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百济、新罗 自魏晋一直到唐初，高句丽、百济、新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高句丽也在都城设立太学，还从中原取去许多儒家典籍，包括经、史、子、集等等。在公元372年左右，佛教从中原的北方前秦王朝统治地区传入高句丽，高句丽的统治阶级也就利用佛教来麻醉人民，巩固他们的统治。高句丽汲取汉文化的有益营养，再加以发展，充实本国的文化，传播到百济、新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百济也很早通过辽东地区，接触到中原的文化。它很早就从中原王朝传入三皇五帝神，公元384年，又从海路，自东晋传入佛教。尤其在5世纪以后，百济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发生了紧密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百济友好使者曾横渡黄海或东海，来到江南，与中原进行贸易。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济圣王明十九年，公元541年），百济遣使至梁，到达梁都建康，“表请《毛诗》博士，《涅》等经义，并工匠、画师等”（《三国史记》卷二十六），梁武帝非常友好地满足了百济的要求。到了唐初，百济曾赠与唐“明光铠”、“铁甲”、“金甲”、“雕斧”（《三国史记》卷二十七）等，唐也馈赠百济彩帛等物。中原文化，还通过百济和高句丽的媒介，给与新罗和日本以一定的影响。
新罗和中国发生外交关系较晚，约6世纪初叶，新罗才派遣使节来梁聘问。到了隋唐时期，关系才逐渐密切起来。当时新罗、百济、高句丽的统治阶级，经常不断地互相攻击，“战争交起，略无宁岁”（《三国史记》卷二十八）。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百济大举进犯新罗，取新罗四十余城；高句丽配合百济，也占领了新罗四城。新罗向唐求援，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大军进攻高句丽，但由于高句丽上下沉着应战，唐未能取胜而退师。
唐高宗初年，百济又进攻新罗，取新罗四十余城。新罗向唐告急，说新罗的“大城重镇，并为百济所并，疆宇日蹙，威力并谢”（《三国史记》卷二十八），唐乃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以大军渡海，和新罗联兵攻下百济首都泗城（今朝鲜白田西），于百济置熊津都督府。不久，又占领百济全境。唐与新罗还利用高句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稳之际，联军攻下高句丽都城平壤。
唐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攻取平壤城，并于其地置安东都护府。唐的统治引起高句丽和百济人民的不断反抗。唐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今辽宁辽阳），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今辽宁营口东南）”（《资治通鉴》唐仪凤元年）。仪凤二年，又“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今辽宁抚顺北）（《资治通鉴》唐仪凤二年）。唐的势力完全退出半岛。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新罗和唐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人数比较多，他们在中国的商业网，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北起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莱州（治掖，今山东莱州），南达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泗州（治临淮，今安徽泗县），更南抵达扬州（今江苏扬州）。登州设有新罗馆，文登（今山东文登）东界设有新罗所，楚、泗等州都设有新罗坊，专门用来居停新罗商人。新罗商人还自备有航海的船只，航行于渤海和黄海之间。新罗制造的船只远比其他国家的船只坚固，他们的航海技术，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
在新罗和唐朝两国间的物资交换方面，除了新罗商人以牛、马、纸、扇等物输入中国，中国商人以绵、绢、瓷器、铜盘、铜镜、藤席等物输出至新罗以外，两国的统治阶级，常常采用互相馈赠礼物的形式，来进行特种奢侈品的交易。新罗贵族先后赠送唐贵族的物品中，有果下马、牛黄、人参、美、朝霞、、鱼牙、大花鱼牙锦、小花鱼牙锦、白布、海豹皮、麸金、金银器、金银佛像等等（以上见《三国史记》卷八、卷九、卷十），唐也回赠新罗贵族以绫、锦、罗、彩、银、银碗等等贵重礼品。
