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
（《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
一 湖畔孤鸿
中国之东南，尤其是俗称“江南”的这一地区，由于长江的冲积作用，使它成为一大片土壤肥沃的三角洲，农桑发达，物产富饶。虽然迟至公元四世纪前后，始行开发，但在唐代，它已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五代时，钱镠建吴越国于此，开发的程度更形增长；至宋，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称。这一地区农田收成的丰歉，往往代表民生经济的宽裕或贫乏，而左右国家的财政，故有“天下谷仓”之目。
三吴境内水路纵横，货物流通便畅，所以到处都有新兴的商业城市建立起来。各地所生产的粮食和大宗民生物资，汇集在直通开封的大运河边，舶运京师，供养都城中百万市民之所需。杭州，是运河南端的起点，与北端的苏州，同为江南经济的中心都市。
杭州在北宋当年，是京朝人眼中的东南第一大都会，如袁褧《枫窗小牍》说：“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嘉祐三年（1058），梅挚出守杭州，仁宗赐诗宠行，首联即曰：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梅在任中，就在吴山上造了一座有美堂，欧阳修作记曾说：“……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记北宋杭州之盛，极言尽美如此，对于门人苏轼之行将赴杭任官，欧阳修心里非常快慰，临别，对他道：“西湖有僧惠勤，人很文雅，长于作诗。我曾作《山中乐》三章赠他，你公暇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则不妨往寻惠勤。”
苏轼于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抵杭州任，到官三日，就往西湖孤山，访问惠勤、惠思二僧。
西湖孤山，在钱塘门外四里许的北山路上，湖中一峰独立，碧波环绕，必须坐船才到，山前山后，林木幽深。唐宋间，这一带地方，古刹名蓝，参差相望，山后到处都是花圃，为湖上一大胜境。苏轼去的这一日，天色晦暗，似有雪意，初见西湖，又在僧舍的纸窗竹屋里盘桓终日，顿觉心情舒坦，几乎就已不想回家了。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
但这不过是长时间的积郁，得一日的疏解而已。正如庄周之梦为蝴蝶，固然自以为是栩栩然的蝴蝶了，而从梦中醒来，则仍然是个蘧蘧然的庄周。
当时的杭州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人，以右谏议大夫出为江淮发运使，知越州，甫于今年正月才调到杭州来。他是个精勤吏事的好官，苏轼屡以“湖上棠阴”来颂扬他的爱民，两人相处不坏。而其他同僚，如监司张靓、俞希旦等，则大多是浮沉利禄的俗吏，苏轼常苦无可与言，但又不能不口是心非地敷衍他们，曾向老弟抱怨道：“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苏轼天生是个率性任情的人，在虚伪的官僚社会里，不能乡愿，就变成了怪物“狂者”。他觉得自己从未矫世违俗，何以却与世俗格格不入。同乡岑象求将以提举梓州路常平还蜀，在送行诗里，苏轼倾吐苦水道：“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苏轼自认疏懒和拙于应付，是他的无可救药的痼疾，此病不除，则其精神上之陷于孤独，也就很难自拔了。
人生，被命运播弄，发生变化，常在意外，如这变化竟然荒谬到令人不能自信时，则你已陷入命运的陷阱，遍身芒刺，动弹不得了。
在荆公变法所发生的政争中，苏轼是反对派中的少壮分子，他的激烈而动人的言论，为众目所共睹；他与保守派重臣间的交往活动，更被新政人物侧目疑忌。他是这样一个反对新政的彰著人物，却被派到地方政府来，地方官在职责上，必须遵守中央命令，执行新法，推行新政，否则即是渎职，所以他到杭州来做通判，本身即是一大讽刺。
江南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下，重建财经政策的重点，必置于此。王安石要为天下生财，要充裕国库的收益，也必然要以全力督促这个地区积极进行新政。其时青苗、募役、市易诸法，都已先后颁布实施。募役法虽然也遭人反对，但实际施行时，倒还相当顺利，地方上的大地主，每户只消缴纳六百贯文的免役钱，就可免掉差役的痛苦，这办法甚受有钱人欢迎；拿不出钱来的贫民，本来服惯差役，只要不另加苛杂，也就无可反对；单丁女户，到底是少数，阻力不大。只是青苗法的流弊却很严重，起先是执行的官吏强迫推销“贷款”，现在则已到了受贷的老百姓还不出钱来，被官府逮捕、拷打、追保以致入狱等，一连串压迫的惨剧，就天天在地方政府的公堂上，热烈登场。
州政府里，问囚决狱是通判的职务。预言这恶法必将有此恶果的苏轼，却必须每日冠带整齐，高坐堂上，看衙役着力鞭棰这些穷人，在一片号哭声中，签署无情的判词——这是何等不堪的工作，这是何等荒谬的命运。
杭州发运使李杞和了前举游孤山诗，苏轼再以原韵答诗曰：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呻呼。
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
白云旧有终老约，朱绶岂合山人纡。
…………
陶潜自作《五柳传》，潘阆画入三峰图。
吾年凛凛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
…………
苏轼刚强独立，不能首鼠两端，以一个激烈的反对论者，却无可奈何地来执行新法，一批一批囚首垢面的人犯，觳觫堂下，哭声震瓦，而堂上的这位通判，惭汗满脸，手执判笔，逡巡难下，落笔时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热泪盈眶，隐隐作痛的良心，总在汩汩泣血。
衙门旧例，除夕这一天，必须将狱中囚犯提出来逐一点名，这也是属于通判的公事。熙宁四年（1071）除夕，别人都回家过年去了，苏轼却须在都厅里值班，眼看铁索锒铛的犯人，一个个从堂下走过，执笔点名，一直忙到天黑，还没点完，不能回家。苏轼心想：我和他们没有两样，他们为了要吃饭才犯法，我亦不过为了生活才贪恋这份俸禄，做这违心丧志的事情。心底里有个冲动，很想学一学古人，将这些人犯暂时开释，让他们各自回家去过个年，但却没有这份胆量，暗自惭愧，作《题狱壁》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苏轼就任后，公事就一直非常忙碌，即使向来酷爱山水，而且此身已在西湖，却无时间可以逛个痛快。郎中蔡准（蔡京的父亲）新春邀他游湖，苏轼说：
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
解颜一笑岂易得，主人有酒君应留。
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
…………
又曰：“……君不见壮士憔悴时，饥谋食，渴谋饮，功名有时无罢休。”心雄万丈的志士，竟因区区衣食而憔悴，如何能叫他心甘情愿。
苏轼厕身官僚群中，精神上总觉得非常孤独。京中旧友刘恕从九江寄了诗来，胸中浩气忽然为之复苏，作《和刘道原见寄》诗曰：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这首诗，固是对风骨嶙峋、使新政头痛的刘恕，致其一片向往之情，但也反映出群乌中的苏轼，心头却有无边的寂寞，“出口谈治乱，一生溷尘垢”，他曾那么痛苦地自忏。
这寂寞腐蚀心灵，使人产生虚无的念头。如几乎同一时期内所作的《和刘道原咏史》那首诗，他写下了现实世界中先知的寂寞，古往今来作为一个天才所抱持的生命的沉哀。诗曰：
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
吴客漫陈豪士赋，桓侯初笑越人方。
名高不朽终安用，日饮无何计亦良。
独掩陈编吊兴废，窗前山雨夜浪浪。
整顿农田水利，是新政的基本工作。王安石执政之初，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责办理调查、开发农田水利等事务，其后又不断派遣劝农专使到地方来考察和督导。这批人中，不免有人仗势凌人，百般挑剔，动辄以检举奉行新法不职来威胁地方官吏，弄得地方官战战兢兢，如逢豺虎。苏轼看在眼里，满怀愤懑，忽然觉得还是老弟运气好，他做学官，没有吏责，虽然生活清苦，但可不遭这批恶棍虐侮，于是作《戏子由》诗：
宛丘（陈州古名）先生（子由）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自称）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
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台州推官孔文仲过江来看他，苏轼兴奋不已，他说：“一对高人谈，稍忘俗吏卑。”
苏轼说他自己生性只合是一匹遨游原野的麋鹿，如今却跑来做“立仗马”——那种仪仗队里，金鞍玉勒装饰起来的马匹，旁人看得非常华贵，在它自己只有厌恶。立仗马终日无声，那是用皮鞭子训练出来的，不准一嘶，此非马的本性。苏轼很激愤地说：“一样为别人劳作，我宁愿拉盐车，也不做仅存皮骨的立仗马。”
这年深秋，雨水丰足，苏轼白天听人说今年农家的收成都很好，夜雨敲窗，辗转不能成眠，深悔当年无端放弃家乡的田园生活，实在大错特错，秋怀难遣，竟至通宵不寐，坐以待旦，《秋怀二首》诗，有曰：
念我平生欢，寂寞守环堵。
壶浆慰作劳，裹饭救寒苦。
今年秋应熟，过从饱鸡黍。
嗟我独何求，万里涉江浦。
居贫岂无食，自不安畎亩。
念此坐达晨，残灯翳复吐。
二 湖寺寻僧
群芳谱中，唐人独重牡丹，洛阳花会，万人空巷，宋亦承袭此一余风，每年春天，看花是件大事。杭州安国坊（今众安桥畔）吉祥寺的和尚守璘养牡丹千本，有几百样不同的品种，每年花开，也都有盛会。
熙宁五年（1072），暮春三月，苏轼从沈太守等往吉祥寺赏花，置酒作乐。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也赶来参加花会，其中有五十三个代表，以金盘彩篮载花来献官长，吏民同欢，饮酒乐甚，连向来不饮的人，都喝醉了，舆台皂隶的头上都插了鲜花。当此春风骀荡、花光娇艳的景色里，苏轼忽然有种迟暮的感觉，觉得自己已经苍老得不配戴花，其实在那时候他还只三十七岁，只是诗人敏感，在美好的造物前自卑而已，醉吟道：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苏轼曾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西湖的开凿，始于唐穆宗长庆二年，水源本来出自钱塘江，杭州刺史白居易于钱塘门至武林门之间，筑塘防海，始将江水与湖水相隔绝。
湖产鱼鲜，腴美非凡。吴越建国，不许百姓网捕湖鱼，特权人物才能享受，名曰“使君鱼”，经常设置湖兵千人，打捞葑草，湖光山色，益发明媚。宋天禧年间，真宗从宰相王钦若的建议，指定西湖为皇家的放生池，禁捕鱼鸟，目的则为人主祈福，所以当日湖中，游鱼成群，并不畏人。
吴越建国时，所建府治之西，即为西湖。天下的好山好水，大抵都在郊野，只有西湖却在城市之中，使杭州有“城市山林”之乐。苏轼歌颂西湖，有曰：“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
六月二十七日，苏轼独上钱塘门外昭庆寺前的望湖楼喝酒，天忽阵雨，他尽情观赏了湖上的雨景，醉书五首绝句，其第一首曰：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躺在瓜皮小艇上，随波上下，眼看湖边群山，一一似在跃动；夜坐小艇，随风容与，便觉得天上那一轮皓月，总跟在船的左右。所以苏轼诗说：“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苏轼说过，西湖游者，贤愚不一，所得深浅，随人而异，但能像他这样深入自然流变中，于静中见动，充分享受湖山之美的，该是千年来西湖的第一知己。
湖上有“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的鲜果，有往来水上的卖花女，“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的绮丽风光。她们乘着小艇，追到你的舷边来兜售白兰、茉莉花串成的花球，这个买卖，现在仍还存在。
西湖的美好，使苏轼情不自禁地想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一时既然都还做不到，则站在杭州，聊为中隐，实也不坏。”近一年来，苏轼的心情，从未有如今日这样畅快，湖风为他吹凉热躁，湖水为他洗尽烦忧，他高唱道：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通判有巡视辖属各县的职责。七月初，正是铄石流金的酷热天气，苏轼出城坐船到余杭县去，夜宿法喜寺后的绿野堂。次日，从余杭转到临安的净土寺，时已正午，又热又饿，来不及参禅，先要忙着吃饭，饭后好好睡了一个午觉，诗曰：“鸡鸣发余杭，到寺已亭午。参禅固未暇，饱食良先务。平生睡不足，急扫清风宇。……”苏轼从来不说装模作样的话，读这首诗，如见大热天里，一个饥渴的行路之人，跑进庙里来，求食求饮的急迫，每个人都会有过同样的经验，他和我们一样。
从净土寺步行到钱武肃王所建造的功臣寺去玩，不论庙貌如何金碧辉煌，他只觉得人间的荣华，隔世就归消歇，只有那盏长明灯，孤照深殿而已。
次往临安县西五十里，天目东北峰之径山，他只觉得天地那么辽阔，有生之伦既然同在一个天地的覆载之内，为何要自相残害。他在诗中说了一句真心话：“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宽处差安便。”从径山归来，自觉心情宽舒得多，所以又说：“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室。”
