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现世的”有着三个时态[2]，并且因此其实从不曾完全存在，或者完全地处在这三者之一中；“那永恒的”存在。一个现世的对象能够有许多不同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同时具备这些性质，只要它在这些特点的性质上是它所是。但是就其本身而言的翻倍（fordoblelse）则是一个现世的对象永远都不会具备的；正如“那现世的”消失在时间之中，同样它也只是驻留在各种性质之中。相反，如果“那永恒的”是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永恒的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他身上翻倍，以至于它在他身上的每一个瞬间它都是以一种翻倍的方式在他身上：在向外的方向上，以及在向内回返进自己的方向上，却是以这样的方式，这是完全一样东西；因为否则它就不是翻倍。“那永恒的”不仅仅是驻留在它的各种性质之中，而且也是在它的各种性质之中驻留于它自身之中；它不仅仅有着各种性质，而且也是在有着各种性质的同时驻留在它自身之中。

如此也是爱的情形。爱所做的事情，它是爱所是的东西，爱所是的东西，它是爱所做的事情——并且是在同一个瞬间里；在它出离自身（向外的方向）的同一个瞬间里，它是在它自身之中的（向内的方向），并且就在它处于它自身之中的同一瞬间里，它同时出离自身，以这样一种方式：这一出离和这一回返，这一回返和这一出离是在同一时间里的同一样东西。在我们说“爱给人坦然无惧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有爱心的人通过自己的本质使得别人坦然无惧；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爱在场，它就传播坦然无惧的信心；人们很愿意接近那有爱心的人，因为他驱逐畏惧；在猜疑者把所有人都从自己身边吓走的同时，在狡猾诡诈者在自己周围散布恐惧和使人痛苦的不安[3]的同时，在有控制欲的人的在场使人沉重就像雷雨前沉闷天气的潮湿气压的同时，爱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但是在我们说“爱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同时在说一些别的东西，有爱心的人有着坦然无惧的信心，正如这叫作“爱在审判的日子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4]”，这就是说，它使得有爱心的人在审判中坦然无惧。在我们说“爱救人于死亡[5]”的时候，在这想法中马上就有翻倍：有爱心的人从死亡中把另一个人拯救出来，并且他，要么是在同一种意义上，要么在另一种意义上，把他自己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但他一次性地做出这事，这是同一样事情；这不是“在这一瞬间他拯救一个他人而在另一个瞬间他拯救自己”，而是：他在“从死亡中把另一个人拯救出来”的同一个瞬间，他把他自己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只是爱从不考虑后者，从不考虑拯救自己，从不考虑自己去获得坦然无惧的信心；有爱心的人只是有爱心地想着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并且从死亡中把他人拯救出来。

有爱心的人并不因此就被遗忘了。不，那有爱心地遗忘了自己，为了想着另一个人的苦难而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为了想着另一个人的悲惨而忘记了所有自己的悲惨，为了有爱心地去关心另一个人的损失而忘记了自己所损失的东西，为了有爱心地看护另一个人的好处而忘记自己的好处，确确实实，一个这样的人没有被忘记。有想着他的，那是天上的上帝；或者，爱想着他。上帝是爱[6]，如果一个人因爱而忘记自己，上帝怎么会忘记他！不，在有爱心的人忘记自己并且想着另一个人的同时，上帝就在想着这有爱心的人。自爱的人，他很忙碌，他尖叫着、吵闹着、坚持着自己权利保证自己不被忘记，他却是被忘记了；但是，那忘记自己的有爱心的人，他为爱所记忆。有想着他的[7]，因此有爱心的人得到他所给予的东西。

看这里的翻倍：有爱心的人所做的事情，他就是这事情，或者他成为这事情，他所给予的东西，他拥有这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得到这东西，多么奇妙啊，就像“吃从吃者出来”[8]。然而也许一个人会说：“有爱心的人拥有他所给予的东西，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事情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肯定会不去给别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好吧，但事情是不是确实也一直如此，一个人保留自己所给予的东西，或者，一个人自己得到自己给另一个人的东西，一个人通过给予而得到并且恰恰得到自己所给予的同样的东西，所以这“给予”和这“接受”是同样的东西？一般来说，事情则不会是如此，而是相反，我所给予的东西，另一个人得到它，而不是我自己得到我给予另一个人的东西。

以这样的方式，爱总是在自身之中得以翻倍。在我们谈论“爱遮掩许多的罪”的时候，事情也是如此。我们在圣经里读到，那是“爱”的自己所说的言辞：对于那爱多的人，许多罪都被赦免[9]，因为在他身上遮掩许多的罪。

然而，这次我们不打算谈论这个。在这一小小的文稿中，我们继续谈论爱的各种作为，因此我们在向外的方向上考察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现在谈论：

爱遮掩许多的罪

爱遮掩许多的罪，因为它不去发现各种罪；而那必定是会存在的东西，在它能够被发现的情况下，不去发现它，这就是遮掩。

“许多”（mangfoldighed）这个概念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谈论“许多的受造物”，然而这同样的东西意味着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要看谁是谈论者。一个人，他一生都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度过，并且只有过一小点去认识大自然的兴趣，那么，尽管他也谈论“许多的受造物”，他又能够知道多少关于这个概念呢？相反，自然科学家，他在全世界旅行过，到过各种各样的地方，地面之上和之下，见过一切他所见的许多，另外还带有武装起来的眼睛，曾远视地发现过本来是看不见的星辰，也曾非凡近视地发现过本来无法被人看见的爬虫，他所知的东西有令人惊奇地那么多，他却使用这同样的词语，“许多的受造物”。进一步看，在自然科学家为他成功地看见的东西而高兴的同时，他还是很心甘情愿地承认：各种发现是没有极限的，因为，甚至考虑到人们用于发现的各种工具，对这些工具的发现都是没有界限的，于是，这“许多”，既然它被发现或者既然可用于“发现”的各种新的工具被发现，这“许多”就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大，并且还不断地能够继续变得更大，就是说，在这一切的一切仍被包含在“许多的受造物”之中的同时，这“许多”会被证明是更大。“许多的罪”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个词意味着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要看谁是谈论者。

