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对任何一个字眼儿产生的反应不外乎有两种：或是群体的或是纯个人的。这该由他扪心自问：我的反应是自己个人的呢还是出自群体意识？
当说到淫词秽语时，我相信，几乎没有哪个人的反应不代表着众人的态度。头一个反应总是群体的反应，群体的愤恨和群体的谴责。芸芸众生们不过如此罢了。可真正有个性的人会三思：我真感到震惊了吗？我是真感到受伤害、感到愤怒了吗？其答案肯定是：不，我不震惊，没觉得受伤害，不生气。我懂这个词儿，它就是那个意思，我不会为一个词就小题大做，犯不着。
如果几个所谓的淫秽词儿就能震动世上的男女，让他们脱离群众习惯而产生个性，那倒挺不错。假正经就是普遍的群体习性，我们现在该受受震惊，从这习性中震将出来。
我们谈论的还只是淫秽，而色情的问题可就更严重了。当一个人因震惊而独自思考，他内心深处或许仍旧弄不懂，拉伯雷243的作品是否属于色情之类？而面对阿里蒂诺244甚至薄伽丘245他或许会百思不得其解，会被他们的作品弄得如坠五里云雾。
我记得有一篇谈色情的文章说，色情艺术旨在刻意撩拨人的情欲、让人产生性激动。这文章强调说，作品色情与否取决于作者是否有意撩拨人的性感觉。关于“有意”的问题自古以来就争论个不休，到如今再争，就显得过于无聊了，因为我们知道潜意识的意图在于我们是何等强大、何等重要。我不知道，既然每个人的无意识的意图多于有意识的，那为什么人们就要为自己有意识的想法感到有罪而为无意识的想法感到清白？我就是我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我认为的那个样子。
那也没用！我们认为色情是某种低下、让人讨厌的东西。简言之，我们不喜欢这玩意儿。为甚？是因为它撩拨性感觉吗？
我不以为然。不管我们如何装假，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挺喜欢让人小小撩拨一下我们的性欲的。它让我们感到挺温暖，如同阴天里的阳光令我们激动。过了一二百年的清教时期，大多数人的确是如是感觉的，可是芸芸大众都习惯于责骂性的任何表现形式，这群体习俗太强大了，它让我们不敢发自内心地承认我们的感觉。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的厌恶最简单和最自然的性感冲动的。这是些个变态的人，他们仇视自己的同类。这是些个受了挫折、大失所望、欲壑难填的人。天啊，我们的文明社会里这号人太多了。可他们却背地里享受着某些并不简单和并不自然的性兴奋。
甚至很先进的艺术批评家也试图让我们相信，任何“性感”的书和图画都是坏的。这可真叫虚伪。世上有一半伟大的诗篇、绘画、音乐和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杰作，是因了它们的性感美。提香或雷诺阿，《所罗门之歌》或《简·爱》，莫扎特或《安妮·劳莉》246，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名作的美都是与性的感召和性的刺激（不管你称之为何物）交织在一起的。甚至那位十分厌恶性的米开朗基罗也情不自禁地在象征丰饶的羊角中填满具有阳物象征的橡子247。性是人生之强大、有益和必需的刺激物，每当我们感到它像阳光一样温暖而自然地流遍全身，我们会很感激它的。所以，我们可以否定所谓艺术中的性之感召是色情一说。或许对阴郁的清教徒来说这是色情，可那是一些个病人啊，他们的灵与肉全病了，我们何必因为他们的胡思乱想而自扰？当然了，性的感召也是各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各异。或许可以说，轻度的性感召算不上色情，而渲染重的就算是了。这是一种荒谬之说。如果说色情，薄伽丘的作品最热闹的地方也赶不上《帕米拉》、《克拉瑞萨》248、《简·爱》以及甚至当代未受查禁的不少书和电影。