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中国史上统称之为“西域”。两汉以来，这个地区的各族人民就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已经很紧密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这种大家庭内兄弟般友好联系，更在不断加强。曹魏时期，“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公元435年），北魏王朝“遣使者二十辈使西域”。太延二年，“遣使六辈使西域”。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又“遣使者四辈使西域”（《魏书·世祖纪》）。在太延元年的这次使节中有行人王恩生、许纲，又有散骑侍郎董琬、高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过九国，曾北行至乌孙、破落那（大宛）、者舌等国；等到董琬、高明东还，“乌孙、破落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魏朝派出使节）亦数十辈矣”（《魏书·西域传》序）。魏晋南北朝时西北各族人民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继续加强，给隋唐时代中原人民和西北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鄯善 鄯善，本来的名称叫楼兰，楼兰王的都城叫泥城（今新疆若羌卡克里克）。西汉时，鄯善有“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鄯善土“地沙卤少田，寄田（寄田于他国）仰谷旁国”。地“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它（即橐驼）”（《汉书·西域传》）。曹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鄯善王遣使朝魏，馈赠方物。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汉地求法僧法显行经其国，说“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佛〕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法显传》）。可见这时还是鄯善的全盛时代，所以这个地区才能供养得起四千多个僧侣。
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五年，鄯善王曾派遣使臣来北魏首都平城聘问。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北凉沮渠无讳纠合北凉的残余势力，自河西走廊退守高昌。其前锋攻陷了鄯善。鄯善王比龙被迫带领鄯善国人四千余家，西奔且末（今新疆且末）。不久，沮渠无讳继续向高昌进军，他退出鄯善时，立鄯善贵族真达为鄯善王。北魏派遣使节出使西域，真达命人剽劫魏使，“断塞行路”（《北史·西域传》）。北魏太武帝一方面为了打开西域通道，一方面准备消灭北凉沮渠氏在高昌的残余势力，乃在太平真君六年，命成周公万度归进军西域，袭取了鄯善，鄯善王真达出降。太平真君九年，北魏太武帝还任命交趾公韩（鲜卑姓出大汗）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守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魏书·西域·鄯善传》）。
过了几十年，高车的势力又向塔里木推进。它击溃了车师前部（交河城）以后，兵锋向鄯善推进。公元492—493年之间，南朝的使臣出使高车的时候，经过鄯善，见“鄯善为丁零（高车）所破，人民散尽”（《南齐书·芮芮传》），说明鄯善已被高车破坏得不像样子了。此后吐谷浑汗的势力也推进到塔里木盆地南缘，所以史书说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魏书·吐谷浑传》）。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灵太后派遣宋云等人到天竺取经。当他们经过鄯善时，这个古国已经成为吐谷浑汗国的一个屯戍了。“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主〕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洛阳伽蓝记》）。
鄯善人民流散，一半迁居且末。西魏文帝大统八年，有“鄯善王兄鄯朱那率众内附”（《北史·西魏文帝纪》）的记载，可见还有鄯善余部入居河西走廊。另外，“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遂又北奔伊吾，“胡人呼鄯善为纳职，〔以鄯伏陁〕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沙州图经·纳职县》条）。所以唐太宗贞观四年，于鄯伏陁所筑之城，置纳职县，即今新疆哈密西南的拉布楚克。由此看来，鄯善人民散居伊吾的大概也还不少[1]。
伊吾 伊吾，亦作伊吾卢，即今新疆的哈密（故城在今哈密西）。这一地区土地肥饶，“地宜五谷、桑、麻、蒲桃”，东汉王朝开始在此经营屯田。东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后汉书·西域传》）。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因为匈奴急攻，一度放弃伊吾屯田。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收复伊吾。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复罢都护。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又屯田伊吾，其后复废。顺帝时西域开通，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后汉书·西域传》），并在伊吾置伊吾司马一人，管理屯田事务。东汉一代，西域凡三绝三通，伊吾的屯田，也三罢三复。总之伊吾的三次屯田，标识了东汉三次开通西域的历程。
