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甲辰会试录》序

乾隆四十有九年，会试届期，诏以臣蔡新、臣德保典其事，而以臣纪昀与臣胡高望副之。得士百有十人，录其文尤雅者，刊呈御览，臣例得扬言末简。

伏念臣北地庸材，过蒙知遇，出入翰林者近三十载，凡文字之役，率得簪笔敬从。中间自蹈愆尤，复荷皇上弃瑕录用，典校秘书，叠被恩荣，洊佐司马。方自愧未效涓埃，兹复简任文衡，弥增悚仄。

窃惟经义取士，昉自宋王安石。然俞长城所刻安石诸作，寥寥数行，如语录笔记，程试之制，定不如斯。其出自何书亦无可考证，疑近时好事者所为。惟《宋文鉴》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发挥明畅，与论体略同，当即经义之初式矣。元延祐中，定科举法，经义与经疑并用。其传于今者，经疑有《四书疑节》，经义有《书义卓跃》，可以略见其大凡。明沿元制，小为变通。吴伯宗《荣进集》中，尚全载其洪武辛亥会试卷：大抵皆阐明义理，未尝以矜才炫博相高。成化后，体裁渐密，机法渐增。然北地变文体，姚江变学派，而皆不敢以其说入经义。盖尺度若是之谨严也。其以佛书入经义，自万历丁丑会试始。以六朝词藻入经义，自几社始。于是新异日出，至明末而变态极矣。我朝龙兴，斫雕为朴。列圣以来，时时以厘正文体为训。我皇上丁宁告诫，尤恺切周详。是以士风醇厚，文教昌明，至今日而极盛焉。

夫设科取士，将使分治天下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其明经与否不可知，则以所言之是非醇驳，验所学之得失，准诸圣贤以定去取，较他途尚为有凭。而学者求工经义，不得不研思于经术，借以考究古训，诵法先儒，不涉于奇衺之说，于民心士习，尤为先正其本原。经义一法至今不变，明体达用之士，亦时时挺出于其间，职是故也。

今之所录，大抵以明理为主。其逞辨才，骛杂学，流于伪体者不取；貌袭先正而空疏无物，割剥理学之字句，而饾饤剽窃，似正体而实伪体者，亦不取：期无戾于通经致用之本意而已。若夫人品心术之邪正，视其人他日之自为；才略之短长，待圣天子他日之甄别器使；非场屋之文所可尽觇其生平，而臣等之识鉴亦万万不能至。是固不敢摭即文知人之说，虚陈于黼座前焉。

《丙辰会试录》序

嘉庆元年丙辰，恩科会试，命礼部尚书臣纪昀充正考官，而副以左都御史臣金士松、兵部右侍郎臣李潢。臣等矢公矢慎，详加遴选，得士一百四十八人。谨录其文尤雅者，进呈御览。臣例得扬言于简端。

伏念臣北方下士，樗栎庸材，叨荷殊知，屡司文柄。至是已再典春闱，高厚鸿慈，迥逾常格。虽才疏学浅，未能窥作者之渊源，然四十年来，受恩深重，实不敢因循迁就，随流俗风气为转移。

窃以为文章各有体裁，亦各有宗旨。区分畛域，不容假借于其间。故词赋之兴，盛于楚汉，大抵以博丽为工。司马相如称“合纂组以成文”，刘勰称“金相玉式，艳溢锱毫”，是文章之一体也。经义昉于北宋，沿于元代，而大备于明：本以发明义理，观士子学术之醇疵。其初犹为论体，后乃代圣贤立言：其格主于纯粹精深，不主相矜以词藻。由明洪武以来，先正典型，一一具在，是又文章之一体也。自学者不知古法，混为一途。譬如郊庙礼服，而缀以金翠之首饰。争趋捷径，遂偭前规，岂制科取士之本意欤？至经义之中，又分二派：为汉儒之学者，沿溯六书，考求训诂，使古义复明于后世，是一家也；为宋儒之学者，辨别精微，折衷同异，使六经微旨，不淆乱于群言，是又一家也。国家功令，五经传注用宋学，而《十三经注疏》亦列学官。良以制艺主于明义理，固当以宋学为宗，而以汉学补苴其所遗，纠绳其太过耳。如竟以订正字画，研寻音义，务旁征远引以炫博，而义理不求其尽合，毋乃于圣朝造士之法稍未深思乎。

夫古学，美名也；崇奖古学，亦美名也。名所集而利随焉，故弋获者有之；利所集而伪生焉，故割剥谶纬，掇拾苍雅，编为分类之书，以备剿说之用者亦有之。试官奉天子之命，其职在于正文体，幸承简任，不敢不防其渐也。是以臣等所录，惟以平正通达，不悖于理法为主；而一切支离涂饰，貌为古学者，概不录焉。虽文体骤更，不能奥衍宏深，遽追曩哲，然窃闻前人之论明文也，谓北地、太仓如桓文，长沙、嘉定如周鲁，一则虽强而僭，一则虽弱而犹秉礼也。臣等区区之志，亦窃附于斯意云尔。

《壬戌会试录》序

嘉庆壬戌三月，当会试之期，诏以礼部尚书臣纪昀、都察院左都御史臣熊枚充正考官，而副以内阁学士臣玉麟、臣戴均元。取士如额，录其文尤雅者，进呈御览。臣昀例得扬言简端。

伏念臣北地庸才，叨两朝知遇。凡校阅文字之役，十恒得预其八九。至会试为抡才大典，自甲辰、丙辰至今壬戌，亦三膺是任。自惟年将八秩，学殖久荒，衡鉴恒虞其未允，尤不敢不夙夜兢兢。

窃谓国家设科取士，将使共理天下事也。士修于家而献于廷，亦预储其学，以分理天下事也：必深明乎理之是非，而后制事有所措；必折衷于圣贤之训，而后能明理之是非。圣贤之训，莫著于六经，故科场以经义为最重，所以明其理也。自隋唐以来，以诗赋试士者，不过一两朝；以经义试士者，则自宋至元至明至本朝，相沿历久而不易：岂非以明经为致用之本欤？

顾质文递变，踵事增华。趋向渐歧，门户遂别。如食本以御饥，其流至于讲珍错；衣本以御寒，其流至于讲纂组。波靡曼衍，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虽圣人亦不能禁绝也；在司衡者去取之间，知所轻重而已。考经义初体不过如今之论，其式见于《宋文鉴》及刘一止诸家集者，尚可考见。元人经义经疑，见于《书义卓跃》诸编者，亦大抵如斯，总以明理为本，初不以文章相耀也。明初尚仍古制，后乃渐变为八比。渐变渐远，于是隆万尚机局，天崇尚才尚学，失其本者遂多；而毅然自为，各辟门径者亦复不少。源流正变，遂淆杂而难分。平心而论，诸派之中，各有得失，亦各有真伪。崇其真而黜其伪，亦可以酌乎其中。如成弘正嘉之理法，真理法也；流而空疏庸陋，钞写讲章则为伪。隆万之机局，真机局也：流而纤仄吊诡，穿插斗巧则为伪。天崇之才学，真才学也：流而驰骋横议，偭规破矩以为才，则才为伪；流而剽窃钞袭，饾饤凑合以为学，则学亦伪。司衡者不察其本，而但喜其性之所近，则荒伧 稚，人人得售其欺，于圣天子兴贤育才之本意或未免相左矣。臣等竭二十余昼夜之力，往来商榷，务核其真。虽识见梼昧，不敢自保其无讹，然黜伪崇真之念，则协力矢之，均未尝逾越尺寸也。至于三场对策，原以觇根柢之学，贵其确凿，不贵其曼衍。国家科场条例，以问十得五为中式，寓意良深。如不论所答所问是否相合，而但取征引之繁富：如题中有一《尚书》字，则古文若干篇，今文若干篇，胪列目录，动辄连篇，而题固未问今古文也；题目有一《春秋》字，则《左传》某字，《公羊》作某，《穀梁》作某，比较点画，亦每累牍，而题固未问三传异同也。如是之类，指不胜屈，殊不足以称实学。臣等公同核阅，亦惟以文与题应者入选；其望之斑驳陆离，而每篇洒洒千言，所对全非所问者，均置不录。一如考校经义之法，庶几屏除伪学，务得真才，以仰答简任深恩于万一，是则臣等区区之志云尔。