因此，一个人发现“许多的罪”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说，通过发现，它不断地被证明是越来越大，自然也是借助于人们所做的各种发现，考虑到为了去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会是多么狡猾，他会是多么猜疑。这样，那不去发现的人，他就是在遮掩这“许多”，因为对于他，这“许多”比较小。

但是，“去发现”，这是某种值得称赞的事情，某种令人敬仰的事情，尽管这一景仰有时候是被迫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把某些不同类的东西安排在一起；因为人们景仰发现一只鸟的自然科学家，于是人们当然也就景仰那条发现了“紫色”的狗[10]。不管怎么说，无疑就是如此：“去发现”在世界中受到赞美和景仰。而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发现什么东西或者不发现任何东西，他就会被评估得非常低下。人们一般会这样说一个人，来将他描述为一个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的古怪的人：“他绝对不会有什么发现。”如果人们要指出一个特别浅薄而愚蠢的人，人们会说“他当然不曾发明了火药”，而在我们的时代也并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既然它现在已经被人发明出来了，那么，如果在我们时代有人认为自己是发明火药的人，那么这就只会是更不对头了。哦，但这“发现什么”在世界里是如此地受景仰，以至于人们无法忘记令人羡慕的命数——“发明了火药”！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很容易看出，那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现的有爱心的人，在世界的眼中看来是卑微的。因为，即使是相对于“那恶的”，相对于罪和许多的罪，这“去发现”，“去作为那狡猾的、诡诈的、计谋多端的，也许这样或多或少地腐败的观察者”，在这个世界里也是极受尊敬的。甚至一个少年在他走进生活的第一瞬间，他也会如此想要（因为他是那么不愿意世界把他称为傻瓜）揭示出他是怎样认识和发现了“那恶的”。甚至女人在她最初的青春，她也会如此想要（因为她是那么不愿意世界称她为一头小小的鹅[11]或者一个小村庄美人[12]）揭示出，她虚荣地自以为是有知人之能，自然是在“那恶的”的方面。是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世界相对于古代有了如此的变化：当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认识他们自己，而现在则所有人都是知人的专家。这是奇怪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发现了几乎每一个人在根本上都是多么的和善，那么他就几乎不敢认同自己的发现，他会害怕变得可笑，也许甚至害怕人类会因此而觉得受到侮辱。相反，如果一个人让人觉得好像是他发现了每一个人在根本上是多么卑劣，多么妒忌，多么自爱、多么无信无义，在那最纯洁的人心中，就是说，在那些被傻瓜和蠢鹅和乡村美人看作是“最纯洁的”的人身上，会隐藏有怎样的可鄙，是啊，这时他就会虚荣地以为他是受欢迎的，世界所渴望想要听见的是他观察的结果，他的知识，他的故事。这样，罪和“那恶的”对人们有着一种比人们通常所想的更大的控制力：“去是善的”是如此耻辱，“相信‘那善的’”是那么浅薄，“泄露出自己的无知”，或者，“作为一个未被接纳者——一个没有被接纳进罪的各种最内在的秘密的人”是那么像小城镇人那样没见识。在这里我们相当清楚地看出，罪和“那恶的”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怎样主要地处于一种对世界、对他人的虚荣的比较关系之中的。因为人们能够完全确定，同样的这些人，他们恰恰因为虚荣地害怕世界对他们的看法而在他们与他人的交往之中努力通过展示出对“那恶的”的特别熟识来显得可爱和有趣，人们能够完全确定，同样的这些人，在他们完全孤独的时候，在他们平静的心情之中他们无须因为“那善的”而感到羞耻，这时，他们就会有完全另一种看法。但是，在与人的交往中，在成群的时候，在人们数量很多或者至少有比较多的几个在一起时，也就是说比较，在人群有着比较关系，对此虚荣心不可能保持视而不见，这时，这一个就会引诱那另一个去揭露出他所发现的东西。

然而，即使是完全世俗性情的人们有时候也会有例外，对事情做出更温和的论断，不去发现什么东西。假设有两个狡猾的人相互要决定一些什么事情，对此他们恰恰不想要有见证，但是他们无法有什么别的做法，他们不得不在一个有着第三个人在场的房间里决定这事情，而这第三个人则是（他们都知道）在极大的程度上坠入爱河，幸福地处于恋爱的最初几天之中，不是吗，那么一个狡猾者就对另一个狡猾者说，“是啊，他倒是真的完全可以在场，他什么都发现不了”。他们会带着微笑这么说，以这微笑来对他们自己的精明表示尊敬；然而，他们还是会对那什么都发现不了的坠入爱河者怀有一种敬仰。

现在让我们看那有爱心的人！是否有人笑话他，是否有人讥嘲他，是否有人可怜他，并且不管世界怎样说他，明确的是：在“许多的罪”的方面，他什么都没有发现，甚至这笑话、这讥嘲、这可怜，他都根本什么也没发现，他只看见非常少的一点点。他什么都不发现；就是说，我们在这两者之间作区分：“去发现”——这是为“去找到”而有意识、有意图的努力，和“去看或者听”——这可以是违背一个人的意志发生的。他什么都不发现。不过，不管人们笑话他还是不笑话他，不管人们讥嘲他还是不讥嘲他，人们在根本之中深深内在地对他怀有一种敬仰，因为他立足并且深化于自己的爱，什么都不发现。

