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注长于地理及考证，今日学者无不知。书名《表微》，非微何必表也？曰：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兹特辑存数十条，以备史学之一法，固知非大义微言所在也。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前後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注曰：此言秦兵自挫廉颇至大破赵括，前后所斩首虏之数耳。兵非大败，四十万人安肯束手而死邪！（卷五）

考证贵能疑，疑而後能致其思，思而後能得其理。凡无证而以理断之者，谓之理证。《朱子语类》一三四，言：“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言：“恐只司马迁作文如此，未必能尽坑得许多人。”此理证也。身之之言盖本于朱子。

秦二世二年，李斯上书，言：“赵高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

注曰：《索隐》曰：“玘一作起，并音怡，韩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韩无悼公，或郑之嗣君。案《表》：韩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说非也。”余观李斯书意，正以胡亥亡国之祸，近在旦夕，故指韩安以其用韩玘而亡韩之事警动之。韩安之时，其臣必有韩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与韩安同时，而韩安亡国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谓殷鉴不远也。《索隐》于数百载之下，议其说为非，可乎！（卷八）

史阙无徵，即以李斯书为徵，并可以补史之阙也。

汉成帝绥和二年，议郎耿育上书冤讼陈汤曰：“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曆。”

注曰：师古曰：“谓改年为竟宁也。不以此事，盖当其年上书者附著耳。”余按《元纪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修朝保塞，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则改年亦以此事，非附著也。（卷三三）

竟宁谓究竟安宁，犹今言到底胜利也。师古以为适合，身之以为非适合，引《元纪诏》为证，是之谓书证。

王莽始建国二年，立国将军孙建奏：“陈良、终带，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

注曰：废汉，言汉氏已废灭也，孙建之言云尔。（卷三七）

陈良、终带，反王莽而亡入匈奴者也。自称“大汉将军”则有之，岂有自称“废汉”之理！孙建述其言而改之以媚莽，遂不觉其不词。身之盖有见于当时“亡宋”之称，故知此为莽将军孙建之言耳。

始建国三年，沛国陈咸，以律令为尚书。莽辅政，多改汉制，成心非之，叹曰：“《易》称‘见幾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为掌寇大夫，咸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钦、丰皆在位，咸悉令解官归乡里，闭门不出。

注曰：中兴之後，沛方为国，此由《范史》以後来所见书之也。陈咸，後汉陈宠之曾祖。（卷三七）

以後来之名加诸前，在史家为惯例。若文物本身而有此，则真伪问题生矣。中兴之後，沛方为国，莽时安得有沛国之名乎！《注》特斥言之，促学者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当于细微处加之意耳。

汉淮阳王更始二年，萧王復与铜马馀众，大战于蒲阳。

注曰：贤曰：“前书《音义》曰：‘蒲阳山，蒲水所出，在今定州北平县西北。’”余按此乃《班书·地理志》中山曲逆县下分注，非《音义》也。（卷三九）

以《汉书》本注为《音义》，乃偶误。此条与前条，皆史家正名之法。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李宝倨慢，禹斩之。《考异》曰：更始柱功侯李宝，时为刘嘉相，此盖别一人同姓名。

注曰：余参考《范书》，究其本末，汉中王嘉，即以更始柱功侯李宝为相，禹诛之，非别一人也。（卷四〇）

《考异》有误，不为之讳，《胡注》所以为《通鉴》功臣。

建武十四年，大中大夫梁统疏：“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

注曰：按《嘉传》及《刑法志》，并无其事。统与嘉时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载也。（卷四三）

史略不载，即以梁统疏为证，并可以补史之略。

建武十七年，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南击交趾。

注曰：贤曰：“扶乐县名，属九真郡。”余谓贤说误矣，九真郡未尝有扶乐县。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实免，次年封为扶乐乡侯。则扶乐乃乡名，非县名，贤考之不详也。《水经注》：“扶乐城在扶沟县，砂水径其北。”（卷四三）

《晋志》九真郡有扶乐县，谓“九真郡未尝有扶乐县”者，指《汉志》也。贤以晋地理释汉地理，故《胡注》以为误。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

