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厥汗国的强盛及其中衰 隋末唐初之际，北方的东突厥重又强大起来，“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旧唐书·突厥传》）。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九月，东突厥始毕可汗曾率数十万骑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围了三十三天，才解围而去。此后的几年中，东突厥趁着隋王朝崩溃的时候，不断地进犯隋王朝北边，掠夺汉族人民，以致“边州略无宁岁”（《旧唐书·梁师都传》）。掠去的中原人民，大都充作奴隶，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当时割据称雄的梁师都、刘武周、李轨、薛举、高开道等，震慑于突厥的兵威，“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边防典·突厥》）。突厥统治者也有意培植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这些势力，利用他们来达到掠夺和奴役中原人民的目的。
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为了专意经营关中，也曾派遣刘文静北使突厥，与之结好。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突厥始毕可汗死，弟处罗可汗立。同年十一月，处罗可汗死，弟颉利可汗立。那时唐王朝的统一局面已接近完成，而突厥可汗却日益加紧其对唐的干涉。自始毕可汗起，就利用刘武周、宋金刚等一度攻陷唐的并州。处罗可汗时，又迎隋炀帝妻萧皇后及隋炀帝孙杨政道（隋炀帝第二子齐王杨的遗腹子）入突厥，并立杨政道为隋帝，居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把一万多流落在突厥的汉人，拨归杨政道管理，想利用杨政道充当傀儡，以便利突厥对中原的统治。史称颉利可汗“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夏之志”（《通典·边防典·突厥》）。在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他一度围攻并州，进扰汾、潞诸州，掳掠男女五千余人而去。到武德七年八月，更自原州（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大举南侵，有万余骑到达豳州（治新平，今陕西彬县），离长安不到二百里地。唐高祖甚至欲焚弃长安，迁都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州）。李世民竭力反对，主张坚决抵抗，高祖乃命世民率兵抵御突厥，突厥旋亦退兵。
尽管唐初突厥贵族为了掠夺人口和财物，不时侵扰中原，但在这一时期中，突厥和唐之间的经济联系，还是非常密切的。唐武德八年，曾在北楼关设互市，与突厥交易，突厥卖给唐大批牲畜。当时中原地区受战乱影响，民间普遍缺乏耕牛，通过互市，使中原地区“杂畜被野”（《资治通鉴》唐武德八年），初步解决了内地耕畜不足的困难，这对唐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唐王朝也通过赠送和交换形式，把大量缯彩运往突厥，在武德二年，一次赠与突厥缯彩就有三万匹之多。突厥贵族取得中原大量缯帛，又往往用来作为商品，通过丝绸之路，销往欧亚非各处，所以这类物资交换的频繁进行，不仅有助于双方经济联系的加强，对欧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唐太宗刚取得帝位，突厥颉利可汗乘唐统治集团内部有冲突，又率十余万骑，号称百万，直抵长安附近的渭水便桥北面，唐太宗亲自指挥大军布阵阻击。唐军“军容甚盛”，“旌甲蔽野”（《资治通鉴》唐武德九年）。颉利可汗因悬军深入，不敢冒险决战，于是请和。唐太宗便厚赠金币，颉利可汗即引兵退走。
突厥汗国因受所处地理环境和畜牧经济的限制，并受高度发展的中原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向典型的奴隶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不复存在，因此迅速向封建社会转化。由于突厥汗国国内封建化程度加深，本部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就更加急遽起来。从唐王朝使臣郑元对颉利可汗所说的“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指贵族），于可汗何有”（《资治通鉴》唐武德五年）几句话看来，突厥的贵族阶级，在对外掠夺的战争中已积累了巨大财富。而作为突厥汗国主要军事力量的部落成员，则由于对外进行掠夺的“兵革岁动”（《资治通鉴》唐贞观元年）与军费负担的“裒敛苛重”（《新唐书·突厥传》），经济逐渐衰颓，战斗力也大大地削弱下来。而且由于突厥牧主们对牧民的过度剥削，“伯克（牧主）与人民之间，相互水火”（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文），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突厥汗国的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了。从贞观二年到三年（公元628—629年），草原上又发生了严重的天灾，“频年大雪，六畜多死”，以至于“国中大馁”；而颉利可汗因“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以致政治局面发展到“下不堪命，内外多叛”（《通典·边防典·突厥》）的程度。
