶稣会被罗马教皇解散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直到1814年在欧洲始行恢复。1842年由教皇选派巴黎南格禄（gotteland）与艾方济（estēve）、李秀芳（brueyre）三人重来上海。其时正值鸦片战争结束，《中英条约》上有“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的话，于是教士来华设堂传教，为条约所许。从此基督教在中国，转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846年道光又有上谕说：
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有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因这道上谕与后来《法国条约》所规定，各省天主堂均得收回：例如上海南门的圣墓堂与老天主堂，皆归还天主教；北京的南堂，亦得启封。于是天主教工作不但尽行恢复，抑且日见进展；各国天主教的修会，又纷纷派员来华。除耶稣会已于1824年重来分派在江苏、安徽两省及河北省东南部传教外，不久，在上海徐家汇设立总部。由各修会认定地点工作：如传教于福建的，则由西班牙多明尼会士；管辖四川、贵州、云南、两广、满洲和西藏的，则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五省工作的，则有方济各会士；至于遣使会的教士们，接管耶稣会在河北、江西、河南、浙江等处工作。到19世纪的下半期，更有其他修会来华，试观下表：
各修会来华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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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我们看见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修会，有三十余种之多，另外有八十多个女修会，可见他的派别也是很多的。不过德礼贤氏在他所著的《中国天主教史》十三章内这样声明说：
非天主教读者，宜注意此等传教会，都是天主会各种修会，并不是像圣公会、长老会等各树一帜，不相统属的。天主教内传教会，不过是修士团体，都在唯一天主教公教教会以内。
外国来华的女修会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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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事业的发展，固已不是已往所可比拟。然而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却又遭遇着不少的风波；其所遭遇的迫逼，实比更正教为大。且略举咸同以来的天主教教难如下：
1856年（咸丰六年）在广西西林法国神甫马奥斯定，为知县张凤鸣逮捕处死，同时，有教士贝满及女教师曹桂英皆一同丧命。经法领事交涉之后，乃将该知县革职了事。此后杀死外国人及教友的事，仍旧继续不断地发生；如两广总督叶铭琛捕杀了英国的水手，焚毁了工艺厂，便引起极大的交涉。同时法国亦因中国官吏屡次有杀死教士的事，英法两国便联合出兵，会师于香港，移文两广总督，要求遵约保护，赔偿损失。不意叶铭琛竟置之不理，反而下令备战，结果，叶氏兵败被擒。这是咸丰七年的事。次年2月间联军移师北上，要求派遣大臣议约，清廷又不理。不得已率师进逼，于5月30日入天津，清廷始派大学士桂良议和，订立《天津条约》，说定第二年换约，两国遂撤兵。清廷又复反悔，并出上谕禁止传教。到了次年6月间换约时，不但拒而不行，反命僧格林沁封锁白河，伏兵攻杀英兵五百余人，并毁战舰三艘，清廷且嘉其忠勇。禁止传教，更甚于前。江西、福建又有查拿教友的事。英兵中伏败衄，乃约同法国，派遣大队战舰，以图报复。兵至上海，下哀的美敦书，要求认罪赔偿，履行《天津条约》，这是咸丰十年3月间事。北京接到哀的美敦书后，不知悔祸，反而下令宣战，任命僧格林沁经略战守事宜。8月间交战数次，大沽炮台失陷，英、法兵复入天津，清廷方始惶惧，复遣桂良议和，仍图虚与委蛇，一面求和，一面整顿军队，出其不意，将通州两国使臣三十八人掳掠而去。联军不得已乃继续进攻，清兵伤亡甚众，僧格林沁率部北逃。皇帝亦携后妃逃至热河，命皇弟恭王留守京师，遣使求和。联军要求先行释放被掳三十八人，不意这三十八人，已被处死过半，联军闻信，愤怒异常，乃焚烧圆明园，情势愈趋紧张。恭王遂被任为全权议和大臣，签订数十条和约。其实在此前所订的《天津条约》的第十三款中，就有几句是关于传教问题的；略举如下：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得保其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
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从此美、俄、意、葡等国，皆沿例要求通商传教，中国门户，于是洞开。时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尚与清廷争持；同时，河南张总愚的捻匪，四川、云南的回匪，相继骚扰，全国鼎沸，人民涂炭，教会亦遭波及。而仇教官吏，往往借端陷害，诬教友为匪；离京较远的地方，又往往任意惨杀。咸丰十一年有贵州教友张有扬等四人被杀，同治元年又有文神甫与教友吴学圣等四人被杀，皆诬以通匪之罪。这一年南昌、重庆也有捣毁教堂等事。各省仇教之事，仍不断发生。
