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元和的政治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宪宗即位。同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剑南支度副使刘自称节度留后(1)，并嗾使西川将领上表朝廷，请求任命他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唐王朝认为扬、益两州，是王朝的财政命脉所在，如果让扬、益等州也模仿河北三镇，任其跋扈不臣，唐王朝的统治实际上就会结束。因此不同意由刘继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而任命宰相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接替韦皋遗缺，并征召刘入朝为给事中。刘不受征召，发兵守境，袁滋逗留不前，被贬为吉州（治庐陵，今江西吉安）刺史。这时宪宗才即位，二王、八司马才贬逐，朝局还不稳定，朝廷无法对剑南用兵，只得在同年的十二月，任命刘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暂时稳定住这个爆炸性局面。当时有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以为“今释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这几句话，恰恰击中时局的要害，唐宪宗很欣赏，当即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镇梓州县，今四川三台）。

刘并不满意于“知西川节度”，要求兼领三川，除西川外，东川和山南西道（镇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也要归他节制，宪宗当然不会准许。刘发兵攻东川，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攻陷梓州，生获东川节度使李康（韦丹尚未到任），事态就更加扩大了。当时朝臣都认为蜀险难取，不主张轻易用兵，独有宰相杜黄裳、翰林学士李吉甫主张用兵。杜黄裳说：“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死为物故）者，先遣中使（宦官）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麾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治）也”（《资治通鉴》唐元和元年）。宪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决意讨伐刘。任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统帅，并令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配合讨。高崇文军至兴元（即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严砺已攻拔剑州（治普安，今四川剑阁），高崇文大军遂经阆州（治阆中，今四川阆中）攻下梓州。刘置八栅于鹿头关（四川德阳北鹿头山上），屯兵一万余人，抵御高崇文。崇文连战皆捷，直趋德阳，攻下汉州（治雒县，今四川广汉），军不留行，直指成都。九月，攻取成都，活捉刘，解送长安，诛死。高崇文接任西川节度使，在成都一年多，以“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请求调往边陲效力，唐宪宗乃任命宰相武元衡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调任高崇文为宁节度使。西川的收复，刘的败亡，这是唐宪宗取得的第一仗的胜利。

唐宗室李在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任浙西观察使，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他刻剥人民，专事“进奉”，因此取得德宗信任。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宰相杜佑兼任盐铁转运使，李被解除盐铁转运使的职务。为了安慰李起见，朝廷把浙西观察使升级为浙西节度使，亦称镇海节度使（镇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由李担任节度使。李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物，见刘败亡，心里不安，上表请求入朝，宪宗同意他入朝，并派中使去京口（今江苏镇江）抚慰。李署判官王澹为留后，表示他要离开京口，而“屡迁行期”，“上表称疾，请至（元和二年）岁暮入朝”。不但如此，李还怂恿部下亲兵在噪乱中杀王澹及其大将赵琦，威胁朝廷。“扬一益二”，扬州的财赋集中，正是由于浙东西和江西一带以扬州为集中地，如果浙西也闹独立，对唐王朝来说，其危险程度比益州闹独立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必须解决浙西问题。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月，诏征李为尚书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李不受征，宪宗削除李官爵，并派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统兵进讨。李派其大将张子良等统兵袭取宣州（治宣城，今安徽宣城），子良等知道李必然失败，回戈袭，捉械送长安，诛死。

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于頔，自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文吏为节度使，利用与蔡州作战的机会，广募战士，“器甲犀利，然专有汉南之地”。他还“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旧唐书·于頔传》）。及刘、李以跋扈诛灭，开始有所忌惮，为其第四子季友请求“尚主”，宪宗把长女普宁公主嫁与季友为妻，并命人讽告于頔，嘱其入朝长安，于頔奉诏入朝，留居长安。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宪宗任命裴均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代頔。襄阳是战略要地，这一调动，对唐王朝来说，政治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也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以元济病闻于朝，自领军务。淮西镇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淮西的势力向北推进，就能控制汴梁；向东北推进，就能扼制甬桥（在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水上），切断漕运，这也是一个战略要地，所以朝廷必须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宰相李吉甫在病死前，向宪宗进言，“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资治通鉴》唐元和九年）。唐宪宗接受了李吉甫的意见，决意对淮西用兵。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镇郓州（治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自祖、父、兄相继为节度使已历三代之久，淄青的势力南下也到达过徐州，如果淮西败亡，对淄青是一个威胁，所以李师道是不愿淮西败亡的。可是李师道又不愿正式出兵救援淮西，因为这样做就会引起周围藩镇对他的围攻。于是李师道采用恐怖手段，来威吓朝廷，以图解除淮西之围。李师道本来就蓄养刺客数十人，有刺客向李师道献计：“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李师道采纳了他们的计谋，这样，恐怖活动就加剧了。在元和十年的三四月间，李师道使数十人攻入河阴（今河南荥阳北）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因为武元衡是宰相中的主战派，同年八月，李师道派刺客在元衡清晨入朝之际，刺杀元衡，取元衡颅骨去。又刺御史中丞裴度，击伤度首，度所戴扬州毡帽较厚，得不死。在这以前，没有宰相遭刺客刺杀的，这件事的发生使得长安人心惶惶。但宪宗并没有放弃对淮西的用兵，到了裴度伤愈，还任命他为宰相。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河南、河北）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唐宪宗乃“悉以用兵事委度”（《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加紧讨伐淮西。

李师道在东都洛阳有留后院，本道（淄青镇）人往来杂沓，师道陆续派兵数百人驻在洛阳，想在元和十年八月间，利用东都空虚，在东都起兵，焚烧宫阙，杀掠居民，威胁唐王朝罢兵。事发觉，数百人突出洛阳南门向虢州（治卢氏，今河南卢氏）逃跑。那一带“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皆勇，谓之山棚”（《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东都留守吕元膺悬重赏搜捕淄青在逃的恐怖分子。数日以后，“有山棚鬻鹿”，淄青卒“遇而夺之，山棚走召其侪类，且引官军，共围之山谷，尽获之”。这伙恐怖分子的首领，是中岳寺僧圆净，他本来是史思明的将领，“勇悍过人”，“时年八十余”，“结党定谋”，一切听他指挥，这次也落网了。唐宪宗本来认为这事是淮西吴元济派人干的，现在知道是淄青李师道派人干的。只因要征讨吴元济，无暇东顾，暂且置之不问。

李师道所派遣的恐怖组织还很猖獗，如元和十年十月，“东都奏，盗焚柏崖仓”；十一月，“盗焚襄州佛寺军储”；同月，盗焚唐高祖李渊献陵的寝殿；十一年正月，盗断唐肃宗建陵的门戟四十七枝。唐政府一方面严加防备，“尽徙京城积草于四郊以备火”（《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年、十一年），一方面见怪不怪，还是坚持对淮西用兵。

官军十余万人，围攻淮西，前后四年，没有取得胜利。朝臣竞言“师老财竭”，请求罢兵。独有裴度请求“自往督战”。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宪宗乃命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即淮西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驰赴前线，指挥全线战事。元和十一年冬，宪宗先已任命李（李晟子）为唐随邓节度使，与淮西战，降淮西将丁士良、吴秀琳、李宪、李等，并重用他们。时唐随邓节度使有“牙队三千人，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又以〔李〕为六院兵马使”。裴度到达淮西前线以后，士气大振。李就趁士气旺盛之际，偷袭蔡州。元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李命李、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先锋；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军出，不知所之，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稍休，食干糒（干饭）”，留军五百人镇其地。“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蔡州城下，“近城有鹅鸭池，令击之以混军声。自吴少诚拒命（在贞元二年），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十五日“四鼓，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等先登城，“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始惧”，“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进“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十六日，“复攻之，烧其南门”，“晡时，门坏”，元济穷蹙请降，蔡州平。十七日，李“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斩吴元济于独柳之下。

淮西平，裴度返京为宰相。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彰义留后马总为淮西节度使。淮西的重新归唐王朝统治，对于运河的畅通无阻，起了重要保证作用。

淮西既平，唐宪宗决意进讨李师道。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七月，下诏罪状李师道，并遣各路方镇围攻郓州。在郓州被围之后，淄青大将都知兵马使刘悟以万余人屯兵阳谷（今山东阳谷东北），知师道必败，回军取郓州治所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杀李师道，以淄青十二州归附朝廷。跋扈不可一世的李师道也终于败亡了。

当淮西吴元济和唐对抗的时候，河北藩镇成德节度使（镇恒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王承宗也响应吴元济、李师道和唐作战，并纵兵四掠。唐宪宗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等使，统六镇兵十余万讨王承宗，但六镇兵“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一，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宰相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胜势，回取恒冀（即成德镇），如拾芥耳”（《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二年）。唐宪宗也认识到淮西、成德同时用兵，无论兵力财力都有不足之处，因此罢河北行营，调发的藩镇军队，各遣还本镇。王承宗接着也上表请罪，成德镇总算和平解决了。李师道破，王承宗事唐愈谨。其余河北藩镇如魏博田弘正，本来效忠朝廷；至如河南的藩镇，如宣武韩弘入朝时，献马三千匹、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件，不久又献绢二十五万匹、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且上表请留京师，由朝廷别简吏部尚书张弘靖接任宣武节度使。方镇的俯首听命，反映唐王朝统治权力的加强。旧史称“元和中兴”，是不是应该称中兴，我们姑且存而不论，但是因为宪宗坚持对藩镇用兵，暂时实现了肃、代、德、顺四朝未曾有过的接近于全国统一的局面，尽管并没有根除藩镇势力，他的这一成就还是巨大的。

