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斯坦尼斯拉夫·沃尔采尔——1854至1856年的宣传活动——沃尔采尔之死

我看到了新的苦难和新的受难者！

《地狱篇》1

另一些不幸，另一些受难者等待着我们。我们是生活在昨天的战场上——周围尽是医院、伤员、俘虏和垂死的人。波兰人的流亡史比所有的人古老，他们受的折磨也比别人大，但他们顽强地生活着。离开国境时，波兰人与丹东相反2，心中怀着自己的祖国，他们没有低下头，却高傲地、森严地带着它走向世界各地。欧洲露出敬意，在英勇的战士的庄严行列面前敞开了大门。人民向他们致意问候，国王扭转了脸，不闻不问，让他们通过，佯装没有看见。他们的脚步声一时间惊醒了欧洲，它流出了眼泪，表示了同情，资助和鼓舞了他们。3波兰流亡者，这民族独立的义士的忧伤形象，始终留在人民的记忆中。在异国的二十年中，他们的信念没有削弱，在一切危急的时刻，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日子里，波兰人总是闻风而动，首先响应，正如沃尔采尔和老达拉什在1848年向法国临时政府所说的一样。

但是拉马丁的政府不需要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哪怕名副其实的共和主义者想起波兰，也只是为了在1848年5月15日利用它的名义发出战争和起义的虚伪叫嚣4。大家明白这出戏是假的，但是从那时起，法国的资产阶级已把波兰（波兰只是供它任意玩弄的一张牌，正如意大利之于英国一样）撇在一边。巴黎不再有人谈论“被蹂躏的华沙”，只有关于波尼亚托夫斯基5的传说，还与波拿巴的其他故事一起在人民中流传，在民间木板画上还能看到这位将军戴着波兰军帽，骑着马在河中淹死。

从1849年开始，波兰流亡者经历了一段消沉苦闷的时期。这段时期在苦难重重中一直延续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尼古拉的去世。他们看不到一点真正的希望，找不到一点生活的力量。克拉辛斯基6所预言的启示时代似乎到来了。流亡者与祖国切断了联系，被丢在河对岸，像树木无法汲取新鲜的树液一样萎谢了，干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国人，可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也仍然是外国人。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们，但是他们的不幸时间太长了，人们心中的善良感情从来不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何况波兰问题首先是民族问题，只在表现形式上，也就是在反对外国压迫者这一点上才具有革命意义。

流亡者向前看，同样也向后看，他们总是期待着复兴，仿佛在过去除了独立，还有什么值得复兴的东西，可是独立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什么，这只是一个否定的概念7。难道还有比俄国更独立的国家吗？对复杂的、难以设想的未来社会组织方式，波兰从未提出过新的观念，它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历史权利，以及按照互相帮助的正义要求帮助别国人民的意愿。为独立而斗争，这永远能赢得热烈的同情，但不可能成为其他民族本身的事业。只有在本质上不属于民族的事，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例如，天主教和新教问题，革命和反动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问题。

1847年，我认识了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8的人。那时领导中心设在凡尔赛，根据我的了解，它里边最活跃的分子是维索茨基9。我与他们不可能特别接近。他们希望从我口中听到的，是符合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假设的话，不是我所了解的事实。他们想知道的消息是哪里在组织暴动，准备摧毁俄国的国家机器，总是问我叶尔莫洛夫10参加没有……可是我能告诉他们的，只是当时青年中的激进主义思潮，格拉诺夫斯基的宣传，别林斯基的巨大影响，当时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斗争的两派，即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在社会观点上的差异。然而这在他们看来不是重要的。

他们有丰富的过去，我们却怀着伟大的希望；他们的胸口布满了刀伤，而我们只是在锻炼身体，要为未来的刀伤做好准备。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好像后备军人在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前。波兰人是神秘主义者，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吸引他们的是朦胧的神秘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模模糊糊，像影子一般浮动，人们可以把它想象得无限深远，无限高大，因为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可以生活在这种半睡眠状态，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冷静的研究，不需要锲而不舍的怀疑。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正如一个人在军营中一样，只能看到我们所不熟悉的中世纪的反光，或者他们可以在困难和疲倦的时刻跪在面前祈祷的十字架。在克拉辛斯基的诗篇中，《圣母痛苦经》11取代了民族的赞歌，它不是把我们引向生命的胜利，而是引向死亡的胜利，引向最后审判的一天……我们不想在信仰中变得更愚昧，便得在怀疑中变得更聪明。

在拿破仑的时代之后，神秘主义思潮已愈演愈烈。密茨凯维奇，托维扬斯基，甚至数学家弗龙斯基，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弥赛亚救世主义的发展。从前有天主教徒和百科全书派，但是没有神秘主义者。受过18世纪熏陶的老人，与神智学的幻想是无缘的。古典传统的锤炼给人们带来了伟大的世纪，它像大马士革钢一样永不磨损。我还见到过两三个百科全书派的波兰老人。

在巴黎的昂坦大道，从1831年起住着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伯爵，他担任过波兰议会的使节，在革命时期是财政总长，当亚历山大一世1814年在波兰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别尔纳茨基还担任过一个省的贵族领袖，在沙皇面前代表自己的阶级。12

从1831年起他迁居巴黎，他的财产已全部被查抄，他便住在我提到的昂坦大道上那幢小小的寓所中。每天早上，他穿一身深棕色衣服出外散步，然后读读报纸，到了晚上便穿上金纽扣的青燕尾服，到别人家中消磨时间。1847年我便是在那儿认识他的。他的住房相当旧了，女房东想把它翻造。别尔纳茨基给她写了一封信，使那个法国女人非常感动（事情涉及钱的问题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赶去与他商量，答应他迁往别处只是暂时的。房屋修好后，她仍以原价租给了别尔纳茨基。他看到油漆一新的漂亮楼梯，新的壁纸，新的窗框和家具，有些惭愧，但还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老人对一切事都从容不迫，心地光明磊落，正直高尚，他崇拜华盛顿，又是奥康内尔13的朋友。他是真正的百科全书派，宣传合理的利己主义，终生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抛弃了一切，从家庭、财富到祖国和社会地位，从未流露过特别的惋惜，也从未发出过怨言。

