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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隋炀帝大兴土木与开凿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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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东都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病死,年六十四。太子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

隋文帝本来立长子杨勇为太子。由于杨勇好奢侈,多内宠,渐渐不为文帝和独孤后所喜爱。杨广是文帝次子,初封晋王,出镇扬州。他在灭陈的时候,充任行军元帅,立了大功,重臣宿将多曾由他指挥。他又联络大臣杨素,揭露杨勇的“阴事”,使勇“过失日闻”(《隋书·房陵王勇传》)。于是文帝便在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下令把太子杨勇废为庶人,而立杨广为太子。

当时宫廷里斗争很激烈,据传说,文帝就是在病重时被杨广害死的。文帝死后,杨广派人用文帝的名义,杀了杨勇,才发丧。以后杨勇的八个儿子,都被杨广杀死。

隋文帝第五子杨谅,那时以并州总管出镇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听说杨广弑父杀兄,就在这一年八月举兵,结果失败,被幽禁。并州的吏民,因杨谅这次事变的牵连而被杀和发配的有二十余万家之多。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第一桩大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

关中自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至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史称:“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史记·货殖列传》称:“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是东汉中叶以后,关中已成胡、羌杂居的地区。西晋以后,经过胡羌少数族部落贵族的长期统治,灌溉系统长期失修,并遭受破坏,农业生产量大大地下降了。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关中郑渠和白渠只能灌溉到一万多顷田;到了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初年,又减少到六千二百多顷的面积了。和汉代相比,减少了三万八九千顷之多,以每亩平均减少二石左右谷米计,就减少了七八百万石谷米之多。在产量下降的情况下,隋王朝统一南北以后的官僚机构却规模巨大,在中央的官吏人数众多,粮食的供应也就感到极端的困难。在丰收的年头,尚且要依靠关东的漕运来解决;一遇荒年,在当时的粮米运输困难条件下,自然不得不“移民就丰”了。因此北周灭北齐之后,曾一度以洛阳为东京,营建洛阳宫。到了隋文帝统治的年代,关中一遇荒年,文帝也率领大小官员,就食洛阳(1),毋怪后代史臣要称这样的皇帝为“逐粮天子”了(2)。

隋炀帝初即位,就着手营建东都洛阳。洛阳是后来修建起来的通济渠的终点,也就是山东、江淮粮运的集中地。因此如果把它作为陪都,以后倘遇关中饥荒,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都可由关中迁移到洛阳来,减少关中粮食紧张的压力,这是比较适宜的。所以炀帝就在即位以后的第四个月——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下令以洛阳为东都;并在洛阳附近置洛口、回洛等仓,储积粮米,作为荒年的准备粮。营建洛阳为东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有人问既然关中粮食那么困难,为什么隋王朝和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不干脆地迁都洛阳呢?这是因为隋和唐前期,王朝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而掌握隋及唐前期中央统治权力的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先从均田、府兵来讲,山东、河北一带,自魏、齐以来就是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国家掌握的土地足以供均田授予的就不多,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均田,是有名无实的;长江以南,在陈亡之后,也缺乏隋王朝推行均田制的历史记载。同时,上述地区,也不是府兵兵源所在地,如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高祖纪》),江南道到唐代也只有两个折冲府(见《新唐书·地理志》),可见政府只要求在那些地区的小农能够承担国家的田租、丁调、力役等等剥削,也就没有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推广府兵制的必要了。可是关陇和河东等地区却大大不然,这些地区,地主经济比起山东、河北来,是不算发展的(长安附近除外),因此均田制能够相对地稳固住。《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全国折冲府五百六十六(最多时六百三十四),而关中折冲府二百七十三,陇右折冲府二十九,河东折冲府一百四十一,三处合算起来,共四百四十三,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唐王朝的府兵兵源分布地区,是继承隋王朝的布局而来的,从而推知隋王朝的府兵兵源地也主要在关陇与河东。