庞大的东突厥汗国，本来与被它所消灭的柔然汗国和哒汗国有其共通之处，即“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二九二页），它“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的集合体”，它“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东突厥汗国境内，除了突厥族人以外，主要构成部分是铁勒九姓，史称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北史·突厥传》）。此外还有九姓回纥、三姓骨利等部落，一共三十姓，也就是三十个部落，故东突厥可汗也称三十姓可汗。其余分布在北方外围的丁零、契骨，分布在东方外围的奚、、契丹，名义上固然是受东突厥役属，但是事实上，突厥族人并没有和他们真正地融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统一的部族国家。
铁勒族的薛延陀（分布在今阿尔泰山西南麓哈喇额尔齐斯河流域和乌伦古河流域）、回纥（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和土拉河合流处）、拔也固（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中游和克鲁伦河以北）等十多个部落，因东突厥征敛无度，首先举兵反抗。薛延陀最为强盛，有部帐七万余落，其酋长夷男自称可汗于漠北，进攻颉利可汗，破其四设（sad，突厥号典兵者为设）。回纥部落也有众十万，战士居半，在其酋长菩萨的指挥之下，于马鬣山一役，以骑兵五千，败东突厥骑兵十万，由此回纥势力强大，与薛延陀联合起来，成为突厥汗国内部的心腹大患。此外奚、、契丹等数十部，也在贞观初年纷纷摆脱突厥汗国的役属，先后亲附唐王朝。被掳掠到草原去的中原人民，这时也开始“自相啸聚，保据山险”（《旧唐书·张公谨传》），和突厥奴隶主展开剧烈的斗争。
在东突厥汗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东突厥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尖锐了。颉利可汗初以兄子突利可汗（始毕可汗子）为东面小可汗，管领奚、契丹等数十部落，奚、契丹等脱离东突厥汗国的统治后，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举兵叛突厥，颉利可汗遣突利可汗率兵北讨，结果又为薛延陀击败，于是颉利可汗发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年），由此引起突利可汗的深刻不满。随后颉利可汗又征兵于突利可汗，突利可汗拒绝出兵，颉利可汗进讨突利可汗，突利可汗遂率部依附唐王朝。突厥统治阶级上层的分裂，大大地削弱了突厥汗国的统治力量。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东突厥一度合并于唐。
唐对东突厥战争的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使北方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这就有利于唐初生产的发展。同时战争胜利后，唐又用金帛从突厥奴隶主手里赎回了沦为奴隶的汉族人民，一次就有八万人之多，这些汉族劳动人民的返回故土，自然会增强中原农业上的劳动力。因此，这一战争的胜利，对于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此外，这一战争的结果，使许多受突厥贵族奴役的少数族，挣脱了突厥汗国的残暴统治，并使他们与中原建立了广泛密切的联系，这对于草原上各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东突厥汗国覆亡后，草原上的各族酋长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这正表示了他们全都承认唐王朝的领导地位，并迫切要求和唐王朝加强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联系的愿望。