有爱心的人什么都不发现，因此他遮掩那会在“发现”之中被看见的许多的罪。有爱心的人的生命表达在使徒的指令之中：在恶之中作孩子[13]。世界所真正景仰的东西，比如说精明，是在“那恶的”上面的理解力，而智慧则是在“那善的”上的理解力。在“那恶的”上面的理解力是有爱心的人所没有并且也不想拥有的，他是并且继续是、他愿是并且愿继续是一个孩子。把一个孩子放在一个强盗窝里（但是这孩子不可以留在那里，如果他自己会被败坏的话），就是说，让他在那里待上很短的一段时间，让他回到家里并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你可以看见，这孩子，他还是（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很好的观察者并且有着极好的记忆力，他想要详尽地描述一切，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东西被跳过了，以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孩子曾和强盗们在一起，现在因为这孩子的叙述，他就根本不会想到这被跳过的部分。什么是这孩子所跳过的东西，什么是这孩子没有发现的东西呢？那是“那恶的”。然而，这孩子的关于他所看见听见的东西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那么，这孩子所缺乏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常常使得一个孩子的叙述成为对成年人们的最深刻的讥嘲？这是在“那恶的”上的理解力，这孩子缺乏这在“那恶的”上的理解力，这孩子根本就没有这愿望去知道“那恶的”。在这之中，有爱心的人就像这孩子。但是，作为所有“去理解”之中首先有着一种介于那要去理解的人和那要被理解的东西之间的理解。因此，在“那恶的”上的理解力（不管它想要怎样自欺欺人地让自己和别人以为它能够保持让自己完全纯净，它是在“那恶的”上的纯净的理解力）对“那恶的”还是有着理解的；如果这一理解不存在，如果这理解者不喜欢去理解这事情，如果他厌恶“去明白这事情”，那么他也就不会想去理解这事情。如果这一理解不意味着别的东西，那么它就还是一种对“那恶的”的恶性好奇心；或者，借助于对“那恶的”的广泛度的了知，它是一种对“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的狡猾侦察；或者，一种借助于对其他人的腐败的了解来抬高自己的价值的虚伪算计。但是，要小心；因为如果你好奇地给“那恶的”一个小手指，那么它就会马上抓住你整个手；借口是可让人收集的一切之中最危险的；借助于与他人的糟糕做比较来变好或者让自己更好看一些，这无疑就是以一种糟糕的方式来变好。在这一理解已经发现了许多的恶的时候，那么在这时又有什么发现是一种更为密切的理解所无法达到的呢，这理解确实真正地与“那恶的”达成了协议了！正如患黄疸病的人看一切都是黄色的[14]，一个这样的人，在他自己沉陷的越来越深之后，发现许多的罪在自己周围变得越来越大。他的眼睛变得敏锐，得到武装，唉，不是在真实的意义上，而是在不真实的意义上，因此他的视觉变得越来越盲目，这样，他就亵渎地在一切之中看见“那恶的”，甚至在那最纯净的东西中——唉，这一视觉（哦，可怕的想法）对于他却是一种安慰，因为他极其需要如此尽可能无限地去发现“许多”。在最后他的发现不再有任何边际；因为现在他发现罪，甚至在“他自己知道罪是不存在的”的地方，他借助于诽谤、捏造和谎言的创作来发现这罪——他在这种创作之中练习了如此之久，以至于他最终自己相信了。是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发现了许多的罪。

但是，有爱心的人什么都不发现。在有爱心的人以这样一种方式通过根本不发现任何东西来遮掩许多的罪的时候，有某种无限庄严的东西，但它同时也是某种如此孩子气的东西，某种让人觉得像孩子的游戏的东西；某种让人觉得像孩子的游戏的东西，因为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和一个孩子游戏，我们游戏，我们看不见这孩子，但这孩子却站在我们面前，或者这孩子游戏，他无法看见我们，这让这孩子玩得很开心，如此不可描述地开心。在这里，这孩子气的方面是在于：游戏中的有爱心的人睁着眼睛无法看见在他面前所发生的事情；而庄严的方面是：他所无法看见的东西是“那恶的”。众所周知，东方人尊敬一个精神错乱的人[15]，但这个有爱心的人，他是值得人尊敬的，他当然就像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众所周知，古代在两种类型的疯狂之间做出非常大的区分，这无疑也是对的，一种是可悲的疾病，并且人们为这样的疾病感到难过；另一种则被人称作是神圣的疯狂[16]。如果我们一次性地“以神圣的方式”使用一下这个异教词句说：有爱心地不能看见正在自己面前出现的“那恶的”，这是一种神圣类型的疯狂。确实，在这在“那恶的”上有着如此多理解力的精明时代，我们去为“学会尊敬这种疯狂”而做一些什么，这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很不幸，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一个这样的有爱心的人，他对“那善的”有很多理解力却不想要对“那恶的”有任何理解力，对他，人们做了足够多的事情，去使得他看起来像一个神经错乱的人。

想象一下，如果提及那至高的，想象一下在被置于公会前那一瞬间的基督[17]，想象一下那愤怒的人群，想象一下祭司文书和长老的圈子，想象一下，有多少道目光对着他，瞄准他，只等着他要望过去，这样这目光也能够把自己的讥嘲、自己的鄙夷、自己的怜悯、自己的蔑视传送给这被指控的人！但是他什么东西都不发现，带着爱心地遮掩许多的罪。想象一下，有多少咒骂、有多少蔑视、有多少讥嘲的话被叫喊出来，这叫喊者的声音必须被听见，这样，最重要的是，这叫喊者不能够看上去让别人觉得他是懈怠了、让人觉得他不是有效参与地在场——在这里他必须置身“与所有人的联合”之中，因此，是作为那真实的、那公共意见[18]的工具，去嘲笑、去侵犯、去虐待一个无辜的人，这对于他是一种迫切，否则的话，这叫喊者就会感到不可描述的难堪！但是基督任何东西都不发现，他有爱心地遮掩许多的罪——通过什么都不发现。

他是榜样，有爱心的人从他那里学到了，在他什么都不发现并且以此来遮掩许多的罪的时候，在他作为一个称职的弟子，“被离弃、被仇恨、背负十字架”[19]走在讥嘲和怜悯之间、蔑视和哀号之间，却有爱心地什么也不去发现——确实是比那三个不受损伤地走在烈火的窑中的人[20]更奇妙。然而，讥嘲和蔑视在根本上不构成什么伤害，如果那受蔑视的人不因去发现，也就是，因变得愁苦而受伤害；因为，如果他变得愁苦，那么他就发现许多的罪。如果你真正要为自己弄清楚，有爱心的人是怎样通过不去发现任何东西来遮掩许多的罪，那么就再去考虑一下爱吧。想象一下，这个有爱心的人有一个爱着他的妻子。看恰恰因为她爱他，所以她会发现，有那么多种对他所犯的罪，在屈辱中，她会灵魂带着愁苦[21]去发现每一道讥嘲的目光，她会带着破碎的心去听人们的嘲笑，而他，那有爱心的人，则什么都不发现。如果这有爱心的人，在他无法避免看见或者听见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仍为对攻击者们准备好了辩解：他一定是自己有错；那么这妻子就会无法在他身上发现任何错，而只会更多地发现这是一个怎样的许多在向他行罪。现在你看见吗，就在你考虑着“妻子（当然是确实）发现了什么”的时候，你看见，这是多么真的事实：这什么都不发现的有爱心的人遮掩许多的罪！那么，想象一下，如果这被用在所有的生活关联之中的话，你会承认，这有爱心的人确实遮掩着这许多。

