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刘氏王朝的建立 进入中原地区的各少数兄弟族，受到西晋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压榨，不断举行反抗和斗争。到了西晋政权崩溃前夕，少数民族的贵族大都挣脱西晋王朝的统治，形成一种独立的势力。尤其在并州（今山西）地区，太康之初原有编籍的民户五万九千二百，到了永嘉之际（公元307—312年），汉族人民大部分流亡南下，只剩下民户二万户，胡汉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汉族大大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进入汾河流域的匈奴族人在其部落酋长刘渊统率之下，首先独立起来，建立政权。
刘渊，祖父名於扶罗，为南匈奴单于。父豹，为左贤王。渊在晋武帝司马炎时，为北部都尉。匈奴族的酋长自归附汉朝之后，自谓是汉朝的外孙，故冒姓刘[2]。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结刘渊为外援，遣渊回并州调发匈奴五部之众，想叫他们参加内战，并以渊为北单于。渊至左国城，匈奴贵族共推渊为大单于。公元304年渊改称汉王，建庭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公元308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国号汉。
当时聚众青、徐的王弥、曹嶷，起兵于赵、魏的汲桑、石勒，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族酋长单徵等均拥众归渊，以渊为共主。渊以王弥为青、徐二州牧。弥转战青、徐、兖、豫四州，攻破他所经过的许多郡县，一度攻入西晋的重镇许昌，其兵锋进抵西晋政府所在地——洛阳城下，一时洛阳震动，城门昼闭。石勒也率众三万，转战魏郡（治邺）、汲郡（治汲，今河南汲县西南）、顿丘（郡治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一带，攻下堡壁五十余处，任命垒主为将军或都尉，拣选丁壮五万人，补充军队。公元309年夏，勒又攻下河北郡县堡壁百余处，部众发展到十余万之多。勒屡败晋军，河北诸堡壁皆请降、送“质子”。同年，渊亦遣将攻占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败晋将王湛于延津（今河南延津北），沉杀男女三万余口于黄河。复遣子刘聪进围洛阳。
公元310年，刘渊病死，太子和立，渊第四子聪杀和自立。聪遣族弟刘曜、大将王弥等率众四万出洛阳，周旋于梁、陈、汝、颍之间，攻下堡壁百余处，在战略上达到孤立西晋京城洛阳的目的。
公元311年，石勒在苦县（今河南鹿邑）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三十五里），把西晋的主力部队十多万人全部消灭。同年夏，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公元316年，刘聪又遣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灭西晋。
匈奴刘氏王朝的衰亡 刘聪既灭西晋，中原广大地区，皆属汉的统治范围，可算是匈奴王朝的全盛时代。刘聪在统治区内“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人”（《晋书·刘聪载记》），来统治汉族人民。这种十进制的地方组织，在匈奴原先部落里已经存在，如《汉书·匈奴传》所说的：“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之属。”不过那时只是一种以人口为标准的军队编制，与地域无关。至此，刘聪为了便于统治汉族人民，开始改变为以地域为标准，于是就出现了千户或百户的一定区域，过去军队里的万骑、千夫长、百夫长、什夫长，也变成了地方行政的长官，握有法律和财政的权力了。刘聪除了置左、右司隶来统治汉族人民以外，又在大单于下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晋书·刘聪载记》）。所谓六夷，是指胡（匈奴）、羯、鲜卑、氐、羌、巴氐而言的，或说有乌桓而无巴氐。总计匈奴王朝的领民，大概在三四百万口以上。它是采用胡汉分治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大单于的权力极大，其实就是副王，如刘渊临死前，以第四子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有十万以上的兵力，都掌握在刘聪手中。刘聪即位后，虽立其弟为太弟，而以其子刘粲为相国、大单于、总百揆，实际也是副王。后来刘曜在关中，以子南阳王刘胤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渭城（今陕西咸阳市），更置左、右贤王以下，皆选胡、羯、鲜卑、氐、羌豪酋来充任，由此可见，匈奴王朝自刘渊至刘曜，都采用胡汉分治的政策。
刘聪在名义上虽然是中原的共主，可是随着军事的延续，地方的割据势力迅速形成。公元311年，石勒就火并了王弥，“有跨据赵、魏之志”（《晋书·刘聪载记》）；公元315年，王弥的部将曹嶷攻拔齐、鲁之间的郡县堡壁四十余处，部众发展到十余万人，也“有雄据全齐之志”（《晋书·刘聪载记》）；鲜卑的势力，更是向南推进，渐渐布满燕、代之间。刘聪实际上所能统治的地区，只局限在山西的一角（其余部分尚在刘琨敌后政权手中）和由刘曜坐镇的关中一部分地区。其地“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读史方舆纪要》）。由于刘聪本人酗酒荒淫，与匈奴部落贵族在过度富裕生活中腐化；战争又是无岁不兴，生产根本无法进行，以致演成人为的饥荒，“平阳（聪国都）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晋书·刘聪载记》）。司隶部民逃奔石勒的有二十万户之多。右司隶部人三万余骑，驱牧马，负妻子，逃奔东晋游击区，可见匈奴王朝统治地区的阶级矛盾，也正在增长和尖锐之中。
