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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安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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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问“止至善”1之旨。

(2)曰:“‘明明德’以立体,‘亲民’以达用,体用一致,阳明先师辨之悉矣。”2

(3)“但谓‘至善为心之本体’,却与‘明德’无别,恐非本旨。”

(4)“尧舜执中之传3,以至孔子,无非明明德亲民之学。独未知‘安身’一义,乃未有能止至善者。

(5)故孔子悟透此道理,却于明明德亲民中,立起一个极来,又说个‘在止于至善’。

(6)‘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学也。

(7)是故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知身之为本,是以明明德而亲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乱而末治者否矣’4,本乱末治,末愈乱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5

(8)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6

今译

(1)学生问心斋“止于至善”的意思。

(2)心斋先生说:“‘明明德’,是树立本体,‘亲民’,是达致发用。本体和发用是一致的。这一点,我去世的老师阳明先生已经辨析得非常详尽了。”

简注

1《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2阳明解释“明明德”、“亲民”关系的文字很多,此处仅举出最为人所熟知的《传习录》的第一条: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实践要点

1.根据阳明的解释,“明德”就是人心中本有的良知,“明明德”就是把良知发挥出来,依照良知而行。也就是在自己身上“存天理,去人欲”。比如见到父亲,良知自然知道要尽孝,那就去尽孝,这就是明明德。明明德的过程也就是亲民。因为只要我们显明我们的明德,我们就在亲爱身边的人,同时也在感化身边的人。

2. 朱子认为亲民应该作“新民”,也就是更新人民、“教”人民。而阳明则认为亲民既是感化人民(教),又是亲爱人民(养),并且首先是亲爱人民(养)。所以阳明认为自己对亲民的解释是“兼教养义”,而朱子则偏于教。

3. 同时,按照阳明先生的解释,明明德和亲民是同一件事,在朱子那里则是两件事。明明德是从这一件事情的根子上来说,亲民是从这件事的效用上来说。而“止于至善”,在阳明看来就是明明德做到极致,也就是亲民做到极致,所谓“明德亲民之极则”。

今译

(3)“但是阳明老师说‘至善是心的本体’,和‘明德’的意思没有区别,恐怕这不是《大学》的本意。”

(4)“尧舜圣圣相传的‘允执厥中’,一直到孔子,传的无非是明明德亲民之学。唯独没有提到‘安身’这一层意思,所以孔子以前都没有止于至善的功夫。

(5)所以孔子悟透了这个道理,在明明德亲民的基础上,确立起了一个要点,也就是‘在止于至善’。”

简注

3《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实践要点

1. 按照阳明的解释,明德是本体。明明德是树立、彰明本体。而明明德到极致,就是至善。所以至善也是本体。这样明德与至善的意思就是一样的。

2. 心斋先生认为尧舜以来,儒家都在讲这个体用一源的学问,讲一个明德亲民的本体。而到了孔子,在这个明德亲民之学的基础上,儒学开出了“安身”的面向,也就是“止于至善”的面向。在心斋看来,孔子开展出儒学的新面向,也就是“安身”,也就是“止于至善”。止至善具体是何意呢?且看下文。

3. 泰州一系,认为《大学》是孔子所发明,由曾子所传承,而非直接由曾子所创作。理由是,心斋、近溪认为除了孔子,没有人能说出如此的义理。这个理由并非是推理论证,而是一种内在的、在外人看来有些神秘的“体认”。

今译

(6)“‘止至善’的意思就是‘安身’,‘安身’的意思就是树立天下的根本。根本合于明德,枝叶也合于明德,通过端正自己来端正他人,这是大人的学问。

(7)所以我们的身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我之外的天地万物则是末梢。知道己身是根本,因此我只去明自己的明德,同时也就做到了亲民。如果己身没有先得到安顿,根子就没有确立稳当。‘根子乱的,末梢能调治好是不可能的’,如果根子先没有确定,就去调治末梢,那么越调治就越错乱。所以《周易》说:‘己身真正安顿好了,天下国家都可以保全了。’”

简注

4《礼记·大学》:“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5《周易·系辞》:“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实践要点

