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与外来文化_汉唐史论集(傅乐成)

中国民族与外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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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混合与文化混合

中国民族，从有史以来，就经常与外族相混合。至迟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上即已有民族混合的记载。中国民族的形成与扩张，实际是多种民族混合的结果。夏、商、周三朝的建立者，便是三个源流不同的民族。它们先后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所谓中原地区，相互同化，同时又各与其势力所及地方的土族同化，经过一千数百年（约自西元前二十一世纪初至前八世纪中）的揉塑，渐而抟结成一大民族。它们对异族，觉得自为一整体，自称为“诸夏”，有时也被称或自称为“华”，至迟在西周末年，这种型态已经成立。这种民族混合最主要的推动力便是文化，文化的混合使许多不同的民族结成一体。相反的，某些民族虽与诸夏种姓相同，但因文化的差异，也被摈斥于诸夏之外。例如周代的羌戎（在今山西介休县一带），与周王室母系的姜姓同族；骊戎（在今陕西临潼县一带）则与周室同姓；但它们被视为异族，这自然与文化不同有关。大体说来，诸夏文化已进至农业和城邦的阶段，而所谓戎狄则尚处于游牧部落的状态。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双方的礼俗、言语、饮食、服饰、战术等方面也连带发生显著的差异。因此诸夏与戎狄之别，主要是一个文化的分野，种族的不同尚在其次［1］。至于戎狄盘据的地区，也并不全限于边疆，即使在诸夏的中心地区，也有若干尚未被同化的异族存在。

商周行封建制，民族的混合甚为迟缓，而且是局部性的。到东周，封建制度渐坏，大规模而急遽的民族混合随之开始。春秋时代（前七二二至前四八一年），“诸夏”的范围仍是相当狭小，不但秦、楚、吴、越等国都被诸夏国家视为异类；即使诸夏地区中，如齐、晋、郑、卫等国，也还有多种的戎狄杂居着。到战国时代（前四八〇至前二二二年），内地戎狄大都被诸夏国家征服或同化，使诸夏内部的种族日趋单纯；而边疆的国家如秦、楚、越等也因长期吸收诸夏文化，渐而进入诸夏集团，使诸夏的范围扩大了不少，这范围又被称为“中国”。同时中国集团的若干分子，在外型与内容两方面都发生了大变化。它们从封建式的国家，进而为军国主义式的强国。领土完整，不再分割；政权集中于国君，不再为贵族所垄断。同时它们对境内和邻近的异族地区，从事经营开拓，版图日益扩张，国势也日益强盛，齐、楚、秦、燕以及分晋而成的韩、赵、魏，都是这一类型的国家。他们所以能有这样辉煌的成就，则与采用法家的政治原则与技术有莫大的关系。

法家之学，大致说来是一种专以富国强兵、君主集权为目的的学说，它兴起于战国初期，可分东西两派：东派起于齐国，这一派法家思想的书，有《管子》、《晏子》等。其作者并不是春秋时代的管仲和晏婴，而是后人所假托的，但其中当有一部分是管、晏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其论点着重于经济，即如何使国家人民致富用富等。西派为三晋，其论点则着重在政治，即如何执法立信，加强政府的权威等。这一派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克、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子等。秦实行法家的政策时间最长，也最澈底；但为它设计和执行政策的人，则来自三晋。论者谓法家起源齐、晋、秦等地的学政习法和典刑者，这种说法大致可以成立［2］。但齐、秦、三晋等国，何以宜于法家之兴起？这一点可能与外族的刺激有关。以上诸国，类皆华戎杂居。晋国境内遍布戎狄，齐有维夷、莱夷等异种，秦则居于西戎之中。它们与外族日处于斗争之中，必须加强军力，统一政令，始能克敌致果。外族的风气本来质朴强悍，列国的人民与之杂居，难免受其影响；加以不断的斗争，更增加其尚武的精神。而法家的严刑峻法，养成他们服从命令恪守纪律的习惯，驱使他们“并力于耕战”，国家乃随之富强。到外族归附，内部巩固之后，它们又展开对外的扩张，更须造成一种力大而易驱使的民俗。在这种环境中，法家的思想最易滋长，其政策也最易被接纳。

春秋时，齐、晋、秦、楚四国，境内外族庞杂，日事经营开拓，军力也随之扩充。齐国最初的领土，本是今山东省的北部，胶东半岛地区，则为莱夷所盘据，与齐人不时斗争。到桓公（前六八五至前六四三年），齐国东境已扩展至海，内部已没有种族问题，因此才有能力西向称霸。晋处于戎狄之中，四向开辟疆土，献公（前六七六至前六五一年）致力扩军灭国，掩有整个汾水流域，曾讨伐骊戎，大获克捷。但他晚年荒于酒色，身死国乱，狄人的势力复炽。文公（前六三六至前六二八年）母为狄人，且曾居狄十二年，因此即位后能和辑狄夏，击败楚师，而迅速定霸。文公以后，晋室致力于狄人的征服，赤狄以及肥鲜、虞鼓、中山诸狄，皆为晋所灭，疆土大扩。秦则于东周之初，驱逐犬戎，取得周王畿的西部。其后又伐邽冀戎，辟土至今甘肃省东境。至穆公（前六五九至前六二一年），因东向发展为晋所阻，乃改变方针，致力于西戎的经营。结果灭国十二，辟地千里，掩有渭水流域的大部。楚于西周末年称荆蛮，为周患害，曾为周宣王所挞伐。春秋初，诸夏国家，犹以蛮夷视之。其后屡次北进，为齐、晋所阻，不能得志，转而经营南方。楚人也以蛮夷自居，一味以武力兼并为务，因此灭国甚多，如弦、黄、江六等国，都是南方土族，从未沾染华风。楚庄王（前六一三至前五九一年）时，又灭庸、舒等国，伐陆浑戎（今河南嵩县），并击败晋师而称霸中原。庄王以后，楚人逐渐改变其极端的武力兼并政策，并要求加入诸夏集团，这自与长期吸收诸夏文化有关。总之，以上四国，致力于开拓事业最为成功。外族地区给予它们广大的发展空间和经济资源，而民族间的斗争及同化，也养成其国人的勇武精神，因此国家富强，蔚为霸主。到战国，这些国家又采用法家的政治学说，厉行军国主义，于是国势益强而战争也愈烈，整个世局也随之发生巨变。

战国初期，晋分裂为韩、赵、魏三国。魏据有晋的中部和西南部，地盘最大。其开国君主魏文侯（前四〇三至前三九七年），以李克制订新法，改定税制，国家大治。因此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至惠王（前三七〇至前三一九年），齐国兴起，魏始衰落。齐于威王（前三五五至前三二〇年）时奋起图强，曾两败魏师。其后宣王（前三一九至前三〇一年）重创燕国，湣王（前三〇〇至前二八四年）灭宋，国势极盛。齐国受东派法家学说的影响，早有开发利源裕民富国的传统，战国时又建立以军功得官的制度，以是国富兵强。但湣王灭宋后，志气骄盈，因滥事征伐，为燕所乘，国势大衰。燕僻处东北，国力不强，但亦曾大败齐国，并击败东胡，拓地至今辽东半岛。楚于战国初期，曾以吴起变法，推行新政。同时不断四向扩展地盘，于列国中版图最大。但至楚怀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年），两败于秦，势力大挫。楚国因地大人稀，生活环境优越，文事大兴，而法令渐趋宽缓，政治也日见腐败，国势因而不振。韩国于昭侯（前三六二至前三三二年）时，以申不害为相，厉行法治，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者十五年。但因地狭人少，始终未见强大。赵于武灵王（前三二五至前二九九年）时提倡尚武精神，下令国人必须胡服，以习骑射，曾北攻狄人所建的中山国（今河北定县），并经略匈奴地数千里，流风所及，赵人以勇武善战名于当时。到长平之战（前二六〇年）赵败于秦，六国的灭亡命运，也大致决定。

以上六国，虽多任用法家，推行新政，而称雄于一时，但富强之后，其统治阶层转趋奢侈骄泰，渐失去往日奋发有为的精神。齐、楚、魏、赵等国，莫不如此。齐国的君主贵族，豢养了不少“谈天雕龙”的清客，以异说奇谈侈言于朝廷中。齐公子孟尝君，有门客数千，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此外如楚春申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燕太子丹等，也都以养士著称。这些所谓的“士”，大都是游食之人，纯粹的寄生者，而甚少才智之士。这类现象，与法家政治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养士之风盛，亦即法家之政衰。因此这些国家的强盛，都相当短暂。唯有秦国，实行法家的政策最久，也最澈底。从秦孝公（前三六一至前三三八年）到秦王政（前二四七至前二二一年），法家政治一脉相传，达一百四十年之久。孝公时，商鞅变法，秦国家给人足，盗贼绝迹，社会异常安定。同时奖励军功，举国上下都以对外战争为主要出路。秦人本具有戎狄尚武的特性，加上完密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因而军队精勇，所向克捷，终于并吞六国，造成史无前例的大一统之局。

