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误即考证中之一事，所以自为一篇者，以皆取材于《通鉴释文辨误》也。《通鉴》释文南宋时通行者三家，一为司马康《释文》，刻于海陵，故谓之海陵本。康，温公子，字公休。《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二十卷，《宋志》作六卷，今佚。二为史炤《释文》，《直斋》及《宋志》著录三十卷，今存。三为蜀费氏本《通鉴》，《音释》附正文下，今传有残帙。据身之所考证，一、三两本皆书估倩学究为之，海陵本话之公休，费本则间附己见，皆蹈袭史炤者也。《释文辨误》以辩史炤书为主，而海陵本、费本与史炤多同。海陵本宋末元初尚盛行，《考古质疑》六，及《齐东野语》十八“孟子三宿出昼”条，所引《通鉴释音》，皆称司马康本。身之并之者，以其冒公休大名，播其误于众耳。兹特采其有关史学常识，及初学易犯者著于篇。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武安君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後，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史炤《释文》曰：“间，居栈切，间隔之也。”

《辨误》曰：若从炤说，当以“间赵军”为句，与下句分而为二，意颇重複。若以“又五千骑绝赵壁间”为句，与上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後”，句法文意，殊为停当，间读如字。每见为句读之学者，于一句之间，截而分属上下，求发先儒之所未发，以见圣贤深意。若文意自来通顺，而于一字两字或四三字之间，创分句读，以为新奇，似不必尔。（卷五）

此宋人讲义通病，故身之箴之。

汉献帝初平二年，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史炤《释文》曰：“格，古伯切，废格之格，以清议废人。又音阁。”海陵本同。

《辨误》曰：格，正也，言以清议正物也，格读如字。炤以为“废格之格”，是知读《汉书》而未晓文义。夫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于一隅，学问思辩，圣人之所以教人也。然圣人之所谓学问思辩，讵止此哉！触类而长之，亦可以知学之无止法矣。（卷六〇）

邴原清议以格物，语本《魏志》十一《管宁传》《裴注》引《傅子》，此“格”谓格正也。《汉书》四七《梁孝王传》，言“大臣等有所关说，太后议格”，此“格”谓废格也。史炤以废格释格正，故身之以为“知读《汉书》而未晓文义”，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姜维出骆谷至沈岭。时长城积穀甚多，而守兵少，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史炤《释文》曰：“长城，方城山名。《左传》所谓楚国方城以为城者，在汉南阳、堵阳、叶县之境，山自比阳连百里，号曰方城，亦曰长城。”海陵本同。

《辨误》曰：余按姜维出骆谷至沈岭，邓艾据长城拒之，此长城当在郿县之南，沈岭之北，乌得谓为方城之长城乎！《水经注》：“骆谷水出郿坞东南山骆谷，北流径长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此正邓艾所据之长城也。凡注地理，须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何可容易着笔乎！（卷七七）

古今地名同者多矣，此条所论，乃注地理者之通则也。

晋惠帝永康元年，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史炤《释文》曰：“少，失邵切。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汉武帝开西南夷，置益州郡，治滇池，更汉三国，分置改置不一。今太城治益州，未详益州所置也。”海陵本同。

《辨误》曰：余按成都有太城、少城，二城皆秦张仪所筑。仪既筑太城，后一年又筑少城。太城成都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东即太城之西墉。秦置蜀郡，晋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国，改蜀郡太守曰成都内史。“成都治少城”者，成都内史治少城也；“益州治太城”者，益州刺史治太城也。史炤蜀人，岂无文献之足徵，既不能尚友古人，又不能亲师取友，求其说而不得，乃颠倒《通鉴》本文，以为“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又泛引武帝所置之益州郡，终不得其说，疏谬甚矣。（卷八三）

《容斋续笔》五曾言，“晋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故杜子美在蜀日赋诗，有‘东望少城’之句。今人于他处指成都为少城，非也”云云。则成都太城少城之说，宋人已有数典而忘其祖者，故容斋辨之。然史炤眉山人，今《释文》卷首题衔，为“右宣义郎、监成都府粮料院史炤”，何以亦不谙乡邦掌故！无惑乎身之之弹之也。

晋元帝大兴元年，冬十月，刘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为赵公。史炤《释文》赵公注曰：“刘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国号赵，改元光初，始于此。”