宪宗原是奋发有为的皇帝。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余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余万缗”（《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九年），请置别库贮存。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裴延龄又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十年），也请移入别库。唐宪宗即位，“度支奏裴延龄所置别库，皆减正库之物别贮之，请并归正库”，宪宗接受这个合理建议，把别库并归正库。并派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资治通鉴》唐永贞元年）。又用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李巽也是一位理财能手。“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资治通鉴》唐元和元年）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南方旱饥，遣使江淮荆襄诸道宣慰赈恤。又接受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等的建议，蠲免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福建等地区掠卖良人为奴婢。元和六年，岁大熟，谷价低落，米一斗只值钱二文。

可是宪宗在他在位的后期，爱搜括钱财。曾任淮南节度使的王锷后来又改任太原节度使，病死，其子王“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遣中使往“东都检括锷家财”（《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一年）。后经裴度规谏，才停止检括。

淮西平后，宪宗慢慢地骄奢起来了。户部侍郎皇甫“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臣下极陈钱谷吏，不可进用，宪宗不听，反而任他为相。“益为巧谄以自固”，“时内出积年缯帛付度支令卖，悉以高价买之，以给边军。其缯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聚而焚之”。裴度怕引起兵变，“因奏事言之”。皇甫“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库所出，臣以钱二千买之，坚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资治通鉴》唐元和十三年）宪宗信以为真，就不追究了。

库部员外郎李渤上书：“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偿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资治通鉴》唐元和十四年）所谓“元和中兴”，民户还是继续在逃亡，逃户应负担的税额，还是摊派给比邻，以致比邻也跟着逃亡。两税法实施快四十年（公元780—819年）了，逃户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宪宗在其末年，信方士柳泌，多服金石药，躁怒异常，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暴卒，年四十三。当时传说并不是金石药毒发死，是被宦官内常侍陈弘志杀死的，而且郭皇后和太子恒也参与其事。元和天子就这样暧昧地死掉了。

穆宗与敬宗的统治　宪宗暴卒，太子恒即位，是为穆宗。宦官们把宪宗之死的责任，诿之于方士，杖杀方士柳泌及僧大通，其余方士并流岭表。因为左神策护军中尉吐突承璀想拥立宪宗第二子澧王恽为太子，宪宗暴卒的那个晚上，宦官王守澄等杀吐突承璀，并害澧王恽，“秘不发丧”，很久才公布澧王恽的死讯。裴廷裕《东观奏记》称：“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指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穆宗葬光陵）商臣（楚穆王商臣杀父楚成王）之酷。”可见唐宪宗之死，穆宗不能辞其咎。

唐穆宗性奢侈，好嬉游，即位后游畋声色，赏赐无度。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十一月，穆宗与宦官击球，有宦官坠马，穆宗受惊，因得风病（中风，脑溢血或脑血栓），足不能履地。宦官内枢密使王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长庆四年正月，穆宗病死，年三十。太子湛即帝位，是为敬宗。敬宗时年十六，嗣位才一个多月，就在中和殿击球。“自是数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纪”。他每月视朝数次，往往“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资治通鉴》唐长庆四年）。“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善击球，好手搏，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资治通鉴》唐宝历二年）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敬宗夜猎还宫，和宦官、击球军将二十八人一起饮酒，他饮酒尽兴，入室更衣，忽然殿上烛光熄灭，被击球军将苏佐明等杀死于室内，时年十八。宦官刘克明等矫旨以绛王悟（宪宗子）权勾当军国事。克明等欲易置当权的宦官，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穆宗第三子）入宫，发兵捕杀苏佐明等，刘克明投井自杀，绛王死于乱兵之中。江王涵即位，更名昂，是为文宗。

穆宗、敬宗沉溺于奢侈游乐的生活，不关心朝政，在河北方镇方面，宪宗元和时代辛苦经营的局面，迅速逆转。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成德节度使（镇镇州真定，今河北正定）王承宗病死，其弟承元上表朝廷请另简节钺，当时宰相完全不了解河朔诸镇的习俗，轻易地派魏博节度使（镇魏州元城，今河北大名北）田弘正移镇成德，结果成德兵变，杀了田弘正全家，推衙将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魏博自田弘正移镇后，也不断发生兵变，到了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魏博中军先锋兵马使史宪诚被推为魏博节度使。幽州卢龙节度使（镇幽州蓟县，今北京）刘总退职，朝廷调宣武节度使（镇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张弘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幽州兵变，推朱克融为节度使。到了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幽州兵又杀朱克融，最后由幽州都知兵马使李载义出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唐宪宗对吴元济、李师道用兵，“国用已虚”。穆宗即位，“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资治通鉴》唐穆宗长庆元年），只得承认现实，任命朱克融、史宪诚、王庭凑等为节度使。“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资治通鉴》唐长庆二年）。

与河朔三镇反抗朝廷同时，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逐节度使（镇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崔群，掠桥（在今安徽宿州）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河中者，由此可见，贯通南北的动脉已受到方镇的威胁，有随时被切断的危险了。泽潞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刘悟本来是亲唐的，长庆元年以后，看到唐朝纪纲不振，也要仿效河北三镇，不听指挥了。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刘悟病死，其子刘从谏继任昭义节度使，也是父子世袭了。

张弘靖自宣武节度使移镇幽州卢龙，唐另派李愿为宣武节度使。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宣武兵变，杀李愿妻弟窦瑗，愿与一子逾城逃奔郑州，愿妻亦被害。乱兵推都押牙李为留后。朝廷得到消息，宰相杜元颖等主张“宜如河北故事，授李节”。宰相李逢吉反对这样做法，说：“河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指宣武镇）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资治通鉴》唐长庆二年）。确实，如果汴州一失，唐漕运将会被切断，唐王朝的统治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朝廷任命韩弘（弘在宣武镇任节度使二十余年）弟韩充为宣武节度使，宣武军将杀李迎充，宣武的局面重又稳定下来。

自元和至太和的朋党之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宪宗诏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制科，伊阙（今河南伊川西）尉牛僧孺、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尉皇甫、前进士李宗闵在策试中指陈当时政治的缺失，并指斥宰相李吉甫。李吉甫泣诉于宪宗，许多考官和参与制科的官员，都因此贬官。翰林学士白居易上疏，认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而更遭斥逐”，吏部侍郎“杨于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皆直谴谪”，“上下杜口，众心汹汹”（《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三年）。不久，李吉甫出为淮南节度使。后来牛僧孺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做到宰相，牛李两派之间嫌隙无法消除，酿成了势不两立的朋党之争。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吉甫从淮南节度使入朝为宰相，同年十一月，户部侍郎李绛也被任命为宰相。史称“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上前”，“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唐元和六年），李绛和李吉甫同时为相，争论不休。当时人蒋阶著有《李司空论事》，吹捧李绛，往往言过其实，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用了这些材料，所以二李之间的是非曲直，不见得李绛一定很对，李吉甫一定是错。元和九年二月，李绛罢相；同年十月，李吉甫病死，朋党之争，暂时冷了下来。

元和十二年，裴度、李逢吉并为相。裴度坚请讨伐淮西，李逢吉主张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回取恒冀。两人对用兵有策略上的分歧。及裴度出征，与逢吉相善的翰林学士令狐楚起草制书，裴度认为“草制失辞”，请改易数字，因此令狐楚被黜为中书舍人。不久，李逢吉也罢相出为东川节度使。裴度和李逢吉、令狐楚之间也产生了矛盾。

诗人元稹初以明经擢第，唐人重进士而轻明经。后来元稹又应制举及第，累迁东台（洛阳）监察御史。元和五年，他由东都返回西京，夜宿华阴县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资治通鉴》唐元和五年）。内侍没有受罚，元稹反而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十年过去了，元稹在文学上有很深造诣，成为一代诗人，和白居易齐名。穆宗即位，江陵监军宦官崔潭峻归朝，献元稹歌诗百余篇，穆宗很是欣赏。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五月，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除翰林学士。当时正途（进士）出身的官僚都排挤他，如元稹“会同僚食瓜于阁下，有青蝇集其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气自若”（《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武儒衡对元稹冷嘲热讽，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崔潭峻所进于穆宗的诗篇，都是《连昌宫辞》这类讽谏诗，把这类讽谏诗推荐给皇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不是淫词哇声，岂足为元稹之累。不久，元稹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时李吉甫子李德裕和李绅与元稹同为翰林学士。

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及第者给事中郑覃弟郑朗、裴度子裴、中书舍人李宗闵女婿苏巢、杨汝士弟杨殷士等，皆公卿子弟。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所嘱托的人，都落第了，因此舆论沸然。段文昌对穆宗说：“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言皆公卿子弟无文艺才能）。”穆宗“以问诸〔翰林〕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李宗闵曾在对策时讥刺宰相李吉甫，李德裕对他怀恨在心。穆宗乃命中书舍人王起复试，黜裴、郑朗、苏巢、杨殷士等十人，并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今重庆开县）令。从此李德裕和李宗闵“各分朋党”，闹派性斗争，“更相倾轧，垂四十年”（《资治通鉴》唐长庆元年）。

元稹为翰林学士时，裴度出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征讨河朔。度曾三次上表，极言元稹“朋比奸蠹之状”（《资治通鉴》唐长庆元年）。穆宗不得已，改任元稹为工部侍郎。我估计这也是派性在作祟。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穆宗以元稹为宰相。同时罢河北兵，召裴度入朝，任为宰相。忽然有谣言说元稹派人结刺客谋刺裴度。经三司按问，完全是冤枉了元稹。同年六月，裴度、元稹同时罢相，度为尚书右仆射，元稹为同州刺史。那些有派性的谏官还继续攻击元稹，谓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为“邪谋”，责之太轻。元稹在同州二年，改授浙东观察使（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在浙东八年。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入为尚书左丞。四年出为武昌军节度使，五年病卒。元稹在《长庆集·自叙》中，讲到自己的进用，是由宰相段文昌推荐的，又说到穆宗要用他为宰相，“是时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谋欲俱废之，乃以予所无构于裴，裴奏至，验之皆失实。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卒用予与裴俱为宰相。复有购狂民告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复无状，而裴与予以故俱罢免”（《旧唐书·元稹传》）。从元稹、裴度两人的紧张关系看来，可见当时朋党倾轧，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元稹不过是派性斗争中的牺牲品罢了。