秦的大一统之局的造成，是“诸夏”或“中国”民族和若干外族在种族和文化混合的结果。这次民族大混合，历经春秋战国五百年而告成。以中国民族的智慧文明，混合外族的勇武精神，才建立了这件揭地掀天的伟大事业。大一统之局的完成，在国史上具有无比的重要意义。在此以前，无论名义上如何，中国实际上是分裂的。所谓“诸夏”或“中国”，只是个笼统的概念，并无确切的范围及实际组织；到秦统一，“中国”二字才有具体的表现，它代表着一个庞大帝国和它的土地人民。紧接着大一统之局出现的是秦汉的大帝国。秦汉于统一之后，随即对外扩展，驱逐匈奴，并征服百越。汉于秦亡后，休息了一段时间，而后继续开边，版图较秦时扩大一倍，造成国史上的极盛时代，最难得的是强盛的保持，汉历时四百年，而其盛世，竟有三百年（前二〇〇至西元一百年）。其间除了极短时间的战乱，帝国始终是富强的。

随着民族的混合与大帝国的建立，学术也渐渐由分裂走向统一之途。自东周初年，封建制度渐坏，各种学术大兴。秦以崇尚法家而统一天下，汉承秦法，但对秦的迅速灭亡，深怀畏惧，因此虽在政治制度上承袭秦旧，但于立国精神和原则上不得不另觅长治久安之道。所以汉初崇尚黄老，行无为之政。经六十年的休养，到汉武帝时，国力渐充，又趋有为，这时黄老政治已不能配合大帝国事业的发展，于是又复尚法，但汉室终不敢以尚法为名，因而提倡儒术。汉武一代，始终尚法，儒术只是装点门面。但武帝多少受了些儒家学说的影响，其政治虽然严厉，仍知顾全民命，不若秦代的残虐。晚年且深悔滥用民力，并改变方针，与民休息。但汉帝国经数十年的开边战争，加上武帝的奢侈无度，元气因而大伤。武帝以后各朝，每以武帝为戒，一意以守成为务，儒家学说便在这种环境中滋盛起来，所以儒家之兴，实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武帝以后两百年富强康乐之局，实赖儒术维持；但中国民族的尚武精神与进取意志，也因儒学的盛行而渐趋消沉。秦帝国的事业，是以最积极的政治思想与技术配合秦人外族化的尚武精神创造出来的，因此秦的政治，专以扩张权力、财富及土地为目的，从不止息。但因过度扩张，斫丧国本，而至于迅速崩溃。汉初推行无为政治，但汉人的尚武精神犹在，因此首都长安，虽日处匈奴侵逼之下，仍能屹立而不摇。至武帝，国力已充，再以法术而集中国力，遂能重创匈奴，开辟四境。武帝以后，儒术大兴，渐成持盈保泰的局面，国家虽得有长期的治安，但儒家的人道主义及和平政策，亦日渐浸润国人的思想，行之既久，汉人尚武精神及进取意志亦渐趋没落。到东汉后期，整个国家民族，呈现出显著的衰象。

二　中古时期的胡化

东汉和帝一代（西元八九年至一〇六年），是汉帝国兴衰的转捩。在他以前的近三百年间，汉帝国除了内部几次短暂的叛乱，国势始终是强盛的。但从和帝起，帝国逐渐呈现出衰象。宦官开始抬头，与外戚角逐政权，而于桓灵时代（一四七年至一八九年）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的贪污残暴，造成汉帝国内部好几次巨大的动乱，诸如党锢之祸、黄巾之乱以及军阀的称兵等。而武帝以后历代迁移至帝国边区的若干外族，至此也趁机向帝国内部发展，最后竟至使整个北部和西部的边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外族中为患最烈的是羌人和鲜卑人，为抵御他们，汉廷必须屯重兵于边地，结果产生了不少军阀。若干军阀更利用胡人组成坚强的军队，作为发展其野心的工具，这象征着汉人的尚武精神已日渐消失。内忧与外患，促使这个庞大帝国，走上瓦解之途。

从汉末曹魏以降，政治风气日益败坏，其特点是绝大多数的政府首长，尚功利而无操守，重现实而乏理想。这种风气，根源于汉末的党锢之祸，而曹操更是其助长者。他以法术治国，曾公开声明求才但取治术而不重名节，于是倾险好利之徒，纷纷登上政坛，政风不问可知。其后司马氏篡魏，魏臣中较有政治才识的，都被诛除，政治益趋退化。晋武帝平吴后，举国上下依然浸润于一种奢侈腐败的暮气中，武帝始终没有振刷的决心，结果种种祸乱在他身后一起爆发。惠帝（二九〇年至三〇六年）即位，因赋性低能，皇后贾氏乘机擅权乱政。她利用宗室诸王，相互屠杀，终至造成内乱，干戈相寻者十余年，国事益不可为。当诸王忙于内争之时，中国境内的若干胡族，也乘机脱离晋室的绊。到怀帝（三〇七年至三一二年）即位，诸王的兵争虽止，胡族的侵迫，又接踵而来。

从惠帝末年，胡族开始叛乱。至怀帝，叛乱愈演愈烈，史家名之为“五胡乱华”。所谓五胡，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也就是当时胡族的主要种类，都是从西汉中叶起，经东汉和三国时代陆续迁入中国的。它们原都降顺中国，政府为便于保护管理，迁之于边地，其后种类繁衍，因中国的内乱分裂，渐向内地扩张。到晋，胡人益向内逼，北方的重要战略地带，全在其势力范围之中，对于晋帝国的中心地区，形成半包围形势，终至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十余年后，胡人便掩有整个北方，晋室被迫偏安于江左。从东晋到南北朝，胡族占据北方达二百六十余年（西元三一七年至五八〇年），在这段时期内又发生了第二次的民族大混合。北方胡族因晋室南迁，中原无主，纷纷建国称号，相互杀伐，经一百二十余年的混战，而后统一于鲜卑人所建的北魏（四三九年）。魏历祚百余年，因内乱分裂为东西魏，继而演变为北齐、北周。其后北齐为北周所灭（五七七年），北周又为隋所篡（五八一年）。南方的东晋，亦于偏安百余年后为宋所篡（四二〇年）。宋亡后继有齐、梁、陈三朝。魏统一后，北方渐安，但塞外的部族柔然仍为边患。齐周之时，柔然亡而突厥兴，为害益烈。南方诸朝，虽北伐屡次失利，但对境内蛮族地区的开辟经营，则甚有绩效。隋建国后，先以全力制服突厥，而后乘机南伐，一举灭陈。这时中国境内的种族问题，已大致解决，大一统的局面，因而重现。

中国文化，在汉末也呈现衰象，儒学渐成为一种无灵魂的空架，学者只知对若干经典的小问题寻索考证，而缺乏创造性的新思想，因此渐渐被人厌弃。当时较有独立思想的人，大都依附于老庄。平民的迷信也日渐加深，道教会便在这时成立。政治的腐败，引起外族的叛乱；思想的空虚，也同样招致外来文化的入侵，佛教便在这种情形之下，炽盛起来。佛教本于东汉初年，自西域传入。自武帝始通西域，其后中国更长期掌握西域的政权，因此这个地区逐渐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孔道。中国的丝绸，输向西方；西方的文化，也大量传入中国，除佛教外，尚有音乐、歌舞、技艺以及若干动植物等。但自武帝至东汉前期的两百年间，中国的政治稳定，儒学昌盛，佛教在中国流行不广。直到东汉后期，中国传统文化已趋于衰微，佛教才乘时兴起。

两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大盛。天竺、西域的佛教大师，纷纷来华，从事译经传教。佛经的翻译，始自汉末，东晋时其风益盛，佛教也自此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宗教。至唐代前期，译经事业，到达巅峰状态。译经的风气，前后持续达六百年。天竺的佛教思想，便借着这些翻译的佛经在中国散播，中国人的思想学术和生活都因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国人因译经而创造新字和成语，达数万之多，对中国语文的辞汇和内容，其影响不言可喻。而佛教思想，与以儒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思想，经数百年的激荡揉塑，到唐代两者逐渐融合，形成一种新文化。唐人的诗，如王维、白居易等人的作品，已含有浓厚的佛学色彩。又如唐代盛行的禅宗，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个宗派，虽于南北朝时源起于天竺，但唐代的禅宗思想，已与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颇不相同，反与中国的儒家和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这无疑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禅宗也可以说是中国化的佛教。至于宋代的理学，则是儒学与禅学的结晶。