当时东突厥余众，在颉利可汗失败之后，除了北附薛延陀、西奔西突厥之外，亲附唐朝的有十余万口之多。唐把归附的东突厥人，安置在今陕西佳县、榆林、靖边一带，设立了、化、长三州都督府；同时又在辽宁朝阳以南设立了顺州都督府，以统辖幽（今河北北部）、并（今山西）塞上的突厥人(1)。除此以外，唐还在旧颉利可汗统治区内，设立了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下辖六个羁縻州(2)。这六个羁縻州内的突厥部落，还保持他们原有的部落建制。羁縻州的刺史，也大都由突厥的部落酋长来担任；只是定襄、云中二都督，由朝廷选派。在这一短短的时期内，汉族和突厥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颉利可汗入唐以后，唐在太仆寺设置宾馆，对他厚礼款待，并赠以田宅。唐王朝对突厥贵族也尽力笼络，史称：突厥“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通典·边防典·突厥》），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人，奉朝请者且百员”（《新唐书·突厥传》）；同时唐王朝对突厥族人也并不歧视，故突厥居民“入居京师者近万家”（《通典·边防典·突厥》）之多。由于唐王朝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因而种族歧视这一问题，至少在唐初是不算严重的。所以在这次胜利不久，唐王朝就出现一批勇悍善战的“蕃将”；至于一部分突厥族人民，入居塞上之后，由于长期和汉族人民保持接触的缘故，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联系也更其密切了。
薛延陀的崛起与衰亡 东突厥汗国衰微之后，漠北的薛延陀部落继东突厥汗国之后，强盛起来。
薛延陀是铁勒部族中的一支。隋、唐的铁勒，就是北朝的高车。《隋书·铁勒传》称铁勒“种类最多”，从西海（今里海）以东，傍得嶷海（今巴尔喀什湖）、金山（即阿尔泰山）、白山（今天山）、独洛河（今土拉河）一带，“依山据谷，往往不绝”。他们在西边的，开始有了农业经济生活；而在东方的，还是“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过着游牧生活。他们部落中只有酋长，还没有“君长”，即真性的王出现，所以他们分属东西突厥汗国的统治。史称“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所以他们既是东突厥汗国居民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是突厥汗国中勇悍善战的部队之一。可是东西突厥可汗却随时对他们的人民横征暴敛。公元605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在对铁勒诸部横征暴敛之后，猜忌薛延陀等部，恐其叛变，召集部落酋长数百人，尽加杀害。这样的残忍行为，激起了铁勒族人的反抗，一部分铁勒族人拥立契苾部酋长为可汗，另一部分铁勒族人拥立薛延陀部酋长为可汗，共同挣脱了突厥汗国的统治枷锁而独立。薛延陀部落那时的分布地区，是在今阿尔泰山西南麓、喀喇额尔齐斯河和布尔根河流域。
薛延陀部落到了夷男统部时，有部帐七万余家。唐武德初年，东突厥强盛，夷男率部附颉利可汗。不久（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与唐结好，起兵反抗突厥。夷男自称为“真珠毗伽可汗”，累败颉利可汗之兵，破其四设，成为东突厥汗国北边强大的力量。
及颉利可汗为唐所俘擒，东突厥汗国一度瓦解，夷男联合其他铁勒部落契苾、回纥、拔也固等，据有东突厥故地，其地东至室韦（今黑龙江），西至金山（即阿尔泰山），南接漠南，北临瀚海，建庭郁督军山（即于都斤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支系）东南麓，胜兵二十万，屡败西突厥，一时成为东北亚的强大力量。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所册立的东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以套内放牧，“户口羊马，日向孳多”（《通典·边防典·突厥》），欲渡河出居碛南。贞观十五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纠集精骑二十万，向突厥进攻，最后迫使已渡河北上的突厥族人十余万口，兵四万骑，退回套内（今内蒙古伊克昭盟）。
唐和薛延陀之间，虽然在对待突厥族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还是双方关系的主流。唐以大量的缯彩运往薛延陀，薛延陀也以中原缺乏的物资输入内地，如在唐太宗贞观十六年，薛延陀一次就赠与唐“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八千（张）”（《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八《外臣部·和亲门》），这说明双方的经济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贞观十九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死，子多弥可汗继位。第二年，多弥可汗为回纥部落所杀。薛延陀余众七万余人，共推真珠毗伽可汗兄子咄摩支为可汗。咄摩支旋因势穷归唐。唐授予右武卫大将军的官号。这样，一度雄踞漠北的薛延陀汗国从此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从真珠毗伽可汗据有东突厥故地到咄摩支入唐，前后只有十八年（公元629—646年）的时间。
