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要想以重新检查人性的作用当作他的政治思想的根据，必须首先克服他自己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

我们往往认为人的每一行为都是理智作用的结果，人凭借理智首先考虑他期望的某个目的，然后再估计据以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比方说，一个投资者期望的是绝对安全外加百分之五利润。他用一个小时认真研究股票行市表，最后断定购买酿酒厂股票能使他最充分地实现他的愿望。鉴于他冀求绝对安全的固有愿望，他的购买股票的行为似乎是他的推理的必然结果。安全的愿望本身似乎可以进一步看成仅只是对满足全人类所共有的对“幸福”、自身“利益”或诸如此类东西的更普遍愿望的手段的一个理智推断。满足这种普遍愿望可以被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我们的一切行为和冲动，无论大小，都来自于同一理智作用，犹如从一个论点的前提得出结论。

这种思想方法有时被称为“常识”。它应用于政治的一个良好例子可见之于1829年3月号《爱丁堡评论》中麦考莱对边沁功利主义信徒的著名抨击中的一段话。奇怪的是，这个政治奠基于教条主义心理学的极端例子竟是旨在说明“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的论点的一部分。麦考莱问道：“哪一个关于人性的命题是绝对和普遍正确的？我们只知道一个：它不但正确，而且完全相同；即人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行事……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行为时，我们必然知道他认为他的利益是什么。”麦考莱自以为是彻头彻尾反对边沁的，但却无意识地采用和夸大了边沁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多数哲学家所共有的假设——一切动机都来源于某一预先想好的目的。

如果逼他一下，麦考莱也许会承认，在有些情况下，人的行为和行为冲动是与任何达到目的的想法无关的。如果我眼里进了一粒沙子，请人家用手帕角把它擦掉，当手帕接近的时候，我总是会闭上眼睛，而且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这样做。谁都不会以为我闭上眼睛是因为我经过郑重考虑后，认为这样做符合我的利益。多数人临阵脱逃、堕入情网或去闲谈天气，也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预先想好的目的。确实，如果用摄影机和留声机在一个人不觉察的情况下把他在普通一天中的言语举动统统录制下来，第二天当着他的面播放，他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言语举动是蓄意谋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结果。当然，他会发现他的不少举动是在习惯的影响下半自觉地重复原来更充分自觉的动作。但是，即使把一切习惯行为都去掉，他们会发现余下的只有极小部分可以解释成是理智估计的直接结果。如果另外把他的那些未导致行为的冲动和感情也记录下来，就可以看出它们同那些已导致行为的冲动和感情是一样的，它们当中绝少含有麦考莱认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理智作用。

如果当时再逼麦考莱一下，他也许会承认，即使一个行为预先对目的和手段进行了估计，也并非是那种估计的必然结果。即使我们知道一个人认为做什么对他有利，我们也不能肯定地知道他将会做什么。研究股票交易所全部上市股票的人，除非除了对这件事的理智推断以外，还有一种写信给他的股票经纪人的冲动，这种冲动强烈得压倒另一种把事情搁到明天再说的冲动，否则他是不会把股票买来的。

麦考莱甚至可能进一步承认，估计这一心智行为，其本身来源于或伴随着一种作估计的冲动，这种冲动同任何预先的对目的和手段的考虑毫无关系，而且从半自觉地服从一系列空想直至强使疲乏的头脑去进行精确思考这一艰难任务可以有许多变化。

心理学教科书如今告诫每一个学生要慎防我引用的麦考莱那段话所说明的“唯理智论”谬误。如今人们一致认为，冲动有一段它所特有的进化史，比它往往被借以指引和限制的那些理智作用的历史来得悠久。我们从遗传得来的机体使我们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对某些刺激作出反应，因为这些反应过去时候对维护我们的物种起过作用。其中有些反应我们明确地称之为“本能”，亦即对某些确切的行为或一系列行为的冲动，对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事先并不自觉地加以考虑。 [1] 那些本能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有时候，就人类和其他高等动物而言，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但是，它们所显示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是行为者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以往许多行为倾向中“适者生存”的结果。确实，有些本能在显然无用的情况下还是保留了下来，比方一条狗在地毯上卧倒之前先转圈子把“草”弄平；又比方一个伤寒病患者在康复期间明知危险还渴想吃固体食物。

冲动不总是有意识的先见的结果，这一事实最清楚地见之于儿童。一个婴儿最初的吮吸或抓握的冲动显然是“本能”的。但是，即使在无意识或无记忆的婴儿期被有意识的幼儿期取代以后，当孩子看到一个无害的生人时，还是会飞奔到他的妈妈跟前，把脸藏在她的衣裙里。再长大些，他会虐待小动物，躲避大动物，或者偷果子、爬树，尽管并没有人教他这样做，尽管他可能因此而吃苦头。