爱遮掩许多的罪；因为，对于它所无法避免地看见或者听见的东西，它通过沉默、通过温和的解释、通过赦免来遮掩。

它通过沉默来遮掩这许多。有时候会是这样，一对相爱的人想要保持让他们的关系隐蔽着。现在假设，在这样的一个瞬间，他们相互表白了爱情并且相互许诺沉默，在这瞬间很偶然地有着一个第三者在场，但这个不相关的人是一个正直有爱心的人，是可靠的，他许诺沉默，那么这两个人的情欲之爱是否就会是并且继续是隐蔽的呢？但有爱心的人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在无意中、完全偶然地、绝非因为他自己寻找机会而至于如此，如果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得知了一个人的罪、他的错，得知了他所做的坏事或者得知了他是怎样被一种弱点左右，那么，有爱心的人保持沉默，并且遮掩这许多的罪。

不要说，“不管是沉默还是说出来这许多的罪都同样大，既然沉默无疑不会拿走什么，因为一个人只能够对存在的事情保持沉默”；宁可去回答这问题：如果一个人说出邻人的错误和罪，那么他是不是在扩大许多的罪。尽管事情是如此：不管我是否对其中的一些保持沉默，这许多都会是同样大；尽管如此，如果我对之保持沉默，那么我就是为“遮掩”做出了我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不是说“谣言通常会越传越大”么？我们这是在说：谣言通常使得罪过[22]大于它本身所是的状态。这却不是我现在所想的东西。在完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那讲述邻人之错的谣言扩大这许多的罪。但不要太轻率地对待这“对邻人之错的了知”，就仿佛只要事情已确定是“那被讲述出的东西是真实的”，那么一切就都没有问题的。确实，并非每一个对“就邻人之错而言什么是真实的”的私密的了知因此就没有责任[23]，只因为“被弄成了这私密的同知者”，这个人就会很容易自己变得有责任了[24]。这样，传言或者那讲述邻人之错的人就使得这许多的罪扩大了。一个人通过传言、通过街巷闲话而习惯于去好奇、轻浮、妒忌地，也许恶毒地，去了知邻人之错，这使人变得腐败。如果人们重新学会去沉默，这确实是值得人们去向往的；但是如果要谈论什么东西的话，就是说好奇而轻浮地谈论什么，那么就只谈论废话和琐碎的事情吧——邻人之错是并且应当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因此，好奇、轻浮、妒忌地去谈论邻人之错，这就是一种腐败的标志。但是那通过谈论邻人之错来帮着去使人腐败的人，他则是在扩大这许多的罪。

很不幸，每个人都有着一种去看邻人之错的极大倾向，并且有着想要去讲述邻人之错的更大倾向，这只是一个太确定的事实。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唉，如果我使用最温和的表述的话，有一种神经衰弱，它使得人们在这种诱惑、这种怂恿之中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会去说邻人的坏话，以至于会在一瞬间里借助于一种如此有趣的故事来为自己招致倾听着的关注。哦，有一种东西，本来已经是足够地有害，就像那无法沉默的神经衰弱的欲望，有时候，这东西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种可怕的魔鬼般的激情，按照最可怕的尺度得到了发展。想来也不会有任何强盗、任何窃贼、任何害人者，简言之，任何罪犯，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像一个这样的人那么有害，这样一个人，他把这样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任务、作为自己可鄙的谋生手段：按尽可能大的尺度，以任何真理的言辞都无法达到的高声，以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极少能达到的广度伸展遍全国，渗透到每一个上帝的言辞都几乎渗透进的偏僻角落，去宣示出邻人之错、邻人的各种弱点、邻人的各种罪，去把这一亵渎性的知识强加给每一个人，甚至强加给脚跟尚未站稳的年轻人；——难道真的会有什么罪犯在最深的根本之中会像这样一个人那么有害，哪怕事情确是如此，哪怕这个人所说的那恶的东西确实是真实的！哪怕事情是如此；但这样的情形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带着永恒之严肃的人会一丝不苟地去关注“他所讲述的恶的东西无条件地是真的”，并在之后会想要牺牲自己的生活去服役于这一可鄙的真相——讲述恶的东西。我们以主祷词作祈祷，愿上帝不带我们进入试探[25]；但是，如果这事情发生，并且如果这事情发生：我陷于试探——慈悲的上帝，请赐我一个恩典，让我的罪和我的辜可以是这样的一种罪和辜：世界真正地将这罪和辜视作是令人厌憎而反感的。然而一切之中最可怕的事情必定是：“招致辜”，从大地朝天上叫喊着的辜，天天都在招致辜，再一次辜和新的辜——自己则对此毫不留意，因为一个人的全部环境，因为存在本身变成了一种幻觉，使得这个人越来越强烈地相信，这什么都不是，这不但不是辜，而且还几乎是值得称赞的。哦，有着许多这样罪行，世界不称之为罪行，世界对它进行酬报并且几乎赋予它荣耀，然而，然而我却宁可，真是上帝不容啊，我却宁可在我的良心里带着三次悔过的谋杀进入永恒，也不愿作为一个退休诽谤者带着这可怕而叵测的一大堆一年年地越堆积越高的罪行——这罪行可能依据于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尺度扩散开，将人们置于墓穴之中，使得各种真挚的关系愁苦，侵犯了那些最无辜的同情者，败坏了未成年的人们，对老人和年轻人都进行了误导、毒害，简言之，依据于一种甚至连最活泼的想象力都无法为自己设想出的尺度扩散开——这可怕的一大堆罪行，对这些罪行我却从不曾获得时间去开始悔，因为时间则要被用到各种新的罪行上，并且因为这些不可数的罪行为我生产出金钱、权势，几乎生产出声望，而最重要的是为我带来快乐的生活！考虑到纵火，我们做出这样的区分：那在房子上放火的人，他是不是知道这房子里住着很多人，或者他是不是知道这房子没人住。哦，诽谤的情形就像是对一整个社会放火，这却根本没有被当成是一种罪行！我们对瘟疫进行隔离，但是对那比亚洲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败坏灵魂和性情的诽谤，我们却打开所有房子的门，我们付钱去被传染，我们问候那带来传染的人，把他当成一个受欢迎的人！

