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西汉一代政治集团的兴起原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因了时代需要而起，他们多半是旧政治局面或制度的改革者，或是新政策的执行者，这种集团的政治意味，比较浓厚。另外一类则多半凭藉政治以外的关系，与皇帝接近，因而取得皇帝的信任，造成以私人或私家为中心的政治集团，这种集团常是政治上纯人事纠纷的制造者。不过各集团本身兴起原因的异同，尚非他们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它们的冲突，大半起于政权的争夺，以及政见的争执。此外还有纯以私嫌而起的冲突。

每个政治集团持续的久暂，以及在政治斗争中能否获胜，最重要的要看皇帝对它支持与否或是支持到如何程度而定。至于它本身能否适应当时的政治要求，尚系次要条件。这种情形的发生，在君主专制的时代中，是势所难免的。

西汉政治集团的冲突，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刘邦到景帝，可算第一个时期。这段时间中的冲突，以政治上的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冲突为主。汉初四十多年的政治，可以说一直由淮泗功臣集团来主持。这批时代英雄，虽把旧政权推翻，但对新帝国的开国规模，没有创造的见识和能力，因此只有一切承袭“秦法”。同时他们在得到政权之后，又大部变成了黄老信徒，只求保持政治现状，而不愿有所兴革。国家新成，便呈现这么一种暮气，以致许多在统一后必须做的事，都因而停顿，终至使国家内部发现分裂的危机。文景时期，有两批人发动政治改革，先后被功臣集团与后来的另一反动集团所击败，结果乃至使汉廷不得不以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一直是保守性的政治集团的天下。

武帝可以自成一个时期。他采用了文景时期革新论者的大部改革办法，终使国内得到安定，政治焕然有新气象。他继而从事对外战争，因此新的政治集团及军事集团，皆因时代需要而兴起。武帝的各项政策，均由这些新兴集团顺利的推行。反对武帝政治的儒家，力量微不足道，对新政策的阻力很少。武帝虽然有时因用人失当，致有些事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过这段时间中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则是进取而有为的。

武帝死后一直到王莽，是第三个时期。武帝死后，由于举国上下对武帝数十年从事战争的结果感到不满，因此对武帝政治素表反对的儒家政治集团，乃渐渐抬头。到元帝时，竟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势力。不过汉朝从此即不能振作，因为儒家的反功利思想，使汉朝不能定立进取性的政策，他们的当政，更直接窒碍进取人才的发展。拥有不少人才的西汉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集团，即为他们消灭。哀帝以后，国家竟毫无人才可言。最后他们簇拥着外戚王莽，登上皇帝的宝座。无奈主角及配角均差，一出好戏，终至狼狈收场。

不过话得说回来，西汉乃是中国史上不可多见的强盛时期，这段时间中的政治集团，虽也相互冲突，但就每个集团质的方面说，却不尽同于后世。根据史实看来，每个集团的首脑人物，他们无论是反动的或是前进的，本身大都具有相当的才干。即使是由外戚甚至佞幸进身的人，也大半有成绩表现，很少是属于戏台上所表演的国舅国丈那一种的类型。他们的个人操守，大致也还说得过去，所以西汉史上很少有一点事不做而专门贪污的军政大员。西汉大多数的皇帝，对于用人，不能说不慎重；同时更维持一种相当高度的法治。西汉一代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与此大有关系。这倒是值得附带一提的。

一　汉初功臣集团与外戚集团的火并

刘邦于仓卒间建立新的王朝之后，政治上尚有许多严重问题，等待解决。他作皇帝后所致力的最大工作，便是从事翦除一部分不稳定的功臣。他为此几乎无岁不征，直到他死，战乱未曾止息。这个问题，早已种因于统一以前对项羽作战之时，不过到他作皇帝后才表露出危机而已。刘邦的功臣，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刘邦在淮泗初举义旗时的基本干部，这批人在举义前多与刘邦“同为编户民”，对刘邦相当忠实。同时他们之间，也具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可把这批人称作“淮泗集团”。此辈可以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为代表。其中除萧、曹因系秦朝地方官吏出身，有些行政经验及能力外，其余多半是不折不扣的老粗，与项羽作战，胜的机会绝少。另一类是刘邦举义后陆续加入的，他们来自各地或当时其他革命团体，故私人间无密切的联系，可统名之曰“杂牌”。这批人品流不一而人才辈出，可以韩信、英布、彭越、张耳、陈平等人为代表。这两派人士，前者常追随刘邦左右，后者则多领兵在外打仗。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因此两派尚未发生过严重摩擦。

刘邦与项羽作战，在那种军事第一的时候，自己的嫡系部队偏不争气，因此不得不借重“杂牌”。黄河以北的地盘，完全是由他们打下来的。而决定全局的垓下包围战，更由韩、英、彭三人为主力。灭项之功，既以“杂牌”居多，因此刘邦所封的异姓七王，“杂牌”占了六个。不过刘邦之分封他们，乃是迫于以前的成约及当时的形势，内心实有所不甘。同时对他们的既成势力，感到恐惧。对韩、英、彭三人，尤为畏忌。因此处心积虑，找寻机会来消灭他们。韩、英、彭三人虽然看不出有结成党与的迹象，但三人当时的处境与心情，可以说是一样。所以韩信被捕，彭越便称病；韩、彭被杀，英布便干脆的“欲为帝”了。

等到三人被次第消灭，刘邦也跟着死去。他所遗留的大臣，除陈平外，几乎全属于淮泗集团，他将国事托付于这个集团的中坚人物萧何。由于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后娘家人的政治势力，便日见扩张。吕后是刘邦的糟糠之妻，吕家人也自始即追随刘邦，所以他们可以称作淮泗集团的外戚派。萧、曹等人，则可称为这集团的功臣派。不过吕家的男子，在能力及见识方面，远逊女子。吕后之刚毅，固不待言；其妹吕媭，也极有胆识。至于男子，除了吕后的哥哥吕泽曾立过些军功外，其他无一不是庸才。他们的势力，可以说是吕后一手栽培起来的。吕后利用刘邦的连年在外作战，乘机过问政事，族诛韩信，便由她决定。刘邦晚年，吕家人在朝中已隐然自成一派。惠帝之立，吕家人曾出了不少的力。当时的功臣派中人，也有不少与吕家接近的，如张良、郦商、樊哙、审食其等。其中樊哙是吕媭的丈夫，审食其是吕后的爱人。惠帝即位后，政事实际已全由吕后决定。惠帝死后，她更进一步实行“临朝称制”。不过当时吕家人的势力，仍非功臣派之敌。军政首要，由功臣派的王陵、陈平、周勃、灌婴四人充任。王陵性情比较耿直，临事则一无办法。陈平为人极圆滑，遇事常能“以智自免”。周、灌二人也就是史书所常并称的“绛灌”，本是韩信羞与为伍、英布以为不在话下的人物。他们具有坚强的排外性，对于排拒异己，步趋常是一致。四人的声望才干，虽然超过诸吕，却不足与吕后相抗。所以吕后扶持诸吕，他们无法阻拦。第一步吕后要提高吕家人的政治地位，把他们封王或封侯。当她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王陵首拿“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誓”为根据，表示异议，吕后大不高兴。因此轮到陈、周，便不敢反对。吕后第一个目的既达，第二步便设法要诸吕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据说首倡此议者，是张良的儿子年方十五岁的张辟彊。《史记》九《吕后本纪》说：“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是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悦，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此说破绽甚多。与辟彊谈话的丞相，以时间论，应该是王陵，而王陵则是在惠帝死后面折廷争反对分封诸吕的人。其次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均在吕后八年，亦即是惠帝死后八年的事。若说此事乃是实现丞相八年以前之请求，宁非奇谈！总之此事乃吕后扶持诸吕的必经步骤，朝中大臣对此事应负责任者尽多，而不必诿过于一竖子。

