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37年
英国的对外政策——新霸主——国际联盟——两年的间隔——1936年6月6日我对供应机构问题的备忘录——西班牙内战——不干涉政策——反共产国际公约——鲍德温先生的“坦白”发言——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艾伯特会堂的集会——英王爱德华八世逊位——鲍德温先生的智慧——英王乔治六世登基——英王来信——鲍德温先生退休——张伯伦先生任首相——内阁的变动——鲍德温与张伯伦——与里宾特洛甫的一次谈话。
我不妨在这一章里说明一下我多年以来所遵循的并仍将继续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请我做一次秘密演说，这是我对这些政策原则的最好的表述。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1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来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世，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是不但轻而易举，而且有极大的引诱力的。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蓬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经过这四次极其重要的战争之后，我国就以日益增高的声誉和日益扩大的帝国而出现于世界，而低地国家的独立也受到保护，安然无恙。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秀传统。在今天，我们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不知道有过什么事情曾改变或减弱我们祖先所遵循的正义、智慧、勇气和审慎。我不知道在人性中出现过什么事情使他们的结论的可靠性有丝毫减损。在军事、政治、经济或科学上，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使我感到我们的能力比不上他们。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使我感到我们不会或不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迈进。我之所以向你们冒昧提出这个具有极大普遍意义的命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这个命题，则其他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而明确了。
1指荷兰和比利时。——译者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王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这是我们正在遵循的国际政策规律；它不是根据偶然的情况，或因为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或者以某种别的什么感情来决定的权宜之计。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在今天，在这一年中，或者到1937年的前半部，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没有人会害怕法国。大家都知道法国只希望没有人去打扰它，它保有陆军只是为了自卫。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爱好和平的，而且对邻国感到恐惧。他们勇敢、坚决，也爱好和平，但对自己的处境焦虑不安。他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实行自由的议会制度。
“另一方面，德国并不害怕别国。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着。在这种专制统治之下，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其唯一的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我认为过去发生的情况现在又再度出现了，而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又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因为，请相信我，假使西班牙、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曾得我们的帮助而成为欧洲的最高统治者的话，那么，他们在取得胜利之后也会掠夺我们，使我们陷于微贱和贫穷的境地。我们应该以维护不列颠帝国的生存和绵续，以及这个岛国的伟大作为最崇高的责任，而不要被理想世界的幻想引入歧途，其实这只不过是让别国的更坏的统治进入我们的国土，让他们来支配我们的命运罢了。
“在这个阶段中，国际联盟这个广泛的概念和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的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法治，是各国之间和各国之内的自由，而在以往，我们的荣誉、伟大和文明的缔造者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进行战斗，并历尽艰难来赢得胜利的。英国人民的极其宝贵的理想，就是国际法的法治以及以法律和正义为根据进行耐心讨论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我们不要低估这些理想对现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人们还不知道几世纪以来这些种子已经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播下。它们牢牢地扎根在劳动人民的心中，就像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一样牢固。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想，因为它们是这个岛国的素质的精华。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我的三个命题是：第一，我们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集合起来，使我们国内的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我以最尊敬的态度冒昧提出这几个主要论题供你们参考。其他问题将由此推演出来。
“发现和提出某些普遍原则总比运用这些原则容易。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同法国之间的有力联盟。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对德国抱有不必要的敌对情绪。缓和这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们的责任，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就法国而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法国和我们一样，是议会民主国家，非常反对战争，而且也像我们那样，在进行防务工作时有着不少障碍。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在防务上同法国建立联盟一事看作一件具有根本性的事情。在形势变得那么严重和危险的今天，别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放在从属的地位。