元稹、裴度罢相以后，朝廷起用兵部尚书李逢吉为相。李逢吉的相业，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当时汴州军乱，群臣认为应该授予李节钺，李逢吉反对这样做，并推荐韩充担任宣武节度使，收拾混乱局面。穆宗病危，李逢吉请速立太子。穆宗死，敬宗即位，李逢吉为首相，下诏称“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神策军士，人赐绢五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资治通鉴》唐长庆四年），比起穆宗即位之初，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有所节省。同时出内库绫二百万匹充边兵春衣，赐予面较广，当时朝野认为他处理这件事很适当。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李逢吉罢相，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

李逢吉在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推荐户部侍郎牛僧孺为宰相。元和时宣武节度使韩弘以钱财交结中外官之有事权者，弘死，韩家账簿被穆宗看到，有“朱句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因此特别看重牛僧孺。这时李德裕和牛僧孺都有担任宰相的声望，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得迁官，李逢吉引牛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资治通鉴》唐长庆三年）。

当然，李逢吉是一个大派阀，他也不择手段地打击他的政敌。敬宗初即位，李逢吉诬陷穆宗时翰林学士李绅要立深王（穆宗弟）为太子，绅因此被贬为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司马。

牛僧孺在穆宗长庆三年三月为宰相，到了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他见敬宗荒嬉无度，嬖幸用事，请求外调，出为武昌节度使。

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为兵部尚书，裴度荐以为相。适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得为宰相，而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西）。太和四年正月，李宗闵又引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为宰相。同年九月，李德裕由义成节度使调任西川节度使。西川镇成都，号称“宰相回翔之地”，朝廷任德裕为西川节度使，不可以说不重用。如果李宗闵、牛僧孺要排挤李德裕，是不会让他做这个官的。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诏攻陷成都外郭，留成都十日，及退，“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资治通鉴》唐太和三年），致“一方残弊”。德裕至成都，“作筹边楼，图蜀地形”。“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资治通鉴》唐太和四年）。德裕又“遣使诣南诏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还”。吐蕃维州（治薛城，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将“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将入据维州，并奏报朝廷。文宗召百官集议。宰相牛僧孺言：“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今宁夏萧关葫芦河），上平凉阪（今甘肃平凉），万骑缀回中（古道路名，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萧关），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资治通鉴》唐太和五年）这时唐内部问题很多，确实经不起吐蕃的大举进攻，所以文宗接受了牛僧孺的建议，命德裕放弃维州。从此李德裕和牛僧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了。文宗怕李德裕轻启边衅，在太和六年的十一月，调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当时西川监军王践言入为内枢密使，他替李德裕说话，文宗也认为放弃维州，是一个失策，不免责怪牛僧孺。牛僧孺“内不自安”，请求外调，就在太和六年十二月，调往扬州任淮南节度使。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李德裕以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做了宰相。三月，以私怨贬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张元夫原是李宗闵、牛僧孺一派，李德裕又出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治梁县，今河南汝州）刺史，萧澣为郑州刺史。同年六月，李宗闵也被排挤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镇梁州南郑，今陕西汉中）。

太和八年十月，李宗闵被召为宰相。李德裕因反对进用郑注、李训，外调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德裕请留京师，结果改任镇海（即浙西）节度使。到了太和九年，郑注等又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撤销李德裕的节度使职务，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再贬为袁州（治宜春，今江西宜春）长史。李德裕的政敌李宗闵也一样受到郑注等的排挤，初被贬为明州（治县，今浙江宁波）刺史，再贬为处州（治括苍，今浙江丽水）长史，三贬为潮州（治海阳，今广东潮安）司户参军。李宗闵的一派吏部侍郎李汉初贬为汾州刺史，再贬为汾州司户参军；刑部侍郎萧澣初贬为遂州（治方义，今四川遂宁）刺史，再贬为遂州司马；京兆尹杨虞卿初被贬为虔州（治赣县，今江西赣州）司马，再贬为虔州司户参军。当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非其党则相挤，同党则相援）”，文宗“每叹曰：‘去河北贼（指方镇）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唐太和八年）到了太和九年，郑注、李训对“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李德裕、李宗闵）之党，贬逐无虚日，〔朝廷〕班列殆空”（《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不过李德裕、李宗闵两派朝官的遭到贬逐，反而保护了这两个大派系和大派阀，接着甘露事变发生，这两个派系的人大都贬逐在外，没有牵连进去，他们两派的势力反倒保存下来了。

刘对策　唐代宦官势力的抬头，始于唐玄宗时的高力士，唐肃宗时的李辅国，唐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已如上述。及至唐德宗从兴元返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以宦官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十万至十五万之众的神策军，都掌握在宦官的手里。史称：“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旧唐书·宦者窦文场、霍仙鸣传》）。

宪宗据说为内常侍陈弘志所杀，穆宗是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拥立的。敬宗被杀，宦官刘克明又参与其事。所谓“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二年）。

刘，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进士擢第。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他在对策中，极言宦官为祸之烈。他说：“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又说：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东汉末宦官）复生于今日。”又说：“今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指宦官杀敬宗而立文宗）。”又说：“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又说：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克承丕构矣”。又说：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又说：“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又说：今“夏官（兵部尚书）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戒律附内臣之职（指观军容使及诸监军使）。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又说：“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则国君不得保其尊”，“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今“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宦官），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流于九泉”，“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最后他说：“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旧唐书·文苑·刘传》）

当时和在此以前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举子，大都毛举不关朝廷利害的事例来对策，有的还提到恢复唐初的租庸调制，有的主张恢复府兵制，充实十六卫，这些建议，作为史料来看还有用，作为改革的依据就不切实际了。和刘同时应制举的杜牧，可算得一代才人，作《战论》、《守论》，这是针对藩镇跋扈，唐对河朔用兵而言的，言辞切直。可是跋扈的藩镇，当时还远在河朔，对策的举子身处长安，尽管用严厉的字眼攻击藩镇，藩镇也无奈何他。攻击宦官，就不得了。当时神策军十五万人，直接由宦官统率；朝廷的实权也掌握在宦官手里，连皇帝的废、立、生、杀，也是宦官在操纵。如果得罪了藩镇，还有京师可躲，还有别的藩镇可去；得罪了宦官，那就无处容身了。唐朝之亡，亡于宦官，正是因为宦官干政，政治腐败，引起农民起义；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造成藩镇势力再一度膨胀，最后权臣篡弑，唐的统治终于结束了。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不在于亡羊补牢，而贵于事前就预见到存在的政治危机，并能及时提出挽救的方案，这种不世之才，世不多出，汉初的贾谊，唐中叶的刘，都是值得称道的。

刘是杨嗣复的门生，“以直言忤中官，〔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谓杨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及第时，犹未风耳。’”（《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玉泉子》）可见宦官对刘对策，反应极其强烈。

这一科及第的举子中，如裴休、崔慎由、马植都做到宰相，王式成为名将，杜牧官至中书舍人，惟独刘，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榜出，“物论嚣然称屈”。同科及第的李对人说：“刘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当时文人，读了刘的对策，“至有相对垂泣者”（《旧唐书·文苑·刘传》）。刘因为这次对策，得罪了宦官，由此不能在朝任职。令狐楚在兴元（开成元年、二年，楚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僧孺在襄阳（开成四年、五年，会昌元年，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都延请他为幕僚，“待如师友”。在他死后，李商隐做了不少挽诗，“平生风义兼师友”，把他当作师友来对待，非常尊敬。宦官后来还诬陷刘，把他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在贬所病卒。

刘对策后的七年，发生了甘露事变。

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深知穆宗、敬宗两朝的藩镇跋扈、宦官专权的情况，想有所改革。即位以后，“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内〕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时“每月视朝不过一二”次，文宗“始复旧制，每奇日（逢单的日子）未尝不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逢双的日子）。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资治通鉴》唐宝历二年）。

当时朝廷上两个大派阀李德裕和李宗闵，文宗都不相信，相继贬逐。他见翰林学士宋申锡“沈厚忠谨”，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将他升为宰相。同他秘密商量诛杀弑宪宗、敬宗的宦官。宋申锡引荐吏部侍郎王做京兆尹，并将文宗密旨透露给王。王向宦官王守澄告密，王守澄就命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凑（文宗弟）。文宗开延英殿召宰相商议，宰相牛僧孺以为“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资治通鉴》唐太和五年）。于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治盛山，今重庆开县）司马，宋申锡竟死于贬所。

郑注，绛州翼城（今山西翼城）人。初以医道游长安权豪之门。李为徐州节度使，注为节度衙推，得其药力，对他非常信任，并把他介绍给监军王守澄。王守澄接谈数语，注“机辩纵横，尽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旧唐书·郑注传》）。王守澄入为枢密使，郑注设谋诬陷宋申锡，为王守澄重用，充右神策军判官。累迁御史大夫、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

李训，李逢吉从子，进士擢第。敬宗宝历中，以事长流岭表，遇赦得还，由郑注介绍给王守澄，再由王守澄推荐给文宗，太和八年十月，累迁翰林侍讲学士。他们二人相结，共同排挤了李德裕、李宗闵。文宗认为郑注、李训可以信任，于是把要诛灭宦官的事和二人商量。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七月，李训改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九月，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郑注于太和九年八月，也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节度使。十一月，大理卿郭行馀出任宁节度使，户部尚书判度支王为河东节度使。训、注二人密谋内外合势，翦除宦官，又想利用宁、河东两镇赴镇的士卒作为武装力量，依之成事。

