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战国的学术环境

（一）诸家并兴的原因

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的鼎盛时代，自春秋末年儒家首先崛起，到战国诸家并兴，思想界澎湃到极点。造成这种盛况的原因相当复杂，下面只作个简括的说明。

谈到春秋战国学术思想的发达，不免要联想到春秋以前的文化，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因为史料缺略，很难断言。但可以相信，至少在西周末年或春秋初期，社会组织必已相当繁密，贵族生活必已相当奢侈，人文思想也必已相当发达，而且可能已有相当丰富的文物典籍。不然的话，诸家的思想都将无所附丽，也无由产生。

封建社会中，知识本为贵族所专有，但因封建制度的渐趋破坏，贵族的后裔降为平民的日渐增加，知识也因而流入民间。加以王室衰微，政治无主，传统的文化渐已不能支配人心，因此独立的思潮开始抬头，这情形在春秋末期已甚显著。而春秋时若干边疆国家，如秦、晋、齐、楚等，因开疆拓土，并兼异族，使经济和文化上产出好些新方面。诸夏文化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并吸收相当成分的外族文化。这些新因素，更刺激新思想的产生。

到战国，因为社会组织的变化更大，新思想的要求也更急。例如军国主义抬头，自然会有法家出现。诸侯的生活日形富裕，自然会供养一批“谈天雕龙”的清客。国际战争的愈演愈烈，社会不安的加甚，自然会刺激人们寻求解决途径；主张清净无为的道家和创造新伦理系统的墨家，也就应时而生。同时不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较前为多，书写的工具也大有进步。春秋时，大概只有政府才有制作文书的力量；到战国，民间学者也可以著书，书籍的内容，渐由简而繁。从《论语》的简练，到《孟子》、《庄子》的繁缛，便可看到这方面的进步过程。

（二）诸家的起源

据汉人的分类，春秋战国的各学派，主要共有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至于这些学派的起源，古人以为出于“王官”；也就是说某一家的形成，是由封建时代某一掌理有关这方面事务的政府机关演变而来。这些政府机关因封建制的崩溃而消灭，但其处理某方面事务的理论知识则散之民间，渐而演变成某一学派。例如道家出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司法机关）等。这种说法，十分牵强，久为近人所怀疑。但另一方面却也不能否认诸家与封建时代贵族文化的密切关系，假使完全没有旧日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凭藉，也不可能发生诸家并兴的现象。事实上某一家的兴起，大都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并且凭藉着一种特殊的职业而来。本章所要叙述的重要学派，有儒、道、墨、法、阴阳五家，现在谈谈它们的起源。

以上五家除墨家外，皆起源于某一种特殊职业。先谈儒家，所谓儒乃是一种以教书为职业的人，起源于鲁而后流行于各地。在孔子以前，便有这类靠相礼授徒为生的儒，孔子一生更是大部分时间从事这种职业。孔子除教书外，并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且曾亲身涉历政治生活。他的门人弟子，有许多作官的，也有很多教书的。总之，这种“进则仕退则教”的生活，便是儒者的职业。何以儒家起源于鲁国呢？这与西周的沦亡有关。原来鲁国因与周室关系密切，典章文物，最称完备。西周末年镐京为犬戎所陷，礼崩乐坏，鲁国便成为当时的文化中枢。鲁人在列国中，本以讲究礼节著称，因此产生了以诗书礼乐为典训的儒家。同时鲁是个二等国，即使想矜功伐也不可能，因之形成发展这一学派的最好环境。

诸家之中，墨家的组织最为严整，它有具有无上权威的领袖，更有自己的法律。它的宗旨，也甚为明确固定。所以墨家绝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学派，而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组织，墨家思想，也是一种有系统的宗教性的思想。古籍曾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近人并考证墨子为鲁人。但他的个性及主张，绝不适于鲁国的环境，因此他的一生在宋国时为多。战国时，宋人以愚著名，大概宋人富于宗教性，心地质直，因此成为墨家的重镇。

法家的起源不是单元的，出于齐、晋、秦等地的学政习法和典刑者，这些自然都各是一种职业。战国时齐的商业发达，以富著称。三晋则是新兴的军国主义国家，同时具有周人尚法的传统。因此战国时的法家思想，可分东西两派，内容颇有不同。齐是东派，现存的书有《管子》、《晏子》等，其论点着重于经济，即如何使国家人民致富用富等。三晋为西派，它们的法家言则着重在政治，即如何执法立信，加强政府的权威等。秦也是新兴的军国，它实行法家的政策时间最长，也最彻底；因为它要向外扩展，必须造成一种力大而易驱使的民俗；但是为它设计和执行政策的人，则来自三晋。

道家有的出于史官，但并非全出于史官。因为史官一方面可以看到官府过去的档案典籍，一方面为朝廷作纪录，自然可以造就出一些博识古今、深明世故的人，老聃便是一例。此外尚有隐士一类的达观厌世者，也被列入道家。这类隐士大多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楚国的北部地区，这地区包括旧日的陈、蔡、许、邓、息、申等国一带之地，也就是周人所谓的“南国”。这地带在西周晚季文物殷盛，到春秋战国时，渐为楚所兼并。同时这地区与诸夏接境，楚与诸夏的战争，常在这个地区进行。受高度文化熏陶的人，又目击人世的惨变，自然会产生厌世的观念；但其文化素养，又驱使他们以“达观”来解决人生问题。像孔子周游列国时所遇到的长沮、桀溺、接舆等，以及后来的庄子，大致都是这一地区或其左近的人。

阴阳家大概出于习业星历卜祝的人，这一学派的发源地是齐国。春秋战国时，齐国以富著，而其君主又颇多礼贤下士的，因此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文明区域，产生若干派的思想，阴阳家只是其中之一。大概因齐地近海，由海道交通而接触到若干异人异事，战国时，齐人便以谈荒诞不经的事著名。这类齐人又可分两种，一是侈谈神仙的方士，一是五行论者，后者便是所谓阴阳家。他们多是诸侯的清客，以异说奇谈侈言于诸侯的朝廷中。［关于春秋战国诸家兴起的原因，以及诸家的原始职业和地方性，可参看傅孟真《战国子家叙论》第二至六节（载《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

以上五家，除道家外，莫不希望人君用他们的学说来治平天下。但他们的学说大多偏重理想，有的不易实行，有的则因不能迅速收效而不为诸侯所采纳。最切实际而且最适合当时国君胃口的便是法家学说，秦国终以法家的学说强国，而至统一“天下”。