新罗有许多优秀的工匠，曾远越沧海，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中国山东、河北等省，曾发现不少唐代开采的煤矿遗迹，据说这些矿洞的开采方法，部分是采用新罗的采掘方法的，这说明新罗采矿技术的进步。中国的科学发明和生产技术，也不断传入新罗。譬如新罗很早就有饮茶的风气，却没有栽培茶树。到了唐文宗太和二年（新罗兴德王二年，公元828年），新罗入唐使从中国回去，把中国的茶树移植到新罗，此后不久，新罗就茶树成林了。中国发明印刷术不久，新罗就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技术，还加以提高和改进，印刷出大量精美的书籍来。
新罗继承三国的文化传统，同时吸收中国唐朝的文化，创造了相当发达的民族文化。新罗从唐朝初年起，就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唐首都长安就学。新罗神文王二年（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仿照唐朝设立国学，国学内设置国子司业、博士、助教等职衔。“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三国史记》卷三十八）。由于新罗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作为太学生必读的书籍，因此中国的儒家经典如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大量地流入新罗。例如武则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新罗遣使来唐“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三国史记》卷八，参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赠送给新罗。因为新罗的文化发展水平很高，因此唐王朝派遣使臣去报聘，要选派饱学醇儒前往，才会受到新罗朝野的欢迎。新罗有很多人能够写流畅的汉文，如新罗学者和诗人崔致远，在中国留学多年，还在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进士及第，所著《桂苑笔耕集》二十卷，就是用汉文来写的，他的写作水平，可以和中国的作家媲美。新罗的士人，喜爱唐朝诗人的篇什，尤其喜爱长庆诗人白居易的诗，留居长安的新罗商人往往把白居易的新作品抄寄回国，新罗士人就立刻传诵开来。如果是他人的作品，误传是白居易的，新罗士人会根据白居易诗歌独特的风格，辨别出真伪来，可见他们在中国文学方面造诣之深。
新罗还设置算学博士、助教，以《九章算术》等教授算学生；又置有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经》、《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为之业”（《三国史记》卷三十九），以教授医学生。
新罗古代没有固定文字，5、6世纪的时候，汉文在新罗逐渐流行。随着半岛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新罗人士创造了用汉字的音或义标记新罗语的方法，这种表示方法，称为“吏读”。7世纪以后，“吏读”广泛流传开来，逐渐走上规范化的道路。这对以后朝鲜半岛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由于新罗的文字和汉文很接近，因此新罗士人也重视汉文的书法，当时有士人金生，他的流畅姿媚的书法，据说可以和二王（王羲之、献之父子）媲美。
新罗的佛教，是在5世纪中叶从高句丽传入的，到了公元528年，正式得到国家认可。新罗派遣许多学问僧来唐求法取经，人数多，留居时间长，致使唐王朝作出“新罗、日本僧入朝，学九年不还者，编诸籍”（《新唐书·百官志·崇玄署》）的规定。7世纪时，新罗僧元晓在唐研究法相宗，僧义湘在唐研究华严宗，佛教中土各宗在新罗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很快发展起来了。8世纪初，新罗僧慧超来唐留学，后来离开唐都长安，由海道去天竺取经，再由陆路回到长安。他著有《往五天竺国传》，原书久佚，20世纪初在敦煌石窟中发现唐人节录的一卷本，对于研究八世纪前期五天竺、中亚细亚及中国新疆地区风俗历史，有重要价值。
王氏高丽的兴起 九世纪时，新罗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波及全国。891年，出身王族的僧侣弓裔，参加梁吉领导的北原（今原州）农民起义军，得到梁吉的信任，逐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控制了半岛中、西部。901年称王，904年以铁圆（今铁原）为中心建立摩震国。911年改国号为泰封。
892年，新罗西南海岸守军的裨将甄萱，率众起义于武珍州（今光州），攻占半岛西南部。900年定都完山州（今全州），称后百济，与摩震（泰封）、新罗形成鼎足，史称后三国。
泰封国王弓裔，逐渐加强对于人民的剥削，人民不能忍受。公元918年，将军王建乘机率众推翻弓裔，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高丽。泰封国前后共存在十八年。
王建迁都开京（今开城），并以平壤为西京，积极采取措施，来安定人民的生活，实现国土的统一。到了930年，领土已经扩大到现在的清川江。935年，高丽并新罗，次年灭后百济，从而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王氏高丽“有二京，六府，九节度，百二十郡”（《资治通鉴》后晋天福元年）。
