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流亡者1

卢格和金克尔——硫磺帮2——美国宴会——《领导者》——圣马丁会堂的群众集会——米勒博士

德国流亡者与其他人不同，他们的特点是枯燥乏味，不好相处，喜欢争吵。他们中间没有意大利流亡者中那种热情洋溢的人，也不会有法国流亡者那种火热的头脑和激烈的言论。

其他流亡者很少与他们接近；举止、习惯的不同使他们与别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法国人的狂妄自大与德国人的粗鲁蛮横没有共同之点。德国人缺乏公认的文明风度，加上不近人情的迂阔作风，过度的不拘形迹，过度的幼稚天真，使不习惯的人很难与他们相处。他们自己也不愿意与人交往，一方面认为自己在科学水平上远远超过其他人，另一方面又觉得在别人面前不自在，不舒服，仿佛一个乡下佬走进了大都会的沙龙，一个官吏走进了贵族圈子。

在德国流亡者内部，也像他们的祖国一样四分五裂。他们没有一致的纲领，他们的统一是靠相互仇视和恶意攻击支撑着的。德国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感觉到了这一点。那些精力充沛的人，纯正的人，聪明的人，如卡·舒尔茨3，奥·维利希4，雷亨巴赫，都去了美国。那些温和的人则躲进了事务堆中，躲到了伦敦郊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5。其余的人，除了两三个领导人，则分裂成一些势不两立的小集团，争争吵吵，甚至不惜利用家庭隐私，以至刑事罪责，彼此诋毁。

我抵达伦敦不久，便到布赖顿拜望阿诺尔德·卢格，在4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中，卢格是个著名人物，他正在发行著名的《哈雷年鉴》6，我们从这里汲取着激进的哲学思想。1849年，我与他在还没冷却的火山地带——巴黎见过面，那时没有工夫研究个性。他是作为巴登起义政府的一个代表来邀请不懂德语的梅罗斯拉夫斯基7去指挥游击队，并与法国政府举行会谈的，但法国政府根本不想承认革命的巴登。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卡·布林德8。6月13日后，他和我都不得不逃离法国。布林德迟了几个钟头，便被关进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从那时起直到1852年秋，我没再见到卢格。

在布赖顿，我发现他已成了一个唠叨的老人，满腹怨气，言语刻薄。从前的朋友离开了他，德国也忘记了他，他在政治上已没有影响，流亡者中又争争吵吵，使他沉浸在流言蜚语和说长道短中。与他保持经常联系的只有两三个庸碌无能的新闻记者，舞文弄墨的小报作家，这是些德国舆论界的小投机商，在鏖战激烈的时刻，从来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只是到战斗结束之后，这些政界和文化界的五月金龟子才钻了出来，每天晚上津津有味地、不遗余力地搜寻白天留下的残渣。卢格便跟他们一起编写文章，撺掇他们，给他们提供素材，在德国和美国的某些报纸上播弄是非。

我在他那儿吃了饭，度过了一个晚上。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都在抱怨那些流亡分子，对他们造谣中伤。

“我们四十五岁的维特9与男爵夫人的事怎么样了，您听到吗？”他说，“据说，他向她表白爱情时竭力说服她，贵族和共产主义者的结合将发生化学反应，生下一个天才的孩子。但是听说，男爵对生理学实验毫无兴趣，结果把他轰走了。不知这是不是真的？”

“您怎么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

“不过实际上我也不太相信。住在这种穷乡僻壤，我只能听到一些伦敦的小道消息，又都是从德国人那里听到的，这些人，尤其是流亡者，编的谎话真是无奇不有，反正大家都不和睦，都在彼此造谣诽谤。我想，这是金克尔编造的，因为男爵夫人救他出了监狱，他得用这故事向她表示感谢。要知道，他自己也想追求她呢，只是不敢这么做。他的妻子不准他胡搞，对他说：‘你从我第一个丈夫那里夺得了我，现在应该满足了……’”

阿诺尔德·卢格的哲学谈话便是这样。

有一次他改变了话题范围，为了缅怀友情谈到了巴枯宁，但讲到一半便突然停止，说道：

“不过最近他有些走回头路了，在胡说什么革命的专制主义，泛斯拉夫主义。”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他，决定再也不来看他了。

过了一年，他在伦敦举办了几次学术讲座，讲德国的哲学运动。讲座效果不好，带柏林口音的英语很刺耳，而且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名都按照德语发音，英国人简直猜不透伊俄菲斯、尤诺10等等是什么人。第二次讲座来了十个人，第三次五个人，加上我和沃尔采尔。卢格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走过我的身边，与我紧紧握了手，说道：

“波兰和俄国来了，可是意大利没有到，等发生新的人民起义时，我不会忘记马志尼和萨斐的这笔账。”

他走时气呼呼的，带有威胁的神气。我看看沃尔采尔那讥刺的笑容对他说道：

“俄国请波兰共进晚餐。”

“那么意大利只好完蛋了。”沃尔采尔说，一边摇摇头。我们走了。

金克尔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是最杰出的一个。这人的行为无可指责，工作辛辛苦苦，不论说来多么奇怪，这在流亡者中还是极少见的，然而金克尔却被卢格看作眼中钉，为什么？这很难说明，正如无神论的鼓吹者卢格怎么会成为新天主教派龙格11的朋友一样不可思议。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千百个派别中一派的首脑。

看到他，我总觉得奇怪，这个宙斯式雄伟脑袋怎么会生在一个德国教授的肩上，这个德国教授又怎么会跑进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来负了伤，又落进了普鲁士的监狱？也许比这一切更叫人纳闷的是，这一切加上伦敦，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他还是德国的教授。他身材魁梧，满头白发，胡子也花白了，他天生相貌堂堂，令人肃然起敬——但这副相貌赋予了他一种当官的气派，法官和大主教的威严和架势，使他的眉宇之间显得有些自负。这种气质在现代的牧师，妇科医生，尤其是催眠术家，专门保卫道德的律师，以及英国贵族化大饭店的茶房领班身上，也可以看到，只是表现略有不同而已。金克尔青年时代醉心于神学；摆脱神学后，在待人接物方面依然像个教士。这并不奇怪，哪怕拉梅内12，尽管深深铲除了天主教的根基，直到晚年仍保持着神父的仪表。金克尔讲话深思熟虑，不慌不忙，显得四平八稳，毫无棱角，似乎在诲人不倦地进行说教。他装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但真正满意的还是他自己。

他在萨默塞特大厦和几所高等学校教书，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公开讲授美学——这使那些在伦敦挨饿的、游荡的德国三十四个邦的解放者不能宽恕他。在美国各报上，金克尔经常受到攻击，它们成了德国谣言的主要排水沟；在每年照例要为纪念罗伯特·勃鲁姆13，为纪念第一次在巴登举起盾牌、第一次对奥地利人挥舞宝剑14等等而举行的人数不多的大会上，金克尔也总会遭到指责。他的同胞全都在咒骂他，这些人永远不知道吸取教训，永远要向人借钱，又从来不知道归还，谁不肯借，他们便随时准备把他说成间谍或强盗。金克尔从来不屑于回答……那些耍笔杆的家伙叫了一阵，也就像克雷洛夫描写的那样退却了。15不过偶尔还会有一只肮脏的毛茸茸的小狗，从不知哪个德国民主派的地洞里蓦地跳将出来，在一份谁也不读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小文章，向他狺狺而吠，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不禁使人想起蒂宾根、达姆斯塔特和不伦斯威克-沃尔芬比特尔16等地纷纷揭竿而起的那个幸福的时代。

