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生活非常快乐，奇普斯过后回想起来，实在不能相信世上在这之前居然有这样的幸福，或者世上从此还会出现这样的幸福。他的婚姻很成功，让人欢欣鼓舞。凯瑟琳像征服奇普斯那样征服了整个布鲁克菲尔德学校。老师和学生们都很喜欢她，即便刚开始，老师们的妻子会有些嫉妒如此年轻、可爱的她，但没多久，也都无法抵挡住她的魅力。
但凯瑟琳改变最多的还是奇普斯。在结婚之前，他一直是个乏善可陈的人。虽然说起来布鲁克菲尔德的人都挺喜欢他，对他印象挺不错；但他却不是十分受欢迎或是很有号召力的那类人。在布鲁克菲尔德生活的25年，使他成为一个循规蹈矩、辛勤工作的人，但也让人们觉得他的能力也只不过如此了。事实上，他已经开始陷入一种枯燥乏味的教学模式，这也是教育事业道路上最糟糕的瓶颈期。年复一年地教授同样的课程，让他不知不觉进入到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之中，对工作之余的其他事情毫不在意。他工作努力，认真负责，教会了学生知识，让他们增长信心，但唯独缺少了激情。
没人想到他竟然娶了个出色的老婆——至少奇普斯自己是从没想到过的。她让他彻底地改头换面——所谓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那些他生命中曾拥有的、被压抑的、尚未知晓的东西重新唤醒了。他的双目有了光彩，他的头脑尽管不是绝顶聪明，但也算不错，他的想法也开始变得更加大胆。他一直拥有的幽默感正随着这些年的成熟而变得更加有底蕴。他变得更踏实，对于课堂纪律的掌控更加得心应手，不再那么僵化了。他开始变得更加受欢迎。他第一次来到布鲁克菲尔德时，他希望被爱戴、尊重和服从——至少一定要让学生服从。之前他能让学生听话，他们也尊重他，但是直到现在他才开始被学生们爱戴。学生们忽然爱上这个男人，是因为他和善但并不软弱。他非常理解他们，不会过多地加以干涉，他与他们同悲同喜。他开始会开点小玩笑，就是那种孩子们会喜欢的笑话。他利用自己编的助记法和双关语让学生们捧腹大笑，同时也让他们记住了知识。有个笑话总是能逗乐所有人，不过这只不过是众多成功笑话中的一个。只要他在罗马历史课讲到卡努勒亚法，说到允许贵族和平民通婚的法律时，奇普斯就会说：“那么你们想，如果平民姑娘想要让贵族先生娶自己，贵族先生会说他不可以。而她可能会回答：‘噢，不，你可以的，你这个大骗子！’”这时课堂里会爆发出一阵大笑。
凯瑟琳拓宽了奇普斯的眼界，改变了他的一些观念，同时，还让他看到了布鲁克菲尔德以外的世界——他看到自己的国家有着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而布鲁克菲尔德只是组成她的一小部分。凯瑟琳比他聪明，不过即使奇普斯有时不同意她的看法，他也不会混淆彼此的观点，依旧立场分明。比如不管她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论有多么的激进，他还是坚持做政治上的保守派。虽然是他不接受的观点，他也还是会适当加以吸收。她这种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影响了他，让他变得更加成熟，也让他形成了一种非常平和睿智的思想。
有时她能完全说服他。有一次布鲁克菲尔德在东伦敦举办救济活动，许多学生和家长慷慨解囊，但却完全没有什么交流。这时凯瑟琳提议应该让被救济方派一支队伍到布鲁克菲尔德学校参加十一人足球赛。要不是有凯瑟琳在，如此超前的提议可能一提出就会被否决。让一群贫民窟的穷小子和富家子弟一起比赛从一开始就是件很荒唐的事，最好将这个想法束之高阁。这件事大家也都觉得最好不要插手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反对这么做。如果要问学校的意见，答案应该也是否定的。所有人都认定东伦敦的孩子们就是小流氓，要不然就是他们天生让人感觉不舒服。不管怎样一定会发生些不好的事儿，大家的情绪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凯瑟琳仍然坚持这么做。
“奇普斯，”她说，“他们错了，你知道的。我是对的，我看到的是未来，你和他们看到的是过去。英格兰不能总是被分成上等人和“下等人”。对英格兰来说，波普拉区的穷孩子和布鲁克菲尔德的富孩子都一样重要。奇普斯，你们一定要让他们来这儿。你不能只是写张支票给他们，却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这种行为不能使你的良心得到安慰。他们和你一样，也以布鲁克菲尔德为傲。也许几年后，这样的孩子也会来到这儿，至少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会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从来没有？奇普斯，亲爱的，要知道现在是1897年，而不是1867年你还在剑桥的时候了。你还保留着过去的老观念——尽管那也是好的，大部分是好的——但有一些，有一些应该改改了，奇普斯——有些是需要改变的。”
让她意外的是，奇普斯做出了让步，忽然成了这项提议的积极拥护者。这个改变来得过于彻底和突然，让校方完全没有察觉自己已经同意进行一场危险的试验。终于，在周日下午，来自波普拉区的孩子来到布鲁克菲尔德，与学校的足球二队踢了场球赛，最终以7比5的分数落败。比赛之后他们和校足球队成员一起喝了下午茶。他们见到了校长，还参观了整个学校。晚上奇普斯送他们去了火车站。一切进展得很顺利，没发生半点儿不愉快，他们彼此间也都留下了好印象。
那些孩子们也对那个招待他们，并同与他们聊天的漂亮夫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很多年后，正值战争时期，有一次，在布鲁克菲尔德附近驻扎的军营中的一位驻地人员来找奇普斯，说自己曾是第一批来布鲁克菲尔德参加比赛的足球队队员。奇普斯请他喝茶并和他聊天。就在握手告别时，那人说：“您的太太还好吗，先生？我还清楚地记着她呢。”
“是吗？”奇普斯激动地回答道，“你还记得她？”
“当然，我想没人会忘记她的。”
奇普斯回答：“他们大概不记得了，你也知道，至少在这儿已经没人记得了。学生们来去匆匆，总有新学生入学，谁会记得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就连老师们也不会永远留在这儿。自从去年老科里布退休后，他……呃……是学校的管家，从那以后，就再没人知道我的妻子了。她去世了，你知道吗，是在1898年，就是你们来访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听到这消息我真的很难过，先生。不知怎么的，我的几个兄弟也还清楚地记得她。尽管我们只见过她一次，但确实，我们没有忘记她，真的。”
“我很高兴……我们那天过得非常有意义，比赛也很精彩。”
“那简直是我这辈子度过的最美好的一天。真希望还能回到过去啊，真的。我明天就要去法国作战了。”
大约一个月后，奇普斯听说他在帕森达勒[1]牺牲了。
[1]帕森达勒战役：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持久的阵地战。（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