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自武宗会昌之法难，继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兴，佛教前途，欣欣向荣，如春花之怒发。盖宋太祖志在振兴文教，其于佛教亦然。建隆元年（960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既毁之寺，所遗留之佛像，亦命保存，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释氏稽古略称“开宝元年（968年），敕成都府造金银字之藏经各一藏。”又曰：“帝自用兵平列国，前后凡造金银字佛经数藏。”《佛祖统记》称开宝五年（972年），诏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内，诵金字大藏经，帝亲临，并赐紫方袍云）。所建之寺颇多。太宗虽信道教，亦未若视佛教之重也。
开宝四年（971年），太祖遣张从信往盖州（成都）雕《大藏经》，版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76年），此实我国《大藏经》版之嚆矢。又印度西域之《僧□梵经》来中土者，陆续不绝；国人之游历外国者亦多；翻译之业，以太宗时为最盛。至当时外人之来华者；太祖时，则有曼殊室利（中天竺人，与沙门建盛同来。）可智、法见、真理、苏葛陀、弥罗等（西天竺人）。太宗时，则有法天、钵纳摩、护罗、法遇（中天竺人）、吉祥（西天竺人）、天息灾（迦湿弥罗人）、施护（乌填曩人，西北印度之一国。）、此诸人中：以天息灾、施护、法天为最著名。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法天三藏始受命来京师；当以此时为译经之始。是年，天息灾（明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法护等诸三藏亦来，乃于太平兴国寺西，建译经院以居之（后赐名传法院；寺分三堂，中央为译经之所，东为润文之所，西为证义之所）。法进、常谨、清沼等诸人，充笔受缀文之役。是时天息灾定译经仪式，兹据佛祖统记所记者，列之于下：
于东堂面西，粉布圣坛（作坛以粉饰之）。开四门，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咒七日夜；又设木坛，布圣贤名字轮（坛形正圆，层列佛大土天神名位，环绕其上，如车轮之状）。目曰大法曼拿罗；请圣贤；阿伽沐浴（凡供养之器曰阿伽，此言沐浴之器）。设香华灯水肴果之供；礼拜违旋，所请冥佑，以殄魔障。第一译主，正坐面外，宣传梵文。第二证义，坐其左，与译主评量梵文。第三证文，坐其右，听译主高读梵文，以验差误。第四书字，梵学僧，审听梵文，书成华字。第五笔受，翻梵音成华言。第六缀文，回缀文字，使成句义。第七参译。参考两土文字，使无误。第八刊定，刊削冗长，定取句义。第九润文官，于僧众南向设位，参详润色；僧众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仪整肃；所须受用，悉从官给。
此时所译，皆入藏经。在译经院西偏建印经院；译毕，即在院开雕。又因天息灾等之请选拔惟净以下童子十人，使在译经院习梵学；使译经业不至废绝（惟净未几为笔受赐紫衣，及光梵大师称号；于梵语颇有发明，所译之书亦不少）。太平兴国寺，本名龙兴寺；周世破佛，废为官仓；太祖复之；太宗改今名。
真宗时，外国僧来华者，与有法护（中天竺摩揭陀人）日称；仁宗时，则有智吉祥；其它则有契丹（辽）国师慈贤，或系摩揭陀人，但不能详耳。徽宗时之金总持，亦有二三译本。以上所举西域印度之人，于传无征者居多。真宗以后，来者尤众；因无关重要，故略之。
以藏中所存之经考之：法天所译，凡一百余部；以法天名译者。凡四十余部、七十余卷。以法贤（法贤学于中天竺摩揭陀那烂陀寺）名译者，凡七十余部、一百余卷。天息灾（北天竺惹烂（马＋太）罗人，惹烂（马＋太）罗，即迦湿弥罗。）所译，凡十九部、五十九卷。施护所译，凡百十余部、二百三十余卷。所译大小显密化制殆遍，龙树之书尤多。法护（谥普明慈觉传梵大师）所译，凡十二部、一百余卷。我国人惟净等翻译亦不少，惟净所译五部、四十余卷。
太宗时，吴越王臣服于宋，赞宁随王入朝，赐号通慧大师。著有《高僧传·三集》（三十卷）、《三教圣贤事迹》（一百卷）、《内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学集》（四十九卷）、《僧史略》（三卷）诸书。赞宁在吴越王下，为两浙僧统；入京之后，为左街讲经首座；后又奉命为右街僧录。
兹就宋世道教言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修治删正，写成三千三百三十七卷，赐各宫观。真宗之世选道士十人更详定之，增六百二十卷，共三千九百五十七卷，赐名《宝文统录》；冠以御制之序；此之谓道藏。宋世虽佛道二教并行，但遇有两教相毁訾之书，辄严禁出版；其制止两教之争，颇具苦心。
宋初以来，佛教之盛，既如上述。其间以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为重要之事件。至于元照之四分律再兴，所受天台影响颇大也。