心斋先生说的“安身”,并非是安顿好我自己个人的身。大学是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与天地万物普遍关联的人。对于小人来说,别人人生困顿了,与我无关;而对大人来说天下有一人不得其所,都与我息息相关。天地万物便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这个万物整体就如同一棵大树。从我的角度看,因为我担负天地万物,那么这棵树的根子就在我身上,而这棵树的末端、枝叶,就是家国天下。所以说,身心家国天下是一体之大身,而此大身的根本是吾身。安身就是把握自己在天地万物中的位置,全然承当自己的身份,让这棵大树生生不息。

具体到功夫论上,心斋告诉我们:

1. 阳明说明明德是本体,亲民是发用。明明德、亲民在实际做功夫上是一回事,也就是实实在在发挥自己的良知。比如见到父亲,我就知道要孝顺。见到弱者受到欺凌,我的良知就发动了,我就去帮助弱者。见到地上有垃圾,我的良知发动了,我就去捡起来。

2. 我们在世上致良知,有那么多事情要我们去致良知,我先去致哪一个良知呢?难道说我良知在哪里发动我就去致那里的良知吗?我在路上遇到一个走失的痴呆老人,我带他去找家人,一去便是半个月,这半个月,我落下了不少事情。

如果把止于至善解释为明明德亲民的极致,那么初下手做功夫时,是很难措手的,不知道该如何做。

3. 《大学》讲“物有本末”:身为本,然后是家,然后是国,然后是天下。所以明明德,首先当在己身上做。先安顿好己身,而后再推及家国天下。这也是人情之自然。对我们恩情最为重的,莫过于父母,很多人,在父母这件事上先不去致良知,却先在工作上、男女朋友上致良知。这会导致本乱而去治末的情况。这种情况十分危险,也十分常见。

很多人原生家庭并不理想,父母对子女就比较功利、刻薄。等到子女长大了,一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利心,不那么重感情,另一方面,有要改变自己的意愿。所以他在学校中、在单位中、在和父母分开的场合中尽力去致良知,去做君子,不计较、不贪小便宜、讲道义、待人热心。这时,身边的人也这么认定他,他自己也这么认定自己。可是,一回到家中,过不了几天,立刻透露出功利、刻薄。这会让他非常痛苦。

他三十岁的年纪,大部分生命是和父母度过,父母是他最重要的人(“这是厚”)。而他改变人生的努力只落脚在认识一两年的同事身上(这是“薄”),连他的老同学见到他,还是用原来的方式与他相处。一个人在厚的方面摆脱不了过去的恶习,而要在薄的方面重新安身立命,他就仿佛放弃了不美满的大陆,而乘坐一艘新的小船,去海上重新开始他的人生。这就是大学所说的“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4. 所以,阳明先生的《大学》解释,其修行上的导向是: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去致良知,念念存天理。而心斋先生的《大学》解释,其修行上的导向是:我们先在自己身上去致良知。有的念头暂时放过,有的念头绝不放过,要有个轻重厚薄。所以阳明的《大学》要我们持志如心痛,把握每一个当下;而心斋的《大学》要我们先知道己身在天地中的位置。

今译

(8)“不知道‘安身’,那么做明明德、亲民的功夫,却没有树立己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所以我们就不能主宰天地、掌握造化。而孔子讲出个‘止至善’(‘安身’),如此立教。所以说‘从有人以来,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了’。”

简注

6《孟子·公孙丑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实践要点

1. 对阳明《大学》而言,我只要在事上去致良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就好。究竟遇到什么事,这是由上天决定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是发挥自己的良知。

2. 对心斋《大学》而言,我首先在己身密切相关的事情上致良知,抓大放小,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自己是根本,家国天下是末,先本后末。所以心斋是有选择地去致良知。

3. 以下棋为喻,阳明下棋,核心在于没有意必固我,只是一颗纯明的心去应对,步步为营。心斋下棋,则是从第一步开始就布局全局。所以心斋说这种理解下的《大学》可谓掌握了天地的主宰,斡旋着造化。当然,心斋觉得这是《大学》的本意,并非自己的借题发挥。