法国警察没有打扰他，甚至还很尊敬他，知道他当过总长和大使；巴黎的警察总监真的认为波兰议会的使节与教皇的使节是相同的。在流亡者中，大家知道这事，因此朋友和同胞们不断找他帮忙，要他为他们说情。别尔纳茨基从不推辞，到了警察局总是客客气气，恭维备至，弄得警官们终于厌烦了，只得让步，以便摆脱他。二月革命完全平定后，气氛变了，不论笑容、眼泪、恭维和满头白发，都不再发生作用，但正在这时，仿佛命运故意与他作对，一个波兰将军的遗孀来到了巴黎，这位将军是在匈牙利战争14中阵亡的，他的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别尔纳茨基为她向警察局申请补助。他们虽然大声称呼他“最尊贵的使节先生”，还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老人只得找卡利埃15本人，卡利埃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同时也为了侮辱他，向他指出，补助只给予1831年流亡的人，还说：“如果您如此关心这位夫人，不妨由您提出申请，要求发给您困难补助费，这样我们可以每月给您二十法郎，至于您把钱给谁，这悉听尊便！”

卡利埃让他钻了空子。别尔纳茨基只当局长的话是真的，马上表示同意，还再三道谢。从此老头儿每个月上警察局一次，坐在前厅恭候一两个小时，领到二十法郎后便把钱送交那位寡妇。

别尔纳茨基早已过了七十岁，但身体保养得很好，喜欢与朋友一起吃饭，晚上要一直坐到两点钟，有时还喝一两杯葡萄酒。一天很迟了，大约已经三点钟，我与他一起回家，路上得经过勒佩勒蒂埃街。歌剧院灯火辉煌，一些戴了丑角面具、穿着宽大衣衫的人裹紧了围巾正在入场，龙骑兵和警察挤满了过道。我以为别尔纳茨基会拒绝，故意逗他：

“机会难得，我们进去瞧瞧，怎么样？”

“太好了，”他答道，“我已有十五年没参加化装舞会了。”

“别尔纳茨基，”我与他一边挤进过道，一边开玩笑道，“您什么时候才老啊？”

“教养良好的人年纪会大，”他笑笑答道，“但永远不会老！”

他终生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最后，作为一个修养良好的人，在安静的气氛中悄悄告别了生活：他早上觉得身体不舒服，晚上便死了。

别尔纳茨基死的时候我已在伦敦。我到达那里不久便开始与一个人接近，他留给了我宝贵的记忆，他的棺木也是由我和别人一起抬进海格特墓园的，这便是沃尔采尔。在那时跟我来往的所有波兰人中，他是我最喜欢的，或许也是与我们的对立情绪最少的。这不是说他喜欢俄国人，但是他对事物总是抱着合情合理的态度，因此全盘否定和狭隘的仇恨心理与他是无缘的。我与他最早谈起建立俄文印刷所的事。听完我的话，这位病人很兴奋，拿起纸和铅笔，开始计算费用，估计需要多少铅字等等。他推测了主要的订户，还介绍我认识了切尔涅茨基16，我们以后合作得很好。

当他拿到第一张校样时，兴奋得喊道：“我的天，我的天！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诞生了……这一张纸，一张沾满油污的纸，勾销了我心头多少不愉快的回忆啊！”17

这以后，他时常把消瘦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说道：“我们应该合作，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干的是同一件事……”

1853年11月29日波兰起义纪念日，沃尔采尔在汉诺威公寓召开了大会，我在会上发了言。我讲完后，沃尔采尔在热烈的掌声中拥抱了我，噙着眼泪与我亲吻。

“沃尔采尔和您刚才在讲台上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意大利人（纳尼伯爵）临走时对我说，“我觉得，那个瘦弱、高尚、头上已白发苍苍的老人，拥抱着您强壮结实的身体，似乎是波兰和俄国的缩影。”

“我得补充一句，”我说，“沃尔采尔向我伸出手，拥抱了我，这是他以波兰的名义宽恕了俄国。”

确实，我们可以一起前进，但事实不是这样。

沃尔采尔不是一个人……不过我们首先要谈的还是他。

沃尔采尔出生时，他的父亲（立陶宛一个富裕的贵族，与埃斯泰哈泽家和波托茨基家18，也许还有别的大家族，都有亲戚关系）通知了五个庄园的管家，要他们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都来参加斯坦尼斯拉夫小伯爵的洗礼，以便终生记住老爷为这件大喜事给予他们的款待。这是在1800年19。伯爵给了儿子最光辉的多方面的教育。沃尔采尔是数学家，语文学家，熟悉五六国的文学，早年就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同时又是一个富家公子，属于1815至1830年（也就是没落的波兰几个最兴旺的时期之一）波兰社会的最上层。沃尔采尔很早就结了婚，但是直到1831年起义爆发时，才开始“真正的”生活。这时，沃尔采尔抛开了一切，把整个身心投入了政治运动。起义遭到了镇压，华沙陷落了。斯坦尼斯拉夫伯爵与其他人一样丢下家庭和财产逃出了国境。

他的妻子不仅没有跟他一起出走，而且断绝了与他的一切关系，因而得到宽恕，保留了一部分财产。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们将会看到，她怎样教育他们，但首先，她是教育他们忘记自己的父亲。

这时期，沃尔采尔经过奥地利到了巴黎，开始了无限期的流亡生涯，身无分文。但什么也不能使他动摇，他像别尔纳茨基一样过着隐修士节衣缩食的日子，热烈地开展使徒式的宣传活动，这工作他一直干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在阴暗的猎人街上一幢简陋的公寓中潮湿的底层房间里停止呼吸为止。

改组领导波兰革命运动的政党，加强宣传工作，团结一切流亡者，准备新的起义，为此而从早到晚奔走鼓吹，为此而生活，这便是沃尔采尔一生的主题，他从未离开它一步，一切都从属于它。为了这个目标，他结识了法国的一切革命活动家，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20到赖德律-洛兰；也为了这个目的，他成了共济会员，与马志尼的拥护者，后来又与马志尼本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沃尔采尔坚定地、公开地举起了波兰的革命旗帜，与恰尔托雷斯基21一派对抗。他相信，起义是葬送在贵族手中的，把古老的地主阶级看作波兰解放事业的敌人，要建立纯粹的民主主义新波兰。