既然均田、府兵的重心在关陇、河东,尤其是关中,那么,立足在这均田、府兵基础上的隋和唐前期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也必然把大本营安置在关中,无论隋王朝或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都不可能放弃它们的根据地而迁都。所以隋、唐两朝虽然营建洛阳为东都,而政治中心、军事重心,还是在关中。

综上所述,炀帝的营建洛阳为东都,是适应当时情势的,并不能算坏事,问题在于炀帝用什么方法来营建东都。

炀帝在营建东都之初,以杨素为营作大监,宇文恺为副监,每月要役使民丁二百万人。“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距王城,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南临洛水,开大道,对端门,名端门街,一名天津街,阔一百步,道傍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端门即宫南正门。”“建国门,即罗城南正门也。”城南街衢整洁,民坊“各周四里,里开四门,临大街,并为重楼,饰以丹粉。洛(水)南有九十六坊,洛(水)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大业杂记》)。又造天津桥“以架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太平寰宇记》西京河南县)。宫城内以乾阳殿为正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重轩……云楣绣柱,华榱壁,穷轩甍之壮。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天花板),仰之者眩”。“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乾阳殿北“有大业门,门内四十步有大业殿,规模小于乾阳殿,而雕绮过之”。“乾阳殿东有东上阁……乾阳殿西有西上阁。”东上阁以东有东华门,西上阁以西有西华门。出东华门东,“道北有文成门,门内有文成殿,周以轩廊”。出西华门西,“有武安门,门内有武安殿,周以轩廊”。“大业、文成、武安三殿……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诸名药奇卉。”(《大业杂记》)由于宫殿柱子的尺寸过分高大,以致在附近无法找到,故“多自豫章(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铁轮),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纳谏篇》)。“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炀帝又在洛阳西面的“涧(今河南宜阳西南)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隋书·食货志》)。同时又筑西苑,名芳华苑。苑墙周围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条枝,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炀帝又下令“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由于负责营建东都洛阳的“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水镇),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隋炀帝为了满足个人奢侈享乐的欲望,如此无限制地浪费人力、物力,不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使广大民夫陷于饥寒交迫、死亡相继的悲惨境地。

洛阳陪都建成之后,西域诸国酋长和客商,请入洛阳丰都市交易,炀帝为了夸耀国家的富庶,“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六年)新建的东都,成为隋炀帝大肆挥霍,猎奇夸富的场所,这就完全丧失了营建东都的积极意义。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之初,为了使洛阳成为第二关中,曾下令“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接长平(郡治丹川,今山西晋城东北)、汲郡(治卫,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北),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郡治承休,今河南汝州),达于上洛(郡治上洛,今陕西商州),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除了在东都洛阳营建宫室,大兴土木之外,还在江都营建宫殿。自长安至江都,沿路又“置离宫四十余所”(《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除了营建东都、江都等处宫殿之外,他还翻阅天下山川的画图,寻觅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地方,来建造离宫别馆。如汾州有管涔山(今山西宁武西南),山上有天池,气候凉爽,是夏季休养的胜地,他就在那里建造了一所汾阳宫。这除了满足炀帝的天下好风景由他一人来占有的欲望之外,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

运河的开凿 关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既然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多年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却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孔季恭传论》)的富饶之区。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隋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却仍旧在北方。中国的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中国的长江大河,也大都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南北的交通,从来没有很好整顿过。隋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沟通南北的运河大工程,就是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运河的开凿,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即使隋炀帝不开凿,也一定有其他人出来开凿这一条联系南北的新河道的。

隋代从文帝时起,就很注意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3),尤其对运输山东之粟来接济供应关中一事,是更为关切的。文帝鉴于当时“渭水多沙,乍深乍浅,漕运者苦之”(《隋书·苏孝慈传》),乃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书·食货志》)。到了隋炀帝即位,避帝讳,改称富民渠。开皇十五年,因为底柱山水流太急,并下“诏凿底柱”(《隋书·高祖纪》),减缓黄河的水势,以便漕运。