《己未武会试录》序

嘉庆四年九月，己未科武会试及期，得旨以臣纪昀偕臣陈嗣龙为正副考官，进外场之士，取其弓马之入上格者，合以内场之论策，得士如额，录其文进呈御览。臣例得飏言简端。

窃惟国家立学校之制、科举之法，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材，而必兼设为武科者，非徒为故事之相沿也。盖天之所以生才，与才之所以自效于世，皆有能有不能，而不可以相强。是故优柔平中之资，使之自试于文学、政事之科。而凡强力勇敢之质，则使之自奋于折冲御侮之任；而又养之以学校，重之以科举，其待之优而进之慎如此。夫是以天下无遗才，而有才者不致自弃于无用，此国家用人不一途，而武居其一；武之进身不一途，而武科居其一。凡为教育成就之方，宜如此之详且悉也。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百余年来，元勋宿将，虽多不由于武科，而武科起家之人，时亦有树奇功、建伟绩者。盖将帅之略，虽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亦必深究韬钤、洞晓古今，而后有以为运筹决胜之本。武科之法，既校之骑射之技，复试之以孙吴之书，使夫奇才异能之人，皆得由此以进，而与行伍并收其用，此又设科之意所以待夫天下之能者。而所得者，或仅如昔人所讥挽强引重之粗材，与夫记录章句无用之学。此则士之负科名，而非科名之不足以得士也。此臣等所以矢公矢慎，参互比较，不敢偏重外场，启武士目不知书之渐；亦不敢偏重内场，启庸材剽窃弋获之风。惟期所取之士，有勇知方，以备干城腹心之任使。是则臣等区区之私愿云尔。

《逊斋〈易〉述》序

《易》之精奥，理数而已。《象》，其阐明理数者也。自汉及宋，言数者歧而三：一为孟喜，正传也；歧而为京、焦，流为谶纬；又歧而为陈、邵，支离曼衍，不可究诘，于《易》为附庸矣。言理者亦歧而三：乘承比应，费直《易》也；歧而为王弼、为王宗传、为杨简，浸淫乎佛老矣；又歧而为李光、杨万里，比附史事，借发论端，虽不比陈、邵之徒虚縻心力，画算经而图弈谱，然亦《易》之外传耳。中间持其平者，数则汉之康成，理则宋之伊川乎。康成之学不绝如线：唐史徵、李鼎祚，宋王伯厚及近时惠定宇，粗传一二而已；伊川之学传之者多，然醇驳互见，决择为难。余勘定四库书，颇恨其空言聚讼也。

从姪虞惇自戊子乡举后，一任满城学官，即归里，以经义课子弟。偶采诸家之惬理者，标题于《周易》之简端，犹韩吏部之《论语笔解》也。壬子四月，从余至滦平，重勘文津阁秘书，因以呈余。余喜其精思研理，去取平心，无宋南渡以后讲学家门户之习，因为题其卷首。昔从兄懋园舍人尝注《毛诗广义》，以毛亨传为主。《诗传》乃大毛公作。康成《诗谱》甚明，儒生类称毛苌，未之考耳。 而参以诸说，能持汉学宋学之平，今著录《四库总目》中。虞惇此编，可谓世其家学矣。

余年近七十，一生鹿鹿典籍间，而徒以杂博窃名誉，曾未能覃研经训，勒一编以传于世，其愧懋园父子何如耶！

《周易义象合纂》序

古今说五经者，惟《易》最夥，亦惟《易》最多歧。非惟象数义理各明一义也，旁及炉火、导引、乐律、星历以及六壬、禽遁、风角之属，皆可引《易》以为解，即皆可引以解《易》。盖《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故随举一说而皆通也。要其大端而论，则象数歧而三：一田、孟之《易》，一京、焦之《易》，一陈、邵之《易》也。义理亦歧而三：一王弼之《易》，一胡瑗之《易》，一李光、杨万里之《易》也。京、焦之占候，流为怪妄而不经；陈、邵之图书，流为支离而无用；王弼之清言，流为杨简、王宗传辈，至以狂禅乱圣典。其足以发挥精义、垂训后人者，汉儒之主象，宋儒之主理、主事三派焉而已。顾论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龂龂相争，各立门户，垂五六百年于兹。余尝与戴东原、周书昌言：譬一水也，农家以为宜灌溉，舟子以为宜往来，形家以为宜砂穴，兵家以为宜扼拒，游览者以为宜眺赏，品泉者以为宜茶荈，洴澼 者以为利浣濯。各得所求，各适其用，而水则一也。譬一都会也，可自南门入，可自北门入，可自东门入，可自西门入，各从其所近之途，各以为便，而都会则一也。《易》之理何独不然！东坡《庐山》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此意以解《易》，则《易》无门户矣。纷纷互诘，非仁智自生妄见乎？

德州李君东圃，于学无所不窥，而尤邃于《易》，积平生之力，成《周易义象合纂》一书。需次京师时，出以示余。余未展卷，指其题签语之曰：“书名四字见大凡矣。君此书必持其平也。”君去后，灯下读之，果于汉学、宋学两无所偏好，亦两无所偏恶，息心微气，考古证今，惟求合乎象之自然、理之当然而后已；而进退存亡之节，亦即经纬其中。所谓主象、主理、主事者，是实兼之，谓非说《易》之正宗可乎？余向纂《四库全书》，作经部诗类小序曰：“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出尔反尔，势于何极！安得如君者数十辈，与校定四库之籍也。

黎君《易注》序

汉《易》言象数，宋《易》言理，旧有斯言，其殆循声而附和欤！夫天地 缊，是函元气；气有屈伸往来，于是乎生数；数有奇偶错综，于是乎成象：此象数所由起也。然屈伸往来，奇偶错综，皆理之所寓；而所以屈伸往来，所以奇偶错综者，亦皆理之不得不行。故理其自然，数其必然，象其当然，一以贯之者也。汉《易》言象数，不能离存亡进退，非理而何？宋《易》言理，不能离乘承比应，非象数而何？而顾曰：言理则弃象数，言象数即弃理，岂通论哉！余校定秘书二十余年，所见经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滥。大抵汉《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数以求理；或舍理者，必流为杂学。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数；或舍象数者，必流为异学。其弊一由争门户，一由骛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而不知《易》道之广大，纷纭 ，遂曼衍而日增。殊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故六十四卦之大象，皆有君子以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吉凶悔吝为言。是为百姓日用作，非为一二上智密传微妙也；是为明是非决疑惑作，非为谶纬 祥预使前知也。故其书至繁至赜，至精至深，而一一皆切于事。既切于事，即一一皆可推以理。理之自然者明，则数之必然、象之当然，剨然解矣。又何必曰此彼法、此我法，此古义、此新义哉！

乾隆甲寅魏子□□以其乡黎君□□所注《周易》相质，余展卷见其自序曰：“《易》之大纲曰象、曰数、曰理。象数不衷于理，非《易》之象、《易》之数也。理不合于象数，不能得《易》之理也。由象数以通理，凭理以参象数，而幽远繁赜，俱不越耳目之前矣。”云云。喜其洞见本原，知其必能疏通经义，因退食余暇，反覆绸绎，其言于先儒旧诂，不苟异亦不苟同。沉思研悦，务使惬己之心，并惬人人之心，以上求四圣之心；盖无一字不经意，而又未尝参以一毫之私意。故所论皆笃实明显，使下学有径可循，而高明之士亦殚思而弗能过。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其是之谓乎！