在金克尔的家中，在他的讲堂上，在他的谈话中，一切都是美好而聪明的，但是车轮上似乎缺少一点机油，因此一切都运转不灵，没有吱吱声，但走得没精打采。他的谈吐一向生动有趣，他的妻子是著名的钢琴家，弹的曲子美妙悦耳，可是家中却沉闷得要死。只有孩子们跳跳蹦蹦，带来了一点活跃的气息，他们那明亮的小眼睛，那清脆的嗓音，虽然不够庄重，但……似乎给车轮增加了一点机油。

“我是一个具备各种可能性的人。”金克尔不只一次对我这么讲，用这话说明他介于各派力量之间的地位。他认为，他可能在未来的德国成为未来的部长。我并不相信这一点，但他的夫人约翰娜对此却深信不疑。

不妨顺便谈谈他们的关系。金克尔经常保持着庄重的外表，她则总是对他惊叹不已。在他们中间，哪怕谈到最平凡的日常事务，也要使用高尚喜剧（德国的市民式文雅喜剧！）和道德小说中的词句。

“最亲爱的约翰娜，我的天使，”他清晰地、不慌不忙地说道，“你这么善良，再给我斟一杯好茶吧，你煮的茶味道香极了！”

“这茶这么合你的口味，使我太高兴了，亲爱的哥特弗里德。亲爱的，请给我加几滴奶油。”

于是他给她滴了几滴奶油，一边含情脉脉地瞧着她，她则报之以感激的目光。

约翰娜对丈夫的照顾无微不至，坚持不懈，简直叫他受不了；有雾的日子，她总要在一条特制的腰带上给他别一支手枪，叮嘱他千万别吹风着凉，要当心坏人，不要吃不卫生的食物，尤其要提防女人的眼睛——这是比所有的风和鹅肝馅饼更危险的……总之，她用自己强烈的嫉妒和不可克制的、永不衰退的爱情害苦了他。但另一方面，她让他相信，他是天才，至少不比莱辛差，他将成为德国未来的施泰因17。金克尔相信这是真的，但在外人面前，当她的吹捧超过限度时，不得不亲切地制止她。

“约翰娜，您听到海涅的事吗？”一天夏洛特18伤心地跑进屋子问她。

“没有。”约翰娜回答。

“他死了19……这是昨天夜里……”

“真的？”

“千真万确！”

“啊，这下可好了——我总是担心，他会写出什么刻毒的讽刺诗，讽刺哥特弗里德，他的语言那么尖刻。”接着突然清醒了，又道：“您使我吃了一惊，这对德国是多大的损失。”20

……厌恶，这是出自嫉妒的痛苦感情。21

这些仇恨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意识到祖国德国在政治上处于二流地位，又竭力想扮演第一流的角色。法国人的民族自大狂也是可笑的，但是他们还能够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流了血”……然而学识渊博的德国人流的只是墨水。提高民族地位的奢望与学究式世界主义相结合，尤其显得可笑，因为它提不出任何权利，只是不相信别人能尊重自己，自己能有所作为而已。

“为什么波兰人不喜欢我们？”一个德国人在一些书呆子的集会上一本正经地问。

正好有一个新闻记者参加了这次集会，他是个聪明人，早已迁居英国。

“哦，这是不难理解的，”他答道，“您不如说，谁喜欢我们？或者为什么大家讨厌我们？”

“怎么大家讨厌我们？”惊奇的教授问道。

“至少与我们相邻的国家都这样：意大利人，丹麦人，瑞典人，俄国人，斯拉夫人……”

“对不起，博士先生，也有例外。”书呆子有些不好意思，坐立不安地反驳道。

“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和英国是例外。”

学者开始神采焕发了。

“可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法国不怕我们，而英国瞧不起我们……”

德国人的处境确实令人伤心，但他们的伤心不能使人同情。大家知道，他们有力量应付一切——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然而他们却办不到。例如，与他们同一种族的英国、荷兰、瑞典等民族都是自由的，德国人却不是。无能也必然对人（例如对贵族）发生影响，尤其可以使人感到自卑。德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为了抬高自己便不择手段，甚至把英国和北美共和国当作了国家事务方面日耳曼精神的代表。埃德加·鲍威尔22写了一本谈俄国的空洞的小册子（题目大概是《教会和国家》23），卢格便对他大为恼火，怀疑是我怂恿他写的，于是写信给我（后来还把这信发表在《泽西文集》上），说俄国只是一种粗糙的材料，既野蛮，又混乱不堪，它的力量、荣誉和美都来源于日耳曼的天才，是后者向它提供了范例和榜样。

任何俄国人一旦登上舞台，德国人便会愤愤不平，表示惊讶；不久前他们还对我们的学者感到诧异，因为这些人居然想在俄国的大学和俄国的科学院中成为教授。在外来的“同仁”眼中，这简直是胆大包天，忘恩负义，侵占了别人的位置。

马克思对巴枯宁非常熟悉，知道他几乎为德国人丧生，死在萨克森刽子手的屠刀下，然而他却把巴枯宁说成了俄国间谍。他在自己的报上编了一大篇故事24，说这是乔治·桑听赖德律-洛兰讲的，后者在当内政部长时看到了一份对他的名声不利的书信。巴枯宁那时蹲在监狱里等待判决25，压根儿没想到这种事。诽谤要把他推向断头台，最终切断殉难者与暗中同情他的群众之间感情上的联系。巴枯宁的朋友阿·雷海尔写信到诺昂，问乔治·桑是怎么回事。她马上答复了雷海尔，并向马克思的报纸的编辑部写了信，对巴枯宁表现了伟大的友谊，声明她从来没有与赖德律-洛兰谈到过巴枯宁，因此她不可能复述报上谈到的事。马克思很有办法，他发表了乔治·桑的信，加了个注，说那则关于巴枯宁的消息是他“不在的时候”登载的。

收场完全是德国式的，它不仅在法国不可能（因为那里对名誉问题一丝不苟，发行人会用一大堆漂亮的词句、拐弯抹角的语言和道德说教，掩盖这种肮脏勾当，最后表示别人恶意利用了他的信任，他为此表示失望），甚至在英国，尽管那里的报刊发行人毫无礼貌，他也不敢把责任推在同事身上。26

我到伦敦后过了一年，马克思一派对巴枯宁又进行了一次肮脏的诬蔑，而当时巴枯宁已关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27

英国自古以来就号称是受迫害者的祖国，可是在这里却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戴维·厄克特28便属于这种现象，这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保守派中一个激进的怪物。他被两个思想搞糊涂了，一个是：土耳其是最优异的国家，有着远大的前途，因此他吃土耳其的饮食，洗土耳其的澡，坐土耳其的沙发……第二个思想是：俄国的外交手腕是全欧洲最狡猾的，神秘莫测，它收买和欺骗了世界各国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尤其是英国的政界人物。厄克特花了几年工夫想寻找证据，证明帕默斯顿已被彼得堡政府收买。他就这事发表了文章和小册子，向议会提出意见，在大会上呼吁。起先大家听了他的话很生气，驳斥他，咒骂他，后来习惯了，不论被指责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一笑置之，不再理会……等他讲完便哄堂大笑。

在一个主要组织的一次大会上，厄克特又大放厥词，发挥自己的先入之见，竟然忘乎所以，指责科苏特是个不可信任的人，如果他还没有被俄国收买，那么一定处在一个显然在为俄国卖力的人的影响下……这个人便是马志尼！

厄克特像但丁的弗兰采斯加29，这天再也讲不下去了。他提到马志尼的名字，便引起了震耳欲聋的嘲笑声，以致戴维本人也发现，他不仅不能靠弹石器打死这个意大利的歌利亚30，还会扭伤自己的胳臂。