《辨误》曰：余按刘曜即皇帝位于赤壁，改元光初，国号仍旧曰汉，封石勒为赵公。至二年，进石勒爵为赵王，因斩勒使王脩，勒遂与曜为雠敌之国。曜既还长安，其下奏言：“刘渊始封卢奴伯，曜又王中山，请改国号为赵。”曜从之。石勒于是年冬十一月，亦即赵王位。自是以后，《通鉴》书刘曜则曰赵，书石勒事则曰后赵以别之。大兴元年冬十月之赵公，石勒也，乌得以刘曜国号赵为注邪！至下注“中山赵公”，想亦自知其误，而不能改此误，何也！（卷九〇）

刘曜、石勒，皆改国号曰赵，史家恐人易混，故称前赵後赵以别之，岂意史炤复混石勒为刘曜乎！

晋成帝咸康七年，诏实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史炤《释文》曰：“白籍谓白丁之籍耳。”费本同。

《辨误》曰：江左之制，诸土著实户用黄籍，侨户土断白籍。琅邪南渡，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来者，至此时各因其所居旧土，侨置郡县名，并置守令以统始之，故曰“正土断”。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谓以白纸为籍，以别于江左旧来土著者也。若以为白丁之籍，则王公岂白丁哉！（卷九六）

望文生义，为训诂家大病。东晋之初，政府方奖励人南渡，如史炤言，是从王师南渡之王公，皆贬同白丁，岂政府优礼勋贤之意。其为害义，何可胜言。

晋穆帝永和六年，姚弋仲据滠头。史炤《释文》曰：“滠水在西阳。”海陵本同。

《辨误》曰：余按九十五卷咸帝咸和八年，姚弋仲降于石虎，徙居清河之滠头。史炤只据《广韵》“滠水在西阳”，遂引以为释。西阳固自有滠水，然西阳今之黄州，时为晋土。读史须考本末，炤更不能省记姚弋仲所居之滠头在清河，一时检看《广韵》，便引以为注，是未足以语《通鉴》也。下卷下年“滠头”注误同。（卷九八）

因异地同名而误注，为史炤所常犯。“读史须考本末”，学者药石之言也。

晋安帝隆安五年，河西王利鹿孤遣骑袭沮渠蒙逊，执蒙逊从弟鄯善苟子。史炤《释文》曰：“鄯善複姓，其先西域人，以国为姓，苟子其名。”海陵本同。

《辨误》曰：《通鉴》本文明以鄯善苟子为蒙逊从弟，凡读《通鉴》者不俟博考，已知鄯善之非姓矣。是后沮渠鄯善复见于宋武帝永初二年，《释文》之误，愈不可揜。（一一二）

此极肤浅而幼稚之误，注已辩之，复辩于此。海陵本同，司马公休何至是，其为伪讬显然矣。

晋安帝义熙四年，乞伏炽盘筑城于嵻山而据之。史炤《释文》曰：“嵻山在西羌。”

《辨误》曰：炤说以丁度《集韵》为据也。夷考当时乞伏氏据苑川，嵻山盖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止于秦渭，故嵻山在羌中。丁度《集韵》以宋朝疆理为据也，若引以注十六国地界，则疏矣。（一一四）

史炤释《通鉴》，常以《广韵》、《集韵》诸辞书为据，而不能沿流溯源，究其首尾，所谓无本之学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宋王留子义康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史炤《释文》曰：“雍州名，入南北系宋。按《南、北史》无《地理志》，今用《晋志》，郡邑相统属处，各于逐国土地合音释者仍分所系。”海陵本、费本同。

《辨误》曰：余按宋武削平关洛，随失关中，雍州仍东晋之旧，还复侨治襄阳。此时古雍州之域，已属赫连，安得系宋耶！炤又言“《南、北史》无《地理志》，用《晋志》，各于逐国所有土地分系”，此卤莽之说也。南北国地理，沈约《宋书》、魏收《魏书》、萧子显《齐书》，各有《地志》；梁、陈、北齐、後周四朝地理，则长孙无忌等集于《隋书》，谓之《五代志》，曷尝无可考乎！炤之浅妄，欲盖而章。（一一九）

此为史学常识，而史炤似不甚了了，故身之以为浅妄。清乾嘉间，考据之学极盛，然周嘉猷撰《南北史表》，胡德琳为之序，有曰：“李氏《南、北史》及《齐》、《梁》、《陈》、《北齐》、《北周》之书，志且无之，况于表乎！”此其浅妄，较史炤又何如，盖并萧子显书之有志而不知也。