李训为相以后，秉承文宗旨意，以宪宗被杀，王守澄预知其事，因此免去王守澄的右神策护军中尉职务，而任命他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尊以虚名而夺其实权。不久，又遣中使赍毒酒鸩杀王守澄，死后却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左神策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遭贬逐，先后被杀。宪宗之死，传说是内侍陈弘志下的毒手，时陈弘志为襄阳（山南东道）监军，文宗召弘志入京，中途杖杀。“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视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左金吾厅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舒元舆劝文宗亲往观看。文宗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前殿）。先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前去察看。李训回来后奏称非真甘露，未可遽行宣布。文宗遂命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前往查看。宦者既去，李训急召郭行馀、王部曲入宫。二人部曲数百，事先已执兵器立丹凤门外，这时独河东兵入内，宁兵观望不至。

仇士良、鱼志弘等至左金吾厅后看甘露，发现有伏兵，惊骇走出，奔还含元殿，劫夺文宗还宫。李训遽呼金吾兵（韩约所统）上殿，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三百余自东来，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杀伤十余人。文宗所乘软舆迤逦入宣政门，李训攀舆急呼，宦官志荣奋拳击训，训仆地。“乘舆既入，门随阖，宦者皆呼万岁，百官骇愕散出。”（《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唐文宗原是预知李训的密谋的，但在伏兵暴露后，不能配合默契，反而落入宦官手里，这场政变就失败了。

李训改著从吏绿衫，走马而出，在逃奔凤翔途中被擒，械送长安，至昆明池为押送者斩首。

甘露事变中，宰相王涯、贾事先没有参与李训、郑注密谋，事情发生以后，他们退回到政事堂，静候消息。仇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门，逢人辄杀。涯等狼狈逃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都被禁兵杀死。士良等分兵掩闭宫门，搜索诸司，诸司吏卒及酤贩小民饮刃而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满地。士良等又遣骑兵出城追捕逃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王涯、贾、舒元舆、王、郭行馀、罗立言、李孝本皆被擒送入左神策军。王涯年已七十余岁，不胜拷掠，“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坊市恶少年乘机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烟尘蔽天。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全副武装，以李训的头颅为前导，随后跟着被捆缚的宰相王涯、太原节度使王、京兆少尹罗立言、宁节度使郭行馀；右神策军也出兵三百人，也是全副武装，簇拥着被绑的宰相贾、舒元舆、御史中丞李孝本，徇行（即今之游街）东西两市，文武百官奉命到场观看。于是腰斩王涯、舒元舆等于独柳之下，枭首于兴化门外。他们的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甘露事变发生之际，郑注从凤翔带了五百名亲兵奔赴长安，进至扶风，知道政变失败，折回凤翔。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其监军张仲清所杀。郑注的幕僚及亲兵，被杀的在一千人以上。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在长安城内被神策军捕杀。

甘露事变，是由唐文宗与李训、郑注、郭行馀、王、罗立言、韩约、李孝本、舒元舆等人密谋策划的，事变失败了，为什么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要把王涯、贾等都杀掉呢？当时南衙（唐代三省所属各官署设在宫城之南，通称南衙）北司（唐代内侍省设在皇宫之北，故称北司）矛盾已如水火，如果宦官集团只杀李训、郑注，并不能把南衙行使的政治权力夺过来，把王涯、贾等宰相全杀了，至少在较短一个时期内，南衙就不得不听命于北司了。王涯、贾等全家被杀，他们不过是南衙北司之争中间的牺牲品而已。甘露事变大约死了上万人。“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

仇士良等知道文宗参与甘露事变，出言不逊，文宗惭惧不复言(2)。只因文宗统临国家历九年之久，仇士良等如果擅行废黜，势必招致四方方镇的责难，所以隐忍下来了。

唐文宗从此形同幽禁，“意忽忽不乐，两军（左右神策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资治通鉴》唐开成元年）。“左右莫敢进问。因题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吟罢，〔文宗〕方省〔舒〕元舆词，不觉叹息，泣下沾衣。”（《唐诗纪事》）

一天，文宗“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资治通鉴》唐开成四年）。

甘露事变之后，宦官恣横，北司嫉忌南衙，宰相无法执行政务。政事堂经洗劫之后，“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阙”（《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而且王涯等宰相无辜被杀，群情愤慨。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二月，昭义节度使（即泽潞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刘从谏上表朝廷，“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书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兜捕）枝蔓，中外恫（痛）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指宦官集团）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仇士良感到压力，请文宗加刘从谏“检校司徒”衔，安抚刘从谏。同年三月，刘从谏又上表让检校司徒官，“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指检校司徒）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时士良等恣横”，“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宰相“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资治通鉴》唐开成元年）。

唐文宗于太和六年，立子永为皇太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十月，太子暴卒。杨贤妃请立皇弟安王溶为太弟，宰相表示反对。文宗乃于开成四年十月，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太子。翌年正月初一日，文宗病危，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逸、薛季及宰相杨嗣复、李珏奉太子成美监国。左军中尉仇士良、右军中尉鱼弘志借口太子年幼，且有疾病，拥立颍王（穆宗第五子）为皇太弟。初三日，文宗病死，年三十三。仇士良杀杨贤妃、安王溶、太子成美。又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载着：“又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闻新天子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文宗）时承恩者也。”颍王即位，是为武宗。

武宗会昌的政治　唐武宗嗣位不久，宰相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内调为宰相。李德裕在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年）曾为宰相，后来遭到李训、郑注排挤，一再贬黜，甘露事变以后，累迁淮南节度使。当时宦官杨钦义为淮南监军，有次奉召回京，“人皆言〔钦义〕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敕复还〔监〕淮南〔军〕，钦义尽以〔德裕前时〕所饷归之。德裕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资治通鉴》唐开成五年，参考《幽闲鼓吹》）。

武宗初年，适值北方回鹘汗国因统治阶级长期内乱，加以“岁疫，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资治通鉴》唐开成四年）。回鹘西北方的黠戛斯部落（今译吉尔吉斯）始自称可汗，不断出击回鹘，“连兵二十余年”，卒灭回鹘，“焚其牙帐荡尽，回鹘诸部逃散”（《资治通鉴》唐开成五年）。回鹘相职、特勤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之甘州，称甘州回鹘；一支奔安西，称安西回鹘；一支由没斯（回鹘可汗之弟）率领，南下抵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请求保塞内附。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二月，塞北十三部回鹘又拥立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也向南移动。唐武宗命令天德军使田牟约束将士，不得先犯回鹘。李德裕坚请遣使慰抚回鹘，且运粮食赈济其部众。武宗同意赈谷二万斛。同年十二月，武宗与乌介可汗敕书，“谕以‘宜帅部众，渐复旧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计’”（《资治通鉴》唐会昌元年）。会昌二年，没斯附唐，唐以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馈其部米五千斛，绢三千匹。乌介可汗时尚有众十万，“睥睨边城，桀骜自若”，“深入边境，侵暴不已”（《资治通鉴》唐会昌二年）。会昌三年，麟州（治新城，今陕西神木北）刺史石雄出兵击降回鹘二万余人，乌介可汗退出塞上，和蕃的唐太和公主（宪宗女）被迎回唐朝。会昌六年，乌介可汗为其国相所杀，乌介可汗弟特勤遏稔被立为可汗，残部五百余人，依于室韦。黠戛斯动员劲骑七万来取回鹘，遏稔可汗夜与妻子九骑西走，黠戛斯悉收回鹘余众归碛北。漠北的回鹘汗国的统治就此结束了。

唐武宗、李德裕对回鹘的策略，一方面用粮食接济，一方面不希望他们进入内地，骚扰塞上人民的和平生活。这样处理基本上是妥当的。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在甘露事变后，几次上表朝廷，为王涯等人之死鸣不平，并暴扬宦官仇士良等罪恶，以致和宦官集团势同水火。仇士良等扬言刘从谏窥伺朝廷。刘从谏也考虑到仇士良等不会放过他，“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准备割据。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刘从谏病死，泽潞镇按照刘从谏生前安排，秘不发丧，推立刘从谏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又逼监军崔士康向朝廷奏称从谏疾病，请朝廷任命刘稹为泽潞节度留后。当时宰相多以为回鹘尚在塞上，“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独有李德裕知道宦官与泽潞有仇恨，诛讨泽潞，宦官是不会掣肘的，因此主张讨伐刘稹，武宗和李德裕的意见相同。于是调动各路藩镇，围攻泽潞。刘稹上表自陈：“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武宗不予答复。“时议者鼎沸，以为刘悟（刘从谏之父）有功，不可绝其嗣”（《资治通鉴》唐会昌三年），武宗概不理会。

当时藩镇，多怀两端，出兵境上，逗留不进。据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频有敕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伐者何。彼兵众惊惧，捉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封刀于街衢而斩之。晚，两军（神策左右两军）兵马围着之。如此送来相续”，“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辽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被捉来。国家兵马元来不入他界首，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这反映了藩镇受命作战，只是虚张声势，向唐王朝邀功请赏罢了。