如果有个人认为，并公开宣称，从基佐和德比到埃斯帕特罗31、科布登32和马志尼，都是俄国间谍，这对马克思（天下第一号怀才不遇的天才）周围那帮得不到大家承认的德国政治家说来，自然如获至宝。这些人出自无法施展的爱国抱负和骇人听闻的自命不凡，建立了一所高等学府——造谣学校，对政治舞台上一切比他们幸福的人，无不百般猜疑。他们缺少的只是光明正大的名义，厄克特把它给了他们。

戴·厄克特那时对《广告晨报》33（一份靠最奇怪的方式维持的报纸）有很大影响。这份报纸不论在俱乐部里，在大书报摊上，还是在正派人的案头，都不能找到，但它的发行量却超过了《每日新闻》，直到最近才在《每日电讯报》《明星晨晚报》等廉价报纸的竞争下退居次要地位。《广告晨报》纯粹是英国现象，这是饮食业的报纸，任何一家酒店都不会没有它。

马克思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便是靠厄克特和饮食店顾客与《广告晨报》搭上关系的34——“哪里有啤酒，哪里便有德国人”。

一天早上，《广告晨报》突然提出了问题：“巴枯宁是不是俄国的间谍？”35——很清楚，答案是肯定的。这行径如此卑鄙，甚至并不特别同情巴枯宁的人也被激怒了。

对此事不能置之不理。尽管不愿意，我还是与戈洛36一起在联合抗议书上签了名，此外别无选择。我又请马志尼和沃尔采尔一起签名，他们马上同意了。看来，有了波兰民主派领导中心主席和马志尼这样的人物作证，一切总该解决了。但是德国人还不肯就此罢休。他们与戈洛温展开了最无聊的论争37，而后者之所以乐此不疲，也只是为了给伦敦酒店里的读者消闲解闷。

我的抗议，我给马志尼和沃尔采尔写的信，一定引起了马克思对我的不满。大致正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从大肆吹捧变成了大肆挞伐。现在他们不再给我写颂词，像《来自彼岸》和《意大利书简》38出版的时候那样，而是这么谈论我，说我“像一个狂妄的野人，居然敢于高高在上地对待德国”。39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小徒弟写了一本书攻击我，寄给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后者不愿出版。于是他在《领导者》40上发表了上面谈的那篇文章（我是过了好久才知道的）。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

不久，马克思集团中又添了一员戴脸甲的骑士，他名叫卡尔·布林德，当时他是马克思的随从，现在则是他的敌人。由于美国驻伦敦领事为我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布林德便在纽约报纸的通讯上说道：“在这次宴会上有一个俄国人，他便是亚·赫，一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人。赫与马志尼、科苏特、萨斐等有密切关系……这些人都站在运动的领导地位，从这一点看，他们让一个俄国人接近他们是很不谨慎的。我但愿他们的悔悟不致太迟。”

这是布林德本人写的，还是他的助手写的，我不知道——我手边现在没有它的原文，但我可以保证意思无误。

在此我必须指出，不论布林德也好，马克思也好，我与他们都素不相识，这仇恨纯粹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并非出自个人恩怨，我只是他们献给祖国的祭品——出于爱国主义的需要。再说，在美国领事的宴会上没有德国人，这叫他们恼火，他们便向俄国人发泄怨气。41

这次宴会使大西洋两岸的人都议论纷纷，原因是这样的。皮尔斯总统42为了与旧欧洲各国政府赌气，干了各种幼稚行为。这一方面可以在国内赢得更大声誉，另一方面可以转移欧洲各激进党派的视线，掩盖他的全部政策的主要立足点——悄悄地巩固和扩大奴役制度。

这是索雷43担任驻西班牙大使，罗伯特·欧文的儿子44任驻那不勒斯公使的时候，这以前不久，索雷与杜尔戈进行了决斗45，还不顾拿破仑的命令，坚持要通过法国前往布鲁塞尔，使法国皇帝难以拒绝。美国人说：“我们的大使不是给各国国王，而是给各国人民派出的。”正是出于这个思想，他们才给一切现存政府的敌人举行了这次外交宴会。

这次宴会我事前毫无所知；一天突然收到了美国领事桑德斯的请帖，请帖中还附了马志尼的一张小小便条，他请我不要拒绝，举办这次宴会的目的只是要气气某些人，向另一些人表示同情。

参加宴会的有：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加里波第，奥尔西尼，沃尔采尔，普尔斯基46和我，英国人中有一个激进派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另外便是布坎南大使47和大使馆的一些官员。

应该指出，这次由黑色奴隶制度保卫者举办的红色宴会，目的之一在于促使科苏特和赖德律-洛兰接近。这不是要为他们调解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而是要使他们正式认识。他们从未见过面，原因是这样的。科苏特从土耳其来到伦敦时，赖德律-洛兰早已在这儿。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谁先拜访谁，是赖德律-洛兰先去拜访科苏特，还是科苏特先去拜访赖德律-洛兰，他们的朋友、同志、随从、卫队和群众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势均力敌。一个是匈牙利的独裁者，另一个虽不是独裁者，但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的贵宾，第一流的风云人物，誉满四海的英雄，另一个在英国已像在家中一样，理应受到新来者的谒见……总之，这件事正如方圆转化和永动等等问题一样48，在两派人物之间无法解决……于是只得决定谁也不去拜访谁，一切听其自然……三四年过去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事业，却只得彼此隔绝，而自然的见面机会始终没有出现。马志尼便决定给命运助一臂之力。

宴会开始前，在布坎南已经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三生有幸，得以与大家见面以后，马志尼挽住赖德律-洛兰的手，同时布坎南也对科苏特如法炮制，这样，把两个罪魁祸首拉到了一起，使他们差点撞个满怀，然后向彼此介绍了姓名，两位新朋友也不甘落后，互相表示了仰慕之意，伟大的匈牙利人用的是带有东方风味的华丽辞藻，伟大的高卢人则用的是国民议会上色彩强烈的演说口气……

在这整个表演过程中，我和奥尔西尼站在窗口……我看了看他，不觉高兴极了，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但主要在眼睛中，不在嘴唇上。

“告诉您，我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多么无聊的场面，”我对他说，“1847年，我在巴黎历史剧院看一出毫无意义的军事剧，这出戏的主要角色可以说只是硝烟和射击，次要角色是马、大炮和战鼓。在一场戏里，双方军队的统帅为了谈判，从舞台的相反方向出场，英勇地朝对方走去，走近以后，一个脱下帽子答道：‘苏沃洛夫——马塞纳！’另一个也脱下帽子答道：‘马塞纳——苏沃洛夫！’”49

“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呢。”奥尔西尼对我说，脸色变得相当严肃。

狡猾的老人布坎南尽管已将近七十岁，还在觊觎总统的宝座，因此总是大谈安度晚年、田园生活和自己年老体弱等等。在宴会上，他不断跟我们套近乎，就像当初当驻俄大使时，在尼古拉的冬宫跟奥尔洛夫和本肯多夫拉关系一样。他以前就认识科苏特和马志尼；跟其他人，他大多谈些非常得体的奉承话，使人觉得这是一个熟悉官场应酬的老练外交家，不像来自民主共和国的严峻公民。对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我，他在俄国住过很久，他得到的印象是它会有很伟大的前途。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对他说什么，我便告诉他，在尼古拉加冕时我就见过他：“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是您很引人注目——穿着您那套普通的黑燕尾服，戴着大礼帽，站在穿绣金官服的一大群显要中间。”50

对加里波第，他说道：“您在美国像在欧洲一样著名，只是在美国您还有一个新头衔。那里人们说您……说您是一位杰出的水手……”

用过甜点后，桑德斯夫人便走了，这时送上了雪茄，还有大量的酒。布坎南坐在赖德律-洛兰对面，告诉他，他在纽约有个熟人曾这么对他说：为了认识您，要他特地从美国赶到法国，他也愿意。