唐代的天文学与数学，都受天竺的影响，而其媒介人也是佛教徒。宗教与天文有密切的关系，天文又与数学不可分，因此不少这类的书籍，随着佛教输入中国。唐代曾屡次改易历法，开元时，僧一行作《大衍历》，最称精密，这是唐代天文学进步的结果。医学也随着佛教输入中国，其中最为中国人士所赞许的是眼科医学。天竺佛徒龙树大师，便擅长眼科医学，他并著有《眼论》，流传中国。此外如催眠术、按摩法、长生术等，也都自天竺传入；并有不少天竺医籍，由佛教徒携带东来，译为汉文。绘画也受天竺画法的影响，例如天竺的晕染法（即阴影法）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对后来绘画的风格技巧，有甚大的影响。又如中国建筑中常见的牌楼，也仿自天竺。这类艺术，大都是随佛教东来的。总之，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佛教外，再没有一种外来思想影响中国人如此大而且久的了。

自南北朝至唐，佛教以外的若干外国宗教，也有不少传入中国。如祆教、景教、摩尼教、回教，都在这段时期自中亚传入。祆教于北魏末年传入中国，当时称之为“胡天”，北魏、北齐及北周帝室，均有信奉者，传布益广，长安、洛阳以及碛西诸州，均有祆寺。景教为基督教别派，于唐贞观中传入，太宗并下诏建寺，当时名“波斯寺”，其后诸州均各建寺。玄宗时，以景教出自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因而下诏改名为大秦寺。德宗时，大秦寺僧景净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述其教德业之盛。至于景教经典，唐时译成中国文字的，数达三十五种。摩尼教传入中国，始自武后时代。安史乱后，回纥人多信此教，因此日盛。寺院自长安及于诸州，称大云光明寺。回教约于高宗初自海道输入中国，最初只在广州一带流行。安史乱后，大食人自海路来华经商者日众，寺院益多，但仍限于南方。另一方面，回教随着大食势力的东渐，传入中亚及天山南路。其后在中国西北及南方地区，日益扩展。

以上各教，在中国流传，虽不如佛教的久远广大，但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尤以摩尼教和回教为最。唐武宗时，唐室排佛，并禁断各国宗教。祆教、景教因而衰落。摩尼教在诸新教中实力为最强，其教徒也最为顽悍。自遭武宗禁止，各地纷起反抗，以致京城摩尼教徒死者七十二人，各地死者过半。其后摩尼教与其他秘密宗教，为唐室所禁，但人民仍私组教会，相互传习，末流趋于妄诞。五代后梁末帝时，陈州（今河南淮阳）曾经发生摩尼教徒之乱。其秘密活动，至宋代仍未止息。北宋末年，睦州人（今浙江建德）方腊倡乱，事经年余，死者达两三百万，也与此教有关。南宋时，摩尼教改称明教，其活动至元末而益盛。元末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其子林儿，自号小明王。朱元璋继之，建国号为“明”。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摩尼教与佛教揉合的迹象。回教自元世祖统一中国后，盛用西域人，以是流传中国各地，尤以西部边地为盛；南方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以及云南等地，也是回教徒集中之地。下至明清，回教益盛，教徒散居各地，成为国人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

宗教之外，其他传自西域的若干事物，也于南北朝时风靡一时。北魏盛时，西域人归化者达万余家。北魏分裂后，寄居洛阳的西域人，大部为东魏、北齐所得，因此北齐的宫廷最为西域化。其时中国最流行的音乐是西域的龟兹乐，直至隋唐，盛况不减。工艺技术方面，也受西域的极大影响。隋代的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毗、何稠等均含有西域的血统，隋代许多宏丽精妙的杰作，都是他们以西域的奇技来附合中国的规制而完成的。隋代的若干伟大工程如大兴城、洛阳城、仁寿宫、广通渠、通济渠等，也都是他们的杰作［3］。

唐代武功特盛，四境大辟。李唐皇室，起源于北朝胡化的汉人，对所谓夷夏观念，本甚薄弱。唐帝国建立后，虽然屡次征伐外族，但等到异族降服，便视如一国，不加猜防，因此外族入居中国者极多。估计从太宗贞观初至玄宗天宝初期的一百二十年间，外族被唐俘虏或归降唐室因而入居中国的，至少在一百七十万人以上。包括突厥、铁勒、高丽、吐蕃、党项、吐谷浑以及西域诸国之人，他们有不少在中国朝廷中做官。外族来华经商传教的，也极众多。波斯人、大食人以及西域贾胡等，遍及广州、洪洲、扬州诸地；而新罗及昆仑等种人，多为国人用为奴隶。这些外族，定居中国，不少与中国人通婚，他们的文化也随之传入，在中国境内自由发展。当时诸外族，以西域人的文化水准最高，所以唐人吸取的外来文化，仍以西域文化为主。举凡音乐、歌舞、技艺、衣食，都为唐人所普遍爱好。至玄宗时，风靡达于极点。据史书记述，当时国家的礼乐机关太常所演奏的乐曲，也以胡曲是尚；一般贵族士女，也都喜胡衣胡食［4］。可以看出中国人醉心胡化的一斑。

此外，从东晋到南北朝，由于外族长期占领中国北方，若干外族的风俗也无形中感染着汉人。这个时代的许多独特风气，都是以往儒家社会中所罕见的，例如残杀即是其一。胡俗本好武嗜杀，北朝所有胡族或胡化的君主，除了少数倾慕汉化的，其余莫不好杀。魏太武帝和北齐诸帝，是其尤著者。淫乱之风，虽南北一致，但北尤甚于南，主要也是受胡俗的影响。胡族的伦理观念，比较薄弱，因此北朝的君主及贵族，大都荒淫无度。北朝帝室的淫乱行为，以北齐为最，其烝报丑行，为历代所罕见，而后妃失德的，也所在多有。但胡族的男女地位，比较平等，影响所及，汉人的女权，也为之提高，这可以当时的“妒风”之盛为证。史称北齐时代的妇女，莫不“以制夫为妇德，能妒为女工”。这与儒家社会妇女以三从四德为信条的情形相较，不能说不是一种解放。另一种风气是过度的功利主义，这种风气，虽然不是完全来自胡俗，却也与胡俗有关。南朝的士大夫，大都不讲操守，其最重视的，是门第和既得权位的保持，对改朝换代，则漠不关心。至于在位者的贪污好货，更属常事。这种风气，上承魏晋，不必赘述。至于北朝功利主义的弥漫，则无疑与胡俗有关。胡俗本尚功利，其入据北方，宰治汉人，自以满足其功利欲望为最大目标。自西晋末年胡族倡乱起，莫不以杀戮劫掠为务，遂使长安、洛阳等名城大都，化为墟丘。其后晋室南渡，胡族混战，北方糜烂更甚。后赵石虎都邺，大兴土木，穷奢极侈；北魏太武帝南伐，赤地千里，可想见其搜括之甚和劫掠之惨。魏孝文帝汉化，风俗稍正，但孝文帝以后，风气又坏，贵族们贪污腐化，愈演愈烈。至北齐，重用西域人，竟至于官商不分的地步。社会上也弥漫着重利之风，所谓“财婚”，视婚姻为商业行为，便是最好的例证。这几种风气，直至隋唐，都依然存在。

这些风俗，在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中，是不能容忍的。但当时儒学衰微，没有改善世风的力量；佛学和老庄也同样不能作有效的矫正和补救。因此南北朝以降的政治社会的基础，始终不十分稳固。隋唐帝国的衰乱，与此也有密切关系。所以从好的方面说，经过东晋南北朝二百七十多年的民族大混合，使中国产生了新的力量；思想界摆脱了儒学的束缚而得到解放，同时又吸收了外族的勇敢进取精神，终能下开隋唐的盛世。从坏的方面说，儒家的政治及伦理学说，对维持政治及社会秩序，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儒学既衰，由佛学、老庄及胡俗所支配的社会政治秩序，极易发生动荡。两汉的盛世，远较唐代为久，就是这一方面很好的说明。

三　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

唐代虽是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时代，但安史之乱后，唐人的夷夏观念渐趋严格，对外来文化也开始采取敌对态度。国人的民族思想，为什么在中唐以后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科举制度的发达，才智之士群趋科举考试以取富贵，国人逐渐重文轻武，进而产生中国文化至上的观念，对外族的尚武精神和他们的文化，自然轻视卑弃。二是受外族叛乱及侵凌的刺激。安史之乱是胡族的大叛乱，几使唐帝国趋于瓦解。经八年血战，乱事虽勉强平定，但唐代前期的盛世，已一往而不可复。继之而起的是安史余孽的割据河朔，外族如吐蕃、南诏的乘机入侵，因而引起国人对外族的仇视。基于上述两种原因，国人一方面建立了中国的本位文化，一方面仇视外族及其文化的态度，日益坚决。这两种现象，自唐后期起直到明清，持续了将近一千年。