薛延陀败亡之后，铁勒诸部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览葛、思结、阿跌、契苾、奚结、浑、斛薛等部落酋长都请求内附。并“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从而唐和草原上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史称自此“凡三十年（公元650—679年），北方无戎马警”（《新唐书·突厥传》）。可见唐和草原各族发展的友好关系，保证了沿边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
贞观四年东突厥败亡时，突厥余部推东面小可汗斛勃为可汗。当时薛延陀已雄踞漠北，取得铁勒九姓的拥戴，自为大可汗，斛勃败亡之余，势不能敌，故亦归附薛延陀。不久，漠北的突厥余众络绎归附斛勃，薛延陀畏忌，意欲消灭斛勃，斛勃率其部众退保金山（即阿尔泰山）之北，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车鼻可汗有胜兵三万骑，西统葛逻禄（居阿尔泰山之西），北辖结骨（即古之坚昆，亦称契骨、黠戛斯，今译吉尔吉斯，原居住地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穆河流域），时时出掠薛延陀人畜。及薛延陀衰亡，车鼻可汗便成为漠北的强大力量。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军会同回纥、仆骨等部进攻车鼻可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车鼻可汗兵败被俘，所统突厥族人，则仍放牧于郁督军山。
于是唐王朝就在漠南成立单于大都护府（公元664年后的名称），治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管辖漠南诸府州；在漠北成立安北大都护府（公元669年后的名称），治金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东侧），管辖漠北诸府州。这两个都护府的名称，屡有变更，列表如下：
漠北十三个主要部落的驻牧地，列表如下：
葛逻禄（也译作歌罗禄）三姓的驻牧地，表列于下：
结骨等三个部落的驻牧地，表列于下：
还有鞠（在拔野古东北五百里）、俞（在鞠东一千二百五十里）、大汉（在鞠北）、驳马（在结骨北）以及流鬼（今萨哈林岛〔库页岛〕）等部落，纷纷派遣使节来唐长安访问，和唐建立友好关系，唐和东北方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东突厥汗国的中兴与衰亡 自公元630年东突厥汗国瓦解以后，东突厥贵族纷纷出仕唐朝，东突厥的部众也受唐节制，为唐作战。唐败吐谷浑，征西突厥，都使用了东突厥的军队。故突厥文《阙特勤碑》云：“突厥之訇，弃其突厥名称，而承用唐之官衔，服从唐帝，臣事之者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远达莫离可汗所，西征达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帝出力而已。”
唐高宗时，漠南的突厥族人先后拥立突厥贵族阿史那泥熟匐和阿史那伏念为可汗，摆脱唐王朝的控制，酝酿复国运动，众至数十万，不久失败。永淳二年（公元683年），东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继续领导这个运动，“鸠集亡散”，“渐至强盛”（《通典·边防典·突厥》），他东败契丹，北服铁勒，自称颉跌利施可汗，建庭郁督军山。
东突厥的复国运动，是符合突厥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里提到：“昔日四方流离之人民，复归故土，无马无衣，奄奄半死。……朕得天之惠，对此垂死之人民，使之死而复苏，裸者衣之，贫者富之，寡者众之。”可见东突厥的复国，使突厥族人民的生活境遇得到改善，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
公元691年（武则天天授二年），东突厥可汗骨咄禄死，弟默啜继为可汗。默啜可汗时，东突厥不断侵扰唐的边塞，在公元698年（武则天圣历元年）一次，东突厥的兵锋曾深入唐的河北，掳掠赵、定二州男女八九万口而去。后又侵扰唐的陇右，取唐牧马数万匹北归。原来依附于唐，居住在河套内外的突厥族人数千帐，也尽归默啜，默啜由此益强。自骨咄禄时，东突厥开始向西突厥十姓部落故地扩展，到了默啜时，又命其子匐俱为拓西可汗，令其节制西突厥十姓兵马四万余人。从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9年）以后，东突厥可汗还连破黠戛斯、突骑施二部落，杀害了黠戛斯和突骑施的酋长；在东方，从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以后，奚、契丹部落也开始遭受东突厥汗国的征敛和奴役。当时东突厥汗国，“地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以后，最为强盛”（《通典·边防典·突厥》）。