王氏高丽与中国五代各王朝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早在后三国时期，为了牵制敌国契丹后方，王建就与后唐修好，一再遣使聘问，馈赠方物，后唐相应地遣使报聘。公元954年（后晋齐王开运二年），王建卒，子武嗣位，遣使向后晋告丧，后晋因命通事舍人郭仁遇等出使高丽。周世宗时，因为铜钱缺乏，而高丽多铜货，于是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特许青州、登州、莱州商人渡海前往购买；次年又命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等赍帛数千匹，购铜于高丽，以备铸钱之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高丽国王王昭（王武子）三次遣使来开封，赠送名马、织成衣袄、弓剑等物，《别序孝经》等图书，又赠铜五万斤。可见当时中国与王氏高丽的交往是很密切的。
日本 从汉代起，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发展起来了。到了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西晋武帝泰始（公元265—274年）初年，日本三次遣使来聘。从东晋至南朝，日本又前后八次派遣使节到江南来和中国通好，彼此间的友好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在隋代，日本又四次派遣使节来中国，隋也派遣裴世清报聘，中日间的联系更密切了。
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很早就传到日本。尤其从西晋起，不少中国人流亡到日本去，这对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如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有吴服师（缝衣师）自百济到日本；同年，儒家经典《论语》也传入日本。南朝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日本曾从中国江南延聘“汉织（北方织工）、吴织（江南织工）及衣缝（缝衣师）兄媛、弟媛等”（《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过了两年（公元472年），日本即命令本国栽植桑树，中国织工的东渡，与日本当时丝织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公元610年（日本推古天皇十八年），高句丽僧人昙征还把隋朝和高句丽的制造纸、墨、碾的方法介绍到日本去。
李唐一代，日本前后共派遣十九次聘唐使节来中国访问，遣唐使有时也称为“迎入唐使”或“送唐客使”。这十九次遣唐使是：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二年、唐贞观四年）八月，日本第一次派遣以犬上三田耜为首的遣唐使，曾到达长安，公元632年（日本舒明四年、唐贞观六年）八月返国。
第二次遣唐使于公元653年（日本孝德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五月派遣，吉士长丹为大使，曾到达长安，翌年七月返国，这次使团人数一行有一百二十一人之多。
与此同时，日本任命高田根磨为大使，一行一百二十人，来唐途中，船破遇难。
第三次遣唐使于公元654年（日本孝德白雉五年、唐永徽五年）二月派遣，高田玄理为执节使，河边麻吕为大使，曾到达长安，翌年八月返国。
第四次遣唐使于公元659年（日本齐明五年、唐显庆四年）七月派遣，坂合部石布为大使。凡二舶，第一舶漂流到南海，大部分人员为岛人所杀，只有五人乘岛人船到达唐的括州（治括苍，今浙江丽水）。第二舶到达中国，使团住长安十月，公元661年（日本齐明七年、唐显庆六年）五月返国。
第五次遣唐使于公元665年（日本天智四年、唐麟德二年）十二月派遣，守大石为大使，曾到达长安，公元667年（日本天智六年、唐乾封二年）十一月返国。
第六次遣唐使于公元667年十一月派遣，伊吉博德为大使，送唐使司马法聪返唐，只送到百济，翌年正月返日。
第七次遣唐使于公元669年（日本天智八年、唐总章二年）派遣，以河内鲸为首，返国时间未详。
第八次遣唐使于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武周大足元年）正月任命，翌年六月起航，粟田真人为执节使，高桥笠间（后由坂合部大分代之）为大使，曾到达长安，公元704年（日本庆云元年、武周长安四年）七月返国。
第九次遣唐使于公元716年（日本灵龟二年、唐开元四年）八月任命，翌年三月起航，多治比县守为押使，阿部安麿（后由大伴山守代之）为大使，曾到达长安，公元718年（日本养老二年、唐开元六年）十月返国。这次使团来唐一行五百五十七人。
第十次遣唐使于公元732年（日本天平四年、唐开元二十年）八月任命，翌年四月起航，多治比广成为大使，曾到达长安。这次使团一行凡五百九十四人。归国时，分乘四舶，第一舶于翌年十一月回国；第二舶于公元736年（日本天平八年、唐开元二十四年）七月回国；第三舶漂流遇难，仅四人于公元739年（日本天平十一年、唐开元二十七年）十一月返国；第四舶中途沉没。
