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
英国的新气氛——希特勒可以随意动手了——法苏协定的批准——莱茵兰与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3月7日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法国的犹豫——弗朗丹访问伦敦——英国的和平主义——弗朗丹与鲍德温——威格拉姆的忧虑——希特勒得到证实和胜利——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选择——焉知非福——我对国联的希望——艾登主张与法国举行两国参谋会谈——德国在莱茵兰设防——我在议会提出警告——布利特先生在战后的揭露——7月11日希特勒对奥地利的保证。
1936年1月底我回到本国，那时我觉得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墨索里尼之征服阿比西尼亚和他所采用的野蛮方法，霍尔—赖伐尔谈判的冲击，国际联盟的失败，“集体安全”的明显崩溃，凡此种种，不但使工党和自由党改变了态度，而且使那些只是在七个月以前还参加“和平投票”的一千一百万人所代表的用心善良但至今不起作用的舆论也改变了态度。所有这些势力，现在都准备好好地考虑进行反法西斯和纳粹暴政的战争的问题了。使用武力，已不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思想，而且在成千成万酷爱和平的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甚至在以前曾以和平主义者自豪的许多人的心目中，都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手段，但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原则，只能在国际联盟的提倡和批准之下才能使用武力。两个反对党虽然继续反对重整军备的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打开了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门。如果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恐怕它已经能够领导一个团结的民族，以共同赴难的精神，推进整个战备工作了。
政府墨守他们的中庸政策，只是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只求平安无事。他们还不去利用目前国内彼此日益协调的精神，使我感到很奇怪。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大大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取得扩充国家实力的权力。鲍德温先生却并无此意。他衰老得很快。他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多数，保守党又安静地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他就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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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让希特勒的德国重整军备，又没有受协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干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是肯定要发生的了。实力决斗的日期越拖延，则我们在第一阶段要不经艰苦的战争就制止希特勒的可能性，以及第二阶段，经过可怕的考验来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都将越来越少。1935年夏季，德国破坏和约恢复征兵。英国对此已表示默许，而且还根据另外一个协定，准许德国重建海军，如果高兴的话，它还可以按英国的规模来建造潜水艇。纳粹德国已秘密地和非法地建立了空军，到1935年春季，还公开宣布其空中实力与英国相等。它在长期暗中准备之后，就积极制造军械，到现在已是第二个年头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以及当时觉得遥远的美国，已面对着欧洲最有效率的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这种有组织的武力和战斗意志；这个民族正盼望着重新恢复他们的民族光荣，当他们稍有踌躇时，一个军事的、社会的和政党的残暴政权就驱赶他们向前进。
希特勒现在可以随意出击了。他所采用的一系列步骤，并未遇到欧洲两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国方面，除了高瞻远瞩的总统以外，也只是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罢了。在1935年，有获胜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现在却几乎完全失败了。
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亚获胜，他公然对抗国际联盟，尤其是对抗英国，结果获得成功。他现在痛恨我们，和我们疏远，而与希特勒携手。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现在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防止战争，或者用类似战争的实力试探来延缓战争，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对于英法两国来说，现在除了等待挑战到来之外，只有尽可能作好准备。
也许还有时间来建立一种“集体安全”，这种集体安全的基础应该是有关各国准备使用武力来执行国际联盟决议的明显决心。各民主国家及其附属国，无论就其目前的实力或潜力而论，都比独裁国家强得多，但是它们的地位和它们的敌人相比，已比十二个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缚的善良动机，无论如何敌不过武装的和坚决的邪恶。对和平的真诚热爱，绝不能为糊里糊涂使千百万平民卷入全面战争进行辩解。在善意但软弱的大会中的欢呼，不久就寂然无声，他们的票数不久也要作废。大难日益逼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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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曾在1935年拒绝和破坏西方国家商讨东欧洛迦诺公约的努力。现在新德国说它自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
他们说，他们绝不可能同苏联合作。12月18日，希特勒在柏林对波兰大使说，“他坚决反对西方与俄国合作。”在这种情绪下，他力图阻碍和破坏法国与莫斯科达成直接协议的努力。
法苏条约是在五月签字的，但未得到任何一方批准。阻止条约的批准，就成为德国的主要目标。赖伐尔从柏林方面得到警告，说如果法国批准条约，以后就不必希望法德作进一步的接近。后来赖伐尔表示不愿坚持批准条约已很明显，但这对事实并无影响。
1936年1月，新任法国外长弗朗丹来到伦敦，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在他抵达的当晚，他在唐宁街与鲍德温先生和艾登先生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如德国破坏洛迦诺条约英法两国将采取的态度。这时法国政府正准备批准法苏条约，所以希特勒很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弗朗丹就征询法国内阁和参谋部的正式意见。据他的记载，他2月间在日内瓦通知艾登先生说，如德国破坏条约，法国的武装部队即将听受国联的指挥。他向艾登提出，希望英国将遵照洛迦诺公约的条款给予援助。