既回杭州，兴犹未尽，也不立刻回家，住到望湖楼去，邀观察推官吕穆仲来同游夜湖。穆仲是吕蒙正的孙子，苏轼的诗友，不巧他因事未能应约，苏轼就独自一人，坐上小艇，夜泛西湖。是日只有半月，须从三更看起，苏轼就三更、四更地细细欣赏夜湖之美，直到东方大白，才回上岸来。《夜泛西湖五绝》录三：
三更向阑月渐垂，欲落未落景特奇。
明朝人事谁料得，看到苍龙西没时。
苍龙已没牛斗横，东方芒角升长庚。
渔人收筒及未晓，船过惟有菰蒲声。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前人论诗者，说苏轼西湖诸诗，都特别“加意出色”。一日，饮酒湖上，初晴后雨，作诗二首，其一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篇一出，在西湖诗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西湖本无定称，最早传说湖中曾有金牛见瑞，故唐人别集称之为金牛湖；郦道元注《水经》，称之为明圣湖；白居易治湖，作石函泄水，故大家又称之为石函湖；宋初，俗称放生湖。但至苏轼前诗流传众口，从此奠定了西湖的名称，更有人称之为西子湖者，亦本于此。
“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这是欧阳老师对他说的话，同僚中既少可与言者，则何不求诸方外。
西湖僧寺之盛，冠于全国，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就有三百六十寺之多，钱氏吴越立国后，更增至四百八十寺。如此好山好水的供养中，必有静中生慧的智者，孤山所见的惠勤外，一定尚有高人在。苏轼到杭未久，情绪还很低落，往访上天竺的都师（僧官）慧辩，清谈终日，不料使他忧劳纠结的心情，获得意外的解脱，后来作《海月辩公真赞》说：
（都师）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予固喜从之游。时东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因悟庄周所言东郭顺子之为人，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盖师之谓也。
从此，苏轼每游湖上，就遍历寺院，留连僧舍，访求远离名利之场的和尚来做朋友。在这方面，所得甚多，日后作《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时，还说：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熙宁年间，西湖僧中以诗名者，有清顺、可久二人。可久最工古诗和律诗，居钱塘门外的祥符寺，清苦耿介，不与贵游交结。有人送米给他，所取不过数升，日煮二三合食之，虽茹蔬菜，亦非每日皆有。舍房窗外，但红蕉数本，翠竹百竿而已。
一年，元宵之夜，祥符寺九曲举行灯会，游人杂沓，热闹非凡。苏轼悄悄将他的侍从遣开，独自步入祥符寺，往寻可久，原想找他聊天，不料他的房间一片漆黑，了无灯火，但闻檐卜（花名）余香，随风飘扬，竟是另一个世界，不禁叹仰留诗曰：
门前歌鼓斗分朋，一室清风冷欲冰。
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
苏轼湖上寻僧，觉得佛门的道理，确能叫人跳出尘罗俗网，得于另一个清凉世界中，来重定生命价值的取向。一个人眼界远了，则纠结一身的是非烦恼，毵毵自落，心理上便能获得无限的平和。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就时亦涉猎佛书，虽非深入研究佛典，却可取以疏解种种心理上的压迫。
一日，漫游至宝严院，见壁上题有一诗曰：“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苏轼问谁所作，人曰：“清顺。”苏轼立刻就去找他，清顺诗名，从此鹊起。这和尚在院中筑有借竹轩和垂云亭，苏轼为之作《垂云亭诗》。
江南五月，入梅天气，霪雨连月，苏轼“寻僧去无路，潋潋水拍檐”，气闷得慌，就邀了两个同僚登上湖中画舫，沿北山路各个庙宇，请来五六个僧人一同游湖，兴味甚浓，高兴得自谓：“世人骛朝市，独向溪山廉。此乐得有命，轻薄神所歼。”
在所交往的南北诸山众僧中，苏轼与上天竺的辩才法师交谊最深。辩才名元净，与海月禅师慧辩，都是天竺灵山寺明智大师的弟子，苏轼为作塔铭，称其“心具定慧，学具禅律”。凡人见了他，就会尊其道，奉其教，是个颇有影响力、道行很高的和尚。沈遘做杭州太守时，请他住持上天竺，香火鼎盛，起造很多座殿宇，崇楼杰阁，冠于浙西。苏轼对他的印象是：“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中有老法师，瘦长如鹳鹄。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见之自清凉，洗尽烦恼毒。……”
苏轼有次子迨，长得高颅巨颧，家人昵呼之为“长头儿”，生来体弱多病，已经三岁多了，还不会走路，行动都要大人抱负，父母怕养不大他，要求辩才法师在观音菩萨座前为他落发，做了沙弥，取名“竺僧”。
法师为他摩顶祝赞后，没有几天，就能像平常的儿童一样行走了。辩才本是律宗，所以苏轼感叹道：“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
苏州瑞光寺的名僧圆照禅师宗本，到杭州来住持南屏山下的净慈寺。一日，苏轼忽然兴起，飘然单乘独出，往谒宗本，诗言：“欲问云公觅心地，要知何处是无还。”语出《楞严经》，由此可见，苏轼求友方外，还是因为心理上的压迫太重，欲求疏解于佛门而已。
这一两年间，苏轼时患目疾，诗言：“白发长嫌岁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又曰：“迟暮赏心惊节物，登临病眼怯秋光。”皆是。病中，推开公事，谢绝灯红酒绿的酬应，独自漫游湖上，他便有“笙歌丛里抽身出，云水光中洗眼来”的轻快。一日，往游虎跑的定慧禅寺，俗称祖塔院，苏轼但凡到得这等地方，就如游子回到家里一样，他的心情就会变得非常开朗、非常平静，《病中游祖塔院》诗：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
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
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
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
现代的科学医说，安眠是心身疾病最好的治疗。苏轼漫游湖山群寺，也屡屡称道在寺院清静的环境中午睡的酣畅。如《瑞鹧鸪》词，有句云：“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又在宝山僧舍昼寝，题壁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
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从这首短诗看得出来，苏轼是个毫无心机的人，并且慢慢地在学习对世俗的“容忍”。
西湖诸山，盛产好茶，苏轼好饮而无酒量，但却能大量喝茶。有一天到湖上去沿路游览寺院，和尚们知道他讲究茗饮，都以上好泉水烹茶来招待他。一日之间，他竟痛饮酽茶七盏，欢喜得连羽化登仙都不稀罕了，题诗孤山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在寺里饱食斋饭，饭后午觉睡起，一瓯清茶，这是苏轼最大的享受。《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中，有一首记其无上的满足曰：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
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方外中也有很多奇才异能之士，如僧智周不读佛书，却穷研《易经》。宝山有个云阇黎，十五年足不出户，低头读书，什么人对他说话，都不理睬。苏轼第二次去时，知他死且葬矣，复至其室，空空洞洞，了无一物，不禁独自感叹道：“却疑此室中，尝有斯人否？所遇孰非梦，事过吾何求。”生命无常，故人生只是连绵起伏的梦境，和云阇黎之室一样的空虚。
僧昭素，善琴。苏轼说，昭素所作的微妙琴声，不知何所从来，但能“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只是还有这颗心在，虽然可因艺术的力量，消散或清洗于一时，而人生凿枘的痛苦，却仍隐隐存在。
——这是人生的悲哀。
三 监试乡举
太守沈立，调任审官西院，福建侯官人陈襄自陈州以尚书刑部郎中移知杭州，于熙宁五年五月间莅任。
陈襄，字述古，文惠公尧佐长子，举进士，历知县事，专心教化。熙宁初，因富弼之荐，入京为知谏院，改侍御史知杂事，上论“青苗法为商鞅之术，乞贬王安石、吕惠卿以谢天下”。安石想办法调开他，打算派他去做陕西转运使，而神宗不答应，留他在京修起居注。逾年，为知制诰。不久，又改直学士院。安石、惠卿等更加忌他，从他所撰的书诏中，挑瑕剔疵，终被外放，出知陈州。不到一年，改调到杭州来。
述古为政，认为教育是国家的根本，莅官所至，必先兴办学校，只要有空，也不辞亲自讲授。做官认真讲求民间利病，学者间称之为古灵先生。
陈襄的品德，苏轼十分敬视，但看两人在杭州重聚，苏轼作《和陈述古拒霜花》诗：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人生中，能抗拒霜雪欺凌的，固是勇者，但有更高一层的生命本质，不经风霜锻炼，就开不出瑰伟的奇葩来，是谓“宜霜”。苏轼此意，甚为深曲，也许以此颂赞陈襄的风骨，也许自期得此境界。
苏轼为人，人人皆知其豪迈；而豪迈者，大多是从刚健的个性中化生出来的一种风度。苏轼治事的态度，就常看得到刚健不屈的一面。
史载熙宁四年（1071）五月，高丽始来入贡。
在此以前，高丽被北辽所阻，不通中国者已四十三年。是年，福建转运使罗拯令商人黄真出面，招待通好，高丽王就托黄真移牒福建，称愿备礼朝贡中国。罗拯奏上，朝议认为可以结合高丽，共谋北辽，决定接受。高丽王就派其国侍郎金悌等由登州上陆，入贡京师，自此朝贡不绝。
苏轼抵任未久，有一批高丽的朝贡使者到杭州来，他们自以为是外国的特使，根本不把州郡长官放在眼里。而担任押伴的使臣，本来都是本路的管库官，暂时兼差，他们却假借外国贡使的名义，乘势作威作福，甚至要与钤辖 1 分庭抗礼。苏轼叫人警告他们道：“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如今竟敢这样横暴放肆，不是你们教唆，决不至于如此，倘不立刻悛改，我这边马上出奏。”押伴者大惧，气焰低了不少。
高丽使者发来的公文，但书甲子，不写年号。苏轼退还来文，拒不收受，谕之曰：“高丽称臣本朝，而公文上不禀正朔，我怎么敢收。”高丽使者急忙换了文来，恭书“熙宁某年”。由是时人莫不钦佩这位通判临事刚健不屈，处理得体。
熙宁五年（1072）秋八月，苏轼主持本州乡试，闱场设于州廨内中和堂之望海楼。
关于科举取士之法，神宗以王安石的变更计划，依照程序，下中书省复议，中书言：
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专意经术，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之天下。
于是，上述更定科举之法，于熙宁四年（1071）二月公布施行。从此罢废明经诸科，罢进士之试诗赋，各专治《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大义，题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中书省撰七义式颁行。
叶梦得《石林燕语》曰：“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习为贵经，而自称敝经，尤可笑也。”
是试经而经亡，这个样子的士风，这个样子的试法，怎能选拔得出真正的人才？苏轼心里非常沮丧，只因职务上不能拒绝这个差使，勉强承担，心里不抱太大的希望。
苏轼作《监试呈诸试官》诗，说他自己本是山野中人，只为家贫才出来谋求廪禄。少年时虽也弄过文字辞章之学，但也只是用过功而已，并无什么天赋，所以旋得旋忘，距今且已十年，旧学大都荒废。假如现在叫他重来应考，一定会被罚饮墨水 2 ，听到开科诏下，就会吓得浑身出汗。杭州是东南要会，济济多士，实在不敢随意品题。
苏轼说他回想嘉祐初年的文风，非常卑靡，雕镂割裂，竟至不能句读，“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锦”。正如一盘珍美菜肴中却夹杂许多沙砾，使人不能下咽。幸亏欧阳学士有那么大的气魄，力创变革，文风始振，当时的士人还群相惊疑，肆力诋斥，现在到底可以相信他的卓见了。
但是，试法又变，诗赋被视为雕虫小技而罢废了，时尚大唱经学的高调，像我这样既老且钝的人，实已难于适应，希望各位容我闭口，容我偷懒，滥竽在望海楼里听听秋涛，睡睡午觉。
苏轼这首诗中，将他满肚皮不合时宜的牢骚，尽情发泄。同时，与叶梦得书说：“某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余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借此逃避无穷的吏事，饱看钱塘江上的秋潮，在试院中煎茶自娱。
望海楼位居凤凰山腰，唐武德七年建置，楼高十八丈，面对钱江，当兹八月秋潮时节，苏轼日在楼上饱看著名胜景的钱江潮，作《望海楼五绝》中，有一首云：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
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