宋徽宗时，稍稍排佛；徽宗，北宋末之昏君也；极信道教，敬礼道士徐知常（赐号冲虚先生）；此外，则徐守信、刘混康二人，亦有势力；后林灵素大博信用；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林灵素素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长生帝君主宰之；其弟青华帝君，皆玉帝之子，下有左元仙伯以下八百余官；帝即长生大帝君，徽宗信之，故自称道君）。造玉清昭阳宫（后改玉清神霄宫。）；置老子像，自为奉使；改天下之寺曰宫，政院为观，使安置长生青华帝君像；行千道会，每会殆费金数万缗。政和六年（1116年），诏于道箓院烧弃佛经。宣和元年（1119年），改呼佛为大觉金仙，菩萨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皆使从道教之风（道士与德士，以徽章区别之；道冠有徽章，德士则无）。命德士离寺，使道士入居之；盖徽宗固企图佛教与道教合而为一也。当是时：左街香积院之永道上书谏之；流于道州。翌年（宣和二年（1120年）］，复僧尼形服，去德士等称号，使复为僧。宣和七年（1125年），召还永道、赏其护法念笃，赐名法道；终赐号圆通法济大师。是徽宗排佛之举，为时极短；溯自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改佛菩萨号，翌年九月复旧：中间不过年余耳。
自宋兴以迄于亡，除徽宗稍稍排佛外，累代俱保护佛教，宋时辽起于蒙古；辽衰，金起于满洲；此二国皆自北方，侵入我国本部。西则李元昊（西藏种之一，党项人）。据有河西之地，建西夏国，窥宋西陲。而宋之内部，前则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法之争；后则有秦桧、岳飞等和战之江；谋国之论，殊不一致。徽钦而后，困步益艰；终至迁都临安。当是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蒙古人）。势颇强盛；自太宗（窝阔台）以至宪宗（蒙哥）。领土日扩；东达朝鲜，西及小亚细亚一部；一军服俄罗斯地，一军进匈牙利，一军侵入德意志之西列西亚，夺我国扬子江以北之地，威力及西藏安南。至世祖忽必烈汗，全灭赵宋，一统华夏，国号曰元。
元世祖未即位前（即其兄宪宗时代），受命击西藏，即尊信西藏佛教（即喇嘛教）；即位后，甚保护之；元代可谓为喇嘛教时代也。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谓道教书，皆后世伪造；除老子《道德经》而外，所有道藏，皆命烧弃：举凡毁谤佛教、偷窃佛语、贪财利、诳惑百姓之类，悉禁止；并刻石立碑，载其始末。此举实发端于宪宗之时，兹据《佛祖通载》述其次第于下：
乙卯间“宪宗之五年，宋尚存；当宋理宗宝佑三年，迄至元十八年（1281年），殆为三十年前之事］。道士丘处机李志常等，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传袭王浮伪语，老子八十一化图，惑乱臣佐。时少林裕（福裕）长老，率师德诣阙陈奏（焚毁《道藏经》之碑文，载有罽宾大师兰麻、僧统福裕之名）。光朝蒙哥皇帝（宪宗）玉音宣谕，登殿辩对化胡真伪，圣躬临朝亲证；李志常等义堕词屈，奉旨焚伪经（此时论议，帝师发思巴与道士难诘；焚伪经四十五部，亦见于碑文）。罢道为僧者十七人；还佛寺三十七所；党占余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宪宗七年），少林裕长老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而其徒窜匿，未悛邪说；诏行屏处，犹妄惊渎圣情；由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冬，钦奉玉昔，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者，娶妻为民。当是时，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杨大师琏真佳，大弘圣化。自至元二十二（1285年）春，至二十四（1287年）春凡三载，恢复佛寺三十余所；如四圣观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点等，舍邪即正，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云云。
由是观之：此种争执之大体可知矣。又焚弃道教伪经，宪宗之世，既已行之；其后尚实行数次；考其起因，实由于道教之徒，占领寺院，数侵佛教之范围；如孤山寺者，有名之伽蓝也，其时已化为道观矣。当时之道教，有正一教、真太教、太乙教、三派之别：正一教起自张道陵；其余二派，则始于金之道士：即真太教为刘德仁所唱；太乙教为萧抱真所唱；此等道教，至是皆受极大之打击。《辩伪录》（五卷）载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祥迈奉世祖敕所撰，专为破斥道教而设也。盖排佛之举，虽复见于明世宗之世；然在我国历史上观之：此次可称道佛二教争执之最后时期矣。
《佛祖通载》列此焚毁之《道藏经》书目，凡三十九部。又《辩伪录》载僧侣与道士论议者十七人，道士之归佛者十七人，所谓十七僧者：即燕京圆福寺从超、奉福寺德亨、药师院从伦、法宝寺圆胤、资圣寺至温、大名府明津、蓟州甘泉山本琏、上方寺道云、滦州开觉寺祥迈、北京传教寺了询、大名府法华寺庆规、龙门县行育、大都延寿寺道寿、仰山寺律主相睿、资福寺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圭、蜀川讲主元一是也。
元自世祖崩后，历七十余年而亡；盖世祖时代，蒙古极臻隆盛；殆世祖崩，元遂式微。其间喇嘛教，颇蒙保护；因保护之甚，酿成弊害；至于佛教史上，则别无显著之事迹。惟刘秉忠之历史，有足述焉：盖秉忠固助世祖立大功之人也，初蒙古都哈喇和林，世祖之时，移都燕京。建国号曰元；种种制度，多为秉忠所定。秉忠，本禅僧也；先是海云禅师应世祖之召，途次云中：闻秉忠博学多才，偕谒世祖，大合帝意；海云南还，秉忠奉命留侍左右，决大事者三十余年；官光禄大夫太保；死赠仪同三司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秉忠虽位极人臣，尚齐届蔬食，终日澹然，无异平昔。