2月28日，法国国会批准《法苏条约》，次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拜会德国政府，询问在什么基础之上可以举行法德谅解的一般谈判。希特勒答称要有几天的考虑。3月7日上午十点，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先生邀请英、法、比、意各国大使到威廉街，向他们宣布德国的建议：订立二十五年公约，莱茵河边界两边设非军事地带，订立限制空军的条约，以及同东西方邻国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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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的“非军事地带”，是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42、43、44各条成立的。这些条文，宣布德国不得在莱茵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在这些条文之上的，则是曾由双方自由谈判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在这个条约中，缔约国个别地和集体地保证德比和德法边界的永久性。公约第二条，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保证不越过这些边界进行侵犯或攻击。如果凡尔赛和约第42或43条被侵犯，则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就构成了“无故的侵略行为”，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种破坏行为应该立即向国际联盟提出，而国联在确定破坏行为属实之后，必须向缔约国建议：它们必须对受侵国提供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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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3月7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约后两小时，他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区所有的德国重要城镇。他们到处受到欢迎，但他们也深恐协约国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为了迷惑英美舆论，希特勒宣布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递交艾登先生一项建议，其内容与纽赖特当天早上在柏林交给洛迦诺各缔约国大使的建议相同。这个建议使大西洋两岸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对德国大使给予一个严肃的答复。自然，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当时这种和解性的提议，不过是他阴谋的一部分，用以遮掩他的违约行为罢了。这种违约行为的成功，对于他的威望从而对他计划的第二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破坏了在战争中用武力给德国规定的条约义务，并违反了在和平时期双方完全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而且还利用了协约国友好地在规定日期之前提早几年撤出莱茵兰的行动。消息传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加以谴责，并向它所有的盟国和国际联盟提出呼吁。这时候，法国博得“小协约国”，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效忠。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同法国的体系联结起来。鉴于英国曾经提出过保障法国边界和抵抗德国侵略的保证，而且曾对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提前撤出莱茵兰，法国尤其有权要求英国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谓破坏条约这么一回事，那么，德国的行为就是破坏条约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也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因而各缔约国同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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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冲击。萨罗和弗朗丹马上想实行全国总动员。如果他们能做得到的话，他们就动员了，这样就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们走不可。这对法国是一个生死关头，但他们似乎非有英国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动。这只是一种解释，但不能使人原谅。这是有关法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名符其实的法国政府应该早就下定决心信赖条约义务。在这些急剧变化的年头，人选不断变动的法国政府，它的各个部长不止一次借口英国搞和平主义来为他们自己也搞和平主义辩护。情形也许确是如此，英国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抵抗德国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行动踌躇，他们的英国盟友却毫不踌躇地对他们加以种种劝阻。在整个星期日中，伦敦和巴黎之间频繁地通电话，对话时十分激动。英国政府劝告法国人暂时等待，以便两国在充分考虑后才采取共同行动。好一个退却的挡箭牌！
伦敦非官方的反应也很冷淡。劳合·乔治匆忙地说：“依我的判断，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坏条约，因为事前有过刺激的原因。”他接着说：“我希望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所谓刺激的原因，显然指协约国的裁军还裁得不够。斯诺登勋爵则把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上，他说希特勒过去的和平建议没有被人理睬，但各国人民将不允许这次的和平建议再被忽视。这类言论，也许表现了当时英国舆论的错误倾向，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也不见得光彩。英国内阁总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觉得最便当的出路莫过于敦促法国向国际联盟再度提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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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内也有重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政治家希望军队动员，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而将军们正如他们德国方面的对手一样，则要求镇静、忍耐与延缓。