公元318年，刘聪病死，太子刘粲继位。匈奴贵族靳準杀刘粲，刘氏男女在平阳者无少长皆为準所杀。準自立为汉天王。刘聪族弟刘曜在长安，闻变，自立为皇帝，遣兵至平阳，族灭靳氏，遂移都长安，改国号曰赵（史称前赵，以别于石勒之后赵）。自此平阳、洛阳以东之地，又入于石勒。后数岁，关中连年大疫，民死者十三四[3]，曜乃徙上郡氐、羌二十余万口以实长安，又徙陇右之民万余户于长安，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
刘曜全盛时，有兵二十八万五千人，在他出兵的时候，“临河列阵，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晋书·刘曜载记》）。当时关陇氐、羌，莫不臣服。
公元325年，刘曜命其从弟中山王刘岳，率兵一万五千人围攻后赵将石生于洛阳金墉城。石勒命其从子石虎率步骑四万救援石生，与刘岳战于洛水西岸，岳兵败，退保石梁戍（在洛水北岸）。石虎进围石梁，岳军饥饿，杀马为食。刘曜亲率大军救岳，屯兵金谷（河南洛阳市西北），夜里军中无缘无故地自相惊扰，士卒溃散，退往渑池（今河南渑池西）。当夜军中又自相惊扰起来，刘曜遂退归长安。不久，石虎攻下石梁戍，生擒刘岳及其将佐八十余人、氐羌三千余人，并坑杀其士卒九千人。通过刘曜所率大军夜中无故惊扰溃散一事，可以看出刘曜军队的纪律很差，战斗意志也不旺盛，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公元328年，石勒又命石虎率大军四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十五里）西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刘曜亲率水陆精锐自潼关渡河援救，石虎引兵撤退，刘曜追及于高侯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晋书·刘曜载记》）。石虎逃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取得这次重大胜利之后，即自大阳关（今山西平陆茅津渡，河的南岸即今河南三门峡市）南渡，围攻石生于洛阳金墉城。后赵荥阳（郡治荥阳，今河南郑州市西北）太守尹矩、野王（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太守张进等相继投降刘曜。前方军事失利的消息震动了后赵的国都襄国。石勒认为刘曜如果攻下洛阳，下一步必然进攻河北，所以必须出兵抢救洛阳。他又对刘曜的军事行动作了三种估计：“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上策也；阻洛水（今巩义之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和三年）这年十二月，石勒在成皋集结步卒六万，骑兵二万七千，卷甲衔枚，自巩县渡洛水，进抵洛阳城下。
刘曜听说石勒亲提大军来到洛阳，撤走了包围金墉城的军队，把自己十多万军队列阵于洛阳之西，南北十余里。石勒带了步骑四万，进入洛阳城。到了决战的那一天，在城外的后赵部队，由石虎率领步兵三万，自洛阳城北向西移动，攻击刘曜的中军；石堪、石聪各率精骑八千，自洛阳城西向北移动，攻击刘曜的前锋。两军大战于洛阳西面的宣阳门（西面南头第一门）外，接战以后，石勒亲自带领后赵军主力，出自阊阖门（洛阳西面北头门），夹击刘曜军。匈奴贵族大都酗酒成性，刘曜也是一样，“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将战，饮酒数斗……比出，复饮酒斗余”（《晋书·刘曜载记》）。至西阳门，已昏醉不能作战，后赵大军乘其阵势移动，加以掩击，前赵兵大溃。刘曜在昏醉中退走，马陷渠中，曜坠于冰上，身上被创十余处，为石堪所擒。这一仗石勒获得大胜，斩首五万余级，前赵的主力部队损折尽了。
刘曜战败被擒，不久就为石勒所杀。曜子刘熙、刘胤等放弃长安，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明年（公元329年）九月，后赵出兵攻占了上邽，杀赵太子熙及诸王公侯、将相卿校以下三千余人，又坑其王公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并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民、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前赵亡。自刘渊称汉王至刘熙覆灭，立国凡二十六年（公元304—329年）。
后赵王朝的建立及其政治 石勒，羯人，史书说他是“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羌渠”为匈奴入塞十九个部落中的一个。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崇奉祆教[4]，和匈奴显然不是同一个部族。后人认为《魏书》有者舌国，《隋书》有石国，都于柘折城，即今天的塔什干。石勒的祖先可能就是石国人，移居中原后，遂以石为姓。勒父、祖并为部落小帅。勒生于上党武乡县（今山西榆社北）。十四岁时，曾随同部落中人“行贩洛阳”，不久又回家耕田。晋惠帝末年，山西大饥荒，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掠卖胡人往山东、河北作奴隶，换购军粮，两胡一枷，以防逃逸。勒时年二十余岁，亦在被掠卖的行列中。从山西到河北、山东的路上，勒备历饥饿疾病死亡的危险。后被卖于茌平（今山东茌平西）人师家为耕奴；不久，师把他放免为佃客。
