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道者，素患神经病，前在参议院，以锡箔裹鸡卵为炸弹，恐吓参议员，即其人也。在京时，与唐群英有结婚之说，唐继以其疯狂，不愿与为偶。及唐到湘，郑殊无聊，适得湖南调查盐务委员。抵湘后，即百计谋与唐结婚。唐坚拒之，又托多人与之说合，俱不遂。有醴陵张某者，常与《长沙日报》馆来往，素与唐善。郑在该馆见之，即托为媒。张不之诺。郑遂时常追随，冀达目的。后及《长沙日报》登一插画曰：“新人物之面谱，一男面，一女面，女面上题多情学士；男面上题无耻委员。”画之命意，原无一定之所指。郑见之，遂谓讥讽彼与唐者。一日，郑追随张至长沙日报，八门即至发行处登广告，盖欲以此泄其怨也。其广告署郑与唐名，发行处谓此应负责任，又谓现仅汝一人，唐未来，殊不便登。郑遂谓唐偕来，已入编辑室，发行处不之疑，遂付印。其实指张为唐也。唐见报后，怒不可遏，遂至该馆诘问。数语后，以手擎茶杯掷玻璃窗上，大肆狂闹。该馆不得已，允其更正，始勉强了事。出馆后，忿犹未泄，有素与该报宗旨不合者又怂动之，谓该报以公款而办党报，理应取消，遂于晚间倡率男女三十余人，乘其不备，直入印刷室，捣毁一空。该馆遂请警员踏看，又请警监逮捕登广告之郑师道，当将郑拘留警厅。该馆即在长郡地方审判厅提起诉讼。
另一说曰，《长沙日报》告白部登载郑师道与唐群英结婚广告一条。其文云：“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二月四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为国步艰难，故俭礼从事。今偕来湘省，拟重登花烛，以乐慈帏，因误会而生家人之变动，致启无人道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殊不知儿女英雄，凡事皆出人一等，同志亮诸。”唐见报后，忽至该馆大肆咆哮，不由分说，打碎玻璃窗、茶碗、椅子等件，经同坐多人排解，以广告系营业性质，不归编辑部经手，自有郑师道负责，允由该馆登报更正。当将更正稿拟出，并由唐群英亲笔改稿，毫无异词。讵是晚唐群英忽统率男女三十余人到馆，将门首招牌二块取去，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碎，不听劝阻。比报知警署，派遣长警到馆，将唐群英等讯明，并将捣碎各件踏勘。该馆乃提起诉讼，以待法庭公判。预审之日，唐群英抗传不到，有询之者，则曰：“余并未提起诉讼，故不到案。且谓《长沙日报》系都督府机关报，只须向都督理论，不愿与该报在法庭诉讼，偕其同志姊妹七八人，在都督府要求，定要取消该报。”谭都督以一笑置之。唐乃在外声言，谓该报如再出版，必须再往打毁，非达取消之目的不止。该报闻之，恐其真来打闹，曾请调警察多人，在馆守卫数日，以无动静而去。然以外间谣言犹未止也，乃令木工制短棍多根，绳索数件，待唐来时与之决一死战。而于该报出《号外》之前一晚，防卫尤严，头门未晚即落锁，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至该报被群英捣毁字房什物，其损失之数目已抄单呈报各机，关要求赔偿。