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时希特勒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当时，大家还错误地以为这是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参谋部就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这对他的妄求会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许会给他的统治以致命打击。在这里必须记住，这时候，即使单以法国一国之力，没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国人逐出莱茵兰，而只要法国开始行动，并援引洛迦诺公约，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国的援助。但事实上，法国迟迟不见行动，瘫痪无力，因而永远失去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与此相反，法国政府经英国的怂恿，把担子推到国际联盟的肩上，而国联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和英德海军协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锐气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拉尔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的会议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请弗朗丹到伦敦来，把国联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会获得英国更有力的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伦敦后便立刻来看我，并把全部情形告诉了我。弗朗丹本人于深夜抵达伦敦，在星期四早晨约八点半钟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厦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两国同时动员陆、海、空三军，又说他已经获得“小协约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给我念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他收到的各国的答复。毫无问题，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只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强大的实力显然仍在我们的一边。我当时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实在无能为力，但我仍祝愿我的贵宾在使事情发展到摊牌上完全成功，我还答应在我力量所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忙。那天晚上，我邀请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饭，来听听弗朗丹的建议。
张伯伦先生这时当财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员。
他的传记作者、能干的基思·法伊林先生从他的日记中引述了一段话：“3月12日，和弗朗丹谈话，我们强调舆论不会支持我们进行任何性质的制裁。他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坚强的阵线，德国就会不战而屈服。我们认为对一个疯狂的独裁者作这种估计不一定可靠。”后来，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实行经济抵制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提议在谈判时成立一支国际军队，他同意订立一个互助条约，而且宣称，如果放弃一块殖民地就可以获致永久和平的话，他愿意给予考虑。1
1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
同时，英国大部分的报纸，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诚意。奥斯汀·张伯伦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却提出了相反见解。威格拉姆认为他的职责是让英国的财政界、新闻界、政府人员以及洛西恩勋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触。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里，不论遇到什么人，都提出下面的话：“今日整个世界，尤其是小国的目光都看着英国。
如果英国现在愿意行动，它可以领导欧洲。你们应该有一个政策，这样世界都将追随你们，因而你们就可以防止战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们现在不阻止德国，一切就完了。法国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在地理上成为不可能了。如果你们不维护洛迦诺公约，那么你们就只好眼看着德国重整军备，而法国对这一件事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们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国，即使你们和德国建立了暂时的友好关系，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间可能有什么友谊；两国关系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之中。不过，如果你们放弃洛迦诺公约，我就将改变我的政策，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些是勇敢的话；如果付之以行动，一定会表现得更为响亮。
洛西恩勋爵提出一个见解：“他们毕竟只是到他们的后花园去罢了。”这是一种可以代表英国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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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情况不妙的消息并和威格拉姆谈了一次话以后，我劝弗朗丹先生在返国前要求同鲍德温先生会晤。这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了。首相十分客气和有礼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鲍德温先生说，他虽然不大懂外国的事务，却能很准确地估计英国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后来在书中说，他当时回答鲍德温先生说，保障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趁现在还有可能的时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国并不愿意把英国拖入战争，它并不要求实质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执行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警察行动，因为根据法国所得到的情报，在莱茵兰的德国军队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当时强调说，法国向它的盟国所要求的，只是让它能自由行动。