勒后来招集王阳等八人为“骑盗”；后又得郭敖等十人加入，号称“十八骑”。八王混战中，成都王司马颖被杀，颖部将公师藩起兵赵、魏，声称为颖复仇，有众数万。勒归公师藩。后又归刘渊为渊部将，受渊指挥。在这一时期，勒发展军队到十余万人。公元311年，追击西晋主力军东海王司马越军于苦县宁平城，全歼晋兵。同年与刘曜、王弥会师攻破洛阳。不久，勒又诱杀了王弥，兼并了王弥部众。旋进军南侵江、汉，失败，用张宾计，北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西晋东北八州，勒有其七[5]。公元314年，勒又袭杀王浚，取幽州，割据了河北、山东的大部地区。公元316年，击败晋将刘琨。公元321年，灭鲜卑段氏；同年乘东晋祖逖之死，进据河南、皖北。公元323年，破曹嶷，取青州。公元329年，灭前赵，并有关陇。中原地区，除辽东慕容氏、河西张氏以外，皆为勒所统一。石赵全盛的时候，其地“南逾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读史方舆纪要》）。勒于公元319年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公元330年，勒改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又改称皇帝。
石勒在其初起时，转战南北，攻下坞垒堡壁，往往“税其义谷，以供军士”。后来进据襄国，曾因粮食不足，“闻广平（郡治广平，今河北鸡泽东）诸县秋稼大成，……分遣诸将收掠野谷”，可见有时还采用掠夺方式来取得粮食。至于碰到大灾荒的年头，草木及牛马毛都给螽蝗吃尽，石勒为了保存他的军队，就不顾人民死活，采用武力对人民来进行粮食掠夺，无怪当时人民要把石勒的这种行动称为“胡蝗”了[6]。但是石勒早年经历过“两胡一枷”被执卖到山东为奴隶的悲惨生活，后来又参加过马牧起义军，对人民的艰苦生活，应该是身有感受的。所以在他取得邺城之后（约在公元313年），以“司、冀渐宁，人始租赋”，开始采用中原地区已有的封建剥削方式，向他所占领地区内的编户齐民，进行田租户调的剥削。到了公元314年，他取得幽州之后，以幽、冀诸州，渐次稳定，“始下州郡，阅实人户”，规定百姓每户出“户赀〔帛〕二匹，租〔谷〕二斛”（《晋书·石勒载记》）。这个剥削量，和曹操定河北后的“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基本相近。比之西晋实施占田法后，“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亩八升），绢三匹，绵三斤”（《初学记》卷27引《晋故事》）来，要轻得多。在十六国时期，战争频仍，生产破坏，而石勒减轻编户齐民的田租户调，确是难能可贵的。匈奴贵族大都酗酒，酒的大量消耗，实际就会造成粮食的大量消费。石勒为了节约粮食，一反匈奴旧俗，在石赵统治区内，严禁酿酒。史称：石勒“以百姓始复业（业指本业，即农业生产），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石勒为赵王后，还常常“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有一次“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晋书·石勒载记》）。这一些措施，多少有利于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当然石勒采取这样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统治，进行剥削。
石勒起兵后，出于民族仇恨心理，杀死不少所俘虏的西晋王公卿士和世家大族。对于降服于他的世家大族则采取优容的态度，逐渐吸收他们参加政权机构。石勒转战河北的时候，即将当地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并以汉族失意士人张宾为谋主，后任为大执法，总管朝政。建国以后，“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晋书·石勒载记》）。又“徙司、冀豪右三千余家，以实襄国”（《晋纪》）。又下令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同时继续采用九品官人制度，如“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后来又“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晋书·石勒载记》）。中原的汉世家大族如河东裴宪（裴楷子，仕石赵官至司徒、太傅）、范阳卢谌（卢毓孙，仕石赵官至侍中、中书监）、勃海石璞（石苞曾孙，仕石赵官至司徒）、北地傅畅（傅祗子，仕石赵官至大将军右司马）、颍川荀绰（荀勖孙，仕石赵官至石勒参军）、清河崔悦（崔林曾孙，仕石赵官至司徒左长史）、崔遇（崔琰孙，仕石赵官至特进）、荥阳郑略（仕石赵官至侍中）等，均出仕石氏，做了大官。以后石虎又下令豁免关陇地区的世家大族如安定皇甫氏、胡氏、梁氏，京兆韦氏、杜氏，安定牛氏，陇西辛氏等十七个大姓的兵役，以期取得他们的拥护。中原的一部分世家大族，也就颜臣事，开始辅助石赵政权，来压榨和统治汉族和各少数兄弟族人民了。
石勒攻取河北后，即在襄国“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宿卫工作）”。设立在都城的学校是培养石赵政权的文武官吏子弟的。同时，石勒还下令“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一人，弟子百五十人”（《晋书·石勒载记》）。各地地主阶级子弟，入学后经过三次考核，如果成绩优异，就由郡国推荐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破格录用。