前面已说过，李唐皇室，起源于北朝胡化的汉人，对所谓夷夏观念，本甚薄弱。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5］贞观初，唐平东突厥，其酋长任职中央，五品以上者达百余人，突厥人入居长安的也将近一万家。这种华夷一家的盛况，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太宗死后，华夷一家的观念和政策，仍为唐室所继续保持。高宗、武后之世，科举始盛，国人逐渐弃武就文。在这种情形下，异族将领的重要性，愈来愈大。到玄宗天宝年间，乃委任异族总管军政的方面大吏，沿边的十节度使，也大都由胡人充任。相反的，汉人的尚武精神，日见消失，军事人才也极少。因为外族识字者极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遂以弓马为能事。同时他们的部落，大都居住于边疆，仍保持犷悍的风气。因此武将之缺，不能不以外族充选。加以高宗末年以后，北方的突厥、契丹，西边的吐蕃，同时炽盛，给予唐室莫大的侵扰，唐室对于蕃将，倚仗更切。到玄宗，锐意开边，于是更重用蕃将。这种形势，实由唐室中央提倡文人政治，汉将人才缺乏而造成。安史之乱，便是这种形势自然演变的结果。

安史乱后，唐室对于武人，深怀顾忌；夷夏之防，也因而转严。唐室的疏忌武人，始于安史乱时，宦官所以能乘时擅权，出任监军，入统禁旅，朝廷惟其言是听，便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其后大乱虽然平定，但河北、淄青等地，仍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唐室无力加以征服，不得已行姑息之政，视其地如化外。至于唐室中央对待其嫡系的将领，也极尽猜防的能事，尤以异族将领为甚。安史乱后若干异族将领的叛变，都与受中央的猜忌歧视有关。河北藩镇的将士，多为胡人，他们控制的地区，因而日益胡化，胡化的特征是卑视文教而崇尚武力。唐室中央，则仍以科举取士，崇奖文辞。因此河北藩镇与唐室中央所直接控制的地盘，在精神文化上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由于精神文化的不同，这两个地区，渐形敌对，裂痕日深。宪宗时，河朔一度归命，但唐室的文治手段，终不能为河朔人士所悦服。穆宗时，河北再乱，数月之间，河山变色。其后终唐之世，河北不再禀承中央的命令。唐人也把这个地区视如夷狄，实际上等于放弃。这与唐初华夷一家的思想，已有极大的距离，也是安史乱后唐人夷夏之辨渐严的明证。到五代，石敬瑭父事契丹，一举割燕云十六州。当地居民，因久染胡化，精神上反与异族接近，因此割地时竟无丝毫阻碍。

安史乱时，吐蕃乘机入侵，数年之间，侵陷河西、陇右数十州。另一外族回纥，则曾四次遣兵入援。但回纥恃功而骄，行为横暴，因而招致国人的不满。乱平后，回纥又与唐室成立一种国际贸易，以他们特产的马，向唐倾销，以一匹马换四十匹绢，但马的体质弱劣，多无用处。这件事也引起唐人的不满，杜甫、白居易都有骂回纥人的诗，可以为证。大体说来，安史乱后，唐室一直维持“联回抗吐”的政策，一意笼络回纥，备御吐蕃。这政策甚有成效，终使中国转危为安。文宗时，回纥为黠戞斯所破，诸部逃散。其中一支南逃，于武宗时进窥边境，屡为唐室所败，降者数万人。当时处理回纥降众的办法，是把他们分散，交全国各地的节度使统辖。这办法深含防制之意，与唐太宗平东突厥后，把整个中国北边交给突厥人居住的办法，已大不相同［6］。

唐代后期，唐人对异族文化，也渐有歧视之意。唐玄宗时，士女多衣胡服，胡服的特征，为窄衣短袖。安史乱后，唐人的衣着已恢复旧风，改尚宽长。而韩愈的痛斥佛教，提倡古文，其中也含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可以说是中唐士大夫排斥外来文化的具体表现。安史之乱以前，佛教极盛，僧侣的地位极高。当时，南北朝时代佛徒传教译经的狂热已减，才智之士，多沈潜于佛学的研究，因此宗派大兴，佛学益趋精微。安史乱后，禅宗盛行，此派不重仪式文字，主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以是研究之风渐衰，但信佛之风，并未稍减。到宪宗，始有韩愈的公开排佛。他是中唐时代的大文豪，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护者。他曾表谏宪宗迎佛骨入宫供养，表中直斥佛教为夷狄之教而非先王之道，不应信奉。他并提倡古文，主张效法古代经典以及秦汉时代文章的体例，反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骈俪文体；并主张“文以载道”，他所谓的道，也就是儒家思想。他的提倡古文，实际也是对佛教的一种排斥。因为南北朝以来，骈文盛行，佛经的翻译也无形中受了这种文体的薰染，不少译成佛经，文辞优美，深具骈偶风格。他提倡古文，实含有“正本清源”的用意。韩愈的排佛和提倡古文，在唐代并没有发生多大作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却大得惊人。到宋代，儒学兴而佛教衰，虽然儒家之中已渗入相当成分的佛学，但其内容，毕竟仍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主。而古文大盛，风靡一世。这些虽不能说是韩愈一人之力，却不能说他不是开风气的先驱。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可见宋人对他的崇拜。总之，韩愈是唐代科举制度培养成的士大夫对外来文化发动猛击的第一人，也是中古时代从事建立学术道统亦即中国本位文化工作的第一人。他阐发儒学的权威性与正统性，使儒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益趋密切。唐以后的科举考试，渐成为发扬儒家思想的工具。总之，民族意识、儒家思想学说和科举制度是构成中国本位文化的三大要素。儒家思想学说受了民族意识和科举制度的保护支持，逐渐成为举世独尊的显学。从北宋起，它支配中国的政治动向及社会人心垂千年之久，它的尊崇与强固，较两汉犹有过之。

唐亡于藩镇，五代时期的政府，则是唐代藩镇的延续。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人所建。在五代时期的五十余年中，是纯粹的武人政治，文人的地位大降。但中唐以后渐趋严格的夷夏观念，却未因此而废绝。沙陀人因久居中国，沾染汉化。身虽为夷，而每每自居为汉。当时契丹强大，控制中国的北方政权，而晋汉君臣，曾有不少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契丹对抗，虽身死国亡而不惜。其后郭威以汉人建立后周，开始表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他曾亲赴阙里，致祭孔子。到世宗，制礼作乐，奠定了北宋文人政治的始基［7］。

北宋时，科举复兴，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的地位益为隆崇。宋室因矫唐末五代武人乱国的弊病，而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人干政。因矫枉过正，造成重文轻武的现象，以致国势不振。但宋代科举，较唐代尤为发达；考试的科目及内容，也渐有统一的趋势。唐代科举，约分十余科，而以应进士、明经两科考试者为最多。进士重文学，明经重经学，每年以明经进身者约一百人，而进士不过一二十人。宋代科举考试的时间，初无定制，至英宗定为三年一考。且独重进士，录取人数，亦远较唐代为多。至王安石变法，改进科举。罢除诸科，独存进士。考试内容，则改试诸经大义，必须通经而有文采者，才可中格。安石并训释《诗》、《书》、《周礼》，号称“新义”，以为经义考试的标准。南渡以后，科举仍重进士，考试内容则分为两科，一以试经为主，一以试诗赋为主；但前者仍兼试诗赋，后者仍兼试经义。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宋代科举的形式和内容，已渐有统一的趋势；而儒学在科举考试中所占的分量，也日益加重。

至于宋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强烈；夷夏之防，也因而益严。科举制度与文人政治造成士大夫的自尊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竭诚崇拜及拥护，因此自然卑视异族的文化。加以契丹、女真等外族的侵凌，遂使宋人对异族除卑视之外，益以仇视。宋人好谈《春秋》，便是此种思想的具体表现。宋人虽然与外族屡订屈辱条约，但从未效法汉唐，与外族和亲。北宋的屡次伐辽，南宋的屡次伐金，都是宋人不甘受外族侵凌的明证。南宋之亡，陆秀夫负帝昺蹈海于厓山，从死者数万人，其壮烈可说史无前例。如非当时士大夫具有高度的自尊心和民族意识，焉能至此！宋代学术，以理学为主；其中虽含有一部分佛学思想，但其内容仍以儒学为主。而理学家对佛学也从无尊重的表示，也不承认佛学与儒学有关。南宋时，朱熹倡“道统”之说，定《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四子书，特为作《集注》与《章句》，认为以下直接周、张、二程。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也就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到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

蒙古人灭宋，建立元帝国。元的制度，一部分袭取汉制，一部分则保持蒙古旧法。但蒙古人吸取汉化的态度，并不积极；汉化的程度，也不深厚。世祖自灭宋后，便渐渐疏斥汉官。其后诸帝，对汉人更为忌视，政治社会，划分种种阶级，其目的无非保持蒙古人的崇高地位，而以汉人为压制对象。汉人不易统治，因此至仁宗时，开始以科举考试笼络汉族士人。但其种族歧视，依然存在。元代进士分左、右榜。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考试虽以经义为主，但考试的项目和出身的待遇，均有厚薄难易的不同。不过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毕竟在中国已奠定不可动摇的基础。蒙古虽以异族入主中国，忌视汉人，却仍不能不维持这种制度。但元室未能善用这种制度，以致无法使汉人与之充分合作。元代政治的腐败落伍，与此大有关系。同时汉人业已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也无法消灭。元末丧乱，韩林儿自称宋后，以复兴民族为号召，各地起兵者，大都奉之为主，终于促成元帝国的迅速瓦解。