西晋王朝在今哈密设置伊吾县，隶敦煌郡。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分敦煌置晋昌郡，伊吾县改隶晋昌郡。前凉张骏时，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置沙州，伊吾县也隶属于沙州。西凉灭后，西凉后主李歆的妻兄唐契、契弟唐和携带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西凉遗民二千余家，受柔然役属。柔然汗以唐契为伊吾王，契为伊吾王历二十年之久。后来柔然又攻逼伊吾，唐契及其弟唐和拥众退往高昌，唐契与柔然部帅阿若作战阵亡。此后伊吾并入北魏的版图，成了北魏的一个县。北魏末年中原扰攘，西魏、北周的势力都达不到伊吾。直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伊吾城主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于伊吾置伊吾郡，伊吾重又归属中原王朝。
高昌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处我国西北部的高昌，是西域主要城邦之一。
高昌在汉代是车师前部王的故地。汉代开发边疆，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于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六十里之阿斯塔那南夷都护城废址）设置屯田，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都驻扎在这里，后来就有许多汉朝的屯田兵士留居在这一地区。一直到西晋末年，戊己校尉治高昌壁，没有改变。东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高昌壁置高昌郡，后凉吕氏、北凉沮渠氏均因而不改。北魏灭北凉（公元439年），北凉后主沮渠茂虔弟沮渠无讳率户万余家，自敦煌北奔高昌，统治高昌二十年之久。至公元460年，无讳弟沮渠安周时始为柔然汗国所并。
柔然汗消灭了高昌的北凉沮渠氏残余势力，因为高昌有万户以上的中原播迁来的汉族人民，统治困难，所以扶植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通过阚伯周来役属高昌。因为高昌地区是柔然、高车、哒三大势力争夺塔里木盆地控制权的必争之地，所以高昌王阚伯周再传至从子阚首归时，高车王国崛起，阚首归就为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阿伏至罗另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高昌遂又改受高车役属。不久，张孟明又为高昌国人所杀，高昌国人共立马儒为王。公元497年，马儒又为高昌国人所杀，金城榆中（今甘肃榆中西北）人麴嘉被国人拥立为高昌王。
麴嘉开创的高昌麴氏王朝（公元497—640年），政局是比较稳定的。这时焉耆王国（今新疆焉耆）“又为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北史·高昌传》）。高昌王国“由是始大”，麴嘉也“益为国人所服”（《通典·边防典·高昌》）。尽管高昌王国在西域城邦中文化较高，实力较强，但“其地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周书·高昌传》），户口不多，一直到唐代初年，也只有八千户、三万口，因此不得不先后受柔然、高车、突厥所役属。麴嘉初为高昌王，曾臣附于柔然；不久，柔然汗伏图为高车所杀，高昌被迫改附于高车；到了突厥兴起，高昌又不得不受突厥的役属。突厥贵族对高昌的奴役和掠夺是非常残酷的，高昌举国上下始终想摆脱这种被役属的地位，因此具有和先进的中原地区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联系的强烈愿望。
高昌在西域城邦中，原是和中原地区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个城邦。高昌麴氏王族是金城郡榆中县人，高昌人民也有很多是由内地迁移去的，所谓“彼之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北史·高昌传》）。所以高昌王的“坐室”，就画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隋书·高昌传》）。高昌王麴嘉在北魏孝明帝正光（公元520—524年）年间，曾向北魏王朝“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北史·高昌传》）为博士，到高昌去讲学，因此，汉地的“《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通典·边防典·高昌》）等书籍，在高昌也很流传。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故高昌王国的废址上，发现汉文的《毛诗》、《尚书》、《孝经》以及佛经等残纸，更证实了高昌和中原地区在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这些《诗》、《书》传到高昌以后，麴氏王朝曾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北史·高昌传》）。麴氏王朝还因袭汉、魏以来的传统习惯，把汉文作为通行的文字，故“文字亦同华夏”（《周书·高昌传》）。这从近年来在吐鲁番考古发掘获得高昌麴氏王朝时期的一百多块汉文墓志一事，也得到了确实的证明。当然，高昌有其本地区的民族文化，尽管高昌使用汉文，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其“兼用胡书”的一方面；况且高昌人在习读汉文诗书时，固然“言语与华略同”（《南史·高昌传》），他们在平时却“皆是胡语”（《北史·高昌传》）。高昌既有其地区文化特点，又是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地区。