第十一次遣唐使于公元750年（日本天平胜宝二年、唐天宝九载）九月任命，公元752年闰三月起航，藤原清河为大使，曾到达长安，使团来唐时分乘两舶，共载二百二十余人。归国时分乘四舶，第一舶一百八十人漂流到安南，多为土民杀害，大使藤原清河脱险后回长安，终身仕于唐，官至秘书监；第二舶于公元754年正月返抵日本，鉴真和尚及其弟子即乘此舶渡日成功；第三舶于公元753年十二月返国；第四舶于公元754年四月返国。
第十二次遣唐使是为迎接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而于公元759年（日本天平宝字三年、唐乾元二年）二月派遣，高元度为迎入唐大使。使团一行九十九人，仅高元度等十一人到达长安，迎接清河的使命没有完成，公元761年（日本天平宝字五年、唐上元二年）八月，由唐使沈惟岳等伴送回国。
第十三次遣唐使于公元761年十月派遣，仲石伴为大使，使舶四艘，在难波试航时，一艘破毁，三艘遂亦未成行。
第十四次遣唐使于公元762年（日本天平宝字六年、唐宝应元年）四月任命，日中臣鹰主为送唐客大使。七月准备出发，因风向不顺而止。
第十五次遣唐使于公元777年（日本宝龟八年、唐大历十二年）六月派遣，佐伯今毛人为大使，称病不发，副使小野石根代行大使职务，到达长安。翌年分乘四舶归国，第一舶遇海难，副使小野石根、唐报聘使赵宝英等均溺死。
第十六次遣唐使是为送唐使孙兴进等返唐，于公元778年（日本宝龟九年、唐大历十三年）二月任命，布势清直为送唐客大使，翌年五月起航，曾到达长安。至公元781年（日本天玄元年、唐建中二年）六月返回日本。
第十七次遣唐使于公元804年（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二十年）七月出发，藤原葛野麿为大使，分乘四舶来唐，第三舶遇海难。大使藤原曾到达长安，翌年六月返抵日本。
第十八次遣唐使于公元834年（日本承和元年、唐太和八年）正月任命，藤原常嗣（藤原葛野麿子）为大使。此次使团由六百五十一人组成，人才济济。公元836年七月分乘四舶来唐，第三舶载一百四十人，遇风破损，仅二十余人生还日本。于是修缮船舶。延至公元838年（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七月，藤原常嗣方率第一、四使舶成行。十余日后第二舶继之出发。三舶总算完成使命。翌年返航回日，藤原常嗣改乘新罗船归国。第二舶则迟至公元840年返抵日本。
第十九次遣唐使于公元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乾宁元年）八月任命，菅原道真为大使。时唐方镇跋扈，不成朝局，故日本于同年九月，停止派遣遣唐使，菅原道真遂不成行。
当时遣唐使舶，开始每舶能乘一百二十人左右，后来日本的造船技术不断提高，每舶能乘一百六十人左右。日本使团最多的一次，是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人数到达六百五十一人，如果分乘四船，每船平均载员一百六十三人左右。这些遣唐使舶，大都是利用风力的帆船，船身大者有十五丈长，一丈多宽，左右两舷，都设有棹桨，如不能利用风力时，就扳桨推船前进。每条海船，多备有小艇，视海船大小，二艇至四艇不等。船舶航行海中时，如遇逆风，或大雾迷失方向，即收帆下碇，以防漂流。前期的遣唐使舶，一般是由北路航行，即从日本大阪出发，经过壹岐、对马，通过朝鲜南畔的聃罗（济州岛）到达现在仁川附近，然后或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至辽东半岛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的一角登陆。后期的遣唐使舶，一般是由南路航行，从日本横渡东海，直达扬子江口，或达明（今浙江宁波）、越（今浙江绍兴）、温、台等州。
使团的构成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这四级官吏，都是从通晓经史、擅长文墨或熟悉唐地政治社会情况的人中挑选任用的。在使团中，还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译语（翻译）、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掌缮写公文、行署文案）、射手、船师、音乐长、新罗译语、奄美译语、卜部、杂使（杂事驱使）、音声生（吹鼓手）、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师、人（从卫士）、挟抄（师或桨师）、水手长、水手等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和学问僧，往往搭乘使团的船舶，来唐留学和取经。
日本派遣来唐的使节，都经过严格的挑选，一定要由对汉文有较深造诣，博通经史，文辞优赡，仪容温雅，并熟悉唐国情形的人来担任。如遣唐使粟田真人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来唐，史称其“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到了开元初年，粟田真人再度来唐，“请从诸儒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为师”（《新唐书·日本传》），面授经术。
