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的分裂 人民起义的火焰，漫天遍野[1]，统治阶级——鲜卑贵族和汉世家大族的反人民统治，在人民力量的沉重打击下，到处裂出缺口。塞上北秀容川（今山西西北部流经神池、五寨、保德之朱家川）的契胡族酋长尔朱荣，“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魏书·尔朱荣传》）。荣拥有部落八千余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资治通鉴》梁武帝普通五年）。他趁魏末衰乱的时机，“招合骁勇”，纠集武装力量。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元诩为母胡太后所毒死，无子，胡太后择孝明帝堂侄、三岁小儿元钊为帝。其年四月，尔朱荣以此为借口率兵南下，拥立元子攸（孝庄帝，献文帝子彭城王勰第三子）为帝。荣兵渡河，胡太后落发出家。尔朱荣把胡太后及元钊投在黄河沉死，又在陶渚（在今河南孟津）杀百官王公卿士二千余人，把洛阳的鲜卑贵族和出仕北魏王朝的汉世族大地主消灭殆尽。
尔朱荣擅政后，以其塞上劲悍善战的契胡族骑兵，疯狂地进攻各地的起义军，东方消灭了葛荣、邢杲，西方消灭了万俟奴、宿勤明达，造成军事上的一度统一。各地人民起义刚镇压下去，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又大大地尖锐起来。永安三年（公元530年）九月，尔朱荣自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荣以晋阳为军事根据地，自己镇守，遥执朝政）入朝洛阳，魏孝庄帝元子攸乘荣入宫朝见之际，伏兵杀荣。荣从子尔朱兆等起兵为荣复仇，攻陷洛阳，杀魏孝庄帝，改立元恭（孝文帝弟广陵王元羽之子，史谓节闵帝）为帝。
这时，尔朱兆奄有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州治西河郡兹氏城，今山西汾阳），尔朱天光专制关中，尔朱仲远（荣从弟）擅命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他们“分裂天下，各据一方”（《魏书·尔朱天光传》）。此外，尔朱彦伯、尔朱世隆（仲远兄弟）兄弟在朝秉政。史称尔朱氏“割剥四海，极其暴虐”（《魏书·尔朱彦伯传弟世隆附传》）；其中尔朱仲远尤其贪暴，“大宗富族，诬之以反，没其家口，簿籍财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胜数”（《魏书·尔朱彦伯传弟仲远附传》），山东一带的人民，比他做“豺狼”。那时六镇兵民自河北起义失败之后，被迫迁徙到今山西一带，人数尚有二十余万，深受尔朱氏凌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苦。时值山西连年霜旱，移到山西的六镇兵民，个个饿得“面无谷色”，至“掘田鼠而食之”（《资治通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曾举行过大小二十六次的武装反抗。这部分六镇兵户，除了武川一部分兵户，以前已由贺拔岳率领随尔朱天光西征，往后成为宇文泰的主要军事力量以外，留在并州的一二十万人，还时时继续举行武装反抗。尔朱兆同晋州刺史高欢商量对策，高欢认为“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素腹心者私使统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帅，则所罪者寡”（《北齐书·神武帝纪》）。尔朱兆接受了他的意见，就叫高欢统领这三州（恒、燕、云）六镇兵民。高欢将他们加以部勒，组成军队。接着高欢又请求尔朱兆，让他们去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就食，“待温饱而处分之”。尔朱兆也就答应了。尔朱兆的长史慕容绍宗规劝尔朱兆不要把三州六镇兵民交给高欢去指挥，他说：“方今四方纷扰，人怀异望。高公（高欢）雄才盖世，复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龙以云雨，将不可制矣。”（《资治通鉴》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尔朱兆不听慕容绍宗的劝告，就让高欢带了三州六镇兵民去山东就食。高欢掌握了三州六镇兵民，就依靠这一支力量，倒戈消灭尔朱氏。
高欢，鲜卑名贺六浑，自称是渤海蓨人（今河北景县东），因祖父犯法发配到六镇中的怀朔镇充兵户，“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北齐书·神武帝纪》）。据史籍载侯景骂高澄（高欢长子）为“鲜卑小儿”（《北齐书·神武帝纪》）；北齐文宣帝高洋（高欢第二子）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弼对以“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高洋以为这话是讥讽自己的（见《北齐书·杜弼传》）；又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9云：“高洋武川镇虏”（武川当作怀朔）；《隋书·五行志》云：“齐氏出自阴山，胡服者，将反初服也”，这些记载可证实高氏为鲜卑族人。但其祖父犯法发配到六镇，可能是事实，因此高欢生于六镇兵户之家。而自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六镇军事上的地位逐渐下降，即使高门子弟，也“役同厮养”，何况高欢祖先是犯法配户，他们的生活，当更为惨苦。欢娶匹娄氏（鲜卑族人）为妻，匹娄氏家富于财，高欢结婚后才得到一匹马，镇将就提拔他任“队主”，改任“函使”。“函使”是负责把怀朔镇的公文送往洛阳的小军官，他任“函使”达六年之久，常至洛阳，对当时洛阳的腐败政治，知道得比较清楚。六镇起义后，他也和六镇其他的下级军官一样，参加过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的起义队伍。不久他就背叛了葛荣，投奔到北秀容川契胡族酋长尔朱荣那里去，尔朱荣以高欢为亲信都督（卫队长）。尔朱荣举兵入洛阳把持北魏政权后，出兵镇压河北起义军，利用高欢过去在河北起义军中的关系，就派他去进行分化工作。高欢就把起义军中七个称王的将领和一万多军队拉到政府那儿来，又和元天穆一起率兵去镇压山东以邢杲为首的起义军，击破了邢杲的起义队伍，以功累迁第三镇民酋长（鲜卑族人才授此官）、晋州（治白马城，今山西临汾）刺史，成为尔朱荣部下的得力将领。