至于吕后扶持诸吕的目的何在，后世对此颇多议论，而以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一条，最为允当。赵认为：第一，吕后本不想以吕代刘。因为她对刘邦简择的旧臣，甚为信任，与孝惠的感情亦好，其间并无意图颠覆刘氏的迹象。他说：“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业。”又说：“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间可知也。”第二，吕后之扶持诸吕，乃是因为孝惠死后，吕后本人没有嫡亲子孙可以扶持，才扶持娘家人。而且她的用意是怕吕家人在她死后受别人欺侮。他说：“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后宫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陵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第三，吕后对刘家子弟不能算坏。并且她为使刘、吕相亲，确曾费过一番苦心。他说：“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其母薄太后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后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吕后之以吕氏女配诸刘，确有其政治作用。《汉书》九十七《外戚传》说：“更立恒山王弘为皇帝，而以吕禄女为皇后，欲连根固本牢甚。”可作有力的证明。不过吕后的用意虽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诸吕政治势力的膨胀，与功臣派发生冲突，自在意中。功臣们昔日“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论功不过封侯，而吕禄、吕产等以裙带关系取王侯如拾芥。当年萧何封侯，尚以“未尝有汗马之劳”而生争议，对此又焉能容忍！何况诸吕进而夺去他们的实权，吕禄作上将军，吕产作相国，使周勃的太尉、陈平的丞相变成摆设。所以当时功臣派心情之郁愤，可想而知，其谋诛诸吕的动机，便自此而起。他们首谋本身的团结，故陈平听了陆贾的劝告，即与周勃密切合作。此外更与反吕最激烈的宗室刘章联合，刘章是当时齐王刘襄的弟弟，有强大的齐国作背景，同时又是吕禄的女婿，诸吕也对他另眼相看。他反吕的主要目的，是想拥立他的哥哥作皇帝，所以吕后一死，齐国便出兵西指。这次事变，可以说是功臣派的主谋，而由宗室执行任务。刘章便是亲自带兵与诸吕动手的人，相国吕产与长乐卫尉吕更始均被他当场杀死。这次政变如无宗室参加，成功的希望，恐怕很少。单就当时周勃那副模样看来，即可作此假定。

诸吕在“不当为王”与“欲为乱”的罪名下，尽被翦除。甚至少帝和惠帝其他几个封王的儿子也被统统杀掉。功臣派藉口说他们不是孝惠之子，实际上是怕他们长大后替吕家报仇。又认为齐王和淮南王的母家都是恶人，生怕他们将来变成吕家第二，因此才挑选了“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的代王来入承大统。功臣派对吕家的畏忌，从这类地方表现无遗。他们这次与诸吕的火并，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政治权位的争夺。所谓“安刘”之功，乃是欺人之谈。因为就现有的历史记载看来，刘家何尝有不安的现象，所不安者，周陈辈之权位耳。

诸吕的罪名，实有重作一番讨论的必要。先说“非刘而王”。所谓“白马之誓”，仅见于《史记》的《王陵传》中，《高祖本纪》上没有正式记载。就常理推断，此誓倒非虚构。因为王陵以这誓约为理由，在朝廷上公开反对分封诸吕，如是假的，吕后岂有不加驳斥之理。事后，王陵更指出陈平、周勃均曾参加盟誓，陈、周也未否认。吕后临终，更曾拿这誓告诫诸吕。所以这誓约的真实性，可无问题。可能是刘邦晚年与心腹大臣的秘密盟约，未举行公开仪式。吕后对此事，也必知道或参加。不过最主要的，是“白马之誓”的破坏，陈、周二人，要负大部责任。他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诸吕能否顺利封王的最大关键。他们若能据“誓”以争，理由绝对站得稳。纵然无效，此心可以无愧，其咎便在吕后。可是他们非但不敢反对，反为诸吕封王，制造理论根据。据《史记·吕后本纪》，当时他们对吕后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不可。”这即是说“白马之誓”已失时效，而认为王诸吕为合理合法。无论二人的话是否出自本心，但此话予诸吕封王以绝大的支持，则无可否认。由此看来，郦况骗诸吕时所说的“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的话，乃是实情。后来政变发动时，除掉齐国还以“非刘而王”四字为藉口外，陈、周辈便不好意思再弹此调。于是又另外搬出“欲为乱”的大帽子，加在诸吕头上。

至于诸吕之“欲为乱”，据《史记·吕后本纪》说：“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又说：“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晡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这段记载，颇多疑问。吕禄欲为乱而迅解兵柄，已属费解，尤奇者是事后竟不通知吕产一声。吕产那时仍是南军领袖，手下的军队尽多，而他欲入未央宫“为乱”时，何以只带“从官”，不带军队？如果从官之中，包括军队，何以当未央宫殿门关闭之后，不去攻打，而只是“裴回往来”？又何以见了刘章所率领的一千余人都不敢抵抗？吕产的从官，既连一千人都无法应付，人数之少可知；那么吕产又为何率领数目那么少而又毫无战斗能力的人，来发动“为乱”那么大的事呢？从这些地方看，可以说诸吕不但对“为乱”没有准备，即对别人的暗算，也未曾防范。吕产之入未央宫，与其说是“欲为乱”，不如改为“欲上朝”或“欲办公”倒恰当些。总之，诸吕的罪名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是遭人暗算，糊里糊涂的作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诸吕虽庸，看来倒是一批心地厚实之人。惟其如此，所以才失败而又被恶名。他们在“欲为乱”以前的那段时间中，可以算得上虽无功却也无过。吕后对他们并不放纵，吕后的侄孙吕王嘉，便因“居处骄恣”被废。当时一般人对吕家人的印象，也不能说坏。骗吕禄交出兵权的郦况，曾遭举国不满。《史记》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的《郦商传》上，载有“天下称郦况卖交”的话，这是当时人与后世直书“诸吕之乱”的史家们见解不同的地方。

二　文景时期的政治革新论者及其反对派

文帝的入承大统，事之偶然，犹如中彩。因为这事完全由功臣派秘密决定，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无怪他得到消息后，手忙脚乱。后来听了宋昌的劝告，才鼓起勇气，带了几个随员，到京城去接收皇位。他来到京城，面对着这么一个复杂艰险的局面，内心的不安，不言可喻。所以他在即帝位入未央宫后，跟着就“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史记》十《孝文本纪》）然后才下正式的即位诏书。这固可以看出文帝的机智，同时也可看出文帝对新环境的恐惧。