具有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并对此有深刻的信念的人，在处理瞬息万变和难以预料的事情时，总比那些鼠目寸光、凭日常见闻而冲动行事的人居于更有利的地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决定行动的方向。就我个人来说，我主张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国。让我们竭尽全力来建立这个伟大的国际机构吧！如果这件工作非我们力量所能及，或者由于别国的软弱或错误而终于失败，那么，我们至少要确保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幸存的欧洲自由国家能够同舟共济，有充分而切实的希望度过任何风暴的袭击，再一次安全回港。”
如果在英法这一方再加上美国；如果把潜在的侵略国换个名称；如果把国际联盟改为联合国，把不列颠海峡改为大西洋，把欧洲改为世界，那么，我的这个议论在今天不一定就不适用。
希特勒在1936年3月强占莱茵兰到1938年3月兼并奥地利，其间相隔整整两年。这段间隔时间比我所预料的要长些。事情完全按照我所预见到和我指出过的顺序进行，只是在连续的两次灾祸之间相隔的时间长了一些罢了。在这个期间内，德国并没有浪费时间。莱茵兰的设防，或“西墙”的建设在迅速进行，一道巨大的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不停顿地建筑起来。德国的陆军已建立在完备的征兵制基础上，还有情绪热烈的志愿兵充当生力军。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组织的成熟和素质上，每月都有所提高。德国的空军不但保持对英国空军的优势，而且越来越超过英国。德国的兵工厂极其紧张地进行生产。在德国机轮日夜转动，铁锤日夜敲打，使整个工业成为一个兵工厂，把全部人口熔合成为一部有纪律的战争机器。在国内，希特勒在1936年秋开始实行一个四年计划，改组德国的经济，以便打起仗来有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在国外，他建立了在《我的奋斗》一书提到的为德国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联盟”。他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
直到1936年中期，希特勒在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坏条约时，并不是凭它的实力，而是凭借英法两国的不团结和怯懦，以及美国的孤立状态。他初次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无不是孤注一掷，他知道他是经不起对方认真反抗的。强占莱茵兰和在莱茵兰设防是最大的赌博。结果都非常成功。他的对手太优柔寡断，不敢接受挑战。当他在1938年采取第二个步骤时，他的恐吓就不再是虚张声势的了。这时他的侵略行为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而且很可能是优势的武力。当法英两国政府发现这种可怕的变化时，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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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密切注视我们的战备工作。我同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关系是很友好的，我在私下尽力协助他。根据他的请求，我给他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这时是1936年6月6日。参看附录（3）。但直到1939年春，将近过了三年，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供应部，也不准备对我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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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底，西班牙的议会政府日益衰败，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结果导致了蓄谋已久的军事叛变。根据列宁亲自制订的共产主义教义和课本，共产党人应协助一切左派运动，并帮助力量薄弱的宪政派、激进派或社会主义派的政府执政，然后从中加以破坏，并从他们的逐渐失势的手中把政权夺过来，从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俄国克伦斯基时代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西班牙的实力并没有因对外战争而大伤元气。军队保持着相当的团结。除了共产党的阴谋之外，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策划的军事叛变阴谋。这两种势力都不是光明正大地采取合法行动的。西班牙各个阶级不得不考虑西班牙的前途。
共产党对这个衰败的议会政府进行渗透，使文明社会的一般保证都荡然无存了。双方都开始进行暗杀活动。共产主义的瘟疫异常猖獗，以致可以在大街上或床上把他们的政敌抓起来加以处决。在马德里及其四周，到处发生许多这类的暗杀事件，而以索特洛的被杀而达到高峰。他是保守派的领袖，有点像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政治中的卡森爵士这一类人物。这一罪行成为陆军将领采取行动的信号。佛朗哥将军在一个月之前曾写信给西班牙陆军部长，明白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正常的法律保障，陆军就会进行干预。在过去，西班牙的军事首长们曾发表过许多宣言。在圣胡尔霍将军因飞机失事遇难后，佛朗哥将军就举起叛乱的大旗。他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包括普通士兵在内。在教会方面，除了黑袍教派这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之外，几乎所有的右派和中间派都支持他。他立刻就成为好几个重要省份的首领。有些西班牙水兵把他们的长官杀死而加入了很快就属于共产党一方的组织。共产党在文明的政府垮台时夺取了政权，并且按照他们的教义采取行动。残酷的内战开始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惨无人道地大量屠杀他们的政敌和富人。佛朗哥手下的人以更大的规模来回报。西班牙人以惊人的精神从容就义。双方都有许多人被枪毙。军校学生极其顽强地保卫在托莱多的阿尔卡扎的军事学院，进行激烈的战斗。这时佛朗哥的军队由南向北挺进，在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村落中都留下了复仇的痕迹，终于赶到那里给他们解围。这是值得历史家们注意的一段插曲。