注曰：王莽天凤三年，焉耆击杀王骏，西域遂绝，至此五十八载耳。此言与汉绝六十五载，盖自始建国元年数之，谓莽篡位而西域遂与汉绝也。（卷四五）

考史当注意数字，数字有不实，则当稽其不实之由。王莽初年，西域虽与中国通，而对手者实为莽，故曰“与汉绝”。其义甚精，非好学深思，不能得其解也。

汉和帝永元十五年，是岁初令郡国以曰北至按薄刑。

注曰：时有司奏，以为夏至则微阴起，靡草死，可以决小事，遂令以曰北至按薄刑。贤曰：“《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按五月一阴爻生，可以言微阴。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纯阳之月，此言‘夏至’者，与《月令》不同。”余按安帝永初元年，鲁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按薄刑改用孟夏。”则夏至乃谓夏之初至。《范史》以“日北至”书之，其误后人甚矣。（卷四八）

以夏初至为日北至，此《范史》之偶误，《通鉴》因之，贤注疑之。《胡注》稽其致误之由，盖误解鲁恭之疏，以孟夏之夏初至为夏至，遂书为“日北至”。此条亦史家正名之法。

汉献帝初平元年，盖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

注曰：贤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谓傅说曰：‘启乃心，沃朕心。’说復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余谓盖勋忠直之士，时卓方谋僭逆，不应以武丁之事为言。据《国语》，楚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毋谓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及其没也，谓之叡圣武公。”勋盖以卫武公之事责卓也。史书传写，误以“公”为“丁”耳。（卷五九）

此即《校勘篇》中之理校法。先以理斥其非武丁，然后据《楚语》以证其为武公之误。其说精切，然实一字之讹，以其词繁，故隶本篇。

汉献帝建安十年，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注曰：杜畿之子为杜恕，恕之子为杜预。其守河东，观其方略，固未易才也。余窃谓杜氏仕于魏晋，累世贵盛，必有家传，史因而书之，固有过其实者。（卷六四）

此提示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也。南宋仕宦之贵盛，莫过于史氏，以史弥远之姦，而《宋史》不以入《姦臣传》，身之盖有先见矣。

魏邵陵厉公正始八年，大将军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

注曰：据后魏起永宁寺于铜街西，意即前魏永宁殿故处也。又据《陈寿志》，太后称永宁宫，非徙也。意者晋诸臣欲增曹爽之恶，以“迁”字加之耳。《晋书·五行志》曰：“爽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盖亦承晋诸臣所记也。（卷七五）

《鲒埼亭集》外编廿八，《读魏志曹爽传》云：“旧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为曹爽；其一为王叔文王伾。爽以曹氏宗支，有见于司马氏之难制，夺其官，思以张王室，不可谓非。而不自知驾驭奸雄之非其才也，委任何、邓，而又非其才也，遂见覆于司马氏。既覆，而司马氏百端造谤以加之，史臣从而书之，居然下流之归矣。叔文伾之事，范文正公颇昭雪之，而爽之冤，千古无言之者，呜呼！八司马当时幸而不死，皆有文章经術传于世，故後人尚有昭雪之者，何、邓实亦八司马之流，浮躁率露则有之，其心岂有他哉！身罹重典，不复邀有心人之原谅，其可伤也！”《潜研堂集》二，亦有《何晏论》，云：“陈寿之徒，以平叔与司马宣王有隙，故传记不无诬词。”二家所论，意与《胡注》同。然《胡注》所用之方法是考证，二家则评论耳。

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初，令狐愚为白衣时，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族父弘农太守邵，独以为“必灭我宗”，愚闻之，心甚不平。及愚仕进，所在有名称，从容谓邵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今竟云何耶？”邵熟视而不答，私谓妻子曰：“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邵没後十馀年，而愚族灭。

注曰：此晋人作魏史所书云尔。（卷七五）

愚附《魏志》廿八《王凌传》，凌之甥也。与凌同讨司马懿而失败，此明为司马氏谤愚之词，读史者当观其语之所自出。

魏元帝景元三年，吴主喜读书，欲与博士韦昭、盛冲讲论。张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阴过，固谏止之。吴主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但欲与昭等讲习旧闻，亦何所损！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布皇恐陈谢，且言“惧妨政事”。吴主曰：“王务学业，其流各异，不相妨也。不图君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良甚不取。”布拜表叩头。