明太祖朱元璋，濠州人；少失两亲，入皇觉寺为僧，元末，各地豪杰并起，元璋亦起于濠州；随郭子兴，得其信任；终领其众而大兴；故即位后，颇保护佛教。不独佛教为然，即道儒二教，亦加保护。当时鉴于元末佛教流弊，以为不严重约束佛子之行为，则不得望佛教之兴隆，于是凡欲为僧者，必考试经典，给度牒，不许任意出家；禁僧侣混杂俗人中生活，有带妻者，加以严惩；而鼓励避俗修禅山中者。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敕礼部榜示各条之中，一一举之。其文曰：“凡僧之处于市者，务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又曰：“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钱钞，如无钞者，打死勿论。”又出榜文，张挂天下各寺；凡轻慢佛教，骂詈僧侣者处罚。
又为处理僧侣寺院（道教亦然）计，详定僧官之制；设僧道衙门，置僧录司、道录司，各任其官；品秩甚高，待遇优渥。大理寺卿李仕鲁屡上疏陈僧侣之跋扈，不采；仕鲁辞宫，帝怒而处之以死。兹将其时所设之僧官举之于下（大体依据宋制）。
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京师）
左善世（正六品）
右善世（正六品）
左阐教（从六品）
右阐教（从六品）
左讲经（正八品）
右讲经（正八品）
左觉义（从八品）
右觉义（从八品）
此时受僧录司之任命者，则有左善世戒资；右善世宗泐，左阐教智辉，右阐教仲义，左讲经玘太仆，右讲经仁一初，左觉义来复，右觉义宗鬯，此洪武十四年（1381年）所制定者。洪武十一年（1378年）任玘太仆为左讲经；更任溥洽、德瑄、了达三人为僧录司；十二年授仲义为阐教；此皆前所制定者。
洪武十五年（1382年），任行果为左阐教，任如锦为右觉义，复任西藏星吉监亦为右觉义。其后尚有左善世弘道、左善世夷简等之名。
各府僧纲司，掌本府僧事。（地方）
都纲
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事。（地方）
僧正
各县僧会司，掌本县僧事。（地方）
僧会
太祖崩，建文帝（惠帝）立；仅五年而有燕王棣靖难之役，燕兵陷金陵，帝遂不知所终。盖太祖监宋用郡县制度，帝室孤立而亡；故封二子樉为秦王（西安），三子棢为晋王（太原），四子棣为燕王（北平）；总封二十五王（皇子二十四人，重孙一人。）于各地，以藩屏皇室；而诸王之力强大，卒招此祸（或谓建文帝投火崩；或谓在逃，不知所之；或谓及事急，开太祖遗筐，有杨应能度牒法农，因编修程济计，遽招溥洽，落发为僧，由水关逃去；称为应能，巡游广西贵州诸寺。英宗正统年间，迎于宫中，号为老佛以寿终。传其还京时途中所作之诗曰：“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燕王棣即太宗（永乐帝）也。使太宗举事者，即禅僧道衍。初太祖后马氏，先太祖崩；太祖甚悲，不再立后葬毕，选各高僧侍诸王，使为母祈冥福。时道衍因左善世宗泐之荐，随侍燕王赴北平，住庆寿寺；劝帝举大事，受命为军师，卒能使帝达其志。帝即位后，衍为左善世，更擢为太子少师，复俗名为姚广孝，不再蓄发娶妻。著《道余录》。死后封荣国公，谥恭靖，亨祀太庙。盖姚广孝之事迹，颇与元刘秉忠相似也。
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集大德于蒋山，校刻《藏经》，是为南藏；太宗永乐十八年（1420年），复重刻于北平，是为北藏；南北二京，各藏一藏；更刻一藏于石，安置于大石洞。太宗以后，明佛教尚盛；武宗极尚佛教，学经典，通达梵语，自号大庆法王；其护法更无论矣。道教虽亦受累代保护，其势力远在佛教之下。世宗即位，极嫌弃佛教，溺于道教，信道士邵元节，以为真人，使总领道教；又举道士陶仲元；元节官至礼部尚书（死赠少师）；仲文进少保礼部尚书，封恭城伯。嘉靖四十年，使御史姜儆、王大仕等，索天下之箓秘书。道士四方来集者甚多，道教之势极隆。当其即位之初，先毁宫中佛像，凡百九十六座（一万三千斤）；更用赵璜之言，一夜中命破坏京师寺院；悉除禁中佛殿；太庙配祀之姚广孝，则移置于大兴隆寺，力排佛教；后服道士王金等所献丹药而崩。
宋元明三朝，禅宗在国中最占势力；宋初之天台、元之喇嘛，皆不及也。明代始将禅讲教三者，相提并论。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年），礼部榜示：亦有“照得佛寺之设，历代分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消一切现造之业。涤死者宿作之愆，以训世人”等语。其法以禅为第一；以华天诸宗为讲，属第二；以仪式作法，专务祈祷礼拜、忏悔灭罪之道者为教；教似密教（喇嘛教亦属之），属第三。或谓禅、讲、瑜伽，而禅独占佛教首位。
我国佛教之末期，所应注意者，为诸教融合之倾向；非独天台与禅，或华严与禅，或念佛教与禅，在佛教之内，互相融合：即佛教与儒教，亦有融合之倾向；故佛儒道三教融合论，迄明末而益著。
自明以后，佛教渐衰；至清代仅尊形式之喇嘛教；虽有遗留名寺，概无足观；惟禅净二宗，仍融合一致，流行于民间；清末学者，多喜研寻佛学；佛教乃有复兴气象。
（二）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与律宗之再兴