我们通常认为“本能”包含许多独立的意向，每一意向针对某一独特的行为或一系列行为。但是，即便在非人类的动物中间，也没有理由认为全部遗传而来的冲动可以这样划分。冲动的进化史必然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由于产生一个结果而存在下来的冲动可能因为产生另一种结果而经过修正后继续存在；借助针对各种具体行为的冲动，我们能从一切动物身上发现许多含糊而笼统的倾向，它们往往交错重叠，互相矛盾，如好奇和胆怯、同情和残忍、模仿和不停活动。因此，巴尔福先生说我们必须要么证明例如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是教我们“搏斗、吃饭和抚养子女”等特殊本能中的一种所遗传下来的，要么必须承认《简明教义问答集》的超自然的权威， [2] 他的这个巧妙的双关论法其实是多此一举，可以避免的。

然而，我们的不少冲动的先理性特征是被下述事实掩盖了的：在每个人的一生中，这些冲动日益为记忆、习惯和思想所改变。甚至非人类的动物也能够通过模仿或通过特有经验养成的习惯来改变它们继承下来的冲动。例如，当电报线最初架设的时候，许多鸟儿冲撞在上面，送掉了性命。但是，尽管送掉性命的鸟的数目显然不足以使鸟的生物遗传发生变化，现在已绝少再有鸟儿冲着电线飞。小鸟必然模仿已学会避开电线的老鸟；正如许多食肉兽的幼仔据说已从它们父母那里学会不少作为经验产物的花招和预防措施，然后自己模仿改进，再传给下一代。

再者，在人和其他动物发育的某一关头，会出现许多直接遗传的冲动，这些冲动如果被抑制就消亡，如果未被抑制，就形成习惯；而一些原本强烈而有用的冲动，可能不再对维护生命有用，就会像鲸鱼的腿或人的牙齿和毛发一样，由于生理退化而弱化。这种暂时的或弱化了的冲动特别容易转移给新的客体，或者为经验和思想所改变。

中小学教师必须应付所有这些复杂的事实。在麦考莱时代，教师往往受他的“常识”的引导，把整个应付过程理智化。对于受古老的冲动驱使做小动作、逃学、追逐猫或者学老师怪样的倒霉的男生们，教师总是以惩罚相威胁，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学生们由于不懂得自身的进化史，只好编造一些稀奇古怪的谎言，并因此而受到惩罚。今天的训练有素的教师把这些冲动的存在看作一件正常的事，并决定在一种情况下应如何依靠那种形成大部分课堂纪律的半自觉模仿来抑制这些冲动，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如何通过激发自觉认识行为及其后果之间的道德关系或刑罚关系来抑制冲动。总之，教师控制本能冲动的力量在于认识这种冲动的非理智起源。他甚至能够把这种认识扩大到他自己的冲动，并克服这样一个信念：他在七月份下午上课时心情烦躁乃是对付一批顽劣至极的男生必须特别严厉的理智推论的结果。

然而，政治家还是容易像五十年前的教师那样把冲动彻底理智化。他有两个借口，第一，他与之交往的全都是成人，成人的冲动受经验和思想改变之深远远超过孩童；第二，任何一个思考政治的人都把他的思考限制于那些附有最大数量的自觉意图因而首先进入他大脑的政治行为和冲动，要不这样限制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政治家所思考的是大集体内的人，正是在预测大集体的行为时，唯理智谬见最容易使人误解。经验和思想的结果往往限制于个别的人或小集体，这些结果如果不一致，作为政治力量就会互相抵消。原始的人的冲动是全人类都相同的（个人则有所不同），其重要性随着受它们影响的人的数目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也许值得把某些较明显或较重要的政治冲动来叙述一下，始终要记住，在政治中，我们应付的不是在儿童和动物身上见到的那些明确的、不相连的冲动，而是一些常常被人类进化所削弱、更经常地被转变成为新的用途、不是单独地而是共同地或对抗地起作用的意向。

例如，亚里士多德说，“感情”（或“友情”，因为φιλία的意义介乎这两个词之间）“使政治联盟成为可能”，“立法者把感情看得比正义还重”。他说，感情是同类动物中间，特别是人中间的一种遗传本能。如果我们要寻找这种最简单形式的政治感情，可以从我们对任何一个其品格我们知之甚详的人表示“好感”的冲动中找到。这种冲动可被其他冲动抑制和压倒，但是任何人都可以亲自来检验其存在和先理性，比方他可以上大英博物馆去观察一个死于四千年前的埃及小女孩爬在地板上擦鞋尖的姿态对他的感情所产生的影响。

竞选的策略主要在于可据以直接建立这种个人感情的出奇制胜之道。候选人被劝告经常在大庭广众间“亮相”、授奖、在他人演说结束时“讲几句”——一切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在场者对候选人的长处形成合理看法的机会很少或根本没有，而产生纯粹本能感情的机会倒不少。候选人的肖像被定期散发，如果是一张好的，也就是说，有特色的，而不是比本人漂亮的肖像，那就更灵了。最好是一张他在花园里抽烟斗或看报纸，鲜明地突出他的日常生活情景的相片。