唐人好酒，至宋始以饮茶为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享受。善于享受生活的苏轼，尤好茗茶，只要能够偷得浮生半日的闲暇，不辞亲自生火煎茶。一瓯好茶在手，从袅袅茶烟中，便能把自己从忧烦劳苦的尘网中，解脱出来，神游太虚，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心灵里的宽容，如其自言：“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
《试院煎茶》诗，苏轼详细记述他的煎茶方法，以为第一要有新鲜的泉水，注入铫中，先用文火慢慢烧，一面取出精琢的石碾来，将翠绿的茶饼放入碾船里，细细研磨，一面静听壶中水沸的声音。
水有三沸。初发，水泡仅如蟹眼一样微细；逾时，沸声渐大，如风动簧管，嘈嘈低吟，则壶中水面，起泡已大如鱼眼，是为一沸。到这时候，应将炭火煽旺，使鲜红的火焰不断跃起，是谓“活火”。活火急煎，壶水便四向腾涌，散如滚珠，沸声益发激越清澈，是为二沸。二沸是“汤”之最佳火候，过此，壶水腾波鼓浪，是为三沸，汤已太老了。
碾好的蒙茸新绿，放入茶瓯，将二沸的水冲入，则茶在瓯中，翠屑旋转，清香四溢，然后细细品味，尘俗顿消。苏轼说，我虽患贫，不能如文潞公（彦博）那样，用名贵的定窑花瓷作饮器，有艳丽如花的姬妾侍茶，但望能于睡足一个好觉后，有一瓯好茶喝，不要再为那五千份考卷“牵肠挂肚”，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乡贡进士试，例于八月十五发榜，这一年考生特别多，总在千名以上，眼看考卷山积，显已来不及如期出榜，遂作《催试官考较戏作》诗说，纵已不及于中秋节前出闱，但也不要错过八月十八看潮，添点蜡烛，赶夜班完成评卷工作，白袍考生都站在试院大门外，焦急等候看榜哩。
经此催促，始于八月十七发榜，外间风评虽然很好，“眼昏烛暗细行斜，考阅精强外已夸”。但是，苏轼心里明白，这样的考试，人才未必出头，惘然道：“秋花不见眼花红，身在孤舟兀兀中。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试事忙完未久，九月初，苏轼突然接到座师欧阳修于今年闰七月薨逝颍州的讣告。欧阳修于熙宁四年（1071）六月致仕，回到颍州家居，不过一年，灯尽油干，倏忽谢世。苏轼为官守所牵掣，不能亲往吊唁，只好在孤山借惠勤僧舍，设位祭奠，依门生服座主丧之礼成服，恸哭失声，作祭文略曰：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
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庇，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这篇祭文，应是苏集中的大文章之一，尤其第二节论及时世这一段，充分写出“哲人云亡，邦国殄瘁”之痛。苏轼之哭欧阳者，亦所以哭国家的阽危和生民的困苦。
十月十日，太守陈襄宴该科乡荐贡士于中和堂，亲赋《登彼公堂》四章以勉中式的举人，嘱苏轼为序，遂撰《送杭州进士诗叙》。文中说：“熙宁五年钱塘之士贡于礼部者九人。”显有刊误。盖以杭州文风之盛及应试者千人以上，中式的举人决不止于九人，想是刊刻落字之故。
四 相度堤岸工程
熙宁四五年间，荆公制订新法，陆续颁行天下。浙西各地，除青苗、免役、市易等外，更须兼行水利和盐法。
盐是任何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愈是穷人，盐在消费比率中的地位愈高，向来是政府重要的税源。宋代，盐和茶且因是政府专卖的物资，在国家财政收入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江南是食盐的主要产地之一，政府在各地遍设榷场，统一购销。由于公定的收购价格偏低，不但使盐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而盐法尤为峻刻，小民偶犯盐例，立即流配（充军），于是强者常常结合为一支数百人的盐枭集团，多带刀杖，公然武装贩运。地方政府兵力不足，无力制止，又因他们除了贩运私盐外，不做其他坏事，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不管他们了。但是私盐在总产量内占了相当大的数量时，便明显影响国家收入，中央政府就不得不管了。
熙宁五年（1072），据两浙发运使的报告，杭、越、湖三州，不行新法，盐的公卖收益不足。于是，中央派遣卢秉提举两浙盐事。
王安石初设制置条例司，第一次派赴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的八个特使，卢秉是其中的一人，根据卢秉调查地方盐业所制订的改革方案，就叫“卢秉盐法”，名义上虽说是要振兴盐业，改善盐民生活，实际上则是欲以酷烈的刑罚，杜绝私盐的贩卖而已。
卢秉奉派前来督导两浙盐务，一方面调派北方的军队一千人到杭、越、湖来，加强缉私的力量；一方面厉行盐法，计算历年来盐户的亏课，不如期清偿者，一律用刑狱追索。沿海制盐的灶户，被迫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有人奏劾他任事以后，盐课虽然增加了，但是刑狱累累，甚至有母亲手刃亲生儿子的惨事发生。据苏轼所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但是，王安石强辩道：“捕盐法急，可以止刑。”
杭州仁和县的汤村，有赭山、岩门盐场，卢秉主于该村开凿一条运盐河，征召农民千余人为开河的夫役，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工地，督导工程进行。
这一千多名被征服役的老百姓，丢弃了自家繁忙的田事，却来开凿河道，只为运盐之用，生活的忧虑不说，而其时天又久雨不歇，一路皆是泥淖，人人被雨淋得浑身湿透，简直就像猪鸭一样，在泥浆中打滚。河道中段，有一处地下涌沙，长达数里，开凿更是困苦。苏轼要察看实际施工的情形，也必须在这上淋下淖、窄不容足的工程线道上与牛羊争路，心里愤郁不平，作《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诗，为老百姓叫屈道：“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说他自己：“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心里着实抱怨，即使回家种田去，顶苦也不过像这样在泥浆中打滚而已：“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
晚上，寄宿在当地的水陆寺里，则曰：“乞食绕村真为饱，无言对客本非禅。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他就这样辛苦地做他不愿做的差事，只为一饱而已。
其后，他又公差到有盐场十所的盐官县去，天寒地冻里，奔走乡野，夙兴夜寐，疲惫不堪，作诗寄州衙同僚说：“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鹊兴。夜来履破裘穿缝，红颊曲眉应入梦。……”奔波得一身狼狈，皮袍断裂了缝线，靴子走穿了洞，他真不知所为何来。
从盐官回杭不久，漕司又请苏轼赴湖州视察新筑的堤岸工程。
荆公实施新政，首先调查全国农田水利的情况，制定农田水利条约，以这个条约，作为后来开发农村的指导原则。
为“天下谷仓”之江南地方，当然是开发工作的中心地区，朝廷多次所派专使和监督财政的两浙路转运使，也都特别选任通晓地方情况的农业专家来担任工作。
江南平原内，有一太湖，古称震泽，跨越现代的江浙两省，面积号称三万六千顷，湖水东溢，为浏河、黄埔、吴淞诸水，分注长江。太湖之水，像个大网，网脉向四方流布，泽润沃野，江浙的富饶，赖有此湖。但在宋代，太湖流域几乎年年发生湖水泛滥的灾害，使这一片肥沃的田原，归于荒败。政府为挽救财政的困乏，自仁宗朝就开始研究江南水利问题，讲求对策。名臣范仲淹首创治水的议论，依照传统方法提出了有关疏导海口的几个方针，未能触及湖水泛滥的实际成因。不过因他提倡，引起世人注意，续有各种不同的水利学说发表，其中以苏州人郏亶（正夫，嘉祐进士）的“治田说”，最有力量。
郏亶认为湖水泛滥的最大原因，是大地主、官僚和寺观等社会上的特权分子，用尽方法将沼泽地围起堤墙来，占为私有，称为水田（又称湖田、园田或圩田），人人如此筑堤围田，必然将自然的水道堵塞，使太湖的水，失掉了出口，使一向担任排泄湖水的吴淞江，完全失却了功能。
所以郏亶认为传统的治水说，不足以消灭泛滥，要尽水之利，必须以治田为先。治田成功，可以化水患为水利，达到增强生产的效果。
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政策，其精神在于抑制富豪的土地兼并，所以郏亶的治田说，极受王安石的赞同，就派他担任办理江南水利的职务，俾便实行他的计划。计划中，对于大地主们各为自家田地所挖设的引水道，必须先加整顿，而整顿沟洫，又必先改编私地。郏亶一经着手，立即遭到地主们强力的反对，造成民间极大的骚乱与动荡，连王安石的左右手吕惠卿也反对郏亶的做法。不得罪于巨室，是官僚们的金科玉律，郏亶的水利事业，做了不到半年，就完全失败了。
郏亶遭遇反对做不下去时，中央派赴江南善后其事者，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科学家沈括。王安石对正为江南水利问题发愁的神宗举荐沈括时说道：
“沈括是江南人，熟知该地的土地利弊，其为人谨密，决不会轻举妄动。”
神宗沉吟道：“事须慎重计划，不能再有第二个郏亶，留下大害。”
沈括实地考察后，制定计划，奏报朝廷许可，并也得到当地人民的一致支持。
湖州的改修堤岸工程，即是沈括计划中的一部分。
湖州位于太湖南岸，距杭州八十公里。知州孙觉，字莘老，高邮人，相貌奇丑，曾问学于陈襄，登进士第，嘉祐中擢右正言，熙宁初知谏院，因与王安石异议，出知广德军，现任知湖州事。他就沈括的计划，将太湖南岸原有的木造堤防，全部改用大石块重筑，堤高一寻（八尺）有奇，长达百余里。这个堤岸，目的即在防御松江的溢水为患。
其实改造堤岸，仍然只是权宜之计，如遇长期霪雨，真的发起大水来，水位涨过堤岸的高度，必然仍将溢水为患，木造石造都是一样。
两浙转运使檄请苏轼前往湖州实地考察，苏轼之注意江南水利问题，此行是其发端。
苏轼与孙莘老是在京师时的老朋友，行前先寄以诗，历数湖州的名产，如湖岛上的橘子、顾渚山的紫笋茶、梅溪的带蒂木瓜和吴兴厨子脍鱼的手艺等，要他请客，而曰：“未去先说馋涎垂。”
孙觉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苏轼，轼行酒令，莫谈时事，违令者罚酒一大盏。《赠孙莘老七绝》中的第一首即是：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不料此事在后来“诗狱”中亦成罪案之一，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苏轼认为改筑石堤的工程，实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自己又不是办水利事务的人，却被转运使派了这个差事，所以赠诗第二首，流露了心里的不平，诗曰：
天目山前绿浸裾，碧澜堂上看衔舻。
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
现代的心理学家说，人在失意的时候，常常会寻求美食，用放纵食欲来补偿心理上的缺憾。赠诗中又一首就说他坐在船上，看人家网鱼，那地方的刀鱼，腴美非凡，他就想望糟鱼的滋味：
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
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
苏轼在湖州结识了几个不得志的穷朋友，气味相投，倒是十分愉悦。一是进士同年邵迎（茂诚），本不相识，如今方才初见。十五年来，邵氏官仅止于州县，后又穷死无嗣，苏轼为作《邵茂诚诗集叙》者。一是秀才贾收（耘老），乌程人，自此订交，诗筒往返甚密。
最重要的是，苏轼此时，始知世有黄庭坚其人。
孙莘老是庭坚的岳父，取出他的诗文稿来请苏轼鉴评，苏轼读后“耸然惊异”，赞叹不绝。莘老说：“庭坚诗文之好，人人皆知，但少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物，为之称扬。”
其时，黄庭坚在北京（大名府）国子监当教授，未能识面，一个滞留北方，一个徘徊江南，一直没有接触的机会。改元元丰后，苏黄间才有诗书往还，开始文字之交。
苏轼自来杭州，几乎席不暇暖地奔走于辖属各县之间，使他有机会深入民间，体味穷乡僻壤里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内容。他们被政府横征暴敛，被胥吏压迫，被豪强侵凌，种种苦难，口不能言，只好咬紧牙关，忍受饥饿与贫困。一幅一幅悲惨的景象，呈现在苏轼的眼前。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本于良知，都自觉有为民代言的责任，何况亲眼看到人民的苦难，已经如此深刻和普遍。除非本是没有心肝的人，何忍默不作声？然而，苏轼现在是外官，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下，没有说话的地位，他不能说，也不敢说，于是，如其弟苏辙为作墓志铭中所代申述者：
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
如此次湖州之行，道中作《画鱼歌》，乃因三吴水乡，吴人惯于杖头钉上长钉，用这钉杖划水取鱼，俗称“画鱼”。苏轼初看觉得非常新鲜，但忽又联想到法网诛求中整个社会的惊惶和混乱，与钉杖搅乱的水底泥中的鳅鲵一样可怜。诗曰：
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
渚蒲披折藻荇乱，此意岂复遗鳅鲵。
偶然信手皆虚击，本不辞劳几万一。
