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的各少数兄弟族人民，自魏、晋以来，生活上普遍陷于悲惨的境地。他们大部分替汉族地主充当佃客，有些甚至被汉族统治者掠卖为奴隶。八王之乱又加深了他们的痛苦。当山西大饥荒时，并州刺史司马腾甚至用武力捕捉大批匈奴族人，二人一枷，送往山东、河北出卖，换购军粮。他们的痛苦生活，使他们对于汉族的统治阶级蕴蓄着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所受的压迫，是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

当汉族人民展开反对西晋黑暗统治的斗争的时候，各少数兄弟族的人民也起来一道和汉族人民反抗西晋的统治阶级，这一斗争是进步的，是正义的。但这一各少数兄弟族人民的反抗西晋统治阶级运动，是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形式之下进行的，当这一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运动的领导权落入少数民族的部落渠帅手里时，部落渠帅为了满足其奴役或虐杀他族人民的欲望，必然鼓动本族人民来对汉族人民进行残酷报复，于是民族间的矛盾就扩大到人民中间去，本来没有矛盾的人民，在彼此仇杀与彼此猜疑的情况下也产生了矛盾，这样，这一斗争就变成落后的斗争了。民族矛盾发展得更为广泛，到了石赵灭亡前后，各族间的相互仇杀表现得也最为突出。

在少数兄弟部落的渠帅利用扩大民族间的矛盾建立起他们的统治政权之后，这些部落渠帅和中原的世家大族，他们在阶级利益方面，又有其共同点，必然会发生一种相互倚赖的作用。所以，少数兄弟族渠帅所建立起来的统治，一方面固然还是“苦役晋人”，对汉族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奴役；另一方面，却又勾结中原的世家大族，不但承认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而且还发展这种特权。这样，胡、汉统治阶级就逐渐结成一体，共同压榨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这一情况，从石赵开始，到了北魏建都平城以后尤其明显。

但是另一方面，自从少数兄弟族的贵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统治权以来，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各少数兄弟族的入居内地，有些少数兄弟族上层分子在中原建立起来的统治政权，不久就崩溃了，这些少数兄弟族的人民很难退回原居住地去，于是他们就由统治族人民变为被统治族人民；就是有些统治族（如鲜卑拓跋氏），其政权虽然存在稍久，可是由于受到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封建化在加深，阶级的分化也愈来愈为明显，于是参加反抗斗争的群众，不仅是汉族人民，同时也会包括各少数兄弟族以至鲜卑族人民。他们在联合反抗鲜卑、汉族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逐渐团结起来，统一了斗争的目标，从而使民族隔阂逐渐消失，形成了各族的大融合。这一过程，当完成在北魏末年至隋初年。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在这里只见到阶级斗争，而没有羼入多少民族斗争的色彩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