沃尔采尔是正确的。

波兰的大贵族真诚地忠于自己的事业，但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始终是旧的波兰，不是新的波兰，他们的理想便是恢复旧的波兰，它建立在回忆上，也同样建立在主观愿望上。单单以天主教为立国之本这一点，就足以使波兰停留在落后状态，加上骑士的盔甲，它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沃尔采尔与马志尼合作，是为了把波兰的事业与全欧洲的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很清楚，他必须在波兰的小地主、城市居民和工人中寻找基础。起义只能从这些阶级中发动。贵族可以参加运动，农民可以吸收，但领导权永远不能掌握在他们手中。

也许，沃尔采尔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要走的是西欧革命已走过、但走不通的老路，把这条路看成了唯一的拯救之路；但是他一旦选择了这条路，便坚决地走到底。客观情况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在波兰，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不是沃尔采尔经常面向的那些阶层，那些在1831年和60年代之间成长和壮大的阶层，那么它还在哪里？

不论我们对革命和革命的途径在看法上存在什么分歧，但不可否认，革命的一切成果是由社会的中等阶层和城市工人取得的。没有城市爱国力量，马志尼能做什么？加里波第又能做什么？要知道，波兰问题纯粹是爱国主义问题，沃尔采尔本人最关心的也只是民族独立问题，不是社会变革问题。

二月革命前的一年半中，使沉睡的欧洲惊醒的几次震动是：克拉科夫事件22，梅罗斯拉夫斯基案件23，然后是分离主义者联盟的战争24和意大利的“复兴运动”25。奥地利以帝国的大屠杀回答了起义，尼古拉拿不属于他的克拉科夫酬谢了它，但是平静没有恢复。路易-菲力普在二月革命中下台了，波兰人烧毁了他的宝座。沃尔采尔带领波兰民主派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波兰问题。拉马丁用冷淡的外交辞令接见了他。共和国与帝国不同，重视的是和平。

希望的时刻一眨眼便过去了，波兰错过了机会，整个西欧也错过了机会；帕斯克维奇26报告尼古拉，匈牙利已匍匐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陷落之后，已没有什么可等待了。沃尔采尔不得不离开巴黎，迁移到了伦敦。

1852年末，我在伦敦见到他时，他是欧洲委员会27的成员。他敲着所有的门，写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继续工作和希望，劝说和请求，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得吃饭，于是他开始教数学、绘图、甚至法语。他咳嗽，气喘，为了挣两个先令，至多半个克朗，得从伦敦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然而他还得把一部分收入分给自己的同志们。

他没有灰心，但身体搞坏了。伦敦的气候（潮湿，煤灰，见不到阳光）对他的肺病是不利的。沃尔采尔逐渐衰弱，但还是坚持着。这样，他活到了克里米亚战争，但我几乎想说，他不能，也不应该活过这次战争。他和科苏特一起前往英国各地巡回演讲时曾对我说：“如果波兰现在不能有所作为，一切便都完了，即使不是永远完了，也得经过很长很长的时期才能翻身，我最好还是闭上眼睛。”在各个主要城市的群众大会上，科苏特和沃尔采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募集到不多的一些钱，但也仅此而已。英国议会和政府十分清楚，人民的浪潮什么时候只是表面上轰轰烈烈，什么时候才真的构成威胁。强大稳定的内阁由于提出了“阴谋法案”，便在海德公园群众大会的阴影中垮了台。但科苏特和沃尔采尔召集的群众大会，目的是要促使议会和政府承认波兰的权利，向波兰的解放事业表示同情，它们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力量。保守派作出的可怕回答是无法反驳的：“在波兰一切都平安无事。”现在要政府做的不是承认既成事实，而是发出号召，鼓动革命，唤醒波兰。英国的社会舆论还不能走得这么远。何况大家希望的是尽快结束这场刚刚开始的战争，它的代价太昂贵，实际上毫无益处。

在群众大会之间，沃尔采尔不时返回伦敦。他太聪明了，不可能不明白事情毫无指望，他显然老得多了，心情抑郁，火气很大；他展开了狂热的活动，像垂危的病人在寻找一切医疗方法，怀着不祥的预兆和顽强的意志，重又回到伯明翰或利物浦，从讲坛上为波兰发出悲歌。他在我心头引起了深深的哀痛。但是他怎么会相信英国会拯救波兰，拿破仑的法国会号召革命呢？他怎么会对那个允许俄国进军匈牙利，允许法国进军罗马的欧洲寄予希望呢？难道马志尼和科苏特在伦敦的存在本身，还没有响亮地提醒他，它已经堕落了吗？

……大约就在这时，在年轻的波兰流亡者中间长期蕴积的对中央领导机构的不满，开始发出了声音。沃尔采尔愣住了——他没有料到这个打击，然而它的出现是十分自然的。

聚集在沃尔采尔身边的一小群人，根本达不到他的水平。沃尔采尔明白这一点，但与这个合唱队相处惯了，不免处在它的影响下。他以为是他在领导他们，可是他们作为合唱队，站在他的后面，却要把他推向他们想去的地方。唯有沃尔采尔达到了他可以自由呼吸，感到心情舒畅的高度，他的合唱队却行使着小市民亲族的任务，拼命在把他向下拉，要把他拉进流亡者中卑污庸俗、争名夺利的圈子。早衰的老人在这个圈子中，不仅身体上的气喘医不好，还得了精神上的气喘。

这些人不理解我提出的联合28的重大意义。他们把这看作给他们的事业涂上一层新的色彩的手段：陈词滥调的不断反复，爱国主义的老生常谈，公式主义的回忆往事——他们已觉得这一切索然无味，有些厌倦了。与俄国人的联合提供了新的兴趣。此外，他们指望依靠俄国人的宣传，使自己濒临绝境的事业重振声威。

我与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没有取得真正的理解。他们对俄国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因此要我写一份“信仰声明”之类的东西予以公开发表。我写了《波兰人宽恕我们》，他们要求在措辞上做些修改，我照办了，尽管我根本不同意这些意见。作为对我的文章的答复，莱·津科维奇29写了一份对俄国人的呼吁书，把原稿送给我看。它毫无新意，还是几句老话，搬弄一些过去的事，加上一些天主教的调子。把它译成俄文以前，我向沃尔采尔指出原稿的荒谬之处。沃尔采尔同意我的看法，请我晚上向领导中心的成员们说明这一点。