这段话当然是假的，法国根据洛迦诺公约有权采取的合法行动，英国怎么能够加以限制呢？英国首相再三说，英国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他又问法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白的答复。据弗朗丹说，1这时鲍德温先生就说道：“你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动，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战争，我也没有使英国参战的权力。”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英国并不处于参战的状态中。”这话现在没有得到证实。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国时，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内部分裂的国家就很难团结一致；第二，英国绝对不会有所行动，连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也不存在。这样一来，他就错误地得到一个可悲的结论，认为法国的唯一希望，只有跟侵略性表现得日益厉害的德国谋求妥协。
1弗朗丹：《法国的政治》。1919—1940，第207—208页。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尽管如此，鉴于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态度，我觉得无论他后来的过失如何，我有责任在后来的几年中，尽我所能来帮助他。1943年到1944年冬天，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尔把他逮捕时，我曾运用我的权力来保护他。关于这件事，我曾请求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战争结束后，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审判。我的儿子伦道夫在非洲战争中与弗朗丹曾见面多次，因而被传作证。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的辩护以及我为弗朗丹所写的替他辩护的一封信，对于后来法庭宣判弗朗丹无罪有一定的影响。软弱虽然一样可以造成灾祸，但究竟不是叛国。不过，法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责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让鲍德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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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对于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屈服，使希特勒占据了莱茵兰，这对威格拉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夫人后来写信给我说：“法国代表团走了以后，威格拉姆就回来了。他坐在房间里他从来没坐过的角落里，他对我说：‘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战争。我想我是看不见的了，但是你一定会看见的。等着炸弹投到这座小房子上吧。’1我听了他的话十分害怕，他又继续说：‘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都毫无用处，我是失败了。我没有法子使英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许是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温斯顿·丘吉尔总是向来理解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一定会继续奋斗到底的。’”
1这座小房子果然被炸毁了。
我的朋友受了这个打击之后，似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毕竟，一个人如果认定了他职责之所在，他总可以继续奋斗，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死而后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对他敏感的天性发生了过度的反应。
他在1936年12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对外交部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影响到我国的命运，我国终于陷入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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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莱茵兰之后，与他的将领会晤时，他已经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恐惧都是杞人忧天，并且证明他的判断或“直觉”如何高出于普通军人之上。将领们对他低头了。他们都是善良的德国人，自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赢得地位，看到他们从前的敌人这样地分裂和驯服。这一幕戏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了他使他能够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尝试。他向全世界说：“德国的领土野心已完全满足了。”
法国现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害怕战争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战争而松一口气之感，都非常浓厚。思想简单的英国报纸以下面的话来安慰思想简单的英国人：“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没有人多想一下，今后德国的军队如果进犯法国，他们的下车地点已经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没有人担忧这件事等于向欧洲各国的“小协约国”证明，法国是不愿打仗的，即使愿打，英国也会把它拉住。这一幕戏加强了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将领们的爱国心受到很不光彩的伤害，而使他们显得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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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知道在这个紧张时期中，那些高级人士已经讨论我的个人命运了。首相不断受到压力，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新部——不是国防部而是国防协调部。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作者对此事作过一些记述。对政府有极大影响力的奥斯汀·张伯伦曾经这样想，而且说过，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霍尔爵士这时已病愈回来。鉴于他在霍尔—赖伐尔协定的危机中接受免职的恭顺态度，让他复职的呼声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这个新职，而使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回来担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看准他不久就要继鲍德温就任首相，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法伊林先生写道：“保守党恐怕不愿霍尔马上复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1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我们听说，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对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估量。
