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阳十五次发掘中收集的人骨总数达几千具，其中大部分很明显是殷商时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设一研究组，聘请在伦敦卡尔·皮尔逊生物测量学实验室受过训练的吴定良博士负责对这批重要材料进行科学研究。日本侵华战争不仅中断了这项计划，而且确实使吴定良失去信心，在战争结束时，他放弃了这项工作。同时，这些资料也损失惨重。研究所从南京迁到云南，又去四川，再到台湾。在长途的迁徙中只是由于少数几位负责人的精心照料，才把这批材料的一部分运到了台湾。

杨希枚教授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生物学家，在战争时期他曾协助吴定良进行生物测量工作，他是到台湾的少数人之一；他被说服主持对这批人骨材料的研究工作。在此，笔者拟扼要谈谈他的一些主要报告的论点。

这里谈的这批材料主要是从侯家庄墓区出土的398个头骨，实际上全部出自殉葬坑，坑中只埋头骨而无体骨。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有这批殉葬坑的完整的发掘记录。大多数殉葬坑埋有10具头骨（图58）。少数埋7具、8具，或少至6具。但也有例外，有的坑超过10具，甚至一坑中多达33具（图59）。此外，考古学者发现有埋葬10人一组的无头骨架，有时还发现头骨虽与体骨在一起，但已身首分离。

图58　侯家庄埋有10具头骨的殉葬坑

图59　侯家庄埋有多具头骨的殉葬坑

杨教授对这批材料中的369个头骨逐个进行了测量，并就每个测量的标准差，特别是头指数、头的长宽度数值，与其他民族，即阿依努人、巴伐利亚人、巴黎人、纳夸达人和英国人的标准差进行了比较。他发现侯家庄头骨各项标准差比上述五个对照组的都大。换句话说，无论与英国人、法国的巴黎人、德国的巴伐利亚人，还是与日本的阿依努人或与纳夸达人相比，都说明安阳的材料应是异种系程度更高的一组。尽管我们只限于319具男性头骨的比较，事实也确是如此。

杨的研究包括很有趣的形态学分析。他把侯家庄的头骨分为五组。第一组（图60）是古典的类蒙古人种。这组一般是中头型，颧骨宽，鼻骨低，前额倾斜；从侧面看脸几乎是平的。头盖骨顶端几乎也是平的。颧骨约比其他任何一组都宽。这种古典的类蒙古人的头骨能在布略特人和楚克奇人的典型代表中找到。

图60　侯家庄出土的古典的类蒙古人种的头骨（正面和侧面）

杨把侯家庄头骨中的第二组（图61）命名为太平洋类黑人种类型。这组的头骨较长，头指数为75。鼻根低平，鼻骨下端上翘。枕骨类似人字形屋顶。这一特征与巴布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极为相似。

图61　侯家庄出土的类黑人种的头骨（正面和侧面）

第三组（图62）杨称为类高加索人种，这组为数极少。杨只举两例。这组典型标志是头骨具有窄的颅和狭的面，头指数为73.58。颧骨很小，但鼻骨发达。这与一具在美国出生的英国人的头骨相比，它们如此相似，以至难加区别。

图62　侯家庄出土的类高加索人种的头骨（正面和侧面）

第四组（图63）是类爱斯基摩人种类型。与第一组相似，有宽大而发达的颧骨和宽的脸。有较高的颅，这与第一组不同。颅长高指数为76.35。颅顶端从前到后呈龙骨形隆起。鼻骨呈挤紧的锐角形，具有外翻的下颌角。