二、孔子与儒家

（一）孔子的生平

春秋时代最伟大的儒者是孔丘，他的远祖是宋湣公的太子弗父何，大致与周厉王同时，曾让国君之位予其弟宋厉公。弗父何曾孙正考父，于东周初年三受宋上卿之命，地位愈高而处事愈谨。考父子孔父嘉，仕宋殇公（前719～前710）为大司马，被太宰华父督所害，孔氏从此中落。至孔父嘉曾孙孔防叔，畏华氏之逼，乃迁居于鲁，世为鲁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孔纥。纥字叔梁，故又称叔梁纥，他是鲁大夫臧孙纥部下的武士，饶有勇力，曾屡立战功。纥初娶施氏女，生了九个女儿；娶妾，生子孟皮，病足，为废人；晚年娶颜氏季女征在，生孔子，名丘，字仲尼。

孔子于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生于鲁国的鄹邑（今山东曲阜市）。他幼年丧父，母亲也死得早，家境非常贫苦。他曾先后做过贵族的仓吏田吏，管理会计畜牧之事，都很称职，因此习得不少“鄙事”。此外借着与贵族接触的机会，也学得不少贵族的学识技艺，像诗、礼、射、御等。由于他的好学不倦，在他三十岁左右，便以礼学名动公卿。当他在学术方面有所树立后，便以传授知识为生，至于他的这种生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则已不可确知。

鲁大夫孟僖子，对孔子甚为赏识。前518年，僖子死。临死嘱咐他的家臣，要他的两个儿子向孔子学礼，便是后来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这时孔子已三十四岁。次年，鲁昭公为三桓所逐而奔齐，孔子也于是年赴齐，做齐巨室高照子的家臣。他在齐国一住七八年，齐景公对他虽甚优礼，却不用他。前510年，昭公死于齐。次年，鲁定公即位，孔子也于这时回到鲁国。

夹谷会齐，选自《孔子圣迹图》。

前505年，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发动政变，囚季孙大夫桓子，桓子立誓屈服，才获释放。阳虎进而挟持鲁君，独专鲁政者达三年之久。阳虎在主政期间，想借重孔子，但他不应。其后阳虎为孟孙、叔孙所逐，逃亡齐国，三桓复握政权。这时孟懿子已是孟孙氏的大夫，孔子的另一弟子子路也继阳虎做季孙氏家臣，孔子便因这两个弟子的支持，踏上鲁国的政治舞台。

前501年，孔子受鲁定公之命为中都宰，这时他已五十一岁。此后又连续升迁为司空、司寇等职，他做司寇大约有三年（前500～前498），政绩斐然。前500年，他并曾辅佐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国的边地夹谷。齐欲以莱兵威胁定公，但孔子早有戒备，齐不得逞，因此鲁国在订约时才没有吃亏。

前498年，子路为效忠季氏，发起“堕三都”运动。三都是季孙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孙氏的郕邑。费邑一向是季氏家臣的叛乱根据地，当时阳虎党羽公山不狃盘据在那里，是季氏心腹之患。郈邑则曾于前500年被叔孙氏的马正侯犯盘据为乱。孟孙氏的郕邑，并未曾发生过这类叛乱，它之在被堕之列，当是季氏想借此削弱孟氏的力量。孔子赞助子路的建议，乃由鲁定公出面主持。结果郕邑被放过，郈、费均被堕毁。堕费时，孔子受季氏倚任，以司寇代理鲁相。但堕费后，季氏的大患已除，不复优礼孔子，因此孔子仅代相三个月便辞职。

前497年，孔子离鲁赴卫，因鲁与卫接境，而卫又多君子，所以孔子去鲁后立即赴卫。这时卫都帝丘，它的国君灵公正迷恋夫人南子，无心国政。孔子初至，未能获见，因此他居卫十个月便离开。在他赴陈（前496）的途中，经过匡（卫地，今河南长垣县西南），为匡人所拘留。因为匡人误认他是曾经为暴于匡的阳虎。孔子脱险后，再度至卫。前495年，始见灵公，决意出仕，但灵公徒慕孔子的声名，虽甚礼遇，并不委以政事。这时南子弄权，太子出奔，卫国政治已相当紊乱，而灵公却想以兵伐晋，扬武域外。前493年，他向孔子咨询军旅阵法，孔子以其不重礼而好武，因而拒答，并立即去卫。次年，孔子至曹，不久离曹赴宋，过宋时几乎为宋司马桓魋所杀。其后孔子至陈，遂仕于陈。前498年，因吴伐陈，孔子乃去陈。在陈蔡边境，因粮食断绝，几乎变成饿殍。同年，他自蔡（时已属楚）至叶（楚地），又自叶返陈，自陈至卫。次年，孔子再仕于卫。这时卫早已换了新主，正是卫出公在位的第五年。孔子在卫，一直住到前484年，才为季康子迎接回鲁。他在外凡十四年，经历数国，备尝艰困和危险，还经常遭遇若干隐者的讽讥，却没得到一位明君的信任，使他得以施展抱负。这时孔子已是六十八岁的皤然老翁，鲁国也久已更换了国君，其时正值鲁哀公在位的第十一年。［孔子周游列国之年代，系根据钱穆《孔子传》（载《综合月刊》六八至七〇期）］

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国王，选自清焦秉贞绘《孔子圣迹图》，（美）圣路易斯美术馆藏。

孔子回国后，鲁哀公和季康子对他均甚优礼，但仍不让他参与实际政治，只是以国老的地位备咨询而已。在他回国后直到他去世的五六年间，似乎大部分时间用在古籍的整理上，他曾将《诗》三百篇的旧曲调加以修订，此外，现存的《春秋》，据说也是在这段时间内经他编纂而成的。他死于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的时代，中原局面因向戌的弭兵之盟而暂安，但南方的吴越却正作激烈的角逐，各国的氏室也日益强大专横。到他死时，齐国的田氏和晋国的韩、赵、魏三氏已奠立篡夺瓜分公室的基础。他死后不久而越灭吴，把历史引入一个新的时代。

（二）孔子的人格修养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把他的生前言行，追记下来，集成一书，叫《论语》。《论语》究竟出于哪些人之手，现已无法确考。据宋人的看法，可能是孔子门人曾参和有若两人的弟子所写，因为书中对孔门弟子的称呼，只有他两人被特别尊称为“子”，其余都称其字。这说法大体可信，现存的《论语》有二十篇，据清人的考证，其中最末的五篇，最少有一部分已为战国末年人所窜乱，但这本书仍不失为描写孔子生活的原始资料。