东突厥复国之初，曾从唐王朝索取到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这些物资的输入，对于东突厥复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到了唐玄宗即位初年，由于默啜“虐用其众”，“部落渐多逃散”（《通典·边防典·突厥》）。西突厥十姓部落和西北的葛逻禄部落就首先摆脱默啜的统治，漠北的九姓铁勒也对东突厥贵族展开剧烈的斗争。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默啜率兵北击拔曳固部落（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上游），为拔曳固部人所杀。骨啜禄子阙特勤尽杀默啜诸子，拥立其兄默棘连为可汗，是为苾伽可汗。阙特勤退居“突利设”（左贤王），专掌突厥兵马。
在唐和突厥友好的时候，唐“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指唐王朝）缯帛，彼此丰给”（《资治通鉴》唐开元九年），说明唐和突厥曾经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后来双方发生军事冲突，“数十年来，不复如旧”。苾伽可汗统部后，他采取了对唐和睦友好的政策，唐和突厥之间长期没有发生战争，二十余年间，“虽云异域，何殊一家，边境之人，更无他虑”（张九龄《曲江集》卷六《敕突厥苾伽可汗书》），“蕃汉百姓，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末作”（《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九《外臣部·和亲门》）。双方间物资交换，也更加频繁起来。唐在朔方军西受降城（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开互市之所，和突厥进行交易。唐每年以绢帛缯彩数十万匹供应突厥，突厥把为数众多的羊马卖给唐王朝。突厥取得绢布缯彩之后，通过丝绸之路，运销欧洲和中亚一带。
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东突厥左贤王阙特勤死。唐王朝派遣高手画师六人前往东突厥可汗牙帐，替阙特勤绘写遗像，“既画，工妙绝伦”，苾伽可汗每睹遗像，必为悲(3)。即此一端，可见东突厥和唐的文化联系如何密切。
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东突厥苾伽可汗被大臣毒死，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唐玄宗遣使前往吊祭，并为立庙树碑（现存苾伽可汗碑，有汉文、突厥文两种碑铭）。不久，伊然可汗死，弟登利可汗立。登利可汗年幼，从叔父二人，分掌兵马，号为左、右杀（即左、右设）。登利可汗诱杀右杀，而为左杀判阙特勤攻杀。判阙特勤立苾伽可汗子为可汗，旋为骨咄叶护所杀，内乱频仍。更立其弟，又为骨咄叶护所杀，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由于东突厥贵族残暴地压迫和剥削本族及其统治地区内各族人民，因此突厥族及各族人民不断起来进行反奴役反压迫的斗争，突厥贵族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又大大地削弱了统治集团的统治力量。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受东突厥役属的拔悉密（basmzl，驻牧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附近）、回纥（uigurs）、葛逻禄（karluks）三部落开始挣脱东突厥的羁縻，并联军攻杀骨咄叶护。
突厥余众拥立左杀判阙特勤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酋长又继续向突厥贵族残余势力进逼。唐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为拔悉密部所杀，突厥余众更立乌苏米施可汗弟白眉可汗。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回纥可汗又击杀突厥白眉可汗。突厥苾伽可敦（苾伽可汗妻）率领突厥余众，投奔唐朝，东突厥汗国就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回纥的崛起及其强盛 回纥，原先是铁勒（即高车）六大部落之一。北魏时，东部铁勒中有袁纥或韦纥，西部铁勒中有乌护或乌纥，这些都是回纥的异译。自突厥建国，东部回纥为东突厥所役属，西部回纥受西突厥所羁縻，“东西征讨，皆资其用”（《北史·铁勒传》）。
游牧的回纥人，是“逐水草转徙”（《新唐书·回鹘传》）的。公元五世纪时，他们驻牧在鹿浑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鹿浑谷口）一带，后来又迁到独洛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以北；七世纪初叶，他们又迁居娑陵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色楞格河）上；直到他们的酋长菩萨击败东突厥汗国以后，才又迁回到独洛水，树牙独洛水上游。
贞观初，回纥人因受不住突厥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在酋长菩萨的指挥之下，反抗突厥贵族。当时回纥部落有众十万，战士居半。马鬛山一役，勇悍的回纥人，以骑兵五千击败突厥十万之众，追击到天山附近，大俘突厥部众。