这时便出现了特利索坦和瓦迪乌丝的不朽场面30——正是我所批评的那些地方，他们却认为是拯救波兰所必不可少的。至于天主教的用语，他们说，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他们希望与人民站在一起，而人民热爱自己受迫害的母亲——天主教会。

沃尔采尔支持我。但是他刚开始发言，他的同志们便大叫大喊。沃尔采尔被烟味熏得不断咳嗽，什么也讲不成。他答应我会后与他们谈一下，坚持作重要修改。过了一星期，《波兰民主者》31出版了，呼吁书照登不误，没有改一个字，我拒绝把它译成俄文。沃尔采尔对我说，他也对这件事感到奇怪。我向他指出：“您觉得奇怪，这还不够，您为什么不制止它发表？”

我已看得很清楚，对沃尔采尔说来，问题迟早会变成这样：或者与领导中心当时的成员分手，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或者与我分手，照旧与自己的“革命未成年人”待在一起。沃尔采尔选择了后者，我为此感到忧伤，但从未埋怨他，也没对他生气。

现在我得谈到那些令人痛心的枝节问题了。在我建立印刷所的时候，一切是这么决定的：全部印刷开支（纸张、排工、房租、薪金等等）由我负担。领导中心按照他们运送波兰小册子的路线运送我的俄文书报。我免费供应他们负责输送的一切，我认为，我已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是结果他们认为这还不够。

领导中心为它自己的事，主要是为了募捐，决定向波兰派遣密使。它甚至要求他前往基辅，可能的话还上莫斯科，以便在俄国人中进行宣传，因此要我写几封信。我拒绝了——怕给朋友们惹来麻烦。他出发前三天的晚上，我在街上遇到了津科维奇，他当即问我：

“您为派遣密使出多少钱——指您本人？”

我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但我知道他们的拮据状况，因此说，我愿意出十镑（二百五十法郎）。

“怎么，您这是开玩笑不是？”津科维奇问，皱起了眉头，“他至少需要六十镑，可是我们还缺四十镑。这件事不能就此罢休，我跟大伙商量一下再来找您。”

真的，第二天，他与沃尔采尔，还有领导中心的两个人来了。这一次，津科维奇干脆指责我不愿为派遣密使提供足够的资助，尽管我同意把俄文书刊交给他带去。

“对不起，”我答道，“你们决定派遣密使，你们认为这是必要的，那么费用也应该由你们负担。沃尔采尔在这里，让他来提醒你们当初讲定的条件。”

“废话少说！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现在身无分文？”

这种口气终于使我感到厌恶。

“您好像没有读过《死魂灵》，”我说，“要不，我得请您想一想诺兹德廖夫，他给乞乞科夫看他的领地时说，边界这边是他的，边界那边也是他的。32这与我们现在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分摊了工作和负担，可是您却要把这两部分全都算在我的账上。”

这位身材瘦小、脾气很大的立陶宛人克制不住了，开始大声嚷嚷什么荣誉等等，讲了不少毫无意义、毫不客气的话，最后问我：

“那么您希望怎样？”

“很简单，请您不要把我当作专管掏钱的大老板，也不要像一个德国人在他的小册子中称呼我的那样，把我当成民主派的银行经理。你们对我的财产考虑得太多，对我本人又考虑得太少……你们错了……”

“等一下，等一下……”立陶宛人气得脸色发白，急忙说。

“我不能让这谈话再继续下去了。”沃尔采尔终于站起来讲话了，他一直愁眉不展地坐在墙角边。“否则我只得走开。赫尔岑先生，您是对的，但是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密使必须派遣，可是钱却没有。”

我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这样，应该先问我一下，我可以做些什么，但不应强迫我做什么，这种粗暴的方式叫我讨厌。我可以付钱，这纯粹是为了您，至于你们，先生们，请注意，这是最后一次。”

我把钱交给了沃尔采尔，大家便闷闷不乐地分手了。

在我们的圈子里，关于财务问题通常是怎么办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1852年我到达伦敦后，与马志尼谈到意大利党内资金短缺时，我告诉他，在热那亚，我曾劝他的同志们对各人的收入实行征税，无家的人征百分之十，有家的少征一些。

“这大家都会同意，”马志尼说，“但真正付款的恐怕很少。”

“等他们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会付了。我早已想为意大利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它对我就像祖国一样亲切，因此我愿意从收入中拿出百分之十，一次付清。这大约有两百镑，现在先付一百四十镑，还有六十镑暂时欠着。”

1853年初，马志尼走了。他离开不久，便有两个身强力壮的流亡者来找我，一个穿着皮领圈的大氅，因为他十年前到过彼得堡，另一个虽然没有皮领圈，但留着灰白的唇髭和军人气概的大胡子。他们是赖德律-洛兰派来的，想知道我是否打算捐一笔钱给欧洲委员会。我承认我没有这打算。

过了几天，沃尔采尔又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赖德律-洛兰怎么会有这想法的？”

“这也难怪，您给了马志尼捐款。”

“但这正是我不能再给别人提供捐款的理由。”

“据我知道，您还留着六十镑吧？”

“这是答应给马志尼的。”

“反正一样。”

“我不认为一样。”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马佐莱尼33的信，他通知我，他得悉我不知道该把留在我处的六十镑交给谁，为此他要求我把钱交给他，他是马志尼在伦敦的代表。

确实，马佐莱尼是马志尼的秘书。这人天生是当官的，一位官僚，他那副大臣的架势和外交官的作风叫我觉得可笑。

记得1853年2月3日米兰起义的电讯在报上登出后，我便找马佐莱尼，向他打听消息。马佐莱尼要我稍候，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忧虑而兴奋的脸色拿着一些文件，与布勒蒂亚努一起出来了——他与后者正在进行重要的谈话。

“我找您是想了解些消息。”

“没有消息，我也是从《泰晤士报》知道这事的，我随时在等待着紧急电报。”

又来了两个人。马佐莱尼很得意，因此皱紧眉头，抱怨工作太忙。后来他谈得起劲，才透露了一点消息，还作了解释。

“您这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这……这，当然是我的想象。”马佐莱尼答道，有些含糊其辞。

“明天早上我再来找您……”

“如果今天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您。”