会昌三年十二月，河东镇（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奉诏增兵二千人充实榆社（今山西榆社）前线。当时河东镇已无兵可调，便从横水栅调来戍兵一千五百人。戍卒到达太原，已是年底，要求过了元旦然后就道，监军吕义忠不许逗留。原先军士出征，每人给绢二匹。这时河东府库虚竭，每人才得一匹。次年正月元旦，都将杨弁利用众心怨怒，又知城中空虚，率部众剽掠城市，河东节度使李石逃奔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这一下，唐朝廷乱了手脚，或言两地（太原、泽潞）皆应罢兵。李德裕也动摇了，奏称杨弁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戍守榆社前线的河东镇兵，听说朝廷要调动客军来攻取太原，恐妻孥为客军所屠灭，因此回兵取太原，杀杨弁，河东的局面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唐军四面围攻泽潞，历一年零四个月，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少进展。但是泽潞镇在外力压迫下，内部矛盾却爆发了。

刘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揽权用事，专聚货财，府库充溢，而将士有功无赏，由是人心离怨。刘从谏妻裴氏忧稹将败，其弟裴问典兵山东（太行山以东，指邢、、磁三州地区），欲召之使掌军政。士贵恐问至潞，大权被夺，竭力阻挠。裴问见刘稹听信谗佞，重税商人，山东人心，知道刘稹迟早要失败，他就联络邢州（治龙冈，今河北邢台）刺史崔嘏向唐投降了；州（治永年，今河北永年）都知兵马使王钊、磁州（治滏阳，今河北磁县）守将安玉也开门降唐。邢、、磁三州降唐，潞州就更加孤立了。都押牙郭谊杀刘稹，因收稹宗族，甚至襁褓中的婴儿也杀了。又杀李训兄李仲京，郭行馀子郭台，王涯从孙王羽，韩约子韩茂实、韩茂章，王子王渥，贾子贾庠等十二家，他们都是经甘露事变以后，逃到泽潞的，至此都遭杀戮。郭谊这么做，无非想巴结宦官集团。他随后函送刘稹首级，遣使奉表乞降。朝廷却以郭谊原是刘稹谋主，及稹势孤力屈，又卖稹求赏，不可不诛。于是命河中节度使（镇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石雄率兵入潞，处理善后事宜。郭谊杀了刘稹以后，以为朝廷会任命他为节度使。及石雄率河中兵至，将抗拒官军的桀黠将领，包括郭谊、王协在内，悉执送京师，加以诛戮。并取刘从谏尸体置球场斩示众。刘从谏妻裴氏亦赐死。泽潞将士，死者甚众。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王朝诏发泽潞骑兵五百、步兵一千五百，戍守振武（振武节度使镇单于都护府，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潞卒惮于远戍，回旗入城，闭门大噪，监军王维直自出晓谕，被乱兵击伤，旬日而卒。乱兵奉都将李文矩为帅，文矩不从，晓示以祸福，乱兵渐渐听命。泽潞节度使卢钧复遣戍卒前往振武，戍卒走了一驿（三十里），卢钧暗地里派兵追赶，追到潞州城北六十里的太平驿，把戍卒全部杀掉。据《资治通鉴考异》引《献替记》：“上（武宗）信任宰臣，无不先访问，无独断之事。惟诛讨泽潞，不肯舍赴振武官健……并禁中发诏处分，更不顾问。振武官健回旗，不肯进发，先害监军傔一人，监军王惟直自出晓谕，又被伤痍，旬日而卒。禁中两军〔中尉〕枢密已下，恨其不杀节将，唯害中人（宦官），所以激上之怒，尽须剿戮。”唐武宗亲自下令杀害了二千潞卒，来抵偿宦官二人性命。皇帝视士卒如土芥，士卒当然会视皇帝如寇仇，唐王朝用这种手腕来驾御藩镇士卒，怎能使藩镇士卒俯首听命呢！

武宗会昌五年八月，下令灭佛，凡毁寺四千六百余所，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毁招提（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山台野邑为兰若）四万余所，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到了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病死，佛教又逐渐恢复了。

武宗刚即位，就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亲受法。会昌五年起，武宗日服方士金丹，秋冬以后，发觉有病，应该停服金石药，而道士却说是“换骨”。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病死，年三十三。宪宗子光王怡（改名忱）即位，是为宣宗。

武宗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仇士良所拥立，李德裕为相由淮南监军杨钦义入为枢密使后所推荐，武宗和李德裕的出兵取泽潞镇，也是附和宦官集团的要求的，所以君相和宦官之间，没有根本矛盾。但是从唐德宗以来，神策军的指挥权，始终掌握在宦官手里，以唐武宗之英达，李德裕之得君，他们何尝不想收回这个神策军指挥权。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仇士良以老病求散秩，被任命为左卫大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六月，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3)。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曾详细记载这件事：仇士良辞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敕“以内长官特进杨钦义任左神策护军中尉”，“当日便上任”。又云：“左右神策军者，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仍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位。敕赐印，每中尉初上时，准敕出兵马迎印，别行公事，不属南司。今年（会昌五年）四月初，有敕索两军印，中尉不肯纳印。有敕再三索，敕意索护军印付中书门下，令取〔宰〕相处分也。左军都尉（杨钦义）即将纳印，而右军中尉不肯纳印，遂奏之：‘迎印之日，出兵马迎之；纳印之日，亦须动兵马纳之。’中尉意，敕若许，即因此便动兵马，起异事也。便仰所司，暗排比兵马。人君怕，且纵不索。”可见神策军的指挥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宦官集团手里，唐武宗、李德裕也只得作罢。唐武宗死后，皇位的继承人，就得由宦官摆布。其后宦官集团坐视李德裕贬死崖州，并不是偶然的事。对于李德裕的炎荒之行，应该看作是宦官集团对他的抛弃，不要以为这是牛党的排斥。我认为现在有许多同志把李德裕的相业过分夸大了；不过他认识到要夺取神策军指挥权，这是解救唐王朝政治危机的至关紧要的一着，可惜他和唐武宗都失败了。

牛李党争的结束　在甘露事变将要发生之时，李训、郑注指目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等为朋党，加以贬逐。李训、郑注失败，牛派的令狐楚以左仆射参决机务，未几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德裕也由袁州长史调升滁州刺史，李宗闵由潮州司户调升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司马，凡李训、郑注指目为牛李朋党者，逐渐进用。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正月，宰相杨嗣复又援进李宗闵，言之于文宗，以为杭州刺史。时李德裕亦累转为淮南节度使。

武宗即位，李德裕入朝为宰相，直到武宗病死，才罢相。

李德裕以宰相子任官(4)，不是由进士科第出身。他任藩镇从事时，有举子误将进士行卷投到他那里，发现误投后便向他索还，说“某文轴（行卷）当与及第李评事”(5)，此事引起了他的反感。他认为科举取士，未必获得真才实学；公卿子弟熟悉朝廷台阁仪范(6)，寒士远远不如。李德裕认为新及第谒见座主，曲江会，雁塔题名，都是浮薄的风俗，下令禁止(7)。搞得进士科冷冷清清，文人对他意见很大。

李德裕一方面强调进用公卿子弟，一方面对僻远地区的朴实士人，也主张加以选拔。《玉泉子》称：李德裕为相，“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德裕尝左宦宜阳（指贬官袁州长史事），肇投以文卷，由此见知。后随计京师，每谒见，待以优礼。旧例，礼部放榜，先呈宰相，会昌三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姚鹄，岂可不举及第邪！’起于是依其次而放。”所以也有记载提到李德裕为孤寒开道路的事情(8)，这和他的看重公卿子弟，并不完全矛盾。

李德裕，赵郡李氏，出身世家大族，保留有许多旧积习，如特别忌讳家讳。他的父亲名吉甫，因此他不接见姓周的士子和下僚，因为“周”字内包涵一个“吉”字，犯了他的家讳(9)。

李德裕是一个大派阀。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五月，李德裕代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牛、李两个大派阀是不见面的，牛僧孺知道李德裕来接替他任节度使，他就先离开扬州，委托副使张鹭来办理移交事宜。“时扬州府藏钱帛八十万贯匹，及德裕至镇，奏领止四十万，半为张鹭支用讫。僧孺上章讼其事，诏德裕重检括，果如僧孺之数。德裕称初到镇疾病，为吏隐欺，请罚”，诏免其罪。“补阙王绩、魏谟、崔党、韦有翼、拾遗令狐、韦楚老、樊宗仁等，连章论德裕妄奏钱帛以倾僧孺”（《旧唐书·李德裕传》），文宗没有追究下去。

牛僧孺虽然也是一个大派阀，经过甘露事变，他见“阍寺弄权”，不愿意身处淮南重镇，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所以求分司东都，朝廷就调他为东都留守。他看到政局险恶，在洛阳筑第于归仁里。“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旧唐书·牛僧孺传》）。文宗想召他为相，牛僧孺以足疾恳辞。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八月，他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出镇襄樊。

武宗即位，李德裕再度入相。“先是汉水溢，坏襄阳民居”（《资治通鉴》唐会昌元年），李德裕归罪于牛僧孺，免除了他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职务，迁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唐朝廷出兵取泽潞，李德裕又藉口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李宗闵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以前有书札来往，不宜让他留在东都，武宗因出李宗闵为湖州刺史。会昌四年，泽潞平，李德裕又派人前往潞州搜查牛僧孺、李宗闵和刘从谏交通书疏，一无所获。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河南少尹吕述迎合李德裕的心意，写信给德裕，说牛僧孺得到刘稹败亡的消息，失声叹恨，德裕把原信进呈。武宗大怒，累贬牛僧孺为循州（治归善，今广东惠州市）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治封川，今广东封川）。这时李德裕以平泽潞功，进官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而牛党则遭受沉重的打击。