蒙古人的文化，尚未能完全脱离游牧民族的本色。元时中国本位文化仍具有深厚的潜力，因此元室虽不积极提倡汉化，但蒙古本身的文化对汉人可谓毫无影响。明室建立，汉官威仪随即恢复，异族的统治痕迹，几无可寻。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直接影响明代的地方制度，但这种制度，仍是自唐宋的地方制度演变而来，并非蒙古自有的文化。元代的宗教，虽能自由发展，一时称盛，但外来宗教如喇嘛教、也里可温教（基督教）、木速蛮教（回教）等，对中国文化也没有多大影响。喇嘛教为佛教密宗的一支，于元世祖时自吐蕃传入中国，由于元室的信奉，其僧侣在政治及社会上，均占极高的地位。这种宗教，迷信的色彩极浓，在中国佛教已进化至禅宗的情形下，汉人自无大规模接受此种教派的可能。而其僧侣的骄纵不法，更构成元室倾覆的主要原因。也里可温教在元代虽然流布甚广，但其教徒，时与佛道教徒冲突，而自身又发生派系斗争，以致始终未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元帝国瓦解，东西交通断绝，其教在中国也随之消灭。木速蛮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元时流传甚广，信徒虽多，但对中国本位文化，并未能构成威胁。元代的对外交通和贸易都很发达，西域人和欧洲人由陆路或海路来华的，络绎不绝。但西方的货物输入中国的，主要不过是香料、珍珠、宝石、毛毡及波斯绘画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仍是极其微小的。

四　中国本位文化的衰落与西洋文化的输入

明代的中国本位文化，从外貌看仍是非常强固。科举制度的形式与内容，至此渐趋统一。唐宋时代科举的名目繁多，明代则只存进士。进士为科举考试的最高阶级，此外虽有秀才、举人等名目，但地位均低于进士；举人的与试者必须先具秀才资格，进士的与试者必须先具举人资格。所以三者是同一考试的三个阶段，而非并行的不同科目。至于三者考试的项目，主要为八股文，通称制义。命题专取四书五经，文分八段，每段各具一定的格式，并须起承转合，前后呼应。这种考试方法，为清代所因袭。科举考试，对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与强固，确有莫大的助力；但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对中国文化的进展，又是一种莫大的阻碍。中国文化从明朝起，渐走上衰落之途。因为八股文体，既极其板滞，内容又只许代圣贤立言，而不能发挥个人的思想见解。知识分子埋头于空洞的形式和口头禅中，以猎取功名，日久年深，至于民族的智慧，为之蔽塞。明清五百年间，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的几至绝迹，实与八股文有直接的关系。一般读书人，除学习八股文以期应试做官外，对其他方面的学问技艺，殊少学习的兴趣，几乎一无所能，而读书人的出路也因而转狭。另一方面，胸襟见识也随之偏隘浅薄，认为除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文学，其他一切学问都不足道。明清时代，中国士大夫的排斥西化，仇视洋人，都与此有关。

明清时代，整个民族的心灵智慧既为八股文所封闭；而政治上的绝对君主专制也于此时建立，于是政治亦走上黑暗之途。明代的若干政治现象，诸如廷杖制度、宦官专政等，都是国史上的大污点。清代政治在技术上虽有改进，但绝对君主专制的原则的推行，更是变本加厉。士大夫沦为奉命办事的奴仆，无个人主张之可言。昔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抱负，至此几同梦想，所谓经世通才，殆已绝迹。宋代还有范仲淹、王安石一流的人物，明清时代的士大夫，对范、王等人能够了解同情的，恐亦不多。王阳明是明代的伟大人物，他犹能冲破八股的枷锁，而于学行事功上有所树立，但他一生遭遇黑暗政治的打击摧残，又是何等可悲可叹！盛清时代，知识界每况愈下，在专制政权的高压下，知识分子智力大都集中于训诂考据，思想学术已谈不到任何创造。到清代后期，中国文化已衰落不堪，终至无法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西洋文化一如千余年前的佛教，挟雷霆万钧之势，乘虚而入中国，使中国的本位文化，发生根本的动摇。

中国的本位文化虽因科举制度的僵化和政治的黑暗而日趋衰落，但知识分子对它的崇拜拥护并不稍减，没有人敢于对它批评怀疑。中国文化“天下第一”的观念既已建立，对外族及其文化也就自然卑视。宋代以前中国人虽以其自身的文化自豪，但并不轻视外来文化；对外族虽有相当程度的歧视，但还没有中国人绝对优于外族的观念。到宋，虽屡次遭受外族的侵略，含辱忍耻，但民族的自尊心则有增无减。在对外战争及交涉上，宋人虽不得已承认失败；但中国文化优于一切的观念，却绝不动摇。这种观念，虽经历亡国之痛而未曾中绝。至明代，狃于初期的强盛，民族的自尊心益强，对外族的轻视益甚。宋代对外失利，尚能与外族讲和。明代外患亦多，而挞伐之外，绝少变通。明思宗时，内有流寇之乱，外有满洲之逼，国势异常危急，思宗曾愿与满洲议和，因举朝反对，终于作罢，而造成亡国的惨祸。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国，但一味吸收汉化，结果也沾染了汉人的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崇拜者。明人的夷夏观念，也渐为满人所吸收。清室对待西洋的强国，仍沿用明人对待异族的办法，及至屡遭败创，宁割地赔款，也不愿变更中国的“体制”。最后虽被迫采用部分西化，但清人从未贬抑中国文化，提倡西化的人，也大都附会中国古籍，认为西洋的某些事物，中国古已有之。因此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接触虽繁，但对西化的吸收，其进度仍是非常迟缓的。

明末的一百年间，海上西洋人的势力日见扩大。当时西洋人经营的主要地区是美洲、印度和南洋，其视线还没有集中于中国。但一部分西洋学术则由基督教耶稣会士传入中国。明神宗时，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意大利人）来华，先至南京，游说于搢绅之间。他于传教之外，并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算学、兵器等学科于国人。其后至北京，神宗准其在京师建堂传教，国人统称其教为天主教。廷臣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均服从天主教旨，从之习天算历学。当时中国士大夫学习西洋科学的兴趣甚浓，利玛窦乃利用此种心理，以传授学术达成其布道的目的。其教义与中国文化相互冲突之处，也加以调和折衷，因此甚得朝野人士的赞许，信徒日增。神宗末，利玛窦死，其后继者拘执教义，不知变通，与中国若干传统习俗相冲突（如禁止教徒祭祖等），而致引起国人的不满，反对者渐多。明室遂下令禁止传教，教士逐回澳门。既而满清崛起，边患日亟，明廷须要改良兵器，于是熹宗时，又命教士制造铳炮，教禁遂解。思宗时颁布的《大统历》，也由耶稣会士助修而成，是中国最早参考西洋历法制成的新历。但因明室覆亡，未及施行。

满清入关后，清室以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意志人）为钦天监正，制定新历。若干反对西法的钦天监旧人，对之甚为痛恨。康熙初，钦天监旧人杨光先继任钦天监正，仍用旧法。其后光先推闰失实，清室改用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比利时人）为监正。圣祖深知西洋科学的精妙，乃任用教士多人，轮流进讲，并命他们担任通译及若干外交事务。又命若干教士分赴各省，测绘全国地图，历时十年而成，名为《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部用经纬度测绘的地图。

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对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每抱容忍的态度，教徒有崇拜祖先或孔子的，虽与其教义相冲突，也大都予以默认。但明末清初，旧教的其他若干宗派，也相率东来，对耶稣会的传教方式，甚不为然，因此屡向罗马教皇陈诉。教皇乃于康熙四十三年（西元一七〇四年），遣使携密旨来华禁革。使者与圣祖讨论传教事宜，意见不合。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年），使者公布教皇密令，令教士不服从者尽行远离；对圣祖的神学意见，亦有指斥。圣祖大怒，囚使者于澳门，并下令凡传教士无中国政府的许可证者，一律不准在中国传教。世宗继位后，对来华教士，取缔益力。规定除任职京师钦天监或其他要职者外，其余教士，悉送澳门安置。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对西洋文化最后一次有效的抵拒。这次抵拒，虽是用政治的力量，但可看出中国本位文化，在国人的心目中仍有其不容更改的地位。若干士大夫，对西洋科学知识虽诚恳的吸收，但必须不违背中国的习俗，否则宁可放弃。明末清初耶稣教士的传入西学，其功绩与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但对当时业已衰落的中国本位文化，似乎并未发生任何刺激或改进作用。