这本书中所描写的孔子，是一位温良恭俭的君子，又是一位精勤博雅的学人。在政坛上，他是个才识兼备风度高尚的政治家；在野时，他又是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他一方面栖栖遑遑寻求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一方面又能乐天知命，不因颠连贫困而易其操守。他有个毕生服膺的道德律，便是所谓的“仁”。仁不特助成他个人的完美人格，他并把这道德律加到政治和教育上去，创出新的政治思想和教育理论。

什么是仁？简单说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真实而合礼的流露。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真性情而又能本之以行礼者。他认为仁是一切道德的实质，没有仁，一切道德都归于空虚。他本身也就是仁的实践者，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他从没有吃饱过，看到穿丧服或盲目的人，虽然熟识，也要改容相接。朋友死了无法安葬时，一切殡殓的事便由他来办。他处处为人着想，绝不把自己不喜欢的事，加诸他人。

仁也是孔子衡量人物的标准。他认为凡是言语说得过分好听颜色装得过分好看的人，很少能够得上仁；倒是刚强果毅质朴口钝的人，与仁还相近。他的弟子宰我，曾与他讨论“三年之丧”的问题，认为为父母守丧三年，学业为之荒废，不如改为一年。孔子问他如此是否心安，回答说：“安。”孔子说：“如果安，你便去做吧！”但孔子认为宰我不仁，因为他过分注重实利而忽略了情感。孔子另一个弟子颜渊聪明勤恳，外表却像是愚钝，孔子最欣赏他，曾对人说：“只有颜渊能连续三个月一心不违背仁，其他学生，只是偶尔能实行而已。”

孔子认为仁者必具有勇气，他曾说：“凡是有志于仁的人，只有牺牲性命而成全仁的，没有为求活命而损坏仁的。”这几句话，充分表露出孔子对这个道德律信仰的笃诚和实践的勇气。

孔子在生活中表现的另一种风格是达观。他虽然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宦海里仍能保持着高尚的风格。每逢国君对他不信任或是恶势力无法克服时，他便飘然远引，绝不贪恋权位，也不以暴易暴，与人作名利的争逐。在富贵与人格之间，他宁愿舍弃前者而保全后者。他不怕贫穷的生活，他曾说过：“粗恶的饮食，简陋的居室，其中也有乐趣；不义的富贵，像天上的浮云，是起灭无常的。”

好学深思也是孔子的特点。他从幼年便立起为学的志向，一直精进不懈；他浸润在学术之中，忘却了饥饿，忘却了烦恼，甚至忘却老年的将临。直到他临死的前几年，还在整理古代典籍，他可以说是毕生为学的。因为好学，所以博学。更难得的是，他不但自己好学，又能诲人不倦，倾其所有的教导他人，一点没有隐藏。他对于不求上进的弟子，责备最甚，即是行为懒散的朋友也免不了受他的呵斥。虽然他的弟子中人才辈出，但孔子以为其中最好学的只有颜渊，似乎也只有颜渊最能理解孔子的学问。至于孔子为学的态度，可以从下面两句话里看出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三）孔子的政治理想

孔子的政治见解，是以复古为革新的。他希望“天下”能恢复武王周公时代的旧观，他对西周盛世的一切文物典章，除了若干小节加以修正外，可以说是全盘接受的。

达到这种政治理想的第一要务，便是“正名”。他的意思是，无论贵族或平民都应安守旧分，以使名实相符；僭越的诸侯、大夫、家臣，甚至不安分的平民，都应受到制裁，以期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界。他似乎尤其厌恶僭越的氏室，对季氏和齐国的田氏，均深表不满。他认为如果不正名，一切的政事都无法上轨道，刑罚与教育也都将无法推行，结果人民将无所适从。

此外，他主张把仁扩充到政治上去，以爱民为政治的目的。靠法律来维持的政治，不是最高水准的政治；必须要在法律以外，加上道德的教化。换句话说，政治不完全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主要建立在德教之上；法律只是在德教无法施行时不得已而用的东西。他认为“拿政令指导人民，拿刑法划一他们的行动，这只能使人民不敢犯法，但不能使他们知道羞耻；拿道德指导人民，拿礼节划一他们的行为，则人民不但知耻，还会越变越好。”

孔子德教的内容是什么呢？大体说来有两端：一是礼，使社会养成谦恭忍让的风气，以避免纷争。二是孝，使人民对父母能谨慎的送终，对祖先虔诚的祭祀，则他们的德行自然趋向仁厚，国家社会的基础也自然巩固。同时他认为在位者，更应首务修德，以为人民的表率。

一个国家的政治，在他看来，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即是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兵和受人民信仰的政府，而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一个政府，只要人民信仰它，即使是无兵无食，仍然可以站得住。此外，他认为国家的财富，不怕寡少，只怕不平均，人民的生活，不怕贫苦，只怕他们的生活不能安定。

对国际政治，孔子是推崇霸道的，霸道在当时并没有坏的意思。他盛赞管仲相桓公时所建的尊王攘夷事业，认为他是诸夏的救星。在他的时代，连管仲一类的人都不可得，所以他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但他仍本着“正名”的原则，对管仲若干违反名分的地方，加以严厉的批评。

大体说来，孔子的政治理想，对内是整饬纪纲，对外是攘逐夷狄，把不上轨道的世界，带回西周的盛世去。

（四）孔子与教育

孔子的最大抱负在政治，但他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他的最大成就在教育，在这方面，他给予后世绝大的影响。

孔子是大量而有系统的传播贵族学术到民间来的第一人，他把贵族宗庙里的知识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在他以前，儒者是贵族的寄生者，到他首先提倡“有教无类”，不分阶级，一律施教。他的弟子现有事迹可考者，大都出身贫贱，如颜渊、闵子骞、子贡、子路、有若、原思、子张等；以贵族来求学的，则只有孟懿子、南宫敬叔等少数的几位。这种教育态度，不但是后来学术平民化的开端，也是后来“布衣卿相”局面的根源。

孔子讲学图，清黎明绘《仿金廷标孝经图》。

孔子一生所教弟子达三千人，其中最贤的约七十人。他的门下拥有多方面的人才，不特对鲁国的政治社会有着巨大的贡献，其影响力并远及外国。他的大弟子中，以德行见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语言见长的，有宰我、子贡；政事则有冉有、子路；文学则有子游、子夏。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多是在他作鲁司寇以前所收的弟子，如子贡尝出任使节，四次与吴人一次与齐人折冲，均不辱使命；冉有、子路均曾为季氏宰，子路且曾出仕于卫；宰我曾受鲁哀公咨询，后曾仕齐之田氏。子夏是他晚年返鲁以后所收的学生，曾作过魏文侯师。他以个人在野的力量，能造就出这么一大批人才，这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本人率领弟子，周游列国，作政治活动，又开战国的游说之风。