一个其感情被这样激发起来的头脑简单的支持者也许会试图对此作出理智的解释。他会说，此人（对于这个人，除了相片里头戴巴拿马草帽，手牵一条小狐狸狗之外，他也许确实一无所知）是“我们需要的那种人”，因此他决定给予支持；就像一个小孩会说他爱他的母亲，因为她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 [3] 或者一个恋爱中的男人会煞费苦心地解释他的完全正常的感情，把它称之为从他心上人的出类拔萃的优点中得出的理智结论。候选人自然也会以同样方式进行思考。有一次，一个我认识的极其谦逊的人对我说，他常在他未来的选民中“走动”，“让他们看看我是一个多么出众的人”。的确，除非这个过程可以理智化，许多人对此是难以理解的。

一位君主是一个终身候选人，存在着一种为他培养个人感情的精心炮制的传统艺术。他被人看见要比他说话或做事重要得多。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枚钱币或邮票上，除了本人漂亮问题外，如果是张好的肖像，效果就特灵。例如，谁要是能清楚地回忆起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晚期自己的感情，就会记得，当1897年一张栩栩如生的肖像取代了1837—1887年钱币上袭用的头像以及女王在位六十周年纪念的尴尬妥协以后，他对她的感情大大增强了。就君主来说，人们也能够看到报纸、官方传记作者、朝臣以及可能君主本人使整个过程理智化。实际上，关于君主的散步和驾车出游等细节的日常公报更可能制造一种对他的品格的鲜明印象，因此，为了培养这种感情，叙述的就越发都是一些平凡的事。但是，由于平凡的事产生的感情是难以在纯理智基础上解释的，因此这些事就得用显示一种特别规矩和勤俭生活的笔触来写。当感情产生以后，有时甚至被形容为对君主在位时期进行思考所必然得出的合理结论，在位时期有空前多的五谷丰登或伟大发明。

有时候，感情冲动被刺激到使其非理性特征变得一目了然的地步。乔治三世深受英国人民爱戴，因为他们熟知他和他们一样出生在英国，也因为所发表的他的日常生活起居注使他们倍感亲切。因此，范妮·伯尼谈到，当国王癫狂病发作要用马车送往伦敦皇家植物园时，护送的医生们十分担心，唯恐哪一个村子的居民看到国王手足被捆住会对他们群起而攻之。 [4] 类似的忠于个人和王朝的感情（其起源可能在于下述事实：我们人类以前的祖先的组织松散的队伍在普遍的感情本能转化成一种紧跟和保护领袖的强烈冲动之前，无法抵御食肉敌人）不止一次地引起了破坏性的、完全无益的内战。

恐惧往往伴随感情而来，在政治中往往和感情混为一谈。一个毕生梦寐以求想一睹国王风采并同他交谈的人，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同国王迎面相遇。他“肃立不动”，脸色苍白，噤若寒蝉，因为在过去时候，只要稍微一动，就可能把他的祖先暴露给一头狮子或一头熊，或更早些时候，暴露给一条饥饿的墨鱼。如果哪一位实验心理学教授把他班里的学生安排在实验室里，每人手腕上系一只脉搏描记器，准备把那些伴随“震颤”感而来的脉动记录下来，然后不预先通知，让一位主教、一位著名将军、一位最伟大的当代作家，还有一位次要的王室成员，不分先后次序，逐个进入实验室，这将会是一个有趣的实验。立即产生的脉搏紊乱记录将具有真正重要的科学意义；甚至可以继续对每一位来者记录十五秒钟，并在学生中追踪对政治见解、教育或幽默感的各种变化的副作用。

眼下，从政治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的几乎唯一真正科学的观察，是帕默斯顿勋爵对一个关于贵族的纯粹理智的报告提出的异议：“嘉德勋章 [5] 的荣誉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新的贵族制造者们仍倾向于理智化。例如，法国政府制造了一种“农业勋章”，它照理应该非常成功，但是据说那种勋章的绿绶带在法国压根没有引起任何激动。

笑的冲动在政治中是比较不重要的，但是它为老练的政治家必须承认先理性冲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笑显然是认出不合理现象的直接效果，正如发抖是认出危险的直接效果。笑可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因为动物在遇到意外时身体微微痉挛很可能是在防备敌人侵犯，笑也可能仅只是我们神经系统中某一在其他情况下有用的因素的意外结果。不过，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习惯、联想和个人差异问题，要预测哪一种行为对哪一类人显得滑稽可笑，或者不合理的感觉能维持多久，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目的在于在一般脑筋迟钝的人当中制造崇高感情效果的行为——伯克的匕首、路易·拿破仑的驯鹰、德皇关于德国丘八和铁腕的电报——可能这样做，因而最后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然而这些行为会使那些其良好政治风度概念基于自我克制这一想法的人哑然失笑。