4. 就字面上看,“至善”,阳明理解为本体,理解为明德和亲民的极致。而心斋则理解为己身在天地间最好的位置。心斋认为《大学》中“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就是说“止至善”。这些都是在说把握住己身的身份。例如,作为一个父亲,首先做到慈爱孩子,这就是安身,安顿己身。所以说,阳明理解的“至善”是人的本性,是绝对的本体;而心斋理解的至善是己身在天地间的最好的位置。心斋认为《大学》中“《诗》曰:‘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就是说“止至善”。鸟恰如其分地停在它的位置上,这就是安身。孔子说,在知道止这件事情上,知道止于当止之地,人难道还比不上鸟吗?所以至善之地,也是天地对万物最好的安顿。心斋说“安身”,也就是安于天地对己身的安排。

二、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引《诗》释“止至善”曰:“缗蛮黄鸟,止于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叹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1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2又曰:“利用安身。”3又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4孟子曰:“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5同一旨也。

今译

修身,就是要树立人生的根本;树立根本,就是要安顿己身。《大学》引用《诗经》来解释什么是“止于至善”。《诗经》说:“鸣叫的黄鸟,停在小丘的一角”,黄鸟是知道安身之所的。孔子感叹道:“在止这件事上,知道要停止在什么地方,人难道还能比不上鸟吗?”关键就在知道安身。《周易》说:“君子先安身,然后再有所作为。”又说:“顺着宇宙的流行发用,安顿好自己的人生。”又说:“己身安顿了,那么天下国家也就得以保全。”孟子说:“人生的诸多坚守之中,哪一个最为重大?守身最为重大。如果不能安顿好己身,却能侍奉好父母,我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

简注

1《礼记·大学》:“《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2《周易·系辞》:“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3《周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4《周易·系辞》:“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5《孟子·离娄》:“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实践要点

1. 安身(止于至善)并不难做到,它是功夫的下手处。人在天地之间本有一个妥善的安排,所以安身只是安于天地的安排。心斋说,圣人就是肯安心的常人,常人就是不肯安心的圣人。人人都可以为尧舜,关键就在能否安身。安身并不难,不安身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做。鸟都可以做,更何况人呢?

2. 《周易》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义入神,即是对自己的心灵有个极为精细的把握,使得心灵完全合于道义。这时候我的心和天地之心(也就是纯然至善的仁心,也就是绝对的天地精神)就完全一致了。这就是精义入神——精察此心,使之纯乎道义,如此天地精神便贯穿入我之心灵。儒家讲致用,并不是在外在的事功上求功用,只在自己心中精义入神。自己的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那么我以这颗心来做事情,自然能够发而中节。此即“精义入神,以致用也”。这个用,不是人为去求的事功,而是天地造化的妙用。如我精义入神,则见父自然知孝。知孝,进而父慈子孝,家庭和睦,这就是致用。这个致用,不是我的私心发挥的作用,而是我的良心发挥的作用,是天地精神发挥的作用,是天地对我们做出的最好的安排。这就是发而中节之和。

“利用安身”的用,就是“致用”的用,也就是天地对我们最好的安排,也就是“止于至善”的至善之地。利就是顺的意思,利用就是顺着天地对我们最好的安排,就是“止于至善”,就是“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就是安身。我们崇尚道德,落实在行动上,正是要止于至善之地,顺于天地对我们的安排(“天命之谓性”,也就是顺着本性),所以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三、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就此失脚,将烹身割股2,饿死3结缨4,且执以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

今译

树立人生的根本,就是要安顿好己身。通过安顿己身来安顿家庭,那么就能做到《大学》所说的“家齐”。通过安顿己身来安顿邦国,就可以做到《大学》所说的“国治”。通过安顿己身来安顿天下,就可以做到《大学》所说的“天下平”。所以说:“通过修己来安顿他人,通过修己来安顿百姓”,“修己身,以至于天下太平”。不知道安顿己身,便要去做天下国家的事情,这是做事失去了根本。在这一点上做错了,很有可能作出割股事亲、不食周粟、结缨而死的事情,并且认为这是正确的。殊不知,己身不能保全,要拿什么来保护天下国家呢?