尔朱荣为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所杀，尔朱兆起兵赴洛，高欢借故留在晋州，曾引起尔朱兆的不满。其后河西牧子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南下，欲袭取晋阳，兵势甚盛，高欢和尔朱兆联兵击破步藩，两人重又和好。河北大起义失败后，三州六镇兵民流亡到并州一带的有一二十万人，尔朱兆就命高欢去统率他们。因并州一带连年霜旱，粮食发生困难，三州六镇兵民“皆面无谷色”。高欢得到尔朱兆允许，带领他们去山东“就食”。高欢掌握了这十多万三州六镇兵民，他就有了当时最雄厚的政治资本。
公元531年，高欢到达太行山以东的今河北地区。那时河北的情况复杂。河北的第一重镇相州（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掌握在尔朱氏的亲信契胡族的冀州刺史刘诞手里，殷州（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掌握在尔朱氏族人殷州刺史尔朱羽生手里。幽州（治蓟，今北京市西南）刺史刘灵助已举兵反对尔朱氏，并自称燕王；尔朱氏特地任命其亲信侯渊为定州（治卢奴，今河北定州）刺史，来对付刘灵助。只有控制了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州）的赵、魏大族封隆之、高乾、高昂兄弟，是倾向高欢的。高欢一到滏口（在今河北磁县西北石鼓山），高乾就和封隆之的儿子封子绘亲去滏口联系，欢迎他带领三州六镇兵民去信都。赵郡李氏的代表人物李元忠也赶到滏口，表示殷州的局面，他可以控制。这样，高欢就进驻信都。北魏的洛阳政权为了安抚高欢，封他为渤海王，并任命他为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
高欢准备和尔朱氏决裂，假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又假造并州征兵的兵符，装作要送部众万人去并州应征的样子，使得三州六镇兵民怨恨尔朱氏而拥戴自己。高欢然后对他们说：“尔乡里难制，……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大家都异口同声答应：“死生唯命。”（《北齐书·神武纪》）这样，高欢通过各种权诈的手段，把三州六镇兵民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反对尔朱氏的主要武装力量。这是公元531年六月间的事情。
这时高欢还不敢公开反对尔朱氏。不久赵郡大族李元忠起兵攻打殷州，高欢派高乾领兵以救援为名袭杀了殷州刺史尔朱羽生，高欢就表示了与尔朱氏决裂的决心。于是他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同时上表洛阳的北魏朝廷，控诉尔朱氏的罪恶。随后由于其亲信孙腾再三劝说，拥立元魏宗室疏属元朗为魏帝，欢自称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
这年十月，尔朱兆亲率步骑二万，自晋阳出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西）直扑殷州，李元忠逃奔信都。尔朱兆进驻广阿，众号十万。尔朱仲远等和尔朱兆配合，也自徐、兖方向向河北推进，屯军阳平（今山东莘县）。高欢利用尔朱氏内部矛盾，离间尔朱兆和尔朱仲远等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仲远等不战而还。高欢遂与尔朱兆在广阿合战，俘获尔朱兆方面的甲士五千多人。次年正月，高欢又攻下邺城，生擒相州刺史刘诞。
高欢在河北的节节胜利，迫使骨肉间互相猜疑的尔朱家族暂时地团结起来了。经过在洛阳掌握北魏朝廷大权的尔朱世隆的策划，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仲远等凑集了二十万大军，会于邺城。这时高欢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满三万，虽然众寡不敌，但三州六镇鲜卑深恨契胡贵族，因此士气非常旺盛，“将士皆有死志”。高昂所带的汉兵三千余人，也都“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北齐书·高乾传弟昂附传》）。公元532年三月，两军在邺城西南的韩陵山（今河南安阳市东北十七里）合战，尔朱兆大败，逃还晋阳，尔朱仲远逃还滑台，尔朱天光逃往洛阳。洛阳的政局接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尔朱氏的亲信、大都督斛斯椿从前线败回后，率部背叛尔朱氏，杀尔朱世隆、尔朱彦伯及其同党，并将尔朱天光等执送与高欢。尔朱仲远在徐、兖一带也立不了足，仓忙投奔南朝。关中尔朱氏的残余势力尔朱显寿（天光弟）镇守长安，也被倒向高欢的尔朱天光部将贺拔岳、侯莫陈悦所擒。四月，高欢入洛阳，废杀元恭（因为他是尔朱氏所拥立的）及元朗（因为他是元魏宗室疏属），另立孝文帝孙子、广平王元怀之子平阳王元修为魏帝（北魏孝武帝），欢自为大丞相。北魏的政权，实际掌握在高欢手里。