我在这一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共产。如果那时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就会杀害我和我的一家以及我的朋友了，我又怎么会赞成共产党呢？但是，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自然不宜过问西班牙的事情。
法国提出不干涉方案，让双方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打下去。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国政府都赞成这个方案。结果，现在已归极端革命派掌握的西班牙政府，手里虽有黄金，却不能以正当手续买到军火。本来比较合理的办法就是按照正常的做法，承认双方处在交战状态，就像我们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所做的那样。所有的大国都采取或正式同意不干涉政策。英国是严格遵守协议的。但是，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都违背了他们的诺言，他们不断地给这场厮杀火上加油。尤其是德国，它用空军轰炸不设防的小城镇格尔尼卡，进行试验性的恐怖空袭。
在法国，勃鲁姆先生在六月间接替萨罗内阁而组成新政府。这个政府受到议院中共产党支持者的压力，以军用物资援助西班牙政府。空军部长科特先生本来对法国空军的实力不大关心；这时法国空军已日渐衰落；他却以飞机和军事设备秘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我为了这些发生的情况大为焦虑不安，于是在1936年7月31日给法国大使科尔宾写了一封信：
我力图保持旧日的主张，但我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这就是德国提出了由各反共国家联合起来的建议。如果法国把飞机等武器运给现时的马德里政府，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参加另一方，那么，我可以肯定，此间占优势的力量就一定会同德意两国亲近，而与法国疏远。我给你说这些话，请你不要介意，这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这是最不好的事情。
我确信，严格遵守中立，强烈抗议破坏中立的行为，这就是目前唯一正确和安全的办法。如果内战陷于僵局，也许有一天国际联盟可能为了结束恐怖行为而出面干预。但是，尽管这样，我想也不见得就行得通。
还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记录下来。1936年11月25日，各国驻柏林大使被邀请到德国外交部，纽赖特先生向他们宣布德国和日本政府商定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细节。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共产国际在缔约国境内或境外的国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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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36年，全国和议会都日益焦虑，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防空。在11月12日对首相在议会的答辩进行辩论时，我对鲍德温先生未能实现他的保证进行了严厉的责难。这个保证就是：“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鲍德温先生在一次很精彩的发言中回答我说：
我想以最坦率的态度向本院说……我和丘吉尔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从1933年开始的。1931—1932年我们处在财政危机时期，尽管反对党不接受这种提法。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要提醒本院，我在多次的发言中，并且在不同的场合，都竭尽所能提出和维护民主的原则，我说过，·民·主·制·度·总·得·比·独·裁·制·度·落·后·两·年。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此。我以惊人的坦白向本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你们会记得，那时正在日内瓦举行裁军会议。你们会记得，那时全国正流行着一种也许比战后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你们会记得，·在1933·年·秋·的·富·勒·姆·选·举·中，·联·合·政·府·的·一·个·议·席·约·以·七·千·票·之·差·而·失·掉·了，·原·因·不·是·别·的，·恰·恰·在·于·和·平·主·义·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大党的领袖，我的处境完全不是很好过的。当时，富勒姆选举中所表现的那种情绪正在全国流行，那时我曾自问，在今后一两年之内，有什么机会能使这种情绪转变，而认为国家应授权政府重整军备呢？假使那时我到人民中间去，说德国已在重整军备，因此我们也得重整军备，谁能设想在那个时候，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会立刻在那个召唤下联合起来呢？·依·我·的·观·点·来·看，·我·不·可·能·设·想·还·有·别·的·任·何·事·情·会·比·这·更·肯·定·地·使·我·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了。
这的确是惊人的坦白。这里面暴露了他的赤裸裸的动机，竟达到有失体统的地步。一位首相竟然公开说他因为怕选举失败就不为国家的安全尽责，这确实是我国议会历史中闻所未闻的事情。鲍德温先生当然不是出于想继续做官这个卑劣的动机。他在1936年的确很想退休。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工党一旦当权则所做的事情甚至会比他的政府所要做的还要少。工党反对防务措施的一切声明和投票，都有记录可查，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鲍德温先生自圆其说的辩解，而对英国人民的精神来说尤欠公允。去年他对空中均势的错误估计作了天真的认错而大获成功，这次可不行了。全议院大为震动。的确，这使人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要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插进来，很可能使当时身体日趋衰弱的鲍德温先生遭受致命的打击。
当时英国各个政党都有人看到未来的危险，一致要求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我国的安全和自由；而我国的安全和自由已受到极权主义冲击和我国政府的满足现状这两方面的威胁。我们的方案是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行武装起来，同时完全承认和运用国际联盟的权威。我把这个政策称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政策。我们对鲍德温先生在下院的表演都十分鄙视。这个运动的高潮就是在艾伯特会堂的一次集会。