一鱼中刃百鱼惊，虾蟹奔忙误跳掷。
渔人养鱼如养雏，插竿冠笠惊鹈鹕。
岂知白梃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
这一年（熙宁五年，1072）秋冬间，久雨不晴，稻谷都遭水淹。好不容易等到天晴收割，而市场上的粮价已被压得很低。农民缴税，本来法律规定纳米交钱，任从民便。但自新法实行后，到处都钱荒米贱，于是官吏就一定要钱不要米。农民将米换钱，只剩得一半的价值，也等于加倍纳税，这是法外的剥削。
苏轼一腔悲愤，作《吴中田妇叹》，前一段写水患，后一段写虐政，是一首颜色鲜明的政治社会诗，诗曰：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龚黄”者，指汉朝的龚遂与黄霸，二人俱以恤民著称，如今“循吏”满朝，而人民更苦，其意盖有讽焉。“河伯妇”用《史记》西门豹治邺的典故，意谓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如效河伯妇之投河。
另一篇《鸦种麦行》，则是指述地方豪强之掠夺农民辛勤的成果，体例甚似西方的寓言诗：
霜林老鸦闲无用，畦东拾麦畦西种。
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
明年麦熟芒攒槊，农夫未食鸦先啄。
徐行俯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
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
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五 富春山行
熙宁六年（1073）正月下旬，苏轼巡按属邑富阳和新城两县。先至富阳，独游普照寺，自普照至东西二庵，山行终日，静如太古，不见一人。一路上松吟雨细，梅香入袂，向庵僧盛赞此山景色清绝时，不料庵僧却说：“入山太深，就出不去了。”苏轼突然领悟：“……居僧笑我恋清景，自厌山深出无计。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苏轼是个标准的儒学者，满怀淑世精神，要与众人同歌共哭，怎能忍耐山中的寂寞而离群索居，所以说：“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二月，早发新城，微雨初霁，策马山行，临流听溪泉汩汩，万虑皆澄，看到西崦农家，正在准备饷田的饭盒，煮芹烧笋，对于一个饱食腴肥的人，自是一种诱惑，《新城道中》二首之一曰：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万物有情，彼此都是朋友，所以东风知道他将山行，吹去积云，天色赶快放晴，山岭头上像戴了一顶白色的絮帽，树上亦挂着一面金光闪亮的铜锣。
山村人的俗语，说岭上的云是山戴了“絮帽”，树间的朝日是挂了一面大“铜锣”，虽似鄙俚，则是何等亲切，苏轼将以之入诗。
新城令晁端友，字君成，巨野人，沉静清介，是个无求于人的君子。《新城道中》第二首中有“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句，即是赞美晁令治道之言。君成工于文辞，诗更是写得好，苏轼与他交往甚熟，但还不知他亦能诗，其不善表现自己也如此。
君成有子补之，字无咎，聪明强记，于文无所不能，其时随父住在任所，初得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文豪。
后一年，苏轼再至新城，次于陈氏园，晁补之来谒。补之十七岁从父于杭州时，见钱塘风物之美，曾作《七述》一篇，这次带来向苏轼呈教。轼读后叹道：“这都是我心里原来想写的东西，却已被你写尽，我只好搁笔了。”又和了他的诗，补之由是为人所知。苏门四学士中，入门最早的就是这位晁无咎，当时，他还只是个二十二岁的惨绿少年。
苏轼经行新城山村，身入“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的环境里，觉得山野小民，生活简朴，欲望低微，若要使能各安其生，并非难事。眼前所见，“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倘如盐不公卖，就不会发生卖牛买刀、贩运私盐的勾当，人各自力耕作，也不劳政府派遣使者劝督，故《山村五绝》曰：“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盐不官卖，山中小民，也不致因为官盐太贵，盐法太凶，而长时期地淡食。苏轼面对这些忍穷无语的山中小民，心生悲悯，故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山里的年轻人，贷得了青苗钱，就贪恋城市生活，一年中大半时光都在城中游荡，等到钱被商人以酒食、博务骗光了，只学得一嘴城里口音回来，却背上了无力偿还的官债。苏轼想：政府如不那么滥放青苗钱，山里人就不会惹这个杀人亡家的祸。诗曰（《山村五绝》之四）：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生在庶民之家，意识中自认是众民之一，岂因为官作吏，就此脱胎换骨？大家同是“天民”，血肉相连，自有一份同歌共哭的感情。如今眼见新法下老百姓的生活秩序紊乱了，负担越来越重，法网越来越严，到处都是贫困、饥寒、债务，以至胥役的勒索，公堂里的鞭扑，塞满监狱的囚犯，种种惨状，不一而足。这都是庙堂中峨冠博带、坐而论道的贵人们所看不到的景象，却使他热血奔腾，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那些呼号疾痛的诗篇，本意不在讥讽什么，但以他那尖锐的性格，所说的话，往往利如匕首，使人流血，苏轼之偏遭时忌，这是原因之一。
自新城坐船回杭，出富春江，经桐庐，过严子陵钓台，在舟中作《行香子》词：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归安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得考见者，苏轼自来杭州，始有词作，此阕亦其初制。
当年的词，多为筵前歌唱而谱，刘攽（贡父）在徐州，初次听人歌唱轼所作词，觉得非常新鲜，寄诗道：
千里相思无见期，喜闻乐府短长诗。
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欺。
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
吴娃齐女声如玉，遥想明眸颦黛时。
刘攽还是初次得见苏轼的词作，非常新奇，就调笑他，定是倚翠偎红中吴娃齐女（是时轼已在密州）传授的师法。苏轼辩解道：“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
一回杭州，苏轼急忙赶到吉祥寺去看牡丹花。春已老，花亦将谢，问寺僧得知，陈太守今年还未来过，苏轼代花不平，作了一首短诗给陈襄：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
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陈襄读了这首小诗，立即邀请大家次日上午同往吉祥寺赏花饮酒，苏轼席上再赋一诗，代花致意：
仙衣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
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
一般人看花，只是片面欣赏花的色香，即使是诗人吧，以花喻美人为已足，苏轼则体会到花亦能言，她与我们一样有灵犀一点相通的感情存在。两诗一写牡丹的幽怨，一写牡丹的深情，谁能不信她就是我们心中那个爱娇的女孩？
回杭州席不暇暖，苏轼又往西距百里的於潜县察看县政，游寂照寺，为寺僧惠觉题《绿筠轩》这首家喻户晓的诗：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傍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八月十五，观钱塘江潮，是杭州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苏轼与太守陈襄同游，有观潮调寄《瑞鹧鸪》词，有看潮五绝，题于江边安济亭上。向例：江边有弄潮健儿，能冲浪搏潮做种种表演，官中设利物（奖品）以奖励之，因年有溺毙者，已经朝旨禁断，轼作五绝中有一首云：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后来“乌台诗案”指是讥讽朝廷水利工程之难成，真是胡言乱语。
又往临安县巡视，县令苏舜举是进士同年，特意远至太平寺迎见，为苏轼说了一个故事：“数日前到州里去，却被训狐押出。”
苏轼问是何故，舜举说：“我计划了一本《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自认相当简要。前日，特意送呈本州诸官，不料大家都不以为然，待呈至转运副使王廷老时，他很不高兴，差人押我出城。”
苏轼看了舜举写的规例，觉得确很有用，不知何以如此，便问舜举所说“训狐”是什么。舜举说：“从前听人讲过一个笑话，说燕子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却相反，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论不决，同去求凤凰做个判断。路上，遇到一只禽鸟，对燕子说：不必去了，凤凰在假，也有人说在瞌睡，现在都是训狐权摄。”
“训狐”是宋代骂人的俗谚，苏轼将这个故事写入《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邠）长官兼赠苏（舜举）寺丞》诗，本意只在说明世上已无真正的是非，用以安慰这位同年宗兄的不平：“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餔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想不到说说故事，却又惹祸。
在秦汉时代，杭州只是一片汪洋泽国，西湖还在钱塘江底，群山所出之水，皆入江中，东流于海。由于此一地理环境的关系，即使汉魏以后，沧海变为桑田，杭州已成陆地，但它本是江海，所以水泉咸苦，居民也很稀少。直到唐朝的李泌来做杭州刺史，始造六口大井，分布城区内外，将西湖的淡水引到井中，供应全城人民饮用。
唐之长庆年间，刺史白居易又治湖浚井，作石函隔绝江水，刻石湖上，人称“钱塘六井”。
李泌所造六井，最大者在清湖中，为相国井；其西为西井；再西而北为金牛池；又北而西在附城者为方井、为白龟池；钱塘县治之南者为小方井。此六井中，金牛池久已枯废，宋朝嘉祐年间，太守沈遘（文通）在城南美俗坊重开一座南井，人称“沈公井”，补足了六井的数额。
陈襄来杭州莅事之初，问民疾苦，地方父老都说：“六井年久失修，居民苦无饮水。”
述古说：“好，我陈某在此，怎么可以使人民没有水喝！”于是就命僧人仲文和子圭，他们又约了如正、思坦一共四个和尚，共同来做这件修井的工程。宋朝的寺院，责司社会福利事业，所以受命为此。
这四个和尚带领工匠，发沟易甃，完葺罅漏，很快就将六井中最大的相国井修好了，又在方井附近发现了久已堙没的古方井，一起加以浚治，于是淡水涌至，民足于饮。随后添建水闸，筑墙置钥，严加管护。
陈襄修复六井之明年，发生旱灾，江淮浙右各地都为缺乏饮水叫苦，唯有杭州，井不断水。
苏轼作《钱塘六井记》，详述工程的始末缘由。
六 红裙白酒
宋代士大夫间，宴游之风甚盛，筵席间，醇酒之外，还须有歌舞侑酒的妇人。所以政府定下特别的娼伎制度，规定隶身乐籍的伎女，一律由官府派员监督管理，称为官伎或营伎，她们的义务只应官府征召，工作限于歌舞侑酒，不能以官员为营业对象。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伎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若官员与官伎有私，即属违法。如蒋堂知益州，被人检举私官伎而降官；熙宁中，祖无择坐与官伎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弹劾皆是。
官伎之外，达官贵人之家，自设家伎之风甚盛。以致京师中下等的家户，不重生男重生女，生女则爱若拱璧掌珠，待得稍稍长大，就随其资质，教以各种艺业，以备士大夫家采拾娱侍。侍女的名目繁多，有所谓身边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大杂剧人等，就中以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之家不可用。 3
北宋当年，豪门巨室，竞以家伎的声容出众，夸耀于人，而士大夫亦很少能有不耽声色的，甚至如小宋（祁）者，坦然承认读书即为做官，做官即为享乐。
宋庠，仁宗朝为相。某年上元之夜，独坐书斋读《易》，见隔院弟（宋祁）家灯火通明，管弦嘈杂，喧饮直到天亮。他就叫人传语其弟：“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学内吃腌菜煮饭时否？”宋祁笑道：“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某月某日同吃腌菜煮饭，是为甚底？”
这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风气，贤者不免。
苏轼在杭，为一州的副首长，亦不能没有家伎。他家向来俭约，但只数人而已，而且将她们看成侍卫、副官之类。苏轼惯常向客人介绍道：“有几个搽粉的虞候，出来祗应。” 4
熙宁七年（1074），十二岁的朝云进入苏家，即扮演这个角色。
宋自开国百年来，天下承平，社会安定，人人有生逢熙和盛世之感，朝廷重文轻武，士大夫们更是扬眉吐气，一朝通显，立即竞事奢华，度其靡丽的享乐生活，尤其在女色方面，极其放浪，极其沉湎地尽情恣纵。苏轼即曾感叹过，就他所目睹的三朝人物中，不沾声色之好的“完人”，他还一个也不曾见过。