高昌人的服装，“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北史·高昌传》）。男子“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裤。女子头发辫而不垂，着锦缬璎珞环钏”（《梁书·高昌传》）。近年来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以南高昌王国废址中，发掘出5—6世纪的墓多座。埋在一座当地民族墓中的妇人，穿着丝织右衽的上衣，下系裙襦；埋在一座汉人墓中的男子，颈上盘着发辫。这种籍贯不分内地与边区，丈夫从胡法，辫发施之于背，妇人裙襦的民族混合装束，正是两汉以来民族杂居的高昌地区各族文化融合的反映。高昌的“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北史·高昌传》）。他们崇拜“胡天神”，同时也信仰佛教，很多汉地的僧侣去高昌，收集五天竺的梵本佛经，或者就在高昌翻译起佛经来了。
高昌在西域诸城邦中，是物产富饶的地区，“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引水溉田”（《北史·高昌传》），农业较为发展。和农业密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也相当发达，除了由内地传入的养蚕业外，草棉很早就在高昌种植起来。据史书记载：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梁书·高昌传》）。当时中原地区还没有普遍种植棉花，因此高昌所产的棉布——白叠布，亦称布，运销中原地区或邻近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另外，从高昌“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银钱〕者输麻布”（《北史·高昌传》）一事看来，麻布的生产相当发达。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南的高昌遗址中，曾经发掘出来自内地的对频伽锦和来自中亚的对马纹锦，这也说明了高昌地区由于它位于中西交通线上的缘故，因此国际贸易非常发达。1959年春，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遗址还发现了公元4世纪的波斯银币十枚，证明了高昌和波斯通商频繁的事实。
高昌麴氏王朝实际是由高昌郡太守的府朝衍变而来的，因此政府的组织规模，介乎汉地的中央政府和郡守府朝之间。“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国；次有公二人，皆其王子也；一为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公，一为田地（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公；次有左右卫；次有八长史，曰吏部、祠部、库部、仓部、主客、礼部、民部、兵部等长史也；次有五将军，曰建武、威远、陵江、殿中、伏波等将军也；次有八司马，长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书郎、主簿、从事，阶位相次，分掌诸事。次有省事，专掌导引。”“官人虽有列位，并无曹府，唯每旦集于牙门，评议众事。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马、侍郎相监检校，名为城令。”（《周书·高昌传》）近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在吐鲁番境内掘得大量砖志，其中多是麴氏王朝时期的碑志，碑志上大量记载着这一时期文武职官名称，将军号除了《周书·高昌传》中所提到的五将军外，还有冠军、奋威、明威、广威、虎威、虎牙、宁朔、振武、建义等军号[2]，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从麴氏王朝的政府组织和职官名号看来，高昌受内地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麴氏王朝不断派遣使臣来南北朝聘问。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高昌王麴嘉曾派兄子左卫将军、田地太守麴孝亮至洛阳访问。后来还十余次派遣使臣来魏，并馈赠白、黑貂裘、名马、盐枕等礼物。西魏、北周时期，高昌王继续遣使来长安赠送方物。南朝梁武帝大同（公元535—545年）中，高昌王麴坚（麴嘉子）也派遣使臣到达建康，馈赠鸣盐枕、蒲桃、良马、氍（织毛褥为氍，即今地毯）等方物。盐枕大概就是鸣盐枕，《北史·高昌传》称：高昌“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指中原王朝）”，可见盐枕是一种比较名贵的方物。
焉耆 焉耆也是当时我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邦，都员渠城（今新疆焉耆），方二里。西汉时，有“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汉书·西域传》）。东汉时，有“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后汉书·西域传》）。东汉时代的焉耆，比西汉时代的焉耆，人口及军事力量都有了巨大增长。其地“气候寒，土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畜有驼、马、牛、羊。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俗尚蒲桃酒，兼爱音乐”。“兵有弓、刀、甲、矟。婚姻略同华夏。死亡者皆焚而后葬，其服制满七日则除之。”（《周书·焉耆传》）“其俗，丈夫剪发，妇人衣襦，着大裤。”（《晋书·焉耆传》）“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周书·焉耆传》）
焉耆方四百里，国内凡有九城。员渠城“南去海（今博斯腾湖）十余里，有鱼、盐、蒲、苇之饶”（《周书·焉耆传》）。“四面有大山，道险隘，百人守之，千人不过。”（《晋书·焉耆传》）焉耆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中间都是沙碛地带。