余前岁得德州李君所注《易》，喜其裁断群言，妙有独契。今复得黎君是书，参互以观，如骖有靳。岂非圣代崇文，表章古训，斯响然应运而生欤！摩挲老眼，喜见经籍之道昌，故既为李君作序，亦率书数行于黎君之卷端。

《诗序补义》序

余于癸巳受诏校秘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以圣人之志，借经以存；儒者之学，研经为本：故经部尤纤毫不敢苟。凡《易》之象数、义理，《书》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传、废传，《礼》之王、郑异同，皆别白而定一尊，以诸杂说为之辅。惟《诗》则托始小序，附以辨说，以著争端所自起，终以范蘅洲之《诗沈》、姜白岩之《诗序补义》、顾古湫之《虞东学诗》，非徒以时代先后次序应尔也。盖《诗》之构争久矣，王肃首起而驳郑，王基遂踵而难王，孙毓复申王说，郑统又明郑义。其书今并不传，其逸文散见诸书者，已纷纭 矣。至宋而庐陵颍滨，小立异同，未显攻也；郑樵始发难端，而朱子和之，是为新学；范处义力崇旧说，而吕祖谦、严粲等遥应之，是为古学。于是尊序、废序，为不可破之门户。两派之中，遂横决而旁溢：一为王质《诗总闻》之派，主于冥思力索，翻空出奇，是新学之变本加厉者也；一为何楷《诗世本古义》之派，主于论世知人，穿凿附会，是古学之逐影失形者也。其间互有短长，不能偏废。故朋党互轧，未有已时。余作《诗类总序》有曰：“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今以范氏之书，持王、何两派之平，以姜氏、顾氏之书持《小序》《集传》之平，六七百年朋党之习，舍是非而争胜负者，其庶几少息矣乎。

顾氏书已有刊本，范氏、姜氏之书，均无力付梨枣，今白岩之孙，能世其家学，念先人著作，得登石渠天禄之藏，而不能遍播于海内。将南归拮据谋剞劂，乞序于余。余谓是书，《四库总目》已著录，无庸为床上之床。惟著其以近时著作，得为千古经师殿，则说《诗》之正脉在是书，可知矣。独范氏之书，仅副本贮翰林院库，卷帙繁重，无传写者。闻其子孙尚颇读书，傥亦能如姜君之表章先德乎？余老矣，拭目望之。

《考工记图》序

戴君东原始为《考工记》作图也，图后附以己说而无注。乾隆乙亥夏，余初识戴君，奇其书，欲付之梓。迟之半载，戴君乃为余删取先、后郑注，而自定其说，以为补注。又越半载，书成，仍名曰《考工记图》，从其始也。戴君语余曰：“昔丁卯、戊辰间，先师程中允出是书，以示齐学士次风先生，学士一见而叹曰，诚奇书也。今再遇子奇之，是书可不憾矣。”

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已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圣人遗经，发明独多。《诗》三百、《尚书》二十八篇、《尔雅》等，皆有撰著，自以为恐成书太早。而独于《考工记》，则曰：“是亚于经也者，考证虽难，要得其详则止矣。”余以戴君之说，与昔儒旧训，参互校核，《毂末》之“轵”，明其当作“ ”，不得与《舆人》之“轵”“ ”二名混淆。今字书并“ ”字无之。《车人》“彻广六尺”，以鬲长车广当相等，两辕之间六尺，旁加辐内六寸，辐广三寸，绠寸，合左右凡二尺，则大车之彻亦八尺，字讹“八”为“六”。《弓人》“胶三锊”，一弓之胶，不得过两，有十铢二十五分铢之十四，正其当为三锾。此皆记文之误，汉儒已莫之是正者。后郑谓轸，舆后横木。戴君乃曰：《辀人》言“轸间”，左右名轸之证也。加轸与轐，弓长庇轸，轸方象地，前后左右通名，“轸”之证也。《辀人》“任正”“衡任”，郑以当 与衡，而谓 为舆下三面材， 式之所树。戴君乃曰：“此为下当兔围、轴围，发其意也。若 式之所树，宜记于《舆人》，今《辀人》为之，殆非也。”郑以“戈胡”句倨外，博为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与‘已倨已’句字义有异。”郑引许叔重《说文解字》及东莱称证锾锊数同。戴君乃曰：“‘锾’之假借字作‘垸’，‘锊’之假借字，《史记》作‘率’，《汉书》作‘选’，伏生《尚书大传》作‘馔’，数大小相悬，合为一，未然也。”戟刺长短无文，郑氏既未及，贾公彦云：盖与胡同六寸。戴君则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与枝出之援同长七寸有半寸。刺连内为一直刃，通长尺有二寸，犹夫戈之直刃通长尺有二寸也。”《桃氏》为剑，中其茎，设其后。郑训设为大，谓从中已后稍大之。戴君曰：“不当与‘设其旋’‘设其羽’之属异义；后谓剑环，在人所握之下，故名后，与剑首对称矣。”钟之钲间无文。郑以为与鼓间六等，而合舞广四，为钟长十六。戴君乃曰：“钟自铣至钲，自钲至舞，敛閷以二，准诸句股法，铣间八，钲间亦八，是为钟长十六。舞者，其上覆修六广四，盖钟羡之度，不当在钟长之数。”玉案以承枣栗，莫详其制。戴君引棜禁及汉小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庐人》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蜎，郑皆训之为“掉”。戴君读“弹”如夗蟺之“蟺”，转掉也；“蜎”，摇掉也。其所以补正郑氏注者，精审类如此。

他若因嘉量论黄钟少宫，因玉人土圭、匠人为规识景，论地与天体相应、寒暑进退、昼夜永短之理，辩天子诸侯之宫、三朝三门、宗庙社稷所在，详明堂个与夹室之制，申井田、沟洫之法，触事广义：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礼乐之器，昭然复见于今兹。是书之为治经所取益固巨。然戴君不喜驰骋其辞，但存所是，文略。又于《辀人》“龙旂鸟 ”之属，《梓人》“ 虡”，《车人》大车、羊车之等，图不具。其言曰：“思而可得者，微见其端，要留以待成学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诚得论著之体矣。余独虑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胶执旧闻，沾沾然动其喙也，是以论其大指以为之序首。

审定史雪汀《风雅遗音》序

甲戌夏，同年姜君白岩持史雪汀《风雅遗音》赠余，曰：“雪汀殁后，其门人毛氏兄弟所刻也。”于时匆匆未及观。己卯夏，始卒读之，叹其用心精且密。

夫声音之道，说经之末务也。然字音不明，则字训俱舛：于圣贤之微言大义，或至乖隔而不通，所关不可谓细。诸史志艺文者，必附小学于经类，岂无谓与？昔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千余年来学者奉为蓍蔡。此书于集传以外，无所发明，固不敢与陆氏齿；而因人人习读之书，救正其讹谬，以之针砭俗学，较易于信从。独惜其不知古音，故叶韵之说多舛误；又门目太琐，辨难太激，于著书之体亦微乖。

退食之暇，重为编录。汰繁就简，弃瑕取瑜，较之原书似为完善。其文有所损，无所益，有所润饰而不更其意旨。亦曰：此仍史氏之书，予无与焉耳。于时，休宁戴君东原主予家，去取之间，多资参酌。恨白岩远在象山，未获共一审定也。