譬如高龄八十五岁的词家张先（子野），那么一大把年纪，还要买妾，苏轼作诗戏他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全篇皆用张姓典故，人以为难，但他心里并不认为应该。
苏轼在京，官虽不大，但是文名甚盛，为名公巨卿所推重，自是政治社会里的名流，才望出众的人物。所以自来杭州，凡是中央派驻在杭的官员，都纷纷邀他参与宴会，以有他在座为荣。朝夕饮宴，几无虚日，最先提出抗议的，当然是他的肠胃，苏轼对亲近的朋友诉苦道：“到杭州来做通判，真是入了酒食地狱。” 5
一般通例，士人不得志于仕途时，往往逃入醇酒妇人的圈子里去，麻醉自己，但是苏轼却只乐与朋友群居，“性不昵妇人” 6 。俞正燮《癸巳存稿》有一条记古之不昵妇人者，以为苏轼之所以如此，“或由勤于人事，或历忧患，亦或由天性”。就他所提出的这三个原因中，到底还是最后这个理由比较接近。苏轼性情豪爽，口没遮拦，凡事缺少耐力，非但不善与女人缱绻，甚至家里的妇人，包括他夫人在内，也不常见面说话。他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没有耐心跟妇人孺子厮磨。所以他虽常日参加饮宴，置身众香国里，却永远站在腻热氛围圈外，默默欣赏少女的风情，享受衣袂间散发出来的香气，而很能克制感情，决不在这方面形成泛滥。
这种心情，表现在他诗里，如《湖上夜归》，说他酒已喝得半酣，坐在轿子里直打瞌睡，梦中“尚记梨花村，依依闻暗香”。如《与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归》，他说：“鱼钥未收清夜永，凤箫犹在翠微间。凄风瑟缩经弦柱，香雾凄迷着髻鬟。……”都说明他这种局外旁观的欣赏态度。
苏轼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但头发早白，自以为已老了，不宜唐突美人。如陈襄邀他去城外寻春，诗说：“老来厌伴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游径山回来，陈襄邀他饮酒介亭，他诗说：“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他认为只有年轻人才有与少女们尽情厮混的权利，所以邀周邠同游径山，便说：“少年饮红裙，酒尽推不去。……肯将红尘脚，暂着白云履。”
一日，苏轼在西湖船上望见杭州另一通判鲁有开（元翰）在有美堂上做酒会，投诗道：“指点云间数点红，笙歌正拥紫髯翁。谁知爱酒龙山客，却在渔舟一叶中。”次章却劝他道：“遥知通德凄凉甚，拥髻无言怨未归。”意思是你自有美妾在家里等你回去，你这一大把年纪的髯翁，却在外面与女孩子胡闹。
宴饮太多，苏轼实已非常厌倦，时亦托病逃席，但是喜欢热闹的陈襄不肯放过他，写诗来责备他屡不赴会，苏轼只好勉强举个理由，请他原谅：
我生孤僻本无邻，老病年来益自珍。
肯对红裙辞白酒，但愁新进笑陈人。
…………
苏轼欣赏有气质的女孩，而极不喜欢“妖艳的女人”，这可从他创下的一个“名判”中看得出来。
当他来杭未久，陈襄公出，苏轼权摄州事，有一官伎，因其性善媚人，人称“九尾野狐”者，陈状请求出籍，苏轼判曰：“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杭州有三个颇负诗名的官伎，那是周韶、胡楚和龙靓。周韶色艺更为一州之冠，她的嗜好也与众不同，喜欢茗饮，曾与蔡襄斗茶，而且胜了，因此名望更重。她听说这个代理太守那么宽大，马上援例陈状乞嫁。苏轼知道此姝是陈襄所嬖，提笔判道：“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周韶无奈。 7
稍后，苏颂来杭，陈襄设宴接待，召韶侑酒，她就托这位贵宾向陈太守关说，苏颂指着檐间白鹦鹉道：“可作一绝。”她略一思索，援笔写呈。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其时，周韶有服，穿得一身缟素，楚楚可怜。一座嗟叹，陈襄动了不忍人之心，便准了她的请求。周韶再拜泣谢，其同辈胡楚、龙靓都有诗送她。 8
事后，陈襄很是懊悔。翌年，苏轼于常润道中作《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一，还代陈襄惋惜：
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
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
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
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最后一句，苏轼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九字，实亦聊为掩饰而已，果是放鸽，则第二联两句又作何解？
陈襄和作之第三、第四两联，更是怀念这个女孩子的深情不解，也是一首好诗：
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
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
缑笙一曲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
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
苏轼年未四十，但借口“老了”，声色场中，他只当作过眼云烟，竭力不让自己留滞。然而，感情这东西，有时并不完全能用理智控制，尤其本来热情的人。所以在杭州最繁华的沙河塘闹区，似有一个他所默默向往的女孩，惜乎不知道她的名字，集有《戏赠》一诗道：
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
小桥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
也有他喜欢的女孩要离开时，作《赠别》诗，也会一往情深起来。如言：
青鸟衔巾久欲飞，黄莺别主更悲啼。
殷勤莫忘分携处，湖水东边凤岭西。
这期间，苏轼有《薄命佳人》之作，这是他对那些沦落风尘的女孩子，所付与的诚挚同情：
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皪。
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
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
《东坡乐府》有“乳燕飞华屋”那阕《贺新郎》词，杨湜《古今词话》造作杭伎秀兰为府僚所责，苏轼为作此因以解其困云云的故事，言皆鄙陋，极不可信，而毛本竟据以为苏轼自注的题语，尤其可笑。因为这个假故事传说甚广，所以附记一笔。
七 常润道中
苏轼一行作吏，百不自在，眼前所见，十九是浮沉利禄的无知下士，沐猴而冠，俨然作态，心里塞满了无比的厌憎。老者章传道劝他，稍稍自己贬抑一点，才能适应这个现实，苏轼昂然道：“如尔自贬，终不谐俗，故不为也！”
既不能自贬以和光同尘，做这“违志”的工作，更是精神折磨，痛苦万分。苏轼就念兹在兹地希望挣脱现在这个官职，认为即使回家去种田，也比现在好。物质生活好坏，苏轼本不在乎，至少可以保持身心的自由与快乐。
行在新城山路上，眼见三月不知盐味的七十老翁，还挂着镰刀在田间劳作，眼见村中少年，游手好闲，再也不能安分守己地做个好农夫，一腔悲愤，使他热血沸腾，觉得自己这个形同帮凶的工作，再也做不下去了，但是如要弃官回乡，则先得试探一下在陈州的老弟的意思，于是他引述后汉马援的故事，续作《山村五绝》中的最后一首。
《后汉书》说，马援征伐交趾国时，行军中上雾下潦，毒气熏蒸，天上的飞鸢，都跕跕堕水而死。身在这样的绝境中，使他想起堂弟马少游，从前曾经劝他为人何必胸怀大志，徒然自苦。马少游道：“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所以，苏诗曰：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
不须更待飞鸢坠，方念平生马少游。
苏氏兄弟，虽然那么友好，但两人天赋气质，全不相同。苏辙才气不如老兄，但没有他那种任性的毛病，也没有他那种浪漫的想头，为人处世，非常踏实，苏辙《栾城集》中《次韵子瞻山村五绝》之一说：
贫贱终身未要羞，山林难处便堪愁。
近来南海波尤恶，未许乘桴自在游。
被老弟浇了一头冷水，苏轼在写给故乡王庆源叔丈信中，记其进退无据的悲哀曰：
某此粗遣，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谓“居闲食不足，从官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谓矣。
苏辙于熙宁三年（1070）春，从张方平去陈州为学官，至本（六）年春，已届三年任满。时适文彦博罢枢密使，以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原拟征辟苏辙为河阳学官，辙亦有谢启愿就，尚未赴任，却为齐州太守李师中邀去济南，为齐州之掌书记。
李师中，原任知秦州军州事，因为屡次上章攻击王韶的西征军，且于调查苏轼贩卖私盐、苏木、瓷器的诬案中，师中拒作伪证，为当道所忌，将他调知登州，现在则自登州移守齐州。
九月，苏辙将赴济南，有《自陈适楚戏题》诗：
庠斋三岁最无功，羞愧宣王禄万钟。
犹欲谈经谁复信，相招执籥便须从。
陈风清净眠真足，齐俗强梁懒不容。
久尔安闲长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他很谦虚地说：陈州三年无功，不配再做学官，到齐州去做总揽一切的幕僚长，就没有在陈州那么清闲了，但这是天道的报还，不该诧怪。他之所以自待者如此。
熙宁六年（1073）秋，言官罗拯上言，两浙淮南东路灾伤，乞行贷恤。诏赐两路粮三万石。
十月，沈括奉派察访两浙，奏言常润二州，岁旱民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从之。赐两浙淮南东路常平米各五万石，付转运使以赈饥民。
漕司奉诏后，即檄杭州通判苏轼赴常润一带放粮，十一月启程，与柳瑾同行。
瑾字子玉，丹徒人，与王安石为进士同年，其子仲远是苏轼族妹小十二娘的夫婿，论辈分，柳子玉是苏轼的姻丈。柳家住在金山，子玉此行，将往监安徽舒州的灵仙观，顺道附载同行。
严冬酷寒，大雪纷飞中，两人至临平镇一个僧舍里，同访隐士陈烈，诗曰：“僧房有宿火，手足渐柔和。”对于一个冲风冒雪的行旅之人，最重要的到底还是一炉炭火。经秀州（嘉兴）而至无锡，登惠山，钱道人以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水烹小龙团茶，来招待这两位远道而至的诗人，然后攀登惠山绝顶，瞭望太湖，“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非常羡慕孙登还能登山长啸，一吐胸中浊气，而苏轼不能。
忙于处理繁杂的赈务，忙于奔波道路，时光过得真快，忽已年尽岁除。这年除夜，苏轼舣舟城外，竟至野宿度岁，非常念家。独自一人睡在船舱里，衾冷如冰，通宵不寐。回想自来杭州，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道路奔波上，是不是他一生的命运，都将如此漂泊？行歌的哀伤，野哭的凄凉，苏轼今夜，兼而有之，舱中一灯如豆，冻被无温，既然辗转难眠，索性挑灯起坐，成《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
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
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
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熙宁七年（1074）春，过丹阳，公毕，续赴润江（今镇江），特往藏春坞拜访老名士刁约（景纯），诗酒流连，互相唱酬。面对世情淡薄的老人，轼作赠诗，亦仍不免流露其一腔漂泊无归的感伤，如言：
人间膏火正争光，每到藏春得暂凉。
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觉野蔬香。
溪山胜画徒能说，来往如梭为底忙。
老去此身无处着，为翁栽插万松冈。
又陪柳瑾同回金山，子玉在家设宴招待这位晚辈。柳家三个外甥，长名闳，字展如；次名辟，都是妹婿仲远之子，面求舅舅的法书，苏轼为他们写了一纸行书，告诉他们道：“字要写得好，单单勤于练习不够，还须读书多。”所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两句话，常被后世论书法艺术者，引为圭臬。
苏轼在金山寺里，与柳瑾共饮，喝得酩酊大醉，睡倒在宝觉法师的禅榻上，半夜醒来，题诗壁上，不说自己酒量不好，却运用俗语骂酒道：“恶酒如恶人，相攻剧刀箭。……我醉都不知，但觉红绿眩。……”将大醉时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
柳瑾雅兴不浅，要邀八十一岁的刁约来同游金山，同访金山寺的宝觉、圆通二长老，苏轼很羡慕他们养生有术，老而弥健，打趣柳瑾道：“你还算不得老，且看刁丈。”
君年甲子未相逢，难向人前说老翁。
更有方瞳八十一，奋衣矍铄走山中。
苏轼在润州逗留，时已四月，回想去年十一月离杭，时方大雪，今则春光已老，忽忽已过半年，陈襄诗来催他早点回去：“锦袍公子归何晚，独念沟中菜色民。”苏轼何尝不想家，尤其挂念吉祥寺的牡丹，深恐错过花期，《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中说：“……谷雨共惊无几日，蜜蜂未许辄先甜。应须火急回征棹，一片辞枝可得粘？”