在学术的传授方面，孔子不但注重技艺教育，并首先实行人格教育，拿系统的道德学说和缜密的人生理想来教训生徒。孔门的课目，后世通称为“六艺”或“六经”，即《礼》、《诗》、《乐》、《书》、《易》、《春秋》。但事实上《易》和《春秋》，孔子并不用来作课本，只是后儒所必须研读的古籍。六艺中的《乐》，久已佚失，其余的都在孔子以前即已存在，现在分述于后。

孔子所教授的礼，不外两方面，一是贵族交际中的礼貌仪节，一是贵族冠、婚、丧、祭的各种典礼。孔子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是非常讲究礼的。孔子少时便以礼学知名，他不仅懂得当时一切流行的礼，更注意到礼的沿革和本源，因而产生了一种新见解。他认为情感是“礼之本”，没有本的礼，便是虚伪。不仁的人，虽讲礼也没有意义。像丧礼和祭礼的举行，都是原于一种“反本报始”的心理，也就是孝悌之心。所以当宰我主张把三年的丧期改为一年时，孔子便告诉他只要安心就可以去做，因为对父母既无感激之心，就是行三年之丧，也是无意义的。对于祭祖，孔子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只是一种对先人的敬意，祖先的灵魂并不一定临飨，所以他说“祭神如神在”。他对鬼神的存在，显然采取怀疑的态度，因此他绝口不谈鬼神生死等问题。至于他所相信的天，也已经不是偶像，或是牺牲玉帛可以贿买的天，而是冥冥之中主持公道的一种力量。

孔子所教的礼，并没有一定的课本。现存关于礼的儒家典籍有所谓“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中只有《仪礼》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孔子时代仪节典礼的条文，经孔子和他的信徒陆续增改而成，成书的时代当在西汉。《周礼》（又名《周官》）是叙述周代制度的书，其中并含有相当成分的理想，作者已不可考，其成书年代在战国中期以后。《礼记》则是孔子信徒追述孔子生前言行的书，也是在西汉成书的。所以后两部书与孔子当时所授的礼，并没有什么关系。

《诗》是民间歌谣和贵族庙堂诗歌的荟集，它的时代大致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年（前1100～前600）。据说古代所采集的诗共三千多篇，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只剩三百篇，便是今本的《诗经》。这个说法颇有可疑之处，因为孔子本人对古代遗留的典籍，常有“文献不足”之叹，却把诗删去十分之九，言行上未免矛盾。假如他真个删诗的话，何以他所最厌恶的“郑声”（郑国的歌谣）却不删去？

《诗》三百篇在春秋时代是有其实用性的，贵族的交际辞令，要引《诗》为装饰，朝廷宴享外宾时，照例择《诗》中的一首或一节命乐工歌诵，以为欢迎词，宾客也照样回敬；主宾间的情感愿望，也多借诗句表达。因此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所教的《诗》，自然仍着重其从政和识人论世的实用价值，但也以《诗》为人格修养之用。他对诗有道德上的要求，教人以学《诗》达到“思无邪”的境地。此外，他并教人从《诗》中得到启发，以体会人生的道理。

宋刻本《诗经》书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诗和乐在当时是不可分的，《诗》三百篇都有乐章，是当时的正宗音乐，同时是贵族教育的重要课程。孔子本身便是个音乐家，自然也连带着教授弟子。他讲音乐特别注重音乐的感化力，他确信音乐不但可以陶冶个人的性灵，而且可以改变社会的品质。为尽量发挥音乐的道德功用，他主张禁绝低劣的音乐。当时郑国的音乐最为淫荡，所以他倡议“放郑声”。他晚年曾将三百篇的旧曲加以修订，这是他平生引为得意的事。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虽然他对于乐有一番制作，对于《诗》，则没有真的去“放郑声”。

《书》大部为西周的档案，其内容包括战争时的誓师词，周王封立国君时的册命词，周王对臣下的告谕，以及王室大典的纪录等；另一小部为追记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语言。西周的各篇是否由周室传流下来，颇有疑问，因为西周的播迁非常仓促，临时不大可能携出那么繁重的简册。因此，有人认为西周诸篇可能是鲁国所存的“副本”，因为其中有许多篇是关涉到周公的。［参看屈万里《尚书释义》“叙论”］旧史说孔子时《书》有一百余篇，孔子并曾加以编次。《书》和《诗》同是孔门教本，但《诗》在孔子以前，传诵者已甚多，《书》则从孔子开始，才被普遍应用为教本。孔子把旧有的档案加以编次取舍，以适合作教本之用，自然是可能的事。

今本《尚书》五十八篇，据清人考证其中出自伪造者达二十五篇。真的三十三篇中，其时代也有很晚的，如叙述唐、虞、夏、商事迹的各篇中，有若干篇的时代当在孔子之后。所以孔子所授的《书》，与今本《尚书》的内容，其差别是很大的。

《易》不是孔门课本，与孔子似乎也没有多大关系。今本《易》的内容，包括《卦》、《爻辞》、《象传》三部分。《卦》据说为伏羲氏所画，而由周文王加以推演，这是不可靠的。《爻辞》据说是孔子以前鲁太史所作。《象传》中的“系辞传”据说是孔子所作，也不可信；《象传》之成，似乎远在孔子之后。总之，《易》是一本累积而成的书，不是一人一时所完成的。《易》的内容是有关卜筮的知识，但从《论语》看，孔子是连“祷”都不肯为的，何况卜筮？因此近人以为《易》是齐国阴阳家之学，与儒术本不相干。到战国末年，儒生和术士合流，《易》才和儒家发生关系。［参看傅孟真《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九）儒林（载《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

《春秋》本是鲁国史官对时事流水账式的记录的总名，这类历史记录，各国都有，而以鲁国的最久最完全。《春秋》的文体非常特殊，字句简练，但记事并不完全依事直叙，有时以曲折委婉的笔法来表达，并暗含着褒贬之义。这或者因为当时写书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为忌讳，才产生这么一种文体。这类史记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可能兼作伦理教育之用。据说孔子以这种笔法，把鲁史记隐公元年（前722）到哀公十四年（前481）的一段加以修订，而成为现在的《春秋经》。《春秋》也不是孔门的课目，但这部书的思想源泉却与孔子大有关系，因为其中含有浓厚的“正名”思想。从历史的眼光看《春秋》，诚然是一部后人所谓的“断烂朝报”，但从伦理原则上看，却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五）战国时代的儒家