齐高帝建元四年，南康公褚渊卒，世子贲，耻其父失节，以爵让其弟蓁。史炤《释文》曰：“贲，符非切，姓也，耻其名。”海陵本同。

《辨误》曰：褚贲，渊子也，《通鉴》之文甚明。贲耻其父失节者，以渊奉宋氏社稷输之于齐也，不当以贲为姓，耻为名。史炤之误多类此。（一三五）

父卖国求荣而子耻之，此天理人心之正，乾坤赖以不息者此也。因史炤之误解，使人特注意其事，岂不有功名教乎！

陈文帝天嘉三年，齐和士开善握槊。史炤《释文》曰：“槊通作矟，矛长丈八者为槊。”海陵本同。

《辨误》曰：握槊，局戏也。李延寿曰：“握槊盖胡戏，近入中国。”刘禹锡《观博》曰：“握槊之器，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镂以朱墨，耦而合数，取应日月，视其转止，依以争道。”史炤乃以为握丈八之槊，是但知槊之为兵器，而未知握槊之为局戏也。（一六八）

此误《敬斋古今黈》四曾先身之而辨之，曰：“北齐高纬时，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陷，握槊不辍。《通鉴注》云：‘槊，长矛也。’治曰：槊虽得为长矛，然言之齐事则非。此盖棊槊之槊，长行局所用之马也。长行局即今之双陆”云。按李治刻本或误作冶，金亡後入元，至元十六年卒，年八十八，见苏天爵《元名臣事略》。李长身之三十八岁，卒时《胡注》尚未成。其所谓《通鉴注》，当为司马康或史炤《释文》。《四库提要》杂家类六，乃谓“《敬斋古今黈》曾辨《通鉴》胡三省《注》握槊之误”，是仅知《通鉴》有《胡注》，不知《胡注》之前，《通鉴注》行世者有数家也。诚如《提要》言，非将《胡注》之成提前数十年，或将李治之卒移后数十年不可。然《胡注》释握槊并未误，且曾辩两家《释文》之误，与《敬斋》同，何谓《敬斋》辩胡三省之误乎！然则考证虽小道，亦未许轻心相掉矣。

陈宣帝太建八年，齐主猎于祁连池。史炤《释文》：“祁连山之池也，在匈奴中。”

《辨误》曰：余谓此祁连池，汾阳之天池也，即后所谓猎于天池者也，史互言之耳。北人谓天为祁连，故天池有祁连池之名，犹匈奴呼天山为祁连山也。祁连山《汉书音义》释之甚明；汾阳之天池，《水经注》言之甚详，余悉取以注《通鉴》，能读之者可考见也。（一七二）

天池之辨，已见《考证篇》。据此则注《通鉴》在前，《释文辨误》在後矣。然二百七十卷後梁均王贞明四年，吴兵奄至虔州城下条，又注曰“详见《辨误》”，则《辨误》实与《注》同时撰，而《辨误》後成也。

太建十二年，周杀代奰王达、滕闻王逌。史炤《释文》曰：“代，徒对切，姓也，奰，平秘切，名也。玉音肃，姓也，达其名。”海陵本同。

《辨误》曰：史炤以“代奰王达”为二人姓名，则下文“滕闻王逌”亦二人姓名乎？《释文》以古有玉姓，欲以稀姓愚后学。殊不思读《通鉴》者详味上下文，则代与滕其封国也，奰与闻其谥也，达与逌其名也，其姓则宇文，皆后周亲王也。杨坚专周政而杀之，加以恶谥，炤既不能发，顾以“代奰王达”四字离析为二人姓名，将以愚人，人有知识，其可愚乎！代音徒耐翻，王读如字。《十一家谥法》：“色取行违曰闻，不醉而怒曰奰。”（一七四）

代奰王达，与滕闻王逌，皆周文帝子，《周书》有专传，何至以“代奰王达”四字为二人姓名！然则编人名索引者亦非易事矣。曰“海陵本同”，是司马康《释文》亦以此为二人姓名也。司马康承温公辟咡之教，不应荒谬至此，益可见海陵本之蹈袭史炤，而讬之公休也。

唐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官八品九品，并石带。史炤《释文》曰：“，容朱切。”

《辨误》曰：余按石似金非金，今人多以药物炼铜为者，音讬侯翻。宋时八品九品官犹石带，史炤仕宋至京官，不知有石带，而妄为之音，何耶！（二〇二）

，据章氏、熊氏校记，宋元本皆作“”。顾千里为胡氏覆刻《通鉴》时，以《广韵》有讬侯切之，无容朱切之，故据注意改从金。熊氏驳之曰：“元本作，与无注本合。《胡注》未敢径改正文，以就己说，是刻顾妄援注义改之，可谓多事矣。”顾字双关，作“乃”字讲可，作“顾氏”讲亦可，隐指顾千里也。熊氏颇不满于千里，其校记序谓：“乡先辈胡果泉中丞影刻元本《通鉴》，承乏者师心辄改，大失中丞矜慎之旨”云云。“”之改“”，其一例也。