计第一次碎毁客厅玻璃窗茶碗椅子各件，值洋四元；第二次取去《长沙日报》馆招牌一件，值洋十元；碎毁排字房铅字及字架等件，值洋八千元；大盆灯五盏，值洋二十元；玻璃窗一处，值洋十元；排字房铅件用具，值洋一千元，共计损失洋九千零四十四元，又耽搁出版，每日实属损失洋二百三十元。其实字架不过推翻两三架，原物尚存，仅费手工而已，八千元之数，亦太相悬殊矣。事出之后，唐群英曾请各报馆主笔。及政学界多人吃酒，乞为调处，旋经议定条件五项，如双方承认即可解释。其大要系令唐群英送招牌于《长沙日报》，并致书道歉，一面由《长沙日报》登报声明取消告白，以全唐群英名誉。至其损失，须经确实调查，如为数无多，由调解人担任，可谓平正之至。乃唐群英反不遵行，必欲由该馆先行赔偿名誉损失，始肯赔偿该报之损失，其送招牌道歉一事尤不承认，调解人遂中止。
唐群英具呈都督，谓郑为浙江一无赖之人，顷称调查盐政来湘，屡来群英处求见未遂，遂捏造同启，意图污蔑，请予通饬各署将郑严拿究办，而郑则到处为唐辩护。前预审时，即向法官为唐置辩，旋以《湖南公报》持正论责唐，又致函该报为唐辩护。历数其革命之功绩，宗旨之宏大亦云怪矣。并闻郑寓金台旅馆，有询之该馆主人者，谓于此事未发现之先，有唐先生者，曾与郑在该馆共宿数宵。彼二人之情事，究竟如何，非外人所能知。惟外人对于此事，其评论分两派。一责唐群英者；一诋《长沙日报》者。责唐群英者，谓广告系营业性质，报馆不负责任，况该馆已允更正，即为格外通融，又从而捣毁之，野蛮极矣；诋《长沙日报》者，谓广告既有唐群英之名，应得唐群英之允许，或信札图章以征信，况郑之疯狂，尽人皆知，该馆不应听其污蔑女界，且该报告白，皆用四号字，独此条告白用二号字，显系有意污蔑。大概为是说者，以该馆不应以公款办政党机关报，且平日趾高气扬，不与各报相联络，以致结怨于人，故有此种言论云。
然唐群英与郑师道确在北京订有结婚条约，于辛亥岁十二月四日，合欢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旋因两人遇于汉口，大相龃龉。唐遂另有他约，此次郑至长沙，屡次谒唐，皆拒绝未见。郑氏情急，故托《长沙日报》为登广告，意谓一经宣布，则唐必无可推诿，而结婚之约，自不难继续有效也。乃唐一见广告，即迁怒《长沙日报》，致有肆行捣毁之事，盖亦不过欲借此以掩饰其丑行，而预为与他人结婚之地步耳。旋又遍发传单，谓郑为无赖而郑殊无怒容且四处为唐说项，并谓唐之捣毁《长沙日报》，实系酒醉误事，又告人云：“余与唐结婚之证据甚多。”因于皮包内取出唐之亲笔书信及诗词等类，不下数十起，语极秽亵，不堪入目。说者谓唐之不敢与郑提起诉讼者，职是之故，又谓郑与唐结婚之事如不遂，则郑将以唐之各种证据，呈诸法庭，届时丑声四播，必较现时为尤甚。而《长沙日报》总理文斐又遍发歌谣，直指为奸夫淫妇。故女界开全体大会时，唐群英直言此事将以三手枪了之，盖一以对付郑师道，一以对付文斐，一则将以自击。其必先击郑者，盖恐将来证据发现，益将无以自解，故欲先杀之以为灭口计耳。吁可畏哉！