那么，说吧，这是不是真的，有爱心的人通过不说邻人之错来遮掩这许多的罪，如果你考虑一下“人们是怎样通过讲述来增大这许多的罪”的话。

有爱心的人通过温和的解释来遮掩许多的罪。

那使得某样东西成为它现在所成为的东西的，总是解释。事实或者各种事实是根本，但解释达成结果。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词句、每一个作为，简言之，一切都可以以许多方式来解释；正如人们不真实地所说的，衣装造人，人们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真实地说：解释使得解释的对象成为它所成为的东西。考虑到另一个人的言辞、作为、思想方式，没有这样的确定性：“去设想”其实并不意味了“去选择”。因此，解读、解释，恰恰因为解释的差异性是可能的，是一个选择。但是，如果解释是一个选择，那么，如果我是有爱心的人，这“去选择最温和的解释”就总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如果这一比较温和的或者温和化的解释对别人轻率地、匆忙地、严厉地、冷酷地、妒忌地、恶毒地简言之不具爱心地将之直接地解释为“辜”的东西做解释，如果这温和化的解释以另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东西，那么，它就一会儿去掉一个辜，一会儿又去掉另一个辜，以这样的方式使得许多的罪变少了，或者遮掩这许多的罪。哦，如果人们真正想要知道，他们能够怎样通过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敏锐、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综括事物的能力用于“尽可能地设法想出一种温和化的解释”来美丽地使用这些能力，那么，他们就会越来越多地品味到生活中最美丽的喜悦，这对于他们会成为一种激情洋溢的欲望和需求，使得他们忘却所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不也在其他关系之中看到这种情形吗，怎样，比如说，可以提一下这个：猎人每年都越来越充满激情地投身于狩猎。我们不赞美他的选择，而我们也确实没有在谈论这选择，我们只谈论，他是怎样每年越来越充满激情地投身于这一活动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每年都在收集经验，变得越来越有创造力克服越来越多的困难，这样，这经验老到的猎人，现在他知道任何别人都不知道的途径，现在他知道怎样去侦查别人不知如何侦查的猎物，现在他在各种地方都留有任何别人都不知道怎样去利用的标记，现在他想出了设置圈套的最狡猾的方式，这样，他相当确定地保证自己总是成功地出色狩猎，哪怕在别人都不成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去作为公正之侍者[26]，发现罪责和罪行，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繁重的、却在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令人满意和吸引人的作为。我们为一个这样的人对人心、对所有（哪怕是最巧妙的）逃避和捏造的了解感到惊奇，他是怎样能够一年一年下来也记住那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只是为了有可能去保证自己能够追踪，他是怎样只凭自己对环境所投下的一瞥似乎就能够明白这环境之中的所有细节而使之给出针对有罪责的人的解释，他的注意力是怎样不放过任何微乎其微的蛛丝马迹只要它能够有助于去阐明他对罪行的解读；我们很钦佩一个这样的权威机构的侍者，他通过坚持不放过这个他所称的“一个真正积习已深而老奸巨猾的伪善者”，成功地剥去其伪装而揭示出其罪责。哦，那么，通过真正坚持不放过人们所称的一种罕见卑劣行为而去发现这其实是完全另一回事、是某种完全善意的行为，这不是同样的令人满意、同样的吸引人吗！让那由国家指定的法官、让公正之侍者去为发现罪责和罪行工作吧，我们其他人则既没有被召到法官那里也没有被召到公正之侍者那里，相反是被上帝召到爱那里，就是说召去借助于一种温和化的解释来遮掩许多的罪。想象一下一个这样的有爱心的人，在天性之中有着这样的资质，各种会令法官嫉羡的最出色的能力，但是，正如一个法官会因一种热忱和努力而获得荣耀，带着这同样的热忱和努力，这些能力被运用在爱的服务中，以求去在这样一种技艺中得以修习，以求去实践这技艺，一种解说的技艺，它借助于一种温和化的解释来遮掩许多的罪。想象一下他的丰富的、他的在最高贵的意义上得到祝福的经验，他是怎样拥有对人心的了解的，有多少奇怪的而且也是那么感人的情形是他所熟识的，在这些情形之中，不管事情看上去有多么繁复，他还是成功地发现了“那善的”，或者至少是发现了较好的东西，因为他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保持让自己的论断悬浮着，直到（确实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特定事件冒出来帮他发现踪迹；他是怎样通过迅速而大胆地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投入到一种对这事情的完全不同的解读中去而有幸发现他所寻找的东西的；他是怎样通过真正地沉浸在一个人的生命关系、通过为自己找来关于这个人的状况的最准确的信息而最终以自己的解释来取胜的。于是“他发现了踪迹”，“他有幸发现了他所寻找的东西”，“他以自己的解释来取胜”——唉，这岂不奇怪，在这些词句没有关联地被阅读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说法是在谈论“发现一个犯罪事件”，这就是说，比起去想到“发现‘那善的’”，我们全都如此远远更趋近于去想到“发现‘那恶的’”。看，国家指派法官们和公正之侍者们去发现和惩罚“那恶的”；另外，人们联合起来（这当然是值得称赞的）来缓解贫困之痛、来教养孤儿、来拯救堕落者[27]，然而，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美丽的事业，要借助于那温和化的解释来获得一小点对“许多的罪”的主宰力，哪怕那只是如此小的一小点——为此，却还没有人去成立出什么联合会。

然而，关于有爱心的人怎样通过温和化的解释来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不想在这里继续展开论述，因为我们在前面的两段审思之中已经考虑了“爱凡事相信”和“爱凡事盼望”。爱，这温和的解说者，使用着各种帮助手段进行温和化的解释来遮掩许多的罪，而“爱凡事相信”和“爱凡事盼望”则是两种主要的帮助手段。