后赵王朝也和匈奴刘氏王朝一样，采用胡汉分治的政策。石勒曾以中垒将军支雄、游击将军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但是法令是法令，羯人欺侮汉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石勒有一次召见参军樊坦，看到他“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晋书·石勒载记》）。当时规定称呼羯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严禁汉人称羯人为胡人，这次樊坦违犯禁令，石勒没有加以责备。但是，通过这一事件，也可以知道羯族人高出汉人一头，他们随时可以掠夺汉族官吏的财产，至于汉族人民要饱受他们的欺凌，更是不用说了。后赵专设大单于来统率胡羯，石勒初为赵王，即兼大单于，而以石虎为单于元辅。后来石勒称皇帝，以子石弘为太子，子石宏为大单于。石虎因为石勒没有让他做大单于，因而心怀不满。采用胡汉分治政策，就得置大单于来“镇抚百蛮”。石赵的单于台，大概是设置在邺城。
石勒不识字，而喜好文学，常常要人读史书给他听。有一次，他“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张良）谏，乃曰：‘赖有此耳’”（《世说新语·识鉴篇》）。这说明他对历史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凭着他的丰富的政治经验，评论历代帝王的是非得失，往往使听者叹服。他钦佩汉高祖刘邦，曾说自己“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信〕、彭〔越〕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晋书·石勒载记》）。石勒的有些措施，就是效法汉高祖的。在他的统治下，人民要比在西晋末年和前赵时候生活得好一些。
石虎的残暴统治 石勒建立后赵，他的侄子石虎出了很大力量。石勒的父亲名叫周曷朱，石虎的祖父名叫邪，大概是本家兄弟。石虎父寇觅、祖邪，不是早死，便是流亡外出不归，石虎由石勒的父亲周曷朱抚养大，因此有些人说石虎是石勒的堂弟。石勒早年被掠卖到山东，石勒的母亲王氏和石虎留在山西上党。后来据守并州的晋将刘琨想结好石勒，把王氏和石虎送到石勒那里去。这时石虎才十七岁。石虎性残忍，游荡无度；但骁勇善战，屡立大功。石勒称大单于、赵王时，以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实际就是代理大单于，掌管胡羯六夷事务，坐镇邺城，权力极大。后来石勒想把邺城作为京都，叫儿子石弘镇邺，并命骁骑将军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将石虎调回都城襄国，石虎已经感到不满。到了石勒称皇帝，以弘为太子，以弘弟石宏为大单于，而以石虎为尚书令、太尉，封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满，对他的儿子石邃说过：“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之，令人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晋书·石季龙载记》）可见在石勒生前，石虎已有在石勒死后夺权的打算了。
公元333年七月，石勒病死，太子弘即帝位。国家权力掌握在石虎手中，虎自为丞相、魏王、大单于，总摄朝政。石勒妻刘氏与彭城王石堪（石勒养子，汉人，本姓田）合谋诛虎，反被石虎所杀。镇守关中的河东王石生和镇守洛阳的石朗起兵讨虎，先后败死。第二年十一月，石虎就废石弘，自称居摄（代理）赵天王。不久又杀石弘及其弟石宏、石恢与弘母程氏。公元335年，石虎迁都于邺。公元337年，他改称大赵天王。公元349年，改称赵皇帝。他是十六国时期出名的残暴统治者。
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国内少数兄弟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其强大与否，是由统辖地区的大小、编户数目的多寡、士兵人数和战斗力的强弱、租调收入的多少来决定的。因此，石赵政权除了拓境辟土之外，还大规模掠夺民户，以补充其兵源的不足和劳动人手的缺乏。石赵掠夺到的汉人及少数民族人民，有好几百万[7]，大都被强迫安置在石赵政权的政治军事中心襄国、邺城和拱卫首都的司（州治邺）、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州）等州郡。他们在掠夺中倘若遇到抵抗，就屠城戮邑，极残酷之能事。石勒杀人不少，石虎杀人尤多。有一次石勒派石虎去攻打青州（治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八里），广固降，石虎坑杀广固的军士三万人；城中尚留下许多平民，石虎还想全部杀尽，石勒所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徵提出抗议，说：“你叔父派我来青州，是要我来管理人民；你如把人杀得一个不剩，我的官也做不成了，只能跟你回去。”石虎为了照顾刘徵的官儿起见，勉强下命令留下男女七百口不杀，由刘徵率领，留在广固[8]。
在石虎的残暴统治之下，人民的兵役、力役负担和所受的苛索，超过任何一代。如石虎“将讨〔辽西〕慕容，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有免除兵役特权的家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没有免役特权的家族，其壮丁尽发为兵，更是不用说了。中原地区的壮丁经过这次征发之后，“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晋书·石季龙载记》）。石虎又“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采木深山之故），三分而一。……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石季龙载记》）。有一次石虎想进攻东晋，下令征调士兵，“课责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诸役调有不办者，皆以斩论。