高欢不让尔朱兆有喘息的机会，在公元532年的七月，调动了大军十多万，攻下了晋阳。尔朱兆退往北秀容（今山西神池、五寨一带），至次年正月，兵败自杀。尔朱氏的势力，到这时候彻底垮台了。晋阳东阻太行山、常山，西有吕梁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地形四塞，形势险要。高欢取得并州后，就在晋阳修建大丞相府，后来还修建晋阳宫，把晋阳建设成为高欢霸业的政治、军事中心。他还把三州六镇兵民从河北迁回来，让他们居住在晋阳周围。侨置恒州于肆州之秀容郡城（今山西原平西南），侨置燕州于并州故寿阳城（今山西寿阳）西二十五里（今名烟竹村），侨置云州于并州受阳县（今山西文水东）北三十里。又把六镇改置为朔、显、蔚三州，侨置朔州于并州界内，侨置显州于汾州之六壁城（今山西孝义西南十五里），侨置蔚州于并州邬县界（今山西平遥西北二十五里）。从此三州六镇鲜卑，就改称六州鲜卑了。六州鲜卑因为构成为高欢的主要军事力量，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们家属的经济生活也有了一定的保障。
六州鲜卑侵暴汉族人民，高欢在起兵时，就和六镇鲜卑约定，“不得欺汉儿”。后来他每号令军士，“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三年）高欢为了巩固他的政治权力，就利用缓和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来实现他的统一事业，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高欢消灭尔朱氏后，自己居于晋阳，遥控洛阳政权。魏帝元修不甘心于充当傀儡，高欢和元修之间的矛盾不久就尖锐起来了。元修杀高欢亲信高乾，乾弟高昂、高慎都投奔到高欢那里避难。这样，洛阳和晋阳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元修想利用拥兵关陇的尔朱氏旧部贺拔岳为势援，任用岳兄贺拔胜为荆州（治穰城，今河南邓州）刺史；贺拔岳被依附高欢的侯莫陈悦所杀，元修又扶植宇文泰的势力，来对抗高欢。公元534年五月，元修下诏发河南诸州兵，声言欲亲率大军伐梁，实际上是企图袭击晋阳。高欢已经知道洛阳政局底细，他先发制人，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分道南下，说是要去讨伐梁和关中、荆州等地方势力。高欢的军队一渡过黄河，元修就知道大势已去，这年七月，他放弃洛阳，率轻骑入关，投奔宇文泰。荆州刺史贺拔胜兵败投奔梁朝。
高欢进入洛阳。十月，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元善见（孝文帝子清河王元怿孙）为帝（东魏孝静帝），统治权当然完全掌握在高欢手里。高欢嫌洛阳逼近前方，决定迁都邺城，命令下达的第三天，官民四十万户就狼狈上路。高欢自己留在洛阳，处分后事，事毕回晋阳。迁都邺城后的魏朝，史称东魏。
元修到长安后，宇文泰也想把他当作傀儡皇帝，元修当然不会甘心，主相之间的矛盾又尖锐化了。就在公元534年的冬末，宇文泰在酒中下了毒药，把元修毒死。宇文泰拥立元宝炬（孝文帝子京兆王元愉子）为帝，是为西魏文帝。
东魏和西魏的战争 东、西魏分裂后，这两个割据的王朝，都企图吞并对方，不断发生战争。
公元536年（西魏大统二年、东魏天平三年），关中地区是个大荒年，人“死者什七八”（《北史·西魏文帝纪》）。高欢利用了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就想消灭西魏。高欢兵分三路，自己率领主力驻屯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造三座浮桥，准备渡过黄河。大都督窦泰率领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高昂自上洛（今陕西商州）包抄蓝田（今陕西蓝田）。宇文泰利用窦泰“屡胜而骄”的弱点，假装要退保陇右，实际却选拔精锐，从长安潜出潼关左边的小关（即禁谷），出窦泰不意进行袭击，全歼东魏军，窦泰自杀。高欢得到消息，赶忙拆掉浮桥，撤退军队；高昂也从上洛一线撤回了。这个战役，北朝历史上称为小关之战。
北魏帝系表 北魏十二主，一百四十八年；西魏三主，二十四年；东魏一主，十六年。
公元537年八月，宇文泰率万余人出潼关，攻下恒农（今河南三门峡市）。当时关中粮荒严重，东魏在恒农城贮有大量积粟，宇文泰和他的一万多军队，在恒农“就谷”，住了五十多天之久。
高欢出兵西征，派高昂将兵三万进围恒农，宇文泰已引兵入关。高欢亲率十万东魏军自蒲津渡过黄河，又渡过洛水，屯军许原（在洛水之南）。宇文泰率轻骑自渭水南岸渡河至渭水北岸的沙苑（今陕西大荔南），距离东魏的军队有六十里路。西魏大将李弼向宇文泰建议：“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宇文泰接受了李弼的建议，再向东推进十里，“军于渭曲，背水东西为阵”（《周书·文帝纪》）。李弼率领左拒（拒是方阵），赵贵率领右拒，都“偃戈”埋伏在芦苇中。十月二日下午申时，东魏兵进至渭曲，西魏将士奋起。东魏主力同西魏的左拒接战，李弼率领右拒骑兵横击东魏主力，把东魏军横截为二，东魏大败，高欢跨了橐驼逃往黄河西岸，抢得船只渡河。这一次，东魏“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宇文泰“选留甲士二万人，余悉纵归”（《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三年）。这个战役，历史上称为沙苑之战。