从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起，中国与西洋各国的交涉与战争，几无一次不遭受失败。割地赔款以及种种的屈辱，使清帝国危急不可终日。这时中国经满人近二百年的统治，业已开始腐化；政治社会不见有丝毫复兴的希望，精神方面也无一点新的冲动。在这种半死的局面下，与西洋强国的势力相遭遇。这些西洋强国有坚强而有效率的政治机构、侵略性的经济组织以及进取的文化精神，这一种强大组合的力量，首先击败了中国的军事及政治力量，继而动摇了国人崇拜本位文化的观念。但最初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仍一时无法改变，若干士大夫虽认为“夷人”亦有其“长技”，但只是“船坚炮利”，至于政治原理及学术思想则远不如中国为优。但每遇一次失败，即减少一分信心；终至承认西洋的政治原理及制度，亦有效法的必要。为了采取西洋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曾造成流血的惨剧。终于清室接受事实，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下令废止已历时一千二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科举的废止等于宣布中国本位文化的崩坏，也等于正式承认西洋文化的优势。它改变了国人中国文化天下第一的观念，也瓦解了政治上的士大夫的集团。这个抵御外来文化的巨大堤防崩坏之后，西洋文化随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中国的各方面传输扩张，造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改变了这个大国的全貌。

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政治社会以士大夫为重心。从唐朝起，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凡是士大夫集团遭受打击而致崩溃，或不与政府合作，这个朝代便会迅速的覆亡。清末废除科举，士大夫集团的力量渐趋瓦解，又没有其他的集团可以代替，以致政治社会失去重心。民国以来战乱频仍，士大夫挣扎于饥寒穷困之中，地位一落千丈，久已失去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抱负以及学术、人格上的自尊自信；对西洋的学术思想，只是一味的追随信仰，而缺乏别择的能力。因此在学术思想方面，除了对西洋亦步亦趋外，几乎丝毫无所发明，形成真空状态。而影响所及，甚至造成民族自卑感与自虐狂。……(1)唐宋以来所建立的中国本位文化，至今业已结束；科举时代士大夫的荣宠，也一往而不可复。在中国的新文化未建立之前，今后中国的西化，必然更加急速的进行，在思想学术上也只能做西洋的附庸。根据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过程，可以看出一种新文化的形成，往往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混合的结果。例如汉代文化，大体是秦人的戎狄精神与法家思想以及老庄、儒学混合而成的，唐代文化，则大体是印度的佛学、塞北民族的习俗加上传统的儒学混合而成的。以此推论，我们要建立中国的新文化，不能不吸收西化，但也不能完全舍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既不能复古，也不能完全步趋西洋，而必须于融合中西之外，加上一种创造的素质。这与清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不同，因为这两句话的意思，只是中西两种文化轻重有别的同时并用，而非混合，更缺少独创的素质。一种文化，自然不可能没有因袭学步的部分，但如缺少其独创性，即不能称之为文化。因此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凭藉国人自己的智慧和人格来创造，因袭学步是不够的。而恢复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祛除民族的自卑感和自虐狂，更是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五　近代中国西化的分期

历史学者开始不以朝代为准，而以另外的观点划分中国历史的时代，是清朝末年的事。这种方法的应用，受西洋史学的影响，而间接采自日本人的著作。最早把中国的近代历史断限成书的，是日人田中萃一郎于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出版的《东邦近世史》。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梁启超著文分中国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时期。他并于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刊行《近世中国秘史》，这是国人采取西洋分期方法的第一部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书［8］。至于国人何时开始把“近世史”取名为“近代史”，一时无法确考，大概是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以后的事。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讲授于清华大学）中，即曾谈到“近代外交史”分期的标准。

至于首先把鸦片战争（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作为一件划时代事件的则为但焘。他曾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主持编译印行日人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于编辑大意中说：“鸦片一战，情见势绌，有清盛衰，此为枢纽。”其后梁启超更进一步主张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划为一个独立的时代。他曾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比如有清一代，道咸而后，思想、学术、政治、外交、经济、生活，无一不变。不特是清代历史的大变迁，并且是全部历史的大变迁。我们尽可以把道咸以前，划分为一个时期；道咸以后，另划为一个时期。不必拘于成例，以一姓兴亡作为标准，笼统含糊下去。”［9］他所说的“道咸以后”，显然是指鸦片战争以后。这个说法自梁氏提出后，随即为中国的史学界所接受，而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中国近代西化史的起点，也与中国近代史相同，始自鸦片战争。在此以前，中国并非没有接受西化；只是范围不广，而且时断时续，并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和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西化，范围愈来愈广，时间上也一直不断，而其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之大，更非以前可比。因此，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西化史的起点，比较妥当。但鸦片战争至今已近一百三十年，而中国西化的方向和程度，时有显著的变更，因此更有分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梁启超曾首先尝试。梁氏将鸦片战争后的六十年（一八三八至一八九八年）中国“变法”的过程分为四期(2)：即鸦片战后的二十余年为第一期，同治初年至中法战争的二十年为第二期，中法战后至中日甲午战争的十年为第三期，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的四年为第四期［10］。这种分法，因时移事异，至今已不能完全适用。但对后人的启发很大。梁氏以后的学者对中国西化过程的分期，都大体以梁氏的分法为标准而加以损益。本文的分期，即部分采自梁氏，此外并参考其他历史学者的意见，略加个人的意见，分成四期。其起迄时代，则自鸦片战争结束起（一八四二）至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止，共九十六年。其所以必须作此断限，乃是因为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以后，抗战军兴，举国骚乱。胜利之后，继以……(3)迁台以后的二十年，西化的程度虽日益加深，但台湾恢复未久，若干西化的设施，起自日人占领时代。而中国近代西化史的空间，又完全在中国大陆，两者甚难衔接。因此中国最近三十余年的西化情形，只好从略。现在把每个分期的起迄时间和每期西化的要点，分别说明于下。

第一期（清道光二十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即一八四二至一八六一年，共二十年）

鸦片战争是近代西洋列强侵略中国的起点，也是全盛的清帝国对外战争的首次失败。《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订立后，香港割让于英，并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许英人自由居住贸易。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逐渐密切，而西洋文化的真面目，也次第呈现在国人的眼前。但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未遭受严重的打击；国人卑视外族及其文化的习惯，依然如故。因此战争结束后，士大夫除了对洋人卑视之外益以仇视，大都不能面对现实，探讨失败的真正原因；更谈不到瞻望将来，探求应变自强之道。但也有极少数的开明有识之士，深知西洋文明的不可轻视，他们曾做过一番知己知彼的工作，而主张对西洋的某些事物加以效法。林则徐便是这类极少数人士的代表。

林氏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最明了国际大势的。他虽然主张严厉禁烟，但不主张与英国开战，也不主张停止英国的通商，而希望以外交的方式解决中英两国的悬案。他奉命禁烟，出都之前，曾先派干员驰往广东，搜集有关英人及汉奸活动的情报。到广州后，又命人翻译澳门、新加坡、印度、伦敦等地的报纸和地志、国际公法一类的书。他是最早把慕莱的《地理全书》（即《四洲志》，murry: 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和瓦特尔的《万国公法》（emericde vattel: law of nations）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此外，他还命人翻译了不少有关西洋史地、商业、制造船炮技术的书。帮助他翻译书报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袁德辉便是他幕中的主要翻译家，而为他翻译《万国公法》的，则是留粤的美籍医师派克（dr. peter parker）。他也有容纳外人批评的雅量，他曾搜集外报对中国的议论，加以编译，辑成《华事夷言》一书。林的部属魏源，根据《四洲志》，扩充为《海国图志》一书。魏氏并在序中说这部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几句话道出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心声。这部书为当时叹为奇书，也为后人论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对日本的维新，具有不小的影响。林的顾问梁廷枏，对外事尤其留心，曾于战争前后编辑不少西籍，如《兰仑偶说》、《合省国说》等，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备加颂扬(4)。总之，林氏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对西方世界具有认识的人，也是近代第一位的西学绍介者［11］。

但林、魏等人的见解和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发生作用；他们的影响，也极其微弱。不但一般人对当时的世局，懵无所觉，即使清室对他的建议，也认为不值一顾。例如林氏在广东时，深知船炮之不如人，曾购置西洋炮二百余尊，洋船一艘。他认为“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因而建议政府，“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结果被清宣宗斥为“一片胡言”。最后竟遭遇革职遣戍的处分。战后二十年，国人仍一切守旧，并无若何显著的变更，也没有人再谈“师夷长技”的问题。但因五口通商，西洋文化在这几个点上开始生长。西方的经济组织和知识，随着西方的商货输入，战后不久，即有西式银行的设立。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也因而转盛，教会学校随之建立。此外中文西文的字典、报纸，也都于战后不久出现。