任务未了，还有许多地方要去，对于这样无休无尽的行役，实在厌倦极了，心里又念着家，托名“代人寄远”，作《少年游》词：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钱塘令周邠（开祖），是苏轼在杭州同僚中唱和最得的诗友，他将任满赴京，也寄诗来催归一别，轼赠诗曰：“羞归应为负花期，已见成阴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又送其赴京曰：“十年且就三都赋，万户终轻千首诗。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写尽诗人的寂寞，行者和送行者，一样是飘泊天涯，身无归着的可怜。
就因为心里充满了许多奔波道路、漂泊无归的感伤，所以一旦身临久已向往的荆溪，这可怜的诗人，就情不自禁地做起梦来了。
至宜兴，苏轼往访同年单锡，同泛荆溪。
宜兴，古称阳羡，本是江南鱼米之乡，境内有三湖九溪，而以荆溪最负盛名。这条溪水源自芜湖，流入海圻，所以又称圻溪。除此以外，它还有个极美的俗名，叫“罨画溪”，据杨慎《丹铅总录》说，画家称杂色的图画叫“罨画”，荆溪两岸风景的多彩多姿，可从这个绝美的溪名中想象得见。
苏轼泛舟溪上，顿觉头脑清明，心情开朗，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一入荆溪，便觉意思豁然！”
十七年前，苏轼登进士第，参与琼林宴时，与同年蒋之奇共席。蒋是宜兴人，对蜀人苏轼盛称他家乡的风土之美，相约将来服官退休后，同到宜兴去卜邻而居，共乐荆溪。苏轼今日始得亲履其地，之奇之言，果然不虚。
荆溪两岸，林木翳茂，溪光山色，明媚照人，都是诗人最好的供养。惠山细腻的黏土，常州晶莹的大米，皆是江南第一的特产。尤其民风纯朴，物价低廉，适合一个寒士于此度其宁静的农庄生活。苏轼距离退休的年龄还很远，但他实在太爱这座江南小城了，遂骋其遥远的想象，预约陈襄将来如到宜兴来访，他一定杀鸡饷客。一刹间，心里充满了一片罨画溪上的田园美梦，诗曰：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着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五月始至常州，然后到无锡，到苏州，与曾任御史，为疏劾王安石被排出京，现在提举宫观 9 的刘述（孝叔）相会，同游虎丘，至炎夏六月，才回到杭州交差。这次常润赈饥一役，道路奔波，足足七个多月。
这时候，执政五年多的王安石，已经罢相。
安石专政，使持重的先朝旧臣一个一个消极求去，这样重大的政治变化，即使禁中，也不免震动。而实施新法所发生的不良反应，陆续传入深宫，使皇室中人大为不安。有一天，光献太皇太后曾劝神宗道：
“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
“此以利民，并非苦之。”皇上答道。
“安石确有才学，但是结怨太多，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的好。”
“群臣中只有安石能为国家做事。”
其时，神宗之弟岐王颢在侧，进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
神宗怒曰：“是我败坏天下吗？你来做好了。”
颢泣曰：“何至于如此呢！”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外面有许多不好的消息，传到宫里来，光献太皇太后再也忍耐不住。一日，对神宗流涕道：“安石乱天下。”
这次，神宗心里本已动摇，听到劝说，默不作声，却流下泪了。
熙宁六七年间，河东、河北、陕西大饥荒，流亡到京西来的难民，无虑数万。监安上门的小官郑侠（介夫，治平进士），每日见这大批难民逃到京里来，老幼杂沓，拥塞道途，多数人扶病带伤，形容憔悴，身上穿的衣服，鹑衣百结，没有一件完整的，甚至有人以树皮草根为粮，其中更有身披锁械、押解入京的犯人，他们身上还背着家里拆下来的屋瓦和木材，这是他们唯一的财物。悲惨的景况，简直令人不能相信此乃人间光景。
郑侠心生悲悯，就按逐日所见，绘成一幅《流民图》，附以疏状，亲诣閤门，请求代奏。閤门官吏不肯接受，郑侠就谎称是秘急文件，发马递上，奏疏里面说：“陛下征伐外夷，别人所上的都是国家胜强的图录，而没有人画出天下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之状进献御前的。此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天如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再三地细看郑侠这张《流民图》，长嘘短叹，郁郁不乐，晚上又把它带进寝宫去，以致整夜都不能成眠。
其时各地久旱成灾，尤以国家财经中心的两浙和淮南东路被灾最为严重。神宗忧形于色，以为新法病民，天已示警，心理开始动摇。安石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干）虽久，但当益修人事以应之。”
神宗奋然道：“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耳。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者。”
待看了郑侠的《流民图》，一夜不眠后，神宗下了决心，也不和安石商量，径自下令开封府体放（停收）免行钱，命司农发常平仓救济灾民，命三司查察市易的弊害，停止青苗免役的追索，并罢方田等，一共十有八项。
于是，王安石坐不住相位了，上章乞解机务。神宗虽还挽留，而安石去意已坚，章凡六上，乃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并从安石之请，以韩绛代安石为同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时在熙宁七年四月。五月以翰林学士三司使曾布提举市易司。
吕惠卿是个阴狠险毒的真小人，知道神宗对王安石敬信未衰，而韩绛则是个出身世家的标准官僚，乡愿作风。二人登台后，墨守安石成规，不敢少失。当时的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其实，吕惠卿心里最怕的是王安石东山再起，不久，就挑起安石之弟王安国与李士宁之狱。凡可以陷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极。即使是同时并起的老搭档曾布，也因市易发生争执，被他设计排出中枢，落职出知饶州。
苏轼有咏史（王莽、董卓）二诗，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曰：陆放翁听王性之说，东坡作《王莽》诗“汉家殊未识经纶，入手功名事事新”，是讥讽安石事事欲求变革的作风；《董卓》诗“只言天下无健者，岂信车中有布乎”，讥安石终遭惠卿、曾布内叛。刺董卓者是其义子吕布，吕合惠卿姓，布合曾子宣之名。
八 别西湖
苏轼自常润归来，太守陈襄已届瓜代之期，诏与知应天府的杨绘对调。
陈襄设宴有美堂，告别僚佐，苏轼受嘱赋《虞美人》：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此后送旧迎新，自有许多宴会，粉白黛绿，檀板金樽，需要新词供伎乐歌唱，所以苏轼写了许多词，如送述古迓元素的《诉衷情》，孤山竹阁送述古的《江城子》，西湖送述古的《菩萨蛮》等，西湖这一阕是：
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
佳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
陈襄启程离杭，苏轼一直追送到临平舟上，别绪离情，心里无限的空虚落寞，作《南乡子》别词，道归家路上所感：“……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这年秋天，京东、河北两路，又发生蝗灾。蔽天的飞蝗，蔓延及于淮浙，苏轼又被派赴临安、於潜、新城一带，督导各县捕蝗。他眼见蝗害的严重，说：
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
群飞的蝗虫发出来的声音，竟能盖过如千军万马奔腾而至的潮声，天上一片乌黑，遮得日月无光，一下来，千顷绿稻，立刻卷光，声势之大，令人不寒而栗。
苏轼连日尽在田野间察看飞蝗的来势，检查受灾的情况；晚上又须与有关人员研讨捕蝗的方法，劳累不堪。一处事定，又须再去一地，这种单调的胥吏工作，更使他心里充满委屈的感觉。当他在临平和於潜两县间的山上，行至浮云岭上时，体力更是疲惫难支，慨然有被人当作厮役差遣之耻，气起来就想毁车杀马，扯碎衣冠，逃归乡里去读书。但是，这个秘密的心事，除了弟辙，没处可说，乃作《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之一云：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
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
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
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
苏轼后来回忆在杭州所受的委屈，寄同事周邠诗说：“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心里的挣扎之苦，情见于辞。
幸而任期即将届满，苏轼因弟在济南，所以上章朝廷，请求派个山东的差使，图个近便。熙宁七年九月，告下：“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如愿以偿，到任谢表中，有“携孥上国，请郡东方。自惟何幸，动获所求”的感激之辞。
苏轼在杭三年，他的幼子过（叔党）是熙宁五年（1072）在杭州出生的，这时候，他已有三个儿子了。后来与他同度患难的爱妾朝云，则于今年进入苏家之门，她还只是个十二岁的垂髫少女。
从应天府任上调来杭州的杨绘，字元素，四川绵竹人。神宗朝为御史中丞，极得皇上眷顾，将有大用，与滕元发二人联合攻击宰相曾公亮，事机不密，公亮上章先辩，神宗自此不悦，后又极论新法，被曾布责难，遂遭外放。他是一个聪明活泼，极好醇酒妇人，才子型的人物。七月到任，九月朝廷告下，苏轼又将从杭州赴密，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是即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游宴不绝。至苏轼新职发表，杨太守更一再饯别于中和堂和湖上。《东坡乐府》中有一连串和杨元素的歌词，皆是筵边的迭唱，如“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的《南乡子》：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又如重阳节日作《浣溪纱》词说：“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两人的交好，与一片索寞的离情，处处可见。
苏轼将行，于九月二十日往别西湖南北二山中的道友，其实亦是与西湖告别的最后一游。苏轼自己说，他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自来西湖，每到之处，常常觉得这个地方，从前都曾来过，印象犹很清晰，他归之为前生旧游的记忆。《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中，特有一首《过旧游》诗说：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
又在密州时有《答钱塘主簿陈师仲书》云：
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寺，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
何薳《春渚纪闻》有一则曰：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说，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始与参寥同登方丈，就对他说：“某平生未尝到此，而眼前所见，都如素所经历的一样，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派人去数，果如其言，轼便语参寥道：“某前生，此山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
后来苏轼每至该寺，就解衣般礴，久而始去。其时，则廉还是一个沙弥，常常在旁伺候，炎夏天热，苏轼来时，就脱光上衣，在竹荫下袒露乘凉，看见背上，有七粒黑痣，如星斗状，世人都不得见。
《咸淳临安志》：寿星院在葛岭下，智果寺侧，后晋天福八年（943）所建，有寒碧轩、此君轩等建筑，苏轼皆有诗。与陈襄书中称之为“寿圣”，也许是旧名，不足深考。不过苏轼第一次在杭州时，还未与於潜诗僧参寥相识，其同行相语者，必是另一和尚，传闻小误而已。
杨绘有事于湖州，与苏轼同舟离杭。张先、陈舜俞约苏轼同访湖州太守李常，亦与偕行。
常字公择，建昌人，少时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手自抄书，几至两目尽盲，既登进士第，将他手抄书九千卷，庋藏老家，苏轼为作《李氏山房记》。熙宁初，任秘阁校理，出知地方，不脱学人从政的本色。
他们一大堆毫无政治意味的朋友，相聚湖州，欢宴几无虚日。李常好酒，又适逢生子做三朝，大会宾客，分赠洗儿钱和玉果，苏轼开他玩笑道：“……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减字木兰花》）又与周开祖（邠）书云：
……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李常），而元素（杨绘）、子野（张先）、孝叔（刘述）、令举（陈舜俞）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
