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建立与武德政治 唐王朝的建立者唐高祖李渊，自称郡望是陇西李氏，是西凉王李的后嗣。可是据近人陈寅恪氏的考证，李渊的祖先，族葬在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平），因此可能是赵郡李氏之后，而不是陇西李氏之后(1)。渊祖李虎，出身于六镇之一的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乌兰不浪土城梁）军官，后来以贺拔岳军团的将领，仕于西魏。西魏相宇文泰在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之前，成立府兵统帅部，李虎为八柱国之一，史称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与比”（《周书·侯莫陈崇传》）。由于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同时成为宇文泰所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领导核心，因此，李氏自李虎起，一直是这一集团中的重要构成分子。北周王朝建立时李虎已先卒，宇文氏追封李虎为唐国公，由其子李袭封。李在隋代官至柱国大将军、安州总管。李妻，独孤信（也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的第四女，信长女为北周明帝宇文毓后，第七女为隋文帝杨坚后。由于李和周、隋两朝的皇帝都是襟娅，因此李氏在周、隋之际，贵盛不衰。李渊是李的长子，在隋袭爵唐国公。隋文帝因为他是自己的姨外甥，更见重用。隋炀帝发动进攻高句丽的战争，曾派遣李渊驻怀远镇（今辽宁辽中县附近）督运粮米。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炀帝又派他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去镇压农民起义军。大业十三年，又任命他为太原留守。太原是东魏时代高欢的军事重镇；到了北齐时代，又在太原置晋阳宫，布置重兵，成为北齐的陪都和军事重心；到了北周末年，还有“天下精兵处”（《隋书·李穆传》）的说法；在隋代，太原又是北御突厥的军事重镇。当隋炀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黄河下游及江、淮之间，几乎都被农民起义军控制住的时候，隋王朝在北方所控制的最重要的据点，除掉西京大兴城、东都洛阳城以外，就算太原晋阳城了。隋炀帝在去江都之前，为确守这鼎足而立的三个据点作了部署，调任太原留守代王杨侑留守西京，以越王杨侗留守东都，而以李渊留守太原。
隋炀帝去江都之后，北方的局势急转直下，李渊眼看隋政权即将崩溃，在次子李世民的怂恿之下，积极策划起兵，以便从隋王朝严重危机的缝隙中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他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借口，募集到兵士一万多人，遂在大业十三年五月，杀掉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在太原起兵。李渊由于利用了当地所积贮的布帛数千万匹和无数粟米(2)，故能于“二旬之间，众得数万”（《大唐创业起居注》）。于是决计向西进兵，夺取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的大本营和府兵兵源供应地的关中。
这时隋王朝土崩瓦解，北方东突厥贵族的势力却空前强大起来，突厥始毕可汗迎炀帝“萧皇后，置于定襄（即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所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通典·边防典·突厥》）。李渊要向关中进军，为了暂时解除北面的威胁，所以派刘文静聘问突厥，突厥始毕可汗派遣其特勤康鞘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支援李渊，表示友好。
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率军三万，从太原向长安进兵。隋西京留守代王侑派屈突通、宋老生分率关中精兵，扼守霍邑（今山西霍州）和河东（郡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两地，以拒李渊。这年八月，李渊攻下霍邑，杀宋老生。为了避免攻坚，只以少数兵力牵制屈突通的河东守军，李渊亲率主力，渡黄河，攻占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又沿河南下，取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东北）；并分兵扼守潼关，戒备东方。
李渊沿途开仓赈赡饥民，“所经隋行宫园苑，并罢之”，“其宫人等并放还亲属”；他又严申军纪，“勒诸军各依壁垒，勿入村居，无为侵暴”，因而声势日盛。李渊还写信招慰关中壁垒堡坞中的地主，对于前来投附的“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大唐创业起居注》），都晋爵授官，于是关中的地主便迅速归向李渊了。
在李渊西进期间，关中的李渊亲族，积极响应李渊的起兵。李渊叔伯兄弟李神通起兵县（今陕西户县），众逾一万；李渊女儿平阳公主（柴绍妻）派人说降了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反隋军队，攻占（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县，聚众至七万；李渊女婿段纶也攻下了蓝田（今陕西蓝田），聚众万余人。李渊兵抵长安城下，会合诸军兵有二十万人，就在这年十一月，攻克了长安。
李渊入据长安后，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隋恭帝），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渊自为大丞相、唐王。隋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被杀；同年五月，李渊废黜了杨侑，自己做了皇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建年号曰武德，定都长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就这样建立了。