李德裕的贬黜，主要罪状有两条，第一条是擅改《宪宗实录》，凡是不利于李吉甫的，他都加以削改。第二条是参与制造吴湘冤案。吴湘，诗人吴武陵的侄儿，会昌中，为江都县尉。百姓颜悦女有容色，扬州都虞候刘群想娶她为妻，押军牙官李克勋也想娶她，继母焦氏作主嫁给吴湘。于是刘群、李克勋嗾使江都百姓控告吴湘贪赃，并强娶属下女子为妻。吴湘贪赃是事实，不过款项不多，淮南节度使李绅把吴湘娶妻的彩礼，都诬指为赃款，奏报朝廷，经刑部郎中郑亚、御史中丞李回、宰相李德裕逐级批准，把吴湘杀了。并把派到扬州去按问此狱的御史崔元藻贬为崖州司户。这是当时一件大冤案，所以李德裕一罢相，崔元藻就上告。唐宣宗在没有做皇帝以前，好微服行民间，他也知道这是一件大冤案(10)，因此吴湘冤杀后不久就平反昭雪了。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二十三日，武宗病死。二十六日，宣宗即位，德裕奉册。宣宗素恶李德裕专权，“及退，上（宣宗）谓宫侍曰：‘适行近我者，非太尉邪？此人每顾我，使我毛发森竖。’”（《唐语林》）四月初一日，宣宗开始听政，初二日就罢免了李德裕，改任他为荆南节度使。初四日又贬党附德裕的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治临江，今重庆忠县）刺史，元赏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为崖州司户。德裕既罢相，循州司马牛僧孺和封州流人李宗闵、恩州（治齐安，今广东恩平）司马崔、潮州长史杨嗣复、昭州（治平乐，今广西平乐）刺史李珏等五相，皆久遭贬逐，同日北还。只有李宗闵因病未离封州而死。

会昌六年九月，李德裕由荆南节度使改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自东都留守改任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同年十二月，因吴湘冤案，贬为潮州司马(11)。大中二年九月，又自潮州司马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崖州病死，时年六十四。

《唐语林》载：李德裕“在朱崖，郡北亭谓之望阙亭”。德裕“每登临，未尝不北睇悲咽。题诗云：‘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李卫公帖》条云：李德裕“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德裕“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唐国史补》：“宰相相呼曰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至仁念书，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尔，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12)。《唐语林》又载：朱崖“郡有一古寺”，德裕“因步游之。至一老禅院，坐久，见其内壁挂十余葫芦，指曰：‘中有药物乎？弟子颇足疲，愿得以救。’僧叹曰：‘此非药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当朝时，为私憾黜于此者。贫道悯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贮其灰，俟其子弟来访耳’”。德裕“怅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李德裕罢相，李党完全失势，牛党却大大抬头了，白敏中、令狐相继为相，牛党的后一代都冠冕蝉联，如牛僧孺子牛蔚，唐懿宗咸通末年官至山南西道节度使；僧孺次子牛，僖宗乾符中，官至剑南西川节度使。李珏以故相于大中中累迁淮南节度使。故相李宗闵虽病死贬所，他的两个儿子李琨、李瓒，大中朝皆进士擢第，瓒官至中书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杨嗣复北还之后，以故相拜吏部尚书。子杨损，官至淄青节度使，损弟授官至刑部尚书，赠尚书左仆射。杨汉公、杨汝士的子孙，所谓静恭里诸杨，大中、咸通以来，位列尚书方镇者有十余人之多。李德裕一派的子弟，就非常寂寞了，李绅因吴湘一案，被目为酷吏，他的子孙就不见于史传了。李德裕三子，二子随父亲到崖州，不久病殁。德裕长子李烨，大中二年贬象州立山（今广西象州东北）尉，懿宗咸通初才量移郴州郴县（今湖南郴州）尉，病死在桂阳（今广东连州）。郑亚的儿子郑畋遭遇也很惨。会昌二年（公元842年）郑畋以进士及第，这时他才十八岁，得校书郎，会昌六年又以书判拔萃，授渭南尉。郑亚以吴湘狱贬官，郑畋就随侍父亲左右。宣宗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相继秉权，郑畋被排斥。到唐懿宗咸通初年，刘瞻为河东节度使，郑畋为瞻从事。咸通五年（公元864年），入为刑部员外郎，转万年令。咸通九年，刘瞻做宰相，才推荐郑畋做翰林学士，转户部郎中，不久加知制诰，上书自陈说：“臣会昌二年进士及第，大中首岁书判登科”。而“外困宾筵（为幕府从事），内甘散秩……实以遭人排忌”。郑畋的遭遇，也是李德裕这一派系及其子孙的共同遭遇。

还应说明的是，过去有所谓牛李朋党的说法，牛指牛僧孺，李指李宗闵，认为他们两人在搞朋党，李德裕是反对朋党，想打击朋党的。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论点。我们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我们所说的牛李派系之争，就是指李德裕、牛僧孺（包括李宗闵、杨虞卿、白敏中、令狐）两大派系的斗争而言的。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派别，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

牛李党争，所谓“垂四十年”，应该从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算起，到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冬十二月，令狐罢相结束，恰恰三十九年。

长庆诗人白居易、元稹、李绅都是提倡新乐府的诗人，只有李绅是地道的李派。元稹曾遭到裴度的攻击，但他决不是牛派；虽和李德裕同在翰林，也决不是李派。白居易和牛僧孺私交很深，他的妻子又是杨汝士的姊妹，所以和杨嗣复、杨虞卿、杨汉公都是郎舅关系，尽管他和牛派关系如此密切，但是不能算是牛派。《北梦琐言》载：“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尘土蒙覆。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其见抑也如此。”李德裕以大派阀的眼光来看白居易，见他与牛派关系如此之深，所以连他的作品也不想看了。唐武宗“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资治通鉴》唐会昌二年）。居易的从弟白敏中“辞学不减居易”，武宗乃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白敏中后来成为牛派的大派阀，可是白居易至死没有卷进派系斗争的漩涡里去。

晚唐诗人李商隐至死“名不挂朝籍”（即官不至五品），有许多前辈都认为他身受朋党之害。李商隐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和培植，这是真的；后来娶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为妻。唐对泽潞用兵时，茂元虽不得不受李德裕的指挥，但他和石雄不同，决不能说他属于李派。在李德裕当国时期，李商隐官不过校书郎，从未升迁。李德裕罢相，郑亚南迁，他却接受郑亚的礼征，做他从事，这在出处上确实是极大的失着。令狐推荐他为太学博士，也是闲官。李商隐在令狐楚那里学到一套骈文技巧，念念不忘做知制诰或入翰林院，可是翰林学士是政府要害部门，大派阀令狐是不愿把无党无派的李商隐推荐到这个要害部门去的，这正说明李商隐既不是李派，又不是牛派，才会寂寞终身。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白居易“文章冠世”，洁身自高；李商隐才华艳丽，“名不挂朝籍”，何必一定要充当宰相，入翰林院才算得意呢？唐朝二百八十多年，宰相多如过江之鲫，相业彪炳者有几个；又不知有多少翰林学士，能以文学政事卓然自见者有几个？反不如白居易、李商隐，各自以其诗篇在唐代文学史上赢得光辉的地位。

宣宗大中的政治　唐宣宗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生，长庆元年封光王。至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即皇帝位，时年三十六。元和十五年，宪宗被杀，他才十岁。穆宗是他的哥哥，敬宗、文宗、武宗，都是他的侄儿。“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历太和、会昌朝，愈自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武宗气豪，尤不为礼”（《旧唐书·宣宗纪》）。他曾装作平民游行江淮间，寻访名山禅院，因此了解一些民间疾苦。

会昌六年，武宗病危，皇子幼少，宦官集团在禁中定策，立光王怡为皇太叔，改名忱，“应军国政事权令勾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资治通鉴》唐会昌六年）。说明这个皇帝在未即位前，平日装傻，实际是个非常人才。武宗死，太叔即皇帝位，四月初一日开始听政，初二日就把宰相李德裕罢免了。五月，任命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这两次任免，标识着牛党上台，李党从此下台。同月，他下令恢复佛教。佛教不是一天或一道命令就能恢复，而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的。

武宗会昌中，吐蕃达磨赞普病死，无子，赞普妃氏与国相择立妃兄之子乞离胡为赞普，年仅三岁，吐蕃大乱。吐蕃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尚婢婢、洛门川（今甘肃陇西东南）讨击使论恐热皆拥有强兵，彼此互相攻击。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唐出兵取原州（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境）、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及石门、六磐（皆在原州境内）等七关。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朝觐，宣宗御延喜门（皇城东北角）楼见之，边民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四道（泾原、宁、灵武、凤翔四镇）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温池（属安乐州，时已改称威州）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资治通鉴》唐大中三年）

大中三年十月，唐出兵取维州（治薛城，今四川汶川西北）。十二月，又出兵收复扶州（治同昌，今四川南坪北）。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就想收复维州，当时牛僧孺为宰相，认为这样做会轻启边衅，给长安带来威胁。以后李德裕为相，就借维州事打击牛僧孺，现在维州总算在牛派当权下收复了。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正月，吐蕃沙州（治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刺史张义潮以地归唐。义潮，沙州人。当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奉表归唐。不久，张义潮又发兵略定其旁瓜（州治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伊（州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甘（州治张掖，今新疆张掖）、肃（州治酒泉，今新疆酒泉）、兰（州治金城，今甘肃兰州）、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河（州治罕，今甘肃临夏）、岷（州治溢乐，今甘肃岷县）、廓（州治广威，今青海化隆西，黄河北岸）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包括沙州）图籍入朝。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唐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早在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鹘败亡，黠戛斯兴起，武宗想趁此有利时机，收复北庭和安西四镇。宰相李德裕以为安西去京师长安七千余里，北庭五千余里，即使回归，当重新设置都护，并以兵士万人戍守，不知戍兵于何处追发，馈粮从何道得通，这是用实费换取虚名，不是办法。唐武宗只好作罢。唐宣宗虽然收复河湟，但根据当时兵力和财政条件，也还没有足够力量经营北庭和安西四镇。