1这和当时的事实恰好相反。“和平投票”的签名者对于武装的集体安全和我是一致的。
我自然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在3月9日的辩论中，我很注意不要丝毫减弱我对政府政策的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大家认为我那一次演说很成功。我对新部门的成立及其权力并不满意，但我将乐于接受这个职位，因为我相信这可以发挥我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据法伊林说），3月7日德国人的进兵莱茵兰，对我的任命发生决定性的不利影响。希特勒显然不会喜欢我担任这个职务。9日这天，鲍德温先生选定了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这个新职。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有利的条件是他不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军事问题。首相的选择使报纸和公众大为惊讶。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必须很小心，我必须在这种纷至沓来的重大讨论和辩论中保持平心静气，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中，我经常是居显著地位的。我必须控制我的感情，要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在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中，时时想到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简单的原则。为了安定自己的情绪和贯注我的精神，我把从凡尔赛和约起直到我们目前为止其间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个大纲。我甚至已经写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无须修改地移入本书。不过，后来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维持在恰特韦尔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写作，使我的计划进展不大。此外，在1936年底，我专心写我那部《英语民族史》，这本书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以前写完，将于日后出版。
写一本内容充实的大书，好像有一个朋友和伴侣在身边，可以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欢乐。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现一个新奇广大的兴趣领域，因而也更觉得引人入胜。
当然鲍德温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来用尽他的一切权力，以对付一个曾经不断无情揭露他的错误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机警的党务领导人，念念不忘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他能够在两届选举之间过安定的日子。他并不需要我这种搅扰得人人不安的帮助。他无疑地认为在政治上他已经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也觉得他或许真的成功了。行动的后果，不论是聪明的或愚蠢的行动的后果，也不论是善良的或恶意的行动的后果，是多么难以预料的啊！然而，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鲍德温先生和我一样，当时也不知道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我当时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结果却对我有利的事情，这并不是第一次——也许还不是最后一次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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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旧希望，法国向国联的申诉能够结成一种对德国的国际压力，实施国联的决议。
法国（我在1936年3月13日写道）已向国际法庭提出控诉，请求法庭主持正义。如果国际法庭认为法国胜诉，但又不能提供任何使它满意的措施的话，那就证明国联盟约是骗人的，集体安全是假的。如果对于受害的一方不能提供合法的纠正办法，那么，未来的希望所系的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整个理论，就要很丢脸地归于无效。它立刻就会被一种各国结盟和国家集团的制度所代替，不靠什么保证，全靠自己的武力。另一方面，假使国际联盟能够对这个现在已成为侵略国的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施行法令的话，那么，国联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而且自此以后，它将成为人们公认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决定和约束各民族的争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一下子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但是，这是冒险啊！谁都不应加以忽视。怎样能使危险减少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一个道义上及实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势力来支持国际法律。如果两方面的实力都差不多的话，战争就可能在几星期内爆发，而且没人能估计到战争会怎样打下去，谁会卷进漩涡去，或者怎样收场。但是，假使国际联盟所能支配的实力，比侵略者现有势力大四五倍，那么，和平友好方式的解决就有了极好的机会。