唐王朝建立后，一面稳定关中的局势，一面向四方扩展势力。在武德（公元618—626年）年间，陆续削平了薛仁杲、李轨、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萧铣等割据武装；镇压了窦建德、刘黑闼、林士弘、辅公等农民起义队伍。到了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原来盘踞在恒安镇（即北魏旧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苑君璋，也摆脱突厥可汗的羁縻，归附了唐朝；最后又在贞观二年，唐出兵围攻朔方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消灭了为突厥所册立的“解事天子”梁师都，至此，全国的统一，基本完成。
前面说过，关中地区的均田，相对地说比较巩固，同时它又是府兵集中地区。唐高祖自河东进占关中以后，不仅掌握了长安府库和永丰仓及太原粮储，而且获得了兵源和物资供应都较充裕的统治基地，因此他便最有可能成为结束隋末农民战争以后分裂局面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唐统治集团接受了隋亡的教训，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之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这些改革，既为统一全国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以后唐初的富强铺平了道路。
唐高祖武德年间施行的改革，主要是革除隋炀帝的虐政，“去其泰甚”（《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引《置常平监官诏》）。
在经济方面，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就颁布了“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资治通鉴》唐武德二年）。武德六年，又特别下了《简徭役诏》和《禁止迎送营造差科诏》二道诏令。诏文中指出隋末“刑政板荡”，“征求无度”，“下民困扰，各靡聊生”。承认唐初百姓“凋弊之余，饥寒重切”，因此要让他们休养生息，使他们有时间来从事耕织，以求“家给人足”。诏令中规定“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及荆州大总管内……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各地州县，“非有别敕”，亦不得任意征发百姓从事“道路送迎，廨宇营筑”（《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一）。武德七年，全国已基本上统一，又重新颁布了均田令和赋役令。均田令的颁布，使农民在战争时期从地主手里夺得的土地得到肯定，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多少获得或增加一定数量的土地，流亡的农民复归版籍，这对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一定作用。赋役令不仅把剥削量固定了下来，还发展了以绢代役的制度，这比起隋炀帝的丁男岁役九十日和徭役无休止等虐政来，对农民是有利的。
在政治方面，唐高祖入关之初，就“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通典·刑典·刑制》），废除了隋的一些苛法。称帝之后，正式下诏“废大业律令”（《资治通鉴》唐武德元年），“用开皇旧式”（《资治通鉴》唐武德四年）。到了武德七年，新律令制成，不但比隋炀帝的《大业律》轻得多，就是比起隋文帝时的《开皇律》来，也有某种程度的改进。
唐高祖时期，国家逐步统一，社会渐趋稳定，唐王朝的典章制度，也规模日臻完备，这就为唐太宗“贞观之治”铺平了道路。不过在武德时期，阶级矛盾仍然是尖锐的，当时户口，“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贞观政要·奢纵篇》），不少地区，城郭空虚，道路萧条，社会经济一时难以恢复。唐王朝统治的真正巩固，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是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多年中逐步实现的。
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唐王朝建立不久，统治集团内部就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唐高祖李渊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四子元吉，三子玄霸早死。李渊自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升任太原留守时，建成、元吉皆留居河东，只有世民在李渊身边，因此，首先能向李渊提出起兵计划的，只有世民一人。李渊起兵时，建成、元吉从河东逃奔太原，李渊因以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分统左右三军西击；元吉率中军留守太原。李渊取得长安之后，建成曾为东讨元帅，在建立唐政权的过程中，出力不少。及李渊称帝，建成以嫡长子被立为太子，世民被封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按照中国古代的礼制，太子是不将兵的，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左传》闵公二年），而元吉留守太原时，曾因刘武周进攻弃城逃归长安，声望不振，所以此后一些重要战役，常由世民指挥主力军作战。李世民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破薛仁杲，败刘武周、宋金刚，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屡摧劲敌，被册命为“天策上将”，威名日盛。他统率的多系“新附诸军”（《大唐创业起居注》），他的部将也有不少人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他也能广泛罗致地主阶级中的干练人物，“谋巨猛将，并在麾下”（《旧唐书·河间王孝恭传》），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发生激烈的矛盾斗争。终于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世民伏兵长安太极宫北面的玄武门，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建成、元吉及其诸子，迫使唐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当年八月，高祖便把皇位传给世民。次年，改元贞观。李世民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唐太宗。