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也是经过严格选拔的，来到唐地以后，唐朝对外国留学生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如规定在唐的日本、新罗等国的留学生，每人每年给绢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使这些来唐学习的留学生生活较为充裕，可以专心一意从事学习。他们一来中国，往往就待上二三十年。如高向玄理、南渊请安二人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来隋，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才回国，留学中国三十三四年之久；学问僧僧也是从大业三年来隋，到唐太宗贞观六年才回国，在中国求法二十五年。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日本留学生阿部仲麿来唐，易汉人姓名曰朝衡，他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一度回国；到了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再度来唐，遂仕唐官至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居唐五十四年，最后病死于唐。他在当时盛有诗名，名诗人王维、李白、储光羲等都有诗和他相赠答。
日本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住在中国的时间较长，他们学习中国优秀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到了回国时，就把中国的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以及工农业方面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介绍到日本去。同时他们还带去大量图书仪器。如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唐，开元二十三年返国的留学生吉备真备，其将归书物中，有《唐礼》一百三十卷、《乐书要录》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以及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与吉备真备同时来唐返国的学问僧玄，将归佛经五千余卷，及佛像等等。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来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返国的学问僧最澄，将归的书法碑帖，有《大唐圣教序》、《真草千字文》、《天后圣教碑》、王羲之《十八帖》、欧阳询书法、王献之书法、《梁武帝评书》等石拓多种。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来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国的请益僧圆仁，除了将归大量佛教经像以外，还携归《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内族吉凶书仪》三十卷、《开元诗格》一卷、骆宾王《判一百条》一卷、《百司举要》一卷、韦述《两京新记》三卷、《进士张集》一卷、《杜员外集》二卷。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来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返国的学问僧宗，将归经像以外，有《七曜二十八宿历》一卷、《七曜历日》一卷、《明镜连珠》六卷、西川印子（即木刻）《唐韵》一部五卷、西川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唐高僧鉴真天宝十二载去日本时，不仅携带了大量的天台宗和律宗的章疏，同时还将去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以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书。
日本当时社会发展阶段，远不如中国社会那么发展，因此中国文化的大量输入日本，对日本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政治方面，公元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日本中大兄皇子取得大臣中臣镰足的支持，消灭了专权的大臣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建元大化，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大化改新”。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的学生；在这次革新运动中，高向玄理和僧又都被任命为国博士，供天皇咨询。这次改革仿照唐制，确立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地方设国、郡、里。在经济上仿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制定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班田法虽然是在公元701年制定的《大宝律令》中才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租庸调制也是在公元714年，才正式确立，但这两种制度，在大化改新时，实际已经在推行了。与班田法配合，还建立户籍和计账法。日本的法律，也是参照《唐律》而制定的。日本政府还参照唐朝的府兵制，而成立卫府（京都）和军团（地方）以及防人制度，公元722年（养老六年）所颁布的《养老军防令》中，反映了日本军防体制受到唐府兵制的深刻影响。