不幸布坎南讲得含糊了些，赖德律-洛兰又不太懂英语，结果弄得张冠李戴，十分有趣：赖德律-洛兰以为布坎南在谈他自己，便露出法国人热情洋溢、感激不尽的表情，连声道谢，还隔着桌子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大手。布坎南接受了感谢，握了手，带着不动声色、安详自若的神态（这种神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哪怕遇到轮船失事或者失去一半家产等等险情时也不会改变的）对他说道：“我想，这是弄错了，不是我这么想，是我在纽约的一位好朋友这么说。”

宴会结束时已到深夜，布坎南走了，接着，科苏特认为他也不能再留下，便带了自己没有任所的大臣走了。桑德斯请我们重又走进餐厅，要亲自用肯塔基陈威士忌给我们调制潘趣酒。况且他觉得意犹未尽，必须为未来的世界共和国（无色的）等等举杯祝酒，表示庆贺，而谨慎的布坎南大概是不肯做这一切的。宴会后的祝酒，只有两三个客人和他在一起……不用演说。

他在酒上点了火，加了各种香料，一边提议合唱《马赛曲》，代替祈祷。谁知只有沃尔采尔一人熟悉这支曲子，但他的嗓子哑了，马志尼只会唱一点儿，于是只得把美国人桑德斯夫人请来，由她用吉他弹《马赛曲》。

这时她的先生已完成了烹调任务，尝了一口，觉得很满意，给我们每人斟了一大茶杯。我什么也不怕，一下子喝了一大口，呛得差点喘不出气。等我好过一些，看看赖德律-洛兰，发现他也想大口喝酒，我赶紧喊住他：

“如果您还想活下去，对这种肯塔基饮料得当心一些才好。我是俄国人，我喝了它，上颚、咽喉和整个食道尚且像火烧似的，您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肯塔基潘趣酒一定是用红辣椒做的，简直跟浓硫酸差不多。”

美国人很得意，对欧洲人的虚弱发出了嘲笑。我从年轻时起就是米特拉达梯51的模仿者，因此只有我一个人喝干了酒，还嫌不够。我与酒精的这种化学亲和性，大大提高了我在领事眼中的地位。“对，好样的，”他说，“只有在美国和俄国，人们才真正懂得喝酒。”

我心里想：“对，还有一个更值得引以为荣的相似之处：只有在美国和俄国才能把奴隶鞭打致死。”

这次宴会便以七十度的潘趣酒结束，它没有损害赴宴者的胃肠，却触犯了德国小报记者的尊严。

在美国宴会之后，出现了成立国际委员会的尝试——这是英国宪章派和各国流亡者试图采取联合行动，宣布自己的存在和统一的最后一次努力。委员会的倡议者是厄内斯特·琼斯52。他企图挽救过早衰老的宪章运动，使英国工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携起手来。为促进这种真诚的合作，双方决定采取一次共同行动——召开纪念1848年2月24日的大会。53

国际委员会选举了我和其他十人作委员，并要求我在大会上谈谈俄国，我写信感谢了他们，但表示不想发言——要是马克思和戈洛温没有迫使我为了故意与他们作对，走上圣马丁会堂讲坛的话，事情本来可以这么结束。54

起先琼斯收到了一个德国人的信，抗议我的当选。他写道，我是著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我写过必须征服维也纳，并把它称作斯拉夫民族的首都，我还宣传俄国的农奴地位，把它作为全体农民的理想社会。他提出这一切的根据，便是我给林顿的信（《旧世界与俄国》）55。琼斯没有把这种爱国主义的诬蔑放在心上。

但是这封信只是试探性的前奏。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马克思便提出，他认为我的当选不符合委员会的宗旨，建议取消我的资格。琼斯指出，这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委员会选举了一个根本不想当它的委员的人，而且正式通知了他，现在便不能凭一个委员的意愿便改变这个决定，马克思不妨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他可以立即把它提交委员会讨论。

对此，马克思说道，他并不认识我，他的指责丝毫不带个人意气，但是他认为，我是俄国人，又是在所写的一切中支持俄国的俄国人，单单这一点已经够了；最后他说，如果委员会不取消我的名字，那么他马克思和他所有的人，都只得退出这个委员会。

厄内斯特·琼斯，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两三个德国人，以及英国人，在表决时都支持我。马克思落到了极少数的地位。他与自己的同伙离开了委员会，再也没有回来。

在委员会遭到失败后，马克思集团退进了自己的堡垒——《广告晨报》。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了《往事与随想》一卷的英译本，其中收入了《监狱与流放》。56为了有个动听的书名，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它改成了《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快报》首先指出，这是吹牛。我给出版商写了信，也给《快报》写了信。赫斯特和布莱克特声明，书名是他们改的，原稿上没有这名称，但霍夫曼和卡佩在德文本上也用了“在西伯利亚”等字。《快报》把这一切都发表了。看来事情已经了结。但是《广告晨报》却开始攻击我，一星期有两三次。它说，我用“西伯利亚”这词，是为了使书容易出售，说我在书出版后过了五天才提出抗议，是为了让书有个推销的时间。我作了答复；他们发表时加了标题：“赫尔岑先生事件”，仿佛这是给杀人案件或刑事案件加按语……《广告晨报》的德国人不仅不相信“西伯利亚”是书商加的，而且对流放本身提出了怀疑：“在维亚特卡和诺夫哥罗德，赫尔岑先生是在沙皇衙门里当官，他在何时何地被流放过？”

最后，兴趣消失了……《广告晨报》才忘记了我。

过了四年，意大利战争57开始了；这时红色的马克思忽然看中了最黑最黄的《奥格斯堡报》58，在它上面宣称（匿名），卡尔·福格特是拿破仑亲王的奸细，科苏特、山·泰莱基59、普尔斯基等等都已被拿破仑收买。接着他又写道：“根据最可靠的消息，赫从拿破仑那里领取巨款。他与罗亚耳宫的密切关系早已不是秘密……”60

我没有答复，他便自以为得计，不久伦敦那份营养不良的周刊《海尔曼》又登出了一篇小文章，文章说（尽管我已声明过十来次，我从未写过这类话）我“建议俄国占领维也纳，认为它是斯拉夫世界的首都”。61

我们在一起吃饭，大约十个人，有人谈到了报上报道的乌尔班和他的滂陀尔62在科摩湖一带的暴行。加富尔公布了这些事件。对于乌尔班的行径，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来历不明的亡命之徒是雇佣兵出身，后来不知混进了哪个兵营，又在哪个军队中青云直上；这是男性的营妓，生来就是在战场上厮杀的大兵，滂陀尔和匪徒。

那是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战役63前夕。当时德国人的爱国思想已到了恶性膨胀时期；对意大利的古典主义式的好感，对奥地利的爱国主义的仇恨，在骄傲的日耳曼民族自大狂面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自大狂只指望不惜一切长期侵占别国的“四要塞防御区”64。巴伐利亚人已整装待发，尽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命令，听到任何号召，接到任何指示……可是他们挥舞着解放战争65时期生锈的军刀，用啤酒灌醉了克罗地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给他们撒鲜花，让他们为了奥地利，也为了让自己永远遭受奴役去攻打意大利人。自由派流亡者布赫尔66，还有一个应该是红胡子67的旁系子孙、名叫罗德贝尔图斯68的人，都发出了叫嚣，指责一切外国人（也就是意大利人）企图占领威尼斯……

在这种不和谐的气氛中，在肉汤和煎鱼之间，乌尔班的暴行问题引起了争论。

“嗯，如果这不是真的呢？”米勒-斯特鲁宾69提出，脸色有些发白，这人从身体来说是出生在梅克伦堡70，但从精神来说是出生在柏林的。

“然而加富尔的照会……”