还有，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德》249倒更接近色情，甚至不少很著名的基督教颂歌也很色情呢。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仅仅是性感召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作者有意撩拨人们的性激动的问题。拉伯雷有时是有意为之，薄伽丘以另一种形式这样做了。不过我相信，可怜的夏洛蒂·勃朗特或《族长》250的女作者是无意刺激读者的性感觉的。可我却发现《简·爱》很接近色情而薄伽丘的作品倒似永远清新、健康。
前任英国内政大臣自诩为一个异常诚挚的清教徒，每一根神经都是阴郁的。他有一次对有失体统的书大为光火道：“有两个十分纯洁的年轻人，看了这样的书就搞起性交来！”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只能如此回答。可这个阴郁的英国卫道士却似乎觉得如果他们相互杀戮或厮打个稀烂倒更好。阴郁病！
那什么才是色情呢？绝不是艺术中的性感或性刺激。甚至艺术家有意唤起性感觉也算不得色情。只要他们坦诚，不隐晦，不耍花腔，他们的性感觉就没什么错。正确的性刺激对于人的日常生活是很宝贵的。没有它，这世界就是灰色的了。我很乐意让每一位都读一读文艺复兴时期的快乐小说，它们可以帮我们祛除不少现代文明病，即阴郁的自以为是病。
当然我也会依理查禁真正的色情作品。这其实不难。首先，真正的色情作品总是在见不得人的地方偷传，绝不会公开的。其次，你仅凭它一贯对性和人类精神的污辱就可断定它是色情作品。
所谓色情就是试图玷污性，这是不可饶恕的。举个最下流的例子吧，下流社会中传卖的绘画明信片，不少城市里都有出售。那种丑陋，简直令人发指。那真是对人体的污辱，是对活生生人际关系的污辱！他们把人的裸体弄得很丑陋、很下贱，把性活动搞得看上去丑陋、低下、令人作呕。
他们在下流社会中出售的书也是如此。这些书要么令人作呕，要么愚昧至极，让你无法想象除了智力低下的货色读、写这种书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人会这样。
那些人们茶余饭后传诵的打油诗或从吸烟室里的出公差人那儿听来的肮脏故事亦是如此。偶尔也会有一个确实好玩的故事可以替他们挣回点面子来，但一般情况下这些脏故事只能是丑陋、令人恶心，那故事中的所谓“幽默”不过是玷污性爱的一种花招儿罢了。
现代人的裸体变得丑陋而下贱，现代人之间的性行为也是如此的丑陋和下贱了。这一点都不值得骄傲。这是我们文明的灾难。我相信，再也没有哪个别种文明（甚至罗马时期）把人的裸体贬到如此可鄙、如此下贱，把性玷污到如此可怕的程度。这是因为以前的文明并未把性驱赶入下层社会，把裸体画驱入厕所。
谢天谢地，聪明的年轻人似乎决心在这两方面改一改。他们正把自己年轻的裸体从老一辈郁闷和色情的下层角落中拯救出来，他们拒绝偷偷摸摸地谈论性关系。面对这种变化，阴郁的老一代当然是很悲哀的，这实在是一大改变，一次真正的革命。
可是，普通的庸人们却拼命要玷污性，那股子劲头儿之足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小时候，我很爱想象，火车车厢里、旅馆或封闭车厢的吸烟室里那些个看上去体格健康的人们一定在情感上也很健康，他们对待性持一种健康、粗粝、自然的态度。全错了！全错！经验告诉我，这号儿普通人对待性的态度十分恶心，别有用心地意欲玷污它。如果这种男人与女人性交了，他会很得意，感到自己玷污了她，现在这女人贱了，比以前低下了。
只有这类人才讲些个淫秽故事，携带不干不净的绘画明信片，去看脏书。这些世俗男女构成一个庞大的色情阶级。他们像最厉害的清教徒一样仇视性，一旦有谁呼吁，他们总是充当安琪尔的角色。他们坚持说电影上的女明星应该是中性人，清白如洗。他们还坚持认为真正的性感总是由男女恶棍们表现出来的，是低级的欲望。他们发现提香或雷诺阿的画实属不净，他们也不愿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看上一看这样的画。