爱通过赦免来遮掩许多的罪。

对于确凿的“许多的罪”，保持沉默并不会使之真正减少；温和化的解释从这许多之中强挤走一点，就是说，通过向人展示：这个和这个其实不是罪；赦免去掉那无法被否认的罪。以这样一种方式，爱想方设法来遮掩许多的罪，但赦免是最显著的方式。

我们还记得前面所谈论的“许多的受造物”这一表述，让我们再次利用这一表述来进行说明吧。如果我们说，研究者发现许多，而无知者固然也谈论许多的受造物，但与研究者相比则微不足道，这样，这无知者因此就不知道这个和这个是存在的，但这些东西却照样是存在的；这并不因他的无知就从大自然中被去掉了，而只是在他的无知之中对于他并不存在。赦免对于许多的罪的关系则不同；赦免从被赦免者这里拿走罪。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想法，因此也是“信”的想法。因为，信一直是使自己去与那无法被看见的东西发生关系[28]。我相信，有形可见的东西是出自那不可见的东西而进入存在的。我看见世界，但是我看不见那不可见的东西，我信这东西。同样，在“赦免和罪”之中也有着一种信的关系，然而人们很少留意到这一点。那么，这里的这“不可见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不可见的东西”是，赦免将那本是存在的东西拿走，这“不可见的东西”是，那看得见的东西却还是不被看见，因为，如果它被看见，那么很明显这“它不被看见”就是不可见的。有爱心的人看见他所赦免的罪，但是他相信，赦免将之拿走。就是说，这是无法被看见的，而罪则是能被看见的；另外，如果罪无法被看见，那么它也就无法被赦免。正如通过信[29]人把“那不可见的”信成为“那可见的”，同样，有爱心的人通过赦免把“那可见的”信消失掉。但两者都是信。有福了信者，他信他所无法看见的东西，有福了信者，他把他所能够看见的东西——信消失掉。

哦，但是谁能信这个？有爱心的人能。但“赦免”为什么会是如此罕见？难道不是因为对赦免之力量的信仰是那么贫乏而罕见？甚至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一个差不多有着去承受恶意和怨恨的倾向并且绝非不可调和的人，我们也不时会听他说：“我很想赦免他，但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用。”哦，这也是看不出来的。然而，如果你自己在什么时候需要赦免，那么你就会知道赦免能做的事情了，那么，你又为什么如此没有经验或者如此没有爱心地谈论赦免呢？因为，在“我看不出我的赦免对他有什么用”这句话中其实有着某种缺乏爱心的成分。我们不是在说，这就像一个人因为有“能够去赦免另一个人”的权限而妄自尊大，哦，绝不是，因为这也是缺乏爱心。确实，有一种“去赦免”的方式是明显地吸引着人的注意力的增强而不是减少罪责。唯独爱有——这看来是那么促狭，但是让我们就这么说吧，唯独爱有足够的灵巧来借助于自己的赦免去把罪拿走。在我妨碍了赦免的时候（这就是说，在我不情愿去赦免或者因为能够赦免而妄自尊大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奇迹发生。但是在爱赦免的时候，信仰的奇迹就发生了（并且，每一个奇迹都是信仰的，那么，各种奇迹随着信仰而被取消了，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那被看见的东西因为被赦免而不被看见。

它是被勾销了，它被赦免和遗忘了，或者就像圣经上所说关于上帝所赦免的东西，它被隐藏进了他的脊背[30]。但是那被遗忘了的东西则当然不是人们所不知的，因为人们不知那人们不知道并且从不曾知道的东西，但人们曾知道那人们所遗忘了的东西。因此，在至高的意义上，“去遗忘”不是“去回忆”的对立面，而是“去希望”的对立面，因为“去希望”是思着地给出存在，而“去遗忘”则是思着地把存在从那是存在着的东西那里拿走，是去勾销。圣经教导说，“信”使自己去与那不可见的东西发生关系，但它还说，“信”是一种在那被希望的东西之中的持久[31]；在这之中有那被希望的东西，就像那不可见的东西，那不存在而反是由希望思着地给予存在的东西。“去遗忘”，在上帝相对于罪这样做的时候，是“去创造”的对立面；因为去创造是去从乌有之中生产，而去遗忘则是去拿回到乌有之中。在我的眼前隐蔽的东西，我从不曾见过；但是隐蔽在我背后的东西，则是我曾见过的。正是这样，有爱心的人赦免：他赦免，他遗忘，他勾销罪，他有爱心地转向他所赦免的人；但是，在他转身对着他的时候，他当然无法看见在他的背后有着什么。这“不可能看见一个人背后的东西”，这很容易理解，并且因此这一表述也是适当地由爱发明出来的；但相反，要去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借助于赦免把另一个人的罪责[32]置于自己的背后，这则也许是很艰难的事情。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把一种罪责[33]（甚至就算是谋杀也如此）算到别人的良心账上；但是借助于赦免把他的罪责置于自己的背后，这则很难做到。然而对于有爱心的人则不是如此，因为他遮掩许多的罪。

不要说，“既然赦免既不增大什么也不减少什么，那么不管罪是否被赦免，这许多的罪在事实上仍是同样地大”；宁可去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心地拒绝赦免，他是不是增大许多的罪？——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这一不和解成为又一项更多的罪”，因为这事情当然是如此，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一同被考虑在内的。然而，这却是我们现在所不想要强调的。但这是不是一个罪与赦免之间的秘密关系呢？在一项罪没有被赦免的时候，那么它就要求惩罚，它向人类或者上帝叫喊着惩罚；但是，在一项罪叫喊惩罚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完全不同，比起这同样的罪被赦免的情况，这时这罪远远更大。这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幻象吗？不，这真正确是如此。如果使用不太完美的比喻，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什么视觉上的幻象：那看上去是非常可怕的伤口，这同样的伤口到了下一瞬间，在医生清洗和处理之后，看上去就远不再是那么吓人了，尽管这还是同样的伤口。那么，那拒绝赦免的人，他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他在增大罪，他使得罪看起来更大。此外，赦免从罪这里拿走生机，而“去拒绝赦免”则把养料给予罪。因此，即使没有新的罪出现，然而如果这同样的罪继续，那么那许多的罪就被增大。如果一项罪继续，那么在事实上就有新的罪出现，因为，罪通过罪增长；这“罪继续存在”就是一项新的罪。你能够通过有爱心地赦免着拿走那旧的罪来阻止这一新的罪，正如那遮掩许多的罪的有爱心的人所做的[34]。