宋世佛教复盛，所应叙述者，即天台与戒律之再兴是也。盖天台宗，自荆溪灭后，一旦衰颓，三大部至不存于中国。此事载在《佛祖统纪·羲寂传》，兹录之于下：
初天台教迹，远自安史挺乱，近从会昌焚毁，残编断简，传者无凭；师每痛念，力网罗之；先于金华古藏，仅得净名一疏；吴越忠懿王（钱俶）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即劣之语；以问韶国师（天台德韶参照禅宗系统）；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遗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赐号净光法师云云。
盖吴越王据《永嘉集》“同除四住”之文，求天台教籍于海外，此天台书籍之所以得再传于中国之故也（四住为见思二惑；见惑，为见一切处住；思惑分为三种：即欲界之思惑曰欲爱住。色无色界之思惑曰色爱住，曰五色爱住；是故四住为二惑；大小乘俱宜除见思二惑，故谓之同除四住皆齐）。但遗使日本之说，于日本历史无征，恐系遗使高丽，而误书日本也。证之《统纪·谛观传》而益信，兹示《谛观传》于下：
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且戒观师，于中国求师问难，若不能答，则夺教文以回；观师既至，闻螺溪善讲授，即往参谒；一见心服，遂礼为师。
盖天台教籍，乃高丽谛观传至中土者。
谛观著《四教仪》，世称《谛观录》。《统纪》曰：“尝以所制四教仪藏于箧，人无知者；师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后人见故箧放光，开视之，惟此书而已；由是盛传诸方，大为初学发蒙之助云。”义寂以后，天台宗乃有兴复之机，而渐趋于隆盛；兹将荆溪以后，系统大体，示之于下：
《佛祖统记》有精密系统表；此表但举大略，参考《高僧传·四集》、《释氏稽古略》、《诸嗣宗脉记》等书而作。
宋初，天台宗有山家、山外之争；然山家山外名称，为自许为天台正统山家派之所取，非公平之称呼；今所以用此称呼者，不过为习惯上便利起见耳。
山家山外之争，难以概述；为时既久，人数复多；问题关涉种种方面，即同一山外之人，议论亦各不一致；今择其重要者，略举一二焉。世人均谓山外派之说，与华严宗所说教义、观法，大体相近；而山家派则谓山外派之说，未得为纯粹之圆教。例如山家以天台圆教之教理，为平等即差别，差别即平等；而森罗万有，即为平等理性、超绝凡虑不可思议之本体。由此见之：则一切万有诸法，互相融镕无碍，皆是一体绝待。所谓心、色、佛、众生：自表面观之，则区别历然；毕竟皆是互具三千之法；毕竟皆是即空、即假、即中。就心具三千诸法言之；则色亦应具三千；众生亦应具三千；佛亦应具三千；盖三千即三谛，色、心、佛、众生，皆是三谛圆融（三千三谛，应参考第十章。）。由此言之，迷悟善恶，不过由各方面观点不同，加以种种之名；而其性本来无二；此天台所以据之，而有性恶不断、及无情有性、草木成佛诸说也。至山外议论，则先分理事；空中二谛属理，是平等；假谛为事，即差别；差别之法，依无明之缘所起之假相，三千诸法，即指此假谛。而此三千差别之相，皆一心所现；故心为本，色为末，色心不可谓为具三千；三千诸法，共由心出，故得谓为一心具三千；若谓色具三千，则无是理，以上所说者为教理；若就观法上言之；则山家之观心，谓之妄心观；山外之观法，谓之真心观。山家既谓一切万有，皆具三千诸法；任何观境；皆同此三谛圆融之理；但就实际上之便利言之；则观我心为三千三谛，而以观我心为最近便也。迷悟善恶真妄，皆是同一之物；故我除此妄心（即第六识）而外，别无真可求；观介尔之妄心，即为三千三谛；故谓为妄心观。山外则反是；区别真妄，分论理事，观妄心中之理、平等之真如而行之；举凡众生，佛、色、心，皆为三千三谛，任观何法皆同；但与山家就便宜上观心之说异；谓能造能具者，独有此心；心外别无具三千三谛之理；故观心外，别无观法之道；是为真心观之大要也。
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
相传此争，起于慈光寺晤恩；天台大师之作《金光明经玄义》也，有广略二本；晤恩对之作发挥记《释光明玄》，以广本为后世伪作（《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其最初之释名段，分为教义释、观行释二段者为广本；中无观行释者为略本；山家之人，以广本为智者亲撰；山外之人，以广本为伪造。故观行释，为山家山外妄心真心二观相争之本）。自是之后，光明玄之真伪，议论纷起；故晤恩可谓为二家争端之本。按晤恩之师志因，既以真心说天台之观；故晤恩承之，特志因时尚未彼此相争也。其后灵光洪敏造《金光明玄义记》；孤山智圆作《表微记》（一卷），及《索隐记》（四卷）；而四明之知礼则对之作《拾遗记》二二卷），以敷演宝云之传焉。
由是观之：武宗会昌以后，天台之教籍散佚，难判真伪；加之讲习教义者中绝，正统之传承不明；故各自逞其所见，终至起山家山外两家之争；然追溯其源，两家固皆有所据也。
一方对于荆溪之十不二门（据《荆溪妙玄释签》中提出者）又起争端；即奉先寺之源清著《十不二门示珠指》（二卷）、国清寺之宗昱著《十不二门注》（二卷），而唱真心观者是。宗昱为羲寂弟子，其系统出于山家；而议论同于山外；故山家呼为弃阴之异计，斥而属诸山外。《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即四明知礼对于源清宗昱而作者也。此后永嘉继齐着指滥，天台元颖造征决，嘉禾子玄出随缘扑，皆责难四明；四明乃撰《二十问》，以祛其蔽，净觉仁岳作《十门折难助》四明以破之；名虽谓为山家山外，实则与山外学者论争者，仅四明知礼一人而已。至山外与四明辩难者，则有梵天庆昭，而孤山智圆实助之。