中国国内最早的西式银行，是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英人在上海开设的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学校方面，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美人开始在上海创办约翰书院，三十年（一八五〇年）正式成立。天主教也在上海设立学堂、图书馆和印刷所等。到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各口的天主教学校增至七十八所。最早的英汉字典，可能是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在澳门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s. wells williams: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其次是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在上海出版的《麦氏英汉字典》（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但这类辞书所载的，只是些简单通俗的用语，极少有关学术或含有新意义的辞汇。这可以看出此类字典，不过供商业交易和日常生活之用，还没有到达介绍学术思想的阶段。最早的西式报纸，当为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在香港发行的《中外新报》，它是香港孖剌西报（daily press）的中文报。至于国内最早的报纸（中文），则为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在上海发行的《上海新报》，这个报也是西人所办，是《字林西报》（前身为north china herald）的中文版。这些报纸，除了登载国内外新闻和广告，或有时发表些议论外，也同样谈不到西洋文化的介绍。虽然如此，西洋文化在中国已找到了立足点，而后向外扩张，冲破中国本位文化的藩篱。

第二期（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即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共三十四年）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洪秀全起事于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开始了太平天国的叛乱。这场叛乱，战祸遍十八省，持续达十五年，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有清以来所未有的。太平天国的崛起，一方面凭藉洪秀全所创的上帝会，纠集信徒，建立政教合一的军政组织，另一方面则利用民族主义，以消灭满清解救人民为号召。当其初起之时，百姓附之者甚众。但它的教义，渊源于基督教，因而排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在它的控制地区，儒家经典遭到毁侮屏弃，庙宇神像也被焚毁、破坏，这些行动，激起一般士大夫和民众的反感，而致士大夫甘愿为清室效力，他们招募军队，与太平军作生死的搏斗。太平军的大敌湘军、淮军等，便是由这般士大夫统率的。列强对它最初也表示同情，因而严守中立。但太平天国诸领袖不知道与它们联络，反而侵犯各国在华的既得利益，于是列强失望，转而帮助清室，与太平军为敌。上海的各国侨民，组织军队，由美人华尔（huaer，frederick townsend ward）统率“洋枪队”，其后招募华人，扩充至四五千人，与上海驻军李鸿章的部队合作，改号“常胜军”。这支军队完全使用西洋火器，犀利异常。太平军能够席卷江南，却攻不下上海一隅之地。太平天国就在士大夫及其军队的坚决反抗和西洋武器威力下，终于穆宗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宣告灭亡。

咸丰七年至十年（一八五七至一八六〇年），当南方清军与太平军血战正酣之际，又发生英法联军之役。这次战争，由于广州民众坚拒英人入城而起。英人曾于六年（一八五六年）一度攻陷广州。其后复因广东民众焚毁英法等国商馆，以及广西发生戕杀法教士案，于是两国兴师东来，于十年（一八六〇年）攻入北京。文宗逃往热河，北京西郊的清室行宫圆明园，于此役中被焚，珍物也被洗劫一空。同年，清廷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外患暂息。但此役给予清室的奇耻大辱则是前所未有。在内乱外患的刺激下，迫使清廷不得不寻觅自存之道，于是有所谓“洋务运动”的兴起。

英法联军之役后，清廷深感外交及通译人才的缺乏，又以太平军之役末期，洋将助战，清廷对西洋武器的坚利，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当时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均倡行西法，举办新政。新政的要点有二：一是培养外交和工业人才，二是仿西法制造船炮，以充实军备。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清廷设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于北京，专办外交。并于上海、天津分设南洋及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北洋大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总理衙门奏设同文馆，训练翻译人才。次年，李鸿章于上海设广方言馆，广州也设立此类学馆。到德宗光绪初，中国才有正式的驻外使节。军备方面，清廷曾于太平军之役期间，购买新式武器及轮船，以供军用，曾、李等人遂有意仿造。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曾国藩于安庆设局，造木质轮船一艘，为中国自制轮船的开始。四年（一八六五年），设立江南制造局于上海，制造枪炮，其后并造轮船，且附有译书局，是我国最早的军用工业。次年，左宗棠于福建设马尾船政局，制造轮船，亦附设学堂，教习驾驶及制造等。十年（一八七一年），曾等又纳容闳的建议，奏派幼童三十名赴美留学，学习军政、船政及制造等科。到光绪初年，矿务局、邮政局、电报局、织布局相继成立，铁路也开始铺设。

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于天津，开采唐山（今河北开平）的煤矿。同年，李氏于北京、天津、芝罘、上海等地设邮政局，为中国试办邮政局之始。五年（一八七九年），李氏始设电报线于大沽、天津间。七年（一八八一年），架设上海、天津间的电线，并于天津、大沽、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电报局。次年，改为官督商办，并增设上海至广州的线路。从此各重要城镇，大都有电报可通。机器织布局也于八年（一八八二年）由李氏倡议创设于上海，于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开办，是中国最早的纺织工厂。织布局的创设，可以看出清廷除军用工业外，已知注意普通商品的制造。最早的铁路，是英商于二年（一八七六年）在上海租界及吴淞间铺设的，全长九英里。当时国人视为怪异，群起反对，遂由两江总督以银二十八万五千两赎回拆毁。至七年（一八八一年），开平矿务总局为便利运煤，在唐山、天津间修筑铁路，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完成，为国人自建铁路的开始。此外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海军衙门和南北洋舰队，也都在光绪初至二十年（一八九四年）间陆续成立。

曾、李的筹办“洋务”，颇为当时一般守旧大臣所反对，幸执政大臣文祥及恭亲王奕䜣等力予赞助，始得顺利进行。但当时的风气，知识分子仍迷恋于八股举业，不特守旧者仇视西学，即使提倡新政的人，对于西洋文明，也无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只知仿造西洋的船炮，而极少注意到西洋的政治及教育制度，以求根本的改革。当时举国上下，仍守攘夷之说，士大夫率多耻言西学，有谈者至被诋为“汉奸”。中法战争（一八八四年）后，谈洋务者虽渐为识者所谅，但仍有不少人对之痛恶，因此国人虽渐知西学，犹不肯努力讲求。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年）时，北京还没有世界地图出售；制造局所译的书，三十年间，仅售出一万三千本［12］(5)。这种现象，固可看出中国吸收西化的迟缓，也可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但这个时期的西化，已自五口扩展至整个中国沿海地区，已从民间的设施扩展到政府的效法，再加上列强政治和军事上的推动，已形成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

第三期（光绪二十二年至民国五年，即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六年，共二十一年）

甲午之战（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中国为后起的小国日本所败，而失败之掺，更是前所未有。陆军望风而溃，海军于数小时之内被消灭殆尽，二十余年所经营的坚船利炮，一旦化为乌有。而致数月之间，东北变色，良港尽失。战后列强乘机渔利，纷纷租借军港，划定势力范围。往昔中国虽败于西洋，犹不失为东方大国，及至败于此“蕞尔小邦”，不特大国的颜面丧尽，进而成旦夕不保之局。日本自明治天皇即位（一八六七年）后，效法西洋，锐意革新，不及三十年，而获得此次重大胜利。就时间论，日本维新犹在曾、李提倡洋务之后，其成效却远在中国之上。相形之下，对国人的刺激之深，可以想见。因此，战后士大夫谋求革新的意志，较前益厉。清廷鉴于内外情势，也亟思改革，其接受西化的范围，随之扩大。

甲午战前，郭嵩焘即曾谓立国之本不在兵事，而在政教。他于光绪二年（一八六七年）奉派为第一任驻英大臣，在任期间，悉心考察英国的政治社会，认为西洋的政治修明，百姓富足，乃真正富强之源。但当时的权要李鸿章辈，仍以兵事为立国的要端，不重视其意见；舆论对他攻击尤力，以致其说不行。又有郑观应者，曾于同治后期（一八七〇年左右）著《盛世危言》一书，主张行君主立宪。及至甲午战败，若干士大夫始知非革新政治不足以图存。清德宗也以外患日亟，决心变法。结果由于新旧两派人士的冲突，酿成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

政变的主角是康有为，他曾于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上书德宗，请取法泰西，改革内政。但为朝臣所阻挠，未能上达。甲午战后，又屡次上书，请求变法，德宗深以为然。有为并与其弟子梁启超，设立强学会及《时务报》于上海，鼓吹改革，于是革新运动，渐为社会所注意。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有为又上书德宗，主张取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并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德宗决计变法，于次年命有为在总理衙门行走，策划新政。同年，清室开始颁行新政。其重要措施如下：一、选举及教育方面有：废八股文，考试经义及策论。设大学堂于京师，各省、府、州、县的书院，分别改为高等、中等及小学堂，均令中西兼习。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并在京师筹设报馆等。二、政治方面：撤消闲散衙门，裁汰冗官，澄清吏治，引用新人，广开言路。三、军事方面有：武科考试枪炮（原试弓矢刀枪等），军队习洋枪，裁减冗兵，力行保甲等。四、实业方面有：筹办铁路开矿，促进农工商以及奖励制造发明等。