为甚？因为他们害了性仇视的阴郁病，还并发了肮脏欲望的黄色病。人体的性器官和排泄器官相依是太近了些，可它们全然是两回子事。性是一种创造性的流溢，而排泄则是通向消亡，不是创造——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对真正健康的人来说，凭本能就可懂得两者的区别，我们最深刻的本能或许就是区分这两者的本能了。
可那些堕落的人，深刻的本能早就死了。在于他们，这两种流溢是一样的。这是真正庸俗和色情的人的秘密：他们以为性的流溢和排泄的流溢是一样的。只有当心灵腐坏、具有控制力的本能崩溃时才会发生这种事。于是性就是肮脏，肮脏就是性；性兴奋变成了肮脏的游戏；一个女人的任何性标志都成了自身肮脏污点的展示。这就是普通庸人的现状，他们的名字叫“群众”。他们扯着嗓门儿叫唤道：“群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251这就是所有色情的源泉。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必须承认《简·爱》或瓦格纳的《特利斯坦》比薄伽丘的作品更接近色情。瓦格纳和夏洛蒂·勃朗特都处在强烈的本能崩溃的状态中，对他们来说性变成了某种有点淫味的东西，既看它不起，自己又沉迷于它。罗切斯特先生的性激情只是到他被烧瞎了眼睛、形体走了样儿、孤立无助时才显得“可敬”。这样如此谦卑、受尽屈辱，人们也就承认他可敬了，而以前的刺激都有点不纯洁，如同在《帕米拉》、《弗洛斯河上的磨房》以及《安娜·卡列尼娜》中那样。只要性激动是出自对性的蔑视，欲辱没之，色情的因素就开始渗入了。
从这个角度说，几乎全部19世纪的文学中都有色情的成分，而且不少所谓纯洁的人都有不干净的一面，人们的色情胃口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大。这说明国家出了毛病。但是，对付这种病的办法就是对性和性刺激持一种开明的态度。真正的色情者是不喜欢薄伽丘的，因为这位意大利小说家的健康与自然让这些现代色情小人感到自己是脏虫。今天，无论老少，人人都该读读薄伽丘。现如今我们陷入了秘密或半秘密的色情中不能自拔，只有把性公开才能挽救自己。或许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和拉斯卡252等人的作品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良药，而越来越多的清教主义药膏则是最有害的东西。
全部色情问题在我看来是个保密的问题。没了秘密就没了色情。秘密和羞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秘密总带有恐惧的成分，时常接近仇视。羞涩则是文雅而含蓄的。今天，羞涩已随风而去，甚至在那些阴郁的卫道士面前抛掉了。可人们仍然掖藏着秘密——它被当成了罪恶。那些卫道士的阴郁态度是：亲爱的年轻女士，只要你掖藏着你那肮脏的小秘密，你完全可以抛弃你的羞涩。
这“肮脏的小秘密”对今日的芸芸众生来说变得十分珍贵了。它就像某种隐伤或炎症，每搔一下就会让人觉得极舒服。于是这肮脏的小秘密总被人触动，直到它隐隐地发炎，炎症愈来愈厉害，人的神经和心理健康随之受到伤害。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今日有一半的爱情小说和爱情故事片全靠隐隐地搔动这肮脏的小秘密才得以成功。你尽可以称之为性兴奋，不过这可是一种隐隐的、偷偷摸摸的兴奋，有点“各色”。薄伽丘小说中那开诚布公、健康、质朴的性兴奋是绝不可拿来同现代畅销书靠搔动肮脏的小秘密引起的偷偷摸摸的性激动混为一谈的。偷偷地、狡诈地搔动人的想象中的炎症是当代色情的一个绝招儿，这最下流、最阴险了。就因为它诡秘而狡诈，所以你无法轻易地揭穿它。于是现代的通俗言情小说和电影泛滥了起来，甚至那些卫道士们都对此大加赞赏，就因为你让那纯洁的漂亮内衣里偷偷地漾起了激动，而人家却可不动声色，你根本不知他内心的动静。