所以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与小国，都应该依照国际联盟盟约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这个紧要关头，国际联盟所能依赖的是什么力量呢？它有执法官或警官来执行它的判决吗？还是孤立无能，成为那些毫无决心、或好冷嘲热讽的信徒们在唱高调时的一个没有内容的笑柄呢？就世界的命运而论，说来奇怪，国际联盟从不曾有过能运用这种足以压制一切的力量的时候。现在，世界警察即在手边。在日内瓦集会的各个大国都在武装待命。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责任，都使它们非但要出来维护公共法律，而且必要时还要加以贯彻执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是进入新的时代呢，还是回到旧时代呢？何去何从，现在应该当机立断了。
所有这些话对于这时同我和我的几个保守党朋友共同合作的一些自由党和工党人士来说，颇为中听。它使那些为国家安全担忧的保守党人能够同工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以及一年前参加和平投票的热爱和平的男女联合起来。假使英王陛下政府能够通过国际联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则他们一定能够领导一个统一的英国民族，勇往直前地为避免战争而作最后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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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重占莱茵兰的辩论，直到3月26日才开始举行。中间的时间，一部分被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占去了。会议结果是请德国把希特勒所指责的法苏协定一案提到海牙国际法庭，但在谈判进行中，不得在莱茵兰增兵。
如果德国对后一节表示拒绝，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将根据他们在洛迦诺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必要的步骤。但是意大利的诺言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墨索里尼早就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触。而德国也已经觉得足够强大，尽可以拒绝会限制它在莱茵兰的兵力的任何条件。所以，艾登先生坚决主张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举行参谋会谈，以便对将来必要时根据洛迦诺公约采取的联合行动事先加以研究和准备。
这位年青的外交大臣作了一篇很有胆识的演说，获得议院的热烈喝彩。奥斯汀·张伯伦勋爵和我都发表了长篇演说来支持他。可是内阁却不甚热心，因此甚至连艾登要求批准举行参谋会谈一事，也不容易办到。通常这类会谈是不起外交筹码的作用的，只是秘密地、甚至非正式地举行。现在经过了三个星期的谈判和抗议，唯一的实际结果就是举行参谋会谈，而这就是协约国对希特勒破坏条约和确实占领莱茵兰的唯一答复。
我在演说中说：
在回顾我们前五年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大愉快的。这五年肯定是多灾多难的年份。我绝对不是要把这时期内世界发生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推到我国政府身上，……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觉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对和平满怀希望，瞩望将来有朝一日，和平与正义盛行于世，那时人类就可以享受科学为一切阶层所能提供的宝贵成果。五年以前，如果谈到战争，不但被人看作傻子，看作罪人，而且几乎被看作是发疯了……
侵犯莱茵兰一事之所以具有严重性，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因此受到威胁。国务大臣提到德国甚至拒绝在谈判进行中停止建筑防御工事，我听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他们一定会在那里筑成一道防线，而有了这道有防御工事的防线以后，对欧洲的局势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道·防·线·形·成·一·道·横·过·德·国·大·门·口·的·障·壁，·同·时·又·使·它·可·以·从·另·外·的·门·口·任·意·地·向·东·面·和·南·面·冲·出·去。
英美两国对德国在莱茵兰设防的严重后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作信任投票时，我就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莱茵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至筑成为像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筋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经过三个月、四个月或六个月，一定可以看到一道十分强固的壁垒。这在外交上和战略上会发生些什么后果呢？……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现在我们来看看东线，莱茵兰设防的后果，在东线可能来得更为直接。它对于我们固然不是一个直接的危险，但却是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我这篇警告，一言一语，都已陆续地和迅速地得到证实。
德国在占领莱茵兰和建立对法的防御工事以后，第二步显然是把奥地利并入德帝国了。以1934年7月暗杀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为开端的这一段事情，即将在下面的一章里写到。
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在1936年5月18日，曾经非常坦白地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先生说，德国政府的政策，非等到把莱茵兰消化了以后，在外交上不做任何积极的活动。他解释说：在德国把接着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国防线建设好以前，德国政府不但不会鼓励，而且会阻止奥地利境内纳粹党人的暴动。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将采取平静无事的方针。他说：“一旦我国的防御工事建成，中欧各国就会认识到法国已不能进入德国领土。这时所有这些国家就会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新的集团就会兴起。”纽赖特又对布利特先生说，奥地利的青年已逐渐转向纳粹，纳粹党统治奥地利已不可避免，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但关键在于完成接邻法国边境的防线，不然的话，如果德国和意大利发生争端，就会引起法国进攻德国。
1936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演说中宣称：“德国并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内政，或吞并奥地利，或造成一个德奥合并的局面。”1936年7月11日，他和奥地利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不采用任何方法来影响奥地利内政，特别是对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给予任何积极支持。这个诺言发表后不到五天，德国就有秘密训令传达到奥地利境内的国社党，叫他们扩大并加强他们的活动。同时，德国的参谋部也奉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占领奥地利的军事计划，准备时机一到就立刻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