“那太感谢您了——七点和九点之间我在伟利饭店。”

马佐莱尼没有忘记。七点多钟，我在伟利饭店用膳，一个我见过两次的意大利人进来了，走到我跟前，向周围打量了一下，等仆欧去取什么时，他对我说，马佐莱尼要他转告我，什么电报也没有，然后便走了。

……在收到这位革命的御前大臣来信后，我回信与他开玩笑道，他不必替我担心，以为我在伦敦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以致不知该把那六十镑钱交给谁——没有马志尼的信，我不打算把它交给任何人。

马佐莱尼回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显得有些怒意，但既不致损害发信者的尊严，又可以对收信者发生讥刺作用，同时又不致越出官场礼节所许可的范围。

这些交涉之后还没过一星期，一天早上，艾米莉亚·霍克斯34来找我了，她是对马志尼最忠诚的妇女之一，也是与他十分接近的朋友；她通知我，伦巴第的起义失败了，马志尼还隐藏在那儿，要立即汇钱给他，可是没有钱。

“我这儿有，”我对她说，“这是著名的六十镑，但别忘了通知御前大臣马佐莱尼，还有赖德律-洛兰（如果遇到他的话），告诉他们，我没有把这一千五百法郎丢在欧洲委员会的无底洞中，这事还是做得不坏的。”

为了防止我们俄国人从我讲的故事中得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结论，我得声明，从没有人私自动用过这些募集到的钱。35要是在我们俄国，它会落进个人的腰包，可是在这儿，它只是消失了，好像有人就着蜡烛把钞票销毁了，连数目也没记下。

至于那位密使，他去了又回来，什么也没干成。战争越来越近……终于开始了。流亡者们很不满——年轻人责怪沃尔采尔的同志们无能，懒惰，只想谋取私利，把波兰的大事丢在一边，政治热情衰退。他们的不满发展到了明显的埋怨，大家议论纷纷，打算要求领导中心的成员作出说明，向它公开表示自己的不信任。他们之所以还没有这么做，只是由于尊敬和爱戴沃尔采尔。我通过切尔涅茨基尽力劝阻，但领导中心的错误接连不断，最后必然使任何人都忍耐不住。

1854年11月又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但与去年相比，情绪已一落千丈。英国的一位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36被推选担任主席——波兰人已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为了防止过于革命的词句，沃尔采尔向与会者打了招呼，我也收到了类似这样的信：“您知道，我们要在29日召开大会，今年我们不便像去年那样邀请您在会上发表几句鼓舞我们的话：战争以及与英国的接近，使我们的大会不得不采取另一种调子。不论赫尔岑、赖德律-洛兰还是皮安乔尼，都不打算发表演说，发言的大多是英国人，我们中间只有科苏特一人讲话，阐述一下我们的立场……”我回信道：“要我在大会上保持缄默的邀请收到了，它使我感到很轻松，单凭这一点它已值得大大欢迎。”

但是与英国人的接近并未如愿以偿，让步没有取得效果，甚至捐款也寥寥无几。乔·沃尔姆斯利说，他愿意出钱，但不想在募捐册上署名，他作为议员，不便正式参与募捐活动，它的目的尚未得到政府认可。

这一切，还有其他一些事，包括我不得在大会上发言的规定，使年轻人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他们已在传阅一份抗议书。很不凑巧，正在这时，我的俄文印刷所得迁移地点。原来的房子是津科维奇以自己的名义租的，它与波兰印刷所合在一起，现在津科维奇债台高筑，法院的执行官已来过两次，印刷所随时可能与其他家私一起被没收，抵充债务。我委托切尔涅茨基负责搬迁，但津科维奇反对，不愿交出铅字和什物。我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给他。

沃尔采尔看到我的信，第二天抱病来了，他很伤心，是特地到特威克南找我的。

“我们内部正在闹矛盾的时候，您却要搬走印刷所，这无异是逼我们走上绝路。”

“请您相信，这丝毫不包含任何政治原因，也不是由于争吵或示威，事情很简单：我担心查抄津科维奇的全部什物。您能不能向我担保，不致发生这类事？只要您保证，我可以把印刷所留下。”

“他的事很复杂——这是真的。”

“那您怎么能指望我把我唯一的武器拿来冒险呢？哪怕以后我能重新购置这些东西，单单时间的损失就多么大？您知道，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

沃尔采尔沉默了。

“我可以为您这么办：我写一封信，说明由于业务上的需要，我不得不迁移印刷所，但这不仅不表示我们的分裂，而且相反，这使我们可以有两个印刷所，而不是一个。您只要愿意，这封信随时可以公开发表，或者给任何人看。”

我真的按照这意思写了信，是写给扎皮茨基37的，他是领导中心一个不出头露面的人物，负责它的日常事务。

沃尔采尔留下吃饭。饭后，我请他在特威克南过夜，晚上我们两人一起坐在壁炉前面。他非常忧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一切让步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只是导致了内部的分裂，他与科苏特从事的宣传活动也毫无结果，这是一幅阴暗的图画，而它的背景便是波兰国内死一般的平静。

彼·泰勒38吩咐公寓的老板娘每月把账单寄给他，包括房租、伙食、洗衣费等等，由他结算，但从未当面付过钱给沃尔采尔。

1856年秋，大家劝沃尔采尔住到尼斯去，开头先在日内瓦湖畔的温暖地带居住一个时期。我听说后，主动提出路费由我负担。他接受了，这使我们重又接近了，我们又时常见面。但他迟迟没有动身，这时伦敦的冬季开始了，气候变得潮湿，大雾弥漫，令人窒息，空中永远湿湿的，刮起了可怕的东北风。我催他快走，但他对迁移，对活动，已养成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他怕孤独，我建议他带几个人一起上日内瓦，到了那儿，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卡尔·福格特……他一切都接受，一切都同意，但什么也没做。他住的底层是地下室，几乎终年不见阳光，他又有气喘病，那里空气不流通，煤烟味很重，这样，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了。

他要走已经太迟，我提议在布朗普顿肺病疗养院为他租一间舒适的房间。

“这好是好……但是不成。算了，它离这儿太远了。”

“这有什么关系？”

“扎皮茨基住在这儿，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这儿，他每天早上得向我汇报一天的工作！……”