没了秘密就没了色情。可如果说色情是隐秘的结果，那色情的后果又该是何物呢？色情对人们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总是有害的。有一种影响则是永不可避免的——今日的色情，不管是性商店里的橡皮人还是通俗小说、电影和戏剧中的色情，都肯定会导致自虐，即手淫。现代的色情作品会直接引诱男女老少进行手淫，只能是手淫，不会是别的。当那些阴郁的卫道士哀叹青年男女们外出性交时，他们其实是哀叹他们没有分开各自搞各自的手淫。性一定要有出路，对年轻人尤其如此。因此，在我们这光辉的文明时代，它的出路就是手淫。而我们大多数的通俗文学和文娱形式偏偏要撩拨人去手淫。手淫是人的一大秘密作为，甚至比排泄更秘密。这是性神秘造成的后果，它是被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小小的色情文学撩拨起来的，它专在你毫不警觉时搔动你心中的肮脏小秘密。
我已听说男人们——教师和牧师们通过手淫来解决无法解决的性问题。这至少是诚实的。性问题的确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父母、教师、朋友和仇人所设置的秘密和禁忌的压力下，性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即手淫。
可这种解决问题的出路如何呢？我们是否接受它？世上的阴郁卫道士们是否接受它？如果接受，他们就该现在就公开接受。我们当中任何人面对男女老幼的手淫问题都不该再继续视而不见了。卫道士们既然准备禁止一切公开、质朴的性描述，那他们就该宣布：我们只鼓励人们手淫。如果这种意愿公开宣布了，那么就是说眼下的审查制度是正确的。如果卫道士们赞同人们手淫，那就是说他们现在的表现是正确的，通俗的娱乐形式也是应该如此的。如果说性交是大逆不道的罪恶而手淫则是相对纯洁和无害的，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就让一切照旧吧。
难道手淫真的无害吗？真的相对纯洁吗？我反正不这样以为。对于年轻人，适当的手淫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非说它是自然的行为。我想没有哪个男孩或女孩在手淫时不感觉到羞耻、愤怒或空虚。兴奋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羞耻、愤怒、辱没和空虚感。随着岁月的增长，这种空虚感和耻辱感愈来愈加深，会因着无望解脱而变成压抑的愤怒。无法解脱的事情之一就是业已形成习惯的手淫。这习惯一直延续到老年，不管你是否结婚、与人相爱。伴随着手淫的永远是空虚、羞耻，空虚、羞耻。或许，这就是我们文明的最危险的癌症。手淫不仅不是纯洁无害的东西，从长远计议，它是最危险的性罪恶。或许它还算干净，可是何以说它无害呢！
手淫最大的危害在于它只是一种消耗。性交是一种给予和接受的行为。随着自身刺激物的分裂，一种新的刺激物加入了进来。原有的负荷转移了，一种新鲜的东西加入了进来。只要是两个人合作的性交，哪怕是同性恋，都会是这样。可手淫只会让你损失，没有交流这一说。只是消耗掉某种力量而没有回归。在某种意义上说，自虐之后，肉体就成了一具活尸。没有变化，只有死亡。我们称之为导致死亡的损失。而在两个人的性交中就不会这样。两个人在性交中可能会一损俱损，但绝不像手淫这般产生虚无感。