据《旧唐书直笔》载，唐王朝的文武官数，元和中二千七百八十八员，大中中二千七百九十九员。兵数，开元中四十九万人，大中中九十九万七百十五人。垦田数，开元中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应受田顷亩数），大中中一千一百六十八万八千三百五十四顷。赋税，天宝中，租钱三百余万缗，粟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余万匹，绵一百八十余万屯，布一千三十五万余端；大中中，税钱八百五十九万二千六十一缗九百九十文。漕运江淮米，天宝中二百五十万石，大中中一百四十三万七千八百八十六石。铸钱，天宝中三十万七千余缗，大中中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余缗。盐税，肃宗上元以后九百余万缗，大中中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四百四十一缗三百九十文。茶税，大中中六十万三千三百七十缗九十七文。酒税，大中中一百三十七万九千九十一缗二百八十六文。

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裴休为盐铁转运使，“自太和（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以来，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吏卒侵盗沉没，舟达渭仓者什不三四”。“休穷究其弊，立漕法十条，岁运米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五年）。这个漕运粮米数目和《旧唐书直笔》相比较，还要少二十三万斛。疑《旧唐书直笔》所载是大中十四年当中最多一年的数额。

大中七年十二月，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万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酒税），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资治通鉴》唐大中七年）。这个统计资料，也和《旧唐书直笔》所载数目相差很大，《旧唐书直笔》所载钱缗数，都要比度支所奏数为多。

近一百万的士兵，是包括禁兵和方镇军队而言的。

从大中的财政收支，以及漕运情况看来，在宣宗时期，唐王朝的财政有了好转，江淮漕粮是源源不绝地供应关中的。

大中元年，天旱，宣宗减膳撤乐，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中止营缮，疏理京城系囚。宣宗想知道百官名数，即位不久就命宰相作《具员御览》，常置于案上。宣宗又尝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号曰《处分语》，藉以考核诸州刺史。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刺史于延陵赴任前朝见宣宗，宣宗问道：“建州去京师几何？”回答说：“八千里。”宣宗说：“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于延陵紧张得应对错乱，到官以后，竟以不称职贬官。宰相令狐提名李远为杭州刺史，宣宗说：“吾闻李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令狐说这不过是诗人的托词，未必真是这样。宣宗才同意让他去试试。宣宗下诏，凡刺史调任，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官。令狐尝调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赴任。宣宗看到他的谢到任表，询问令狐。令狐说只是因为路近的缘故。宣宗严厉地说：“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谓有权”（《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二年）。时方严寒，令狐听了，汗透重裘。

史称宣宗“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群臣“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二年）。“上（宣宗）宫中衣浣濯之衣，常膳不过数器”，“岁或小饥，忧形于色。虽左右近习，未尝见怠惰之容，与群臣言，俨然煦接，如待宾僚，或有所陈闻，虚襟听纳。旧时人主所行，黄门先以龙脑、郁金藉地，上悉命去之”（《旧唐书·宣宗纪》史臣赞）。

宣宗用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对他父亲宪宗元和朝的旧臣，非常有感情，用令狐任宰相，就因为其父令狐楚是宪宗朝的宰相，凡是“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次对官独对，宰相皆同时入对，不能独对），上（宣宗）问其家世，对曰：‘臣父黄裳，首请宪宗监国。’即除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资治通鉴》唐大中二年）。宣宗“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以纪之”（《资治通鉴》唐大中三年），并提拔韦丹子韦宙为侍御史，宙累官至岭南节度使。另一个特点是特别重视科举出身，李德裕为宰相，不准杏园宴集，不准慈恩题名，只许一见座主，也不准多次谒见。宣宗在大中元年下敕：“自今进士放榜后，杏园任依旧宴集，有司不得禁制。”公卿子弟如果“实有词艺”，“今后但依常例放榜”。他“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旧唐书·宣宗纪》）。《太平广记》卷一八二引《卢氏杂说》：“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常于内（指禁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宣宗很是看重作为官吏品级标志的服章。牛僧孺之子牛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为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东）刺史，入谢，上赐之紫（三品以上服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赏赐，或半岁不用其一，故当时以绯、紫为荣”（《资治通鉴》唐大中八年）。

宣宗对爱女管教也很严。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颢，“颢弟，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丈夫之弟，今称小叔）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资治通鉴》唐大中二年）。

宣宗母舅郑光，历官平卢（即淄青）、河中节度使，入朝奏对，语多鄙浅，宣宗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郑太后数言其贫，宣宗辄厚赐金帛，不复任命为治民之官。宣宗曾赏赐郑光县（今陕西户县）及云阳县（今陕西泾阳西北）庄园各一所。郑光庄吏恣横，积年不纳租税。京兆尹韦澳执而械之。宣宗问澳：“‘卿何以处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澳自翰林学士出为京兆尹），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纠缠）我不置；卿与痛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挠卿法，殊以为愧。’澳归府（京兆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资治通鉴》唐大中十年）

唐宣宗在位十三年，国家粗安。大中三年，徐州军变，逐节度使李廓；大中九年，浙东军变，逐观察使李讷；大中十年，容州（治北流，今广西容县）军变，逐经略使王球；大中十二年四月，岭南（治番禺，今广东广州）军变，囚节度使杨发；五月，湖南军变，逐观察使韩；六月，江西军变，逐观察使郑宪；七月，宣州军变，逐观察使郑熏；大中十三年，徐州军变，逐节度使康季荣。由于唐政府措置适宜，各地军变都很快就平息了。另外，大中五年，山南西道的蓬（州治大寅，今四川仪陇南）、果（州治南充，今四川南充）二州农民起义；大中六年，衡州（治衡阳，今湖南衡阳）爆发了邓裴为首的农民起义；大中七年，华州下（陕西渭南东北）也有小规模的农民武装，都被唐政府迅速镇压下去。“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唐大中十三年）。

宣宗是由宦官拥立的，不过对宦官还是非常警惕的。宣宗即位后，“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穆宗为太子时的东宫官属），诛窜甚众”。宣宗对甘露事变，也有看法。认为“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等无罪，诏皆雪其冤”（《资治通鉴》唐大中八年）。宣宗尝“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指甘露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试之矣。自衣黄（流外官及庶人服黄）、衣绿（八品绿、七品浅绿、六品深绿）至衣绯（五品浅绯、四品深绯），皆感恩，才衣紫（三品已上衣紫）则相与为一矣。’”宣宗又和宰相令狐商量这桩关系唐王朝命运的大事，“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资治通鉴》唐大中八年）。令狐说的这四句话，是对付宦官专权的良药，如果能持之有恒，宦官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可惜宣宗不久就死了，这一政策未能继续执行下去。

宣宗即位，左神策护军中尉马元贽出了大力，“由是恩遇冠诸宦者”。宰相马“植与之叙宗姓（攀本家）。上赐元贽宝带，元贽以遗植，植服之以朝，上见而识之，植变色，不敢隐。明日，罢相，收植亲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资治通鉴》唐大中四年），出植为天平节度使（镇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再贬常州刺史。因此使朝士不敢过分接交宦官，这对于宦官权力发展，起了一定限制作用。

大中八年九月，有敕使过硖石（河南三门峡东南），嫌驿中饼黑，鞭驿吏见血。陕虢观察使高少逸封其饼以进。敕使还京，宣宗斥责他说：“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把他谪配恭陵。内园使李敬遇宰相郑朗不避马，朗奏之，宣宗诘问敬，回答说：“供奉官照例不须回避。”宣宗说：“你奉命出使，自可通行无阻，岂能私出而不避宰相！”把他谪配南衙。

宣宗长子郓王温，才识平庸，宣宗欲立第三子夔王滋为皇太子，从兄弟次序来讲，又嫌不顺，所以久久不建东宫。宣宗晚年服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等所合伏火丹砂诸金石之药，药性猛烈，以致疽发于背。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病危，先尝密嘱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夔王。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主张拥立郓王温。两派宦官斗争的结果，王宗实因为掌握了神策军的权力，取得胜利。宣宗既死（年五十），郓王温继位，改名，是为懿宗。王宗实在夺权过程中，杀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并诛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等。帝王的废立大权，还是操纵在宦官集团的手里。

唐帝世系表　唐二十帝，一后，首尾二百八十九年。

* * *

(1)　《唐六典·户部度支郎中》：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而会计之。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见在数，申金部、度支、仓部勘会。

(2)　《资治通鉴考异》：皮光业《见闻录》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开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来，有中使宣召，引入数重门。至一处，堂宇华焕，帘幕俱垂。见左右二广（《唐语林》作见二中尉）燃蜡而坐，谓慎由曰：‘上不豫来已数日，兼自登极后圣政多亏。今奉太后中旨，命学士草废立令。’慎由大惊曰：‘某有中外亲属数千口列在绅，长行、兄弟、甥侄仅三百人，一旦闻此覆族之言，宁死不敢承命。况圣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岂可轻议！’二广默然无以为对。良久，启后户，引慎由至一小殿。见文宗坐于殿上，二广径登阶而疏文宗过恶，上唯俯首。又曰：‘不为此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谈以好拗为‘拗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于是二广自执炬，送慎由出邃殿门，复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寻以疾出翰林，遂金其事付胤，故胤切于剿绝北司者由此也。诛北司后，胤方彰其事。”《新传》曰：“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按《旧传》，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文宗时未为翰林学士。盖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诬之，《新传》承皮《录》之误也。