注曰：据《陈寿志》，自“孤之涉学”已下，皆诏答之语。布得诏惶恐，以表陈谢，重自序述，吴主又面答之。自“王务学业”以下，皆面答之语。所谓“今日在事，更行此于孤”，盖比之孙，以擅权之时，不使吴主亲近儒生也。于是布拜叩头，未尝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事者，在官任事也。（卷七八）

有诏答，有面答，有表谢，有面谢。节引史书，宜细分析，不得混而无别，此示初学以引书之法则耳。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是岁秦大熟，上田亩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亩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注曰：物反常为妖。蝗之为灾尚矣，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农人服田力穑，至于有秋，自古以来，未有亩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亩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闻也。使其诚有之，又岂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无之，则州县相与诬饰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一〇四）

此以常理证其妄。

梁武帝普通四年，魏以尚书左丞元孚为行臺尚书，持节抚谕柔然。孚，谭之孙也。

注曰：魏孝昌元年，元谭为幽州都督，后此三年。按《魏书》，谭，太武之子。盖魏宗室多有同名者。（一四九）

魏太武之子临淮王谭，孚之祖也；赵郡王幹之子谭，为幽州都督者也。二人皆魏宗室而同名，但相距数十年。钱竹汀《魏书考异》一，有“魏宗室多同名”条，盖受《胡注》之启发者。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韶曰：“韶闻小能敌大，小道大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注曰：“小能敌大，小道大淫”，《左传》记随大夫季梁之言也。“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书·蔡仲之命》之辞也。段韶父子起于北边，以骑射为工，安能作《书》语！魏收以其于北齐为勋戚，宗门强盛，从而为之辞耳。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信哉！（一五五）

“小能敌大”二语见《左·桓六年·传》，段韶见《北齐书》十六。《通鉴注商》以为“《北齐书》非魏收作，《胡注》误也”。然北齐国史本修于魏收，故《胡注》云然。

梁简文帝大宝二年，湘东王绎谓将佐曰：“贼若水步两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据夏首，积兵粮，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辩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无所掠，暑疫时起，食尽兵疲，破之必矣。”

注曰：湘东安能料敌如此，当时作史者为之辞耳。（一六四）

所谓当时作史者，指萧韶《太清纪》也。《南史》五一《萧韶传》：“太清初为舍人，城陷西奔江陵。人士多往寻觅，令说城内事，韶乃疏为一卷，客问便示之。湘东王闻而取看，谓曰：‘昔王韶之为《隆安纪》，说晋末之乱离。今之萧韶，亦可为《太清纪》矣。’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实录，湘东王德之，改韶继宣武王，封长沙王。”是韶撰《太清纪》，多袒湘东，史已言之矣。

《太清纪》十卷，《隋、唐志》著录，《通鉴考异》多引之，《太平御览》宗亲部亦引之。《崇文总目》云：“《太清纪》起太清元年，尽六年。”太清年号止三年，而云“尽六年”者，《梁书·元帝纪》，大宝三年，元帝犹称太清六年。是《太清纪》乃本湘东之意而作，其有利于湘东，自不待言。《通鉴考异》太清三年六月条，谓“此皆萧韶为元帝隐恶饰词”，九月条又谓“此亦萧韶之虚美”。身之所谓“当时作史者”，殆即指此。

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一，不知此条是考证，非评论，乃谓：“胡三省注《通鉴》，多附史评。然有以轻于持论而失之者，如梁湘东王绎，当太清、大宝年间，置君父之仇于不问，而日与兄弟叔侄称兵，其人原不足论，而其料事之明，则有不容没者。三省曰：‘湘东安能料敌至此，当时作史者为之辞耳。’湘东得国仅三年，国破家亡，身死敌手，史臣何所爱于湘东而为之虚美！此则不曾参验前后情事，而妄为云云也。”鲁岩之论如此，甚矣鲁岩之轻于持论，不广参他籍，而妄肆讥评也！岂必得国久而后有史臣为之虚美哉！《太清纪》固撰在湘东未即位之前也。

陈宣帝太建八年，十月丙辰，齐主猎于祁连池，癸亥还晋阳，甲子齐集兵晋祠，庚午齐主自晋阳帅诸军趣晋州，壬申晋州陷。齐主方与冯淑妃猎于天池，晋州告急，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何急奏闻！”至暮使更至，云：“平阳已陷。”乃奏之。齐主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齐主从之。