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几乎已达到疯狂的边缘。

“他们准备向我们提出一份抗议书，您大概听到过吧？”沃尔采尔问我。

“听到过。”

“这就是我年老以后获得的报答……活到这一天真没意思……”他忧郁地摇摇斑白的头。

“我看您的话不一定对，沃尔采尔。大家一向爱戴和尊重您，这件事之所以直到今天才发生，只是因为怕您伤心。您知道，他们不满的不是您，让您的同志们自己负责吧。”

“永远不成，不成！我们一切都是一起干的，我们应该共同负责。”

“您救不了他们……”

“半小时前您不是还在讲罗素39背叛了自己的同事们吗？”

这是晚上。我站的地方离壁炉稍远，沃尔采尔坐在炉边，脸对着炉火，他病容满面，在红红的火光照射下更显得憔悴不堪，饱经忧患——那消瘦的面颊上老泪纵横……在难以忍受的沉默中几分钟过去了……他站了起来，我陪他走进卧室，园子里高大的树木在簌簌作响，沃尔采尔推开窗说道：

“站在这里，我尽管有不幸的肺部，我的生命可以延长一倍。”

我握住他的双手。

“沃尔采尔，”我对他说，“住在我家中吧，我可以分一间屋子给您，谁也不会来打扰您，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您想单独用早饭，单独用午饭都成；您可以安心休息一两个月……不致受到不断的干扰，以便让精神得到恢复，我是作为朋友，作为您的兄弟劝您的！”

“谢谢您，我全心全意感激您；我愿意马上接受您的劝告，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这简直不可能……一方面是战争，另一方面，我们的人会以为我抛弃了他们。不，每个人都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最后一天。”

“好啦，至少目前安静地睡吧。”我对他说，勉强笑了笑。已经没有法子救他了！

……战争临近尾声，尼古拉死了，新的俄罗斯开始了，我们终于活着见到了《巴黎和约》，见到《北极星》和我们在伦敦出版的一切全部售罄。我们开始发行《警钟》，它也受到了欢迎……我与沃尔采尔很少见面，他为我们的成功高兴，尽管内心感到压抑，痛苦，像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望着别人的孩子在成长……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这正是沃尔采尔所说的“现在或者永不”，可是他闭上了眼睛……

他临终前三天，切尔涅茨基派人来叫我。沃尔采尔要见我——他已奄奄一息，等待着死亡。我到达时他躺在沙发上，神志不清，接近昏迷状态，脸色蜡黄的，没一丝血色……面颊完全塌陷了，这种情形在他弥留时期曾经几次反复，他已习惯了死。过了一刻钟，沃尔采尔清醒了，声音虚弱，他认出了我，支起身子，半躺在沙发上。

“您看过报纸了？”他问我。

“看过了。”

“您告诉我，纳沙泰尔问题怎么样了40。我什么也不能读。”

我讲给他听，他全都听清了，也全都理解。

“啊，多么想睡哟，现在请您离开我，您在这儿我不能睡，可是睡眠能使我轻松一些。”

第二天他好了一些。他想对我讲什么……两次开了个头，又停止了……直到单独与我在一起时，这个弥留的人才把我叫到身边，用无力的手握住我的手，说道：

“您是完全正确的……您不知道您多么正确……这一直压在我心头，我必须告诉您。”

“不必再谈这些了。”

“走您自己的路吧。”他抬起头，那对垂死的、但是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我。他不能再说其余的话。我吻了他的嘴唇——这做得很对，以后我们就永别了。晚上他起床走到另一间屋里，与老板娘一起喝了一点掺温水的杜松子酒，这是一个单纯的、好心的女人，把沃尔采尔当作神一般尊敬，认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喝完酒，他又回卧室睡了。第二天早上，扎皮茨基和老板娘来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请他们生了火，让他再睡一会儿。火生着了，沃尔采尔却没有醒来。

我去时，他已死了。他那消瘦不堪的脸和身体用一块白被单覆盖着，我望着他，与他告别后，便去找雕刻师的助手，要为他拓一个石膏面型。

我与他的最后会见，他经历的巨大痛苦，我已在别处讲过了。41现在我只想再给它增加可怕的一笔。

沃尔采尔从不谈起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他为我找一封信，在桌上翻了半天，又打开抽屉。那儿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轻人，留着军官的小胡子。

“这也是波兰的爱国者吧？”我说，主要是开玩笑，而不是询问。

“这……”沃尔采尔赶紧从我手中取下了照片，望着旁边说道，“这……这是我的儿子。”

后来我知道，他是华沙的俄国官员。

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伯爵，过得相当阔绰，但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临终前两天，他向马志尼口授自己的遗嘱——对波兰的遗言，向它致敬，向朋友们问候……

“现在都做完了。”垂死者说。马志尼没有放下笔。

“您再想想，”他说，“现在您是不是希望……”

沃尔采尔没有开口。

“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什么人说？”

沃尔采尔明白了，脸上布满一层阴影，他答道：

“我对他们没什么说的。”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句简单的话更可怕、更严厉的诅咒。

随着沃尔采尔的去世，伦敦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变得无足轻重了。它是靠他的正直和威望维持的。一般说来，急进派分裂之后几乎总会互相仇视。一年一度的大会分崩离析，人数少得可怜，已无人注意……它只是例行公事式的先人祭42，追思老的和新的亡灵，正如一切安灵弥撒一样，无非是祝祷死者的复活和来世的永生——祝祷波拿巴的再度来临43和“波兰共和国”的新生44。

两三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依然作为庄严而悲哀的民族传统的象征活在人们中间；他们像飘着长须、满头白发的犹太长老伏在耶路撒冷城墙边哭泣，不能成为引导民族前进的领袖，只是指着坟墓向我们呼号的僧侣：“站住，赶路的，瞧，英雄的墓地在这儿呢……”

在他们中间，优秀者中最优秀的一个45在衰弱的身体中还保留着年轻的心。蓝色的眼睛中还流露出纯洁得像孩子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慈祥目光，但是他的一只脚已跨进坟墓，即将离开我们，他的对立面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也不久于人世了。

