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因主张复辟谬议，由江统领会同京兆尹，派人监护出京，直回四川本籍，兹有京师人士述宋育仁历史者，词颇右宋。然于老悖身世颇详，兹特录之，以质诸海内外之留心公是公非者。自复辟发生以来，外间知为劳乃宣刘廷琛所主张，劳有各种函件，新近发见，并有呈送国务卿请转呈大总统之事。刘则于数月前辞谢礼制馆时，曾洋洋洒洒，倡为复辟之先声。至近日则此两人者，皆不知其踪迹所在，时适有大名鼎鼎之宋育仁，以嫌疑之风说，被逮于步军统领衙门。以致全国人士，将此惊天动地之复辟案，移其眼光于宋氏，初则疑其与该案不无关系，继则知其因事论事，不过因劳而发，初无何等之关系也，然于宋之为人，尚不得而悉，兹经详细调查，分述如下：

幼年时代　宋育仁，四川富顺县人。少孤，育于伯叔，性沉静，强记诵，终日手不释卷。然于世俗人情及生产事业，殊不经意，以故人多以书笥目之。

科举时代　宋既通籍得翰林，文名鹊起，值清光绪帝大婚，西太后还政，宋作《三大礼赋》，皇典赡，比于《三都》、《两京》，见者叹为有清二百余年，得未曾有。其时潘翁诸名流，皆以王佐期之，清相李鸿章见之曰：“后生可畏。”因自指其座曰：“虚此待子矣。”然宋少年气盛，凡有誉之者，皆无谢词，以故人皆爱其才而又恶其傲也。

出洋时代　宋以国家办理外交，辄不得端倪。自请于李鸿章，愿为副使，得充英法义比大使驻英参赞。出都过津，李谓之曰：“子当得出使大臣，何苦屈就参赞耶？”既驻英，会中日甲午之役，中师大衄，清廷电驻英钦使购船于英，久不成，适宋与驻俄大使王之春遇于伦敦，宋商之王，立订英师船若干，而以英宿将琅威尔统之。嗣以和议成，购船不用，借兵议亦遂罢。而宋已与王及二三同志剪辫入船。至是乃叹曰：“清必亡矣。”乃径弃使职，归既至京师，时贤谋为强学会，浼宋为章程。强学会者，即后之大学堂所自发轫，而今所称戊戍清流所自出也。

商矿时代　宋既归国，以所着《采风记》及《时务论》，凡数万言上之清德宗，力言变法自强，德宗甚激赏之。然夺于廷议，以宋言为夸诞不用，旋有旨令宋赴四川办理商矿事宜。宋叹曰：“我策时数万言，折衷于西，可以救贫起弱，而以商矿委我，是远我也，岂知我适得所欲，正可借此振兴吾乡实业，开未有之利源也。”遂回蜀，以商本商办，而官为之提倡，号于实业界中。当是时海内言实业者，皆迂其言，然所经营实开风气之先。当宋之未回蜀也，适清廷有寇宫人者，名连材，曾上书西后，言及国事，并谏后勿徒事奢侈。太后初悦之，嗣为人所谗，遂交刑部，未鞫而杀之。宋偶赴同人招饮于司坊，闻耗大哭曰：“清亡无日矣，余不忍见铜驼卧荆棘中也。”遂决计回蜀，云在蜀时兼主蜀之尊经书院创为蜀学，会为各省学会之先声，并为蜀学报倡复古维新之说。海内多惊疑其言。方宋之出都回蜀也，于时京师有作者七人之叹。盖是时与宋同时弃官者，有某君等皆素号清流也。

拳乱时代　宋在蜀办商矿既有端倪，会广东巡抚谭继洵保使才，以宋入荐，清廷有旨令来京召见。宋不欲再出仕，值廷旨已令蜀绅李征庸代宋，宋门生故旧多劝北行。甫入都，值拳乱起，诸京秩皆逃，清两宫西狩。宋曰：“吾既来，不可以弃去。”乃趋行。在条陈圜法四策，其施行者仅鼓铸铜元一事而已。宋既召见，以忤旨，卒郁郁改道员而出。每语及亲贵误国，辄大骂不已。