隋代运河的开凿,可以分成五段,上面讲到富民渠,可以说是运河的第一段。

第二段为通济渠。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板渚在虎牢东)引河历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入汴;又自大梁(今河南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在通济渠开凿以前的汴河,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与泗水同入淮河。这段运河开凿以后,汴河由黄河流至雍丘一段,完全与旧日的汴河河道相同,但到达雍丘附近后,却东南流至泗州,注入淮河。这样,南北水路的运输线就大大地缩短了。在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段,它把黄河和淮河联系起来。通济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大业杂记》)。

第三段是山阳渎。炀帝也在大业元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今江苏淮安)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长三百余里,宽四十步。邗沟,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开的渠道。山阳渎就是利用旧有的邗沟,加深加宽而修成的,它把淮河和长江连接起来。

第四段是江南河。隋炀帝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下“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资治通鉴》隋大业六年)。据南宋陆游《入蜀记》:“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阔十丈,夹冈如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隋代也是把旧有河道,加深加宽,使长江和钱塘江联结了起来。

第五段是永济渠。隋炀帝于大业四年,下“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治蓟,今北京)”(《隋书·炀帝纪》)。“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就是疏浚沁水下游,南达黄河,在沁水下游则向东开道凿渠,拦截住沁水和清水、淇水,不让它们流入黄河而流入白沟(即今卫河),加大白沟的流水量。漕运就是由黄河入白沟即卫河,到达天津市附近,再由卫河转入潞河,直达涿郡附近。这一条渠开凿时,因疏浚旧道,工程浩大,丁男不够,开始征发妇女服役。这一条河后世称之为北运河。

因为通济渠以汴水为主干,永济渠以白沟、淇水为主干,所以唐人诗文中往往简称这两条河渠为“淇、汴”,就是这个道理。

这几条使南北贯通起来的运河,是7世纪初叶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当时直接参加运河开凿工程的有几百万人,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这一历史的巨大任务。

这条运河通运以后,第一,它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从此大大地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便利了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产的交流有了通畅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以后沿运河的干线上,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这些城市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而繁荣起来,通济渠南端的扬州(江都),便逐渐形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第三,它还使继隋而兴的唐、宋王朝,由于南北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而愈趋稳固,从而也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在海运尚未畅通以前,在内地的陆上交通尚未采用新式交通工具以前,运河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

运河在经济上的积极作用,唐、宋时代的人已经作了高度的评价。《元和郡县图志》河阴县下云:“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皮日休也指出:“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汴河铭》)。他还做了一首诗来歌颂这一开凿运河的伟大业绩,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宋人卢襄在《西征记》(《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十引)中也说:“遂念隋大业间所以浚辟使达于扬子,不过事游幸尔。……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哉!”这些论调,对隋的开凿运河基本予以肯定,个人是完全赞同的。但是也无可讳言,隋炀帝以及唐、宋的统治者,利用运河的沟通南北,来肆意掠夺江南人民的财富,江南物资的北调,正好说明江南人民所受剥削的加重。所以晚唐诗人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生民,避唐太宗讳改)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我们在肯定开凿运河的历史意义时,也得看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一令人瞩目的事实。

这条运河在开凿过程中,无论通济渠、永济渠,都动员了上百万的民夫。通济渠在大业元年三月开凿,同年八月就通航了。永济渠在大业四年正月开凿,也不到几个月就通航了。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官吏督役严急的情况下迅速完成的,不可避免地给人民带来了很多苦难。掘河的民夫,经久不息地劳动,受冻挨饿,加上疾病侵袭,死亡的人数在半数以上(4)。