春秋末年，儒仍然是一种职业阶级而不是学派，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独树一帜的学派。到战国，墨家与法家兴起，开始与儒家抗衡，儒家才自成一学派。但墨法两家都与儒家有着渊源关系，墨家的创始者墨翟，最初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克、吴起等，又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孔子在生前已负盛名，又因其弟子多是名流，经他们的宣扬，孔子身后的声名也就更加提高。战国时，孔子已奠定“圣人”的地位；而在这个时期儒家又有两位代表人物继起，就是孟子和荀子。孔子以后的儒学，因他们的阐发而更形光大。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市）人。他大致与魏的惠王、襄王，齐的威王、宣王同时，至于他的生卒年代，则说法不一，一说他生于前385年，卒于前303年或前302年。他是孔子孙伋（子思）的再传弟子，一生游历宋、薛、滕、鲁、魏、齐等国，曾仕齐宣王为卿，致禄万钟。但不久去齐，此后即不再出仕，他死时已有八十余岁。

孟子的思想，具见于现存的《孟子》七篇中，这本书可能是孟子的弟子编纂而成的。《孟子》不如孔学的博大精深，但思想则较孔子为激进，这自然是时代使然。他的最大贡献，是有关人格教育的学说，其原理虽大致本于孔子的学说，但更加完密而有系统。现在分别说明孟子的政治和教育的思想理论。

孟子的政治原理，大体承袭孔子，主张所谓“仁政”，也就是把“不忍人之心”扩充到政治精神中去。他以为政治的最高理想，在谋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他对天子的世袭制度，表示怀疑，认为天子必须是德智双全的圣人，不应世袭，而应禅位于后圣。他对贵族阶级的地位及若干特权是承认的，但同时又认为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的临民，以爱护人民为条件，并非具有绝对的权威；残虐人民的君主，人民得起而诛之。这是他的“民贵君轻”理论的大要。他有几句有关政治的名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见解是孟子以前的儒家所没有的。

孟子在政治措施中，最注重“养民”，他曾立有改善民生的具体方案。此外，他坚决反对君主的厚敛和好战，这可反映出孟子时代的世局。

孟子政治思想中的“仁政”，本于“仁心”，对此他有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即所谓“性善说”。他认为人性本善，因为人性隐藏着四种与生俱来的特性，那就是仁、义、礼、智的趋势，他称之为“四端”，也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和辞让之心（礼之端）。人之有四端，也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因此应该对这些特性加以发展。以全力发展此四端，便是“尽性”；尽性的修养积之既久，便养成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凡具有浩然之气的人，便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而“大丈夫”也就是人生的最高目标。

孟子之时，杨朱和墨翟的学说最为盛行，据孟子说，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他的责任则是“拒杨墨”。孟子对他们的学说的攻击重点，是墨的“兼爱”和杨的“为我”。墨子的事迹和学说将在后面详述，杨朱的事迹无传，从战国人的称引中，知道他大约是孟子的前辈。他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恰巧相反，兼爱是对世人一视同仁的爱，为我的思想则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在乎求各自的舒适生活，不损己以利人，也不损人以利己。孟子对他们的批评是：“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无论孟子对杨墨的批评是否公允，但他对儒学的光大，确有一番功劳。

战国时代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名况，赵国人。他的时代，较孟子稍后。他少年游学于齐，齐湣王时他去齐赴楚，为兰陵令。齐襄王时，又曾返齐国。此外，他并游秦、赵等国，在赵仕为上卿。他奔走列国，自壮而老，并未能行其道。他死后大约二三十年，秦国便统一“天下”。

从现存的《荀子》一书看，荀子的思想严格而有系统，他与孟子同为孔子的崇拜者，同样主张省刑罚、薄赋敛、息战争的王政。他的学说所不同于前儒的，大致有两方面：一是主张性恶，一是把法家思想注入儒学中。

荀子曾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大意说，人生下来便具有若干恶性，诸如好利嫉妒之心，和耳目声色之欲等，如果顺性发展，则争夺残贼淫乱等恶行便会随之而起；必须加以后天人工的节制和教育（伪是人为之意），才可以使之向善。所以荀子教育学说的重点，全在用外在的功夫来克服人性的弱点。

荀子主张以“礼”来节制人的恶性，使其不能自由发展，但礼的最后目的则是养民，使人民生活改善。虽然他对于礼的涵义或内容，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他认为礼必须具有“别”的功能，要使贵贱长幼、贫富轻重先有等差，然后确定每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义务既经确定，可以各安其分，社会自然安宁。至于等级的区别，则全视个人的贤能与否而定。国君是一国之最贤能者，并有其重要任务，因此应当被尊重。

荀子的理论，显然与法家有接近之处，因为礼和法并无十分明确的界限，广义的政治制度，既可称为礼，也可称为法；而且两者同是一种对个人的外来箝制，不容选择和怀疑。因此他的性恶说和礼宪说，配合着当时的世局，渐而演变成战国末年的法家之学。换句话说，法家思想因吸收了荀子的理论，而更加充实完备。他的弟子韩非，便是法家的集大成的人物；佐助秦始皇推行法家政策的李斯，也是他的弟子。

三、道家

（一）老子

老子是先秦思想家中的神秘人物，他的事迹已无法确考。据旧史说，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人，姓李名耳，字聃，作过周室的史官。他与孔子同时，但年辈较长，孔子且曾向他请教过礼的问题。他后来见周室日衰，便辞官隐去，不知所终。现存五千字的《老子》（即《道德经》）一书，便是他隐去时路过函谷关为关令尹喜写的。

《老子》一书是否老聃所著，曾有许多人怀疑过。因为书中有许多话，显然不像春秋时代人所说的。例如“六亲不合有孝慈”、“民多利器，国家滋昏”等一类激烈的话，不大合春秋时代的思想。书中所表现的社会背景如“万乘之国”、“取天下”一类的话，以及书中所说的制度，如“偏将军”、“上将军”等，都非春秋时代所有。孔子是最喜称美古代和当代贤人的，但《论语》中却没有一句提到老聃。墨子、孟子都喜欢攻击反对派，像书中“绝圣弃知”、“绝仁弃义”一类的话，和儒墨思想都根本不相容，但墨子、孟子却对老子毫无批评。因此有人不相信《老子》是春秋时代老聃的作品，认为可能出于战国时代，但也许有一部分思想是承袭老聃的。老学在战国末期尚不甚风行，到西汉初期，才风靡一世。

《老子》一书，虽然只有五千字，但其涵义之富和影响之大，都非同小可。它对人生、文明、政治、宗教等问题，都有特殊的看法。

老子授经图，任颐绘。老子见周将乱，乘青牛西出函谷关，关令尹喜请其著书，遂得《道德经》五千言。图中所绘为尹喜拜见老子的场面。

《老子》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的进行，其所遵循的法则是“物极必反”和“祸福相倚”。凡是事物在某一方面发展到极致之时，也就是它走向相反方向的开始；因此，祸与福在轮流的变换着。一个人要想免祸，必须不要把福发展到极致，所以它教人谦卑逊让，知足寡欲。