在学校制度方面，大化改新后，在首都成立太学，在地方设置国学。太学内设“明经道”及“纪传道”等科目，明经道必须修习《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等汉文经书。纪传道必须修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文选》等汉文书籍。据《续纪》记载，日本称德天皇神护景云三年（公元769年）十月，“太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由此可见，当时地方的国学，也修习汉籍了。
在文字和书道方面，学问僧空海根据汉字草书的偏旁，创造了“平假名”；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这两套假名，就是日文的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日本的词汇和文法，受汉文的影响也很深。由于日本很多学者熟谙汉字，因此他们很重视中国的书法，二王的真迹，名家的碑帖，大量传入日本。传至今天的当时日本书家的手迹，笔墨苍老挺逸，有二王风韵。
在文学方面，日本人民喜爱唐诗，8世纪中叶编集的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显示出汉文学者对唐地诗歌的很深造诣。他们重视诗歌格律，留存下来的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堪称研究我国六朝、唐代诗歌格律的范本。
在宗教方面，佛教经由高句丽传入日本，到了隋唐两代，日本有很多学问僧直接到中国来求法取经。当时正是中土各宗酝酿成立的时代，日本的学问僧来到中国以后，他们根据在日本所研究的佛教教理，向中国的教派大师请教。如日本天智年间（公元662—671年），日本学问僧智藏来唐，公元702年（大宝二年）道慈来唐，他们二人专门研究三论宗。公元653年（白雉四年）道昭来唐，公元658年（齐明四年）智通、智达来唐，公元703年（大宝三年）智凤、智鸾、智雄来唐，公元717年（养老元年）玄来唐，他们专门研究法相宗。公元736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唐僧人道前往日本，把华严宗经疏带了去；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日本天平胜宝六年），唐律师鉴真率领他的弟子到达日本，他不仅把南山律宗的一套戒律规范介绍给日本，同时还带去许多天台宗的经疏，这样，华严宗、天台宗、律宗思想也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了。鉴真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曾建立戒坛院，并且亲自为日本圣武上皇等传授戒律。他还规划建筑了唐招提寺，把他和弟子携来的佛像供奉在这所寺院里，以后从唐地取来的许多经卷、图像，也都收藏在这所寺里，这是一座佛教艺术的宝库。当鉴真到达日本时，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了，可是他还坚持校正佛经。他又通晓医术，尤精《本草》之学，能够凭嗅觉鉴定药物，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7年）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载有《鉴上人秘方》一卷，鉴真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到了中唐以后，学问僧最澄来中国（公元804年来唐，805年返国），携去大量天台宗著作，日本天台宗的教义更加充实了。与最澄同时来唐，比最澄返日迟一年的空海，他在唐地学习密宗，回国时携归密宗的经典甚多，以后密宗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了，在日本反而发展起来。
日本僧圆仁，在公元838年入唐，公元847年返国。圆仁返国时，不仅携归大量梵汉佛教经典和四部杂书，同时还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这是研究唐文宗、唐武宗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宗教等等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方面，公元709年，日本建设奈良城。日本历史上一般称定都奈良城的时期（公元710—794年）为奈良时代。奈良城的设计，仿照唐首都长安城的布局。它也有一条自南而北的宽阔的朱雀大街，也设“东市”、“西市”为商业区。公元728年建成的东大寺，寺里有卢舍那佛铜像一尊，始铸于公元745年，而最后完工于公元771年，高达十六米，在当时是铸造工艺上空前未有的成就。