文帝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就中有三个最大难题，是必须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第一，迎立他的那般功臣，原都是当初与刘邦一起革命的，资格既老，又有拥立之功，所以文帝即位后，他们在政府的位置，一概未受动摇。他们遇事倚老卖老，反对革新，抱定了既得的权力与地位，大有除死方休之概。他们阻碍新人的进用，自己又干不好，因此国家无法求进步，而文帝却又奈何他们不得。第二，宗室诸王国，因安定了一个相当时期，人口大为增加，实力随之增强。同时中央政府自孝惠以来，即以“无为”为政治最高原则，对诸侯内政采取不干涉主义。《史记》一百六《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这种放任政策，养成了诸侯的骄恣。文帝也是诸侯出身，当初的政治地位，原和他们相同。而且消灭诸吕后的皇帝候选人，原有三个，文帝不过是其中之一，由功臣作最后之圈定而已。这样，诸侯对文帝，自然不会十分尊敬，文帝自然也不敢对他们过分约束，如此反更启发他们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们遂由私生活的越规，进而至于各种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淮南王刘长直呼天子为“大兄”，锤击辟阳侯，自作法令。吴王刘濞也可以煮盐铸钱，招致天下亡命，称病不朝。甚而至于济北王刘兴居造反。一般黄老信徒的大臣，个个怕事，装聋作哑。诸侯闹了那么多的乱子，终文帝之世，很少见有什么大臣事先向皇帝提出警告，自然更谈不到什么防范办法。因此造成了“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的局面。第三是匈奴问题。自刘邦在平城吃了大亏与匈奴和亲后，汉廷一直遵循着这种屈辱政策。可是匈奴根本没有守约的观念，有机会仍是照样入侵。文帝时有位熟悉边事的宦官中行说，投降匈奴，作了匈奴的军事政治指导员。匈奴得到他，入侵更为方便，有一次匈奴的斥候曾到达长安附近的甘泉。由于他们的来去飘忽，汉军很难捕捉他们的主力。因此他们便“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在这种情势下，和的意义，早已失却。战呢，不但人才与装备，都成问题；而国内政局的不安，也使他不敢从事大规模的战争。

文帝作皇帝的二十三年中，几乎无日不在这三个问题之中打滚，但结果一个也未解决。丞相一职成了功臣集团分子的轮流终身职，这个死了，那个补上。除了周勃因太不知趣而被中途免相外，其他无一不是头顶“丞相”二字的官衔进棺材的。直到文帝死后，还有功臣集团中人在作丞相。其次文帝对于不法的诸侯，也未能作严厉的制裁。淮南王刘长被“废处蜀中”，半路自杀，竟闹得天翻地覆。对当时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尤其不敢得罪，赐几杖请吴王安心养病，终于养出日后的七国之乱来。对于匈奴，在外交上仍是采用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只能作被动的防守，虽然不断的挨打，但是无法还击。

文帝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却并非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作了不少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工作。他治事精勤，崇尚节俭，尤其注意人才的选拔。他遗留下雄厚的国力，以及不少优秀的谋臣武将，以为后世安内攘外之用。同时他更设计好一种建国的蓝图，为后世所遵循。终使国家在他的身后日臻强固，使汉朝成为名符其实的新朝代，而非旧朝代的延续。这蓝图的起草人，就是盖世聪明的“洛阳少年”贾谊。

贾谊的学问，受儒家的影响最大，同时又懂法家之学。他主张以仁义立国，极端痛恨秦国的强暴政治。他所发的议论，全以时事为据，故无空疏之病。原来汉朝立国后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是完全承袭秦朝的。秦制的基本精神，则是“武力”与“律条”。因此汉朝的法律，极为严厉。而汉初一般大臣，偏又讲究“清静无为”，平时对人民不大过问，一旦出事，就搬出秦法来。所以若论汉初的政治，“不教而诛”四字，足以尽之。此外，在秦法之下培养成的“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风俗，也依然存在社会上。从这些地方看来，汉朝没有资格称得起为“汉”，只配称作“后秦”。所以贾谊在太中大夫任内，首先建议改革制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贾谊传》说：“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后他在梁怀王太傅任内，又针对着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时弊，上了有名的所谓“治安策”（载《汉书》四十八《贾谊传》），提出许多对时局的独到见解。其中除了对付匈奴一项有点不切实际外，其他各项莫不由后来的史实证明其正确性。他的主张，不仅是在改变旧制度的表面，在精神方面也要一扫嬴秦之恶毒。他不仅要改良当时的政治现状，而且要纠正当时的社会风气。他要在强力之外，更注入政治与社会一种德教的新精神。他既反对秦朝，当然不能用秦朝的手段来推动他的政策，所以他的一切改革办法，性质都是比较和缓的。

对于诸侯问题，他认为只要诸侯的力量不足与中央抗衡，便可无事。他在《治安策》中所提出的办法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其次他主张好好教育太子，使他们将来能在德行上作国家的表率。这样，逾法的事，自然会少。对于社会风气，他主张以管子所说的“四维”来改变秦朝以来社会上惟力是视、惟利是图的颓风。同时，他认为这等任务，“俗吏”是办不到的，必须由“识大体”的人来担负。此外他主张君臣间要有礼节，皇帝应当优礼大臣。因为自刘邦以来，汉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礼节，常将低级社会朋友家人间的言语动作，搬到朝廷上来，极无体统。同时他认为皇帝必须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则必将使臣下“犬马自为”，忘掉廉耻节操。如以此话按诸陈平、周勃之媚吕而又反吕，则可见刘邦狎侮大臣的影响，何等严重。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贾谊的计划，规模是宏远的，见解是深刻的。虽是满口仁义道德，但确有他一套现实的办法，而不是徒托空言。

贾谊极受文帝的赏识，他由博士超迁至太中大夫时，不过二十几岁。接着文帝便准备以他“任公卿之位”。这样一来，功臣集团中人，乃又大起恐慌，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一般老牌军人政客，都起而反对。他们本无政见，自然不会从理论上反对贾谊，只能含糊其词的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所谓“专欲擅权”，即是怕贾谊夺去他们的既得权位。所谓“纷乱诸事”，即是怕贾谊改革他们因循敷衍的办事原则与方法。洛阳在当时是一商业都市，所谓“洛阳少年”，即犹今日之骂人为“上海小流氓”，其词粗鄙，与说陈平“盗嫂”无异。文帝在当时无法过分违拗那般功臣，不得不把贾谊外放，贾谊终于忧郁而死于梁王太傅的任上。贾谊虽因没有取得政治实权以一展其才，可是他的大部见解，终于成为以后汉朝建国的准则，在他身后，一一实现。