四明之兴此争，实因同学宝山善信之请，出《释难扶宗记》、（一卷）、驳晤恩之《光明玄发挥记》，及灵光洪敏奉先源清之《难诃二十条》，以主张《光明玄》广本为真本之说。此（难诃二十条》今佚。惟由是可知四明以前。宝云义通与晤恩洪敏源清等一派相对，其争已起于此时；又宝山善信之使四明答辩，亦由是可推而知也。但义通惟有《光明玄》之赞释，及《光明文句》之备急钞，其实际之相争如何，无由得知。
自四明释《难扶宗记》一出，庆昭智圆二人以辩讹答之；四明又出《问疑书》，庆昭对之造《答疑书》；四明更造《诘难书》，庆昭又述五义以应之；即《五义书）是；四明更造《问疑书），一年无答，更以《覆问书》促其答；庆昭乃造《释难书》以应答之；四明最后造《十义书》（二卷）、《观心二百问》，以破山外之说；如斯往复辩难五次，经过岁月七年。
霄川之仁岳（净觉）最初助四明力辟山外之异义；后背四明，自文异义，造《十谏书》以诤之；四明作《解滂书》以斥之；仁岳复作《雪谤书》与四明争；四明中途而逝，遂不复能辩；又四明孙弟扶宗继忠之门有从义（神智）者，著《四教义集解》，反抗山家之说；以上二人：世所称后山外者是也。雪川希最出评谤，反抗仁岳；永嘉处元造《止观义例随释》（六卷），反抗神智，皆与后山外诸说相争者。
称为天台中兴之祖四明尊者，名知礼；居四明延庆道场，故人以四明呼之；真宗时，赐号法智大师，亦称法智尊者。在宝云门下十年，宝云灭后，盛开讲筵，著述亦多。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殁，寿六十九岁。其著述之重要者：为《观音别行玄义记》（四卷）、《观音别行疏记》（四卷）、《金光明玄义拾遗记》（三卷）、《金光明文句记）（六卷，此书未成而四明殁，其赞佛品，为弟子广智所续）、《观经疏妙宗钞》（三卷，以下五部：称为天台五小部；与三大部共为学天台者之要典）、《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十义书》（三卷）、《观心二百问》（一卷）、《扶宗记》（二卷）、《解谤书》（三卷）、《修忏要旨》、《金光明忏仪》、《大悲忏仪》（以上各一卷）等书。此外尚有石芝所编之《四明教行录》（七卷），为欲知四明之说者，所不可缺之书也。
有遵式者，与四明齐名，其德尚过之；号称慈云尊者，世人称之曰：“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光其后，”其被推重如此。
遵式与四明交亲最厚，极推重四明，隐然助之；观其《所作指要钞序文》，可以知其故矣。（嗣法有二十五人）
四明派之势力。由前所示之系统，略可推知；南屏、广智、神照三家，法流最荣，就中以广智之末为第一。
四明一派之隆盛，不暇详述；仅略解系统图之大体于下，其它从省；欲知其详，须参考《佛祖统记》等书。
广智与后山外净觉相争，所著《广智遗编》、《阐幽志》其书现存；弟子继忠编《扶宗集》（五十卷），力明山家正统之说：其弟子草堂，于同门神智主张山外之说，标立异议时，造《义例随释》以抗之，其始末已述于前矣。息庵亦力辟异说，其下有圆辩者，门人众多。《佛祖统纪》曰：“先贤有云：四明中兴天台之道；圆辩中兴四明之宗；盖谓四明之后，有一派为知解之学，近似山外者；而圆辩者出，独能发挥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谓月堂得观行，止庵得宗旨，一庵雪堂得辩说，皆有师家之一体云。”月堂、止庵、一庵、雪堂、皆圆辩之弟子也。著《佛祖统记之志盘》，即出自此系统，以上所言，盖有暗斥他家之意。月堂著《圆宗解》；月堂门下有柏庭者，出《楞严玄览》、《金刚会解》、《圆觉略说》、《楞伽通义》、《因革论》、《附钞笺要》、《山家绪余集》、《三大部格言》、《简境十策》、《金鈚义解》、《宗教玄述》、《仁王疏记》等书；石芝宗晓编《四明教行录》；又著《乐邦文类》、《法华显应录》诸书；逸堂法登作圆顿宗眼。南屏之学问，至弟子会贤泰初之时，称为南屏家；可见其学风异于他处；慈云之弟子祖韶，评为“碎割法身讹误后学去也；”神照弟子楂庵，谓为“力勉勿传，有醍醐化糟粕，法藏变鬼火之语；”又广智对于《南屏类集》之批评曰：“类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其纲要，失在味其起尽；”由此可知南屏为类聚的学风，且受诸家种种批评者也；以上评语：载在《佛祖统记》故知志盘对之，亦多少有排斥之意也，南屏弟子从谏，传授天台教义于高丽义天僧统；此南屏家之下，清辩有《顶山记》，景德有《翻译名义集》，慈辩从谏之法流，自车溪经竹庵以至北峑；竹庵著《楞严集解》、《楞严补注》、《盂兰盆经补注》、《金刚通论》、《金刚事说》、《圆觉手鉴》、《竹庵草录》、《山家义苑》；宗印有《金刚新解》、《释弥勒偈》等书；此人在南屏家，号称高足；著《四教仪备释之古云》，著三大部者观之，此大势可以窥知矣。《会元续略》曰：“临济宗自宋季稍盛于江南，阅元而明，人宗大匠，所在都有；而韬光敛瑞，民莫得传；惟是天童、盘山、车溪三派鼎峙，支那学者，依为出世梯航；”要之：明未清初之际，禅宗已无昔日之盛，其系统可寻者，仅天童圆悟、盘山圆修、车溪性冲等三派而已。三人俱明末人，车溪寂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l611年）；天童寂于毅宗崇贞十四年（1641年）；盘山与天童同门，寂于崇祯八年（1635年）；其时代盖相同也。
圆悟，号密云；宜兴蒋氏子。耕樵为业；年三十，弃家事龙池传和尚。掩关千日；后过铜官山顶，忽觉情与无情，焕然顿现，觅纤毫过患不可得，遂大悟。凡六坐道场，法席最盛；临济之传，称为中兴。时天童古刹久废；悟慨然重兴之。所嘱付弟子十二人。悟有语录十二卷行世。
圆修，字天隐；荆溪闵氏子。依龙池剃染；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工候急切，至百余日；偶读楞严至佛叱阿难此非汝心处，默然有省。厥后掩关两载，终日蒲团；正在绝念忘境之际，忽闻驴鸣、豁然大悟。于万历庚申，结茅盘山。渐成大利。门下人材之众，与圆悟相埒。