《六书分类》序

《周礼》六书皆古文也，许叔重援以说小篆，义相通尔。然叔重所载古籀，才百分之一二；其偏旁点画，乃不尽可以六书推。盖汉时所存亦仅矣。唐以来，嗜古之士，搜剔金石，掇拾残剩，字始渐多，其书亦不概见。所可见者，郭忠恕《汗简》所引八十一种而已。顾忠恕以古文偏旁区为部分，端绪颇不易寻。夏竦取忠恕所辑，仿徐锴《说文韵谱》作《古文四声韵》，以韵分字，以隶领篆，较为易检。故后来撰录，体例相沿。其歧而别出者，宋戴侗《六书故》强分门目，多不精核。元杨桓《六书统》变例横生，纷纭 。明魏校《六书精蕴》，杜撰支离，自我作古，益不可为训。汝宁傅帚庵先生，病诸家撰著之芜杂，乃排纂古篆，用夏氏之例，领以隶书，即以隶书偏旁分部，俾丝牵绳贯，若网在纲。其门目一宗御定《康熙字典》，遵圣代同文之制也。其字博采诸书，各注所出，示有征也；间附考注，别疑似也；晚出别体，存而不删，取其备也。传写异同，因而不改，阙所疑也。盖积平生之力，历久而后成编。先生殁，子孙珍惜，不轻以示人。今岁先生之曾孙韩城大令清渠，谋付剞劂，以公于世。会以报最至京师，介孙编修渊如求序于余。

余谓是书有二善焉。夫古文改小篆，小篆改隶书，虽辗转相因，实各为一体：譬诸父子祖孙，一脉递承，而形貌有似有不似，不能强之使同也。戴氏明说作篆书，正古籀，小篆混淆不分，安在其能正也？是书小篆、古篆各分注，不戾于古矣。张有作《复古编》，援据《说文》订正小篆，不以改隶书也。周伯琦作《六书证讹》，已稍穿凿，亦未以古籀改小篆也。黄氏谏作从古正文，皆以小篆改隶书。魏校变本加厉，更以古籀改小篆，奇形异态，至不可识。是岂可使百官治、万民察耶？是书兼列诸体，惟人所择，可行于今矣。然则先生所纂，虽多述旧文，而体例谨严，具有条理。学者从此沿流以得源，因同而考异，匪惟篆刻之模范，抑亦小学之门径矣。较诸谐俗而陋，不谐俗而务行怪者，相去岂止径庭哉！

先生讳世尧，字宾石。康熙己未，尝以博学鸿词荐，后以选贡官延津教谕迁四川资县知县。乞养归，闭门著述，卓然成一家言。是书其一也，亦足以见一斑矣。

《沈氏四声考》序

韵书迄今盖数变矣，陋者类称沈约；好古之士，则据陆法言《切韵》以争之。夫《切韵》变为《唐韵》，《唐韵》变为《广韵》，《广韵》变为《集韵》，《集韵》别为《礼部韵》，《礼部韵》别为《毛氏》《刘氏韵》，《刘氏韵》别为《黄氏》《阴氏韵》。《阴氏韵》一百六部，是为今韵。指以沈约，其谬固也。而以二百六部，尊陆法言为鼻祖，毋乃亦未究其源乎。法言之书，实窃据沈约而作者也。约书虽唐代已亡，《四声谱》，《唐书 ·艺文志》不载，知亡于唐。李涪刊误，已不知《切韵》本沈氏，则亡在僖宗以前。 今不可见，然儒者著书立说，将使天下之从我，必先自信之笃、自守之坚，而后人信吾说而守吾法。约既执声病绳人，则约之文章必不自乱其例，所用四声，即其谱也。今取其有韵之文，州分部居而考之，平声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韵》者才一二；仄声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韵》者无一焉。陆氏所作，岂非窃据沈谱而稍为笔削者乎？其叙历述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等，独不及约。约书，《隋志》著录，开皇间不应遽亡；同时撰集之颜之推，又生长梁朝，不应不见。知法言讳所自来，不欲著之也。迨约书既亡，无从考证。法言书孤行唐代，遂掩其名。中间屡有改修，又颇为诸家所乱，弥失其真；幸而增删改并，皆有踪迹可寻。约诗文传世亦多，尚可排比求之，得其梗概。因略为考订，编成二卷，名曰《沈氏四声考》，一以明音学之所自，一以俾指《阴氏韵府》为沈韵者，得识其真焉。

《沈氏四声考》后序

或曰：“休文之为《四声谱》也，安知不胪列句图，标举音律，如曲谱之宫调工尺然？”

曰：“然则当与挚虞《流别》、刘勰《雕龙》并列矣。《隋志》入之小学家，知其非也。”

“《切韵》《唐韵》《广韵》皆五卷，类不下二三万言。休文谱既为韵书，顾减至一卷，何也？”

曰：“不闻《颜氏家训》之说乎？休文论文章，当从‘三易’，易识字，居其一焉。其书不过收常用之字，而隐僻者不与，且无注，故简也。”

“李延寿谓约所为赋，多乖声韵。见《南史 ·陆慧晓传》陆厥条下。 何也？”

曰：“声韵之学，言人人殊者也。延寿之诟沈氏，不犹李涪之诟陆氏耶！此但考沈氏一家之学，至其学之当否，别自有说，非所论也。”

“二百六部之名目次序，果尽出沈氏耶？”

曰：“名目吾不得而知也。韵之分部，则有押韵之可考；部之相次，则有同用者之类从。中间虽不无后人之所乱，然从委穷源，则《广韵》本《唐韵》，《唐韵》本《切韵》，《切韵》本《四声》，吾说信而有征也，韵书备矣。”

“区区残编断简，钩索古人之遗文，又不足给后人之用，何为者耶？”

曰：“食其末，不可不知其本。因吾书而考见今韵之由来，不至揣骨听声，自生妄见，以决裂古人之成法，则吾书不为无补。如实求有益于世，则《四库》所藏，不切日用者，百分计之九十分而强矣。于吾书何诘焉？”

《增订改元考同》序

考同姓名者，始梁元帝，粗具梗概而已。后唐陆善经补之，元叶森又补之，终未备也。明余宣补为十二卷，周应宾又补一卷；国朝王廷灿又补八卷，乃大备焉。信乎，著书之难也。

考同年号者，始于国朝。钟渊映有《历代建元考》，万光泰有《纪元叙韵》。钟书刻本绝稀，惟文渊阁著录；万书差清整，然传本尤稀；其最行世者，吴肃公《改元考同》而已。然肃公草创成书，颇为漏略；张潮多所补正，亦尚未精密周详。松岩田侯以世荫侍禁近，公余退食，寡所嗜好，惟究心于史学，偶出其绪余，补两家之疏失而纠弹其舛误，使上下数千年正统僭伪之称号，较若列眉。是书一出，可以决读史者之疑惑，资考古者之佐证。简编虽约，而其用甚宏，斯亦有功于文苑者矣。

昔薛仁贵所注《周易》，见《唐书·艺文志》；沐昂所选《沧海遗珠》，去取精核；陈第所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为韵学正轨，今并著录秘府。其他如郭武定、戚南塘诸人，名列艺林者不一，皆以勋阀右阶而兼著述者也。观侯斯编，虽不过尝鼎一脔，然侯之读书嗜古，追迹古贤，于此可见。所撰录必有不止此者，吾拭目俟之矣。