还有，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整个经济问题的关键几乎都在财产欲的性质和限度这一点上。似乎有充分理由可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特殊的本能，而不仅仅是习惯或者理智地选择手段来满足权力欲的结果。例如，儿童在极幼小的年龄就为争夺显然毫无价值的东西闹得不可开交，而且早在他们能有从个人占有中获得利益的任何明确概念之前就把这些东西收藏起来。那些在慈善学校毫无私人财产，甚至没有私人衣服或手帕的情况下长大的儿童，显示出种种由于完全不能满足一种强烈的遗传本能而对健康和个性产生恶劣影响的迹象。财产欲的进化起源也由狗、松鼠或喜鹊的许多习惯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学家应当为我们写一篇论文，从量的方面把这种财产本能好好研究一下。这种本能是不是和猎取的本能一样，得不到满足就会消亡？可以用教育把它消除或改变到什么程度？能够用租借权或终身财产所有权，或者用集体基金会提供的共同财产或修建一个公园来满足吗？要满足它是否需要像土地或房屋那样实质性的东西，还是只要拥有例如殖民地铁路股票就足够了？缺少无限的所有权在个人动产（如家具和装饰品）方面是否比在土地或机器方面感受更深？这种本能的程度和范围在不同的人或人种中，或者在两性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差别？

在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之前，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是这样的：和许多具有很早进化起源的本能一样，财产本能可以用一种公开的假象来满足，正如一只经常喂牛奶的小猫只要让它玩一个小木球来满足它的捕捉本能就能保持良好健康，一个性情温和的公务员只要打高尔夫球就能满足他的战斗和冒险本能。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同时如果由于其他原因认为不宜通过占有例如奴隶或土地来满足财产本能，那么，很大一部分财产欲今后将甚至由那些财产本能特别强烈的人通过收集贝壳或美术明信片来满足。

财产的本能是古典经济学家摈弃把一切欲望当作筹划获得“功利”或“财富”的手段的结果的老习惯的两个例子中的一个。他们说，用自耕农制来满足财产本能能够“点沙成金”，尽管每一笔收入要比在薪金雇用情况下付出更多的劳力。另外一个例子是家庭感情的本能。这同样需要一部专著来论述其刺激、差异和限度。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把它当作是绝对的、无变化的。“经济人”（他对世界上其余人的关心不比一只失群的狼更多些）被视为对其“家庭”具有完美的、永远休戚相关的感情。家庭显然被认为是由西欧人在法律上要对之负供养责任的那些人组成的，但未曾试图估计这种本能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扩及堂表兄弟或叔伯祖父。

一篇关于各种政治冲动的论文要臻于全面，至少还必须包括战斗本能（战斗以及爱戴和忠诚对成立政党所起的作用）、怀疑本能、好奇本能以及出人头地的愿望。

所有这些基本的冲动在“单一的”，亦即不伴有其他竞争性或对抗性冲动的情况下，其直接效力大为增强；这就是为什么目的在于在一个时候产生一种感情的艺术要比纷纭多变的现实生活容易打动多数人的心的主要原因。我曾经有一次在郊区一家戏院看戏，坐在许多从南非前来参加国王加冕典礼的殖民地骑兵当中。戏名是《咱们的小伙子》，在换幕之际，坐在我旁边的那位不动声色地给我讲了1901年圣诞节早晨杜韦特人袭击英国军营之后在特威方丹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情景——兵士喝醉酒惨遭残杀，几个驾车的卡菲尔人被捆绑在熊熊燃烧的货车上。幕又升起了，五分钟后，我看见他正在为舞台上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不得不吃“劣质多塞特 [6] 黄油”的不幸遭遇而大洒同情之泪。我对兵士和卡菲尔人的感情是“单一的”，而他的感情则糅有记忆中的种族仇恨、激烈战斗以及对英国人无能的蔑视。另一方面，我对舞台角色的同情含有对老一套演出、蹩脚演技以及维多利亚王朝中期情趣的批判成分，而他却没有。

正是这种与混杂而实在的感情相比较的单一而摹拟的感情的更大的直接效果说明了政治代理人的一句传统格言：候选人最好不要住在他自己的选区。他能够自命为“地方候选人”是个有利条件，但是他的地方性应当是特定的，应当表现为每年租一所大房子，他在里面过着精心安排的热情好客生活。许多事情——他选择的零售商、他子女的帽子和麻疹、他同亲戚的纠葛——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他是一个常住户，就会“变样”，可能会把他产生的印象搅乱。如果人们能借助一个时间器，刹那间看到那个穿着破鞋的埃及小女孩本人，可能会发现她的举动异常可爱，以致加深对她的死亡的怜悯。但如果她在世时果真是个十分可爱的小女孩，人们很可能不会觉得她可爱。