贾谊死后，另外一个改革论者继之而起，那便是晁错。他少习申商刑名，后又曾受《尚书》于伏生。文帝时曾任太子家令。景帝时他凭了皇帝的信任，气死了功臣集团的硕果申屠嘉丞相，由内史跃登御史大夫。因为他是法家，故作风与贾谊不同。他为尊天子安宗庙，就在充任副揆之后，展开雷霆万钧的政治改革。第一个改革对象便是诸侯。他摈弃众建诸侯的办法，而采取硬性的“削地”政策。其主要目标，便是当时富强甲天下的吴国。他也料到可能会激起叛变，但他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所以不顾一切的实行。他与反对派的冲突，也因此远较贾谊时为甚。

远在文帝时，因他屡次上书请求改革，已遭一般大臣不满。景帝即位后，功臣集团虽趋幻灭，但另一以个人为中心的豪门继之而起，便是景帝母窦太后的从兄子窦婴及其门下一批人。窦婴以外戚之重，又好宾客，所以很多人趋附他，因而造成雄厚的政治势力。他首先反对削地之议，后来七国乱起，他把他的重要门客袁盎荐与景帝。袁就利用景帝的恐惧心理，献出“急斩错以谢吴”的计策，晁错之被杀，实是窦袁二人作好的圈套。袁盎为人极有手段，文帝、景帝、周勃、申屠嘉，均被他愚弄过。这派人士与诸侯不能说没有勾结，窦、袁二人都曾作过吴相，袁盎且曾受过吴王的财物，因此二人成了当时的吴国问题专家。他们想利用中央与吴国的矛盾关系，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他们反对削地，目的是在打击政敌，而非有爱于吴国。从一方面袁盎充任对吴和谈代表，一方面窦婴出任大将军领兵戡乱看来，可知他们对吴事的看法，是对人的而非对事的。这批人在晁错心目中，本是韩非子五蠹中人，当然亟须铲除，因此他累次想杀袁盎。但七国乱起，他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反得到“衣朝衣，斩东市”的结局。他被杀后，叛乱并未因而平息。不过窦袁辈的目的已达，便不再弹老调。他们以吴国问题起家，终又出卖了吴国。

晁错对于匈奴问题，也有极高明的见解。他曾把匈奴与汉朝双方在战术的长短，作过详细的比较，创出“徙民实边”的伟论。可惜这些事还未等他动手去作，他已殉身于他的政治理想。他和贾谊虽然在见解与作风上有不同的地方，但同是汉初最伟大的政治改革论者。贾谊在朝中是孤立的，晁错虽握实权，但为时短暂，实力也不雄厚。但他二人所倡的政治革新运动，均曾震撼汉初以来旧政治所造成的反动势力。其身虽败，其议论则如洪水暴至而不可抑止，直到武帝时始得到归宿。但如果这种革新运动能在他们生前实行，则武帝时国家会减少许多麻烦事情。武帝以后的繁荣和平，也将会提前几十年出现。

三　由养士造成的豪门冲突

从刘邦死后到文景这段时间，汉朝的中央政权，不算巩固。那时诸侯势力强大，函谷关以东，几乎全是他们的封土。“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史记》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央的不干涉政策，促成他们的骄恣不法。当时政府大员的办事态度，又极马虎，在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下，而无严格执法的人。因此战国时代的一部分风尚，又于此时复活。在民间活跃着“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游侠者流；在中央高级官吏以及列国诸王之间，则盛行着“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养士之风。游侠与养士，本是同一原因所产生同一结果的两面。所谓“游侠”，常也就是公卿诸王所养的“士”。养士者常能济人之急，但被周济的不一定是善类；游侠者常能死人之事，但所“死”的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事。他们的道德行为只用之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小圈子里，如果他们的目的与国家冲突，他们便不惜破坏国法。正是《汉书·游侠传》所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虽然养士的人与被养的人其中都不乏人才，但无疑的这批人却是国家走向安定统一之路的障碍物。

汉初养士的风气，最先从诸侯国中发生，当然他们的用意是在觊觎中央政权。刘邦时，代相陈豨的宾客最盛，终至造反。以后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结果也造反。景帝虽平定了七国的叛乱，却平不了诸侯的养士风气，因为这是整个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纯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所以紧跟着是梁孝王的好客，一直到武帝时的淮南王，都几乎闹出乱子。景帝初年，这风气由地方传到中央。那时刘邦遗留下的功臣集团已零落殆尽，朝廷需要新兴的政治集团，于是养士的豪门与法家同时并起。前者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物是窦婴。后者要改造时代，代表人物是晁错。两派人士相互水火，结果窦婴胜利，因此又酿成盛极一时的中央大员的养士之风。

养士者常利用士来助长威势，打击政敌，而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士”也常借了养士者的政治地位与声望，去作不安分的事。窦婴最初之以袁盎谗杀晁错，与后来之因灌夫的不法而被弃市，正是这种情形的最好注脚。袁盎是兼有“士”与“养士”者的双重资格的，他是窦婴的“士”，同时自己手下也有一批人。他虽是国家官吏，却与当时的大侠季心、剧孟情感极好。季心是季布之弟，《史记》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的《季布传》上说他“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即当时有名的“酷吏”郅都也不敢惹他。剧孟更是“以任侠显诸侯”，《史记》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可见当时他们的潜势力之大。袁盎凭了这种资本，成了窦婴门下士的中坚，又靠了窦婴的提拔，官至九卿。窦婴被拜为大将军时，曾以地位金钱拉拢了不少的人，七国之乱前后，正是窦、袁的极盛时代。《史记》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史记》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的《袁盎传》也说：“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乱平之后，他们的声势，更为煊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因此条侯周亚夫死后，窦婴便成为盖世无双的豪门。景帝尝以“沾沾自喜”四字批评他，自此可窥见窦婴的风格。虽然景帝不喜欢窦婴，没有拜他为丞相，但终景帝之身，窦婴的声势，未受动摇，这当然与窦太后的关系极大。

谁知到了景帝末年，另一个豪门继之而起。那便是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田蚡。窦婴作大将军时，田蚡不过是侍从武官一类的“郎”。但到景帝末年，已作到太中大夫。到了武帝初年，窦作丞相，田作太尉，双方已有旗鼓相当之势。田蚡这个人，似乎在处处模仿窦婴。窦婴好客，他也好客；窦婴好儒术，他也好儒术；窦婴曾与吴国有来往，他也和淮南王交结。不同的是他与武帝的亲戚关系，较窦婴为亲，而窦婴常惹窦太后生气，王太后却是田蚡的绝对支持者。因此窦、田虽因得罪窦太后而同遭罢免，但窦太后死后，田蚡反作了丞相，窦婴则落得“益疏不用”。田蚡作丞相后，声势乃显然的超过了窦婴。曾作过梁相以谨慎著名的韩安国，便是田蚡最得力的干部，犹之乎昔日窦婴门下的袁盎。窦婴的宾客因窦的失势，大半跑到田蚡那边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的灌夫。