《删正〈帝京景物略〉》序

游名山者耐曲径，不曲不幽，不幽不奇；不耐，则山之佳处不见。然使枯朽杈丫，翳塞耳目，则山之佳处亦不见，是在所必芟夷矣。

明之末年，士风佻，伪体作，竟陵、公安，以诡俊纤巧之词，递相唱导。刘同人者，楚产也，故宗楚风。于司直稔与同人游，故其习亦变而楚。所作《帝京景物略》八卷，其胚胎，则《世说新语》《水经注》；其门径，则出入竟陵、公安；其序致冷隽，亦时复可观。盖竟陵、公安之文，虽无当于古作者，而小品点缀，则其所宜。寸有所长，不容没也。独恨其每篇之后，必赘题咏数十章。司直自称，得诸本集者十有七，碑刻十有一，钞传十有五，秘笥十有二。初得五千有奇，经周损者删汰之，尚一千有奇，其用力亦勤矣。而所录诸作，古人不免疏舛，如刘中山《蜀先主庙》诗，改为《过先主故宅》诗，并改诗中“蜀故伎”为“燕故伎”，以就楼桑村之 类。 明代尤为猥杂，非邑志而有邑志习，非诗社而有诗社习，自秽其书，阅之使人格格不快。长夏无事，悉割取摧烧之，独留正文一百三十余篇。用纸粘缀，葺为二册。秽杂即除，神志开朗，逐处延赏，颇足留连，是亦芟夷翳塞之道矣。他时傥有余资，以此本刻之，或以廓清为删者功，未可知也。或此本竟渐行，原本竟隐，使人知有诗而不得见，以庸妄为删者诟，亦未可知也。然使人不见其诗，以庸妄为删者诟，则删者之有功于二君也更大矣。

《删正〈帝京景物略〉》后序

初削是书，仅删其诗。迨黏缀重编，《太学石鼓》篇中复削五百三十三字；《首善书院》篇中，删一千二十八字；而《李卓吾墓》篇则全削。

夫伪书始汉，百两篇托名而已。割裂古书始汉，《诗序》散篇首，《易传》入卦中而已；窜易古书亦始汉，《周礼》奇字而已。传刻古人之书，而连篇累牍删窜之，明以前未之闻也；故士莫妄于明，而明季所刊之古书，类不足据。二三同志，每相与咨嗟太息之，兹毋乃尤而效之耶？然古之人去今日远，其沉思奥义，类非后人所解；即其句格、语助，亦往往与今日殊。后人所赏，尚未必古人之自赏，而妄砻其瑕，不亦傎耶！若后人与后人，则相去伯仲间矣，其佳处吾知之，其累处吾亦得知之。此《景物略》耳，石鼓，古迹也，因石鼓而谀颂学制，不类也；首善书院、李卓吾墓，并非古迹矣，而杂记语录，标榜道学，不类也；表东林而又及温陵，益不类也。去其不类者，而佳者益出，是又芟夷翳塞之道矣。

若夫改窜旧本，默不自言，附益己说，恬不自怪，则明季经生之长技。仆虽庸陋，义不出此矣。

《安阳县志》序

白阜所图，遐哉邈矣。志方域者，惟《禹贡》《周礼》为可信。然古文简略，弗详弗尽也。志地理者始《汉书》，今之志书，实史之支流。然一代之地志与一方之地志，其体例又不同也。故修地志者以史为根柢，而不能全用史；与史相出入，而又不能离乎史。其相沿之通弊，则莫大于夸饰，莫滥于攀附：一夸饰，而古迹人物辗转附会；一攀附，而琐屑之事迹、庸沓之诗文相连而登。

余尝叨预修国史，是当代志书之所聚也；又尝叨校《四库》书，是古来志书之所聚也。参互考校，求唐、宋、元之志不甚谬，至明而谬始极；当代通都大邑之志不甚谬，至僻邑而谬益甚；其体例谨严、考证详确者，千百之一二耳。癸亥之春，偶见赵君渭川新修《安阳县志》，试阅其目，井井有条，多合古法。观其书，则大抵以康氏《武功县志》、韩氏《朝邑县志》为椎轮，而稍稍通变：先以图，次以表，挈其纲矣；次以志，次以传，次以记，析其目矣；殿以艺文，乃仿古人之目录，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其体例不亦善乎！而每条必有考证，不徒杂袭乎旧文，其叙述不亦确乎！最擅场者，在附《安阳金石录》十三卷：考裒集古碑，始梁元帝，未闻有所订正也。欧阳兖公、赵明诚以下，往往据石刻以纠史传之讹。近时钱辛楣、翁覃溪以旧碑参稽同异，各裒然成书。然则是志之精确，其本在是矣，岂区区夸饰附会者所可比乎？此弊一除，而攀附之弊不祛自退矣。虽以赵君此志为地志之通例可也。余性孤直，文章不能作谀词，故凡以地志求序者，均谢不为；今得此志，乃自改其例，我自谓尚能知赵君，赵君傥亦知我矣乎？

《马氏重修家乘》序

古氏族之书，今皆轶矣。其略可考者，惟《世本》散见于诸书；然杂记帝王诸国之世系，非一家之书也。《文选》注引刘歆《七略》，始载子云家牒；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晋代诸家谱，尤班班可稽。今之族谱，其昉于汉晋以来乎，谱有欧阳永叔、苏明允，纵横二例。太史公《年表》《月表》，说者谓旁行斜上，仿诸周谱，则横谱尤古法矣。今士大夫家例有谱，然其能一修再修，至于四五修而不已者，则必名门巨族始有之。盖必祖宗积累者深，而后其子孙富贵蕃衍，可编辑而为书，寒门细族弗能也；又必其子孙象贤，克承先德，无忘敦本睦族之谊，而后相续成其事，始振中蹶者亦弗能也。然则门户之盛衰与福祚之修短，盖可于家乘验之矣。

东光以马氏为甲族。其他明德不具论，自明嘉靖以来，一支之中，登进士者凡九，亦云盛矣；谱至今日凡五修，亦云绵远矣。非世济其美能之乎？昀，马氏婿也。乾隆甲子，读书外舅周箓公家，得读其旧谱，详其世德。乙酉四月，奉讳里居，以会元城公葬，宿公家。公谓昀曰：“余家乘之未辑，今又四十年矣。向恒欲举其事，而长子早夭，继嗣有待。念及余名下阙然无所书，辄愀然伤之，每忽忽不自适而罢。及尔外姑之卒，始择立兆晟，初未验其贤否，意尚两持；既而兆晟真善事余，余悉以家政付之，遂决意定以为嗣，且援例以其职封余宣诸纶音，载诸户曹之籍。余今有子有孙，非复向之无可书矣。家乘之修，欲及余未就木而为之也，尔盍为我序之。”昀敬诺。七月，昀在京师，公遣使赍书来省女，且促前序。因为叙其续修之由，而书之如左。

若夫推一本之爱，油然而生孝弟之心，《苏氏族谱·亭记》言之矣。今则不复剿说也。

《渠阳王氏世系考》序

敦本睦族，士君子之盛德也。顾世远则人众，人众则势涣；渐涣渐久，愈久愈涣，则同气不免如路人；既不免如路人，而犹望其休戚相关，无是事矣。

古者氏族掌于太史，俾年代虽远，而昭穆秩然。譬之于水，千支万派，各分流而注海：一溯其源，则某水出某地，某地某水从某水而分，某地某水从某水而又分，千支万派，一水也。譬之于木，千花万实，虽隶首不能纪其数，而递求其本，则由花实得蒂，由蒂得条，由条得枝，由枝得干，由干得根，千花万实，一木也。再近譬之，一身分四肢，四肢又各五指，同一指而将指、拇指若不相涉也，同一肢而手与足若不相涉，左手足与右手足又若不相涉也，然而疾痛疴痒，无一不与心相通，有脉络以连之焉耳。故必族系明而后知孰与我亲，孰与我疏；亲疏明而后知一族之众，其初皆一人之身，亲爱之意自油然而生矣。

自汉以后，氏族不掌于官，士大夫乃各有谱。其最初者，李善注《王俭集·序》，引刘歆《七略》称：“扬子云，《家牒》以甘露二年生。”是族谱之权舆矣。刘孝标注《世说》，所引某氏谱、某氏谱，不可缕举。《新唐书·艺文志》，至以族谱为史部之一门，《宰相世系表》亦备其世次支派。是六朝至唐，谱学最重也。两宋以后，此学浸微，惟衣冠诗礼之家，或各自为谱。欧阳永叔、苏老泉二谱，其最著也：二谱之例，一纵一横。自明以来，凡为谱者类不能出纵横二例。惟是夸矜门阀，动溯古初：华胄遥遥，多由附会。白香山，唐之通人也，而自叙宗派，云出秦白乙丙，白乙丙则出楚白公胜。颠倒舛讹，至今为笑。其他抑可知矣。岂古人作谱之意，为合族之计者乎？