据日本学者的说法，这尊佛像的铸造，直接受到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5年）白司马坂铜铸大佛的影响。据中国最近的考古发掘，证明唐代麟德殿的建筑形制，是周围围廊，把主殿围在中心；而日本的东大寺、法隆寺等的布局，正和麟德殿的布局相似，由此可见，日本的建筑布局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其余奈良时代日本木结构建筑的卓越艺术，一方面体现了日本的民族风格，一方面也是吸取了唐代建筑艺术的新成就。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唐对日本的影响也很大。日本有许多乐器，大部分是从唐地输入的，如现在尚保存于日本正仓院的乐器，有金银平文琴、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竖箜篌、牙横笛、雕石文笛、刻雕尺八、吴竹笙、吴竹竽等，大都是从唐地传去的。公元838年随大使藤原常嗣来唐进修的准判官藤原贞敏原是琴筝能手，入唐后师事琵琶名家刘二郎，曲尽其妙。二郎叹为奇才，赠曲谱数十卷，并将擅长琴筝的女儿嫁给他。他返国时，二郎又以紫檀琵琶、紫藤琵琶各一面相赠。贞敏回日后，以琵琶仕三代天皇。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现存日本《信西古乐图》中，有《唐舞绘》一卷，其中载有唐《秦王破阵乐》、《兰陵王》、《拔头》、《苏莫者》等乐舞姿态及其衣装道具，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的舞蹈，曾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
在绘画方面，当时日本画师竭力模仿唐画，如现在尚保藏于正仓院的公元752年（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载）所作的鸟毛立女屏风，画中美人，颐丰体硕，俨如周所绘的仕女图，可见日本画风也受到唐地画风的深刻影响。在日本遣唐使团中，有画师随从来唐，向唐学习。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四年正月条称圆仁令遣唐使从粟田家继，在扬州龙兴寺把唐名画家韩的佛教故事画用绢本摹写下来，“无一亏谬”。这种摹写下来的绢画，带到日本去后，也会对日本绘画的发展产生影响。
在工艺制造方面，由于中国的精致工艺品不断输入日本，先进的生产技术，也源源介绍到日本，这对日本的工艺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铜镜自六朝以来，大都由中国输往日本的；不过日本正仓院所藏日本古文书说明，到了公元762年（天平宝字六年），日本已能铸造铜镜，而且可以和唐地的铸镜相媲美了。另外如正仓院所藏公元766年（天平神护二年）二月四日东大寺制成之银壶，壶面鱼子地，细刻狩猎图，人物形象生动，达到很高水平，但从它的形制图案来看，还可以看出它所受唐地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印花染色方法夹缬法和蜡缬法，也在唐代传入日本，日本的印染工匠，在天平时代（公元724—781年）就掌握了这种工艺，从而制作了许多精美的新产品。到了唐末，中国的印刷书籍也传入日本，这对此后日本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日本朝野，自饮食起居、衣冠服饰以至岁时令节等生活风尚，都深受唐地的影响。公元815年（弘仁六年）后，日本也普遍植茶，此后茶道也大大发展起来了。
在唐代，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开始时，两国的统治集团往往通过遣使聘问的形式，来进行贵重物资的交换。到了唐后期，更有不少中国、日本、新罗商人，乘着商舶，专门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进行贸易。日本输往中国的物品，有水织、美浓、黄金、锡、水银、玛瑙、琥珀、金漆等等；中国输往日本的物品，有药材（正仓院所藏公元756年之献物账中有犀角、禹余粮、龙骨、龙角、巴豆、厚朴、远志、人参、大黄、甘草、雄黄等）、香料（《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鉴真第一次计划去日本时所携带的香料，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陆香等）、胡椒、石蜜、蔗糖、丝绢、锦彩、襆头、藤簟、花毡、月令障子（四季屏风）、银熏炉、铜镜、铜盘、铜瓶、漆合子盘、漆胡瓶、磁器、琉璃器、乐器、弓、刀、书籍、经像等等（见《唐大和上东征传》及《正仓院考古记》两书）。日本遣唐使节和留学生返国，以及中国僧侣、商人等去日本时，都携带为数众多的青铜铸币，如鉴真第一次计划去日本时，携带“青钱十千贯，正炉钱十千贯，紫边钱五千贯”（《唐大和上东征传》）。当时中国的铜钱，在日本广泛流通，近年日本地下发掘出唐开元通宝的钱币，已有几万枚之多。即此数端，已经可以说明当时中日两国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是如何密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