“这什么也不能证明。”

“如果这样，”我指出道，“那么也可以怀疑在马真塔是奥地利人击溃了法军，因为我们中间谁也没有在那儿。”

“这是另一回事……那儿有千万个证人，其中也有意大利农民。”

“您又何苦要为奥地利将军辩护呢……难道在1848年，我们还没有吃够这些人和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军官的苦头吗？这些该死的容克军官自高自大，骄横跋扈……”

“先生们，”米勒说道，“普鲁士军官是不允许侮辱的，不能把他们与奥地利人同等看待。”

“我们不知道这种微妙的区别；他们同样讨厌，同样可恶，我觉得，所有这些人，还有我们的近卫军，都是一丘之貉……”

“谁侮辱普鲁士军官，便是侮辱普鲁士民族，他们与它是不可分割的。”米勒说，脸色气得煞白，用生平第一次发抖的手放下了斟得满满的酒杯。

“我们的朋友米勒是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我说，仍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他在祖国的祭台上不仅要献出生命，献出烧伤的手，还献出了自己健全的思想。”

“他的脚不会再踏进侮辱德意志民族的地方。”说完这话，我们的哲学博士便站了起来，把餐巾丢在桌上作为决裂的物质表现，铁板着脸走了……从这时起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早在1847年我与他就不分彼此，常常一起在柏林宪兵广场的斯坦利酒家喝酒。在我看到过的一切游手好闲的德国人中，他是最好、最幸运的一个。他没有到过俄国，但一生都在跟俄国人打交道，他的生平也许对我们不是毫无趣味的。

米勒与一切不用双手劳动的德国人一样，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古代语言，在这方面他知识丰富，懂得很多，因此他的教育是清一色古典式的；他从来没有时间翻一下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虽然他尊重自然科学，知道洪堡一辈子研究的都是这些东西。米勒像一切语文学者一样，如果不知道中世纪或古代的某一本无关紧要的书，便会羞得无地自容，然而可以毫无愧色地承认，例如，他对物理、化学等等一无所知。米勒作为音乐的热烈爱好者，却不懂得钢琴的指法，不会唱歌，作为柏拉图美学的研究者，却从来不会拿起铅笔描图，也从不留心柏林的绘画和雕塑；他的事业是从在《斯佩尔日报》上写深奥的文章，谈论天才的、但始终不出名的演员开始的，他也是个热心的戏剧爱好者。然而戏剧并未妨碍他爱好其他一切娱乐，从动物园里衰老的狮子，用爪子洗脸的白熊，变戏法，到全景图，敞景图，马戏团，双头人，蜡像，驯狗表演等等，他都喜欢看。

我一生中还从未见到过这种活跃的懒汉，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又无所事事。晚上十一点多钟，他筋疲力尽，满头大汗，满身灰尘，没精打采，气喘吁吁地走进了屋子，朝沙发上一躺——你以为他这是回到了自己屋里吗？根本不是，他是走进了斯坦利酒家的文学沙龙，在那儿开怀畅饮……他的酒量大得惊人，不断敲打壶盖，堂倌不用问，便知道又得给他添酒了。这里全是些退出舞台的演员，不写文章的文学家，他便在这些人中间高谈阔论，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什么考尔巴赫71和科内利乌斯72画得怎么样，拉博切塔73（！）今晚在王家歌剧院唱得怎么样，以及思想怎么扼杀了诗歌，破坏了绘画，减少了它们的直感性等等，然后他突然一跃而起，想到明天早上八点他还得去找帕萨拉尼埃74，一起上埃及博物馆参观新发现的木乃伊——这必须八时到达，因为九点多钟一个朋友答应带他去参观英国公使的马厩，看看英国人怎么饲养马。蓦地想起这些以后，米勒慌忙向大家道一声歉，喝干了杯中的酒走了；临走，不是忘了眼镜，就是忘了手帕或小鼻烟匣。他跑进斯普里河那边的一条小街，登上四层楼，匆匆睡了一觉，又赶紧起床，免得既不需要帕萨拉尼埃、也不需要米勒博士的那个三四千年前去世的木乃伊等得不耐烦。

他的口袋里总是空空如也，因为他把钱都花在喝酒和看赛马上了，只得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对山珍海味和精美的饮食一直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然而当命运向他露出笑脸，那不幸的向往可以变为现实时，他能庄严地证明，他不仅对质量怀有敬意，也同样重视数量。

尽管命运对德国人并不宽厚，尤其在语文学领域，但米勒还是幸运的。他偶然落进了俄国的流动社会75，那里的人大多年轻而富有教养，于是他如鱼得水，可以在那儿大吃大喝。这是他一生中最悠闲自在的诗意阶段，那享乐的年代！人不断变换，筵席却继续不断，不变的只有米勒一人。从1840年起，谁没有在他的带领下游览过博物馆，谁没有听他介绍过考尔巴赫，谁没有跟他一起参观过高等学府？那是崇拜日耳曼文化的黄金时期，俄国人怀着景仰的心情来到柏林参观访问，在这片哲学的土地上，这片黑格尔踩踏过的土地上流连忘返，与米勒一起喝祭神旨酒，吃斯特拉斯堡馅饼，一起怀念黑格尔和他的学生们。

不论哪一位德国人的世界观，恐怕都经不起这类事件的冲击。德国人不能单靠对立统一法则，把黑格尔研究，哪怕是根据马海内克、巴德尔、韦尔德、沙莱尔、罗森克兰茨76，以及一切早已销声匿迹的40年代名流的小册子进行的研究，与斯持拉斯堡馅饼和香槟酒统一在一起。对他们说来还是这样：如果要斯特拉斯堡馅饼，就得当银行家，如果要香槟酒，就得当普鲁士军官。

米勒很满意，他找到了科学和生活结合的巧妙途径，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天可以安静。一个俄国家庭坐上驿车（后来是火车）前往巴黎时，便像打羽毛球似的把他丢给了另一个刚从肯尼斯堡或什切青来的俄国家庭。送走了一家，他又赶紧迎接另一家，告别的苦酒之后接着便是新朋友见面的甜酒。但是哲学炼狱的导游人维吉尔，他把北方的新信徒领进柏林生活，同时打开了纯粹思维和德国酒会的大门。我们那些心地纯洁的同胞，丢下了旅馆里整洁的房间和精美的饮食，怀着仰慕之心与米勒一起走进了乌烟瘴气的小酒店。他们全都陶醉在无拘无束的大学生生活中，德国烟草的恶劣气味对他们也是甜蜜而愉快的。

在1847年，我也分享过这种乐趣，仿佛我的社会价值也一下子提高了，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酒店里遇到奥尔巴赫77，他在那里用漫画风格朗诵席勒的《人质》，讲有趣的名人轶事，例如，有一位德国将军在杜塞尔多夫为宫廷购买几幅名画，将军对画的大小不满，认为画家想糊弄他，少给了尺寸，于是说道：“很好，但是太小。皇上喜欢大些的画，皇上洞察一切；上帝更聪明，但是皇上还年轻”等等。除了奥尔巴赫，那儿还有两三个柏林的（这地名对40年代的俄国人多么富于魅力啊！）教授，其中一人穿着军装式礼服，还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演员，对当代的舞台艺术很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是得不到赏识的天才。这位怀才不遇的塔尔马78只得每晚在这里大唱“菲埃希行刺路易-菲力普”，唱到切赫对普鲁士国王的枪击79，便压低了一点嗓音：