艺术表演引起的感情的直接效果比具体观察产生的感情的直接效果更大，不过这种效果必须按照它与另一个事实的关系来研究——冲动的推动力以及它们引起的神经错乱的深度不是因它们在我们目前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不同，而是因它们在我们过去进化史上出现的时候而不同。我们不大能够抗拒单纯血管和神经反应的冲动，如嘴巴流涎、四肢抽搐、眼睛闭合，这些是我们和某些最低等脊椎动物所共有的。我们要费好大劲儿才能克制饮食男女的本能、发怒和恐惧的本能，这方面我们是与高等动物一样的。另一方面，我们却很难一贯服从那些伴随推断和联想产生的意象而来的冲动。一个人可能被一系列中肯的道理说服，相信他如果去参观某幢住宅将会堕入地狱；然而他会为了满足一种他羞于承认其存在的半自觉渴望而不惜这样去做。一个传教士通过想象火刑和拷打使地狱对他变得真实时，他的信念可能会获得强制的力量。但是，当他的记忆开始淡忘，那种力量就可能立即消失，甚至最生动的描述也比不上一丝实际的痛楚。在戏院里，由于单一的感情是容易的，四分之三的观众可能会流泪，但是由于第二手的感情是浅薄的，他们当中很少人回到家里后会睡不着觉，或者甚至晚餐失去胃口。我的那位南非骑兵也许刚为《咱们的小伙子》流过泪就没事了。看小说所产生的悲痛感的短暂而舒适的特征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人可能看一本小说流泪，过二三个钟头就把小说忘得精光，而同一个人却可能因为生活中一些实际经历而发疯，或者终身改变性格，这些经历远远不及他在小说里看到的那些来得可怕，当时既没有产生眼泪，也没有发生任何其他明显的神经影响。

所有这些事实，在那些通过报纸将一应激发政治行为的事情传达给选民的现代大国里具有最重要的政治意义。比舞台更甚，报纸的感情力量由于是单一的，因而容易接受，由于是第二手的，因而瞬息即逝。战争和饥荒、凶杀和贫困的调查证据，全都被新闻工作者以文艺体裁撰写，“生动的”细节经过精心选择。它们的效果因此立刻就能产生：在中产阶级用早餐的半小时，或者在星期日早晨工人阅读周报的较长间歇。但是，报纸一看完，感情作用也很快就消失了。

正因为这个缘故，在一个以报纸为基础的文明国家里，一个候选人感到詹姆斯教授所谓的“强烈的有效现实感” [7] 打动人或打动不了人的奇异情况。在上次竞选时，我走在路上，脑子里想着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并把它们与构成竞选气氛的费解的新闻用语、旧的习惯和新的猜疑这些半自觉冲动相比。我走到街角上，遇见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正放学回来，他一眼看见我，立刻脸露喜色，精神抖擞。我站住脚跟，他冲我说道：“我认识您，沃拉斯先生，是您把奖章挂在我身上的。”在那整整一天里，各种政治原则和论据都被我的选民当作耳边风，但是我在一个学校典礼上把高出勤率奖章挂在学生胸前这一具体事实所引起的感情，却具有第一手经验的全部刺激性。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候选人在每一关键时刻都发觉大多数人亲眼看到的这个平凡庸碌的世界要比他们通过报纸看到的推理和间接观念的世界充实得多。例如，伦敦的一位郡议员当竞选日子临近，开始摆脱行政委员会的日常事务，进入竞选活动的迷魂阵时，发觉他撇下的一班职员，连同他们每天指定的工作，他们对薪金的希望和忧虑，对于他似乎比他本人真实得多。站在陋街门口不相信他做游说工作不拿报酬的老妇人啦、直截了当地说“我料想你已经看出政治这玩意儿挺费钱”的兴隆而好脾气的小商人啦，这些人仿佛都脚踏实地。无论他怎样经常告诉自己说，伟大的现实是在他这方面，他周围的那些忙忙碌碌的人只关心一些短暂的表面现象，然而他总是不断反复感到正是他自己是生活在一个阴暗角落里。

这种感觉还被下述事实加深：一个候选人必须不断重复同样的论调，必须在自己身上激发同样一些感情，而单纯的重复却产生一种不实在的感觉，令人苦恼。每星期日必须重复同一福音的传教士也发觉“枯燥乏味的时刻”与兴奋得意的时刻交替出现。即使在选民中间，重复同样的政治思想也容易产生厌倦。竞选形势之所以经常改变，一个主要原因似乎是一度受到热烈欢迎的主张过了一二年就变得陈腐单调，而新的主张则显得新鲜生动。

确实需要一位修养高的心理学家来写文章，谈谈我们的神经系统在什么情况下表现出不堪忍受一再重复的感情和情绪。这个事实显然是同产生眩晕、搔痒和晕船等纯粹生理原因有关的。但是，许多“天然的”事情，亦即我们在神经系统逐渐发达时期不断经历的事情，对我们显然并没有这种影响。心跳、水的滋味、太阳的升落、或者就儿童而言，牛奶、或者妈妈和兄弟成天价待在身旁，似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至极。但是，“人为的”事情——一个钢琴的曲调、一件服装的式样、一个熟人的问候——无论开头多么有趣，如果经常照式照样重复，就会变得叫人无可忍受。报纸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样人为的东西，报纸作者的本领之一，就在于以那种像赋格曲 [8] 的短句一样经常接近但从不超出单调范围的重复来提出他的观点。还有，广告商现在也发觉，改变一下招贴画给眼睛的单调感觉是大有好处的，办法是把那些并排挂在一起的画印成几种不同颜色，或者更妙是让这些画表现“快活的吉姆”或“美丽的苏珊”生涯中一些丰富多彩的事件。