注曰：审如是，则晋州陷之日，齐主犹在天池。天池今在宪州静乐县，至晋阳一百七十馀里，自晋阳南至晋州，又五百有馀里。齐主既以庚午违晋阳而南，无缘复北至天池。窃谓猎祁连池与猎天池共是一事，北人谓天为祁连，故天池亦谓之祁连池。《通鉴》稡集诸书，成一家言。自癸亥排日书至庚午发晋阳，是据《北齐纪》；书高阿那肱不急奏边报，是据《阿那肱传》；书请更杀一围，是据《冯淑妃传》。合三者而书之，不能不相牾。（一七二）

高似孙《纬略》十二，谓“《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此条即其例。然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也。

太建十一年，周主从容问郑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对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鬚事。

注曰：受杖事见上卷八年。王轨盖赐姓乌丸氏，故称之。宇文孝伯何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邪？然终于不免也。捋鬚事见同上。（一七三）

周主之为太子也多失德，王轨等尝言于武帝杖之，故即位后有此问。据《周书》四十《宇文孝伯传》：“郑译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轨。’译又因说王轨捋帝鬚事。”《北史》五七同。《胡注》因《读史管见》以宇文孝伯属下读，故曰“宇文孝伯何为出此言”？正以见此言之非出孝伯也。然因此遂为《通鉴补》、《日知录》、《四库提要》、陈景云、赵绍祖等所纠。惟此误读实始于胡明仲，而不始于身之。纠正明仲之误者，有王志坚《读史商语》；纠正《胡注》之误者，有陈仁锡评本《通鉴》，亦不始于《通鉴补》、《日知录》。身之此条，可谓箭瘢若粟矣。考证之事，果未易言也。

太建十四年，隋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槃。沙钵略有众十馀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鬥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

注曰：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五兵咸尽，士卒奋拳击虏，以言死斗则可，若虏以全师四面蹙之，安能免乎！史但极笔叙长儒力战之绩耳，观者不以辞害意可也。（一七五）

此所谓肉薄之战也。兵尽矢穷，偶一为之，未尝不可。然已至是，不败亡者鲜矣，宁足夸乎！

唐高祖武德五年，唐使者王义童，下泉、睦、建三州。

注曰：睦州遂安郡，汉富春、歙县地。刘昫曰：“武德四年，以建安郡之建安县置建州。盖隋置泉州建安郡，治闽县；景雲二年，改为闽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圣歷二年，分泉州之南安、龙溪、莆田三县置武荣州；景雲二年，更武荣州为泉州。”是今之福州，乃唐初之泉州；今之泉州，乃景雲二年之泉州也。（一九〇）

泉州、福州之名颇纠纷。《十驾斋养新录》十一曰：“景雲二年已前，凡曰泉州者，指今福州也。景雲二年之後，凡曰泉州者，指今泉州也者。”语本《舆地纪胜》百三十，颇简括，足与此注相发明。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平蔡州。

注曰：余按李愬入蔡，诚为奇功。史家称述其与诸将扬榷用兵方略，所以取胜之由，遣文命意，实祖《史》《汉》韩信战井陉事所书者。然愬平蔡之事，犹可以发扬，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则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敌之坚脆，所规之广狭，固不可以欺衒识者，文之过实者多，学者其于是察之。（二四〇）

唐穆宗长庆二年，军士自采薪刍，日给不过陈米一勺。

注曰：经年之米为陈米。《周礼》：“梓人为饮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饮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以量言之，则一人日给一勺之陈米，有馁死而已。作史者盖极言其匮乏，犹武成“血流漂杵”之语。（二四二）

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明书之不可尽信也。

唐懿宗咸通元年，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

注曰：剡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说耳。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犹为完壮。（二五〇）

考地理贵实践，亲历其地，则知臆说之不足据。剡县为身之所亲历。曰“今浙东诸县皆无城，独剡县有城”者，元初隳天下城池，剡得倖免耳。

又，王式平裘甫。

注曰：自至德以来，浙东盗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祸，不烈于袁晁。袁晁之难，张伯仪平之，《通鉴》所书，数语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鉴》书之，视张伯仪平袁晁事为详。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后，纪事者不无张大，《通鉴》因其文而序之，弗觉其烦耳。《容斋随笔》曰：“《通鉴》书讨裘甫事用《平剡录》。”盖亦有见于此。《考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二五〇）