图63　侯家庄出土的类爱斯基摩人种的头骨（正面和侧面）

第五组形态的特点，杨教授未确定。他对这组仅有的印象是在每项测量中都比其他组小（图64）。

图64　出土处未明的小型头骨组的个例（正面和侧面）

在上述的分组中，杨教授具体的选定是：第一组30具头骨，第二组34具，第三组2具，第四组50具，第五组38具。

在此我们可对这五组的测量项目作些有趣的比较。笔者首先选取颧宽，因这是区别类蒙古人种与其他人种的一项特征。请看下列比较：

所以很清楚，安阳头骨或我称之为侯家庄头骨虽数量有限，但在人类测量学测量项目和形态特征两方面都表现出混合的特征，这无疑是混合人种的结果。然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几点。基本问题是由于材料出自殉葬坑，那末究竟哪些头骨或哪些组能代表整个殷商民族呢？这也许是最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无论在王陵里或其他地方发现的那些被砍头并充作殉葬的牺牲者，可能是入侵殷商朝领土或触犯王权的敌人，这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知晓的，并已为甲骨卜辞记录和考古发掘所证实。董作宾在《殷历谱》中用两章专列出殷商时期的战争记录。据知在武丁时，他曾指挥了一系列远征，以抗击主要从山西和陕西北部入侵的河套地区外族敌人，即方、土方和下旨（图65）。公元前13世纪末，武丁用三年时间对付西北的战争（武丁二十九至三十二年）。在这三年中，他先用10个月时间征服下旨，然后又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征服了土方。方则地处西北边陲。据甲骨文记载，在武丁三十年的七、八月几乎连续出兵10次，每次达3000人，最多达5000人。董作宾比较了与这次战争有关的全部甲骨记录(1)，认为方是《易经》、《诗经》记载的鬼方的另一名称，《竹书纪年》也记载了这个重要事件。我的同事董作宾还指出，方准确的地理位置是靠近河套地区的西北角，靠近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遗物的地方。这地区早期就是中亚游牧部落经常迁徙的必经之地。所以，在这些牧民中发现与布略特人和爱斯基摩人混杂在一起的欧洲人类型的头骨是不足为奇的。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战事，如帝辛远征东夷，这件事在卜辞中也有很多记载。所有这些，都为说明祭祀坑中出土的各种头骨的异种系特征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不过，这还无助于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统治这片领土达数百年之久的殷商民族究竟是怎样的体质类型。如果我们比较杨先生研究过的几组标本，似可确定的是，即便在类蒙古人种中也还有三组，即第一、四、五组。

图65　来自河套地区和东蒙的三股敌人

多年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步达生教授，在初步研究了安特生和他的助手收集的史前人类遗骸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新石器时代华北居民和现代中国人无重大差异(2)。步达生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一位先驱，但他研究的标本数量很少，他的结论虽依据可靠的事实，但仅是初步的。

现在距步达生的时代已半个世纪了，虽然我们已收集了大量新资料，但还没有像步达生那样有能力的学者去作充分的研究。当然战争是造成这一不幸的主要原因。而现在，正当研究殷商人群问题之际，我们的处境几乎比达步生更糟。我们既不能依靠祭祀坑的头骨，也不能依靠残破的体骨来作合理的推论。

除非我们不考虑古典的类蒙古人种、类爱斯基摩人种、太平洋类黑人种这几组，并认为他们与中国华北人群的组成毫无关系，否则，我们就会面对着与步达生的发现似相矛盾的材料。

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些头骨是入侵者的。

1932年《生物测量》杂志发表了一篇最早根据头骨测量对亚洲人种进行分类的论文，其中用26组人体测量资料进行比较(3)。当中有18组是东方或类蒙古种人的头骨。该文作者是吴定良和莫兰特，他们将这些东方民族分三类即：北方蒙古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其他东方人包括西藏、爪哇、达雅克和他加禄等族的人。这三分法主要是根据所谓“种族相似性系数”划分的。据吴、莫的测量，六个北方蒙古组的颧宽平均值的变异范围从139.8公厘到144公厘，中国和日本的五个组是132—134.7公厘，其余东方民族七组从131公厘到134.7公厘。同一论文中读到用同样方法测量五个印度组的平均值的最大最小范围是127.8到124.3公厘。上述这一测量项目鲜明的对比不仅见于东方与非东方民族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三个东方民族的分组中，后者甚至更为明显。过大的平均面宽值无疑构成蒙古人种民族一个特有的体质特征。但吴定良和莫兰特指出：“他们主要限于今外蒙古和南西伯利亚，其中心分布在贝加尔湖附近，阿尔泰山和库伦城或戈壁沙漠以北。”

吴定良和莫兰特的文章澄清了杨希枚称作古典的类蒙古人种的第一组。比第一组更为混杂的类爱斯基摩人种，可能与西伯利亚西北部土著居民关系更密切。体质人类学者在一次有关中国人群的人体测量学观察中，偶尔发现卷曲头发的痕迹，表现出巴布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的残迹。但这确是较少见的。至于第五组和所谓的类高加索人种，很难说他们的基因有多少能明确地反映在现代中国人身上。

总的说来，采用如下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很早以来，华北平原是许多不同民族的支系汇集的地方，而原始的中国人群就是部分地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虽然如此，我们应当记住，在这些支系中占优势的无疑是蒙古人种集团。杨教授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确切地解释考古发掘和甲骨卜辞中反映的某些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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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作宾：《殷历谱》。

(2) 步达生：《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1925年）；另见步氏所写《甘肃河南晚石器时代及甘肃史前后期遗址之人类头骨与现代华北及其他人种之比较》，载《古生物志》，丁种第六号第一册（1928年）。

(3) 吴定良、莫兰特：《根据头骨测量对亚洲人种的初步分类》，载《生物测量学》第二十四卷（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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