东突厥颉利可汗败亡之后，当时草原上，以薛延陀、回纥最为雄强。薛延陀称可汗时，回纥一度受其役属。到了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回纥部落酋长吐迷度联合诸部，击灭薛延陀的多弥可汗，并有其地，领土扩展到贺兰山附近。回纥“由此渐盛，国主亦号可汗”（《通典·边防典·回纥》）。回纥以貂皮输入中原，唐以绢帛运往回纥，回纥诸部与唐的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了，这对回纥此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及东突厥汗国复兴，东突厥默啜可汗尽复故地，一部分回纥族人因受到东突厥的军事压力而南迁到甘州一带，附塞居住；留在碛北的回纥族人，仍受东突厥可汗的役属。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回纥酋长骨力裴罗在漠北联络拔悉密、葛逻禄部落共同挣脱东突厥汗国的统治，并联军攻杀东突厥骨咄叶护。拔悉密部酋长曾自立为可汗，号颉跌伊始可汗，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部的酋长也自立为左右叶护。天宝三载（公元744年），骨力裴罗一方面遣使通好唐朝，取得唐朝的支持；一方面联合葛逻禄部酋长，出兵袭杀拔悉密颉跌伊始可汗，而自立为九姓可汗，是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
天宝四载，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又击杀了东突厥的白眉可汗，消灭了东突厥的残余势力，于是回纥汗国“斥地愈广，东际室韦（尽今兴安岭），西抵金山（即阿尔泰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资治通鉴》唐天宝四载），而建牙于乌德山（即郁督军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支系）和昆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之间（回纥可汗的牙帐设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畔的哈剌巴剌合孙）。
回纥部落分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亦称九姓回纥：“一曰药罗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貊歌息讫；五曰阿勿嘀；六曰葛萨；七曰斛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悉密，收一部落，破葛逻禄，收一部落，各置统督一人，统号十一部落”（《旧唐书·回纥传》）。外九部，亦称九姓：“一曰回纥，二曰仆固，三曰浑，四曰拔曳固，五曰同罗，六曰思结，七曰契苾”，“八曰阿布思，九曰骨仑屋骨”（《唐会要》卷九十八）。外九部大概是部落联盟性质的，未必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到了回纥汗国全盛时代，外九部也统称为回纥了。
回纥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了突厥的制度，“署官吏一似突厥”（《新唐书·回鹘传》）。回纥的大君，称可汗，妻称可敦。“其别部典兵者曰设（亦译作杀），子弟曰特勒（应作特勤，亲王），大臣曰叶护（副王、大都督），曰屈律啜，曰阿波（统兵马官），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评议国事官），曰颉利发，曰达干（统兵马官），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新唐书·突厥传》）
从唐太宗贞观时期起，回纥部落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就很密切了。到了唐玄宗时，双方间的联系更其密切了。安史之乱以后，回纥曾两次出兵援助唐政府，并助唐收复两京，因此回纥贵族与唐统治者之间就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唐王室为了取得回纥贵族的支持，曾先后三次将公主嫁与回纥可汗作可敦，一个是肃宗女宁国公主，一个是德宗女咸安公主，一个是宪宗女太和公主，都是皇帝的亲生女儿，这在和亲史上是少见的事情。回纥经常用马匹来向唐换取缣帛和茶叶，“自乾元（公元758—759年）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旧唐书·回纥传》）。回纥得帛无厌，回纥马皆骀弱不可用，唐得马无用，甚为唐王朝一项重大经济负担。今举《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中所载：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给回纥马绢三十万匹，贞元八年，给回纥马绢七万匹，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八月，给马绢十万匹，同年十二月，又给马绢九万七千匹，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二月，给马绢五万匹，同年四月，又给马绢七万匹，十二月，又给马绢八万匹，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三月，给马绢二十六万匹，六月，又给马绢二十万匹，太和三年，给马绢二十三万匹，这还是经常马绢的交易记录，至于回纥助唐收复两京，唐一次馈赠回纥缣帛一百多万匹，那是例外，还不计算在这个数目之内。按照当时回纥人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消费那么多的缣帛，他们往往利用昭武九姓商胡通过丝绸之路把这些珍贵的丝织品运销到中亚和欧洲去。