穷民率多鬻子以充军制，而犹不足者，乃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犹求发无已”（《魏书·羯胡石勒传》）。石虎还大发百姓家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的三万余人充后宫，地方政府为了取媚讨好起见，强夺已婚而貌美的妇人九千余人充数，故有“夺人妻女，十万盈宫”（《晋书·石季龙载记》）的说法。这样，中原地区的人口，更为减少；生产组织，更为破坏。史称：“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无生赖矣。”“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矣！”“荆、楚、徐、扬间，流叛略尽。”（《晋书·石季龙载记》）人民已不能活下去，激化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到这时已不可能不爆发了，不管爆发是采取哪一种形式。公元337年，以侯子光为首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关中杜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的南山，众至数千人；公元342年，以李弘为首的农民起义，爆发于河北贝丘（今山东高唐东南），参加者数千家。这两次起义虽然很快失败，却说明汉族人民是不能容忍石赵统治者如此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
梁犊起义与后赵王朝的衰亡 石虎立子石邃为太子。邃骄淫残忍，好装饰美姬，斩其首，洗血置盘上，与宾客传观。邃又谋杀虎，为虎所觉，虎乃杀邃，并邃妻及邃子女二十六人，同埋一棺之中。虎又立子石宣为太子。宣弟韬有宠于虎，宣使人杀韬；并欲杀虎。事情败露，虎杀宣。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配凉州。这十多万东宫卫士，都是从民间征调来的，由于石赵统治集团内部演出父子相残的丑剧，却使他们充军万里之外。这部分士兵至此已认清石赵统治者残忍和淫虐的面目，其中一万多人，自邺城向西北出发，先到达雍城（今陕西凤翔）。在公元349年三月，他们自发地从被迫害阶级的立场上站起来，举起反抗石赵统治者的大旗，推高力督（石宣挑选力气大的人守卫东宫，号称“高力”，设置督将来率领他们，叫高力督）梁犊为首，起兵首义。犊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登高一呼，关中各族人民纷纷加入，“比至长安，众已十万”。石虎子石苞时镇长安，出战而败，保城不敢出。义军鼓行而东，出潼关，破政府军十万于新安。及与政府军会战于洛阳，义军又获大胜，石赵政权到此更摇摇欲坠了。
石虎为挽救自己的命运计，不得不利用羌族部落贵族姚弋仲和氐族部落贵族苻洪这两支武装集团力量去“扫荡”。以兵士为主体的起义，是被镇压下去了。可是氐、羌两武装集团的势力，通过这次军事上的胜利，却日见发展，直接威胁了石赵政权的存在。
当梁犊起义的时候，有始平（今陕西咸阳市西北十五里）人马，于洛氏葛谷起兵响应，石虎命石苞全力镇压。石苞杀，同时残杀起义人民有三千家之多。梁犊领导的起义，虽亦陷于失败，但是动摇了石赵统治的基础，成为摧毁石赵政权的主要力量。
冉闵的反胡羯斗争 冉闵，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父瞻。当西晋政权颠覆的时候，中原地区始终反抗胡族统治的，主要是乞活军[9]。乞活军中间，有一支作战特别出色、立场比较坚定的队伍，就是以陈午为首的乞活军。陈午始终在中原地区抗御胡羯各族，临死时还告诫他的部下“勿事胡”，冉瞻就是在陈午所领导的这支乞活军里成长的。瞻年十二，为石勒所俘，勒命石虎养瞻为子，冒姓石，瞻子冉闵遂为石虎养孙。闵勇悍善战，早年是石虎为首的石赵统治集团内比较得力的一个将领。
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石虎，在公元349年四月愁怖病死。石虎死后，诸子争立，大臣相杀，大将李农畏诛，逃奔广宗（今河北威县东）。那一带是中原地区乞活军的根据地，乞活军为了有利于推翻石赵统治起见，都自动受李农指挥，和李农一起退保上白，这样，李农也和乞活军建立了友谊。冉闵在邺，乘石氏兄弟自相残杀的混乱局势（虎少子石世立三十三日，为兄石遵所杀；遵立百八十三日，为兄石鉴所杀；鉴立百零三日，为冉闵所杀），在回邺任大司马的李农的协助下，夺得了政权。公元351年，冉闵消灭了后赵的残余势力石祗。后赵立国三十二年灭亡。
前面已经讲过，从石勒以来，石赵政权是采取胡、汉分治政策的。胡人入居中原地区的有数十万之多，他们的贵族公开劫掠汉族和各兄弟族人民，石赵政府是毫不过问的。他们骑在汉族人民的头上，压榨并虐杀汉族和各兄弟族人民，达三十年之久。汉族和各兄弟族人民同石赵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最高点。冉闵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必须依靠汉族，那么必须展开反胡羯的斗争。他下令大开邺城城门，向城中人宣布：“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结果羯人纷纷出城，拥挤得城门都塞住了；百里内的汉人，悉数自动进城。冉闵知道羯人和自己不同心，于是下令杀羯人，不管贵贱男女老幼，一律斩杀，共杀二十余万人[10]。
冉闵展开的反胡羯斗争，原是迫于当时敌我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斗争形式。但是冉闵在杀胡羯时，不问羯族人的贵族与平民、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一概杀尽，不拿武器的妇女、孩提亦未能幸免，这种表现为民族仇杀的报复政策是非常落后的，只能使进入中原地区各兄弟族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而已。