它认为文明是人类痛苦和罪恶的源泉。因为世上许多贪残诈伪的行为，每由智慧和知识而来。人类的智慧越高，知识越富，则其苦痛和罪恶也就越多越大。因此，它主张废弃知识和文字，以塞其源。一切由文明所产生的享受，也都在摒弃之列。

“物极必反”的法则，在人事的任何方面，都无例外。政治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运用，也往往会发生与原来目的相反的结果。法令本在防盗贼，但因“法令滋彰”，反而“盗贼多有”。治天下者本欲有为，而结果反常不足有为。因此圣人治天下，法令仁义，皆应排除，以塞其乱源。即令有所制作，也不可让其发展到极点，而致产生反面的结果。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认为政治统治者应当一切听人民自便，不加干涉。它认为最好的政府，仅是让人民知道它的存在就算了，一切不必过问。它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悔之。”这种不干涉政策，便是“无为”；它认为惟有“无为”，才能“无不为”。

对宗教方面，它已否定上帝的存在，认为宇宙并没有什么主宰，只是循着一定的法则运行，自然而然而已。

（二）庄子

庄子的事迹和老子一样缺略，只知道他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他不乐仕进，仅在蒙做漆园吏。楚威王曾聘他为相，被他谢绝。

庄周的作品，有《庄子》一书流传，它不特是哲学名著，也是文学杰作。他的思想，渊源于老子，对于人生和政治社会的看法，大体上都与老子相同，不过把老子的思想，作更精微的阐发而已。

庄子，选自《历代名臣像解》。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一生寂寞，所留《庄子》多采用寓言故事，想象瑰丽绝伦，文章恣肆汪洋、飘逸绝尘，鲁迅誉之“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子的避世思想，较老子更为明显。他认为世界是循着一个固定的自然律在流转变迁，万事万物在变动的巨流中，无所谓是非和贵贱。人和其他万物一样，由生以至于老死，都是自然的演变。要想获得至安至乐之生，便非顺乎自然，破除拘执不可。也就是说，应当超脱世界上一切欲望的束缚和情感的萦扰，把自身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达到绝对的自由平等。惟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大的安适，具有这种修养的便是“至人”。准此而论，一切的政治制度，社会礼俗，都是一种束缚，都没有价值。所以庄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以“无为”为归宿的。

四、墨家（墨子）

（一）墨子的身世和墨家的组织

墨子名翟，鲁人，其生卒年代，均无法确考。大致说来，他的诞生约与孔子的死相连接。他的一生行事，流传于今者也甚少。他似乎以在宋居住的时间为最多，也许他的先世是殷遗民，但其门阀无考，可能是当时的“贱人”。［一说墨氏即墨夷氏，宋公子目夷之后。见傅孟真《性命古训辨证》第七章（载《傅孟真先生集》第三册）］他的职业，也很奇特，非农非商，而是一位善制器械的巧匠。据说，他少时在鲁曾习儒者之业，从墨学的内容看，他显然曾受过儒家的熏陶。战国时代的儒家，已经自成一种组织，有着自己的法度守则。墨家组织的严密可能受儒家的影响，但墨子对儒家的攻击却不遗余力。战国时，儒家所讲究的礼乐，演变成只重形式而全无精神，有时竟像是诈伪。墨子的反儒，自然是对这种儒家教育不满的结果，但他反儒的工具，却得自儒家。

《墨子》，明正统道藏本。

墨子在鲁时，常与儒者相辩难，并曾受过鲁君的召问。但他的学说，在鲁国没有发生影响，这当是他去鲁的原因。他去鲁后，曾到过宋、卫、齐等国，晚年曾到过楚，他一生可能以布衣而终。他的学说，最初盛行于楚，到孟子时，已到“其言盈天下”的地步。

墨家是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它的业务是传授技术，以及受贵族的禄养，为他们守城等。所以墨家讲求守御技术，并擅长制造守御器械。但他们为人守城，只是为抵御侵略，决不向人进攻，这是他们的信条。有时为援救弱小，也可以自动为人守城。例如前445年，另一位鲁国的巧匠公输般为楚国造云梯以攻宋，墨子一面命他的徒众在宋布防，一面亲自日夜跋涉赴楚，劝楚罢兵。

墨家的领袖称为“钜子”，钜子在整个团体中，具有绝对权威，他的意志便是全体的意志，徒众须绝对服从。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有门徒三百人，据说他的命令可以使他们“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墨家本身并有它的特殊法律，由钜子执行，决不宽纵。其条例大都不传，现在仅知道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规定。

墨子虽可能是“贱人”，但他的学问的渊博，实不亚于任何士大夫。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较儒家更为彻底，所以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工匠和下层社会中人。墨家虽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但墨子自身实是一个学问之士和政治思想家，并不是纯粹的宗教家。

从战国直到汉初，孔墨是并称的大师，但汉以后，墨学日渐衰微。墨子死后，墨家没有十分伟大的领袖像儒家的孟、荀者继起。前381年，墨家钜子孟胜为楚贵族阳城君守城，抗拒政府军，结果孟胜和弟子一百八十余人全部殉难，墨家大受打击。此后墨家分裂为三派，相互倾轧，因此声势渐衰。另一方面，墨家的生活，过分限制其徒众思想行动的自由和生活享受；而极端刻苦的生活，又为人情所不堪，自然无法受大众的欢迎。此外，墨家虽相信神鬼，但不是纯粹的宗教组织，因此没有纯粹迷信的宗教具有号召力。这些都是促成墨家衰微的原因。

（二）墨子的反儒

上面曾说过，墨子早年受儒家的教育，因不满儒家的若干学说，而创立反儒的理论。但他表达思想的工具却和儒家相同，例如他和儒者都谈《诗》、《书》，都谈先王尧舜，都称美禹等。在立义上，则有许多地方对儒家痛下针砭。儒墨理论的不同，至少有下列十点：