此因平裘甫事记载之详，而推论《通鉴》唐事之详由于私史之多，特于此发其凡也。容斋语见《四笔》卷十一。身之盖有感于《张魏公行状》之不无张大乎！《魏公行状》，朱子撰，凡万言，天下信之，以为朱子无虚美也。然朱子尝自言其不实矣，曰：“《张魏公行状》，某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做去。后见《光尧实录》，其中煞有不相应处，故于这般文字，不敢轻易下笔。《赵忠简行实》，向亦尝为看一过。或有一事，张氏子弟载之，以为尽出张公，赵氏子弟载之，则以为尽出赵公。某既做了魏公底，以为出于张公，今又如何说是赵公耶？故某答他家子弟，令他转讬陈君举，要他去子细推究，参考当时事实，庶得其实而无牾耳。”语见《语类》百三十一。《袁清容集》五十，《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牍》，亦言：“朱文公作《张忠献公行状》，一出南轩之笔，不过题官位姓名而已。后考事实，始悔昔年不加审核，然已无及”云云。然则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究，不可只凭一面之词矣。张魏公浚，谥忠献，子栻，号南轩，字敬夫，避讳作钦夫。赵忠简鼎。陈君举傅良。《光尧实录》即《高宗实录》。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定州已来制置使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注曰：《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朝初不常置，掌经画边鄙军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内侍童贯为之。迄南渡之后，江、淮、荆、蜀，皆置制置使，其任重矣。（二五三）

《宋史·宦者传》，童贯曾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南渡以后，有四川制置使，治成都，移治利州，又移治重庆。又有江淮制置使，治建康。后两淮别立制府，遂称沿江制置使。淮东制置治楚州，移治扬州；淮西制置治庐州。又有荆湖制置使，治江陵，移治襄阳，又称京湖制置，盖合京西湖北为一路。此南宋制置使之大略也。语详《十驾斋养新录》八。

唐昭宗景福二年，市人又邀崔昭纬、郑延昌肩舆诉之。

注曰：旧制，朝臣入朝皆乘马。宋建炎播迁，以扬州街路滑，始许朝士乘擔子。观此，则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舆者矣。（二五九）

建炎播迁，始许朝士乘擔子，事见《却扫编》下及《朝野杂记》甲集三，《爱日斋丛钞》一考之尤详。《十驾斋养新录》十六，谓“杨诚斋诗喜用轿字，而诗家罕用之”，是也；谓“轿子始于宋时”，则其说殊非。据《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谏伐闽越书，已有“舆轿而隃领”之言，是汉时岭表早有轿子；据此条则唐时宰相已乘肩舆，何谓轿子始于宋！竹汀偶失检耳。《陔馀丛考》廿七、《癸巳类稿》十四，均有专条论之。

唐昭宗乾宁三年，淮南兵与镇海兵战于皇天荡。

注曰：大江过昇州界，浸以深广，自老鹳觜渡白沙，横阔三十馀里，俗呼为皇天荡。是时淮南兵既败浙兵于皇天荡，遂围苏州，则非前所言皇天荡矣。宋熙宁三年，崑山人郏亶上疏言水利，谓长洲县界有长荡黄天荡，其水上承湖，下通海，正淮浙兵战处也。（二六〇）

《朝野杂记》甲集十九，言：“建炎末，金兵犯江浙。兀术焚临安而去，韩忠武要之于黄天荡，相持四十有八日，兀术自建康潜凿小河而遁。是役也，兀术几不得免，自是不复过江。”《宋史·韩世忠传》略同。《金史·宗弼（即兀术）传》，则言：“宗弼自镇江泝流西上，世忠袭之，将至黄天荡，宗弼因老鹳河故道开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乃得至江宁，渡江而北。”身之注《鉴》至此，谓此为别一皇天荡，而非韩、兀相持之地也。二百六十七卷注同。

唐昭宗光化二年，战于洞涡。

注曰：洞涡水出沾县北山，东流，南屈过受阳县故城东，西过榆次县南，此据《水经注》也。魏收《地形志》：“洞涡水一出木瓜岭，一出沾岭，一出大廉山，一出原过祠下，五水合流，故曰同过。”后语转为“洞涡”。按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晋阳，魏收已策名霸府。齐受魏禅，以晋阳为别都，魏收多从其主往来晋阳宫，宜知地名之的。（二六一）