西晋武帝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焉耆王遣使来洛阳访问。太康（公元280—289年）中，焉耆王龙安又派遣王子来洛阳学习。到了龙安的儿子龙会为王，发兵袭灭龟兹王白山，遂据有龟兹，而遣其子龙熙归焉耆为焉耆王。龙会“有胆气筹略”，合并龟兹后，曾称霸西域，“葱岭以东，莫不率服”（《晋书·焉耆传》）。可是龙会“恃勇轻率，尝出宿于外”，终于“为龟兹国人罗云所杀”。焉耆贵族统治龟兹的局面，很快就结束了。
前凉张骏曾遣将张植屯兵铁门（今铁门关），进据尉犁（今新疆焉耆南）。焉耆王龙熙迎战失利，率领吏民四万人降附前凉。其后吕光进兵西域，龙熙又归附吕光。吕光自立为凉王，龙熙还派遣他的儿子以“入侍”名义来后凉都城姑臧学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三年（公元437年），焉耆王遣使朝魏。到了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因为焉耆“恃地多险”，多次剽劫北魏出使西域的使臣，北魏派大将成周公万度归率骑兵五千攻下焉耆都城员渠城，焉耆王鸠尸毕那被迫逃往龟兹。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车师前部的人民为高车所逼，在其部帅车伊洛率领下，逃入焉耆[3]。接着哒汗国的势力，又向塔里木盆地推进，“焉耆又为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麴〕嘉”（《北史·高昌传》）。高昌王麴嘉于是派遣其第二子为焉耆王。北周武帝保定四年（公元564年），焉耆王遣使至长安赠送名马。隋炀帝大业中，焉耆王龙突骑支派遣使臣入隋馈送方物。焉耆经过不断的战乱，这时“国少人贫，无纲纪法令”。“其国胜兵千余人而已”（《北史·焉耆传》），比起东汉时期焉耆的有胜兵二万人来，真可说削弱得不像样子了。
龟兹 龟兹（今新疆库车）是当时我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邦。西汉时，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汉书·西域传》）。龟兹王娶乌孙国乌孙公主女即汉外孙女为妻，因此曾数次到长安访问，汉王朝“赐以锦绣杂缯琦珍，凡〔值〕数千万”。龟兹王羡慕中原内地文化和汉地的木建筑艺术，回到龟兹后，也模仿汉地，“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西域传》）。
曹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龟兹王遣使来魏馈赠方物。西晋武帝太康中，龟兹王还派遣王子来洛阳访问学习。前凉张重华时，龟兹王又遣使访问姑臧，赠送方物。前秦主苻坚统一北方后，曾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进军西域，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帛纯逃亡。苻坚战败于淝水，吕光撤出龟兹。吕光撤退时立帛纯弟帛震为王，安抚龟兹。北魏时，龟兹国王不断遣使来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太平真君十年，孝文帝延兴五年（公元475年）、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太和二年、太和三年，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正光三年（公元522年），龟兹王先后派遣使臣至北魏都城平城和洛阳聘问，并馈送方物。北周保定元年（公元561年），又遣使臣来长安馈赠方物。龟兹同时也派遣使臣到南朝都城建康，加强和江南的经济文化联系。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龟兹王尼瑞摩珠那胜不顾山川阻隔，遣使致书梁朝，赠送方物。
龟兹在“白山（即天山山脉的哈尔克山）之南一百七十里”，“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戍水（即塔里木河）”（《北史·龟兹传》）。龟兹的都城叫延城，“城方五六里”（《周书·龟兹传》）。“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梁书·龟兹传》），“焕若神居”，“中有佛塔庙千所”。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男女皆剪发垂项”（《晋书·龟兹传》）。“婚姻、丧葬、风俗、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又出细毡、皮、氍毹、铙沙、盐绿、雌黄、胡粉及良马、封牛等。”（《周书·龟兹传》）“饶铜、铁、铅。”（《北史·龟兹传》）据郦道元《水经·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屈茨（即龟兹之异译）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煤），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可见在当时我国西北环绕着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城邦中，龟兹是冶铸工业很发达的地区。
龟兹王姓白，有时也译作帛。“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床。”“其刑法，杀人者死，劫贼则断其一臂并刖一足。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魏书·龟兹传》）隋时龟兹有胜兵数千，比起西汉时的胜兵二万余人来，国势大大地削弱下来了。