唐太宗在太原起兵的那一年，年龄才十八岁；到虎牢会战，任唐军统帅，败窦建德，降王世充，年龄也只有二十四岁；登位做皇帝时，年二十九岁。他一共做了二十三年皇帝（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公元627—649年）。这二十三年的时间，由于农民大起义以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所变化，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生产力发展较快，社会经济恢复较快，人口增长较速，这就是被封建历史学者艳称为“贞观之治”的时代。
唐太宗“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致百姓“东西逐食”。不过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贞观政要·政体篇》）。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并东突厥，唐北边威胁已经解除，沿边地区人民的生活比较安定，被突厥贵族俘掠去的汉族劳动人民大量返回中原，这对当时的生产恢复，起了一定作用。自此时起，史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3)。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政体篇》）这样，封建历史家便把这个时期誉之为“太平盛世”。
我们认为旧日的封建历史家对“贞观之治”是渲染得有点过分的。即以户口而论，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户至八百九十万；而唐贞观之初，户不满三百万，即使到了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户也不过三百八十万。固然，在唐太宗统治的二十多年间，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比之隋极盛时户数，还不到二分之一。更以社会现状而论，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麴文泰来唐访问，“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北”（《资治通鉴》唐贞观十四年）。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魏徵疏文中也说道：“今自伊、洛以东，暨夫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贞观政要·纳谏篇》）可见当时有不少地区还是残破不堪，疮痍未复。再以人民生活和他们所负担的租赋徭役而论，《册府元龟·帝王部·巡幸门》载：“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己酉，幸灵口（灵水之口，在今陕西临潼境），村落逼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说明三辅附近的贫民，并未真正能够依制受田。农民受田一般不足，而租、庸、调的剥削，却并没有因受田不足而实际有所减轻。至于徭役比起隋末来虽然有所减省，但由于北并突厥，西攻吐谷浑，取高昌，东北用兵高句丽，战争频繁，所谓“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贞观政要·征伐篇》）。人民的徭役负担还是相当重，以致“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终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旧唐书·马周传》）。尤其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以后，唐太宗遣使往剑南道征发民夫，伐木造舟，因而激起了雅、邛、眉三州人民的反抗。唐太宗一方面派兵镇压；一方面改在潭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造船，而向剑南道人民征收“船庸”。“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六十三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十二年），阶级矛盾一度非常紧张。由此可见，封建历史家把贞观时期当作理想的“太平盛世”，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距离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不等于完全否定贞观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措施和成就，我们承认贞观的政治比起唐代其他各朝的政治，相对地说，有其可以肯定之处。
唐太宗即位初年，曾“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唐太宗不同意这样的做法，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唐武德九年）唐太宗这段话，可以说是贞观时期政治措施的指针。
唐太宗接受隋亡的教训，在刑法方面，对死刑的判处非常慎重，下令全国所有判处死刑的犯人，必须申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复核，经三复奏，甚至五复奏，由皇帝批准，才准执行。并在《贞观律》中，把刑法方面的一些改进措施以律文形式固定了下来。