沙苑之战前，宇文泰部将宇文深对宇文泰说：“高欢之抚河北，甚得众心，虽乏智谋，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师度河，非众所欲。唯欢耻失窦氏（窦泰），愎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以擒也。”（《周书·宇文测传弟深附传》）这个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孙子·谋攻篇》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这段话提出了指导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战争指导者不可凭感情用事，轻率决定战争行动。西汉宣帝时丞相魏相也说过：“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汉书·魏相传》）高欢这次惨败，正是因为犯了“忿兵”的错误。他愤激于窦泰一军的覆没，贸然动用以六镇鲜卑为主力的十万大军，去攻打另一支以六镇鲜卑为主力的军队，结果“悬师度河，非众所欲”，上下不能齐心协力，自然会招致失败。此外，高欢还由于骄傲轻敌的缘故，十万之众竟被宇文泰不满一万的军队打得大败。
沙苑之捷后，西魏乘胜攻下了河东的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公元538年（西魏大统四年、东魏元象元年），东魏大将侯景进攻西魏占领的金墉城，“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十二三”（《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四年）。西魏主元宝炬和丞相宇文泰本来要到洛阳去祭扫园陵（孝文帝以下几代皇帝的坟墓都在洛阳附近），听说侯景围攻金墉城甚急，宇文泰亲提大军赶往救援。前军至谷城（今河南新安东），击杀了东魏前锋莫多娄贷文。侯景布置阵势，北据河桥（在今河南孟州西南），南依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市北），宇文泰亲率轻骑搏战，马中流矢逃逸，宇文泰落马，几乎被俘。西魏大军赶到，奋勇反击，东魏军大败，甲士被俘的有一万五千人，士兵落水而死的将近万人。东魏大将高昂也被西魏追兵所杀。这个战役，称为河桥之战。
高欢在河桥之战后亲率精骑七千，自晋阳赶到洛阳前线，西魏金墉守将弃城逃走，东魏收复了洛阳城。高欢军队一撤退，洛阳又被西魏所袭取。但这时的洛阳城经过战火兵燹，已经破坏得不像样子了。
公元543年（西魏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二月，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据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氾水镇）降西魏，宇文泰率大军亲至洛阳前线应接高慎，并遣大将于谨围攻河桥南城。高欢也于三月间亲提大军十万赶到黄河北岸。宇文泰“纵火船于上流以烧河桥”（河桥是用船连起来的浮桥），东魏人“以小艇百余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九年）。高欢的大军遂得从河桥渡河，据邙山为阵。宇文泰向邙山推进，两军合战，东魏军大胜，俘斩西魏督将以下三万余人。第二天，两军再度合战，西魏中军、右军联合击败东魏；但西魏左军失利，宇文泰只得引兵入关。这个战役，称为邙山之战。
公元546年（西魏大统十二年、东魏武定四年）十月，高欢亲率大军十余万人，围攻西魏据守的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想拔除西魏安在汾水下流的这个钉子。西魏守军坚决抵抗，东魏军苦攻玉壁五十多天，士兵战死、病死的有七万人之多，最后高欢也病倒了，只好解围而去。这就是玉壁之战。
高欢回到晋阳不久，病死，长子高澄以大将军、渤海王名义，执掌东魏大权。当时东魏的河南道大行台、司徒侯景“将兵十万，专制河南”，已有十三四个年头，他素来看不起高澄，尝对人说：“高王（高欢封渤海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指高澄）共事。”（《资治通鉴》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高欢一死，侯景叛降西魏；同时又派人和南朝联系，表示愿意投梁。东魏派兵进攻侯景，西魏也趁机占领了侯景的东荆州（治比阳，今河南泌阳西）、北荆州（治伊阳，今河南嵩县）、广州（治鲁阳，今河南鲁山）、颍州（治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一共四州之地，并要求侯景入朝长安。侯景曾在河南和西魏血战十多年，他知道宇文泰不会容忍他，于是就决意附梁。
到了公元549年（西魏大统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东魏派遣大将高岳、慕容绍宗率领步骑十万，进攻西魏占领的长社。西魏守军只有八千人，却奋勇抗击了一年之久，东魏大将慕容绍宗、刘丰生都战死于城下。东魏大将军高澄率领十万援军亲临前线，方才攻下长社城，生擒西魏大将王思政。西魏守军生存者仅三千人。
长社被东魏攻下后，东、西魏的战争暂时停止了。这时侯景乱梁，南朝力量削弱，取代东魏的北齐和西魏都掉转兵锋，向南朝攻城略地去了。
北齐王朝的建立 公元549年八月，东魏大将军高澄在邺城为“膳奴”兰京刺杀，其弟高洋继掌朝政。次年正月，东魏主元善见任命高洋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封为齐郡王，随后晋爵为齐王。同年五月，高洋废掉东魏主，称齐皇帝（是为北齐文宣帝），建立北齐政权。