在那群去窦归田的宾客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籍福。虽然史书并未正面谈到他的出身，但可断言他是一个游侠头子。《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曾说季心“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季心、袁丝（即袁盎）、灌夫都是“为任侠”的人，则籍福是何种人，自可想见。并且由福与袁、灌二人的关系看来，也可推知他与窦婴的关系。武帝初即位时，籍已俨然是田蚡的幕客，曾劝田蚡把丞相一职让给窦婴。继而又劝窦婴“兼容”，遂碰钉子。后来田蚡又使籍“请魏其城南田”，而遭灌夫怒骂。乃至灌夫骂座遭田蚡扣留时，籍福又“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结果灌夫骂得更凶。从这些事上看，均可证明籍福是去窦归田的宾客之一。

窦田冲突的起因，从表面上看来，一是为了田蚡要窦婴的城南田，而窦婴不许。一是为了灌夫当众侮辱田蚡。但窦婴所以不允田的要求，是因认为田“以势相夺”，显然是宾客尽去后的愤激之言。灌夫之所以侮辱田蚡，更直接因宾客在宴会上重田轻窦而引起的。所以这两件事的基本原因，都起于宾客。窦田冲突，可以说是一场宾客争夺战。窦婴因宾客冷落，自然极感羞愤。灌夫的不去，为他保留最后的一点面子，因此引灌夫为知己，并且要藉灌去打击“生平慕之而后弃之者”，所以竭力支持灌夫的骂人。灌夫之骂籍福，骂临汝侯，骂程不识，实际就是窦婴报复情绪的发泄。最后，灌夫因骂田蚡而获罪，窦婴也抱定“终不令灌仲孺独死”的决心，竭力营救。这固是死党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为保持他最后的一点面子，故窦婴不惜为此拼掉老命。当时朝臣，无疑均站在田蚡一边。即连当时以正直出名而又素来同情窦婴的汲黯、郑当时辈，都不敢为窦婴辩护。失势者又岂能避免他们的悲惨命运呢！

窦田两豪门势力的起伏，虽然直接由于双方政治权力地位的移转所致，但这次事件，却少政治意味。主要的还是起于私人情感的冲突，而非政权的争夺或是政见的争执。

武帝虽因王太后的逼迫而杀窦婴，实际对田蚡也无好感。有能力的君主，大都不愿朝中有此现象，所以武帝曾尽力压制这种养士与游侠的风气。窦灌被杀后，不久田蚡也死去。中央大员的好客之风，逐渐衰竭。田蚡以后，汉廷的丞相，除了公孙弘还有几个宾客外，“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汉书》五十八《公孙弘传》）。像卫青那样立过大功的外戚，也只能“奉职遵法”而不敢招士。霍去病更不必说。至于诸侯方面，七国乱后，已有一番整顿。武帝更一面推行贾谊的分化政策，一面加强对他们的统制，因此大部都失去招贤纳士的能力。所以自淮南王以后，汉朝即没有公然倡乱的诸侯。国家的内部，总算大致得到安定。

四　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

武帝时国家内部虽日趋安定，但匈奴仍是大患，所以武帝想趁机一雪国家的百年奇耻。经过朝臣激烈的辩论，决定对匈奴作战。在马邑诱敌失败之后，更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因为旧人凋谢，他以文帝以来新兴的山西军人集团与几个外戚军人，组成了新的军事统率系统。而汉廷群臣，至此更发生文武分途的现象。原来汉初功臣集团的分子，大都饱经战阵，所以“出将入相”，他们尚可包办。文帝时，这批人年纪已老，到景帝则全部死光。景帝时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充任，这批少爷，除周亚夫资兼文武外，其余均碌碌不足道。武帝时“出将入相”的人选，已不可得，因此干军的与干政的便不能不显然分开。恰巧武帝预备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东方淮泗军人的后裔，既已无人会打仗，因此西北边陲一批善战的军人，遂乘时而起。他们因地域关系，久遭屏抑，至此始有发展事业的机会。

山西人之善战，秦时即已驰名。《汉书》六十九《赵充国辛武贤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这里所说的“山”，应当是指今日陕西省的华山，所以《汉书》上所说的山西、山东，等于后来所谓的关西、关东。班固认为“山西”所以出将，是由于与外族接近之故，此点大致不错。不过除此之外，与汉兴以来山西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一点，也有关系。

刘邦入关，部下全是“山东”人。这批从龙之彦，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团。他们所交结援引者，当然仍以同乡为主。何况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谈不到政治机会的平等，所以地域关系扼杀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从刘邦到景帝，汉朝的丞相，凡有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山东人。武帝的十三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孙贺三人是山西人。而其中两个是皇亲，只有李蔡算是“积功至丞相”。至于军界，更是如此，气焰万丈的淮泗军人，于大功告成之日，岂肯容别人插足。六郡良家子的从军，虽是山西人猎取功名的唯一出路，但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中下级干部。所以他们在汉初一直被冷落五六十年，直到淮泗军人死光而无后继之时，才露头角。《汉书·地理志》：“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所说的“名将多出”，乃是指景帝以后的事。

武帝用人，有个特点，就是他所任命的军政最高首长，不问能力，也不问出身，专找最听话最可靠的人来充任。所以武帝的十三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军人，有宗室，品类虽杂，而无一不是庸才。所谓“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在军事方面，也用这个办法。他所建立的军事统率系统，是由山西军人充任主干，担任实际的作战任务，而由几个“奉法遵职”的外戚来充当最高统帅。山西军人在朝中毫无凭藉，所以他们的兴起，多半要靠真本领。这批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与军事才干。汉武一朝的对外战绩，多半是他们的血汗结晶。总计卫青伐匈奴时部下的十五员大将中，山西（今陕西、甘肃等省）人占八名，即李广、苏建、李息、赵食其、张骞、李蔡、公孙敖、公孙贺；山东（今山西、河南等省）人占四名，即荀彘、张次公、曹襄、韩说；此外北方边塞的云中（今绥远省）人二名，即李沮、郭昌；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赵信。从这个名单看来，当时武将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战声威素著者，亦几无一非山西人。

山西军人的最大特征，一点是爱惜部下，一点是喜欢招贤纳士。这是与当时外戚军人最不相同的地方。就中以李广的声望最高，他是秦将李信之后，世代将门，其本人又具有卓绝的战斗技术。他在文帝时已露头角。景帝时从周亚夫击吴楚军，也曾立功。以后他历任边地各郡太守，与匈奴打过多次硬仗，当时的典属国公孙昆邪称赞他“才气天下无双”。武帝时他充任右北平太守，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数年不敢入侵右北平。诸如此类，可见他当时声威之壮。他对部下之爱惜，可以说已达到甘苦与共的地步。《史记》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说：“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汉书》五十四《李广苏建传》也说：“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戏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李将军列传》又叙述他死后的情形说：“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仅就这一点，便可看出他平素的为人以及受部下爱戴之深。苏建对养士也甚感兴趣，他曾劝卫青招贤纳士。李广的孙子李陵，司马迁说他“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汉书》六十二《司马迁传》）《汉书·李广苏建传》也说李陵“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所以山西军人，大致说来是爱养士的。陇西李氏所以有那么大的名望，除了他们的军事天才外，与“士卒爱乐为用”一点，也有极大的关系。