由于冉闵所领导的反胡羯斗争顺利展开，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都支持他建立的政权。闵称皇帝，国号魏，仍都于邺。闵遣使临长江告东晋政府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冉闵载记》）东晋君臣以闵已称帝，置之不答。
冉闵建立冉魏政权之后，他在政治上的措施是：“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即寒门地主），多蒙显进。”（《晋书·冉闵载记》）这正说明他仍走着魏、晋以来封建统治政权的老路，稳定世族，提拔寒门，只是在地主阶层方面下功夫，忽视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肯依靠人民，更无法发掘人民的潜在力量。如他由于猜忌而把与他合作共同消灭羯族的李农杀害了之后，对于与李农有过深厚友谊的乞活军，未见有进一步的联系；那时关中的垒主乡豪，拥三十余壁，聚众五万，以应东晋，冉闵也没有很好和他们取得联络[11]。而冉魏政权卵翼下的世族地主或寒门地主，不但没有反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决心，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地位，有时还会利用机会进行政治投机，从而加速冉魏政权的倾覆。
石赵政权对于中原地区农业生产，起到了相当大的破坏作用，尤其在石虎末年，黄河下游连年饥荒。冉闵为了赈济穷困者，在他的新政权成立时就把政府仓库内的积存粮食，全部散发给贫民。然而由于石赵的残余势力石祗（石虎子）在襄国称帝，纠合氐、羌、鲜卑各族攻冉闵，闵无月不战，要他及时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起来，却是谈不到的了。
以后，冉闵虽终于消灭石祗，而连年战争，实力大损。氐族部落贵族苻健（苻洪子）已率众西归，据有关中；鲜卑慕容氏则自辽西进兵幽、冀，蚕食赵、魏，集中大军精锐攻闵，东晋政府坐视不救，到公元352年，冉魏终于为慕容儁所灭，立国凡三年。
从永嘉（公元307—312年）以来，大死丧、大流徙的结果，“中原萧条，千里无烟”。边徼上各少数民族的移居中原腹地，也更为频繁。如公元318年，氐、羌、胡羯归于石勒者十余万落，徙处河北郡县。公元320年，刘曜徙巴氐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公元329年，石勒灭刘曜，徙氐、羌十五万落于河北。公元332年，石虎徙秦、雍民及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氐族部落酋长苻洪为流民都督，居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羌族部落酋长姚弋仲为西羌大都督，率部族数万，移居清河之滠头（今河北枣强东北）。黄河下游，一度布满了氐、羌部族。
冉闵在消灭石赵政权以后，欲驱逐各少数民族的势力于赵、魏地区之外，史称：“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晋书·冉闵载记》）在这种情况下，氐族酋长苻洪首先率领其部落，由枋头西撤，当时流移在山东、河北一带的关陇流民，也相率归附苻洪，洪众至十余万人。洪死，子健率其众入关，遂在关中建立苻秦政权。羌族酋长姚襄（姚弋仲子）也率其部落六万户西归，进屯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图据关中，与苻秦战于三原（今陕西三原），襄兵败被杀。其弟姚苌率羌部落投降苻氏。后苻坚失败，姚苌杀坚，在关中建立姚秦政权。
汉人在黄河下游所建立的冉魏政权，既被进入中原内地的少数民族的武装势力包围夹攻，终至消灭，多数汉族人民都不愿在中原地区过着长期被压迫被侮辱和随时可能被虐杀的生活，于是他们就像海潮似地涌向江南，想回到汉人所建立的东晋王朝的统治地区去。河北汉族人民二十万口，已渡过黄河，请求东晋政府派兵应援。东晋政权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民不大关心，没有很好地去配合接应，使二十万汉族人民受到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攻击，“死亡咸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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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及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 《晋书·刘元海载记》：“永兴元年，元海……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祀汉配天，不失旧物。……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献帝刘协）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可见刘渊初起兵时，也是冒称汉后，以期达到迷惑汉族人民，泯没民族成见，以巩固其统治之目的。其国号曰汉，盖有故而然也。
《金石录》叙伪汉司徒刘雄碑云：“公讳雄，字元英，高皇帝之胄，孝宣帝元孙。王莽篡窃，远遁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按雄为渊弟。《晋书·刘元海载记》云：“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而此碑直云出自宣帝，岂渊初起时假此以惑众乎?