按崔慎由太和初擢进士第，见《旧唐书》本传，是；皮光业《见闻录》及《唐语林》作元和元年，误。崔慎由与杜牧、刘同应太和二年制举，刘下第，杜牧、崔慎由及第。又《翰苑群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崔慎由，大中三年六月八日，自职方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九月六日拜中书舍人，依前充〔翰林学士〕。十二月九日，守本官出〔翰林〕院。”《通鉴考异》谓慎由文宗时未为翰林学士，其言翔实可信。

(3)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三年六月三日，〔仇〕军容辞官归宅，向前五六度进表请坐家，敕不放，重进表请，五月，有敕放归家，仍便般家具。至三日，军容辞官归，敕除新中尉，以内长官特进杨钦义任左神策护军中尉、左街功德使，当日便上任。会昌三年六月廿三日，仇军容薨，敕送孝衣。廿五日，敕斩仇军容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等，尽煞破家。

《资治通鉴》唐会昌四年六月：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于其家得兵仗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资。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仇军容儿常侍，知内省寺，酒醉颠，触误龙颜，对奏云：“天子虽则尊贵，是我阿耶册立之也。”天子怒，当时打煞。敕令捉其妻女等流出于外，削发令守陵墓。仍仰中官收纳家中钱物，象牙满屋，珠玉金银等尽皆满库，钱帛匹段不知数，每日卅乘车，搬入内库，一月之内，搬运不尽。自余宝佩奇异之物，不可计数。皇帝到内库看，拍手怪云：“朕库不曾有此等物。”诸高班（宦官）低头不语。

(4)　《唐语林》：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吉甫相（德裕父）俾亲表勉之。卫公（李德裕封卫国公）曰：“好驴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

(5)　《太平广记》卷一八二引《玉泉子》：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进士举者。及居相位，贵要束手。德裕尝为藩府从事日，同院李评事以词科进，适与德裕官同，时有举子投文轴，误与德裕。举子既误，复请之曰：“某文轴当与及第李评事，非与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6)　《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十二月，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后〔录取〕人数不多，宰相延英论言：“主司试艺，不合取宰相与夺。比来贡举艰难，放人绝少，恐非弘访之道。”帝曰：“贡院不会我意，不放〔公卿〕子弟，即太过，无论子弟、寒门，但取实艺耳。”李德裕对曰：“郑肃、封敖有好子弟，不敢应举。”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无名第（非科举出身），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则〔公卿〕子弟成名，不可轻矣。”

(7)　《新唐书·选举志》：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

(8)　《唐语林》：李卫公颇升寒素，旧〔京兆〕府解有等第（名次）。卫公既贬，崔少保龟从在省，子殷梦为府解元。广文诸生为诗曰：“省司府局正绸缪，殷梦元知作解头。三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卢渥司徒以府元为第五人，自此废等第。

(9)　《唐语林》：周瞻举进士，谒李卫公，月余未得见。阍者曰：“公讳吉（父名吉甫），君姓中有之，公每见名纸，即颦蹙。”瞻俟公归，突出肩舆前，讼曰：“君讳偏傍，则赵壹之后，数不至三，贾山之家，语不言出，谢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岂合书姓。”卫公遂入，论者谓两失之。

(10)　《资治通鉴》唐会昌五年正月：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复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治高要，今广东肇庆）司户，稠汀州（治长汀，今福建长汀）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

程粮钱，据胡三省《通鉴注》云：《新书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东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蕃使还者，给度碛程粮。至于官吏以公事有远行，则须计程以给粮，而粮重不可远致，则以钱准估，故有程粮钱。

《资治通鉴》唐大中元年九月：前永宁尉吴汝纳，讼“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绅与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辨”。丁亥，敕御史台鞫实以闻。冬十一月庚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状，如吴汝纳之言。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旧唐书·宣宗纪》大中元年九月：前永宁县尉吴汝纳诣阙称冤，言：“弟湘会昌四年任扬州江都县尉，被节度使李绅诬奏湘赃罪，宰相李德裕曲情附绅，断臣弟湘致死。”诏下御史台鞫按。　二年二月，制剑南西川节度……李回责授湖南观察使……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贬循州（治归善，今广东惠州）刺史，前淮南观察判官魏贬吉州（治庐陵，今广西吉安）司户，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县令元寿贬韶州（治曲江，今广东韶关东北）司户，殿中侍御史蔡京贬澧州（治澧阳，今湖南澧县东南）司马。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于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与阿颜母阿焦同坐，群自拟收阿颜为妻，妄称监军使处分，要阿颜进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监守。其阿焦遂与江都县尉吴湘密约，嫁阿颜与湘。刘群与押军牙官李克勋即时遮栏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论湘取受，节度使李绅追湘下狱，计赃处死，具狱奏闻。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扬州按问，据湘虽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党附李绅，乃贬元藻岭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断湘处死。今据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并关连人款状，淮南都虞候刘群、元推判官魏、典孙贞、高利、钱倚、黄嵩、江都县典沈颁、陈宰、节度押牙白沙镇遏使傅义、左都虞候卢行立、天长县令张弘思、典张洙清、陈回、右厢子巡李行、典臣金弘举，送吴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钱物人潘宰、前扬府录事参军李公佐、元推官元寿、吴珙，翁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等，伏候敕旨。”其月敕：“李回、郑亚、元寿、魏已从别敕处分。李绅起此冤诉，本由不真，今既身殁，无以加刑。粗塞众情，量行削夺，宜追夺三任官告，送刑部注毁。其子孙稽于经义，罚不及嗣，并释放。李德裕先朝委以重权，不务绝其党庇，致使冤告，直到于今，职尔之由，能无恨叹！昨以李威所诉，已经远贬，俯全事体，特为从宽，宜准去年敕令处分。张弘思、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权臣，各削两任官。崔元藻曾受无辜之贬，合从洗雪之条，委中书门下商量处分。李恪详验款状，蠹害最深，以其多时，须议减等，委京兆府决脊杖十五，配流天德。李克勋欲收阿颜，决脊杖二十，配流硖州（治夷陵，今湖北宜昌）。刘群据其款状，合议痛刑，曾效职官，不欲决脊，决臀杖五十，配流岳州。其卢行立及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讫闻奏。”

《旧唐书·李绅传》：会昌六年卒。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罢相，归洛阳，而宗闵、嗣复之党崔铉、白敏中、令狐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发绅镇扬州时旧事，以倾德裕。初，会昌五年，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坐赃下狱，准法当死，具事上闻。谏官疑其冤，论之，遣御史崔元藻复推，与扬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罢相，群怨方构，湘兄进士汝纳诣阙诉冤，言绅在淮南恃德裕之势，枉杀臣弟。德裕既贬，绅亦追削三任官告。　吴汝纳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汝纳进士擢第，会昌中，为河南府永宁县尉。会汝纳弟湘为江都尉，为部人所讼赃罪，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格律。李绅令观察判官魏鞫之，赃状明白，伏法。湘妻颜，颜继母焦，皆笞而释之。仍令江都令张弘思以船监送湘妻颜及儿女送澧州。及扬州上具狱，物议以德裕素憎吴氏，疑李绅织成其罪。谏官论之，乃差御史崔元藻为制使，复吴湘狱。据款伏妄破程粮钱，计赃准法。其恃官娶百姓颜悦女为妻，则称悦是青州衙推，悦先娶王氏是衣冠女，非继室焦所生，与扬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无定夺，奏贬崖州司户。及汝纳进状，追元藻复问。元藻既恨德裕，即言湘虽坐赃，罪不至死。又云，颜悦实非百姓，此狱是郑亚首唱，元寿协李恪锻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详鞫，故德裕再贬，李回、郑亚等皆窜逐。

《新唐书·李绅传》：澧人吴汝纳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会昌时，为永宁尉，弟湘为江都尉。部人讼湘受赃狼藉，身娶民颜悦女。绅使观察判官魏鞫湘，罪明白，论报杀之。时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谏官屡论列，诏遣御史崔元藻复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颜〕悦尝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德裕恶元藻持两端，奏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宣宗立，德裕去位，绅已卒。崔铉等导汝纳使为湘讼，言“湘素直，为人诬蔑，大校重牢，五木被体，吏至以娶妻资媵结赃”。且言：“颜悦故士族，湘罪皆不当死，绅枉杀之。”又言：“湘死，绅令即，不得归葬。按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因言：“御史复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德裕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没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

按李回在会昌五年五月入相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郑亚，《旧唐书》附见其子畋传，会昌中为刑部郎中，御史中丞李回奏知杂，迁谏议大夫、给事中。两人皆因吴湘案贬官。

《北梦琐言》卷六：唐李绅与李卫公相善，为朋党者切齿。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相国（指李绅）欲纳之，吴湘强委禽焉。于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财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坐赃，奏而杀之，惩无礼也。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登极后，与二李不叶者，导而进状诉冤，卫公以此出官朱崖。吴湘乃澧州人，颜寻归澧阳，孀独而终。

(11)　《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守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当会昌之际，极公台之荣，骋谀佞而得君，遂恣横而持政”。“诬贞良造朋党之名”，“委国史于爱婿之手，宠秘文于弱子之身”。“恭惟《元和实录》乃不刊之书，擅敢改张，罔有畏忌”。“又附李绅之曲情，断成吴湘之冤狱”。“为臣若斯，于法何逭”。“是宜移投荒服”，“可崖州司户参军，所在驰驿发遣，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12)　按《资治通鉴》唐大中三年闰十一月己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据陈垣氏《二十史朔闰表》：大中三年十一月辛亥朔，初九日己未。闰十一月辛巳朔，是月无己未。十二月庚戌朔，十二日己未。李德裕致某侍郎书，书后题闰十一月二十日，则其病死日，当在十二月十二日，《通鉴》脱书十二月。《旧唐书·宣宗纪》正作十二月，今从《旧唐书》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