四川酉阳以巨绅张丕昭作谤教书，人民为所蛊惑，群起仇教。在同治四年，又有杀死教友与马神甫的事。到同治七年闹得更凶了，仇教者聚众搜杀洋人，被杀者有李神甫与教友等四十人，堂屋尽毁。彭水地方亦有焚掠教友七八百家之多。四川闹教，影响贵州，在遵义地方，亦起仇教风波。知府陈光璧放任人民劫掠教堂，教友家被抢劫者不下七八百家，教士虽未遇害，而遭打受辱。亦有多人。
江苏省中镇江、淮安、扬州等处，谣言“教士迷拐幼孩，摘心挖眼”，乃至演成驱逐教士，焚毁教堂等惨剧。安徽省城安庆亦然，绅民为谣言所惑，亦有驱逐教士、焚毁教堂之事，教友家之被掠者，八十余家，死于非命者，二十五人。
湖北亦有仇教事，天门县地方，有莠民聚众仇教，焚毁教堂四五座，焚掠教友数十家。利川县知县拘捕教友，毁其庐舍。湖南更甚，蓝月旺神甫在长沙罹难后，竟不许西人驻足。江西、河南、广东、陕西、直隶皆有同样的遭遇，教士教友，有死于闹教中的，也有死于兵乱中的，不胜列举。而当时最大的教案，要算同治九年的天津事件。
天津教案，由陈国瑞一人煽动而成。陈国瑞本是僧格林沁的义子，疾恶洋人特甚。当他在南京时散播谣言，希图煽起仇教事件，因计不得售，乃北上至天津，遍贴谤教传单。果于6月22日发生暴动，围攻天主教堂。官府不加弹压，乱民愈聚愈多，谢、吴两神甫即报告法领事丰大业，丰领事即请北洋大臣崇厚保护。崇厚百端推诿，领事与随员及神甫均因而遇害，领事署天主堂亦付之一炬。又焚烧“仁爱堂”。“仁爱堂”乃一修女院，内有修女十名，收养孤儿幼女，并施药施诊，行种种慈善事业。是日屋宇被焚，修女被杀，孤儿亦多死伤，并波及邻居法商及俄侨多人丧命，英、美福音堂亦遭焚掠。结果，赔偿抚恤，惩办官吏了事。
光绪二年，长江下游又起谣言，说天主教教友杨琴锡等，散放纸人，夜间剪人发辫。仇教者乘机鼓惑，安徽建平、宣城、富国等处又演成焚毁教堂，杀死教友等事。光绪十年中法战争，广东等省竟有迁怒于教会，多处教堂遭受毁损。越南东京国王下令屠杀教友三万八千多人。光绪十四年长江流域又有仇教排外之谣，引起骚动。到十七年湖南有周汉者编印书籍图画，煽起教祸，影响及于安徽的芜湖、广德，江苏的丹阳、无锡，湖北的武穴、宜昌，江西的九江等处，又有焚毁教会和各种房屋，劫掠财物等暴举，惟幸未伤人。此后更有庚子的大屠杀，当另述。
总之，此种教案之起，纯由于民智未开，以天主教所举办的育婴事业，误为诱拐小孩，发生种种谣言，说什么挖眼剖心，制为药材。不独愚民无智，盲目听信；即士大夫中知识阶级，亦多相信，见于文章著述之中。试看梁章钜所著《浪迹丛谈》的话：
自西洋人设立天主教，细民有归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后主教者受之，名曰吃教，按名与白银四两。……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灸，妇女亦裸体受治。死时主人遣人来殓，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前，方临门行殓。殓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巾囊曰衣胞，纫其顶以入棺，或曰借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卷292，下卷491）
如此愚昧之言，见之于记载者，固属不一而足。《辟邪纪实》书中捏造事实，尤为荒谬绝伦，此皆引起教案的唯一原因。在此种教案之中，往往波及更正教堂，特别是庚子之变。不过教会往往在苦难中生长的，每遇一次苦难，便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在苦难中，不但可以增强奋斗精神且可以从反省觉悟自身的缺点，以资改进。所以这时候的教会当局，觉得在外人领导下的教会，很容易引起误会，因而有基督教的“本色”运动。“本色教会”这个名称，虽然产生于最近更正教会中，但也是天主教多年来所注重的一件事。他们最初便注意到“本籍神职班”的造就，希望有多数中国人出来负担中国教会的各项职司。当1893年教皇宗良十三世曾颁布过这样的话：
要是没有国籍神职和国籍主教，那么，教外国中的天主教信仰，不会有确定的将来。
后来像本笃十五世、庇护十五世都发表同样的意见，如说“每一个国家，应该培养自己的神职班”，“耶稣的神国，假使没有本籍神职班做基础，不能有稳固的进展”。可见他们把“本籍神职班”的培植，看做一件重要的事。当利玛窦最初传教时，便领导钟鸣仁、黄明沙进耶稣会为修士，他曾经这样记着说：
在我们各处的住院中，除了本会会士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学生们，都是生长在中国的，他们正在预备着进耶稣会。（见《利玛窦》二册）
据1911年北京出版的《一六九七年以来传教中国遣使会司铎修士目录》说道：“从1697年至1911年间，在中国传教的五百九十三名会士中，有十一个蒙古人都是司铎，一百八十五个中国人，除了八人外，其余都是司铎。”其中有二人，在1926年祝圣为主教。这个单从遣使会一会而言，其他修会也可以此为比例的。最有名的，要算1685年在广州祝圣的主教，名叫罗文藻，他是第一个中国主教。后来由他所祝圣的三个司铎，一个叫万其渊号三泉，一个叫吴历号渔山，别号叫墨井道人，是清代六大名画家之一，现在有《墨井集》流传，一个叫刘蕴德号素公，做过“钦天监”监副。此后华籍教士一天天的增加，有些地方，反比外籍教士超过许多。尤其女修士们的数量，很快得增加。庚子以后，其进展更不以道里计，下章当另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