简注

1《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2烹身割股:指传统故事中,割股奉母的愚孝故事。孝子郑兴,自幼很有志向,终日勤劳耕作,侍奉父母,但家境贫寒。父亲去世后,郑兴守孝三年。母亲久病不愈,郑兴服侍床前,从不解衣,不离母亲半步。母亲想吃肉丸汤,郑兴因无钱买肉,于是割下自己的肉煮汤奉母。

3饿死:指的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武王伐纣成功,天下一统为周。伯夷、叔齐是殷商的臣子,两人决心不做周臣,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4结缨:子路在战争中,帽缨被割断了,于是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死前最后一刻把帽子戴好,“结缨而死”。之后子路的尸体被蒯聩之党剁碎。

实践要点

1. 安身何以能安家?

心斋所说的身,是身心家国天下一体的身。这个身,就是作为儿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弟弟的兄长、父母的儿子的这么一个身。而安身,就是安顿好作为父亲、丈夫、兄长、子女的自己,也就是止于慈爱孩子、止于爱护妻子、止于帮扶弟弟、止于孝顺父母。也就是止于至善之地。所以安身同时也就是安顿这个社会。

2. 在心斋看来,己身和天下国家是一体的,而非冲突的。不需要毁伤己身来保全大身(比如割股事亲)。心斋讲“明哲保身”,保的是一体的大身,而这个大身的根子是己身。所以心斋的功夫导向是爱身、惜身,自尊自重。这种爱惜己身,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因“任重而道远”,所以不得不爱惜。爱惜己身,目的是为了保全万物一体之大身。

四、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于末,“定”也;如是而天地万物不能挠己,“静”也;

如是而“首出庶物”1,至尊至贵,“安”也;

如是而知几先见2,精义入神3,仕止久速4,变通趋时,“虑”也;

如是而身安如黄鸟5,“色斯举矣,翔而后集”6,无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

今译

知道身为本,就是“知止而后有定”的“知止”。知道身为本,家国天下为末,那么我们遇到事情只在根本上求,不在末端上求,这就是“定”。

只在自己身上求,那么天地万物都不能扰动自己,这就是“定而后能静”的“静”。

如此一来,天地万物都由此生出,这是最为尊贵的。这就是“静而后能安”的“安”。

安于乾道了,然后就可以做到对事情的精微之处有感知,从而有先见之明;就可以做到精义入神。当做官就做官,当退隐就退隐,当快就快,当慢就慢,一切都根据时机变通,恰到好处。这就是“安而后能虑”的“虑”。

像这样安顿己身,这才像是恰到好处地停在小丘角落里的黄鸟;才像是梁上那雌雉,“起身、飞、停”,没有一样不是止于所当止之地。这就是“止至善”。

简注

1《周易·乾卦·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2《周易·系辞》:“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3《周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4《孟子·公孙丑》:“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5《礼记·大学》:“《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6《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实践要点

这段话是在解释《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1. 在心斋的体系中,止于至善就是把握己身在天地中的位置,即止于至善之地。于是我们修身的努力集中到了己身之上。这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么一来,我们遇到事情就有了个定准。我和同事吵架了,回到家,这时候我是否还在抱怨同事?如果还在抱怨同事,这就是在末上求,而不在本上求。定,就是只在本上求,只在己身上求。

2. 和同事吵架了,回到家,我不抱怨同事了,可是我心中还是有些不平,不能安静。这说明我并没有真正做到定。真正做到定,那就一定可以做到不为之前的争吵所“挠”了。

3. 如果我不抱怨同事了(定),心里也没有觉得烦(静),但是我意志消沉,没有充满兴致地去做事情。这就是“不安”。如果我真的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那么我便处于本然的状态,我必是生生不息的,合于乾道的。我一定是充满斗志要承当自己在天地间的角色的。否则,我的静都还不是真的静,我的定都还不是真的定。

4. 安于乾道,则纯然是良知应事。这时候可以“知几”。心斋和一庵所说的“研几”与一般理学家不同。一般理学家讲的研几是针对内心的功夫。而心斋、一庵的“研几”,则是在“事几”上做到出处进退完全合于道。研几不是通过静坐反省内心世界,而是在应事的时候,一举一动圆通妙应。

5. 如果我做到定、静了,到了家也在充满生机地照顾孩子、处理工作,亦即做到安了。但是我做事的时候并没有“有如神助”的感觉,并没有“灵光四射”,并没有“充满惊喜”。这就是没有做到“虑”。这说明我还没有真正的安于乾道,也就是没有真正的做到定和静。