又一说云：唐群英在京，颇利用郑师道为记室，因是往来至为密切。每至通宵达旦，与郑同室。郑因求唐订婚约，唐允之。据郑自言曾经请客多人在座证实，事在北京便宜坊。已而唐招郑至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一住数宵，双宿双飞，俨然夫妇。此元年十二月四日事，而郑师道即认为婚姻成立之始，特未得唐之母与兄承认耳。初唐在湘省，曾骗取湘督万金，仅出《亚东丛报》一期。此次唐之回湘，一为再索款项，二为备办与郑结婚事，方出京时，郑欲同行，唐不可，约以待电。及唐至汉，一再电京招郑至湘，匿之小西门外金台旅馆。唐自居城内，以母与兄之监督也。乃日午坐轿往郑处，日昃乃还，此中妙蕴，盖不可殚究矣。唐之招郑来也，同时并招其女友张汉英自南京回湘，以为母与兄虽严得张之解说，则婚事必成无疑。无如张行甚迟，至湘时，事已决裂矣。先是郑同寓诸客，颇穷究其事，郑谓系夫妇，而客皆嗤之。郑赧甚，促婚益急。一日，郑以庚帖诣唐宅，求见唐之兄，适兄送客出，接置案头，几忘之。郑去，始启帖，大怒，呼群英痛责，且欲自缢。唐母年七旬，亦欲寻死。唐见事变，力辩其诬，且捏称郑为疯子。然母与兄之怒犹未息也，唐既受此大挫，乃令张汉英诣郑所送白金二十元，嘱其回京稍待，不必太急。郑疑其中变，乃将与唐在京津成婚及来湘一切，拟成广告，送往《长沙日报》登载，以为唐欲赖婚，则将藉此起诉而证明之，而不图唐之迁怒报馆也。唐见广告，益无以自解于母与兄，又惧益宣其秘密，遂有凶毁《长沙日报》馆之事。
地方检察厅举行第二次豫审时，唐群英仍托病未到，请丁云龙为代理人。郑师道被唐群英呈控都督府，饬军警拿办已先行逃避，亦未到案。丁云龙所诉之要旨，一则唐群英只毁二版，推翻字架一架；一则广告中既连署唐名，何以不问而径登；一则谓该报馆系公费所办，何以不告知都督对付，而竟直接起诉；一则谓打报馆时，只有周恩绶廖根云唐群英三人，并无三十余人；一则谓赔偿损失一节，誓不承认。其最重要之事，则前十八日之豫讯，文斐不应在庭詈郑唐为奸夫淫妇，所提数事，俱经厅长一一辩驳，并由《长沙日报》告白经理人文敞及印刷人唐绶证明。文斐亦极力驳诘，丁乃无辞以对，惟奸夫淫妇四字，《湖南公报》已经登载，文斐知此语本可授人口实，坚称当日并无是言。厅长遂谓此系另一问题，不在唐群英捣毁报馆范围之内。审讯至两点钟之久，厅长乃宣告此事决定认为诉讼成立，将来开庭审讯，唐群英、张汉英为案中重要人，须亲行到案，否则当照法律作为缺席裁判，遂宣告闭庭。厅长之所以如此主持者，以湘省女界，近日势力异常澎涨。唐群英、张汉英、周恩绶辈遇事干涉，肆行无忌，不挫其锋，殆有不可收拾之势。此次之事，唐群英本为无理取闹，故欲乘此以惩创之，并语人云：“吾愿以百五十元一月之厅长，与唐群英一战。”其痛恨唐氏，亦可见矣。不日《湖南公报》登出文斐请更正奸夫淫妇四字之广告，盖深恐唐氏自知理屈，不能致胜，将借此四字，以寻文斐之隙，故先以一更正了之也。
唐群英不自愧悔，反听信湘中恶少及周恩绶廖根云丁步兰等之教唆，捏用女界全体名色，遍发传单，开会对付。乃湘中各女校，如第一师范周南衡粹作德广育等俱以唐群英辱人贱行，耻与为伍，外间并有将唐劣迹，印刷宣布者，郑师道又将其与群英结合之事实，逢人说项。唐乃大窘，几无自全之术，至郑师道则已于抵岳州后，遍发书函，致长沙之相知者，略谓自家人变卦，愧愤交集。日昨英妻下令使张蕙姊等将来请谒，既闻渠有欲弟暂避，仍许结婚，否则挑战之说，弟恐扰害社会治安。故作三舍之让，最不可解者，行政机关皆畏其锋，无敢过问，是以请由商埠警士护避，乘太古商船萍发下驶之便为趋吉地步。故匆匆首涂，未克走别，殊深恧然。临上船时，英妻留有话言，约次午十一打钟会晤。其辞婉而有味，奈光阴不再，始决此行。此时万分焦闷，如坐黑暗云云。又其致谭督一函，尤饶趣味，函云：“组庵先生有道，觌面长沙，情深湘水，不意满庭佳话，几酿悲观。