外官时代　宋之改外官也，以道员用。湖北总督张之洞素器之，调往督办宜昌土税局。盖往时道员之所谓优差也，得是差者，皆升官发财而去。而宋尽提中饱入官，又改良税法，令后继者不得从中舞弊。以故鄂官场尽愚骏目之，且谗于张督而媒蘖之。张乃以经济特科保之入都，比就试，得第三名。今税务处长梁士诒君为第一名，然卒以所言触忌讳，遂与梁俱匿去，不敢出覆试也。

旅沪时代　宋既弃官，为江南南菁学堂监督兼总教习，始为分科教授之法。会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委以编译事宜，并许其以译局自随。南菁故在江阴，宋乃以高足兼教授，而自寓沪上。博稽各国宪法，成《宪法比例征》一卷，书中兼及三代，善法以实，其复古即维新之说。又别着《经世政学》，《经术公理学》，洋洋数百万言，力辟革命改革之危险恐至亡国，于时清议多韪之。当道亦以保存国粹为意，而留学海外言革命者，则视宋如仇雠矣。

旅赣时代　宋又尝应江西巡抚吴重熹之征，为铜元局总办。清厘弊窦，得赢余百余万，而历届皆亏累，闻以此赣当道（藩台沈瑜庆前届之总办也），忌宋尤甚，宋遂辞吴而行。

礼馆时代　清廷立宪，欲兼采舆论，并保存先代之法，特开礼学馆于礼部，召缪荃孙、宋育仁等为纂修。宋常倡古圣明，王维持人伦教。以明尊卑长幼之义，及男女之防、父子之道也。

归农时代　宋在礼馆以当道因循，不能卒用其言，尝为京师大学教授以自给。革命军起，乃就金坛之茅山营农业（宋在沪时曾于茅山置有荒地数百顷，为垦牧计）。方返京，拟挈眷南归，而道阻不可行。民国元年，眷甫欲南下，而门人施愚，受大总统之意，致词挽留。因宋眷属先已首途，施意亦未置可否，宋遂南归，为茅山道士。

史馆时代　宋在茅山为道士装，绝口不谈时事。会二次革命事起，以宋在前清时曾着书主张君主立宪，民党痛恶之，宋殊自危，适张上将勋奉命南下，闻宋名，遣人存问并给赡其家，宋乃往依张，实隐图自保也。比事定，茅山已为兵燹瓦砾之场，牲畜桑麻，悉付焚如，宋尤狼狈迁于常州府学。旧署依门人某以居比国史馆王馆长既就职，以师生之谊，寓书于宋曰：吾为史馆长，子不自给，曷来为我作抄书佣耶？子苟愿之，吾当为子言于总统，仍以史官官子矣。宋得书报王曰：“佣不敢辞命官，则精力销耗殆尽，且习于野不任复作也。”王复书谐笑之曰：“佣吾弟，吾不忍也，吾当敬礼而聘之。为我帮忙耳，可速来，可速来。”宋迫于困滞，门人知交，多以为言，遂至京为国史馆顾问。

协修时代　宋之初至京师也，甫下车，适有史馆协修之命。宋谒王，谢其意，且言：先生果荐我为协修耶？王惊曰：“吾固允聘子，恶得为协修哉？”宋以有总统之新命对，王初不知也，乃呼秘书至，始知秘书某因王招致诸人均已位置，疑宋来必予以协修，遂径呈总统，请以宋为协修，得准。王至是殊自忸怩，因对宋笑曰：“协修太小，不如仍为纂修。”宋因力辞，言本为自给，任先生分以一差，即书佣亦可耳。王曰：“子姑暂屈，吾自当优以位置。”遂以宋为顾问，由馆长聘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