候选人也是一样人为的东西。如果他在他自己的选区生活和工作，选民每天看到一个本来十分可敬的商人坐在早上八点四十七分一班火车的头等车厢里，以同一个姿势看同一张报纸，不知不觉就会产生一种微微不舒服的感觉，尽管同他的关系是“天然的”妻子不会有这种感觉。同理，当选举的日子临近时，虽然候选人可以自命是“站在老讲台上的老议员”，他还是应当稍稍改变他的形象、他的讲话方式以及他宣布的政治信仰的细枝末节以避免单调。

另一个与我们不能忍受一再重复的感情调节密切相关的事实，是隐私的愿望，这种愿望相当显著，其性质近似一种特殊的本能，被另一种害怕孤独的对立本能所抵消。我们的祖先在我们目前的神经系统变稳定的时期内，显然生活在组织松散的家庭群体之中，由于某些偶然的目的结成大一点的，但组织更加松散的部落。没有一个人单独睡觉，因为多半是单配偶的家庭每晚都聚集在一个洞穴或“单坡顶”的蔽身处。白天的猎食大概既不是单身一人，也不是经常成群结队进行的。即使女人留在家里照看孩子，男人还是一天几十次同熟人打招呼，或去参加一件共同的工作。偶然地，甚至在语言充分发展之前，数百人会聚在一起情绪激昂地进行谈判，或者敌对的部落会集合起来准备战斗。

一个正常人需要同他的伙伴进行一定数量的交往，过少或过多，对他都是极难忍受的。多数人尽管明知道自己十分安全，还是觉得难以在一所空房子里睡觉，过三天绝对孤单的生活就苦不堪言。在这方面，即使习惯也无济于事。一个必须受单独监禁，而且监禁时期逐渐延长的人，当他无间断地被关了一年之后，可能会发疯。一个移民，尽管是移民的儿子，而且只懂得移民的生活方式，但除非与家人的日常接触之外，每星期还同一位邻人或陌生人聊一次天，就无法活下去；他会从事漫长而危险的旅行，以便每年一次享受乱哄哄的集体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的神经系统会受不住对新结识朋友的心理调节的经常重复，尽管一定数量的重复是如此地使人精神振作和必要。因此，在现代大城市里，既能看到人们半有意识地竭力维持他们的祖先在丛林里流行的那种隐私和交往之间的比例，也能看到完全忽视这方面人性主要因素的提议或试验层出不穷。政治乌托邦作者们的习惯性唯理智论使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不能在大大扩充了的家庭生活中获得快乐和实惠。作者本人在他想象力最丰富、最得意的时候恐怕根本没有认识到隐私的必要。他的感情正处于膨胀状态，可以实事求是地回溯到人类始祖尖声叫喊的集会的感情气氛；而只要这种状况延续下去，他就准备把整个世界拉进他的胸怀。他所不了解的是，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使自己永远处于这个水平。在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中，家庭生活的习俗扩大到街上，而疲累的学生从大英博物馆出来，还一个劲儿地同口渴得要命的清洁工亲切谈话。记得我读过一个早期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在1850年左右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刚乘一辆公共马车沿牛津街而下，他注意到，当马车经过一段前不久用碎石铺砌的路时，所有的乘客都转过身互相攀谈。他说：“将来有一天，整条牛津街都会铺上碎石，到那时，由于人们能够听见彼此的声音，公共马车将变成一个充满乐趣的非正式俱乐部。”现在，几乎整个伦敦城的街道都已用木头铺砌，人们坐在马车上的椅子里能相互听见窃窃私语声，但是，除非发生严重的意外事件，没有一位乘客愿跟他旁座的人说话。

伦敦设立了许多俱乐部，主要不是因为公共客厅和餐厅收费低廉，服务周到，而是因为能使人们在无拘束的社交气氛下与他人欢聚一堂。在萨克雷的《势利者面谱》和萨克雷描写俱乐部吵架的小说里，可以看到这种设计所产生的纠纷。今天，俱乐部之所以获得成功，恰恰是因为几乎每个俱乐部都有一条不成文法：任何会员不得同他不相识的人交谈。傅立叶、罗伯特·欧文等人的无数次共产主义试验之所以失败，主要都是因为缺少隐私。共处使人相互感到厌烦。在亚里士多德从经验观点批判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学》那些杂乱的篇幅里，突出一个同样的论点：“过集体生活诚非易事”；共产主义殖民者总是“就一些最琐碎的事争执不休”；“我们常常同那些与我们日常接触的奴隶合不来”。 [9]

1700至1850年的慈善学校是不仅不给财产本能而且不给独特的隐私本能以活动余地的实验的结果，这种学校的一部分灾难性的神经和心理影响必须归因于此。当代的公立寄宿学校的学生通过一些古怪的、往往残忍的社会习俗获得了一点点隐私，自从那时以来，借助“书房”和“宿舍”体系已有较大收获。不过，经验似乎表明，在童年时期，家、教室和运动场交替变换的走读学校，要比寄宿学校更符合正常的人性。