至于外戚军人，其作风恰与山西军人相反。武帝先后以三个由女宠而进的外戚，充任讨伐匈奴的统帅，即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人中除卫青有些才具外，霍李二人，一派花花公子的作风。不过他三人共具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以和柔自媚于上”。他们只求皇帝的宠幸，不愿再与别人往来。所以卫青当苏建劝他招士时，他便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他认为人臣除了服从命令去办事外，自己不应再树势力。所以他一生小心翼翼，看皇帝的颜色行事，但是因此也难免与部下及时人发生隔阂。所以苏建说他：“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毋称焉。”霍去病则与士卒隔阂的更厉害，《史记》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说：“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但就“奉法遵职”这方面说，却与卫青无二。李广利更不足道，伐大宛时贪污腐化，饿死许多士卒，自然更梦想不到什么养士。可是武帝最喜欢这种人，他们没有个性，所以听话；没有大志，所以可靠。武帝时外戚多矣，而三人特见宝爱者，原因在此。不过，这种作风，如何能受部下爱戴，所以他们只能借了皇帝的权威来驱使部下而已。同时他们仅凭外戚资格而任统帅，使有资历才能的部将，尤感不服。武帝之世，外戚军人和山西军人的领袖人物陇西李氏的始终扞格，便由此种人事问题造成。

卫青在外戚军人中算是好的，山西军人有一部分是他的心腹，如公孙敖、公孙贺等。因为前者是他的老友，后者是他的亲戚，所以对二人特别提拔。对其他部下，也还宽容。独对名满天下的李广，处处表示排挤，造成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战而终不得封侯的命运，以李广的资历与才干，而所受的优遇，不如诸将。每次出师，李广所率领的军队，从未超过一万人，亦从未负过重要任务。他每次作战，无一次不表现奇迹，而又无一次不因失援而败。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武帝命卫、霍伐匈奴，李广几次请求，武帝才准他充前将军。等到出塞以后卫青得知匈奴单于的所在地时，却把李广调为侧翼，而以公孙敖为前将军，担任与单于正面的作战。《史记》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说：“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可见卫青此举的目的，明明是想提拔公孙敖，以冀恢复他新失的“侯”。至于《李传》所谓“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亦犹今之军人，开口便是“奉命”如何如何，恐怕只是一种借口而已。李广生平以不能一当单于为憾，此事给他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其后卫青又预备把捉不到单于的责任，推卸于李广的“失道”上。这种折磨，李广除引刀自刭外，实已无他路可循。李广的儿子李敢，曾随霍去病伐匈奴，亦极善战。为了他父亲的死，把卫青击伤。后来在随武帝打猎的时候，被霍去病冷箭射死。武帝反替霍掩饰，说李敢被鹿触死。李氏与卫、霍的这场冲突，绝非单纯的私人纠纷，正是外戚军人对于山西军人的示威。李广为当时军界名宿，尤受一般中下级干部的拥护，其负时望及得士心，不但直接威胁卫青，连武帝都有醋意。卫青之敢于打击李广，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至于李蔡、公孙贺、公孙敖等之所以能官运亨通者，乃因此辈虽为山西人，但均庸庸碌碌，惟命是从，故仍能得到卫、霍的借重以及武帝的青睐罢了。

到了李广的孙子李陵，又与另一位外戚发生纠纷，那便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此人毫无作战经验，只因武帝“欲侯宠姬李氏”，才命他去伐大宛。费时四年，前后出动二十几万人，所收的战果，不过是几千匹马。这种人李陵如何能看得起！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汉伐匈奴，他拒绝为贰师将辎重，而愿自当一队。因此带了步兵五千人，出塞北行三十日，在浚稽山与单于亲自统率的十万匈奴军遭遇，在四次恶战毙伤敌军万余人后，自身损失，不过一千余人。奇怪的是，像李陵所率领的这样好的军队，武帝却没有慎重考虑到后援问题，终因连斗十余日后，矢尽援绝，在去塞百余里的地方投降匈奴。同时李广利以骑兵三万，在天山与匈奴较弱的一环的左贤王作战，虽也杀了匈奴万余人，而付出的代价，却较匈奴多一倍。《史记·匈奴列传》说此次战役，“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这与李陵的战绩，无法相较。所以当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时，武帝认为他是“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汉书》六十二《司马迁传》）因为二李同时出师而战绩不同，故“为李陵游说”即等于“沮贰师”。武帝之袒护亲戚，固然可以想见，同时从这件事上，多少也可以看出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之间平时意见之深，以及山西军人政治势力的微弱。善战与爱士，既为山西军人之独特风格，惟李氏祖孙兼而有之，故李氏可为山西军人的代表人物。其次苏建、张骞，亦能近似。但是山西军人却吃了这种风格的亏，李氏祖孙之败，固不待言；苏建也是处处受排挤，张骞的封侯，更是千难万难。较诸公孙贺、韩说辈之“无灾无难到公卿”者，相去何远！李氏族灭后，山西军人中没有足以与外戚军人抗衡的人物，而汉军的战斗力，从此走向下坡路。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十四年），汉军与匈奴作战，李广利军七万人，全军覆没，从此汉朝无力对匈奴作主动的出击。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开边事业，最后以这样的场面来作结束。

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的冲突，大致可以说是军事内行与外行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受部下拥戴与受皇帝宠信的两种军人的冲突。前者无论经验才干名望任何一方面，均远过后者，而所遇则恰恰相反。人事上既有这等不平现象，又怎能望其有好的战果。所以武帝倾全国之力以及数十年的光阴，与其众“不过汉一大县”的匈奴相拼，最初虽占些便宜，最后竟焦头烂额，几乎不可收拾。武帝以后，山西军人日见抬头。宣帝时赵充国、辛庆忌都立过大功。从用人的得法以及处理国事态度的郑重看，宣帝是远较其曾祖为高明的。

五　儒家和法家的政见争执

窦、田以后，终武帝之世，汉廷没有以私人为中心的大政治集团。卫、霍的地位很高，但不敢制造庞大羽翼。李广虽有很多人拥护，但不受天子青睐。其后武帝为了防止叛乱，用了一批“酷吏”。为了筹措战费，用了一批计臣。另一方面为了装璜门面，又用了一批儒生。前二者的分子，办事认真，不怕树敌，除皇帝以外，六亲不认。他们同调极少，手段极辣。后者思想既嫌迂阔，办事尤无魄力，在武帝心目中多少有点“俳优畜之”的意味。这批人虽也有大官，但无实权，对于国家大事，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就维持君主绝对专制一点看来，武帝这套用人方法，确也有其道理。