唐太宗曾对臣下说过：“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贞观政要·政体篇》）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前后放免宫女三千余人。这不仅使隋末以来被幽闭深宫的女子获得婚配，而且也节省了宫中费用。固然太宗晚年也营建翠微宫，且“服玩纤靡”（《旧唐书·太宗贤妃徐氏传》），不过他在统治的初期，还算比较俭约的。当时的大臣如中书令岑文本，居“宅卑湿”；户部尚书戴胄，“居宅弊陋”；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贫无正寝”；特进魏徵，“宅内先无正堂”，生活都较朴素。史称贞观“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贞观政要·俭约篇》），这对积累社会财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太宗还积极并省州县，精简官吏。在隋朝末年，各地地主武装纷纷保据州县，霸占一方，唐高祖为了拉拢他们，往往就地增设州县，任命他们为总管、刺史，因此全国州县的数目，比隋初增了一倍。唐太宗见“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便从贞观元年起，“大加并省”（《资治通鉴》唐贞观元年）。到了贞观十三年，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一十一”（《资治通鉴》唐贞观十三年）。州县并省后，地方官吏大大减少了。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资治通鉴》唐贞观元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贞观政要·择官篇》）。他从贞观元年起，下令并省内外官吏，当时由政府任命的重要官员，只保存了六百四十三员（吏员和外县官吏不包括在此数内）。到了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包括县令、丞在内），才又达到“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资治通鉴》唐显庆二年）的数目。州县和官吏数额的裁减，既节省了政府开支，也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这是符合当时社会要求的措施。
唐太宗为了要了解下情，征询政事得失，经常召见五品以上京官，“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贞观政要·政体篇》）。他很重视地方长吏的人选，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年）。他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曾派李靖等诸道黜陟大使巡行全国，升迁廉吏，惩治贪官。他“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随以所犯，置以重法”（《贞观政要·政体篇》）。因此，贞观时期的吏治是比较清明的。
唐太宗很能搜罗和使用地主阶级人才，如李勣（即徐世勣）本来是农民起义军将领，魏徵是其政敌李建成的党羽，都为唐太宗重用。马周出身寒微，为中郎将常何家客，代常何上书陈便宜二十余事，得到唐太宗赏识，被选拔为监察御史，后累官至中书令。当时参与朝政的大臣，包括各个社会集团的人物。其中关陇贵族有长孙无忌、宇文士及、于志宁、李靖、侯君集、杜如晦，江东世族有萧、陈叔达、岑文本、虞世南、褚遂良，山东旧族有高士廉、房玄龄、王，山东庶族有李勣、程知节、马周等。其目的是想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集中地主阶级力量，巩固其统治政权。
唐太宗不仅有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善于训练军队。他了解到要增强军事力量，不是单单依靠士兵数目的众多，而是依靠士兵战斗意志的旺盛和平素有训练。他刚即位时，因东突厥不断内侵，需要进行反击，“于是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教射于〔显德〕殿庭，中多者赏以弓帛，其将士亦加上考”（《资治通鉴》唐武德九年）。他这样轮训诸卫将士，对卫士战斗力的提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更将全国府兵作了整顿，府兵家属的生活，在当时也比较有保证，这支经过训练的府兵，便成为唐皇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唐太宗根据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在战争问题上抱有这样的见解：“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中国虽安，忘战则人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所以他认为兵甲“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贞观政要·征伐篇》引《帝范》）。
唐太宗在封建社会的帝王中，固然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但是上面讲到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措施，归根到底，其目的无非是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对大臣们就说过：“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矣。”（《贞观政要·贪鄙篇》）正是为使封建统治阶级“长守富贵”，才不得不作出以上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的。因此唐太宗的各方面的措施，我们不能作为他对人民的“恩施”来看待，亦不能作为“仁政”来看待，因为在巨大农民革命威力震慑之下，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封建统治政权重新稳固下来。
隋末农民大起义覆灭了隋王朝的教训，对唐初君臣来说是非常深刻的。唐太宗曾亲眼看见隋极盛时的富强，“计天下储积，可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唐太宗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贞观政要·辨兴亡篇》）。他尝对臣下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贞观政要·行幸篇》）魏徵也对唐太宗说：“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所有。彼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笑。”（《贞观政要·君道篇》）有一次，唐太宗将要修建飞山宫，魏徵又上疏说：“〔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古人以水作镜子照），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资治通鉴》唐贞观十一年）