这六个朋友连日欢聚，以歌词名满天下的张先，时已八五高龄，兴致甚好，赋《定风波》令，有“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句，谓之曰“六客词”。
苏轼离湖州时，刘述、张先与他同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赏月欢饮，兴致淋漓。想起湖州之会，张先率先自唱“六客词”，觉得这是人生中难得的欢娱，大家都很兴奋。
苏轼在京口将与杨绘相别，席上作《醉落魄》词以赠，这阕词，不是抒写一般的离情别绪，而别有一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一则是苏轼与元素同为蜀人，都是从那块万山环抱中、温暖而富饶的盆地里跑出来的人，现在一样流落在东海之滨，归乡无期；二则自己固然是初出茅庐，主知未深，所以一中小人的谗言，立即得罪外放，固其所宜，不料以元素之久膺帝眷，位在要津，亦因反对新法而被弃，蓬梗飘零，错在出处。不太轻易伤感的苏轼，此词却充满了哀戚，充满了怜悯，难怪日后两人同以罪贬，相遇于黄州时，杨绘要说从前有“天涯同是伤沦落”一句，恰是今日的“诗谶”，相与唏嘘感叹不置。原词：
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
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
十月，苏轼这一年中，第三次又到苏州，再为苏守王诲（规父）席上的嘉宾，坐中有与之相熟的歌伎，颜色凄然地一再问他：“这回去了，还再来不来？”苏轼深为感动，作《阮郎归》：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
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离苏时，又有苏州闾门留别的一阕《醉落魄》，疑亦为此姝所作，为了安慰伊人，似乎也留有后约。一个在事业世界里失意的人，极容易掉进儿女情长的温柔乡去，逃避现实中的寂寞，苏轼甚少风流韵事，此词宜再引录：
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浥，弹在罗衫，图得见时说。
过京口，与同年胡宗愈（完夫）、王存（正仲）、孙洙（巨源）剧饮，与李常书说：“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又途中与完夫、正仲、巨源相会，所至辄作数剧饮笑乐。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
孙洙欲往海州，遂与同行。
苏轼本来计划乘此调差的机会，可以从海州绕道前往济南探望老弟，看看新生的侄子虎儿。兄弟俩自从熙宁四年九月同谒欧阳修后，颍州一别，至今又已三年不见了。无奈在湖州耽搁的时间太多，现在必须赶往密州到任，而且时入严冬，从海州到济南去必走的青河，已经冰冻停航，苏轼只得徒呼奈何。
自海州冲风冒寒，径趋密州，世传有“野店鸡号”的一阕《沁园春》，为苏轼《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作，元遗山认为“此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等句，其鄙俚浅近，叫呼炫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 10 。
苏轼从来没有觉得“致君尧舜”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也不会是一个“袖手旁观”说风凉大话的人，遗山确有真识，故录其说。
九 密州利病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初三，苏轼到密州任。
密州位于山东半岛之西南，即今山东诸城，居潍河上游的东岸，本为汉之东武县，隋改诸城，兼置密州。此地开发虽早，但自经济中心移转江南后，其重要性就大为降低，文明程度也就远落在江南之后了，苏轼称之为“桑麻之野”，但有一个好处，公务比较清闲。
苏轼一入州境，沿路看见农民忙着用蒿蔓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的总数，报官的就几有三万斛之多，飞蝗来势之大，不难想见。
苏轼一下车，立即查问蝗灾，哪知当地的官吏却讳言道：“蝗不为灾。”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蝗虫来，为田地除草。”苏轼近在杭州亲眼见过，飞蝗自西北来，上蔽天日，声如海浪，如碰到它们飞下来，则顷刻之间，一望无际的绿野，都成了赤地，这还不过是京东的蝗虫，部分飞入淮浙的余波而已，而京东的官吏却说：“蝗不为灾。”苏轼愤然道：“将谁欺乎！”
他于到任后的第二十天，上奏朝廷，报告京东蝗灾的严重情形，请求朝廷豁免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以资救济。
同日，上书宰相韩绛，除蝗灾外，还说到“手实法”的流弊，方田均税之患，役法的分等，并且竭力反对拟议中将在京东榷盐的打算。
这年秋天，朝廷实施吕惠卿制订的“手实法”。先由政府规定标准物价，令各户主自行填报家产，除职业上必需工具及食料外，所有一切财物都须列报，登入官方簿籍，从其总值，课以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其间派人挨家逐户逐项检点调查，如有隐匿，一律没收，并且奖励民间告发，告发者可得没收物三分之一的奖金。这个制度固然使政府收入大增，而中上之户，多被仇人检举，弄得家家破产，人人不安。苏轼函中说：
手实之法，独恃告讦。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而今公开告讦之门，揭厚赏以求人过。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
论方田均税之患，以为路人皆知其非，“税之不均也久矣，而民安其旧。今乃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日，而民怨兴矣”。
苏轼在杭州，亲见食盐专卖的弊害，亲自断过违犯盐法的小民，破家亡命。自来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没有盐囚，路上没有被流配的盐犯，正自欣喜，不料漕司移来文书说：有个王伯瑜的建议，计划变更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收归官卖。苏轼慨然太息道：“密州盐税，岁收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余万秤，这还不过是一郡之数而已，官办市易盐务，有能力全部收买吗？假使不能全部收买，盐民又怎肯就此舍弃不煎？官不买的余盐还不照样都成了私盐，即使用严刑峻法使老百姓个个不敢私卖，则存盐亦岂不等于粪土？”苏轼向韩丞相呼吁道：“愿公救之于未行。”
但是，韩子华官僚世家，他这时候，谨守王安石遗规以取相位，此函并无多大作用。不久，即见三司使章惇的主张，认为河北与陕西，皆为边防，河北独不榷盐，是为不公，力主河北京东之盐，皆应官卖。朝廷已派专使实地考察，并召密州监司周革入觐。苏轼虽再上书文彦博，力辩河北与陕西不同，东北民风强悍，榷盐祸不可测，但是事已成议，没有办法追究了。
熙宁政风，已经非常败坏，非常紊乱，地方官吏以蒙骗为能，而中央机关则各自弄权行势，甚至擅造单行法来欺压地方。当时，初行“手实法”，司农寺行文各路说，如不按时施行，将以违制论罪。苏轼大怒，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自造律（立法）。”
提举官知道这位太守刚强不屈的脾气，大惊，婉解道：“公且从缓。”怕苏轼出奏。
宋设九寺，属尚书省，分别办理各项业务，司农寺职掌仓储、苑囿、库务之类，对付郡县，态度蛮横。苏轼上书元老文彦博，揭发其擅自造令，欺压郡县道：
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
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轼之所深不识也。
苏轼指司农寺之“增损律令”“冲改制书”，完全依据法律而言，宋律、刑统（杂律弃毁制书官文书条）：“诸弃毁……官文书者，准盗论。”而贼盗、盗制书条：“诸盗官文书者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杖一百加一等，才徒刑一年，而今司农寺擅以违制论罪，刑统（职制、被制书施行违者）条：“诸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显然是增损律令，变用法条，目的是擅自加重刑罚，以建立权威。
至于罪刑之能否获得赦降原免，只有法律条文内或皇帝的“敕”才能规定可用或不可。现在司农寺普通行政文书里，擅自作了“不用赦降原免”的规定，岂非“冲改制书”？
京东民风强悍，盗贼纵横，《水浒传》里晁盖、宋江等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大寨梁山泊，就在山东寿张、郓城、东平三县境内。苏轼上文彦博书说：“密州民俗武悍，恃（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那个时代，人祸多因天灾而起，天灾使老百姓饥寒无食，弱者辗转死于沟壑，而强者就只好铤而走险，恃强行劫了。苏轼有《论京东河北盗贼状》，略曰：
比年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明年春夏之际，必生饥荒，寇攘为患。……而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今流离饥馑，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蓄积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皆未见其益也。
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蓄积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苟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其间凶残之党，乐祸不悛，则须敕法以峻刑，诛一以儆百。今中民以下，举皆缺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
状末，苏轼鼓勇对亟欲富国强兵，湔雪国耻，因而坚持“府库不可不盈”的神宗皇帝，进其逆耳忠言曰：
……苟非陛下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特于财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
苏轼到任后，详研盗案，立即悬赏缉盗，随获随给赏金，因此人人奋力协助官府，供给线索，合力缉捕，颇收一时之效。
依照法律规定，获强盗一人，判死刑者，给赏五十千文；判流以下刑者，给半，即二十五千文。不料近忽有旨，灾伤之岁，都降一等计奖，即降一等，只有半数。如获流刑以下，仅得十二千五百文，告官者和捕盗者，通常有四五个人，假使敌不过强盗，就会被盗所杀，舍弃了生命，幸而胜了，亦已与盗帮结了仇，其难如此，而四五人平分十二千五百钱，要他们用性命来拼，怎么办得到？
苏轼给文彦博信上说：“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
苏轼自从被排出京以来，已经很久不敢公然论政，于忍无可忍之时，只能写下几首“托事以讽”的诗篇，希望引起有力者的注意，婉转达到为民请命的目的。现在则为主持一郡的疆臣，面对老百姓的饥寒疾苦，岂能心无所念？何况牧养生民，本是地方官的责任，他又何能恝置事外？故一再上书当国的宰相韩绛，三朝元老的侍中文彦博，希望得到救助，心里则还惴惴自惧，函尾说：“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行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
苏轼治事，有他非常机警的特长，为一般能吏所不及，史本传和墓志都记载了他在密州的一个故事。有一帮强盗，秘密准备劫掠，安抚转运使派遣三班使率领悍卒数十人，到密州境内来追捕逃犯，当地政府必然要与之协作，苏轼诗所谓“磨刀入谷追穷寇”者，即是指此。不料这批外来的悍卒，横暴凶残，几又甚于强盗，甚至以禁物设赃，诬陷居民，为居民所斗杀，惊溃为乱。老百姓到太守衙门来奔诉，苏轼投其书于地，不看，说：“必不至于有这样的事情。”那些作乱的散兵，听到这个消息，心定了，逐渐集合拢来，苏轼这才传集人证事证，使他们不能抵赖，一一招认，他就分别予以明正典刑。
密州滨海多风，又不如江南那样，四处都分布湖沼和沟渎之水，所以常常苦旱。当地人民，相信常山的山神，祷雨最灵。苏轼莅任之明年四月，旱蝗相继为害，他便斋戒蔬食，往东武县南二十里之常山，祷于山神。祷后，果然下了一阵足够的雨。
不料一雨之后，五月复旱，苏轼再祷常山，许下重新庙宇的祈愿。
庙之西南，有一股流泉，折旋如车轮，余流溢于山下。苏轼叫人琢石为阑，构亭泉畔，曰“雩泉亭”。
十月常山庙成，苏轼往祭。回程，与梅户曹在铁沟地方会猎，习射放鹰，豪兴十足，作诗并《江城子》词，词曰：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成，写寄鲜于子骏（侁）曰：“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十 超然台与盖公堂