酷吏与计臣，可以合称为法家。因为他们在思想与作风方面，类似战国的商、韩。他们之中，有不少的人才，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他们或理政务，或办特务，或管财政，均有极好的成绩。他们心目中的法，就是皇帝的命令。《汉书》六十《杜周传》说：“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因此他们办事，可以说完全秉承皇帝的意思去作。此外不以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为根据，也不受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的约束，因此把事办得极为彻底。武帝当然乐于任用这批既能干而又绝对服从命令的人。武帝时的丞相，像是摆设，外表虽然维持其优礼，实权却在御史大夫手中。这现象在武帝末年，益趋明显。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便多是此辈法家。

武帝这个人，正是汲黯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的君主，他的尊儒，正是“外施仁义”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好儒，远不如他的好神仙。他一生行事，更无处不与儒术相反。他对儒生，大体说来是尊而不用。即使是用，也是用他们所懂的关于礼节制度方面的“术”，不是他们那套治国平天下的“术”。因此儒家在当时政治上的重要性，当然无法与非儒家抗衡。所以公孙弘以丞相之尊，为谏置朔方郡，竟为朱买臣鼠辈所摧辱。博士狄山，主张和亲匈奴，与张汤廷争，竟被迫守边，让匈奴取去头颅。这并非因为儒家的议论，全无道理。而是他们的道理，为武帝所不喜欢。

武帝晚年最得力的一位法家，便是“言利事析秋毫”的洛阳贾人之子桑弘羊。他历任财政方面要职，最后并升任御史大夫。他主持财政，以办理盐铁专利及管制物价二事，最有成绩。以武帝之挥金如土，他居然能使财源不竭，物价不涨，本领令人叹服。桑弘羊那些弄钱的办法，自然要遭到只讲仁义而不言功利的儒家的不满，所以到昭帝初年，举国儒生，一致反对桑的经济政策及措施。《汉书》二十四下《食货志》下：“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为了此事，桑弘羊与那般贤良文学，发生激烈的舌战。桓宽的《盐铁论》，便是这场辩论会的纪录。开会之初，双方尚作理论的辩难。继而大动肝火，从对方的人格骂到对方的宗师；从辩论管理盐铁物价等机关的存废问题，一直辩论到有关外交经济法律的各项国家大计。他们各持一理，不能相下，但都不出先秦儒法二家的思想范围。

法家首先解释设立管制盐铁等机关的理由，是为防备匈奴的屡次入侵，拿这些机关来“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第一》）进而解释振兴工商业可以富国利民，而这些措施，正是扶持工商业的必要办法。他们说：“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也。”（同上《本议第一》）。并且说这些措施，以富商大贾为裁抑的对象，不但百姓不受损失，而且可使“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同上《轻重第十四》）儒家则仍抱着“以古非今”的一贯态度，他们根本反对法家这些经济政策与措施的目的，首先认为对外就不该用武。因为就理论上说，“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上《本议第一》）就实际上说，“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同上《本议第一》）所以他们主张对匈奴只应“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同上《击之第四十二》）其次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农业是本，耕稼乃是百姓基本的职务与利源。他们说：“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同上《力耕第二》）至于人民的衣食缺乏，其故不在生产之不足，而在少数人的奢侈，工商业便是推动奢侈之风的一种动力。故他们说：“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同上《通有第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节俭，始可以致富；必须务农，始可以节俭。他们的“理民之道”，便是“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同上《力耕第二》）以上大致是从理论方面驳复对方，同时他们更举出这些经济措施的实际弊病，如因铁器买卖铸造的不自由，致使农家没有好的农具使用而减少生产，以及官吏商贾借管制物价从中非法牟利等等。

从这场辩论看来，法家的经济措施，在技术上不能说没有流弊，不过他们完全根据现实，发挥见解，并没有标榜什么超现实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理论，较切实际。儒家的理论，大半忽略现实，偏重理想。他们的批评，令人有“因噎废食”之感。盐铁之议的结果，儒家虽未获得决定的胜利，但也未像武帝时败得那样悲惨。政府为敷衍他们的面子，把法家经济政策中不重要的酒榷一项取消。这件事可看出当时儒家对武帝的“举中国以事四夷”，发生极度反感，同时也反映着汉廷中桑弘羊以外的执政者，对武帝政治的怀疑。宣帝时，博士夏侯胜更公开攻击武帝。而昭宣时期的休养生息，也正是汉廷君臣以武帝为戒鉴的表现。儒家后来所以能在政治上得势，与这种情势颇有关系。

六　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与现实派

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事业，到头是场悲剧。他和秦始皇一样，虽是好大喜功，却最怕死。他晚年简直害了“迫害狂”，时因怀疑而杀人，最后竟杀到自己的太子。伐匈奴也以惨败收场，同时国内更呈现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他终于在痛悔中死去，临死将年幼的皇太子弗陵（即昭帝）托付给他的亲戚霍光。昭帝即位后，霍光即以“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代行皇帝权力。从此“大将军”这个官衔，变成汉朝事实上的摄政。他独揽军政大权，丞相成了他的僚属。虽然表面上仍是听命于皇帝，实际上他有处理军国大事的全权，皇帝极少过问。霍光之为大将军，不特在西汉官制上创一特例，并且导宣帝以后外戚政治的先河。不过大将军一职，必须于皇帝不能或不愿亲政时才能产生，这个官职的设置与否，须视皇帝而定。所以宣帝自霍光死后，即未设大将军。元帝时也没有。到了成帝，王凤才以元舅身分，出任此职。王凤死后，终成帝之世，大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蔚成盛况空前的外戚政治。王家的声势，如旭日中天，朝廷中找不出一个足以与王家抗衡的政治势力。任何一个朝臣集团，只能算作王家僚属的若干单位之一，而不能与王家平行。哀帝虽曾对王家加以打击，但没有伤及根本。同时由于哀帝对国事那种儿戏态度所激起的普遍反感，反使王莽在哀帝死后成为举国拥戴的政治中心人物。他遂利用这个机会，夺去刘家的江山。

另一方面，武帝死后，一向在政治上无甚重要地位的儒家，势力日见扩张。到元帝时，他们的集团，竟成为朝臣的主干。这固然由于元帝爱好儒术，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举国对武帝数十年对外战争所造成的动乱局面发生反感时，他们是武帝政治最主要的反对派。如果武帝以后的皇帝不愿为武帝的话，那么他们便极具被任用的条件。他们有一套有系统的政治理想及办法，其完备为诸家所不及。理想在未实现时，总是具有诱惑性的。因此儒术不但颇合一般不切实际的君主的胃口，也易为一般读书人所接受。于是他们便藉着武帝为他们铺好的“五经博士”的大道，一步步踏上政治舞台，渐由配角变成主角。武帝对此，真可以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到了昭帝时的盐铁之议，儒生们公开抨击武帝的政治。宣帝时更有人骂到武帝本人。宣帝的政治，虽是“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汉书》八《宣帝纪》）的一套法家作风，但当时的丞相御史大夫魏相、丙吉、蔡义、韦贤、萧望之等，都出身儒生，萧望之更是宣帝托孤之臣。像萧望之反对冯奉世封侯以及韩延寿与萧冲突而被杀的事，若在武帝时，便绝无可能。可见当时儒家的势力，已经不小。宣帝也自认是“以霸王道杂之”。（《汉书》九《元帝纪》）到了元帝，宣帝遗留下的朝臣中，属于霸道的宦官弘恭、石显，与属于王道的儒家萧望之、周堪等发生权力上的冲突，结果石显等联合外戚史高击败萧等。他们又引用了一批附和他们的儒生，便是“阿谀曲从，附上罔下”的匡衡、张谭之流。于是宦官与儒家合流，儒家拥着政治首长的名位，宦官则掌握着发号施令的实权。