作为隋的最高统治者隋炀帝,他开凿运河主要是为了加强统治和榨取江南人民,也带有便于他本人巡游享乐的动机。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他在下令开凿通济渠的同时,派官吏往江南造龙舟及各色船只数万艘。同年八月,通济渠这一段运河刚凿通,隋炀帝就带了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并十二卫禁卫军士,浩浩荡荡,乘舟前往江都。皇帝坐四层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这在本章第一节里已经介绍过了。皇后乘翔螭舟,制度稍小,华丽无异。此外还有浮景、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板、黄篾等数千艘。共用挽船夫工八万人。拉帝、后、妃、嫔、亲王、公主的挽夫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皆以锦彩为袍”(《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执青丝缆(拉纤绳)挽船”(《隋书·食货志》)。另外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八、艇舸等数千艘,分载十二卫禁卫军士以及兵器幕帐,由兵士自己轮番牵拉,不给挽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隋书·食货志》)。由是“多者一州至百舆,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大业二年,隋炀帝从江都走陆路回东都洛阳时,又赶造辂辇车舆,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仗。车舆旌旗,百官仪服,“所役工十余万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课州县送羽毛,民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之用者,殆无遗类”(《资治通鉴》隋大业二年)。农民如果捕不到炀帝规定所要的飞禽羽毛,只好向豪富蓄积之家去买,羽毛价格腾贵到翟雉尾一枚,值缣十匹,白鹭羽一枚,值缣五匹。这样,不知加重了人民多少额外负担,浪费了民间多少物资。

修驰道与筑长城 隋炀帝除了营建东都洛阳与开凿几条运河以外,他还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巡行北方时,“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隋书·炀帝纪》)。及登太行山,又开直道九十里。还派人去说服附塞的突厥启民可汗,令动员突厥民众,“发榆林(郡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北境,至于其牙(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又东达于蓟(今北京市),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而开御道”(《隋书·长孙览传从子晟附传》)。

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高祖纪》)。开皇五年又“发丁三万,于朔方(郡治岩绿,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南白城子)、灵武(郡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治上县,今陕西榆林东南),绵历七百里”(《资治通鉴》陈至德三年)。开皇六年,又下令“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七年,又下令“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隋书·高祖纪》)。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出巡榆林北境时,又下令“发丁男百余万,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长城外的浑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下令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胡三省谓当在榆林西)而东。这两次隋炀帝修筑长城的目的,是保护附塞突厥启民可汗,使他不受来自北方的侵袭。可是在两次修筑长城工程的过程中,民夫间关跋涉,因疾病和饥寒暑热而死的,占民夫总数的半数以上,代价是巨大的。

* * *

(1) 《隋书·高祖纪》: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开皇五年四月戊申,车驾至自洛阳。

《隋书·高祖纪》:开皇十四年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 开皇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

《隋书·高祖纪》:及(开皇十五年)东拜太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

(2) 《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3) 隋代除了开凿运河以外,在隋文帝时,还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如:

《隋书·高祖纪》:开皇二年三月,开渠,引杜阳水于三原。

《隋书·郭衍传》:开皇元年……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

《隋书·宇文恺传》: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

《读史方舆纪要》:隋开皇四年,又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宇文恺凿渠引渭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里,名广通渠,漕运通利。

《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太原府晋阳县条:晋水,其南派,隋开皇四年,东南流入汾水。 晋泽在〔晋阳县〕西南六里,隋开皇六年,引晋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

《通典·州郡典》洛州河阴条:其汴口堰,在〔河阴〕县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文帝开皇七年,使梁睿增筑汉古堤,遏河入汴也。

《通典·州郡典》朗州武陵条:有纯纪陂,今名白马陂。隋开皇中,刺史高难陀修,其利不减郑、白二渠。

《隋书·薛胄传》:先是(隋开皇中,薛胄为兖州刺史),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乃于城东二水交流之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

《读史方舆纪要》山西临晋县条,姚暹渠在县东南,源出夏县巫咸谷,流经安邑县及解州,又西流入县境。本名永丰渠,隋大业中,都水监姚暹重开故渠,因曰姚暹渠。

(4) 《开河记》: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丁夫计三百六十万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妇人等,供馈饮食。又令少年骁卒五万人,各执杖为吏,如节级、队长之类,共五百四十三万余人。……〔渠成〕点检丁夫,约折二百五十万人;其部役兵士,旧五万人,折二万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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