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有数句：“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他的意思的确是为“文以载道”而发的。因为在上文他说：“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下文又有：“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针砭，攻熨，卒不能去”云云。我们古来的文人总不甘以文人自居，一方是搜索枯肠对付他的病癖，一方却又以文辞为“小技”，必需穿上一件庄严的外套，——为的“载道”。这样例证在所谓古文家中比比皆是。但无论他所志的“道”是什么，柳氏的文字确能删繁去冗，得清要的诀窍。批评柳氏诗文的人不说是“雄深雅健”，便是“所贵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他对“今世”文章的粉泽，遒密，以为是“之道”的大弊。但话要活看，打开他自己的诗文集，使读者感到“工”，感到“能”的佳处，也正是他善于用粉泽，遒密工夫的地方。不过他尤著重在立意，在旨趣——在文章的骨干。（这是取证自然不是与近代文学作品相比。）虽时代不同，他的心目中的“道”（其实柳氏何尝不自知那件庄严的外套披在他身上不能合适。）我们可置之不论，而为文章必“言中有物”，不徒然在文字的外形上涂粉泽，与作遒密的工夫；那样，即使工夫到家，不过是悦目的玩艺而已！

他主张文字要新，“……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

由此可知，在立意，遣辞上，他是不拘守成法，而时时要用新鲜的手法的。

每一个作者，不论古今，若把文字完全看做是天籁，是偶得，是自然而然的产生品，用不到人造的（艺术的）工夫；或者以为文章只是发表思想，（载道）思想道破，横说竖说俱无讲究，目的惟期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但相反，因为过重修饰，藻绘，在色彩，声音，形态上描眉，画眼，抑扬，高低，加一分分量觉得太重；去一分觉得太轻，（我们固然赞同这忠于艺术的态度，但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不是只可看外形的。）也许他可把一篇文字做成一件“天衣”，找不到一丝的针线痕迹，结果，是漂亮，华耀，好看，好玩，既不能穿，又不适用。这难道是需要文学作品的惟一道理？

惟善为文字的人懂得怎样把“粉泽”的工夫用得恰当，把“遒密”的针线不仅织在文字的外形上，要在旨趣，立意上先有一番斟酌。

所以繁杂的文字虽然作者用力恒多，但为求完全，不肯剪裁，不忍筛落，使读者费损精神，读过后有茫然之感。这最是作者的失败处。

“得心应手”方是文章的妙境，在作者无拘牵迁就之苦，也自有一种力量把读者吸住，不须勉强，易生感应。没有繁杂凑数的作品可使作者先能领略“得心应手”的兴趣。不许不作，不好不作；勉强寻思，抓到一个简单的意念生添上一些不相称的背景与虚浮的人物，支支，节节，到处显出破绽。或者硬把事实比附意念，滞碍，重复，那多余的质料现出不调和的色彩，只见斑斑，点点，却点染不成一幅动人的画图。

仅能涂粉泽与使文字的外形遒密已经是虚有其表，何况连均称的外形都做不好，空涂上一片繁杂的颜色。

现在即找不到多少“雄深雅健”。（所谓“雅”并不是狭意地只使文辞美化。）的文章，但删汰繁杂，力求“清要”，更能时时有新的发现，——无论在立意，布局与描写的方法上，——也是新文学前途的一条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