同时有憨山大师德清，受禅于云谷法会；叹六祖大师旧址般废，再兴之。其著述颇多；化度至盛［入寂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兹举其著述之重要者于下：
《法华经通义》七卷
《法华经击节》一卷
《圆觉经直解》二卷
《大乘起信论疏略纂要》一卷
《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
《观楞迦经记》十八卷
《金刚决疑》一卷
《般若心经直说》一卷
《肇论略注》二卷
《八十八祖真影传赞》五卷
《中庸直指》一卷
《老子道德经注》二卷
《庄子内篇注》四卷
又《憨山梦游集》（五十五卷），乃其门人据《憨山手记》而编辑者，此外尚有《憨山语录》（二十卷）。
明末高僧，有云栖袾宏；或以为属华严宗；然其一生所宏扬者，多属净土；盖宋明以后，各宗殆无不兼崇念佛也。曾至京师参遍融笑岩二师（天奇本瑞之法孙）。嗣至东昌，途闻鼓声，忽然大悟。因其居杭州云栖［入寂于明熹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故世称云栖大师云。其著述如下：
《楞严经摸象记》一卷
《阿弥陀经疏钞》四卷
《阿弥陀经疏钞事义》一卷
《阿弥陀经疏钞问辨）一卷
《四十八问答》一卷
《净土疑辨》一卷
《西方发愿文》一卷
《遗致经论疏节要》一卷
《禅关策进》二卷
《梵网菩萨戒疏发隐》七卷
《沙弥律仪要略》一卷
《往生集》三卷
《缁门崇行录》一卷
《直道录》一卷
《自知录》一卷
《山房杂录》二卷
《云栖遗稿》三卷
《竹窗随笔》三卷
《正讹集》一卷
此外尚有《云栖规约》、《僧训日记》、《戒杀放生文》、《放生仪》等小篇。盖云栖本出于禅，又盛弘念佛，与天台藕益，并称明末二大明星。闻谷大师广印，云栖弟子也；为作塔铭称之曰：“一度弟子，千有余人；得戒弟子，万有余人；”足证其化导之盛。
紫柏真可大师，亦当时英俊，尝至京师参遍融禅师：后游诸方，历参知识。念《大藏经》卷帙重多，外间不易得见；因改刻方册，俾易流通；命其弟子密藏、幻序，先后任刊刻之事；贮板于径山寂照庵；世所称径山藏是也。闻谷碑铭中，称闻谷慕紫柏事迹，兴寺于其旧址。憨山大师亦颇忻慕之。著有《般若心经说》（一卷）、《般若心经要论》（一卷）、《般若心经直谈》（一卷）、《紫柏老人集》（二十九卷）、《紫柏老人别集》（四卷）等书。其嗣法系统亦不明。
（五）诸宗融合之倾向
宋初佛教再兴，汴京中央诸寺，仅有法相宗、南山律宗；禅宗、天台宗，只盛行于江南；其北传也，为时颇后；前已述之。是知法相宗，自为天台宗荆溪大师论破以后，尚借玄奘余力，行于京都；已无学德兼备者，足传于后世；降及元代，历史所传者，惟镇江普照寺之普喜（吉祥禅师）、秦州景福寺之英辨（普觉）、及云岩之志德（佛光大师），称为元初学者而已；又明代有明昱者，唯识宗掉尾之大家也；著有《三十唯识约意》（一卷）、《百法明门论赘言）（一卷）、《观所缘缘论会释》（一卷）、《观所缘缘论释记）（一卷）、《唯识论俗诠》（十卷）、《因明人正理论直疏）（一卷）、《三支比量义钞》（一卷）等书；但自唐武宗会昌法难后，玄奘弟子窥基等所著之论疏，皆遭焚毁，中土失传；明昱殆未寓目；其传承既不详；所说亦多乖玄奘本旨；凡明代人之解释法相者，皆有此误，固不独明昱为然也。
明代禅、教、讲之区别，恐系宋末以来一般人之说；其教中似含有秘密佛教之仪式；故秘密佛教，在社会方面，颇占一部分势力；但在佛教史上，则无可记之事实。唐末宋初，秘密佛教人材间出，自后即不能窥知矣。
其仅可记者为讲求学问之华严宗；与实际佛教之念佛宗。但此二者，亦不能谓为纯粹之华严宗，或纯粹之念佛宗；盖此等宗教状态，或受天台之影响；或与禅宗混合而成也。
华严宗，宋初有长水子璇，即世所称长水大师是也。自澄观大师传圭峰；圭峰传彻微；彻微传海印；海印传法灯；法灯传长水；华严来至此，始复兴盛。相传长水初学华严于秀州洪敏，后闻琅玡慧觉（汾阳善昭之下）。之名，随之学禅。将嗣其法，琅玡谓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励志扶持，以报佛恩；”乃奉师训，居长水说华严，其徒多及千人。以贤首教义著《首楞严经义疏》（二十卷）、《大乘起信论疏笔削记》等书，知名于世。
长水之后有净源（其先出泉州晋水，故世称晋水净源）。学华严于五台山承迁（《宗脉记》则以为子璇亦承迁弟子，而以宗密而下，经传奥、从朗、现而至承迁，以承迁亦现之弟子，但承迁之传不详，承迁著有《注金狮子章》一卷，今存）。后亦受教于长水，最后居杭州之南山慧因寺。当是时，华严宗经典，多所散佚，适高丽之义天，来华学佛教，所携华严经典甚多；尝决疑于净源；因此华严宗之书，得复归于中国；义天还高丽后，以《华严经》一百八十卷赠净源；即六十、四十、八十等三译，即世称三大华严也；净源得此，为别建华严阁以藏之；故世亦谓慧因寺为高丽寺；称净源为华严宗之中兴者。著有《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一卷）、《原人论发微录》（三卷）；与师会之《一乘教义分齐章复古汜》（六卷）、《焚薪》（二卷）、希迪之《五教章集成记》（一卷）、道亭之《五教章义苑疏》（十卷），称宋四大家。元初有仲华文才（直觉国师）。《佛祖通载》渭其著有《意灯集》、《悬淡详略》、《肇论疏》等书。其弟子有大林了性（弘教大师）。幻堂宝严，京师之大宝积寺之妙文，亦为此宗之达者；明代有别峰大同，本学华严于春谷法师怀古肇公；后参中峰，中峰告之曰：“贤首之宗，日远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张大之；毋久淹乎此也；”遂专弘华严；弟子之嗣法者，分布列刹。著有《天柱稿》、《宝林类编》。同时有占庭善学，受华严于宝觉简公，融会甚深微妙之旨，学者宗之。降及明末，圆镜亦以学华严知名于世。云浪法师恩公，绍天界无极老人之统，承贤首二十三世之系、弘华严于金陵；三演大疏，七讲玄淡，尽得华严法界圆融无碍之旨；弟子分化四方者甚多。观元明之际，此宗学者，似尚不少；或者因其对于华严不能有所发挥，此宗遂渐就衰微乎？未可知也。