苏轼之所以求为东州郡守，只为能与济南的弟弟苏辙较为近便，密州风土之不能与江南比论，他心里非常明白，未去之前，先有诗说：
胶西未到吾能说，桑柘禾麻不见春。
不羡京尘骑马客，羡他淮月弄舟人。
既到密州之后，则满眼尽是天灾人祸，纠结一团，互为因果，而郡守的能力有限，他除了尽心尽力做一切措施外，只好分别奏闻朝廷，上书相国和元老，请求救援。整整忙了两个月，倏忽已是除夕，眼前没有谈得来的朋友，忽又害起病来，卧床好几天了，情绪非常低落，《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诗说：“……欲起强持酒，故交云雨散。惟有病相寻，空斋为老伴。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数朝闭阁卧，霜发秋蓬乱。……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一个满怀抱负的志士，竟将自己生平，比作埋在寒灰下的炽炭，暗随年月，默默销熔，心情之苦，可以想象，而最不堪的则是自亦不解何以至此，精神上彷徨无主，次韵答乔太博诗，所谓“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即有生命荏弱而浮脆，直被命运播弄的一腔恚恨。
刘攽、李常寄诗来问他密州近况，次韵答诗曰：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除了蝗虫、盗贼之外，密州更多弃婴，都丢在城外荒野。苏轼一路巡行，亲目所见，心实不忍。
他就筹出一笔经费来，凡是养不起婴儿的父母，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不要抛弃，一年以后，骨肉之爱已生，就不会再被弃了。
在密州，不但再也没有弦歌侑酒的热闹场面，新法管制下，造公使酒都有限制，岁不得超过百石，酿造逾额，为法甚重。他曾要座客乔太博“莫笑银杯小”，诗说：“……我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请君莫笑银杯小，尔来岁旱东海窄。”赵明叔（杲卿）教授家贫好酒，而苏轼则苦于无酒请客，次韵诗说：“几回无酒欲沽君，却畏有司书簿帐。”王驸马（诜）送他家酿碧香酒，苏轼本于“宝剑赠与烈士”之意，也拿来送与这位酒友。
过了年后的上元（正月十五），客逢佳节，苏轼不禁怀念此日的杭州。两地光景，完全不同，作《蝶恋花》词：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论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超然台记》里也说：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
行、住、游、观的差异如此，而饮食风味，南北更自不同，《和蒋夔寄茶》诗说：
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
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初脱泉。
临风饱食甘寝罢，一瓯花乳浮轻圆。
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
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小鱼）腥盘筵。
厨中蒸粟埋饭瓮（山东人埋肉饭下而食之，谓之饭瓮），
大杓更取酸生涎（山东喜食粟饭，饮酸浆）。
柘罗铜碾弃不用，脂麻白土须盆研。
故人犹作旧眼看，谓我好尚如当年。
幸而苏轼不论南北，都能随遇而安，适应这些生活小节，并无很大困难。只是新法实行后，公使库钱减少了很多，使得州郡长官，无以应付宾客，这才使他大为叹苦。
宋太祖当年废藩镇，命士人典全国州郡，设置公使库，除正供之外，地方余利，概归该库，州郡长官有权支配，供过客吏卒批支口食，官员赴朝，亦不必自行齑粮，用以厚养士大夫的廉耻。新法实行后，地方余利既被搜括一空，公使钱暴减，苏轼因此常常叹穷。他与通判刘廷式二人日常沿城寻觅废圃中野生的枸杞和菊花来吃。这一行动，也是有典故的：
唐朝诗人陆龟蒙，自号“天随子”，在书斋前的空地上手植杞菊为食，至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他还照样嚼食，且作《杞菊赋》一篇以广其意。苏轼本来还不大相信这话，以为士人不遇，守穷节约就可以，何至于因饥饿而嚼啮草木。但自遭逢了今日景况，始信天随子的话不是没有可能，作《后杞菊赋》，叙曰：
……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苏轼自嘲道，日坐堂上，俨然是个太守，前有宾客来造访，后有掾属的趋走，早衙忙到中午，午后忙到酉时（下午六时），连一杯酒都没得喝，只好摘点草木来骗骗嘴巴，对着餐桌直皱眉头，举起箸来真是不堪下咽，只想呕吐。……其实这都是夫子自嘲之语，实际情况是公使库钱短绌，没有能力设酒会客，寂寞不堪而已。赋中有一段解语，充分流露庄子的齐物思想，人生途程中，层出不穷的苦难，迫人自寻疏解：
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这是实话，枸杞和野菊，都是药草，枸杞属于茄科，是生长原野路边的落叶灌木，其果实为枸杞子，皮为地骨皮，有增强精力、返老还童之功。苏轼服用一年后，获得显著的药效，颜面加丰，气色旺盛，他最担心的白发也日渐转黑起来；野菊有明目之效，对于时患目疾的苏轼，当然有益。所以，说嚼啮杞菊疗饥，固是诗人的夸张之辞，以此养生，则是事实，但以堂堂太守之尊，亲自采药原野，也算得上是穷境了。
住过一年，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慢慢习惯起来，精神也渐次安定。苏轼便差人到安丘、高密的山上去采伐木材，来修理破败的官舍、荒芜的庭园。动工后，发现园北有一废旧城台，台上视野很好，顺便稍加葺治，就成了一座高而安、深而明、冬暖夏凉、可以登临眺望的休闲之地。南望是若隐若现的马耳山、常山；其东则为庐山；西望穆陵，隐然如城；北为浩淼的潍河，风景甚是壮阔。苏轼要老弟给它取个台名，苏辙建议叫它为“超然台”，理由是：
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
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台成，苏辙作《超然台赋》，苏轼作记曰：
……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游于物之外也”的智慧，在《宝绘堂记》（熙宁十年作）中发挥得更透彻。文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则人为主体，人居“物外”，来欣赏物，则天下没有不可欣赏之物；“留意于物”，则物为主体，人陷“物内”，而随物之得失而流转。所以“游于物外”，乃是“无往而不乐”的条件。东坡少时读《庄子》有“深得我心”之叹，这种喟叹在后来现实政治的诡谲诈变之中，在争权夺利之中，在自己横遭诬陷之中，转化成透彻的智慧。这种智慧使他痛切地感到只有庄子的超越现象世界，“审乎无假，不与物迁”的哲学，才能打开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以齐得失、忘祸福、混贵贱，而与万物齐一。
苏轼从庄子哲学中体会出生命之最高价值，在于精神之独立与自由。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界，则必先排除无穷的物欲及放纵的激情，这两者都是使人不能超然物外的最大桎梏。
酒友赵杲卿（明叔）家贫好饮，不论酒好酒坏，只要能醉的都好。他嘴里常常挂着一句胶东俗谚：“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苏轼认为这句俗语“其言虽俚而近乎达”，就扩充其意，作《薄薄酒二首》，兹录其一：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
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
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
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
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密州为汉代盖公的故里，但年代湮远，已无子孙故迹可寻。苏轼于黄堂之北，修建了一座聚会所，名之曰“盖公堂”。
秦自孝公至于始皇，立法更制，对老百姓施以严酷的统治，曹参亲见战乱之余民不聊生的痛苦，初为齐相，以如何安集百姓的方法，遍问齐国的长老和儒生，但言人人殊，无从定策，访得胶西有个盖公，善治黄老之术，派人请他来商讨。盖公说：“治道清净，而民自定。”推类尽言，皆是与民休息之道。曹参非常钦佩他的见解，将正堂让出来给盖公住，用其言而齐大治，后来又以其所以治齐者来统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
熙宁变法，实施新政，只为急求有功，不惜以严刑峻法来实施聚敛之政，实与暴秦无异。老百姓的脂膏，已被剥削殆尽。苏轼自恨不在其位，无可挽救，更感叹近三年来，执政人物的此起彼落，但都不是医国之手，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苏轼此时向往盖公黄老之治，盖深感此时“与民休息”的重要而已。
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为一连串的天灾人祸所刺激，决然权罢新法，而准了王安石的辞位。
安石既去，神宗诏以韩绛、吕惠卿、曾布三人共同执政。吕、曾二人最先发生内讧，不久曾布即被惠卿排出中枢，韩绛虽然职掌中书，而碌碌无所作为，于是大权就落入吕惠卿一人之手。
吕惠卿以迎合安石建立新法，为安石竭力援引而骤至执政，既已得志，一面防止安石东山再起，一面排挤韩绛。韩绛没有能力制伏这匹政治上的劣马，密请神宗复用安石，帝从其请，惠卿图穷匕见，列数安石兄弟的缺点，上奏神宗，哪知神宗对安石的信赖，岂是惠卿所能摇撼。帝将这一封事寄示安石，安石上表，痛切言道：“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即是指此。
安石奉诏，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倍道入京，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度秉政。秋冬间，韩绛、吕惠卿两皆罢出。
像这个样子朝三暮四的人事变易，苏轼作《盖公堂记》，喻之为“三易医而病愈甚”。这段托讽时事的寓言，比喻固然巧妙，而役使文字的经济手段，洪迈《容斋五笔》更认为可以做作文立说者的典范，而叹为“东坡文章不可学”。故录该段原文曰：
始吾居乡，有病寒而咳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咳不已，累然真蛊者也。
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夕吐之，暮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漂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病愈甚。
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全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
昔之为国者亦然。
苏轼痛感朝廷如此用人，已经完全失掉原则，只被争权夺位的政客们所摆布，“三易医而病愈甚”。假如再不持之以慎重，杂药乱投，国家的危亡，可以立待。当今之时，盖公所说的“治道清净，而民自定”的话，值得三思，于是借题发挥他那一片忧时的怀抱，作《盖公堂记》。
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与僚友饮于超然台上，非常高兴。这个中秋夜，虽然大家一起欢饮达旦，为自来密州最快乐的一次盛会，但是客逢佳节，又不免苦念起在济南的老弟来了，大醉，作《水调歌头》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从自然的流变说及人事的无常，从一种孤高的气氛中，透露出作者旷远的胸襟，历来被认为是中秋词中的绝唱。
十一月，告下，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其时，天降大雪，与客饮于山堂，《与周开祖（邠）书》说：“某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远矣。往日相从湖山之景，何缘复有。……”
十二月上旬，孔宗翰来代，先自荆林马上寄诗相告，苏轼答诗说：“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苏轼此篇移交致词，尽是对密州老百姓的怛恻之情，唯此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足以成就一个人的伟大。
1 《宋史·职官志》：钤辖司掌军旅屯戍营防守御之政令，或一州一路。有兼二路、三路者。
2 五代之梁与北齐，试进士不中程者或选举滥者，皆罚饮墨水。
3 〔宋〕洪巽：《旸谷漫录》。
4 〔宋〕吕本中：《轩渠录》。
5 〔宋〕朱彧：《萍洲可谈》。
6 〔宋〕袁文：《瓮牖闲评》。
7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8 〔宋〕赵令畤：《侯鲭录》。
9 提举宫观：为安置罢退大臣而设，有俸无职。
10 〔金〕元好问：《遗山先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