在高洋称帝之初，西魏曾出兵讨伐北齐。宇文泰亲率诸军自弘农（今河南三门峡市）渡河，推进至黄河北岸的建州（西魏建州治车厢城，在今山西绛县东南十里）。高洋特地在晋阳城东集合六州鲜卑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演习，“军容严盛”。宇文泰听说后，说：“高欢不死矣。”（《北齐书·文宣帝纪》）就取道蒲坂退回关中了。直到宇文泰病死，子宇文觉代西魏称帝，北周政权刚建立的时候，北周害怕北齐对它进行突然袭击，史称：“文宣（高洋）时，周人常惧齐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可见当时北齐的实力超过北周。到了北齐武成“帝即位，朝政渐紊”，国力也随着政治的腐败而削弱，反而“齐人椎冰，惧周兵之逼”（《北史·斛律金传子光附传》）了。
高洋还在天保三年（公元552年），袭击库莫奚，获杂畜十余万头；天保四年，出卢龙塞掩袭契丹，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百万头；天保五年，北破柔然残部，获生口三万余人，牛羊数十万头。高洋又西破山胡（步落稽）；南边拓地淮南，尽长江而止。高洋在位时期，是北齐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当时，“王四渎之三，统九州之五”，拥有户三百万、口二千万的北齐，占有今黄河流域下游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及苏北、皖北等广大平原地区。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原最富庶的产粮地区，所有各州沿河的渡口，都有官仓贮积粮米。淮南石鳖等屯，每年征收到粮米数十万石，保证了淮南军粮的供应。在幽州督亢陂及长城左右营屯，每年政府可以征收到稻粟数十万石，附近地区的粮食恐慌，也初步得到了解决。此外如盐铁事业，自东魏迁邺之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于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魏书·食货志》）。
在青瓷制造方面，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几件北朝青瓷莲花壶，壶的形制和堆积花纹的方法，与南方出土的青瓷器不同。经过化学分析，瓷胎中含三氧化二铝和氧化钛都较高，和南方的青瓷胎含氧化硅较高，氧化钛极微的情况也不同。此外河间邢氏墓群中出土了青瓷器一百多件，都很精美。尤其应该特别提到的是白瓷器。白瓷器的烧造历史比青瓷器短，早期白瓷出于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中。该墓共出土陶瓷器十三件，其中白釉者十件，胎质细腻；另有带绿彩者三件。从胎质淘练细洁，釉质较润并带绿彩推断，这批瓷器不似最初阶段产物，可能它的烧造历史要比武平时期为早[2]。自北魏以来，“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为工”（《魏书·食货志》）。至齐，綦毋怀文又造宿铁刀，“斩甲过三十札”，到了唐代“襄国冶家尚传其法”，可见北齐统治地区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所以北齐是当时中国境内鼎立的三国中最富庶的一个。
均田制在北齐地区的推行及其破坏 东魏、北齐统治地区，是中原地区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因此，均田制也特别容易破坏。史称：“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孝静帝武定二年，公元544年〕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侨居者皆勒还本属”（《资治通鉴》梁武帝大同十年）。通过这次括户，政府租调收入一定增加不少。
括户以外，北齐对三长免役特权，也作了些补充规定。北魏孝文帝在立三长制的时候，曾规定邻长复（免力役与户调）一夫，里长复二夫，党长复三夫。一党即一百二十五家之内，总共有三十八夫可以免役（党长一，复三夫；里长五，复十夫；邻长二十五人，复其身，即复二十五夫）。因为免役的人较多，兵源、税源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政府有所不利，故当北魏末年六镇起义之际，已有人说“顷来差兵，不尽强壮”，以“今之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而“求权发为兵”（《北史·常爽传孙景附传》）；常景在河北，且曾发“范阳三长之兵”，来堵截起义军。到了东魏时，宗室元孝友也认为过去“百家为党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邻，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人，征发皆免”，这样，“羊少狼多”，“苦乐不均”（《北齐书·元孝友传》）。所以他主张裁掉邻长，在二十五家一闾之下，设立比长二人。那么一百家之内，只需要八个比长，可以减少十二个受复的丁夫，“计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赀绢，略计见管之户，应三万余族，一岁出赀绢二十四万区，十五丁为番兵（应力役之兵丁），计得一万六千兵”（《北齐书·元孝友传》）。由于这时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元孝友的建议不能立即见诸实行。但是到了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制定新令时，终于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隋书·食货志》），“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领百家。”（《通典·食货典·乡党》）如果这新的三长制度仍旧保留三长荫丁以及免役特权的话，那么党族、副党各复三夫共六丁，闾正各复二夫共四丁，邻长各复其身共十丁，则一百家之内，受复者共二十人；比起北魏孝文帝初定三长制时，减少了十八丁之多。以北齐户口三百万户计算，一年之中，政府可以多收到赀调四十五万匹；如果十五丁合起来服一番力役的话，也使政府增多了二万个役丁的员额，这对于政府是有利的。