王氏此谱，惟溯始迁之祖，而不推受姓之原始。自始祖以下，丝连珠贯，一一分明，阅之真如千支万派同一源，千花万实同一本，而手足之统系于一心也。其家风孝友，有自来矣。

余与王氏为姻家，锦堂孝廉以此谱求余为序。余谓：锦堂他事不具论，即如张吏部晴溪娶锦堂之姑，晴溪殁后，家中落，锦堂先德恒岁岁周恤；锦堂自今仍岁岁周恤，无改前辙。于出嫁之同气且如是，其于家庭可知，其于宗党抑可知矣。于此一谱，不可见其用心乎？因不辞而为之序。

《河间孔氏族谱》序

天地之道，绵亘无极。昆仑磅礴，一气之所融结者。山河两戒，周络广轮，虽章亥所不尽步，支干皆一一可寻。即歧脉别行，蜿蜒千百里，而丝牵绳贯，亦皆可由末以溯本。其体大，故其量宏也。

圣人德配天地，其教垂于千万世，其泽亦逮于千万世。自《史记·世家》以后，今所传者，叙述渊源，莫古于王肃《家语》之《本姓解》。《家语》原本，在《史记》之前。今所行《家语》，乃魏王肃所伪撰，以申难郑之意。故《汉书 ·艺文志》“家语”条下，颜师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语》也。”历代通儒考辨，俱有明证。故今叙之《史记》后。 考求故实，莫古于南宋孔传之《东家杂记》。历朝纂录，不可殚数。至《明史·列传》以衍圣公世次列入儒林，先师功德，延及子孙者远矣。其牒谱系述曲阜世袭之绪，宋金间南渡之宗，炳炳然无论矣。其分支别出，散在四方者，数千年来，不知凡几？中间世远年湮，佚其房眷者又不知凡几？幸而支派可考，是即先师之灵爽式凭，一本之爱，虽千万里视若一堂，千万人视如一身者矣。不及其可考而缀辑之，使叶不归根，不重可惜欤！且先师系出于宋，世家于鲁，而《礼经》所载，乃自称曰“某，殷人”，圣人之心不忘其本，殆可见矣。为子孙者，不又当仰而体之欤！

周之族姓掌于太史。秦汉以后，此制不行，士大夫于是有家牒。李善《文选》注引扬子云家牒，知其事始于西汉。 六朝至唐，矜重门第，《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以谱牒为史部之一门。沿及宋元，此风复堕。然稽古之儒，怀敦本睦族之思者，颇时时间作。庐陵、眉山二谱，尤为后来所取法。然则咏骏烈、诵清芬，士大夫知礼意者，犹不敢听族系之失考，而况圣人之后，可不时为辑补，以伸水源木本之心哉！

余姻家孔君□□，系出唐太常冲远，以太常陪葬昭陵，子孙遂家西安。越十四代，以戍守迁居凉州。又十三代，以劳绩隶锦衣卫籍，又迁于河间，前明所谓忠顺屯也。国朝顺治初，有以军功授世职者。故有一支隶旗籍，而族属则仍为河间籍。雍正癸丑，尝辑族谱，同里戈勉斋前辈序之。迄今六十余年。□□虑子姓日繁，迁徙不一，将来或残阙失次，乃重加厘订，定为斯编。走书五百里，乞序于余。余族自先姚安公修谱后，余于乾隆丙戌曾一续修；今三十余年。久欲再辑，而老景颓唐，鹿鹿尚未就绪，心恒歉焉。嘉□□是举，是余所有志而未逮，因书此弁首以志余愧；且以告天下士大夫，勿视此为不急之务也。

《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序

唐刘知幾作《史通》，特出一篇曰《断限》，善哉言乎！得史例之要领矣。家谱、家传，《隋书·经籍志》皆编入史部，固史之支流也。辨姓之礼，始于周，其世系掌于太史。故《史记》十表称旁行斜上，体仿周谱。家自为谱，始于汉，故刘歆《七略》引扬子云家牒，知为甘露二年生。其书至六朝而繁，故刘孝标注《世说》，引诸家谱至四五十部。至唐而极盛，故《唐书·艺文志》史部，以谱牒别为一门，《宰相世系表》必详其子孙之支派。然而支离蔓衍，亦遂芜杂而多歧。杨修之姓从木，而误称修家子云；白香山一代通人，而集中叙白氏之姓源，至以楚白公胜、秦白乙丙，颠倒其世次，并奉为远祖，论者嗤焉。岂非繁引博称，无所断限于其间乎！宋人家谱，惟传欧阳氏、苏氏二家：欧阳氏用直谱，古之所谓图也；苏氏用横谱，古之所谓牒也。其大旨主于简明，以救前代泛滥之失；而过于疏略，文献无征焉。是又拘泥断限，矫枉过直者矣。

今观鲍君诚一之支谱，其殆酌繁简之中欤：不上溯受姓之始。唐以前人，虽司隶之气节、参军之文章，无征者不录也。宋以后世系明矣，而支分派别不能一一皆详，第谱其可考之本支，犹唐裴氏东眷、西眷，各以昭穆相统也。其兼列事迹，则取裁于东晋《太原温氏谱》；其冠以诰敕，附以祠宇、坟墓、家礼、祭田之类，则参用《东家杂记》；惟绘画遗容，古未有例。考朱子对镜自写小像，今子孙尚传其石刻；则披卷敬瞻，肃然如对其祖考，使报本追远之思油然而自生：是亦礼以义起者矣。

昔先大夫姚安公，闵族谱之残缺，乾隆乙亥手自刊订，守《史通·断限》之法，体例多与此相出入。丙戌，余又遵旧格续焉，弗敢以私意改也。忽忽二十余年，鹿鹿无闲，未能再续，意恒歉焉。今观鲍君此谱，不觉枨触于余怀。行且老矣，不知能如鲍君之勒为此谱否也？再三阅视，殆不胜叹且羡矣。

《汾阳曹氏族谱》序

古有家谱，有家传：谱以纪世系，传以述先德。唐以前，率各自为书；史家著录，亦以谱入谱牒，传入传记，其体例各不相侔。今所存者，如《欧阳氏谱》《苏氏谱》，一为直图，一为横表，名字以外，别无一篇之附录可覆按也。合谱传而一之，其殆自明以来乎？此如古之地志，纪郡县之沿革，疆域之分合，山川之险易，田赋之多寡，官师、学校、军旅之增损，取备实用而已。广而及古迹，广而及名胜，广而及人物，广而及艺文，已非唐以前图经之旧。然修地志者，沿其体而弗能易，博以备考，义有取也。修家谱者，又安能于述祖德者阙焉而不书耶？

余同年曹慕堂宗丞，创修家谱而未竟；贤子受之御史，申之户部，乃承先志而卒成之。其谱例用苏氏横表，而附载碑志之文，与夫叙述行实者，则详悉无遗：一以使潜德幽光不终湮没，为仁人孝子之用心；一以使后世子孙，诵清芬，咏骏烈，憬然生接武济美之思、贻谋之意，尤永永无穷。又何必拘泥古例，必以分谱传者为是，合谱传者为非乎？且所录皆质实不支，无明人嚣张涂饰之习。其谱亦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为作谱者法。故受之兄弟乞序于余，亦乐得而序之。