这种对隐私的本能需要是又一个值得进行专门详尽研究的课题。这种需要在不同人种之间有很大差异，北欧人的隐私欲大大强于南欧人，原因可能是一年很多时候或较少时候必须过户内生活的人种已经在生理上各自适应了不同的标准。同样明显的是，最容易疲劳的乃是我们的情绪性质，而不是谈话的心智器官或肌肉器官。轻松的交谈，哪怕在陌生人之间，交谈双方都不“忘形”，要比动感情的亲热省力得多。一个担任狄德罗的喜剧《似非而是》的b角并切身感受他的角色的演员因神经过度紧张而垮掉的可能性，要比一个仅仅装模作样，并保持自己感情生活的演员大得多。

然而，在民主政治中，隐私是最被忽视、最难也是最必要的。在美国，所有的观察家一致承认下列现象所产生的危险：政治家被看作人民意愿的抽象化身，所有的人对他都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接近权利，每个人都应从他那里获得同样亲切和真挚的欢迎。在英国，就议员与其选民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的比较贵族化的传统多少保持了更加符合人的真实天性的习俗。一个疲惫的英国政治家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仍旧可以把他的时间用来在房间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同少数几位朋友开开玩笑，而不必同数不清的陌生客人频频握手，交换热情洋溢的客套。但是这种隐私的传统正因为同贵族惯例的关系，大有在英国民主中被废除之虞。一个年轻的工人政治家必须生活在比美国更抛头露面的环境里。说不定，刚刚离开工作台，神经和身体还没有适应脑力劳动的艰难要求，就必须白天黑夜每时每刻以同样的真心诚意接见每一位来访者，并随时准备分享或激发他的追随者的热情。一二年以后，如果此人的神经系统比较脆弱，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神经衰弱的征兆最初被他和他的朋友们看作他的真诚的证据。他开始害牧师病，患者眼睛发亮，神经过敏，成天价向一连串深表同情的听众谈他自己工作过劳，逐渐发展为真正健康不良，尽管他实际上一天做不了一小时的力气活。我认识一个处于这种状态的年轻的鼓动者，他认为除非那位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的矿工（他就住在这位矿工的小屋里）在他开始宣传演说前用小风琴演奏马赛曲，他就无法演说。这种人常常酗酒。无论如何，他就像那些试图过同样生活的伦敦东端贫民区的牧师一样，容易陷于最可怜而又可笑的神经崩溃。

不过，这种人由于不适宜过没有隐私的生活，是活不长的。更大的政治危险可能来自那些比较适宜过这种生活的人。谁要是去过美国，曾经在费城一所法院审理一宗政治案件时站在人堆里，或者看到过与坦慕尼协会 [10] 有关的竞选的无数张漫画，就会至少对一种可以活下去的人有所了解。这种人体格强壮，粗下颚，阔嘴巴，能说会道，有过多年在酒吧里混日子的经验，懂得“好货贱卖”的方法。但是即使这些人一般也看上去喜欢喝酒，好像不会长寿。

另外还有几种比较不那么可怕的没有隐私生活的政治家：日以继夜地重复他个人的戏剧性成功，并且像演员般把阵阵发作的厌倦藏在内心的演说家；以一星期参加四次可以吸烟的音乐会为乐事的忙忙碌碌、喋喋不休的组织者。但是，这些人如果被迫退出公共生活六个月，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做些事情，或哪怕独个儿待在家里动点脑筋，那无论对他们的健康还是工作能力都是大有好处的。

这些事实，就它们代表政治社会里某些生活条件所产生的神经错乱而言，又是与一门迄今尚未获得详尽研究的特殊心理学——所谓的“群众心理学”，已故的m．塔德、m．利博等人曾对此有所论述——密切相关的。就人类而言，正如其他许多群居动物和半群居动物一样，一些较简单的冲动——尤其是恐惧和发怒等冲动——当它们为许多身体紧靠在一起的人共同有意识地占有时，可能大大地强化，从而引起强烈的神经错乱。这个事实，和笑的存在一样，也许本来是神经反应机制的一个意外的和不愉快的结果，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认识到一个共同的危险（例如森林大火或猛兽袭击）时，四下逃散是多数人脱险的最好机会，尽管这对于群体中体质差的成员可能是致命的。

我个人对英国政治进行的观察表明：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里，这种因神经兴奋与身体接触相结合而引起的惊慌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二十世纪的伦敦和十八世纪的巴黎截然不同，和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也大不相同，就因为要让相当多的市民在可能产生特殊“群众心理”的环境下集合起来，是极其困难的。我曾亲眼目睹二十万人集合在海德公园参加工党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散布在各处的讲台、新鲜的空气、空旷的草地，这种环境似乎不宜于产生纯粹本能的兴奋，而伦敦这样一次集会的气氛是温和淡漠的。在一条狭窄街道里的人群比较可能“失控”，而几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受到刺激，在一个老练的演说家的操纵下，会达到近似真正病态兴奋的状况。但是，当他们步出大厅，进入凉爽的、一望无垠的伦敦，他们的心情顿时就会改变。占领巴士底狱的暴民在曼彻斯特的一条商业街上不会显得像一支势不可当的力量。然而，这些事实在不同人种中有很大差别，一个人读法国社会学家的有关著作时感到夸张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观察是在拉丁人种而不是在北欧人种中作出的。