唐肃宗乾元元年，王仲昇斩党项酋长拓拔戎德。史炤《释文》曰：“拓拔本代北元魏複姓。”

《辨误》曰：元魏之拓拔氏，起于代北；党项之拓拔氏，起于西陲。宋朝之西夏，党项拓拔之後也，宝元、康定之间，凭陵中国，慢书狎至，使其出于元魏，亦必张大而言之，而未尝语及者，非其所自出也。（二二〇）

西夏之拓拔，与元魏之拓拔不同，是也。然宝元元年李元昊称帝，曾遣使上表，言：“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受唐赐姓”云云。语见今《宋史·夏国传》，则谓其“未尝语及”不可也。盖当时撰表之臣，其识见与史炤等耳，彼恶知党项之拓拔非元魏之拓拔哉！

乾元二年，郭子仪等围邺城，壅漳水灌之。史炤《释文》曰：“《山海经》曰：‘漳水出荆山，南注于沮水。’”

《辨误》曰：余按郭子仪壅邺旁之漳水以灌城，非出荆山之漳水。九十七卷晋康帝建元二年，赵王虎投王波父子之尸于漳水，《释文》之误，正与此同，已辩于前矣。二百六十卷昭宗光化三年，漳水注复误。盖史炤读书不多，只据《广韵》以释《通鉴》，又不能亲师取友，以求闻所未闻，所以到底错了。孤陋自是者其戒之哉！然余亦当自以此为戒也。（二二一）

身之屡讥史炤不能亲师取友，盖深伤山中注书之孤陋，不能得诤友之益也。愤懑之馀，每不觉其言之过甚，遂来异日王西庄、赵绍祖诸人之反稽，亦必然之势也。

唐德宗贞元元年，新州司马卢杞遇赦，移吉州长史，陈京、赵需等争之不已，上大怒，左右辟易，京顾曰：“赵需等勿退。”史炤《释文》曰：“京，姓也。《风俗通》云：‘郑公子段封京城，其后因为氏。’顾其名。”

《辨误》曰：余按陈京、赵需等争卢杞移吉州长史事，德宗大怒，当时左右之臣，皆辟开而易其故处，陈京乃顾谓赵需等曰“勿退”。此一段，稍识文理者皆知京之为陈京，顾之为回顾也。史炤以京为姓，顾为名，大似不识文理。彼岂真不识文理哉！其病在于不详观《通鉴》上下文，而轻为注释，至于板行其书，以诳後学，不知乃所以自彰其缪妄也。（二三一）

陈京，《旧唐书》无传。《柳子厚集》八，有《故秘书少监陈京行状》载此事，作：“上变于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赵需等勿退。’”《新唐书》二百《儒学·陈京传》采之，改作：“帝大怒，左右辟易，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通鉴》则斟酌二家之文，改为：“京顾曰”。史炤遂误以京顾为人姓名，此温公所不及料也。明郑瑗《井观琐言》曾辩之。今人动谓古书须加标点句逗，诚是矣。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使史炤为之，则鄯善为複姓，贲耻、代奰、京顾为人姓名矣。而司马康《释文》亦同此误，奇也。

贞元三年，李泌曰：“太子安有异谋，彼谮人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衷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史炤《释文》曰：“愍怀，谓晋愍帝、怀帝也。”海陵本同。

《辨误》曰：李泌正引贾后谮杀愍怀太子遹事。《通鉴》于八十三卷晋惠帝元康九年，纪愍怀手书事甚详，史炤且不能考，岂可释《通鉴》以传世乎！（二三三）

愍怀太子遹，乃惠帝太子，为贾后所害，贾后既诛，追谥愍怀，见《晋书》五十三本传。如果指愍帝、怀帝，则当称“怀愍”，不当称“愍怀”，怀武帝子，愍武帝孙，此史学常识也。且愍怀一人，怀愍二人，何至混而为一。宋时史炤见于记载者有三人：《十驾斋养新录》十二，言：“一眉山人，即撰《通鉴释文》者；一颍昌人，文彦博尝从受学；一咸淳中利路统制，见《度宗纪》。”《铁琴铜剑楼书目》误读《养新录》，谓“咸淳中官统制之史炤，即作《释文》之史炤”。按冯时行《释文序》，撰于绍兴三十年，云“史炤年几七十”，至咸淳又越百馀年，然则史炤殆一百七十馀岁矣，此常理所不许也。史炤误愍怀太子为愍帝、怀帝，後人又误绍兴时史炤为咸淳时史炤，辩误之事，所以日出而无穷乎！