于阗 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也是当时我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邦。东汉时，有“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后汉书·于阗传》），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个强大城邦。“其地方亘千里，连山相次。”都城叫西山城，“城方八九里”（《北史·于阗传》），“有屋室市井”（《梁书·于阗传》），“人民殷盛”（《法显传》）。“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数十。”（《北史·于阗传》）“沙碛大半，壤土隘狭”，“气序和畅，飘风飞埃”（《大唐西域记》）。土“宜稻、麦、蒲桃”，“果菜蔬与中国（指中原地区）等”（《梁书·于阗传》）。“山多美玉。有好马、驼、骡。”（《北史·于阗传》）“国人善铸铜器。”（《梁书·于阗传》）因为于阗地区盛产桑麻，每到“蚕桑月”，“桑树连荫”，人“工纺绩绸”，纺织业很发达。所以当地人士“少服毛褐毡裘，多衣、绸、白叠”。也“出氍毹、细毡”（《大唐西域记》）。
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北史·于阗传》）。“其国中有十四大僧伽蓝（僧寺），不数小者。”（《法显传》）“僧徒五千余人，并多学习大乘法教。”（《大唐西域记》）“王所居室，加以朱画。王冠金帻，如今胡公帽，与妻并坐接客。国中妇人皆辫发，衣裘裤。”“相见则跪，其跪则一膝至地。书则以木为笔札，以玉为印。”（《梁书·于阗传》）“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其刑法，杀人者死，余罪各随轻重惩罚之。”“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一名计式水（今玉龙喀什河）”。“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今喀拉喀什河），与树枝水合，俱北流。”（《北史·于阗传》）
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三年，于阗王山习遣使来魏馈赠名马及方物。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吐谷浑汗慕利延为了躲避北魏的兵锋，将吐谷浑的主力撤向塔里木盆地南缘，“遂入于阗，杀其王，死者数万人”（《魏书·吐谷浑传》）。这一次战事，据《大唐西域记》记载：于阗“王城东三百余里大荒泽中，数十顷地，绝无蘖草，其土赤黑。闻诸耆旧曰：‘败军之地也。’昔者东国军师百万西伐，此时瞿萨旦那王（即于阗王）亦整齐戎马数十万众，东御强敌。至于此地，两军相遇，因即合战，西兵失利，乘胜残杀，虏其王，杀其将，诛戮士卒，无复孑遗。流血染地，其迹斯在。”可见战事的惨烈。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四年（公元470年），柔然又大举进攻于阗，于阗王派遣使臣向北魏求救，表文说：“西方诸国，今皆已属蠕蠕（即柔然）。奴世奉大国，至今无异。今蠕蠕军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献，遥望救援。”北魏王朝为了这事，召集公卿开了一次御前会议，结果认为“于阗去京师（魏都平城）几万里……虽欲遣师，势无所及。”所以北魏并没有发兵去援救，柔然的军队也不久从于阗退走。于阗自此迫切要求加强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公元457年），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皇兴元年、三年，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正始四年（公元507年）、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延昌元年（公元512年）、二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于阗王先后派遣使臣，来北魏的都城平城、洛阳和北周的都城长安访问，并馈送方物。于阗对南朝的梁，也派遣使节，进行访问。在梁武帝的天监九年（公元510年），于阗王遣使至建康赠送方物。天监十三年和天监十八年，于阗王又一再遣使来梁赠送琉璃罂和波罗婆（即棉布）步障等珍贵礼品。大同七年（公元541年），又来赠送玉佛。由于梁武帝信仰佛教，而于阗又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彼此间的联系才会这样频繁和密切。
渴盘陁 渴盘陁，《洛阳伽蓝记》作汉盘陀，《魏书》作诃盘陁、渴槃陁，《大唐西域记》作朅槃陀，在帕米尔高原四山中，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梁书·渴盘陁传》说它“西邻滑国（哒），南接罽宾国，北连沙勒（即疏勒）国。所治在山谷中。城周回十余里，国有十二城。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古贝布（草棉布），着长身小袖袍，小口裤。地宜小麦，资以为粮。多牛、马、骆驼、羊等。出好毡、金、玉”。
渴盘陁虽然是当时我国西北部的一个小小城邦，由于它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通向五天竺的孔道，因此从中原去五天竺取经的僧侣，一般要经过渴盘陁，然后到达罽宾，进入五天竺，所以它很是出名。我国东晋时著名求法僧法显和北魏的取经人宋云等人，都到过这个城邦。渴盘陁也不断派遣使节，访问南北朝的京都平城、洛阳、建康等地。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渴盘陁遣使来北魏的平城，馈赠汗血马；太延五年，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和平三年（公元462年），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正始四年（公元507年）、延昌元年（公元512年）、延昌二年，渴盘陁凡八次遣使向北魏王朝馈赠方物，从而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渴盘陁还在南朝梁武帝的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遣使到达建康，馈赠方物。
疏勒 疏勒（今新疆喀什市），是当时我国西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邦。在东汉时代，疏勒很强盛，居民有二万一千户，胜兵三万余人。到了南北朝时期，疏勒先后遭受哒、突厥的役属，国力渐衰，胜兵只有二千人了。疏勒的“都城方五里。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土多稻、粟、麻、麦、铜、铁、锡、雌黄”。