这真的已到了“波兰的末日”46吗？

……在我们把令人感动和同情的沃尔采尔完全留在凄凉的海格特墓园以前，我还想讲几件关于他的小事，正如人们送葬回来，一边克制着悲痛，一边难免要谈到死者的一些往事。

沃尔采尔对生活琐事一向心不在焉，总是把眼镜、眼镜套、手帕、鼻烟匣等等忘在哪儿，然而，如果他的旁边有一块手帕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会把它揣进口袋，因此有时他的口袋里会出现三只手套，有时又只有一只。

在他迁居猎人街以前，他住在伯顿新月街43号，那是一排半圆形小屋子的旁边，离新马路不远。按照英国风气，新月街的房屋都是同一格式。沃尔采尔住的房子从一端算起是第五栋，他知道自己心不在焉，因为每次回家总得数门。有一次他从另一端回家，数到第五栋便敲门了，门一开，他便朝自己屋里走。屋里出来一个姑娘，大概是主人的女儿。沃尔采尔径直走到没生火的壁炉旁边，坐下休息，背后有个人咳嗽了两次，他发现那儿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

“对不起，”沃尔采尔说，“您大概在等我吧？”

“请别见怪，”那个英国人说道，“在我回答以前，先得问一下，阁下是谁？”

“我是沃尔采尔。”

“我不认识您，请问，您有何贵干？”

这时沃尔采尔才蓦地想起，他可能走错屋子了，向周围打量了一下，发现家具等等都是陌生的。他向英国人说明了自己的困境，道了歉，回到了从另一端算起的第五栋房子里。幸好这个英国人很有礼貌，没有计较，但这在伦敦不是经常可以遇到的。

过了三个来月，这事又发生了一次。这次他敲门后，开门的女用人看到这位体面的老先生，马上把他领进了起居室，英国人正在那儿跟妻子一起吃饭，见到沃尔采尔，立刻兴高采烈地伸出了手，说道：

“您走错了，您住在43号。”

尽管这么粗心大意，沃尔采尔一生却保持着非常好的记忆力。我常常把他当作词典或百科全书，向他查询一些事。他什么书都读，对什么都感兴趣：机械学和天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他毫无天主教徒的偏见，但由于波兰人在智力上的特殊气质，他相信精神世界，那个朦胧的、不必要的、不可能的、与物质世界隔绝的天地。然而这不是摩西、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宗教，这是卢梭、乔治·桑、皮埃尔·勒鲁、马志尼等等的宗教。不过沃尔采尔比他们每一个都更没有权利信仰这宗教。

当他的气喘病不太严重，心情不太忧郁的时候，他在人们中间是非常可爱的。他很会讲话，谈到波兰贵族古老的生活习惯时，他的故事尤其引人入胜。塔杜施先生47的世界，墨德利奥48的世界，马上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对它的灭亡你不会感到惋惜，相反，只会高兴，但是你不能不对它那色彩斑斓、粗犷豪放的诗意感到神往，这完全不是我们那些地主老爷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我们与西方的贵族截然不同，我们那些大人物的故事讲的无非是粗野的阔绰举止，整个城市的纵酒豪饮，奴仆成群，对农民和穷苦邻居的任意欺压，以及对皇帝和皇亲国戚的奴颜婢膝、百般奉承等等。舍列梅捷夫家族和戈利岑家族49，尽管他们拥有公馆和庄园，他们与自己的农民实质上并无不同，只是他们穿着德国人的长袍，读着法国人的书报，享受着沙皇的恩宠和财富而已。这些人只是在一再证明保罗一世的那句话：他的身边只是一些高等仆人——那便是他在讲话时所面对的那些人……这一切都没什么，但必须知道这一点。我所见到的俄国贵族和大臣的最后一个代表便是那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难道还有比他更可怜，更缺少贵族气质的吗？难道还有比那个伊斯梅洛夫50更讨厌的人吗？

波兰地主的作风是丑恶的，粗野的，今天的人几乎很难理解，但这是另一种气质，另一种性格的人，他们没有一点奴才气。

“您知道通往罗亚耳宫的街道，为什么叫拉济韦尔街吗？”有一次沃尔采尔问我。

“不知道。”

“您记得摄政王51的朋友拉济韦尔52吧？他从华沙坐马车到巴黎，一路上在每个地方过夜都得买一幢房子作公馆。摄政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酒量之大使那位身体虚弱的主人大吃一惊。公爵几乎离不开他，尽管每天见面，早上还要送便条给他。一天拉济韦尔要告诉摄政王什么。他派了一个仆人去送信。仆人东找西找，还是没找到，只得回家请罪。主人说：‘傻瓜，到这儿来，从窗口望，瞧见这大房子（罗亚耳宫）没有？’‘见到了。’‘这儿的头号大老爷便住在这幢房子里，每个人都会指给你看。’仆人去了，东找西找，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在于：拉济韦尔住的地方与王宫隔着许多房子，必须从圣奥诺莱街绕过去……于是拉济韦尔说道：‘嗨，真讨厌，吩咐我的管家，把我的公馆和王宫之间的房子统统买下拆掉，开辟成一条街，这样，我再派这个傻瓜找摄政王时，他就不致找不到了。’”

1 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六歌。

2 据说丹东于1791年逃亡伦敦时，曾垂头丧气，不想再回法国。

3 巴·达拉什医生给我讲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他作为医学院的学生参加了1831年的起义。华沙陷落后，他所在的队伍撤出波兰，分成小分队越过边境前往法国。每到一个城市或乡村，男女老少都走到大路上招呼逃亡者进屋休息，给他们提供住房，往往还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们。在一个小镇上，一位主妇发现他的烟袋破了（我记得是这样），拿去缝补。第二天出发后，达拉什在烟袋里发现了别的东西，原来是两枚金币小心地缝在袋子上。达拉什没有一文钱，还是跑回那家人家，把钱交还主妇。主妇起先不承认，说她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便哭了，要求达拉什收下钱。应该知道，在德国的小城镇中，两个金币对并不富裕的妇女意味着什么。也许这还是扑满的功劳，是一个个克里泽和芬尼，一个个良币和劣币在几年中积累而成的……现在，绸衣服和花布衫，以及漂亮的围巾，都甭想啦！在这种行为面前，他感动得跪了下来！——作者注达拉什（1809—1871），波兰革命者，1830至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在国外。下面提到的老达拉什是他的父亲。

4 1848年5月15日巴黎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制宪议会的各种反动措施，示威中提出的口号有援助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等。