（一）儒者认为亲亲的重要，在尚贤之前；墨子则纯主尚贤，认为圣王应惟贤是用，不党父兄。（二）儒者承认政治社会有阶级之分；墨子所主张的“尚同”，则含有平等之义。（三）儒者认为爱有等差，墨子则主张“兼爱”。（四）儒者把战争分为义与不义，赞成“义战”而反对不义之战；墨子则“非攻”，反对一切的攻战。（五）儒家虽反对过分的享受，但并不反对够水准的生活；墨者则主张绝对节用，恶衣粗食。（六）儒家主孝，连带主张厚葬久丧；墨子则主薄葬短丧。（七）儒者虽非自然论者，但不愿谈天道，对神鬼亦抱同样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墨子则把自己的理想托为“天志”，确信有鬼神。（八）儒者提倡音乐，仅反对其低劣者，墨子则主张禁绝所有的音乐。（九）儒家是宿命论者，虽然平时不谈“命”，但失败时则好委之于命，墨子则“非命”。（十）儒者卑视手艺，认为是“小人”之事；墨子则是机械巧匠，并利用机械实行其理想。

从上列各点看，墨与儒确有许多差异。但从另一观点看，墨儒之别，只是程度的问题，基本精神上仍有相通之处。例如，两者都主张尚贤，只是儒者认为应在亲亲之后，两者都主张爱人，只是儒者认为爱应有等差。但是持中论者与极端论者在精神上属于两种类型，因此相争每每最烈。有时两个绝对相反的极端论，在精神上反有较多的共鸣，孟子的视杨墨同为邪说，便是一例。

（三）墨子的思想

墨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家中第一位对旧有文明的缺失明白指出的人，他有《墨子》一书传世，文体用演说体，是中国古代著作惟一用这种体裁写成的。他认为旧有文明有许多不合理和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杀人者死，而战争则为人歌颂，窃珠玉鸡犬者为盗贼，而夺人城池国家者则为功臣。此外对于贫富不均，政治世袭以及虚饰浪费等现象，均表不满。因此他认为社会要通盘改造，以建立社会的新秩序。下面便是他的新方案的重要内容。

墨子认为世上一切道德礼俗和制度的设立，应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求“天下之大利”，而非谋少数阶级或一国的私利。所谓“大利”，即是使天下人均能丰衣足食，结婚生子。为达到此目标，所有的人均应过最低限度的生活；任何享受，均为掠夺。因此他主张节用，凡日常所需，无论饮食、衣服、宫室、器用，都必须加以节制。此外，如厚葬、久丧以及音乐的演奏，都与节用的原则不合，所以他也坚决反对。

战争在墨子看来，是达到“天下大利”目标的主要障碍，因此他反对战争。他随时随地阐述战争的“不利”，他认为战争多半由于侵略者认为战争有利而起，所以他要首先破除这种错误的估计。此外他认为攻伐有时起于好名，事实上武力侵略者是恶性最大的盗贼，其不仁与罪恶甚于攘人犬豕鸡豚者。为了对抗侵略，维护和平，他更讲求自卫自存之术。有时他更身率弟子，援助被侵的国家，以防止战祸的发生。

墨子认为世上的一切祸乱，起于人与人的冲突，推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人类之自私而不能相爱。所以他主张“兼爱”，要人捐弃成见，爱人如己，不因亲疏而分等差。惟有如此，才能免除盗贼与战乱。他的兼爱论并不以品性或情感为出发点，而着重于效果，他认为“兼相爱”的报偿是“交相利”。

为达成他的理想社会，他主张彻底的圣贤政治。他认为政治制度的建立，始于选择天子，天子一定应由天下的最贤者来充任。天子分天下为万国，也以各国最贤的人充任国君。国以下的地方政区有乡里，乡里的首长也应是其乡里的最贤。若整个天下，上至最高的中央政府，下至最低的地方政府，都置于圣贤的领导下，实行着节用、非攻、兼爱、交利的原则，一齐向“天下之大利”的目标迈进，使整个社会泯除贫富贵贱的阶级，以及劳逸不均、浪费窘困、仇视争夺的种种现象。这种境界，叫做“上同”，便是墨子的理想社会。儒家的“大同”思想，便是以墨子的上同论为蓝本的。

墨子并借用宗教力量来推行他的学说，因此他有“天志”、“明鬼”的主张。他认为天是人的榜样，也是全人类的惟一主宰。天具有无上权威，其赏罚虽天子也不能避免，所以人类对天应绝对服从。他曾举出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皆因顺天之志而得赏，桀、纣、幽、厉等暴主皆因逆天之志而受罚。什么是天志呢？事实上，就是他本人的各项主张。他并确信有鬼神，认为鬼神也同样的赏罚善恶，统治君民。此外，他反对命定说，因为这种说法足以阻碍人类勤苦上进的意志，对社会是不利的。总之，墨子的一切学说，可以说全在“利”上着眼。

五、法家

（一）法家的流派

战国时代法家的发源地有二：一是齐国，一是三晋。而这两个地区的法学思想，其内容是截然不同的。齐国一派法家思想的书，现存的有《管子》、《晏子》，其作者并不是春秋时代的管仲晏婴，而是后人所假托的，但其中当有一部分是管晏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这派政治思想的重心在经济方面，因为齐国在当时列国中是最富庶的，既富之国，自然注重经济政策以利用其富。《管子》书中论理财的地方，几乎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无论在内政、外交、教育任何一方面，都以经济为着眼点。它认为人君当以政令的督禁，谋求人民的根本利益，办法则是以重农政策为中心，辅以节用、输财、济困诸端。人民必须享有充裕的衣食，但私人的财产不能积聚过多，以致贫富悬殊而发生危机，因此它主张将工商大利收归国有。人民的道德也须以经济做基础，它最为后世所传诵的两句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晏子的主要的论点，在于杜绝大国的淫侈，如何使其富而不侈，庶而不淫。其中除了贬抑孔子的地方，大体与儒家学说并无相违背之处。

三晋的法家思想，着重在政治方面，即如何巩固政府的地位，加强君主的权力等。晋在春秋初年，便有实行军国主义的趋势，到三家分晋后，魏国更首先变法，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三晋的法家最多，秦国的富强，几乎全仗三晋法家之力。晋在春秋时，和秦国历代联姻，同时两国邻近，也许风俗有若干相同之处。到战国，三晋习染中土的奢侈，渐渐衰弱，而秦国反以新兴之国，利用三晋的法家，致国家于富强。

三晋法家，又可分为三派：一派重“术”，即以权谋操纵臣下，暗别忠奸，加以莫测的赏罚，使臣下悚惧，不敢为非。这一派可以与商鞅同时的韩相申不害为代表，他本是郑的“贱臣”，韩昭侯（前358～前333）用之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者十九年。他著有《申子》二篇，久已亡佚，他的治术仅见于《韩非子》的间接叙述。一派重“法”，主张厘定法条，以严刑重赏为手段，促其彻底实行。战国初期的李克和中期的商鞅，都是这派的代表人物。李克曾相魏文侯，商鞅曾相秦孝公，使魏秦蔚为霸国。李克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今已不传。商鞅有《商君书》二十四篇传世，但不是他本人的手笔。另一派重“势”，特别强调势位于君主之重要，认为君主只要掌握政府的权威，即可号令人民，莫敢不从。这派代表人物是赵人慎到，他与孟子同时，曾著《十二论》，但失传已久，今本《慎子》，则是伪书。集三派大成的人物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的学说，以势为体，以法术为用，更吸收道家的“无为”，构成法家思想最完备的系统。