[3] 《晋书·刘曜载记》：三年（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广平王岳为征东大将军，镇洛阳，会三军疫甚……〔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曜又进攻仇池……兼疠疫甚（《资治通鉴》作“军中大疫”）……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
[4] 《晋书·石季龙载记》：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太平御览》卷120引《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同。按北朝时称琐罗亚斯德教（唐时称为祆教或拜火教）信仰为胡天或胡天神。
[5] 《资治通鉴》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刘〕琨……上表曰：“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西晋）所授，存者惟臣。勒据襄国，与臣隔〔太行〕山，朝发夕至，城坞骇惧……。”胡三省注曰：“勒入邺，杀都督东燕王〔司马〕腾；寇信都，杀冀州刺史王斌；袭鄄城，杀兖州刺史袁孚；攻新蔡，杀豫州刺史新蔡王〔司马〕确；袭蒙城，擒青州都督苟；克上白，斩青州刺史李恽；攻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杀兖州刺史田徽；袭幽州，擒王浚；除李恽、田徽，王浚承制所授，是灭其七也。”
[6] 《晋书·孝愍帝纪》：建兴五年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时石勒亦竞取百姓禾，时人谓之“胡蝗”。
[7] 《晋书·石勒载记》：逯明攻宁黑于茌平，降之，因破东燕酸枣而还，徙降人二万余户于襄国。……徙平原乌丸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支雄、逯明击宁黑于东武阳，陷之，……徙其众万余于襄国。……〔刘〕聪死，……靳準杀〔聪子〕粲于平阳……勒攻準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石生攻刘曜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克壁垒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资治通鉴》晋咸和三年：后赵将石聪……虏寿春二万余户而归。《晋书·刘曜载记》：上邽（刘曜为石勒将石堪所执，曜余众西保秦州，秦州治上邽）溃，季龙……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晋书·石勒载记》：季龙克上邽……勒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石〕生……徙秦州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季龙……徙雍、秦州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徙秦州三万余户于青、并二州诸郡。《晋书·石季龙载记》：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季龙〕伐段辽……乃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寇〔东晋〕荆、扬北鄙……掠七万户而还。……徙辽西、北平、渔阳万余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王擢克武街，……徙七千余户于雍州。
[8] 《太平御览》卷120引《十六国春秋·后赵录》曰：石虎性酷虐无道，降城陷垒，坑斩士女，鲜有遗类。
《晋书·石勒载记》：曹嶷降，送于襄国，勒害之，坑其众三万。季龙将尽杀嶷众，其青州刺史刘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无人焉牧?徵将归矣！”季龙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镇广固。
[9] 《资治通鉴》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二月，……时并州饥馑，数为胡寇所掠，郡县莫能自保。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及吏民万余人，悉随〔司马〕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
《晋书·石勒载记》：勒攻幽州刺史石于乐陵，死之。乞活田湮帅众五万救，勒逆战败湮。
《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五月……〔汲〕桑长驱入邺，〔司马〕腾……为桑将李丰所杀。……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兰、薄盛等起兵，为新蔡王腾报仇，斩汲桑于乐陵。
《晋书·东海王越传》：王弥入许……〔越〕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嬴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巨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恽、薄盛斩田兰，率其众降。甄、祉、济弃军奔上党。
《晋书·石勒载记》：勒攻乞活赦亭、田湮于中丘，皆杀之。
《晋书·怀帝纪》：永嘉三年十一月，乞活帅李恽、薄盛等帅众救京师，〔刘〕聪退走，恽等又破王弥于新汲。
《晋书·东海王越传》：〔越〕留妃裴氏、世子镇军将军毗及龙骧将军李恽并何伦等，守卫京都。……率甲士四万，东屯于项。……永嘉五年，薨于项。……何伦、李恽闻越之死，秘不发丧，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从者倾城，所经暴掠。至洧仓，又为〔石〕勒所败，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李恽杀妻子奔广宗。
《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五年：秋七月，王浚……承制……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建兴元年（公元313年）：夏四月……石勒攻李恽于上白（在今河北威县），斩之。王浚复以薄盛为青州刺史。……五月……石勒遣孔苌击定陵，杀田徽；薄盛率所部降勒（《石勒载记》作“乌丸薄盛执渤海太守刘既，率户五千降于勒”，岂薄盛虽为乞活帅，而本是乌丸族人邪）。