以上我已经谈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国内政治所说明的各种冲动。但是，在整个政治冲动心理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许不是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彼此之间的感情效果有关，而是与那些在国际政治中暴露出来的种族感情有关。世界的未来和平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对那些其五官和肤色与我们相同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喜爱，而对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有一种本能的憎恨。这一点有待心理学家就各项证据进行认真研究，很难武断。但是，我倾向于认为，那些强烈的和显然简单的种族憎恨和种族喜爱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它们并非是一种特殊和普遍的本能的例证，而是几种独特的和较弱的本能合在一起，并由习惯和联想加强的结果。我已经论证过，政治感情的本能是由清楚认识其目标所激发的。因此，至少就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由于认识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的存在要比认识和他们自己不一样的人的存在来得容易，喜爱和自己一样的人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基础，但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是受教育激发的，因此这种喜爱也可能改变。还有，由于绝大多数人（尤其在童年时期）是生活在和他们自己同一个种族的人当中的，任何明显不一样的脸或服装都会引起对不熟悉东西的恐惧本能。不过，一个孩童对一张形状古怪或有色的脸的恐惧只要熟悉了就容易消除，但如果是一种特殊的种族憎恨本能所造成的恐惧就不大容易消除。据说，白人儿童或中国儿童对中国人或白人或印度人或黑人保姆和用人从来不久久地表示嫌恶。再有，性爱即使被社会传统反对，仍在非常不同的人种中自由发生，差别很大的人种从而混合起来。在某些动物（例如马和骆驼）之间，本能的相互憎恨（有别于恐惧）确实似乎是存在的，但是据我所知，在彼此有近亲关系、像人类一样容易杂交的品种中，却是绝对不存在的。

英裔印度官员常常说，一个人刚去印度的时候对土著怀有浓厚的兴趣，过了几年以后，却常常身不由己地屈从于对印度种族的憎恨。他们把这种情况说成是一种特殊的本能。但是我认为，他们关于这种感情的叙述更像我所说对不协调环境的不断重复的心理和情绪调节所产生的神经厌恶。在一个英国官员抵达印度时的年龄，他的大多数感情习惯已经养成，他照例不作系统努力去加以改变。因此，正如新奇的法国烹调或德国卧床在欧洲大陆旅行刚开始时是一个有趣的变化，一二个月以后会成为无可忍受的负担一样，英裔印度人与之正式接触的那些土著的奴性和虚伪，甚至耐心和聪明，过了一二年也会刺激他的神经。当他的社会习惯已经养成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与同他属于同一个人种，但是属于不同社会传统的人不断进行密切接触，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不过，联想在引起种族喜爱和憎恨方面也许是一个比本能更大的因素。例如，一个美国工人从远东的体型联想到作为一片可怕的乌云笼罩着工业世界各行各业的降低标准工资。五十年前，喜欢《笨拙》杂志的中产阶级读者从同一体型联想到受尽折磨的传教士和特使的故事。在日本海战役以后，他们又从它联想到我们由于自己所处地理位置而最为钦佩的那种英雄主义；而一望便知是亚洲脸型的托戈海军上将的画像在1859年本当激起真正的和显然是本能的憎恶，在1906年却产生爱慕之情。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已接近政治冲动（有别于冲动本身）的实际目标或想象目标，它们必须留待下一章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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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能通常被解释为如此地行动以产生某些结果，这些结果未曾预见，过去也未受过这样做的教育。”w.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383页。

[2] 《新物质原理提供的思考》，1904年版，第21页。“就自然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来说，每一种无助于我们搏斗、吃饭和抚养子女的意念或理智特质都只不过是有助于我们搏斗、吃饭和抚养子女的意念或理智特质的副产品。”

[3] 一天，我认识的一个极会动脑筋的小女孩在望着她的母亲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她先是照例理智地解释她的感情：“妈咪，我认为你是天底下最最美丽的妈咪，”然后，想了一会儿，又改口说，“可是，人们说爱情是盲目的。”

[4] 《黛布莱夫人日记》，1905年编，第4卷第184页。“如果他们胆敢使用蛮力，他们毫不怀疑，只要国王稍加反抗，全国人民就会起来援救他。”

[5] 英王爱德华三世于十四世纪中叶设立的英国骑士勋章。——编者

[6] 多塞特：英格兰南部一郡，盛产细毛羊及牛、羊油。——译者

[7] 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547页：“人生的道德悲剧几乎完全在于真理和行为之间应有的联系断绝了，某些意念不带有这种强烈的有效现实感。”

[8] 赋格曲：一种多声部的乐曲，在五度上模仿并用复调方法发展主题。——译者

[9] 《政治学》第2卷，第5章。

[10] 坦慕尼协会：美国纽约市民主党组织。——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