镇长切赫的失败，

叫人永远无法忍受，

他的子弹只打穿了

一国主母的上衣里子。

这就是自由欧洲的声音！……施普雷河上的雅典娜战神！我不禁为来自特维尔林荫大道和涅瓦大街的朋友们感到可怜。

为什么这种无知、惊讶和崇拜的心情，这些充满北国清新气息的感情，原封未动地消失了呢？……但这一切都是视觉上的骗局，那么何必惋惜呢……难道我们走进剧场，不也是为了寻求这类幻觉吗？只是在这里，我们是与欺骗者在一起活动，在戏剧里即使有欺骗，但却没有欺骗者。事后每人发现了自己的错觉……只得一笑置之，有些不好意思，于是骗自己道，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不过那毕竟是一些快乐的时刻。

为什么要一下子把什么都说穿呢？我还是多么希望回到从前的布景中间，从表面上欣赏一切……“露伊斯……骗我吧，不要说真话吧，露伊斯！”80

但是露伊斯（还有米勒）不想理睬老人，噘起嘴唇道：“啊，看在老天分上，别说傻话啦，走自己的路吧！”于是你只得在鹅卵石的大街上漫步，在尘土、喧闹和忙乱中，在不必要的、没有欢乐、没有希望的聚会中消磨光阴，既不感到快活，也不感到惊奇，只是匆匆忙忙奔向出口——为什么？因为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

回头再谈米勒，我得说，他也不是像蝴蝶那么生活，在王冠花园和菩提树下大街飞来飞去。不，他的青年时代也有英雄的乐章，他曾在监狱中蹲过整整五年，但从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正如把他送进监狱的那个哲学政府81也不知道一样；这时先后传出了汉巴赫节日82的回声，大学生的慷慨演讲，团结友爱的祝酒词，年轻人无拘无束的言论和对道德同盟83的回忆。大概，米勒也有什么可回忆的，因此才被关进监狱。当然，在整个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以及莱茵河各州，对政府说来，没有一个人比米勒更少危险性。米勒生来就是旁观者，婚礼中的傧相和客人。在1848年的柏林革命中，米勒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冒着枪弹和被捕的危险，只是想看看热闹，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革命失败后，国王、神父和哲学家慈父般的统治加强了，于是米勒又回到了斯坦利酒家和帕萨拉尼埃身边，开始感到寂寞，这大约有半年之久。不过他的运气不坏，随时都会出现救星。波利娜·维娅朵-加西亚84邀请他前往巴黎。她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赢得了盛誉，到处受到爱戴，几乎有权称自己为俄国人，因而到了柏林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得到米勒作她的导游人。

维娅朵请他前去做客。在聪明、时髦而有教养的维娅朵家做客，这便使他一下子跨过了那条把一切旅游者与巴黎和伦敦的社交界隔开，把每个没有特殊头衔的德国人与法国人隔开的鸿沟。进入她的家庭，也就是进入了艺术家、马拉斯特式自由派人士、文学家，以及乔治·桑等等人物的圈子。谁不羡慕米勒和他在巴黎的一举成名呢。

他到达后的第二天跑来找我，显得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还没讲两句话便喝完了一瓶酒，打碎了一只杯子，拿了我的望远镜上剧院去了。在戏院里，他把望远镜丢了，在各种警察机关转悠了一夜，然后带着歉意来找我。我宽恕了他丢失望远镜的事，因为不管怎样，他在巴黎的幸福的第一个月给了我不少乐趣。直到这时，他才表现了广泛的才能，他对世上的一切：图画，宫廷，声音，景色，动乱，菜肴，饮料，无不怀有不知膺足的爱好。他吃东西狼吞虎咽，吃了三客牡蛎，还得吃三客，然后又吃龙虾，再加几道菜，喝了一瓶香槟，还会津津有味喝一大杯啤酒；他刚跑下旺多姆纪念柱的楼梯，又走上了先贤祠的穹顶；不论在哪里，他都会拉开洪亮的嗓门啧啧赞叹，表现了德国乡巴佬天真的个性。黄昏时分，他跑到我家，喝了一加仑啤酒，随便吃了些菜，天黑之后已坐在一家戏院的顶层楼座里，一边从喉头发出哈哈大笑，一边让汗水淌了一脸。

米勒在巴黎还没玩够，已变得惹人讨厌，叫人受不了了，于是乔治·桑把他带到了诺昂。对于高雅的维娅朵，时间一长，米勒便成了累赘；在她的客厅中，他常常叫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他转眼之间就把一篮子特制的精美糕点吃个精光，这本来是款待十来个客人的茶点，结果等维娅朵吩咐送上茶点时，篮子里只剩了一些碎屑，还有一些则挂在米勒的胡子上。85

维娅朵把他交给了乔治·桑。乔治·桑在巴黎待腻了，要回农庄过几天清闲日子……在米勒身上她创造了奇迹：使他变得清洁了，整齐了，生活有规律了，淡黄胡子上半部的深黄烟草颜色也消失了，一些德国酒店的歌在他嘴上变成了法国歌，如“潘朵拉回答军官先生道”之类。在诺昂，米勒还用上了双框夹鼻眼镜，变得年轻了。当他休假来巴黎时，我几乎不认识他了。

为什么他不在诺昂河中洗澡时淹死？为什么不在哪儿给火车轧死呢？那么他就可以不知道忧愁，在古物陈列室和小吃部，在碟子和音乐之间，逍遥自在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了。

1849年6月13日以后，我离开了巴黎；米勒在昂坦大街高呼“拿起武器！”的壮举，我已在别处谈过。1850年我回到巴黎，没有见到米勒，他在乔治·桑那里；不久我便被赶出了法国。两年以后，我在伦敦，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有位先生举起夹鼻眼镜，正目不转睛地观看纳尔逊雕像，看过前面以后，又看它的右面。

“啊，这是他？好像是他。”

这时那位先生已在端详海军上将的背影。

“米勒！”我大声喊他；他没有马上理会：一个不高明的人塑造的不高明的雕像居然使他看得津津有味，但过不一会儿他便大喊一声“我的天！”扑到了我的身上。他已搬到伦敦居住，幸运之星变得暗淡了。不过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他正好也跑到了伦敦。一个浪荡子，只要身边有钱，不可能不上伦敦逛逛，否则便留下了一个空白点，难免遗憾终身，但是他即使有钱在伦敦也住不下去——没有钱更是连想都别想。

在伦敦必须货真价实地工作，像火车头一样不停地奔走，像机器一样正常地运转。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一天，他的位置就会有另外两个人争夺，如果他病了，那些给他工作做的人就会认为他死了，而那些该向他要钱的人却认为他还身强力壮。

米勒，米勒……你不再充当柏林的维吉尔，离开了维娅朵的沙龙，走出了乔治·桑的舒适农庄，还能上哪儿！你再也吃不到诺昂的鲜羊肉和阉母鸡了，再也享受不到从早上吃到晚上的俄国式早餐，从晚上吃到明天的俄国式晚餐了，再也见不到真正的俄国人了——在伦敦的俄国人都匆匆忙忙，局促不安，走投无路，哪有工夫照顾米勒。对，顺便说一句：再也见不到太阳了——在没钱买室内取暖的燃料时，它可以把你照得暖洋洋的，舒舒服服……这里有的只是雾和烟，永恒的工作，争夺工作的战斗！

过了三年，米勒显著衰老了，一条条皱纹越来越深——他落魄了，教课没有生意（尽管从德国人的标准看，他还是相当有学问的）。为什么他不回德国？这很难说，但是就德国人而言，尤其是米勒这种疯狂的爱国者，只要在德国以外住过几年，便会对祖国怀有不可克服的厌恶心理，与怀恋祖国正好相反。在伦敦他总是入不敷出。将近十年的谢肉节的狂欢生活就此结束，严峻的大斋期开始了，它把善心的浪荡子弄得无可奈何，神不守舍，每天得张罗生活费用；他东奔西走借些小钱，显得那么可怜，成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然而他还在写他的《厄利克》，还在幻想，一旦出书便可名利双收……但是《厄利克》还是难产，迟迟不能完成。米勒的消遣，除了啤酒，已只剩了一种：星期日搭廉价火车旅行。他花极少的钱坐极长的路，可惜什么也没看到。