《景城纪氏家谱》序例

有世系支派，而后诸谱之分合如网在纲，故弁于谱之前。谱首者，诸谱之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八世以下其歧矣。有此谱而后摄于一也，有源有流，派别乃明，故次之以支谱。《七略》称：“子云《家牒》载，以甘露二年生。”《文选 ·王俭集序》李善注引《玉海》引之作元年。 周氏谱载“翼以六十四卒”。刘孝标《世说》注上之上引。 则谱详生卒，古法也。详其生而后长幼辨，详其卒而后忌日之礼可举也。故次以生卒，谱谱具矣。益以族居记，惧涣也；益以茔墓图，惧湮也；益以联名纪世图，惧紊也。十七篇者，丝牵绳贯，盖繁非繁、复非复也。斯谱也，视旧盖有损益，而意未始不相师也。

右序分篇之例。

谱题景城，示别也。有同县而非族者也。北杨村、小河王家庄之纪皆非同族。 崔庄著矣，曰“景城”，不忘本也。汉将军、晋司徒，族系既别，少瑜吴姓，史亦明书。见《南史》七十二。 流合源殊，邈无显证。姚安公修乙亥谱，不述姓源，慎也。系述不博称，犹前志也。四门九支，支谱详之，然其文则散见也。弁以图，提其纲也。二世至七世，讳字佚矣，数则可以墓稽也。存其数，明四门之所以分也。四门之祖，今但知非同产耳，一从再从，不知也；孰兄孰弟，亦不知也。昭穆靡征，则所述宜自亲者始，故支谱首柱石公房也，次廷楷公房，次廷举公房。廷楷公于属近，廷举公于属差远也。廷弼公等，宗派失传矣，故殿支谱焉。东门一支一谱，嗣续蕃也。余则数支共一谱，子姓寡也。妇谱卒而不谱生，其卒于我，其生不于我也；其卒有忌日之礼，其生非长幼所系也。记族居于茔墓前，先卜居而后营兆也。迁徙，虽近必书，重之也。茔之域、墓之位，各以罗经分、方隅形，家法也。必起度于始葬之一墓，墓位疑则取四线之交，墓域疑则取四线之末也。次联名纪世图于末，嗣续无穷之思也。

右序编纂之例。

谱皆书名，临文不讳也。佚名则字，佚字则次第，今曰排行。 佚次第则记以方空，《逸周书 ·穆天子传》，凡阙字皆作方空。 辞穷也。序述之文，皆书字；佚字则名，亦辞穷也。十五世以下皆名，卑乎我也。十三世以上曰某公，尊也。十四世则惟字，齐乎我也。别支，十三世者亦惟字，尊杀也。别支之谱，妇有氏而无族，阙者众也；弗阙者亦从，同同也。嘉会两嫡，并书美之。公无子立孙，中阙一世不书，礼有其变，事从其实，无所饰也。三贤公之曾孙，乃名中贤，误也。因其误而书之，礼无追改也。庶子不书所生母，统于嫡也。异母之子不分载，统于父也。殁而无嗣者书，别于存而有待者也。无子而妇守节者，虽未立嗣亦不书，宜有嗣者也。妇改适者，旧谱皆书，庶氏之母，孔门不讳，经义也。晋王氏之谱，盖并离婚不讳也。《世说》注上之上引。 今不书，隐夫《凯风》孝子抱无言之恫者也。子未成丁者，旧列其数而无名，今注名，取备也。其不自见于谱，则犹前志也。

右序杂书法之例。

序世系源流于谱前，《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欧阳氏、苏氏谱皆然，《欧阳氏谱》见《居士集》三十三，《苏氏谱》见《嘉祐集》十四。 盖古谱序法也。《世说》注中之下引《温氏谱序》曰：“晋大夫郤至封于温，子孙因氏居太原祁县，为郡著姓。” 兼作图，据钱氏例也。《通志 ·艺文略》：钱氏有《庆系谱》，复有《庆系图》。又《后汉书 ·卢植传》言：“同宗相后披图按牒，以次可知。”亦图牒相辅之明证。 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欧阳氏例也。《欧阳氏谱》曰：“自琮以下七世，其谱亡。” 详字与官爵及妇族，据《世说》注所引诸谱也。其无官者，晋《魏氏谱》称处士，《世说》注下之下引《魏氏谱》曰：“ 字长齐，会稽人。祖允，处士。” 今不从，恶饰也。汉代碑阴，民与处士别也，《苏氏谱》注不仕，今不注，无庸注也。佚名书字、书次第，皆《欧阳氏谱》例也。高之子字仲仁，亡其名。又楚之二子，亡其名，书长子、第二子。 魏晋诸谱，妇皆注名，今不注，据《孔丛子》也。《孔丛子 ·抗志》第十曰：“卫将军文子之内子死。”复者曰：“皋媚女复。”子思闻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妇人于夫氏，以姓氏称，礼也。” 又或注次第，《世说》注中之上引《羊氏谱》《谢氏谱》《王氏谱》。 今不注，妇以夫为长幼也。惟两张夫人注，辟不成文也。佚父族者，书其里，《司马氏谱》例也。《世说》注下之下引。 别支、里族皆不书，则《苏氏谱》例也。《苏氏谱》惟书娶某氏。 有子注生几子，《欧阳氏谱》例也。《苏氏谱》世世冠子字，文弗别也。其无子者，注名下，亦《欧阳氏谱》例也。苏氏注于次格，在末格则例穷也。《欧阳氏谱》格尽别起者，重书一世，明所承也。询书第一谱之末，又书第二谱之首，托书第三谱之末，又书第四谱之首。 今次谱惟注某之子，省复也；图则重书，省注也。支派失传者入谱，《荀氏家传》例也。《世说》注上之上引《荀氏家传》曰：“巨伯，汉桓帝时人也。亦出颍川，未详其始末。” 后裔无考者入谱，《欧阳氏谱》例也。《欧阳氏谱》凡后裔无考者，皆于名下注阙字。 《苏氏谱》于祖、父之名加讳字，《欧阳氏谱》则从同。谱者一族之公，非一人之私也，故不从苏氏也。序述之文，欧阳氏、苏氏皆名，苏氏乃至名祖、父。《族谱后录》称吾祖杲、吾父序。 今不从，嫌斥也。详谱本宗，别支则略，欧阳氏、苏氏例皆然。然二家之谱，一支一谱者也；今之谱，一族一谱者也。一支一谱，各详所出，即彼此可以互明；一族一谱，例无别见，义不得而偏略也。《苏氏谱》生卒注名下，今排比年月为生卒谱，亦统序一族之法也。古法不记迁徙，今记，从欧阳氏也。《欧阳氏谱》曰：“自八祖以来，迁徙、婚嫁、官封、名谥与其行事，则注于谱。” 古法记女之所适，《世说》注上之上引《谢氏谱》，下之上引《袁氏谱》。 今不记，从苏氏也。谱载茔墓，据《杨氏谱》也。《隋书 ·经籍志》：“《杨氏家谱状》并墓记一卷。” 其图，则参用《金石例》也。潘昂霄《金石例》一引 《古金石例》云：“墓图作方石碑，先画墓图，有作圆象者；内画墓样，各标其穴某人，其石嵌之祭堂壁上。无祭堂，则嵌图墙上。” 《欧阳氏谱》载行事，今不载，据《隋书·经籍志》也。《隋书 ·经籍志》家传入传记，家谱入谱系，各不相属。《旧唐书 ·经籍志》始合为一类，然究各自为书，盖谱为通名，故家传亦得称谱，而谱则不必定载事也。 入谱之岁，古无正文，庾会终于十九，阮牖卒未弱冠，二氏之谱载焉。庾会见《世说》注中之上，阮牖见《世说》注下之下。 苏东坡年已二十，老泉乃不列于谱，非所详也。谱称至和二年作。以东坡年谱考之，时已二十。前一年，婚王氏矣。 姚安公定以十六岁，从版籍也。晋法始以十六成丁，见《晋书 ·范宁传》，今仍之。