5 波尼亚托夫斯基（1762—1813），波兰爱国者和军人，为争取波兰民族的解放，参加了拿破仑军队对俄国的进攻，并被拿破仑任命为华沙公国总司令，1813年随拿破仑军队撤退时，在德国埃尔斯特河淹死。

6 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他于1848年发表的《未来的赞美诗》用神秘主义宗教观点描绘了世界末日到来时的波兰。

7 “独立”原文是不受约束之意，因此说这是个否定的概念。

8 波兰民主派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832年，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起过重要作用。

9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0 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

11 天主教悼念圣母的赞美歌。

12 革命时期指1830至1831年起义时期。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允许波兰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

13 英国著名政治家。

14 指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

15 当时巴黎的警察局长。

16 波兰流亡者，后来负责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工作。

17 见切尔涅茨基编的文集《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十年》第8页。——作者注

18 埃斯泰尔哈泽是马扎尔民族的贵族世家，波托茨基是波兰的贵族世家。

19 沃尔采尔出生于1799年。

20 法国共和主义革命家，六月起义的刽子手欧仁·卡芬雅克的胞兄。

21 恰尔托雷斯基（1770—1861），波兰贵族政治家，18世纪在波兰掌权的立陶宛皇室后裔。1830年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831年流亡巴黎，被称为“流亡的波兰国王”。

22 1846年克拉科夫地区发生农民起义，该地区按照1815年的维也纳决议，由奥、普、俄三国共同保护，因此奥地利出兵镇压了起义，把它并入加利西亚。

23 梅罗斯拉夫斯基（1814—1878），波兰爱国者，1830年起义的参加者。1845年计划在波兹南举行起义，因而被捕，受到审问，1848年柏林起义后获释。

24 分离主义者联盟系瑞士天主教各邦的组织，1847年发动叛乱，被联邦政府镇压。

25 意大利4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称为“复兴运动”（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复兴运动》为喉舌）。

26 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国将军。

27 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阿诺尔德·卢格，布勒蒂亚努和沃尔采尔。——作者注布勒蒂亚努（1821—1891），罗马尼亚政治家，曾在布加勒斯特参加1848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及伦敦。

28 波兰与俄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

29 津科维奇（1803—1871），波兰革命家，于1852年被选入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

30 这是莫里哀的喜剧《女学究》中的场面：两个女学究在谈话中互相恭维，但接触到具体问题时，便互相挑剔和指责，终于大吵一场。

31 波兰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

32 见果戈理的《死魂灵》第四章。

33 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部下。

34 一个英国律师的女儿，曾担任马志尼的翻译和秘书。

35 意大利流亡者是没有任何嫌疑的。法国流亡者中却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在巴泰勒米的决斗事件中，我谈到过一个叫巴罗内的人，他根据赖德律-洛兰的指示募集过一些钱，把它们花光了。这以后，返回伦敦毫无指望了，于是他要求准许他留在马赛。比约答复道，巴罗内作为政治人物并无危险，可以留下，但是他对他的政党的不忠诚行为说明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人；这样，他拒绝了他的要求。在这方面德国人也是光明磊落的。我记得，他们在美国和曼彻斯特募集了两万法郎，把它存在伦敦一家银行中，并公推金克尔、卢格和奥斯卡·雷亨巴赫伯爵三人共同管理。这是三个誓不两立的仇人，他们马上意识到，他们保管的这笔钱隐藏着使他们互相争吵的根源，因此当即订立了取款的条件：没有三人的一致同意，银行不得支付任何数目的钱。一张支票，哪怕一个人，甚至两个人签了字，第三个人不同意，还是没有用。不论德国的流亡者组织怎么设法，始终不能做到三人一致。这样，这笔钱至今仍存在银行里没有动——也许得等将来条顿共和国成立以后交给它了。——作者注雷亨巴赫（1815—1893），德国民主主义者，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后流亡在英国。

36 沃尔姆斯利（1794—1871），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支持各国的民主运动。当时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波兰人希望依靠英、法与俄国对抗，因此竭力争取英国的同情。

37 扎皮茨基（1810—1871），波兰革命家，流亡在伦敦。

38 泰勒（1819—1891），英国激进派政治活动家，马志尼的朋友，英国“意大利之友社”的主席。朋友们（其中包括赫尔岑）资助沃尔采尔的钱，均由泰勒经手，但这事是瞒着沃尔采尔本人的。

39 罗素（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曾两度担任首相。1855年在阿伯丁内阁中担任外交大臣时，违反内阁共同负责的成规，单独提出辞职，导致阿伯丁内阁的下台。

40 纳沙泰尔是瑞士的一个邦，1856年9月亲普鲁士的贵族发动政变失败被逮捕，普鲁士准备出兵干预，因此一时战云密布，直至1857年3月才渡过危机。

41 见《印刷所文集》第163—164页。——作者注按：《印刷所文集》即《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十年》，赫尔岑悼念沃尔采尔的文章《沃尔采尔之死》于1857年发表在《北极星》第三集上，后又收入这本文集。

42 东正教追荐祖先的仪式。

43 拿破仑于1807年打败俄、普，进军华沙，建立了华沙大公国，因此波兰人一直把拿破仑看作对抗俄国的“保护神”。

44 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为对抗俄国的威胁，联合为统一的国家，号称“波兰共和国”，实际上是中世纪式的贵族共和国，由贵族选举国王，设有议会和宪法。1772至1795年俄、普、奥三国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波兰共和国”宣告灭亡。

45 指莱维尔（1786—1861），他是波兰历史学家，在1830年的起义中成为革命派的领导人，后流亡国外，在波兰民主派流亡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6 这是波兰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的话。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和政治家，1794年波兰反俄起义的领导人，起义失败时他讲了这样的话。

47 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中的主人公，这部长诗描写了19世纪初年波兰贵族的生活。

48 波兰作家卡奇科夫斯基（1825—1896）的小说《墨德利奥》的主人公，这小说描写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波兰贵族的生活方式。

49 俄罗斯两个古老的著名家族。

50 俄国梁赞省一个以野蛮残酷出名的大地主。

51 在1715至1723年法王路易十五年幼时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菲力普（1674—1723）。

52 拉济韦尔家是波兰立陶宛的大贵族世家，在“波兰共和国”时期出过不少左右朝政的大人物，这里只是指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