“我上怀特岛，买的来回票（记得是四先令），明天一早就可返回伦敦。”

“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

“是的，然而这只要四先令呢……”

可怜的米勒，可怜的浪荡子！

不过，让他去怀特岛吧，哪怕什么也看不到，只要也看不到未来就好：在他的占星图上已没有一点光明，一个机会。这个可怜虫，他将凄凉寂寞地、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伦敦的大雾中。

1 这一章在赫尔岑生前没有发表过，这主要是由于赫尔岑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对马克思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赫尔岑与马克思不认识，但由于思想上的距离，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巴枯宁和卡尔·福格特等人的影响，赫尔岑一直对马克思抱着很深的成见，不理解马克思的活动，并对他作了多次攻击，马克思也一再还击，这一切使两人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他们的矛盾，根据后人的研究，大多只是出于误解，因此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这一章。

2 原文为德文，这本来是德国一些大学生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1849至1850年流亡在日内瓦时的一个小团体，这些人放浪不羁，酗酒闹事，自以为这便是与社会对抗的革命行动。1859年，卡尔·福格特在《我对〈总汇报〉的控告》中，竟用“硫磺帮”来称呼马克思等人，诬蔑他们是流亡者中的“诈骗集团”。这激起了马克思的愤怒，马克思于1860年发表了《福格特先生》一文给予还击。赫尔岑当时与福格特站在一边，这里的所谓“硫磺帮”也就是指马克思等人。

3 舒尔茨（1829—1906），德国革命者。1848年因参加巴登起义被捕，后越狱逃脱，1852年到美国定居，入美国籍，成为政界的重要人物。

4 德国巴登起义的参加者。

5 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19世纪德国革命诗歌的代表者，与马克思一起编过《新莱茵报》。1851年起流亡在英国。

6 即《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1838至1841年在哈雷出版，1841年后改名为《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

7 波兰革命者，他于1849年曾应邀在德国西南部指挥革命军队。

8 德国革命家。

9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这里指奥·维利希，据说他与一位男爵夫人有过暧昧关系。这个男爵夫人同情民主运动，曾协助金克尔越狱潜逃；德国革命失败后，她也流亡至英国。

10 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和朱诺。

11 在德国发起新天主教运动的神父。

12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13 勃鲁姆（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在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中直接参加了街垒的战斗，后被奥地利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4 指1848年4月的第一次巴登起义和3月的维也纳起义。赫尔岑是故意模仿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口气讽刺他们。

15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过客和猎狗》，一群猎狗跟在过客后面汪汪直叫，过客不去理睬它们，它们叫了一阵便不叫了。

16 这都是1848至1849年在德国发生起义的地方，赫尔岑这些话也都是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

17 施泰因（1757—1831），19世纪普鲁士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参加过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他又是历史学家，退休后致力于历史研究。

18 金克尔家的一个女友。

19 海涅于1856年2月17日在巴黎逝世。

20 不过我写了这几行，感到很遗憾。过了不久，这个可怜的女人便从四层楼的窗口跳到院子的石板地上死了：嫉妒和心理失常使她走上了可怕的自杀道路。——作者注

21 这前面的原稿缺了几页。

22 应是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主要以研究基督教史闻名，曾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1848年后成为保守派。（埃德加·鲍威尔是他的弟弟，也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与赫尔岑讲的事无关。）

23 应是《俄国与日耳曼世界》，1853年出版，在这书中，布鲁诺·鲍威尔出于对欧洲文明的失望，主张依靠沙皇俄国的“原始力量”革新欧洲。这观点也遭到了马克思的批评。

24 关于巴枯宁是俄国间谍的谣言是俄国大使馆散布的，在巴黎曾流传很广。马克思的《新莱茵报》驻巴黎记者艾韦贝克在通信中报道了这事，《新莱茵报》便登载了这消息。但是在收到巴枯宁的抗议和乔治·桑的声明信以后，马克思马上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这些抗议和声明，并表示了歉意。这是1848年7月的事。8月底马克思与巴枯宁在柏林重又会面时，已完全恢复了过去的友谊。因此这件事可以说只是误解，而且早已过去，赫尔岑在这里未免夸大了它的意义。

25 巴枯宁是在1949年5月因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而被捕的，因此是在一年之后，与这里谈的事并非同时。

26 虽然他们干的事常常令人发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妨讲一件事，这是路易·勃朗遇到的。《泰晤士报》载文道，路易·勃朗从前在临时政府任职时，把“法国国库的一百五十万法郎”用于在工人中间组织自己的政党。路易·勃朗写信给编辑部，它登载的关于他的报道是不确实的，他说，哪怕他想做，他也无法盗取或使用一百五十万法郎，因为在他主持卢森堡委员会期间，他有权动用的钱不超过三万法郎。《泰晤士报》没有登出他的信。路易·勃朗便亲自前往编辑部，要求会见总编辑。他们回答道，根本没有总编辑，《泰晤士报》是由编辑委员会编的。路易·勃朗要求会见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回答他，没有具体的负责人。“那么我究竟该找谁，我的信涉及我的名声问题，它没有见报，这该由谁负责？”“这里与法国的情形不同，”《泰晤士报》的一个官员对他说，“我们没有负责的总编辑，按照法律，我们也不必非登载来信不可。”“绝对没有负责的编辑吗？”路易·勃朗问。“没有。”“非常非常遗憾，”路易·勃朗露出讥笑说道，“你们没有总编辑，否则我非狠狠打他一记耳光不可。再见，先生们。”“再见，先生，再见。上帝保佑您！”《泰晤士报》的官员一再说，尊敬地、安详地推开了门。——作者注

27 巴枯宁于1849年5月参加德累斯顿起义后被捕，接着被引渡到俄国，关在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

28 厄克特（1805—1877），英国外交家和政论家，积极鼓吹亲土耳其的观点，反对俄国。

29 见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五歌。

30 歌利亚是《圣经》中非利士的巨人，以色列王大卫用弹石器打死了他，见《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31 埃斯帕特罗（1793—1879），西班牙国务活动家。1854至1856年的西班牙首相。

32 科布登（1804—1865），英国政治家，国际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对英国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

33 伦敦的一份古老报纸，它的宗旨主要是维护商业利益，原由伦敦饮食业公会创办，因此主要靠伦敦各大饭店和旅馆支持。

34 其实马克思与《广告晨报》并无特殊关系，相反，认为它只是一份商业报纸，还多次对它的政治面貌提出过批评。马克思认识厄克特也是在这事以后几个月，即1854年2月。不仅如此，当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厄克特时，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恩格斯也称厄克特为“发疯的议员”。但是厄克特分子控制的一些报纸转载过马克思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这可能使赫尔岑产生了错觉，认为马克思和厄克特，以及《广告晨报》有联系。

35 1853年8月2日《广告晨报》上登出了署名“弗·马”的信，这人在信中说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间谍。赫尔岑怀疑这人便是马克思，其实这人虽然也姓马克思（弗兰西斯·马克思），却是英国的一个地主和反动政论家。

36 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因此这里说不得不与他一起签名。

37 那份联合抗议书是戈洛温起草的，它提到了1848年对巴枯宁的诽谤。接着，阿诺尔德·卢格出于对马克思的仇恨，在给《广告晨报》编辑部的信中也提到了1848年的事，并且说，尽管《新莱茵报》的发行人“马克思博士”知道这是假的，也照登不误。这样，就把《广告晨报》的事硬与1848年的事扯在一起了，因此马克思进行了反驳，详细说明了1848年的情况，戈洛温又作了答复，论争延续了一两个月。最后，《广告晨报》承认对巴枯宁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事情才结束。