有为对于西学所知有限，他的改革方案，大率以日本维新为范本。其改革项目，除兴办新式教育，促进农工商及奖励发明较有创见以外，其余并无新义。尤其是政治方面，所列各点，大都是老生常谈。他反对民权共和，即君主立宪制度，此时也不敢公开提倡。对科举制度，仍主张保留，其改革不过是废八股文而已。同时他附会经学，造孔子改制之说，为他的变法做护符。可见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仍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即使如此，仍为慈禧太后及一般守旧大臣不满，遂造成“戊戌政变”的惨剧，新党多人被杀，康、梁亡命海外。慈禧于同治及光绪初年，本赞成革新，但因归政以后，号令不由己出，转而厌恶变法。而一般守旧大臣，为保持禄位，乃依恃太后，反对新法。所以这次政变，主要是权位利益之争。政变以后，新政停顿，守旧势力的气焰大张。慈禧以外国不肯引渡康梁，痛恨外人，守旧朝臣，均迎合其意。加以国人的仇外思想，因外患益趋激烈，于是排外之风，弥漫朝野，遂有“拳乱”的发生，结果导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中国几罹瓜分之祸。

经过这次灾难，国人已多知变法的重要，吸收西化的风气随之而开。当时日本以维新而强，因此国人提倡新学的每喜以日本为例。同时更采取捷径，大量吸收由日人转手的西化。若干日译的西洋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类的著作，大量的译为中文。而国人赴日本求学的，也日益增加。据非正式的统计，自清末至民国七八年的十五年间，国人赴日者达三十万人。因此我国清末民初一段时间的西化，实际只是日化［13］。至于直接传译西籍的，则以严复最有贡献。他所译的多为西洋社会科学的名著，大半完成于甲午战后，译文多独创之词，并有不少旧译名词，经他采用而流行益广。自他的译著问世，国人才知道西学的渊博精微，迥非康梁时代粗浅的介绍可比。国人对西学的领略，至是又进入一新境界。

其时少数士大夫，厌恶西学之心，犹未泯除，甚者诋之为“鬼子学”。清廷若干比较开明的大臣如张之洞、孙家鼐等，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4］。“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15］这种论调，虽为后人所讥，但在当时却是多数士人所服膺的信条。

清室于八国联军之役后，也标榜推行新政，企图挽回人心。自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起，三四年间，所举办者不下数十事。诸如改书院为学堂，废止科举，西法练兵，以及裁汰冗员等，大抵不出戊戌变法的范围。但慈禧缺乏改革的诚意，因而收效不宏。这时康梁流亡海外，反对慈禧听政，主张还政德宗，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另有一派认为中国政治的病根为君主专政，非根本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其代表人物是中山先生。他于甲午战时，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策划革命，虽屡次失败，而声势日张。日俄之战（一九〇四年）后，说者皆谓日以立宪而胜，于是变法之议，又趋热烈。清室迫于形势，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下诏预备立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清室宣布九年立宪期限。其后又缩短预备期限为五年。但事实上满族亲贵，绝无放弃垄断朝权的意思，各种政治措施证明所谓立宪，只是伪装。以是革命运动，更无法遏止。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室随之倾覆。

清室倾覆后，北洋军阀袁世凯凭仗其武力，乘机攫得革命的果实，出任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袁氏当国后，集大权于一身，实际与君主专制并无二致。他的政府，也充满逊清遗老，简直可以说是清廷的延续。他的落伍思想与权力欲，驱使他的行为日益反动，最后竟演出帝制自为的丑剧。袁氏死后，又有张勋导演宣统复辟的一幕。这些都可以说明当时国人对民主共和并无深刻的认识与信仰。但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并未因北洋军阀的压迫而解体，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不断的滋长蔓延，再加上若干学人的推动，竟在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内，产生了“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的思想学术，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第四期（民国六年至二十六年，即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七年年，共二十一年）

民国成立后，由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列强压迫的刺激，以及西洋学术思想的鼓动，若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前所未有的怀疑。他们主张根据西洋的学术思想，对中国文化做一番澈底的改革，为中国文化寻找一个新出路。这种文化革新的呼声，最早发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是中国最早的西制大学。这个大学开办后，最初并没有显著的成就。民国成立，更名为北京大学。民国六年至十五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六年），蔡元培任校长，北京大学逐渐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若干著名学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均任教其间。陈等创办《新青年》杂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展开批评检讨，同时尽力宣扬科学的价值，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此外并提倡白话文，创作新式小说诗歌。政治方面则提倡民族主义，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他们的主张，立刻得到青年学生的响应，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呼应。这种风气，日见流行，逐渐形成一种运动，世人称之为“新文化运动”。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初，欧战告终，德国投降。协约各国，举行和平会议于巴黎。日本曾于欧战期间，对德宣战，出兵攻取德国在华租界地的胶州湾，并强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至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于会中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交还中国。但以英法袒护日本，终于对德和约中，载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消息传来，舆论沸腾。五月四日，北京各学校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约，各地纷起响应，世称“五四运动”。结果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仅签署对奥和约而返。五四运动是一种反对屈辱条约及懦弱外交的爱国运动，它反映出国人对民族和政治的醒悟。中山先生自清末提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新文化运动复以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作号召，至此乃发生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在五四运动期间，各地人士发表的通电宣言以及报章杂志等，多用白话文，从此白话文的应用，渐普及全国。所以五四运动本身虽不是文化运动，却与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因此五四运动后，从民国九年到十二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两大目标，是“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一词，创自国人。同治后期（一八七〇年左右）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曾阐述美国的“民主”政治，可能是创用此词的第一人。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严复译《群学肄言》（herbert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始正式以“民主”为democracy一词的译名。而清末对于民主政治主张最力的，也推严氏。民国初立，虽有民主共和之名，但政治实质仍与君主专制无异。国人发生反感，遂有民主政治的要求。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陈独秀撰文于《新青年》，主张拥护“德先生”，同时反对旧伦理和旧政治［16］。其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风行于世，其中的民权主义，几乎完全以西洋的民主主义为蓝本，从此国人对于民主的意义，始有普遍而粗略的了解。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粗立民主政治的规模。此后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七年），政府因内忧外患，始终未能充分实行民权主义。但民主政治的基础，已大致奠定。

科学本为一日本名词，最迟在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日人即以此词为science的译名［17］。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严复译《群学肄言》，开始采用此词。但当时科学一词，尚不普遍，国人多用“西学”以称来自西方的学问。另一通行名词为“格物”，特指自然科学，有时亦指物理学。甲午战后，严复撰《救亡决论》一文，认为非倡行“西学格致”，无以救亡。康有为亦曾撰文，提倡西学。但当时士大夫肯学西学的，为数极少。及至新文化运动起，科学一词，始日渐流行；国人对于西洋学术的认识，也日渐深入。民国以前，士大夫的提倡西学者，尚不敢公然攻击中国旧学。至此，若干学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缺点和治学方法的谬误，不再讳言。从此国人厚古薄今以及“中学为体”的思想渐被打破，多数知识分子，都承认科学的价值，各种的科学知识，也逐渐普及。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学术界有了新的研究方面，并知道利用科学方法及观点整理中国固有的学问。在中国发展最早而且最有成绩的学科，当推地质的调查与古物的发掘。史学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观念、方法既有改进，研究范围也较前扩大，尤以古史的研究最有成就。文学方面则以白话文的影响为最大。甲午战后，各大都会已有白话书报，文体渐有改变的趋势。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应用，益行普遍。新文学作家也日见增多，他们更从事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的创作，曾产生不少的佳作。此外他们对西洋的文学作品，也努力翻译介绍，中国新文学受其影响，在风格与句法上，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项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国语的推行。西洋耶稣教士来华传教，为便于学习华语，用罗马字母标音。至清，西人来华者益多，罗马拼音法也传播日广。甲午战后，国人颇多仿造其法，自制拼音字母，以代旧有的反切读音法。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审定字音六千五百余。七年（一九一八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并致力于国语的统一工作。至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改高初级小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纯用语体文，于是国语的推行，日益普遍。

……(6)

从以上四期所述中国西化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期的西化，并无多大建树。第二期着重于物质建设和技艺的取法，主要为模仿西方的军事工业。第三期开始注意西洋的政治制度，并开始介绍西方的社会思想。第四期开始着重吸取西方的文化精神，诸如政治原理及社会、自然科学等。西化的结果，使中国的各方面，无论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学术思想都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曾使中国付出无法估计的庞大代价，而其收获则不成比例。中国西化其进度的缓慢，成就的不宏，都是事实。但其发展的历程，则清晰可见，至少已奠立初步的基础。而中国在各方面的进步，也不能一笔抹煞。今后我们应如何效法汉唐，撷取西洋文化的长处以创造自身的新文化，是值得国人深思熟虑的一个问题。

原载《中山学术文化集刊》四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注释】

［1］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三六至三九。

［2］参看傅孟真《战国子家叙论》第九节“齐晋两派政论”（载《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册页四四至五〇）。

［3］参看《隋书》卷六八，《宇文恺阎毗何稠传》。

［4］见《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

［5］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6］参看本书《回纥马与朔方兵》及《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篇。

［7］参看本书《沙陀之汉化》篇。

［8］见包遵彭等编《史料与史学》“导论”（载《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一册）。

［9］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页五〇。

［10］参看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载《饮冰室全集》页三八四至三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