回纥商人来唐经商，人数常达数千人以上，远至赣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中有不少人在长安“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资治通鉴》唐大历十四年），其中有些回纥人就和汉人通婚，娶妻生子。有一次，回纥的商队北归，全队有骆驼和马数千匹，缯彩十万段，可见回纥商人在中原经营商业，积聚财富之多。
唐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可汗请唐王朝改称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从此汉语译文就改用回鹘了。
开始回鹘崇拜萨满教。公元763年，摩尼教传入回鹘，不久被定为回鹘的国教。以后，回鹘可汗又利用政治的力量想把摩尼教推广到唐内地来，唐王朝准许回鹘的请求，在荆、扬、洪、越等州置摩尼教的礼拜堂，称之为“大云光明寺”。
回鹘和唐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这对于双方的社会发展都起了有益的作用。在回鹘汗国，畜牧业原是他们主要经济部门，后来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农业也开始有了发展。近年来，国际考古学家们在南西伯利亚明弩辛思克、哈克逊等地，发掘7—9世纪回鹘汗国的遗址时，发现铁铧和铁壁，铧的形状是长头的。这种铁铧、铁壁的出土，说明回鹘社会的农业生产已经有所发展了。在发掘回鹘都城哈剌巴剌合孙的废墟时，还发现几乎每家都有一具石磨，这种石磨是用来碾磨米谷的，这也说明回鹘汗国的农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
回鹘汗国全盛时期，在唐的影响下，城市和宫殿建筑，也开始发展起来了。“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元年），这都说明在唐封建文明的影响下，回鹘社会经济文化是在前进中。
回鹘汗国在8世纪中叶以后，在唐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开始建造城市和宫殿，从游牧转向半定居生活。已发掘的回鹘故都哈剌巴剌合孙废墟告诉我们，这个都城占地面积相当大，废墟里还残存城堡土墙及堡中的浴池遗址。城郭的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环绕着，位于碉堡的西南，占地一平方公里。外边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城郭外垣之外修有庭园及宽阔的花园。城堡不仅面积很大，墙垣也很高，现在残存的还高达十米，碉楼的防御工事达十二米。城堡中心耸立着望楼，高达十四米，登楼远眺，草原景色，都呈现在眼底。在城堡内发掘出来的宫廷，建筑华丽，其瓦当具有唐内地的风格。街道和建筑物遗址，长达二十四公里。哈剌巴剌合孙既是回鹘汗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的中心。国际考古学家在哈剌巴剌合孙的一所住宅里，发掘到铜片、青铜块和松香，断定这是一所工匠的住宅。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使回鹘西迁以后，很快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回鹘采用了唐的开元历。回鹘可汗还从中原请来石匠，回鹘碑文的形式，和内地极为相近。从回鹘汗国的崛起到西迁，前后才一百年多一些，唐和回鹘的关系，基本上是非常和好的，这在阶级社会民族关系史上也是值得称道的。
回鹘汗国后期，统治者贪得无厌，本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不堪其残酷压榨，不断起来进行反抗。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九世纪四十年代，回鹘地区“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唐会要》卷九十八），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回鹘汗国内部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和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驻牧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部落，乘机对回鹘发动进攻。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黠戛斯骑兵大破回鹘，杀可汗，焚毁其牙帐，草原上的回鹘汗国便完全瓦解了。小部分回鹘向东撤退，依附于室韦和奚、契丹，不久都被消灭或同化了。大部分回鹘余部向西迁徙，或居河西走廊的甘州，称甘州回鹘；或居西州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称高昌回鹘。他们本来是崇奉摩尼教的，新居住地却是佛教发展的地区，因而他们一度改信了佛教，接受伊斯兰教大概是以后的事情。西迁的回鹘人，在新居住地创造出了灿烂光辉的文化。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就是回鹘人的后裔。关于回鹘迁居新疆以后的历史，不在本书叙述的范围之内，这里就从略了。