《晋书·石勒载记》：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公……当平安四海……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反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
敦煌石室新出《晋纪》：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夏四月戊寅，振武将军、陈留内史陈午卒。午临卒，戒其众，勿事胡。午者，乞活帅也……时据浚仪，众可五千余人，率勇悍善战。午既死，子赤特尚幼。大帅冯龙、李头等共推午从父川辅相赤特。川遂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内史。川本大陵县吏，以法绳下，众心不附。讨樊雅之役，祖逖征兵诸村堡，川使李头将兵助之，逖遇之厚……头深德逖……川怒杀头，乃袭其支党，余人奔于逖……川……以浚仪叛。……五月，平西将军伐陈川……石虎济河救之……遂掠豫州诸郡，徙川襄国；留桃豹屯于吹台。
《晋书·祖逖传》：张平余众助〔樊〕雅攻逖。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李头之讨樊雅也，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遣将魏硕掠豫州诸郡……遂以众附石勒……〔石季龙〕徙陈川还襄国（《石勒载记》作“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
《晋书·石季龙载记》：张豺与张举谋诛李农。……农惧，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
《晋书·桓彝传孙石民附传》：时（公元386年，丁零翟辽据黎阳）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与翟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石民……击淮斩之。
《宋书·王镇恶传》：弟康……值关陕不守……保金墉城……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
《水经·渠水注》引《陈留风俗传》曰：县有仓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北有牧泽……梁王增筑以为吹台。……今层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其台方百许步……晋世丧乱，乞活凭居，削堕故基，遂成二层……世谓之乞活台。
《晋书·慕容德载记》：苻登弟广率众降于德，拜冠军将军，处之乞活堡。
《宋书·垣护之传》：随张永攻……〔萧〕思话复令渡河戍乞活堡以防众军。
《太平寰宇记》瀛州河间县下有乞活城。
本注参考周一良《乞活考》一文。根据以上一系列材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乞活是跟着司马腾撤出并州的武装流民集团。
（二）乞活军在流亡和战斗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他们在西晋政权濒于倾覆之际，和进入中原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作战最力；在西晋政权倾覆之后，乞活军更成为留在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进行反抗斗争的中坚力量。
（三）乞活军的领袖如陈午，临死时尚诫其众“勿事胡”，这种坚持斗争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四）由于当时两晋统治者对于乞活军采取分化政策，以致田兰为薄盛、李恽所杀，陈川也杀李头以降石勒。这一方面说明了乞活军领袖之间也自相残杀，具有一般流民集团共有的弱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西晋、东晋政权分化乞活军的结果，只是削弱抗胡力量，有害于抗胡斗争的发展。
（五）乞活军在被石赵政权强制迁徙于广宗、上白等地区以后，经过三十年之久，还能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最后终于配合冉闵、李农，一举而歼灭了石赵政权的残余势力。
（六）在冉闵失败以后，乞活军在中原地区还保有他们光荣的番号，继续进行斗争。当公元419年东晋大将刘裕北伐无结果，汉族的势力再度退出黄河流域之际，乞活军还想拥护司马氏宗室司马文荣在北方树立汉族的政权，这时距离乞活军撤出并州（公元306年），已经有一百一十多年了。
[10] 《晋书·石季龙载记》：〔冉闵〕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仗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六年：〔麻〕秋承闵书（诛胡羯之命），诛〔王〕朗部胡千余人。
[11] 《晋书·石季龙载记》：石苞时镇长安，谋帅关中之众攻邺。……雍州豪右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勋于是率众赴之，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余里，使治中刘焕攻京兆太守刘季离，斩之。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勋。
[12] 《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五年：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请伐赵……秋七月，加裒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裒率众三万，径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余家，相与起兵附晋。……八月，裒退屯广陵。……时河北大乱，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会裒已还，威势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