6. 明明德和亲民是一回事,也就是致良知。而下手处则在止于至善之地,也就是安顿己身,也就是立己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至于具体如何止于至善之地,可以看到,定、静、安、虑、得是一环套一环的,是逐渐精细地指出如何安顿己身。定静安虑得讲完之后,《大学》接下来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物就是身心家国天下一体之大物,此物之本在己身,末在家国天下。所以明明德亲民的初下手处,在止于至善之地(安身)。

五、谓朱纯甫曰:“学问须知有个把柄,然后用功不差。本末原拆不开,凡于天下事,必先要知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1,是安身也,立本也,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无加诸人’2,是所以安人,安天下也,不遗末也,亲民止至善也。”

今译

心斋先生对朱纯甫说:“学习需要有个把柄,然后做功夫才能避免差池。天下之事是个整体,其根本(己身)和末梢(他人、家国天下)是分不开的。但凡是天下之事,一定要知道根本。比如‘我不希望别人把他的意志强加到我的身上’,这就是安顿己身,树立天地万物的根本,明德止于至善之地。‘我也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这就是安顿他人,安顿家国天下,不遗漏末梢,让亲民止于至善之地。”

简注

12《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实践要点

1. 按照心斋先生的解释,子贡不希望别人强加东西于自己,即是希望自己的一切都是由自己的本心所决定,由自己的良知所出;子贡不希望强加东西给别人,即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修身,让别人自己去改变,自己去转化。这分别对应《大学》的“明明德”与“亲民”,并且是在自己身上明明德,在自己身上亲民。亦即“明德止至善”、“亲民止至善”——止于至善,就是安顿己身,就是把天地万物归结到自己身上来调理整顿。

2. 什么是缺乏把柄的明明德呢?

场景一:我教孩子的时候,看到孩子把房间搞得一塌糊涂,我便要训导他。我训导孩子不是为了撒气,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希望孩子能改变生活习惯。我训导孩子的时候也比较耐心。训导孩子的事情,可以说是由良知发动的,而不是由私欲发动的。在我而言,是显明我的明德,在孩子而言,是教养孩子,也就是亲民。

场景二:就上述问题而言,我知道孩子现在如此邋遢,是因为先前有好多回,我看到孩子生活不整饬而没有指出来。也就是心斋所说“引导之不时,己之过也”。之前有几次,我耐心不够,导致说了一半就生气了,道理并没有说清楚,孩子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整饬严谨的生活。也就是心斋所说“讲说之不明,己之责也”。于是我知道这次要不怕麻烦地给孩子指出来;在指出来的时候,还要有足够的耐心,把事情说清楚。这就是在己身之上明明德与亲民,也就是把明明德和亲民拉到己身上来,也就是明德止至善和亲民止至善。

这两种场景,前一种明明德的主体是我的心,客体是眼下的事情。在眼下的事情上明我心之明德,也就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后一种明明德的主体是我的心,客体是我自己,也就是己身。是在己身上明我心之明德。前者在心斋看来是缺个把柄;后者则有个把柄(止至善),是“明德止至善”(亦即“亲民止至善”)。

显然,后一种有把柄的明明德和亲民更有条理,有个本末先后。“用功不差”,就不会出现本乱而末治的情况。而前者要在念念致良知,而没能注意到每个念头不是平均的,没有突出个本末先后,所以用功很可能出现差池。

六、有疑先生安身之说者,问焉曰:“夷齐虽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矣。”先生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其为下矣。”

今译

有质疑心斋先生“安身”之说的,问道:“伯夷叔齐虽然不能安顿己身,但是他们能够安顿己心。”心斋先生说:“安顿己身并且也安顿己心的,这是最上一等的;不能安顿己身而能安顿己心的,这是次一等的;既不能安顿己身又不能安顿己心的,这便是最下一等了。”

实践要点

1. 《孟子》中讲过“匡章”这个人,为匡章辩护(国人都说匡章不孝顺,而孟子为之辩护)。匡章不知道要先在己身上做功夫,不知道先要去安顿己身,而是看到父亲不对,就去要求父亲。所以导致“父子责善而不相遇也”,也就是父子之间相互要求对方改过向善,以至于父子不合。因为父子不合,所以匡章无法尽孝,没有办法安顿己身(作为一个父亲的儿子的身份)。因父亲没有办法得到奉养,孤苦伶仃,如果自己有妻子、孩子奉养自己,自己于心不安,所以让妻子孩子离开自己,终身不接受子女的奉养。