魏、齐、周、隋、初唐乡里组织简表
北齐对于均田制，在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定令：“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隋书·食货志》）。“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隋书·食货志》）。
北齐这次的新令，对奴婢的人数、耕牛的头数和受田的数目，都比北魏孝文帝时有了详细的规定和一定的限制。但就实际情况说来，一个庶人可以拥有奴婢六十人，以一奴授田八十亩、一婢授田四十亩计算，那么六十人中，奴婢各半，三十奴共授田二千四百亩，三十婢共授田一千二百亩，丁牛四头，共授田二百四十亩，合计一个庶人，如有奴婢六十人，丁牛四头，就可以分到土地三千八百四十亩之多。所以当时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广占者，依令，奴婢请田，亦与良人相似，以无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献书，‘请以富家牛地先给贫人’，其时朝列，称其合理。”（《通典·食货典·田制》引）可见当时的鲜卑勋贵和汉世家大族，他们拥有奴婢的数量很多[3]，他们一定在奴婢受田的名义下，向政府请领到比三千八百四十亩更多的土地，所以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对他们有利而无害的。
在齐文宣帝的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北齐曾把原居住在冀、定、幽三州的无田农民，强迫迁移到幽州宽乡去，谓之“乐迁”户，可是内地诸郡的肥沃土地，却尽量让豪家势族去占夺。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云：“又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通典·食货典·田制》引）这正可说明有奴牛的地主，他们请领到的土地，决不会很少，而没有土地的农民却是“不得一垄”。毋怪《关东风俗传》又要说“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通典·食货典·田制》）了。
北齐户调的课征，以床为单位，一夫一妇为一床，未娶者为半床。课征的根据是“受田输租调……退田免租调”（《隋书·食货志》）。户调的税率是：“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未娶者输半床租调”，“奴婢各准良人之半”。“奴婢限外不给田者，不输。”“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隋书·食货志》）
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所谓垦租，相当于户调中的田租；而所谓义租，相当于地方政府征收户调时的调外手续费或后来的义仓税。从北齐户调税率的表面额看来，好像并不比北魏孝文帝时加重多少。事实上力役是很重的，如在河清三年曾明文规定：“男子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兵指力役，非指兵役），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隋书·食货志》）可见均田户除了负担田租户调以外，还须负担沉重的徭役。北齐政权征发频仍，据《隋书·食货志》称：“北兴长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战。其后南征诸将，频岁陷没，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重以修创台殿，所役甚广。”徭役已经成为均田户破产的重要因素。
地主经济在北齐统治地区的特别发展，土地兼并的剧烈，高利贷的横行，田租户调及兵役、徭役的苛重，在在结合起来进攻均田户，使他们不得不“卖帖（典）田园”，流转他乡。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云：“帖卖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钱还地还，依令听许。露田虽复不听卖买，卖买亦无重责。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至春困急，轻致藏走。”（《通典·食货典·田制》引）露田到了“卖买亦无重责”，这正说明均田是如何迅速地在崩溃，均田上的农民是如何不断地在“卖帖田园”，逃亡他乡。他们在逃亡之后，不得不隐瞒户口。而北齐定制，未娶的编户，输半床租税，于是“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隋书·食货志》）。在东魏初年，高欢还能派遣使者搜括无籍户口。及至北齐后期，“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通典·食货典·丁中》）。至于“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壮丁，更发展到二百余万人之多，约占北齐全国人口（北齐亡国时，有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人）总数的十分之一（如五口有一壮丁的话，约占全国壮丁人数的二分之一），造成了国内“户口租调，十亡六七”（《隋书·食货志》）的严重现象；到这时候，连“括户”也不胜其括了。