曹魏时期，疏勒每年派遣使臣到洛阳赠送方物。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太延五年、太平真君十年（公元449年），文成帝兴安二年、太安元年（公元455年）、和平三年，宣武帝景明三年、正始四年、延昌元年，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凡十一次遣使聘魏，并馈赠方物。神龟元年一年中，两次来使。在北魏文成帝末年，疏勒王遣使送来佛袈裟一件，据说把袈裟“置于猛火之上”，可以“经日不然（燃）”。这件袈裟大概是由石棉制成的。北朝末年，突厥势力崛起，疏勒受着突厥的役属。疏勒生产的粮食和铜、铁、锡等物资，“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北史·疏勒传》）。因此它更迫切地要求加强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来摆脱被突厥、哒所役属的艰难境地。
乌孙与悦般 乌孙原来和大月氏都居住在我国河西走廊的祁连、敦煌间，约在公元前139年左右，由于受到匈奴的压迫，开始和大月氏先后向西迁徙，大月氏迁徙更远，乌孙迁移到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不田作种树（种植），随畜逐水草。”“国多马。”乌孙王称大昆弥，“都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什提克）”。在西汉时，乌孙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汉书·西域传》）。汉武帝曾两次把公主嫁给乌孙大昆弥。
到了南北朝时期，乌孙国都虽仍在赤谷城，但“其国数为蠕蠕（柔然）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魏书·乌孙传》），已经远不如西汉时期那样强盛了。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北魏派遣使者董琬等到达乌孙，代表魏帝赠送锦帛等礼品。乌孙王“得魏赐，拜受甚悦。谓琬等曰：‘传闻破落那（大宛）、者舌（康国）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慕仰之诚。’琬于是自向破落那，遣〔高〕明使者舌，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落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北史·西域传》序）
到了西突厥强盛时期，乌孙的境界就更加蹙小。不过到了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还有乌孙遣使来辽馈赠方物的记载。大概这时乌孙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部落而已。
悦般，在乌孙的西北，即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一部分匈奴人依附东流，是为南匈奴；一部分匈奴人离开今蒙古草原向西迁移，是为北匈奴。公元1世纪末，“北单于度金微山（阿尔泰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形成了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余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此胡指柔然和丁零）。俗剪发齐眉，以醍醐（奶油）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魏书·悦般传》）。
悦般原来和柔然结好。后来双方关系恶化，“数相征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悦般王曾两次遣使至北魏京都平城，馈赠方物，与北魏修好；并且提出，如果北魏出兵袭击柔然，悦般也一定“东西齐契”，进行夹攻。从此以后，悦般还不断派遣使节来魏，主动地加强了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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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之《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一文。
[2] 参考黄文弼氏《高昌专集》及《高昌官制表》一文。
[3] 《魏书·车伊洛传》：“车伊洛，焉耆胡也。世为东境部落帅。……延和（公元432—434年）中，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车师前部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雅尔）……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虏获男女二百人。驼千头，马千匹。先是伊洛征焉耆，留其子歇守城，而〔沮渠〕安周乘虚引蠕蠕三道攻歇……歇走奔伊洛。伊洛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伊洛朝京师……拜上将军王如故。”按《北史·高昌传》谓“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又为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实即指前部帅车伊洛入焉耆一事。惜《魏书》、《北史》皆未详载高车、哒如何陵轹车师前部诸事，以致当时详细情形，已无法考知。请参看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一书中的《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