贞元十二年，以浑瑊、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史炤《释文》曰：“浑，户本切，本浑沌氏之後。”海陵本同。

《辨误》曰：余按浑瑊，铁勒九姓浑部之後，世为兰州都督，安得为浑沌氏之後乎！自安、史反，城从其父释之在兵间，父子各立战功。至德宗时，瑊之劳绩尤为显著，《通鉴》盖屡书不一书。史炤前固尝释浑城矣，至此方以为浑沌氏之後，何邪！又按《刘禹锡集》有《送浑大夫赴丰州诗》曰：“凤衔新诏降恩华，又见旌旗出浑家”，则“浑”字读从上声。无亦其时浑氏功名鼎盛，时人不敢言其出于藩落，而为之讳，遂以为浑沌氏之後邪？观唐世言氏族者，本其所自出，必各引前世帝王公侯卿大夫士之著见者，或以国，或以邑，或以氏，或以谥，或以字，或以官，亦或以名者，往往多有傅会，今亦无从而辨正之也。（二三五）

氏族之傅会不胜辨，已于《考证篇》言之。此盖有感于元时种人效汉姓者之多，而不可制止也。余曾于《元西域人华化考·礼俗篇》，有专条论之。

唐懿宗咸通九年，高邮岸峻而水深狭。史炤《释文》曰：“高邮邑名，属兖州。”

《辨误》曰：余按高邮县自汉以来，皆属广陵，隋改广陵为江都郡，又改为扬州。《唐书·地理志》，高邮县亦属扬州，史炤以为属兖州，何也？晋氏南渡，迄于梁、陈，于广陵置南兖州，炤之所谓属兖州，无亦以此为据邪！但南兖州不可以为兖州；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二五一）

身之此论甚精，《四库提要》称之，谓：“其言足为千古注书之法，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云。

梁太祖乾化元年，南平襄王刘隐病亟。史炤《释文》曰：“亟，纪力切，敏疾也，又去吏切。”

《辨误》曰：按《礼记》“夫子之病革矣”，“革”，读与“亟”同，病亟言病势危急也，不当以“敏疾”为释。若去吏切之“亟”，数数也，愈非病亟之义。史炤大抵只据《广韵》为《释文》，更不寻绎《通鉴》文义，其敝至此。（二六八）

初学读书，遇有疑难之字，翻阅字典，尚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岂能任取一音，贸然为之注乎！颇疑史炤此书，急于求售，无暇细绎，故有此病；又疑史炤此书乃倩人为之，并非自撰，故有“贲耻”“京顾”诸笑柄而不知。冯时行序谓其“精力疲疚，积十年而书成”，殆不可信也。

後晋高祖天福五年，楚王希範自谓伏波之後。史炤《释文》曰：“汉马援封伏波将军。”

《辨误》曰：伏波将军而言封，史笔有此义例否？其鄙陋无识，概可见矣。（二八二）

汉时将军言拜不言封，曰“封将军”，此俗说耳。一字之微，不肯放过如此，操觚家宜知所慎哉！

後晋齐王天福八年，楚王希範好自夸大，为长枪大槊，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史炤《释文》曰：“《通俗文》：‘剡木伤盗曰枪。’”

《辨误》曰：凡注书者发明正文大义，使读者因而求之，无所凝滞也。如炤此注，于大义为何如哉！（二八三）

此亦史炤草率成书，无暇细绎之证。

後汉高祖乾祐元年，蜀眉州刺史申贵击汉箭筈安都寨破之。史炤《释文》曰：“箭末曰筈，筈会也，谓与弦相会。通作括。”费本同。

《辨误》曰：箭筈，岭名，有箭筈关，在凤翔西南界上。宋高宗绍兴元年，金将没立郎君自凤翔攻箭筈关，吴玠遣将击退之。盖亦蜀口关隘处。史炤蜀人也，不知箭筈之为地名，而泛言箭筈训义，可见其孤陋寡闻矣。（二八八）

绍兴元年，金将没立自凤翔攻箭筈关，吴玠遣将击退之，见今《宋史》三六六《吴玠传》，语与《三朝北盟会编》一四七同，盖均本之王纶撰吴玠墓铭也。《宋史》为身之所不及见，此注盖亦采自吴玠墓铭，见《北盟会编》一九五。身之山中注书，时感史料缺乏，故每以孤陋寡闻为戒，期与学者共勉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