清凉宗密以后，华严颇近禅宗；长水既传琅玡之禅，别峰亦因中峰禅师之言，而弘华严；当时华严与禅之关系，略可推知。又自禅宗言之，法眼宗颇取华严教意，此可谓为取华严入禅者也。是则华严教义，纵存于元明之际，不过与禅相提携，以维持其余势耳（《宗脉记》以为自净源、冲观、师会、心、竹坡、悟、介、琼、南山、华春、谷遇，累代相承，而至别峰大同）。
念佛宗，宋初以后，流传颇广；但非独立一宗，凡抱天台、华严、乃至禅宗宗旨之人，以期念佛往生，或劝人念佛者；其人甚多，不遑枚举。天台宗之四明三派中，神照一家，颇劝念佛；神照慕古庐山之风，结白莲社而修念佛；其念佛修行之处，阅六七年而为大刹。仁宗时，赐以白莲寺寺号。神照之弟子曰：处咸，曰有严，曰处谦，《佛祖统纪》均有传；《处谦传》曰：“熙宁乙卯（八年）（1075年）四月丙寅，晨兴，沐浴更衣；集众讽普贤行法、阿弥陀经；乃曰：吾得无生日用久矣；今以无生而生净上，即入定寂然；”《有严传》曰：“畜一钵无长物，躬拾薪汲水，食惟三白；毗尼条章轻重等护二十年；专事净业；以安养为故乡；作怀净土诗八章，辞情凄切，人多乐诵；常时所修三昧，多获瑞应；”有严著有《阿弥陀礼文》。左伸，亦神照之弟子，刻西方三圣像，旦夜虔事；临终，请僧讽诵阿弥陀经未彻，即云：我已见佛光矣；遂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逼吾前，称佛结印而化。
处谦弟子曰净梵，曰择瑛，曰思照，曰行人宗利，俱念佛行者，其传载在《统纪》：《净梵传》载“十岁出家，常念阿弥陀佛。”《择瑛传》载有净土修证仪、阿弥陀佛身金色之偈；又辨西方此土二重观门之相，以劝专修净业者；殁时亦“西向讽弥陀经，卷终而逝。”《思照传》曰：“专修念佛三昧，筑小庵曰德云；后连小阁，为观落日之所；刻三圣像，每夜过半，即起念佛；月二十三日，率道俗击念终其身三十年；一旦语其徒曰：夜梦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请僧七日以助念佛；屈指作印，奄从坐化。”《宗利传》亦云：“于静定中神游净土，见宝池莲花宝林境界；寻诣新城碧沼，专修念佛三昧，经历十年。”在处咸弟子元慧之下者，有了然；其传亦载“集众说法；复大书曰：因念佛力，得归极乐；凡在吾徒，宜当力学；归沐浴更衣，与众同诵阿弥陀经，至西方极乐世界而逝；”等语。以上所举，皆神照家也；其念佛修行之盛可知矣。
又念佛、天台二宗，关系最为密切；天台之行者，多修念佛，以期往生西方；故不能仅谓为神照家念佛；今不过示其特着之一家而已。此外天台诸家之念佛者，代有其人，不遑枚举；惟石芝宗晓（出于广智家之末，即着乐邦文类、乐邦遗稿者）。与净土教关系最深，故表而出之。
《释氏稽古略绩集》载元明之际，天台学者绝宗善继、瞽庵显示、无碍普智，皆专修净业，或弘扬之。《诸嗣宗脉记》载竹庵可观之法，传于北峰宗印；北峰之下，有相洲怀坦、剡源觉先、佛光法照等；自佛光经子庭师训出东溟慧日；其下有无碍普智；又自剡源，出云梦泽、佛鉴铦；二人门下各有著名之大师，即虎溪怀则、湛堂性澄是也。瞽庵、绝宗二人，共出湛堂之门。此外明初之蘧庵大枯，为玉冈蒙润之弟子；兼天台、华严之学；著有《弥陀略解》、《净土指归）等书，行于世。
宋以后，诸宗学者，兼力弘念佛之高僧，当以唐末之永明延寺、宋初之灵芝元照、明末之云栖袾宏、藕益智旭为最著。
永明延寺，法眼宗之大宗匠也；著《宗镜录》（见前法眼宗下）应吴越忠懿王之请，住灵隐；后迁永明；禅与念佛兼修，夜则往别峰，修行进念佛之法。忠懿王为之建西方香严殿焉。石芝宗晓，在古来净土行者中，选出最著者七人，为莲社之七祖，呼延寺为其第六祖。（第一祖庐山慧远；第二祖光明善导；第三祖般舟承远；第四祖五会法照；五祖新定少康；第六祖永明延寿；第七祖昭庆省常。）
灵芝元照律师，以天台教义释律；且当时禅宗盛，动逸纲纪；见持守坚固者，反嘲为执相，弊害甚大；遂唱导教、律、禅一致之论；同时以念佛之教，普劝道俗；其翻刻《慈愍三藏文集》也；宗旨有二：一为明慈愍之“教、律、禅”一致为其弘通念佛教之用（《慈愍集》今不存，故内容不明）。
“长卢宗颐，与当时名胜，盛结莲华净土念佛社；”乃《释氏稽古略》引苇江集中之语，盖在宋哲宗时代与元照同时也；所谓莲花念佛，其慕庐山白莲社之遗风乎。灵芝律师之前，当真宗之世，有圆净法师省常者，慕庐山之风，隐遁西湖之滨，结白莲社修念佛，后改净行社；当是时，入社者甚多；谓与昔时慧远之社媲美而无惭德［省常寂于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其后则有天台神照一如之念佛，慕庐山之风，建白莲寺，修念佛，已如前述。又元照之普劝念佛；同时有给事中冯楫，与贤士大夫，高僧逸士，思继庐山莲社遗风，月修系念净土会；又圆辨道琛法师，所至建每月二十三日之净土系念道场；与禅、律、讲诸宗学者道俗，同修念佛；不期而至者，常逾万人；宋代白莲社念佛之盛，可以知矣。
明有庐山遍融，后入汴京，盛弘其教；受上下流归向；云栖大师，曾参谒之；遍融告之曰：“不要贪名图利；勿扳缘贵要之门；惟一心办道，老实持戒念佛。”云栖虽亦参笑岩，迹其生平，似颇受遍融之感化。
云栖大师。于弘通念佛有甚深之因缘，于前举之著述，可以知之。云栖本禅宗之人，其教理之解释，则用华严宗，此盖受其师遍融之影响，《续稽古略》称遍融“证华严三昧，得大解脱法门；”可知其系华严宗人。故云栖判念佛教，谓其在小始终顿圆五教中，正属顿教，面兼通终圆二教也。