12月3日，各个政党的许多领导人物齐集在那里，其中有：深信国家处在危急关头中的强大的保守党右翼；国际联盟和平投票的领导人；许多大工会的代表们，其中包括在大罢工时我的老对手工会主席沃尔特·西特林爵士；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当时我们已感觉到，不仅我们的观点开始被人重视，而且已开始取得优势。正在这个时候，英王要跟他所钟爱的女人结婚；这件事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后面去了，立即发生了逊位危机。
当我为感谢的表决致答词时，有人高呼：“国王万岁”，接着激发起长时间的欢呼。我当即表明我个人的立场：
今天晚上有另一件重大事情笼罩在我们的心头。几分钟后我们就要歌唱“上帝保佑国王”。我将以我一生中唱这首歌时最衷心的热情来歌唱。我希望和祈求不至于匆促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而让时间和舆论来表示他们的意志，使人们所珍爱的独一无二的人格不至于和他所深爱的人民永远隔开。
我希望议会对这些重大的宪法问题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深信我们的国王一定会接受英国和英帝国现在第一次表示出来的意见，英国人民也不致对王位占有者不给予宽容的考虑。
随后发生了为时甚短但十分激烈的争论，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在爱德华八世童年时我就认识他了，在1910年我以内政大臣的身分在一次盛大集会上宣读立他为卡那封城的威尔斯亲王的诏书。我觉得我有义务对他效以最高的个人忠诚。
在那年夏季，我虽然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已心中有数，但我从来没有干预过他，也没有和他通信，现在他在苦恼中请首相允许和我商量。鲍德温先生正式表示同意；我一接到通知就到贝尔维德堡进谒国王。直到他逊位，我始终同他保持接触，我尽力请求国王和公众保持忍耐和不作仓促决定。我对此绝无后悔——真的，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首相证明他自己确实是英国人民感情的一个眼光敏锐的裁判。他显然看出了并且表达了全国的强烈意志。他对逊位问题处理得很机巧，使他在两个星期内从深渊上升到宝塔的尖顶。有好几次，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反对盛怒的下院。我在行动上并没有不适当地为敌对情绪所左右；但不止一次我几乎无法使人听到我说的话。我曾经在“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政策的号召下聚集了各种力量，并把自己视作这些力量的发端者，如今却分崩离析了。而我自己在舆论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大家几乎普遍认为我的政治生命终于完结了。可是曾经对我如此敌视的这同一个下议院，竟然能在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一直接受我的引导，给我以大力的支持，直到战胜所有的敌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这就证明，经常遵循自己良心的决定行事，就是唯一明智和安全的办法。
一个君王逊位，另一个君王登基。直到1937年5月底，在国内以及在整个帝国，充满人们心中的事就是到处举行盛大而庄严的对新君王的效忠仪式和圣奠。国外的事情和我们的国防已失去了对公众心理的吸引力。我们的岛国好像远离欧洲万哩之外似的。1937年5月18日，即新君王登基的次日，我接到新王陛下一封亲笔信，现在我得到允许把它记录在这里。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你给我一封很亲切的信，我在此表示感谢。我知道你向来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忠于我亲爱的哥哥的。你对在他12月份离开我们以来所出现的种种困难问题表示了同情和谅解，我受感动之深，绝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充分认识到我作为君王所负的重大责任和所分担的操劳。我收到你的祝福信，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你是我国的伟大政治家之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国家服务的人，但愿国内和帝国现有的善意和希望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好榜样。
请相信我，
你的真诚的
乔治（国王、皇帝）
1937年5月18日
于伯克郡，温莎，大花园，皇宫。
我在那时的地位影响已降到零，得到这样宽厚的表示，使我终生难忘。
乔治六世登基后，在1937年5月28日，鲍德温先生退休了。他长期担任官职，使他理所当然地获封伯爵阶位和获得嘉德勋章。他放下了他所积聚的和小心保存的、但却很少加以利用的大权。他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离开了。谁将继任他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过去五年里不但担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个最能干最有力的大臣。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又是历史上的望族。一年以前我在伯明翰曾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他是“担负国家大事的驮马”，当时他接受了，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他的恭维。
我并不期望他要同我合作，在这个时候他和我共事恐怕是不明智的。在对待当前的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让一个有生气、有才干的行政人材当权，我也是很高兴的。当他任财政大臣时，他提出了征收少量的国防捐税的财政上的建议，但不为保守党所接受，当然更受到反对党的抨击，招了麻烦。他一就任首相，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演说，目的是使他从不堪忍受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又不损害他的尊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在公事上和私事上，都始终保持冷淡、随便和客气。
张伯伦先生对内阁只作很小的变动。过去在陆军部的事情上，他曾同库珀先生有意见分歧，而这次他却提升库珀先生担任海军大臣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使库珀先生大为惊异。
库珀先生早年曾在外交部工作。首相显然不知道他的这位新任海军大臣对欧洲舞台的看法。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霍尔爵士刚刚获得为实行海军计划所需的大笔经费，竟然愿意离开海军部改任内政大臣。看来霍尔认为在广泛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来改革监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时行的题目。他的家庭与著名的伊丽莎白·弗赖1有关系，因而他对改革监狱有着强烈的感情。