由此可见，北齐的统治地区，虽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但是，这一地区也是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唯其如此，均田制度愈难巩固，从而也给王朝军事力量带来了衰落。
土地兼并的剧烈进行与均田制的迅速破坏，使得东魏、北齐的统治地区内，阶级矛盾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九月，定州博陵郡有以阳平人路绍遵为首的农民起义；天平四年十二月，河北有河间人邢摩纳、范阳人卢仲礼为首的农民起义；濮阳有杜灵椿为首众至万人的农民起义；兴和三年（公元541年）三月，梁州有公孙贵宾为首的农民起义；武定元年（公元543年）九月，北徐州有郑土定为首的农民起义；武定二年二月，徐州有刘乌黑为首的农民起义。北齐天保中，楚州有东方白额为首的农民起义；天保八年（公元557年）五月，国都邺城有以冀州人刘向为首的起义；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三月，信州爆发了攻破州城杀死刺史的农民起义；武平六年三月，乘氏县有阳平人郑子饶为首众至数千的农民起义。上面的这些不间断的农民起义，已经震撼了北齐国家大厦的基础；何况又加之以统治阶级在剥夺农民土地和奴役农民的争夺战基础上展开了统治阶级内部胡、汉权贵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北齐之亡，是必然的事情了。
北齐王朝的腐败 以六镇中的怀朔一镇的中下级军官为骨干，获得赵、魏一带世族大地主拥护而起家的高欢，对于“聚敛无厌，淫虐不已”的鲜卑勋贵，是从来不加裁制的。高欢的姊夫尉景贪污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有一次，高欢“令优者石董桶戏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为不剥公？’”高欢就借此机会告诫尉景说：“可以无贪也！”但是尉景的回答却是：“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高欢听了，只能笑笑，不作答复（见《北齐书·尉景传》）。当时的鲜卑勋贵是这样地看待贪污问题的。在高欢的统治政权还未稳固以前，他所亲信的汉人杜弼曾“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祖（高欢）问内贼是谁。弼曰：‘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祖……谕之曰：‘……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北齐书·杜弼传》）对于鲜卑勋贵的贪污行为，高欢也不肯作断然处置，使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离心的倾向。
高欢在中原的统治权比较巩固之后，他就想用中原传统的封建统治手段，来统治中原人民。他知道这样贪污成风，终究会动摇政权的基础的。他自己坐镇晋阳，遥执东魏大权，命儿子高澄在都城邺城掌握朝政，使儿子重用汉族地主崔暹、崔季舒等人，来制裁鲜卑勋贵的贪赃枉法行为，如免可朱浑元、司马子如、元坦等官职，以儆效尤，一时颇收成效。高澄死，高洋继掌朝政，他想做皇帝，对鲜卑权贵不得不极尽拉拢之能事，以求获得他们的支持，乃把崔暹、崔季舒各鞭二百，充军北边。不过他做皇帝之后的尚书省的长官，还是由中原的世族大地主弘农杨（高欢女婿）充任。史称高洋“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北齐书·文宣帝纪》）。他在杨等中原世族地主辅佐下，推行汉化政策，这对封建政权的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高洋死，子高殷继位；不久，洋弟高演、高湛在鲜卑勋贵高归彦、贺拔仁、斛律光的拥护下，杀大臣杨、燕子献、宋钦道（皆汉人），废高殷，拥立高演为帝（公元560年）。这一次胡、汉统治集团的火并，也就是北齐政权执行汉化和反汉化政策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北齐的宫闱内部，因为高演、高湛，都是太皇太后匹娄氏（高欢妻）的儿子，而高殷母李太后（高洋妻），却是汉世族大地主赵郡李氏的女儿，所以在这次政变中，匹娄氏也说：“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北齐书·杨传》）经过这次政变，鲜卑勋贵的势焰更盛；汉族地主在北齐政权中的地位，更为低落。高演为常山王时，王（前秦丞相王猛六世孙）为常山王友，关系密切；高演即位之后，却不敢重用王，主要是怕鲜卑勋贵见他接近汉世家大族，就认为他倾向汉化，会对他不满。高演死，弟高湛继位（公元561年），鲜卑勋贵的势力更大。湛死，子高纬亲政，鲜卑人和士开，亲幸贵重，国柄朝权，都操在鲜卑族人手中，汉族地主到此只是在政权机关中办办例行公事而已。汉族地主信都冯子琮，就想利用高纬弟高俨的力量，来推翻鲜卑贵族的统治权。俨起兵杀和士开（公元571年），高纬又倚仗鲜卑勋贵斛律光（高车族人）杀冯子琮。和士开死后，高纬考虑到汉族地主对政府的不满，乃通过乳母陆令萱和令萱子穆婆提的关系，起用汉人祖为侍中（宰相）、尚书右仆射，企图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汉世族地主如薛道衡、颜之推等人，也在这时被重用，分任机要。封孝琰誉曰：“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五年）祖就在汉世家大族的要求下，劝高纬杀斛律光（勋贵中的实力派），又继续驱逐胡人在北齐政府中的政治势力。