蕅益大师智旭，俗姓钟氏；少好儒，颇斥佛教；十七岁，读《云栖竹窗随笔》，大悔悟；二十四岁，梦受教于憨山，欣然慕之；以道远未能往学；乃依雪岭出家，雪岭，憨山弟子也。盖蕅益本出自禅宗，后拟注《梵网经》，作《四阄问佛》？一曰宗华严、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法相、四曰自立宗，频拈得天台；遂潜心研究天台著述，晚年住灵峰，世称灵峰老人。但蕅益于律、法相、念佛、种种方面，著述颇多；因近世天台学者，与禅宗华严法相，各持门户之见，不能和合；心勿谓然，故决不以一宗学者自居（寂于永历元年）。其著述现存者如下：
《楞严经玄义》二卷
《楞迦经玄义》二卷
《盂兰盆经新疏》一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义疏》四卷《金刚般若经观心释》一卷
《法华经会义）十六卷
《佛遗教经解》一卷
《八大人觉经略解》一卷
《梵网经菩萨心地品合注》七卷
《楞严经文句》十卷
《楞迦经义疏》九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玄义》二卷《金刚般若经破空论》一卷
《般若心经释要》一卷
《法华经纶贯》一卷
《四十二章经解》一卷
《阿弥陀经要解》一卷
《梵网戒本经笺要》一卷
《梵纲经菩萨心地品玄义》一卷
《四分律大小持戒犍度略释》一卷
《斋经科注》一卷
《优婆塞五戒相经笺要》一卷
《羯摩文释》一卷
《在家律要后集》三卷
《律要后集》一卷
《梵网经忏悔行法》一卷
《毗尼事义集要》十七卷
《沙弥十戒威仪录要》一卷
《大乘起信论裂网疏》六卷
《唯识心要》十卷
《三十唯识直解》一卷
《大乘百法明门论直解》一卷《观所缘缘论直解》一卷
《观所缘缘论释直解》一卷
《因明入正理论直解》一卷
《大乘止观法门释要》六卷
《八识规矩颂直解）一卷
《唐奘师真唯识量略解》一卷《六离合释法式略解》一卷
《教观网宗》一卷
《法华玄义节要》二卷
《占察善恶业报经忏仪》一卷《赞礼地藏菩萨忏仪》一卷
《大悲行法辩伪》一卷
《阅藏知津》四十八卷
《法海观澜》二卷
《绝余编》四卷
《见闻录》一卷
《辟邪集》一卷
《灵峰宗论》三十七卷
《选佛谱》二卷
《重订诸经日诵》二卷
《周易禅解》十卷
《四书解》卷数不详
蕅益之意以为佛教各宗，虽分派相争；然元来目的则一，不外乎明其自心而已。故唱诸宗融合一致论；渭佛教有教、禅、律三大区别：禅为佛心；教为佛语；律为佛行；此三者具备，始为完全教；执一以相争者，乃学者之误谬；此蕅益对于佛教思想之大体也。
总之宋以后之佛教，惟禅独盛；以无所羁束为高，其弊在放浪；因惹起其它教律之抗争，不易一致；故眼光高大者，或谓禅、教一致，或唱三学一源，以企其融合；其教中则以天台、华严、法相、念佛四者为主要也。此教、禅、律三者一致论之结局，而蕅益大师于是出世矣。蕅益之地位，于其著述之广，可以知之（元代虎溪怀则著《佛心印记》，对抗禅宗、华严宗，以天台为佛祖正传之心印，乃最有名之学者也）。
佛教内部既有融合论；而对于道、儒二教一致之论亦渐起；佛教徒注儒书及老、庄，以谋发挥其旨者亦渐多。但老子与佛教类似之处颇多，故其间争论亦烈；同时亦有相近之倾向。（始于南北朝时代，前既言之矣）。儒家与佛教之性质，相去较远；儒为世间法，可称政治学；佛为出世间法，属于宗教；范围不同，故其争较少。降及宋世，理学勃兴；形而上的宇宙论，近于佛老所谈；争端复烈，势所必然。盖宋儒之学问，大都受佛教影响；其后王阳明之良知说，亦决不能出佛教之范围；而与儒教以莫大影响者，自属当时最盛之禅宗。于是佛儒因性质类似而相争；未几，又产出融合论矣。
唐韩退之、宋欧阳修之毁佛也，概系攻击其表面上之事实（即附随于佛教而行之迷信，或其弊害）。而未能达佛教之教理，触其深远之问题。至柳宗元颇反对韩退之，而为佛教辩护；苏东坡则笃信佛教，于教理研究颇深。是则儒者中之儒佛一致论，唐时已有之矣。
佛教徒中，攻击儒教最有名者，莫如宋之契嵩。其《镡津文集》中，载有《非韩》三篇，取韩退之之文，一一驳诘，殆无余蕴。然就其辅教编观之，契嵩受儒教影响亦颇甚；其孝论，即以佛教而融合儒的世间教；此契嵩所以为儒教一致论者中之最古者也。当是时欧阳修、李泰伯，盛为排佛论；契嵩往晤泰伯，论儒释吻合，为之作《原教》、《孝论》。泰伯颇喜其文，异其说，致书欧阳修誉之。
其后明之愿证，著《观幻子》谓合儒释一贯之妙；沈士荣著《续原教论》，讨论三教异同；姚广孝出《道余录》，驳二程朱子之说；明太祖亦有《三教论》、《释道论》。此外禅僧中，有论道儒二教者；儒者中，亦多有论佛教者；今姑从略；惟就明末最后出之三教融合论者，憨山、蕅益二人述人：
憨山有《中庸直指》、《老子解》、《庄子内篇注》等书；蕅益有《四书解》、《周易禅解》等书；《憨山之老子解》，卷端有《观老庄影响论》（一名《三教源流同异论》）。其主张三教一致，最为明显；实欲以禅意使三教合一者也。其文曰：“余尝以三事自勖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知此，可与言学矣；”又曰：“孔子，人乘之圣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圣也；故清净无欲，离人而入天；声闻缘觉，超人天之圣也；故高超三界，远越四生，弃人天而不入；菩萨，超二乘之圣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来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则超圣也；故能圣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异类分形，无往而不入；”由此观之：憨山三教一致之要领，可以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