回纥可汗世系
（一）骨咄禄毗伽阙可汗（741—747，姓药罗葛氏，名骨力裴罗）——（二）葛勒可汗（747—759，名磨延啜，骨力裴罗子）——（三）牟羽可汗（759—780，名移地健，磨延啜子）——（四）合骨咄禄毗伽可汗（780—789，名顿莫贺，移地健从兄）——（五）爱登里逻汨没密施俱录毗伽可汗（789—790，名多逻斯，顿莫贺子）——（六）汨咄禄毗伽可汗（790—795，名阿啜，多逻斯子）——（七）爱滕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可汗（795—805，名骨咄禄，姓跌氏）——（八）滕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805—808）——（九）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808—821）——（十）登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可汗（821—825）——（十一）爱登里汨没密施合句录毗伽可汗（825—832，名曷萨特勒，前可汗弟）——（十二）爱登里汨没密合句录毗伽可汗（832—839，名胡特勒，前汗从子）——（十三）可汗（839—840，名勿荐公）——（十四）乌介可汗（841—846，名乌希特勒，曷萨特勒弟，胡特勒叔）——（十五）遏捻可汗（846—？乌介可汗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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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唐书·突厥传》：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河北道，突厥州二。顺州顺义郡。 本注：“贞观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于幽、灵之境，又置北开、北宁、北抚、北安等四州都督府。六年，顺州侨治营州南之五柳戍（今辽宁朝阳南）；又分思农部置燕然县，侨治阳曲（今山西太原北）；分思结部置怀化县，侨治秀容（今山西忻州），隶顺州，后皆省。、化、长及北开等四州亦废，而顺州侨治幽州城中。岁贡麝香，县一，宾义。”“右初隶营州都督府，及李尽忠陷营州，以顺州隶幽州都督府。”
《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银州银川郡……开光（县，今陕西佳县北一百里）。 本注：“贞观八年，隶柘州，十三年州废，来属。”
《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夏州朔方郡……静德（县，今陕西榆林南）。 本注：“贞观七年，隶北开州，八年曰化州，十三年，州废。”
《新唐书·地理志》：关内道，宥州宁朔郡……长泽（今陕西定边东）。 本注：“贞观八年，置长州，十三年，州废，隶夏州。”
按据《新唐书·地理志》：唐处突厥降众于（今陕西佳县北）、化（今陕西榆林西）、长（今陕西靖边东）三州，皆在今陕西延边明代边墙之内，唯有顺州，远在营州之南五柳戍。及营州一度为李尽忠所陷，顺州且侨寄幽州城中，其所隶燕然县，寄治今山西太原北旧阳曲县，怀化县寄治今山西忻州。自阳曲、忻州至朝阳南五柳戍，地且千里而遥，盖欲突厥降众捍卫幽、并边塞，故有如此一番布置。
(2) 唐太宗贞观四年置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
《新唐书·地理志》：定襄都督府，贞观四年，析颉利部为二，以左部置，侨治宁朔（今陕西榆林南）。
云中都督府，贞观四年，析颉利右部置，侨治朔方境。
(3) 《新唐书·突厥传》：开元十九年，阙特勤死，使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奉玺诏吊祭；帝为刻辞于碑。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诏高手工六人往，绘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连视之必悲梗。
《册府元龟》九百九十九《外臣部·朝贡门》：突厥苾伽可汗开元十九年十一月遣其大臣葛阿默察之来朝，献马五十匹，谢恩也。初，苾伽之弟阙特勤死，苾伽表请巧匠写其真，诏遣画工六人往焉。既画，工妙绝伦，突厥国内未之见者。苾伽每观画处，欷如弟再生，悲涕不自胜，故遣察之谢恩，且送画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