史称：“自和士开执事以来，政体隳坏。推重高望（世家大族），官人称职，内外称美。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北齐书·祖传》）以前六镇军人，属于京畿大都督府，祖为了要把指挥六镇军人的实权从鲜卑贵族手里夺过来，至是乃“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他又想“黜诸阉竖及群小辈，推诚延士，为致治之方”（《北齐书·祖传》）。结果反为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所排挤，朝廷的军政大权，又落到鲜卑勋贵的手中。穆提婆等掌握大权之后，就大肆杀戮“汉儿文官”。汉世族地主的首脑人物如侍中崔季舒、张雕虎，尚书左丞封孝琰，散骑常侍刘逖，黄门侍郎裴泽、郭遵等也在“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北史·恩幸传》）的口吻下，同日斩于殿庭，造成了鲜卑贵族在国家机器中的清一色局面。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云：“祖孝徵（字）用事，则朝野翕然……骆提婆（即穆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绳己，谮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以至于亡。”颜之推的论调是代表当时汉世家大族的看法的。在穆提婆、高阿那肱等掌握政权之后，“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庶姓封王者百数，开府千余，仪同无数”。“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帑藏空竭。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北齐书·后主纪》）。这样自然使北齐统治地区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而统治阶级内部鲜卑族和汉人间的冲突，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北周武帝宇文邕就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南联陈，北结突厥，向北齐进兵，终于在公元577年，灭北齐，俘高纬，统一了黄河流域。
北齐帝系表 北齐六主，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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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正月，秦州有羌人的起义。三月，南秦州有氐人的起义。七月，河州又有羌人的起义。二年九月，瀛州有刘宣明为首的农民起义。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正月，南秦州又有氐人的起义（以上在六镇起义之前，均见《魏书·肃宗纪》）。正光五年八月，南秀容有牧子万于乞真为首的起义。并州有牧子素和婆为首的起义（均见《魏书·尔朱荣传》）。十月，营州有就德兴为首的农民起义。十二月，汾州有吐京胡薛羽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均见《魏书·肃宗纪》）。同月，丘城有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为首的起义（见《魏书·肃宗纪》、《裴延儁传从弟良附传》）。又汾州有吐京胡薛悉公、马牒腾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见《魏书·裴延儁传》），燕州有大俄佛保攻陷昌平郡的起义（见《魏书·京兆王黎传》）。孝昌元年（公元525年）三月，齐州魏郡有房伯和为首的农民起义。三月，齐州清河有崔畜为首的农民起义。同月，广川有傅堆为首的农民起义。孝昌二年春，河西有牧子费为首的起义。六月，绛郡有陈双炽为首的起义。闰十一月，齐州平原有刘树、刘苍生为首的农民起义。孝昌三年正月，徐州有任道棱为首袭据萧城的农民起义。二月，东郡有赵显德为首的农民起义。三月，齐州广川有刘钧为首的农民起义。同月，清河有房须为首袭据昌国城的农民起义。七月，陈郡西华有刘获、郑辩为首的农民起义。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豫州有李洪为首袭据阳城的起义（均见《魏书·肃宗纪》）。
魏孝庄帝建义元年（公元528年）五月，齐州有贾皓为首的农民起义。七月，濮阳有刘举为首众至数千的农民起义。永安三年（公元530年）正月，徐州有吕文欣、王赦为首的农民起义（均见《魏书·孝庄帝纪》）。节闵帝普泰元年（公元531年），青州海岱之间有崔社客为首的农民起义（见《北齐书·李浑传》）。
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三月，胶州有青州人耿翔为首的农民起义。五月，东徐州有王早、简实等为首的据州投奔南朝的起义（均见《魏书·出帝纪》）。
[2] 参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冯先铭先生著《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73年第7期。
[3] 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便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