隋末农民大起义深刻教训了唐太宗君臣们，使他们“言念及此，不觉惕焉震惧”（《贞观政要·灾祥篇》）。震慑于人民力量的强大，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篇》）。“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贞观政要·辨兴亡篇》）因此他说过，“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政体篇》）。唐太宗君臣经常引用荀子的话，以“舟”来比喻皇帝，以“水”来比喻百姓。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诫太子诸王篇》）。魏徵也说：“君，舟也；人（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魏徵还引用伪古文《尚书·泰誓篇》“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以及前人“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篇》）的话，来警戒唐太宗。这充分说明隋末农民革命战争推翻了隋王朝这一巨大威力对唐初人们的深远影响。
唐太宗懔懔于“战胜易，守胜难”（《贞观政要·慎终篇》）的格言，要求自己“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贞观政要·政体篇》）。他曾对臣下说：“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然朕日慎一日，惟惧不终。”（《资治通鉴》唐贞观五年）唐太宗君臣经常讨论到如何能够长治久安的问题，也讨论到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问题。唐太宗的结论是：“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政要·君道篇》）。并且还说：“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他认为虽是成功的帝王，也绝不能“恃天下之安”，而应该“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魏徵在这方面谈得更多，他一再要求唐太宗时时想到《诗·大雅·荡》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诗句，要求他能“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贞观政要·慎终篇》）。君臣之间，互相警惕到这样程度，“隋氏灭亡之事”，确实是太宗君臣最好的借鉴。
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算是比较能纳谏的一个皇帝。他“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求谏篇》）。他曾经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回答得很简单：“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只要“人主能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魏徵这个说法，非常重视，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意见。他有一次下诏调集兵修建洛阳宫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疏谏止，疏里说：“百姓承乱离之后，财力凋尽……饥寒犹切。”“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乾元毕工，隋人解体。”（《贞观政要·纳谏篇》）“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资治通鉴》唐贞观四年）唐太宗听了他的话，就下令停止修建。当时大臣中，魏徵以最能进谏著名。他在一次上书中说唐太宗在“贞观之始，乃闻善惊叹”；到了贞观八九年间，“犹悦以从谏”；到了贞观十年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诚信篇》）。这话说明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其纳谏是有限度的。而且帝王的纳谏，大臣的进谏，其实质，都是从长治久安，即维护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只能说明这些帝王大臣对如何统治人民、剥削人民，考虑得比别人更周密而已。
总起来说，唐太宗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初步注意到人民的利益，从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隋末以来的社会危机，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同时，这一政策的另一结果，也促使人民能够发挥他们蕴藏着的巨大潜在力量，从而创建了一个在中世纪史上少见的文化灿烂、国力鼎盛富强的封建国家。因此，唐太宗的业绩是大的。肯定他的历史业绩，揭露他的剥削阶级本质，都是需要的。唐太宗对自己的功过，有这样的评价：“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资治通鉴》唐贞观二十二年）我认为不妨这样评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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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陈寅恪先生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2) 《通典·食货典》：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千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3) 《贞观政要·务农篇》：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直五钱，其尤贱处计斗直三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