右序损益古法之例。

古以纪谥系者为牒。《史记 ·三代世表》司马贞注曰：“牒者，纪世系之书也。” 故王氏有家谱，复有家牒。《唐书 ·艺文志》：“王方庆《王氏家牒》十五卷、《家谱》二十卷。” 又以纪世次者为图。故《欧阳氏谱》所列世系全为表式，而别署曰“图”。然《史记·年表》，桓谭谓旁行邪上，并效周谱，语见《南史 ·刘杳传》，刘知幾《史通》亦引之。 则谱式本同于表。刘勰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见《文心雕龙》二十五。 则谱为纪世之正名，仍曰“谱”，从朔也。古但曰“某氏谱”，《世说》注所引皆曰：“某氏谱，惟下之下“王浑”一条，称家谱，疑其羡文。” 曰“家谱”，据《隋·经籍志》《唐·艺文志》所载也。《隋志》始有《杨氏家谱》，《唐志》自王方庆以下名家者二十一家。 题里居，亦据《隋志》《唐志》也。《隋志》有京兆韦氏等谱，《唐志》有《东莱吕氏家谱》。 曰某房，据韦氏、李氏谱也。《唐书 ·艺文志》：“《韦氏诸房略》一卷，《李氏房从谱》一卷。” 曰某支，据《杨氏谱》也。《通志 ·艺文略》：“《杨氏枝分谱》一卷。” 其文始见《唐扶颂》。汉咸阳令《唐扶颂》有“苗胄枝分”之语，见《隶释》五。 其省为支，则据《北齐书·魏收传》文也。《传》载收对杨愔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派。” 曰“某门”，据《韦氏家传》文也；《隋书 ·经籍志》：“《韦氏五门家传》一卷。” 不曰眷，《唐书 ·宰相世系表》，裴氏称东眷、中眷、西眷。 僻也。曰次第，据《后汉书·第五伦传》文也。《传》曰：“其先齐诸田，诸田徒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 曰成丁，据《北史·隋本纪》文也。《隋本纪》上曰：“开皇三年，始 令人以二十一成丁。” 己所自出，曰某公，据《白氏家状》文也。见《长庆集》四十六。 族之尊者亦曰公，据柳子厚叔父墓版文也。柳子厚叔父《殿中侍御府君墓版》曰：“宗人咸曰：孝如方舆公。”自注曰：“八世祖方舆公，讳僧习，以孝德闻。” 其无官者亦曰公，据《吴仲山碑》文也。《汉故民吴仲山碑》，称吴公仲山。洪适曰：“故民者，物故之民也。”见《隶释》九。 妇曰某夫人，据《欧阳氏谱》也。睦夫人、钦夫人等皆系夫之名；夫人黄氏等，则系妇之姓。 士庶妻亦曰夫人，据《朱子语类》也。《语类》九十，无爵曰府君夫人，汉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词。 曰元配，据《晋书·礼志》文也。《志》曰：“前妻曰元配，后妇曰继室。” 曰继配，据王介甫《葛源墓志》文，《志》曰：“继配卢氏。” 介甫又据《仪礼》也；《仪礼 ·丧服》传曰：“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 不曰继室，古之继室非妻也。说详《左传 ·隐公元年》杜氏注及《孔氏正义》。 不曰中娶，《世说》注下之下引《温氏谱》文。 不曰次配，韩愈：《昭武将军李公志》文。 皆僻也。其父称讳，据《曲礼》文也。《曲礼》：“妇讳不出门。”《正义》曰：“妇家之讳。” 其佚姓者，曰某氏，据《晋书·礼志》文也。《志》曰：“吴国朱某入晋，晋赐妻某氏。” 内忌无文，以内讳例之也。《世说》中之下，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共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右序称名之例。

准之经，《易·序卦》《书序》《诗序》皆列后。《序卦》移于李鼎祚，《书序》移于伪《孔传》，《诗序》移于毛苌，皆非古也。今惟《序卦》复其旧。 准之史，《史记·自序》《汉书·叙传》皆列后。准之诸子百家，《法言》《越绝书》《论衡》《潜夫论》《文心雕龙》，类不胜数，序皆列后：故序例列后也。章析之，《越绝书》例也。有标目焉，《史记·正义》例也；《说文》《汗简》《类篇》目亦列后，然旁证少矣，故弗为其僻也。陆氏《释文》，录入篇数，今弗从，亦僻也。小目列上，大名列下，古经解史传类然。《礼记》目录“曲礼上第一”疏引吕靖曰：“《礼记》者，一部之大名；《曲礼》者，当篇之小目。”既题《曲礼》于上，故著《礼记》于下，此古本小目列上，大名列下之明证。 陆游作《南唐书》，尚由旧也。重椠移之，陋也。语见钱曾《读书敏求记》。 谱，古制也，法从古类也，一家之书，从所好可也。

右序编次标目之例。

《史通削繁》序

史之有例，其必与史俱兴矣。沮诵以来，荒远莫考。简策记载之法，惟散见于左氏书，说者以为周公之典也。马、班而降，体益变，文益繁，例亦益增。其间得失是非，遂递相掎摭而不已。刘子元激于时论，发愤著书，于是乎《史通》作焉。夫《春秋》之义，以例而隐，先儒论之详矣。前有千古，后有万年，事变靡穷，纪载异致，乃一一设例以限之，不已隘乎？然圣人之笔削，如化工之肖物，执方隅之见以窥之，自愈穿凿而愈晦蚀；文士之纪录，则如匠氏之制器，无规矩准绳以絜之，淫巧偭错，势将百出而不止。故说经不可有例，而撰史不可无例。刘氏之书，诚载笔之圭臬也。顾其自信太勇，而其立言又好尽：故其抉摘精当之处，足使龙门失步、兰台变色，而偏驳太甚、支蔓弗剪者亦往往有之，使后人病其芜杂，罕能卒业；并其微言精义亦不甚传，则不善用长之过也。注其书者凡数家，互有短长。浦氏本最为后出，虽轻改旧文，是其所短，而诠释较为明备。偶以暇日，即其本细加评阅，以授儿辈。所取者记以朱笔，其纰缪者以绿笔点之，其冗漫者又别以紫笔点之。除二色笔所点外，排比其文，尚皆相属，因钞为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核其菁华，亦大略备于是矣。昔郭象注《庄子》书，盖多删节：凡严君平《道德指归论》所引而今本不载者，皆象所芟弃者也。例出先民，匪我作古，博雅君子谅不駴之。

《济众新编》序

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上也。计自神农、黄帝以来，著录于文渊阁者九十六部，一千八百十有三卷；附存其目者，九十四部，六百八十一卷，亦可云浩博矣。顾皆中国之所传，而外域著作，则不少概见。其可考者，《永乐大典》载明初回回医书近百卷，其论证、论脉之文，皆出重译：通其术者，不习其字；习其字者，不通其术，大抵诘曲晦涩，不甚可句读。至所用之药，皆回回之名，一味有至十余字者，不知于中国为何物？又对音不确，不能得其三合四合之法；即今之回部，亦不能尽解为何语？故弃置其书，不更编次。自是以外，欧罗巴多习外科，亦颇有效，然但得其药，而其方则靳不示人，故书亦无传焉。惟朝鲜，本箕子之旧疆，所刊《东医宝鉴》，久行于中国。以卷帙较繁，检寻未易。近复撮其精要之论、简易之方，为《济众新编》八卷。使病源如指诸掌，而药味可随地以取给。较回回书易知易行，较欧罗巴之秘惜其术，不欲别国得闻者，用心之公私尤迥乎有别。岂非礼教之贻从来者远，故仁术仁心独有先王之遗风欤？

偶见其书，喜其有济众之实心，而又有济众之实用；且喜其郑重民命，冀无夭札，能仰体圣天子涵育群生、痌瘝一体之至意，不但恭顺抒诚为诸外邦所不及也。因为书数行于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