1十九世纪英国的监狱改良者。——译者
我不妨在这里把鲍德温和张伯伦这两位首相作一番比较的评价。我很早就认识他们，而且在他们之下工作过或即将担任工作。鲍德温是一个比较聪明、理解力又比较强的人，但缺乏细致的行政才能。他对国外的事情和军事方面的事情都不大熟悉。他对欧洲知道得很少，而他所知道的又并不使他感兴趣。但他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却有深刻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着我们这个岛国民族的一些长处和许多短处。
他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他善于等待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够在不利的批评下保持冷静。他的特别巧妙之处就是使事态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并且有当机立断之才。他似乎使我想起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那种印象，当然现在没有十八世纪的腐败情况；他们二人主宰英国政治的时间几乎都那么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则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内的精细而锋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顽固的直觉。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
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不顾实际情况而继续奋斗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国家冒极大的危险。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我想，和鲍德温共事，就我对他的认识而论，恐怕比和张伯伦共事要顺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从来不愿意和我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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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的一天里，我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有过一次会晤。当时我每隔两周发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说被人误解。我当然在公共场合见过他。
现在他问我愿否去看他，和他谈谈话。他在德国大使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接待我。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我们纵谈欧洲大局，包括军备和政策问题。他对我所说的话，主要是德国谋求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人们还是经常把我们叫做“英格兰”）的友谊。他说他本来会当德国外交部长的，但他请求希特勒让他到伦敦来，以便为缔结英德协约甚至英德联盟作详细的说明。德国将维护不列颠帝国的伟大和广阔的领土。他们可能要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但这显然是无关重要的。德国所需要的只是英国不干涉它向东欧扩张。它必须为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它必须吞并波兰和但泽走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未来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于不列颠联邦和帝国者，只是不干预而已。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大使几次引我到地图前面来说明他的计划。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立即说，我可以肯定，不列颠政府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确很不好，我们和希特勒一样憎恨共产主义，但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国，英国也不至于对大陆命运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任由德国取得中欧和东欧的霸权。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地图前面，里宾特洛甫突然转身走开。然后他说：“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别的出路了。
元首已下了决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于是我们回到椅子旁坐下来，那时我不过是个普通议员，只是有些名望罢了。我当时认为我应该对德国大使说——事实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说：“你讲到战争，当然这将是全面的战争喽。你不要低估英国。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外国人很少能够了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现在执政的政府的态度来评判它。一旦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呈现在英国人民之前，这个政府和不列颠民族就会采取意料不到的行动。”我重复说：“不要低估英国。它是很聪明的。如果你们使我们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战，英国就会带动整个世界来反对你们，就像上次大战那样。”说到这里，大使激动地站起来，说道：“啊！英格兰可能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一次它不会带动全世界来反对德国的。”我们把话题转到轻松的事情上，随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可记录的事情了。这一次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当时我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记下来。
后来当里宾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对他一生的审判时，他竟肆意歪曲这次谈话，还要求传我去作证。如果我真的被传去作证的话，那么我说的就只是现在所写的这些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