爱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阻止罪进入存在，将之扼杀在降生的时候。

尽管一个人相对于某种事业，一部自己想要完成的作品，准备好了一切，但他仍然必须等着一样东西，等着机缘。罪的情形也是如此；在它在一个人身上时，它等着机缘。

机缘可以是非常不同的。圣经说，出自诫命或者出自禁令的罪趁着机缘[35]。恰恰“有些事情是被要求的或者被禁止的”，这事实本身就成为机缘；并非似乎是机缘造就罪，因为机缘从不造就什么东西。机缘就像一个中介人，一个经纪人，只是在交易的时候能帮上忙，只是安排保证让那在另一种意义上已经是作为可能而存在的事情发生。诫命、禁令引诱着，恰恰因为它想要统治“那恶的”，而现在罪趁着机缘，它抓住这机缘，因为禁止是机缘。于是机缘就像是一种乌有，一种很迅速的某物，行走于罪和禁止之间，但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属于这两者，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却又仿佛是不存在，尽管那在事实上进入了存在的乌有，它再一次是没有机缘地进入了存在。

诫命、禁令是机缘。在一种更可悲的意义上，在其他人们身上的罪是机缘，这机缘在那与他们有所接触的人身上引发出罪。哦，这是多么寻常的事情：一句没有经过思考的，一句轻率地抛出的话就足以给予罪一种机缘！这是多么寻常的事情：一道轻浮的目光引发出了那许多的罪变得更大！更不用说，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种日常的环境之中，在这环境之中他只看见和听见罪和不虔诚，那么对于他身上的罪，这是多么丰富的机缘啊，在这“给予机缘”和“抓住机缘”之间有着怎样的交易啊！在一个人身上的罪被罪围绕的时候，它就像是如鱼得水。通过机缘的持续得到营养，它繁荣昌盛地成长（就是说，如果我们本来是想要谈论关于“相对于‘那恶的’而繁荣”的话）；它变得越来越恶性；它赢得越来越多形态（就是说，如果我们相对于“那恶的”能够谈论赢得形态的话，因为“那恶的”是谎言和欺骗，因此没有形态）；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固定自己的形象，尽管它的生命悬浮在深渊之上，就是说，没有固定的根基。

然而，所有是机缘的事情，只要“去行罪”的机缘被抓住，这些事情就有助于去增大那许多的罪。

但是，有着一种环境，它无条件地不提供也不是罪的机缘，它就是爱。在一个人身上的罪被爱围绕的时候，它就是鱼离开了水，它就像一座被包围的城，所有与自己一方人们的关联都被切断了，它就像一个喝酒成瘾的人被置于一个戒酒的环境之中，在他失去了气力的时候，徒劳地等着一个机缘去通过陶醉来刺激自己。固然有这个可能（因为，又有什么样的程度是一个堕落的人走上歧途进入腐败时所达不到的），罪能够抓住爱的机缘，能够对之愁苦、对之狂怒。然而罪却无法长久地忍受爱；因此这样的情景一般来说只会是在一开始，就像酗酒者在戒酒的医治尚未得到足够的时间发生作用的最初几天有着衰弱的力量来真正地暴怒。此外，如果有着一个这样的人，连爱都不得不放弃他（不，爱绝不会放弃他），但是他不断地抓住机缘行罪，不为爱所中止，即使如此，有着一个不可救药的人，这并不能推导出“被治好的人不是很多”的结论。于是，“爱遮掩许多的罪”仍然还是完全正确的。

权力机构不得不常常想出各种非常狡猾的手段来囚禁住一个罪犯[36]，医生常常使用十足的发明创造力来想出各种强制手法来强制一个精神病[37]，然而，相对于罪则没有什么环境是能够像爱那样地有着强制力，并且也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环境是能够像爱那样地有着拯救性质。这是不是极为常见的事情，那种在内在之中潜伏着的怒气，只是等待着机缘，这是不是极为常见的事情，这怒气窒息而死，因为爱不给任何机缘！这是不是极为常见的事情，那种在好奇心之情欲泛滥的恐惧中窥视着探寻一个机缘的邪恶欲望，因为爱根本不给予任何机缘并且带着爱心地守望着不让任何机缘被给出，这种邪恶欲望是不是常常就死在诞生之时！这是不是极为常见的事情，灵魂之中的这一怨恨，它是如此确定并且也如此有着准备，并且甚至是如此急切地要去找到新的、更新的机缘，去对世界、对人、对上帝、对一切表示出怨恨，它是不是常常被平息下来，因为爱根本不给予任何去怨恨的机缘！这是不是极为常见的事情，这一自欺而目中无人的意识，它自以为自己是受到了亏待和蔑视并且由此抓住机缘去变得更为自欺欺人，其实它只是想欲求新的机缘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它是不是常常由于爱而消失掉，因为爱是如此缓痛如此温柔消解地根本不为那病态的自欺提供任何机缘！这是不是极为常见的事情，那算计出来的事情，如果它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机缘去得到一个对此的借口，它就会重新归返到自身之中，是不是常常如此，因为爱根本就不给出任何找到借口的机缘——“那恶的”的借口！哦，多少罪行都被解除了武装，多少恶的意图被消灭了，多少绝望的决定被投入了遗忘，多少罪的想法在变成事实的路上被阻止住了，多少鲁莽的言辞尚被及时地抑制住，因为爱不给予机缘！

如果愤慨在一个人身上出现，那么他就有祸了[38]；那有爱心的，他通过拒绝机缘来遮掩许多的罪，他就有福了！

* * *

[1] [爱遮掩许多的罪] 指向《彼得前书》（4：7—8）：“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儆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以及《雅各书》（5：20）：“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2] [“那现世的”有着三个时态] 就是说：过去，现在和将来。