38 即《法意书简》中的意大利部分，它像《来自彼岸》一样，最初都是于1850年以德文本在汉堡出版的，出版者即下面提到的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

39 这是一个叫科拉切克的人在《俄国革命思想史》法文本再版时，在美国一张报纸上写的。它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本书的德文译文曾全文刊登在《德意志年鉴》上，而年鉴的发行人……就是那同一个科拉切克。——作者注科拉切克（1821—？），德国政论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成员，1848年起在斯图加特发行《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1853年去美国。赫尔岑有些文章曾登载在他的这本月刊上（不是登在《德意志年鉴》上）。

40 英国实证主义理论家刘易斯创办的周刊。

41 宴会上没有一个德国人，使我想起加里波第的母亲的葬礼。她是1851年在尼斯去世的，她儿子的朋友们邀请各国的流亡者去为死者执绋，其中也邀请了我。我们在过道中聚集时，看到被邀请者中有两个罗马人（其中一人是奥尔西尼），两个伦巴第人，两个那不勒斯人，两个法国人，霍耶茨基是波兰人，我是俄国人。霍耶茨基说：“先生们，请注意，整个欧洲都有代表在这儿了，缺少的只是一个德国人！”——作者注

42 皮尔斯（1804—1869），美国第十四任总统，在国内采取与南方和解的方针，支持奴隶制度和《逃亡奴隶法》（可以捉拿逃亡奴隶并判刑的法律，南北战争中废除）。

43 索雷（1800—1870），法国人，后移居美国，1858年起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

44 罗伯特·保尔·欧文（1801—1877），1825年随父赴美，后定居该国，宣传其父的思想，1853年任驻两西西里王国公使。

45 杜尔戈是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于1854年1月与索雷决斗受伤，这在当时外交界是一件大事。

46 普尔斯基（1814—1897），匈牙利作家。

47 布坎南（1791—1868），美国政治活动家，曾任驻俄公使、驻英大使，1857年继皮尔斯之后当选为美国第十五届总统。

48 方圆转化是研究怎样使圆变成方，“永动”是中世纪幻想的“永动机”，这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49 马塞纳（1758—1817），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主要将领，1799年曾与俄军元帅苏沃洛夫在意大利北部对阵，不分胜负。这里是写两人在谈判时争名次。

50 那时我还不会讲英语。布坎南又不太懂法语。我的话是沃尔采尔翻译给他听的。——作者注

51 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63），古代黑海地区本都王国的国王。据说他为了防备别人下毒，从年轻时起就每天服用微量毒剂，使肠胃能抵制毒药，以致最后兵败，服毒自杀时，毒药竟然无效，只得请卫士将他杀死。

52 琼斯（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诗人，1845年参加宪章运动，成为左派领导人，并与马克思建立了亲密友谊，后来由于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站在一起，马克思与他断绝了关系。

53 纪念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大会，于1855年2月27日在圣马丁会堂举行。

54 戈洛温在1855年2月13日的《广告晨报》上提出，赫尔岑不能代表俄国在大会上发言。至于马克思，琼斯在发起成立国际委员会的时候，就邀请马克思参加，马克思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让给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后来在琼斯的敦请下，马克思参加了一次会议，但提出了赫尔岑的问题，认为赫尔岑是个斯拉夫主义者，这对国际运动是有害的，此后马克思没再参加委员会的活动。在圣马丁会堂的大会上，赫尔岑的发言虽然表现了对沙皇俄国的革命立场，但也表现了一定的俄国民粹主义观点。

55 即科尔德罗依提到的那些信，赫尔岑在这些信中表现了俄国民粹主义观点，正因为这样，才得到了科尔德罗依的重视。

56 《往事与随想》的这个英译本于1855年10月由伦敦的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广告晨报》为书名和“流放”问题对赫尔岑展开了攻击。赫尔岑把这件事也算到了马克思的账上。

57 指1859年4月开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由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宣战，主要目的是驱逐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侵略势力。

58 即《奥格斯堡总汇报》，它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赫尔岑在第五卷第三十六章提到它时，也称它是“黑色的和黄色的”，黑色是指它的反动性，黄色是指它没有原则。

59 匈牙利革命者。当时匈牙利人为了反抗奥地利统治，对拿破仑三世抱有一定的幻想，甚至希望争取拿破仑的帮助，因此关于这些匈牙利人“已被拿破仑收买”的谣言，在伦敦的流亡者中是很流行的。

60 这篇文章并非马克思所写，它是一个匿名作者根据布林德提供的教材写成，也可能是布林德自己写的，本来投给宪章派的《人民报》，后来由李卜克内西把它转寄给《总汇报》。但是马克思确实早已根据福格特的言论，断定福格特与拿破仑三世有关系，至少是在推行拿破仑的政策，因此在1860年写了《福格特先生》一文，予以揭露。后来发现的一些材料也证明马克思是对的，但当时赫尔岑完全站在福格特一边，并为他辩护。

61 《海尔曼》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右翼在伦敦出版的机关刊物，主编金克尔曾受到马克思的多次批评，马克思与这刊物毫无关系，赫尔岑这里的话都是猜测之词。

62 乌尔班是奥地利驻意大利侵略军的统帅，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与加里波第对阵。滂陀尔是乌尔班手下的一支雇佣兵，大多由匈牙利等族人组成，以残酷闻名。

63 这是185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两次重要战役，两地都在意大利北部，6月4日奥军十二万人在马真塔被击败，向东撤退，6月24日与撒丁王国和法国的军队在索尔费里诺遭遇，又大败，这两次战役为意大利走向民族独立奠定了基础。

64 由意大利北部曼图亚、佩斯基耶拉、莱尼亚戈和维罗纳等四个城市构成的军事防区，它是从奥地利通往意大利的必经之地，也是奥地利为了保证对整个伦巴第地区的统治而建立的主要防区。

65 指1813年德国抵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

66 布赫尔（1817—1892），德国政治活动家，属激进派。

67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诨号。

68 罗德贝尔图斯（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

69 德国流亡者，起初流亡在巴黎，现在到了伦敦。

70 在德国北部，当时为一独立公国，既不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奥地利。

71 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

72 科内利乌斯（1783—1867），德国画家。

73 当时的一个歌唱家。

74 米勒的朋友。

75 指在西欧旅游的俄国人。

76 都是黑格尔派哲学家。巴德尔（1765—1841）不仅是德国的哲学家，也是反动的神学家。

77 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小说家。

78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

79 1844年在普鲁士发生了一个名叫切赫的人行刺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事，切赫打了两枪，都未命中。

80 引自席勒的剧本《阴谋和爱情》第五幕第二场斐迪南的台词。

81 当时普鲁士政府以提倡科学艺术自诩，因此赫尔岑这么讽刺它。

82 1832年5月在巴伐利亚的汉巴赫城发生了大规模示威集会，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这次运动被称为“汉巴赫节日”，它是全德国对法国七月革命作出的最早反应之一。

83 1807年在德国成立的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团体，以提倡道德为名，宣传爱国主义思想，1809年遭到拿破仑的镇压，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自动解散。

84 维娅朵-加西亚（1821—1910），西班牙女中音歌唱家。1843年在彼得堡演出，红极一时，成为屠格涅夫的朋友。

85 屠格涅夫说，米勒坐下吃小吃时，先要像经验丰富的将军一样扫视一下战场，如果发现哪儿有薄弱的环节，没人吃酒或肉，他马上会发起攻势，把那一份也据为己有。——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