（二）韩非的学说

韩非是韩国公子，口吃而善著书，他和李斯俱受业于荀子。他鉴于韩国的衰弱，曾屡次上书劝韩王振作，未被采纳，因此退而著书，力攻时弊。后来他的书被秦王政看到，激赏之余，以武力逼迫韩国把他交出。韩送他入秦，但不久秦王政因听信李斯的谗言，把他下狱，终于自杀于狱中，这是前233年的事。今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其中可能有后人增补的地方，但大体可信是他的作品。

法家论政，总是站在君主的一边，即使有时顾及人民，也是为君主打算，这是法家思想与其他诸家思想的基本不同之处。韩非的学说，便是告诉君主们如何使用法术和权势，来统治其国家和人民。对于儒家的政治学说，则极尽攻击的能事。

他反对儒家的贤人政治，因为世上的贤人太少了。他认为君主只要威权在手，中材之主便可以为冶；即使桀纣一类的暴主，只要有权，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违抗或批评。总之，君主是绝对的统治者，无论他的行为如何，臣民是必须服从的。

他反对儒家爱民的理论，君主的爱民，无非想借此取得人民的拥戴，但政府的基础若是建立在人民的拥戴上，则是非常危险的事。君主的爱民，不可能如父母的爱子女；即令能够，也不可靠。世上尽多违叛父母的子女，假若人民一旦对君主不愿拥护，又怎么办？因此他认为只有用严刑峻法，才可以使人民不敢不忠，不敢为非。法不但要严，还得周密，使歹人无所逃避。能如此，虽小人也可以有君子之行；不然，虽君子也会生小人之心。所以法也就是人民道德和教育的标准，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为君主的，只要严格信守着一套完密的法，使它不遭受破坏，便可以垂拱而治。此外，他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两种人是国家之蠹，必须加以铲除。由此申论，一切不便于法令推行的名誉德行，也都是不足取的。

他认为君主所最需要的人民是兵和农，他们是富强的资本，国家必须对他们加以奖励优待，使他们戮力于农战，以达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目标。奖励兵农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除去游食坐谈之士，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妨碍兵农的振作。凡是不躬亲兵农的人，无论所谈的是什么，都是有害的。

君臣之间，他认为绝无仁爱信义存在，为臣的处心积虑觊觎君主的权位，为君的则处心积虑保持自己的权位，因此他主张君主要用术来控驭臣下。其要点是明察臣下的奸恶，削减私门的权势。要察臣下之奸，必须使明无所蔽，凡为君主者，万不可对臣下私宠偏听，因为这是奸臣培养势力的良机。所以，君主消极的应无所信任，不给臣下窥伺逢迎的机会；积极的应一切独断于心，不给臣下弄权窃势的机会。能够如此，臣下便会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役，一切惟君主的意思是从了。

秦在列国中，是惟一长期而彻底实行法家学说的国家，它把效率看得重于人道，一切以富强为目标。因此国力能够高度集中，高度发挥，终能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但正因漫无节制的使用国力，又迅速的使它走上灭亡之途。

六、阴阳家

（一）阴阳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本是最重巫卜的，殷商的君主，几乎无事不卜，周朝的史官，也是以卜为最重要的职掌。到春秋战国，人们的理性大为发达，开始怀疑神鬼的存在，因而卜事大废，一切的神怪说法，也开始为学者所摒弃。但到战国末年，迷信的气氛，又笼罩思想界。这种迷信思想的发源地是齐国，它的民间迷信和哲学化的迷信，渐渐散播至整个中国，传布这两类迷信的便是方士和阴阳家。

前面已经说过，阴阳家的兴起与齐国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此外，也受了当时社会环境与政治局面的影响。战国末年，社会的变动越演越烈，富可以骤然变穷，强可以迅速转弱，暗示着人类社会在按照一个循环的规律进行着。两三百年的战乱局面，久已使人心对当前的时局感到绝望，在绝望之余，只有期待将来盛世的到临，阴阳家的学说，便借这种心理环境普遍的散布开来。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是齐国人，旧史记载他的时代有若干谬误，但可确信他是战国晚期的人。他曾为燕昭王师，昭王对之极为景仰，为他筑碣石宫，执弟子之礼而受业。其后又曾为赵公子平原君的门客，据此，他可能死于长平之战以后。

（二）邹衍的学说

邹衍的著作都已亡佚，他的学说见于他人的著作而留传于今的有二，就是“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

邹衍以前的学者，想象世界是一块大陆，四围是海，海尽处与天相接。儒家所说的“中国”（当时列国的总和），几乎就是大陆的全部，相传夏禹时曾划分为九州。邹衍则认为禹的九州并不就是“天下”，只是天下许多州的一州，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以外，另有九州，每州各有海环绕之，各州的面积也远较赤县神州为大。禹的九州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国，只占全天下的八十二分之一而已。这就是大九州说，这种说法，无疑把前人想象中的世界的空间扩大了许多。

五德终始说起源于邹衍以前儒家的五行说。五行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原素，即金、木、水、火、土。当时的儒者，又认为一年之中，五行势力轮流当盛，例如春时“盛德在木”，夏时“盛德在火”等。人事应与五行的运转相配合，因此为君王者，于一年中的某个季节便有应做与不应做的事，例如仲春应行庆施惠，不应出兵等。五行论是谁创的，不得而知；荀子认为子思、孟子所造作，大概不确。邹衍又把五行论加以推广，认为自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的历史便为五行的势力（即五德）所轮流支配。在甲德轮值之时，人事上便有代表甲德的甲朝兴起，它的服色、制度以及政治精神，必须和甲德相配，例如周为火德，色尚赤等。到甲德既衰，乙德继之而盛；人事上则有乙朝兴起，取甲朝而代之。在两德相交替之际，照例要有祥征出现。战国末年，五德终始说已成为当时思潮的主流，并且作了当时列国诸王代周而兴统一天下的理论根据。同时谈这种学说的人，更混迹于儒家之中，许多方士和五行论者，竟都儒服儒冠。到汉朝，儒学中渗入大量的阴阳学，造成一个儒学其名阴阳学其实的学派，在两汉的政治社会上，大大的发挥了威力。甚至其后中国的一切信仰和方技，都多少受这种学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