杰妻唐群英素深韬略，惯作风云，公竟畏其狮威，被逼批呈，不惜人言，枉屈同志，曷胜嗤怫，若为知己泄怒。总须双方回护，不应只顾一面，逢长其愆，致添日月之食，或谓风流笑史。虽羊杜亦不过诗酒弹棋，宋闻借他人妇。故屈其夫，作为消遣，或君羡慕伊人，弟不妨拱以相让，忝为同志，抑又何妨。如以彼一时郁怒，信口栽诬，岂非弟为奸夫。彼为荡妇，吾党至性儿女，岂甘蹈此？道德之谓何人兽关头又何在，其思之，其再思之。我将去矣！军事、行政、司法、社会、治安，望好维持。一方之幸，即一国之福也。此请伟安，郑师道顿首，汉元先生希致意为我调停。两全其美。”
此案出后有人作《竹枝词》二章，其词如下：
结婚何事太荒唐，海誓山盟枉一场。省识销魂滋味苦，从今怕过便宜坊（唐与郑凭族友订盟于北京便宜坊）。
天津倭馆认双栖，珍重还将密约题。留得鸳鸯红印在，任他化水与沾泥（元年十二月四日唐招郑同宿天津日本白屋旅馆，郑至今携有唐盖印婚约，不虞反悔也）。
又有人为新诗经，题曰《将郑子兮三章》，序曰：将郑子者，唐群英赠郑师道作也。一曰淫奔者语其所私之辞。其文如下：
将郑子兮，无逾我婚，无逼我早成，岂敢悔之。畏我老兄，郑可怀也。老兄之言，亦可畏也（言唐招郑来湘，郑急求重行结婚式，唐之兄欲自缢也）。
将郑子兮，无丢我耻，无登我报纸。岂敢悔之，畏我寡母，郑可怀也。寡母之言，亦可畏也（言唐之母亦欲寻死也）。
将郑子兮，无言我盐，无露我姻缘。岂敢悔之，畏报之多言，郑可怀也。报之多言，亦可畏也（言唐嘱郑勿扬于外也）。
唐群英结婚事发生后，王昌国女士因京沪各报载彼与谭人凤结婚事，大为愤怒，乃遍登广告，谓与谭人凤并无关系，并四处告人云：“余誓抱柏舟主义，决不再醮。”盖王本为寡妇，“柏舟”二字义固有取。乃唐群英亦告人云：“余亦抱柏舟主义。”闻者为之捧腹。于是湘中女界，以为“柏舟”二字为最近之新名词，竞相率以为口头禅语，一时传为笑柄者，到处皆是。近日好事者，有男道（郑师道）女昌（王昌国）、“柏舟主义”之新笑谈，流传各处，以为酒后茶余之谈助。
郑师道此次出省，并非由谭都督一纸公文，乃系唐群英嗾令张汉英持手枪亲至金台旅馆郑师道寓所，迫令立刻出省，否则即以手枪相对。郑请俟检点行装，明晨即行。张不许，坐逼即行。郑乃匆匆搭萍发小轮赴岳州。张直候轮船已开，始返唐处报告。盖郑去则证人与证据悉皆消灭，此案自可和平了结。郑抵岳州后，即函寄唐群英，有云：“我最亲爱之妻唐女士，汝不过因醉后暴动，我二人两方面爱情，决不因此而稍减也。”
省城女界此时发现一种《女权日报》，并无机器，系附在新湘印刷公司代印。每日仅出两百份，专为唐群英个人之机关。一般恶少，趋之若鹜，其附张内故意刺取不雅驯之文字，以悦人目，如女子生殖器之字样。一日凡五见，至令人不堪卒读，其所以如此者，纯欲借此以利用男界，使男子对此一喜一惧，而赞成女子参政权者必多，否则必横遭谩骂也。湘省报界联合会，皆不公认为报章，但目之为风流印刷物云。
唐群英既以误用“柏舟”故事，贻笑于人，乃改称永抱独立主义。而郑师道一面，则恐人疑婚姻之不实，故郑在湘时，屡言及唐之阴私，并呈出唐氏种种确据，意欲付诸石印，以供众览。唐闻之愤甚，故以手枪逼令他去。更有欲枪击《长沙日报》总理文斐之说，《长沙日报》恐唐再赴该馆引凶，特请军事厅派兵弹压，《长沙日报》控案，经地方审判厅两次预审，认为诉讼成立。至唐郑有无婚姻关系，不在此案范围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