[3] 就是说：散布“恐惧”和“使人痛苦的不安”。

[4] [爱在审判的日子给予人坦然无惧的信心] 见《约翰一书》（4：17）：“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5] [爱救人于死亡] 来源不详。

[6] [上帝是爱] 参看《约翰前书》（4：7—8）和（4：16）。

[7] 上帝在想着他，有人在想着他。

[8] [吃从吃者出来] 参孙的谜语中的一部分。见《士师记》（14：14）：“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

[9] [对于那爱多的人，许多罪都被赦免] 见《路加福音》（7：47）：“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10] [那条发现了“紫色”的狗] 指向一则关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赫拉克勒斯的狗一次在海滩边上抓住一只骨螺，所以它的口鼻就有了红紫色。关于这意义重大的发现的叙述可以在尤里乌斯·勃鲁克斯（julius pollux）的百科全书中找到（onomasticon，i，45ff.）。

[11] [小小的鹅] 固定用语。指没有头脑的女孩。

[12] [小村庄美人] 漂亮天真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

[13] [有爱心的人的生命表达在使徒的指令之中：在恶之中作孩子] 指向《歌林多前书》（14：20），之中保罗写道：“弟兄们，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作婴孩。在心志上总要作大人。”

[14] [患黄疸病的人看一切都是黄色的] 如果一个人患黄疸病，就是说有着皮肤发黄的病态，人们会认为这是强烈的性情变动的结果，尤其是由于烦乱和妒忌。这里也许是在说，黄色是妒忌的颜色。

[15] [众所周知，东方人尊敬一个精神错乱的人] 指东方的一些信仰，尤其是印度的，人们认为精神错乱的人是神灵附身。

[16] [众所周知……被人称作是神圣的疯狂] 指向柏拉图的对话《斐德罗篇》244a—245b、256和265b，其中苏格拉底阐述“神圣的疯狂”及其各种形式：先知的热情、宗教迷狂、诗意灵感和爱欲疯狂。

[17] [想象一下在被置于公会前那一瞬间的基督] 指向《马太福音》（26：57—68）：“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梢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末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么。这些人作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僭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阿，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公会：或者大公会，大公会在耶稣的时代是罗马让犹太人自治的最高统治和审判机构，有71个成员，主席是在任的最高大祭司。

[18] [公共意见] 一个表述，尤其是通过法国革命而获得了政治意义，在19世纪40年代在丹麦成为一个很时髦的词，尤其是在自由反对派的自由宪法的追随者们那里，按照这种自由宪法的说法，国王应当受到公共意见的代表机构的约束。

[19] [“被离弃、被仇恨、背负十字架”] 摘自托马斯·京苟（th.kingo）的赞美诗。

[20] [那三个不受损伤地走在烈火的窑中的人] 指向《但以理书》3。尼布甲尼撒王命人把先知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绑起来穿着衣服扔进一个“烈火的窑”中，因为他们不侍奉尼布甲尼撒王的神。但他们安然无恙地从火中又走出来。

[21] [灵魂带着愁苦] 也许是指向《约伯记》（7：11）之中约伯说：“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

[22] 这里，按概念严谨的翻译，这个“罪过”应当被译作“辜”。

[23] 这里，按概念严谨的翻译，这个“责任”应当被译作“辜”。

[24] 这里，按概念严谨的翻译，这个“就变得有责任了”应当被译作“就变得有辜了”。

[25] [我们以主祷词作祈祷，愿上帝不带我们进入试探] 见《马太福音》（6：13）。

[26] [公正之侍者] 比如说，法官和警察。

[27] [人们联合起来（这当然是值得称赞的）来缓解贫困、来教养孤儿、来拯救堕落者] 指向克尔凯郭尔时代的各种慈善机构，慈善联合会。

[28] [信一直是使自己去与那无法被看见的东西发生关系] 指向《希伯来书》（11：1），也看《歌林多后书》（4：16—18）。

[29] 这个“信”是名词，“信仰，信心”。

而在后面的“把‘那不可见的’信成‘那可见的’”中的“信”则是动词，在句子结构中的作用类似于“把‘清辅音’读成‘浊辅音’”中的“读”。

[30] [就像圣经上所说关于上帝所赦免的东西，它被隐藏进了他的脊背] 指向《以赛亚书》（38：17）：“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31] [“信”使自己去与那不可见的东西发生关系，但它还说，信是一种在那被希望的东西之中的持久] 指向《希伯来书》（11：1）：“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32] “罪责”，亦即“辜”。

[33] “罪责”，亦即“辜”。

[34] 你能够通过“有爱心地原谅着地拿走那旧的罪”来阻止这一新的罪，正如“那‘遮掩许多的罪’的有爱心的人”所做的。

[35] [圣经说，出自诫命或者出自禁令的罪趁着机缘] 指向《罗马书》（7：7—11），之中保罗写道：“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么。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36] [权力机构不得不常常想出各种非常狡猾的手段来囚禁住一个罪犯] 在这里不能确定具体所指是什么样的手段。罪犯被关在监狱之中，常常是隔离的，比如说他们可以在脖子上被戴上枷锁，被锁上铁链，在额上烙印，一直到1840年。

[37] [医生常常使用十足的发明创造力来想出各种强制手法来强制一个精神病] 这里所指的强制手法具体是什么，无法确定。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政治方面就有关于精神病问题的讨论，就是说，要把精神病人安排在什么地方并且怎样治疗他们。丹麦在1916年有了一家真正的精神病院，也就是在比斯特若普皋的圣汉斯医院。这医院对病人的粗暴治疗（比如说以鞭子、耳光、水激、老虎凳等体罚手段，以及不给吃饭、不让喝水等）在1830年招致了皇家调查团的讨论。到后来，在哈拉德·赛尔梅尔医生的努力坚持之下才渐渐转向一种更为人性的治疗方式，更偏重于一类通过完全有规律日常节目，包括倾听型交谈和责备而达成的灵魂教养。

[38] [如果愤慨在一个人身上出现，那么他就有祸了] 指向《马太福音》（18：7）中耶稣对“跌倒”的警告：“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在圣经中，“愤慨/冒犯”被译作“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