孟子说:“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匡章的发心是,认为不这么做,那就是自己舒舒服服,父亲得不到奉养,这样便算得上是重大的罪过了。

匡章便是无法安顿好“自己作为人子的身”,但求能够安“自己作为人子的心”。而如果匡章心安理得地与自己和妻儿其乐融融,而让父亲孤苦,他作为人子,一想到父亲,是无法安心的。这样他不但没有安顿好自己“作为人子的身”,又不能安自己“作为人子的心”了。这就是不能安身又不能安心的情况。

2. 安身,安顿己身,不是把自己安放在一个舒服的地方,而是把自己放在合于人性的地方。所安的这个“身”,是连带着人在天地中的位置的。罗近溪先生说,这个“身”是根于父母、连着兄弟、带着妻儿的。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身”(没有脱离人伦而存在的人)。所以安身又可以说是恰当地把握自己的身份。而不能安身而安其心,就是在自己已经不能把握住自己的身份时,做到用良心去应对,也就是俗话说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七、问义。先生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1,道尊而身不辱,其知几乎!”“然则孔孟何以言成仁取义2?”曰:“应变之权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今译

有人问心斋先生什么是“义”。心斋先生说:“‘危险的地方不去,混乱的地方不住’,把道义高举起来,不自辱己身,这就是知道了精微之处呀!”又问:“您这么说,那为什么孔子要说杀身成仁,孟子要说舍生取义呢?”心斋先生说:“固然有特殊情况,需要应变权衡。但这是变通之法,不是拿来教人的通常之法。”

简注

1《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2《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实践要点

1. 泰州学派讲的道,主要不是体现在文字上,也不是体现在内心的钻研思索上,而是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上。我们的一言一行是实实在在的、天地可鉴的道的载体。所谓的一言一行,就是在家如何做父亲,在单位如何做员工,在社会上如何做公民,也就是如何做自己、如何安顿此身。所以道和身是一体的。我们对道义有多么看重,我们对己身就有多么看重。所以《礼记》说:“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终日。”君子不能接受有一天时间自己没有活得顶天立地。一旦如此,君子便惶惶不可终日,必定要改变才行。这就是尊身。心斋说:尊道尊身,才是至善。这个至善,就是止于至善、安于天地对自己的安排,就是把握自己的身份,就是通过己身呈现道义。这就是义。

2.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权法”,不是“教人家法”,不是规矩常法。这个权有两个意思。一是特殊情况。人一般很少遇到要杀身成仁的情况。(相反,杀身往往是一死了之,反而是丢下仁义这个重担。)有孩子认为父母管自己管得太多,侵犯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不道义的,于是要去跳楼。这算是舍生取义吗?这很难成立。所以“权法”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使用的。所以有“唯圣人及大贤以上可以行权”的说法。

权的另一个意思是对道体认到极其细微之处。比如孔子因为祭祀时的小问题离开鲁国,这原本是不对的。但是孔子是要把离开鲁国的责任归到自己身上,所以“以微过行”。孔子实际上是对道义体会到极为精深的地步,所以有时候做出来的事情一般人觉得不仁,但实际上是非常精深的仁。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个权,即是对道义体会得极其精微,可共学,可适道,可在道义上并立,甚至可以在极为精微的地方都能够有共同的权法。

权的两个意思,一个是和经(常法)对立的,一个是经的极其深入细微之处。后一个意思是本质定义。权,不是委曲求全的“委曲”,不是枉尺直寻的“枉尺”。权不是在道义上打折扣,而是道义的精深化。

八、乍见孺子入井而恻隐者1,众人之仁也;“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贤人之仁也;“吾未见蹈仁而死者矣”3,圣人之仁也。

今译

突然见到小孩子掉进井里,心中顿时一痛,这是众人都有的仁;“不为了求生而违背仁德,却会为了成全仁德而舍弃生命”,这是贤人层次上的仁;“我从没见过因为践行仁德而死的”,这是圣人层次上的仁。