考地理贵实践，以信魏收之实践也。

後梁太祖开平二年，晋王命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考异》不信《五代史阙文》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之说，曰：按《薛史·契丹传》，庄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于契丹。广本，刘守光为守文所攻，晋王遣将部兵五千救之。然则庄宗未与契丹及守光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

注曰：余按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没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庄宗之告哀于阿保机，与遣兵救刘守光，此兵法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其心岂忘父之治命哉！观后来之事可见已。（二六六）

同一事也，身之与温公观察不同。温公以为因有後事乃伪造前事；身之则正因其後事而信其前事。温公当平世，故主于息事；身之当乱世，故不主忘仇。乾隆中姚範读《欧史·伶官传论》，谓：“晁公武论吴缜《五代史纂误》云：‘《通鉴考异》证《欧史》差误，如庄宗还三矢之类甚众。今缜书皆不及，惟证其字之脱错而已。’余检《通鉴考异》无其文，盖《考异》有全书，而今附注于《通鉴》下者或芟略之也。”语见《援鹑堂笔记》卅四。庄宗还三矢事，《欧史》采自《五代史阙文》，《通鉴考异》所驳者亦《五代史阙文》，而非《欧史》。晁氏语未考，姚氏语更未考。盖前辈得书难，姚氏既未细检《胡注》，又未尝见《考异》全书，故有此误，附正于此。

後梁均王贞明四年，吴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

注曰：案欧公之时，去五代未远，十国僭伪，自相署置，其当时节镇之名，已无所考，况欲考之于二三百年之后乎！今台州有鲁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启三年，陞台州为德化军。”洵乃雄吏，时为德化军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黄岩县永宁江有泅于水者，拾一铜印，其文曰：“台州德化军行营朱记。”宋太祖乾德元年，钱昱以德化军节度使、本路安抚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犹置节度，其它州郡从可知矣。吴之昌化、威武，盖亦置之境内属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二七〇）

胡注考证，以书证为多，理证次之，用物证者殊少。此条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

後晋高祖天福二年，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金城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归。

注曰：《匈奴须知》云：“应州东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县东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须知》所云，应州与金城县，似为两处。南北风马牛不相及，未能审其是，又当从涉其地者问之。（二八一）

考证不徒据书本，身之盖屡言之。时南北初统一，有涉其地之可能，故注及焉。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幽太后于阿保机墓。

注曰：胡峤《入辽录》曰：“兀欲囚述律后于扑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楼。”《欧史》曰：“契丹于阿保机墓置祖州。”《匈奴须知》：“祖州东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楼也。”今并录之，若其地名之同异，道里之远近，必亲历然後能审其是。（二八七）

胡峤书，《欧史》引作《陷虏记》，《宋史·艺文志》同。此作《入辽录》者，南宋新亡，“陷虏”二字有所忌耳，故亦作《入辽记》。

後周太祖显德元年，以枢密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範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

注曰：景姓也。《姓苑》云：“齐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时言之，晋、宋皆有景公，何独齐哉！（二九二）

後周世宗显德二年，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

注曰：《风俗通》云：“凡氏之兴九事，氏于国者，齐、鲁、宋、卫是也。”余按《左传》卫有大夫齐氏，此岂氏于国乎！（二九二）

凡姓氏书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胡注》恒辨之。《表微》始欲立《氏族篇》，以其辨不胜辨也，故删存一二条以示例。颜师古注《汉书·眭弘传》曰：“私谱之文，家自为说，苟引先贤，妄相假讬，宁足据乎！”《容斋四笔》九，亦言“姓氏之书，大抵多谬。唐贞观氏族志已亡，《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云云。则氏族之学亦难言矣。《直斋书录解题》八，“姓源韵谱”条言：“古者赐姓别之，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赐姓合之，汉高帝命娄敬、项伯为刘氏是也。惟其别之也则离析，故古者论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则乱，故后世论姓氏，识其本异。自五胡乱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臺之子孙，混为一区，不可遽知，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所以贵于世也。”直斋之论如此，然今又与直斋之时异矣。昔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别，所以严夷夏之防；今之言氏族者利言其合，然后见中华之广。固不必穿凿傅会，各求其所自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