王凤是元帝王皇后之兄，成帝之舅。成帝即位，他出任大将军，设法摈斥了与皇帝关系较远的外戚另一王氏及冯氏，而得专断国政。他确有其长处，他不但奠定了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势力，同时也提拔了不少人才。成帝时，大将军以下的外廷首长，大半由儒家充任，他们可以说是王家的主要班底。此外还有一个集团，规模不如儒家集团来得庞大，但团体非常巩固。这个团体的分子复杂，有军人，有公卿子弟，有地方官，虽然出身不一，但私人间的联系甚密。他们均极能干，思想属于法家一类。不过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不高，对国家大计，从未提出显明的政策，他们的思想只是从他们办事作风上流露出来。这批人以陈咸、陈汤为首，可名之曰“现实派”。儒生派与现实派的关系，是平行而对立的。对于王家，则均是上下的关系，可以说是王家部下的两个单位。两派的首要，大半是王凤提拔起来的。不过儒家在政治上之占势力，不自王氏始，所以他们虽听命于王氏，但整个集团的政治地位，王氏并不能完全左右，因此在朝中一直占着上风。现实派因为没有儒家那样深厚的根基，大将军可以完全左右他们的政治前途。每任大将军对他们的好恶，即可决定他们整个集团的兴废。所以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现实派始终处于劣势。大将军支持他们时，他们还可与儒家对垒，一到放弃支持，便只有垮台之一途。

现实派的首脑，除陈咸、陈汤外，还有萧育、朱博、朱云、王章、孙闳、逢信等人。他们多半是极好的吏材，敢作敢为，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此辈维持。当时属于儒生派的宰相翟方进曾弹劾陈咸、朱博等人，说他们“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才，过绝人伦；勇猛果敢，处事不疑。所居皆尚残贼酷虐，苛刻惨毒以立威，而亡纤介爱利之风”。（《汉书》八十四《翟方进传》）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们的能力与作风。陈汤在元帝时任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矫诏发诸国兵，斩匈奴郅支单于，威震敌国。陈咸是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元帝时作御史中丞，曾与朱云相结，反对中书令石显及少府五鹿充宗等人。到了王凤执政时，曾以陈咸为长史，其后他历任各地郡守。他作官“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因此“下吏畏之，豪强执服，令行禁止”。（《汉书》六十六《陈万年传附子咸传》）萧育是萧望之的儿子，为人“严猛尚戚”，也曾作过几任地方官，以善平盗著名。朱博出身小吏，作冀州刺史时，吏民畏之如神。他极端瞧不起儒生。《汉书》八十三《朱博传》说：“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这种侮儒的态度，简直和刘邦相似。朱云曾在朝中公开请求杀掉丞相张禹，王章则曾抗疏弹劾大将军王凤。由此可见这批人中，不特人才辈出，还有不少抗直之士。

儒生派私人间的连系，虽远不如现实派紧凑，但他们的思想与立场相同；攻击现实派，阵线是一致的。所以成帝时由儒家担任的各任丞相，私人间的关系，虽不密切，但无一不与现实派作对。他们性格圆融，手段持重，每当大将军对现实派不表好感时，便乘机向对方作致命的打击。儒生派分子的个人操守，大体还过得去。现实派之中若干分子，行为极不检点。如朱云任槐里令时“残杀不辜”，陈汤更是屡次犯罪，而每次均是砍头的罪过，这些事常给人以攻击的把柄。虽然如此，他们仍能凭着他们的才能，与占绝对优势的儒生派相周旋，从元帝末年一直闹到成帝末年，共闹了三十多年，才被击垮。

陈汤、甘延寿立功归来，元帝想把他们封侯。中书令石显，因与甘有隙，便授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共起反对。几经争执，陈、甘虽得封侯，但食邑户数减去许多。到成帝时，陈汤作射声校尉，又被匡衡举发他在西域时的舞弊情事，结果陈被免职。这是两派人士冲突的开始。现实派中咸、汤二人是好友，陈汤被匡衡劾免，又经王凤提拔，在王凤幕府中作事。王凤死后，王凤的从弟王音为大将军，待陈汤也不错。这时陈咸颇以滞于郡守为憾，便因陈汤的力量，内调为少府。作了几年，很有成绩。不过，与御史大夫翟方进，却于此时结下嫌怨。翟出身明经，很受丞相薛宣的赏识。薛曾有事与翟相连，陈咸奉命对翟诘责，翟因此怀恨在心。自此两派人士，便展开白热化的斗争。

王音死后，王凤的弟弟王商作大将军。王商一向讨厌陈汤，因此举发陈汤的罪过，把他免职，徙居敦煌。这时翟方进作丞相，便乘机上了一本，说陈咸“前为郡守，所在残酷，毒螫加于吏民，主守盗受所监。而官媚邪臣陈汤，以求荐举，苟得无耻，不宜处位”。（《汉书·陈万年传附子咸传》）于是陈咸也被免职。同时被免职者有陈的同党历任九卿的逢信。此后陈咸借了王凤的弟弟王立的力量，复起为光禄大夫，又被翟方进劾免。后来王立获罪，翟更想把陈咸的党羽一网打尽，于是又奏一本说：“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与立交通厚善，相与为腹心，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汉书·翟方进传》）结果，朱、孙免职，陈咸徙归故郡。陈咸回故乡后，忧郁而死。其后翟又把现实派的萧育挤掉，至此现实派趋于瓦解。王章因弹劾王凤死于狱中，朱云也早已被废家居。萧育在哀帝时虽又作官，但已无大作为。朱博虽也于哀帝时把儒家的孔光赶掉，代之为丞相，但不久犯罪自杀。哀帝以降西汉各种政治上的怪现象，便全是儒生派的杰作。

自从元帝信用儒家后，汉朝即开始不能振作。儒家之反功利思想，使汉朝无法定立进取性的政策，无法充分发展国力；而他们的当政，更直接阻碍进取人才的发展。现实派的失败，象征着进取人才的全部凋谢，同时更象征整个西汉王朝的没落。所以王莽虽由儒家拥上皇帝的宝座，但他的臣下，除歌功颂德者外，竟找不出一个比较有办事能力或独立风格的人。他极力想实现他那些含有浓厚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但努力的结果，使人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感，他终于很快的作了儒家政治理想的殉道者。由此看来，现实派的消灭，即使是对王家说，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

附记：此文写于前年春天，当时先伯孟真先生曾指示若干意见，不意两年以后，竟于此处发表，念之怆然。又此文承劳贞一先生予以斧正，特此致谢。

一九五二年四月于台北

原载《台湾大学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