简注

1《孟子·公孙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2《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3《论语·卫灵公》:“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实践要点

1. 仁,是儒家最为核心的词。一开始修身,我们要去见善体仁,去发现身边人的善意。随着我们越来越用心地去为善去恶,我们也就越来越感受到身边人的好,越发觉得生而为人的幸福可贵。

现在的人,习惯性地对世间的仁爱熟视无睹,对人的自私深信不疑。于是人越来越不愿意袒露真心,人与人之间温厚的气氛越发少,凉薄的气氛越发多。而人生命中的温暖,是自娘胎中就有的,十月怀胎,到父母辛劳的哺育,没有这出生便带着的温暖,我们不可能存在。所以孟子说,孩提皆知爱知悌。这就是所谓的“赤子之心”。

2. 众人有这赤子之心,但是不去呵护它,越发的不信任它,以至于人性中的温暖几乎泯灭,成为一个麻木不仁者。而贤人则把它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如果真能去体认这个仁心,我们自然会感到,这个仁心,声色名利与之相比,不值一提。这是对善、对仁深刻的体认和坚信。

3. 在日常经验中,一个人可能因为做好事而产生糟糕的后果。所以有发心为仁而结果不幸的情况。

比如孔子周游列国,想要推行仁政。结果不但没有实现理想,还多次差点丧命。这是仁的因结出不幸的果吗?

这是从世俗功利的角度评判人生,遂觉得“德”与“福”不一致。若从这两千多年的文明看,孔子的一言一行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其德行纯粹,其事功一直延续到今日。

功利世界自有其运行之道,这是孟子所谓的“人爵”。其夭寿祸福,未必是人的德行所能决定的。但是仁德一定不会让人的夭寿祸福受到损害。有人说,战争时,被敌军俘获,如果变节,便可以活下去,如果讲仁义,那寿命就会缩减。这不是仁义损害寿数吗?在这个例子中,死或许比活着要幸福。如果变节,寿数或许增加了一些,而其他方面的生命的损伤是所增加的寿数远远无法抵消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只要发心纯粹是仁,必纯粹是积善,所以说未有蹈仁而死者。

圣人做仁义之事,没有掺杂私欲,是纯粹的仁;而常人做仁义之事时掺杂了许多私欲,所以常人很容易错把混在仁义中的私欲当作仁义,进而把人生的不幸归咎为仁义。所以真的体认到“德福一致”、“人性本善”、“仁者无敌”、“未有蹈仁而死者”是极其不易的,只有呵护好“众人之仁”(亦即赤子之心、人人本有的良知),担当自任起贤人之仁,久而久之才能真实地把生命安顿在“仁”上。这就是所谓的“仁者安仁”、“圣人之仁”。

九、“明哲”1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

知保身者,则必爱身;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能敬身者,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

故一家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一国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天下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

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

今译

“明哲保身”的明哲,指的是生而就有的良知。“只要有明哲就可以保全己身”,指的是良知良能。

(我们的天生就有的明哲)知道要保全己身,那我一定会爱护己身;我们能去爱护己身,就不敢不爱护他人。只要我能去爱护他人,他人一定会爱护我;他人爱护我,那我的己身就得以保全。如果我能爱护己身,那我一定会敬重己身;能去敬重己身,就不敢不敬重他人。我能去敬重他人,他人必定会敬重我;他人敬重我,那么我的己身就得以保全。

所以,一家人都爱我,那我的己身在一家之中就得以保全;我的己身得以保全,然后可以保全一家。一国的人爱我,那我的己身在一国之中就得以保全;我的己身得以保全,然后可以保全一国。天下人都爱我,那我的己身在天下之中就得以保全;我的己身得以保全,然后可以保全天下。

知道要保全己身,却不知道要爱护他人,势必导致凡事图自己的便利。图利自己,损害他人,别人便会报复我,那么我的己身就不能保全。我的己身都不能保全,又谈何保全天下国家呢?只知道爱别人,而不知道爱己身,势必导致烹身割股以事双亲、杀害己身舍弃生命这样愚忠愚孝的行为,那么我的己身就不能保全了。我的己身都不能保全,谈何保全君主和父亲呢?

简注

1《诗·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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