手淫的唯一积极之处在于它似乎释放了某些人的精神能量。精神能量总是这样表现为一种恶性循环：会分析但无力批判或者是虚假廉价的同情与感伤。我们大多数现代文学中的感伤主义和细腻的分析（时常是自我分析）就是自虐的一种标志。这就是手淫的表现，是由手淫刺激而生出的有意识的行为，无论男女，皆是如此。这种意识的明显标志就是没有真正的客体，只有主体。在小说或科学著作中情况亦是如此。书的作者永远也不能摆脱自己，他一直在自我的恶性循环圈子中踏步。几乎没有哪一个作家或画家能摆脱自我这个恶性循环圈子。于是他们的作品就缺少创造性，只是一大堆产品罢了。这是自我手淫的结果，是向人们公开一种自恋。
当然，其过程是一种消耗。英国人真正的手淫始于维多利亚时期。它一直延续至今，带来的是真正活力的日益空乏和人的生命萎缩，现如今人们只剩下空壳子了。人的大部分反应能力已死，大部分意识已死，几乎全部的创造性行动已停顿，剩下的只是空壳子样的躯体，他们只注重自己，既不能给予也不能接受，已经半空了。他们活生生的自我没能力给予和接受。这就是手淫的后果。人的自我包围在恶性循环圈中，与外界没有生命的接触，愈来愈空虚，直至空荡。
尽管如此空虚，人们还是抓住肮脏的小秘密不放，一定要搔动它、让它发炎不可。恶性循环，永远如此这般。这东西可是有一个怪诞盲目的意志。
一位最同情我的批评家写道：“如果采取了劳伦斯先生对待性的态度，有两样东西就会消失：爱情抒情诗和吸烟室里的故事。”我觉得这话倒是不假。可不知道他说的是哪种爱情抒情诗。如果是“谁是西尔维娅，她是何许人也？”253那就让它消失好了。所有那些纯洁、高尚、上天保佑的东西只不过是吸烟室里故事的翻版。“你是一朵鲜花，那么纯美！”254是的，的确是。你可以看到那位老绅士用手抚着纯洁少女的头，请求上帝保佑她永远纯洁、永远美丽，他可太好了！简直就是色情！眼睛向上翻着祈求上帝保佑，手却搔动人的肮脏小秘密！他十分清楚，如果上帝令这少女再纯洁和美丽几年（这是他庸俗的纯洁观），她就会成为一个不幸的老处女，因此也就不纯也不美了，只剩下一股朽味和悲哀气。感伤这东西毫无疑问是一种色情的标志。为什么人家少女纯洁美丽反会让这老绅士感到“悲哀撞击着心头”？除了手淫者以外，任何人都会高兴地想：真是个可爱的人儿，哪个男人娶了她算是有福气！但那些自我封闭的色情手淫者们是不会这样想的。悲哀就该撞击他那颗兽心！远离这些爱情抒情诗吧，这东西里有太多的色情毒药，一边向上翻着眼睛祈祷上帝一边搔动人们心中肮脏的小秘密。
但是如果是健康的情歌如《我的情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255，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只有当我的情人不是一朵纯纯的百合花时她才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可现如今，大多数纯纯的百合都烂了。远离那些抒情诗吧。让这些纯纯的百合花抒情诗和吸烟室的故事一块儿滚开吧，它们是一路货色，全是色情。“你是一朵鲜花，那么纯美”就如同一个肮脏的故事一样色情——都是一边翻着眼睛祈祷上帝一边搔动人们心中肮脏的小秘密。可是，哦，如果彭斯的本来意义被人所接受了，那样，爱还会像一朵红红的玫瑰。
恶性循环，恶性循环！手淫的恶性循环！自我意识的恶性循环，可它从来不是完整的自我意识，从来不是彻底开放的意识，倒是一直缠在肮脏的小秘密上。秘密的恶性循环——从父母到老师到朋友，人人都有肮脏的小秘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庭的恶性循环。出版物制造了流毒甚广的秘密之阴谋，没完没了地搔动人们心中的肮脏小秘密。一边是无益的手淫，一边又没完没了地大谈纯洁！没完没了的手淫和没完没了的纯洁。恶性循环！
如何冲破这个恶性循环圈子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抛弃秘密！不要再有秘密！唯一能够制止这可怕的意淫的办法就是让性极其简单自然地走向公开。这样做是万般困难的，因为秘密就像螃蟹一样狡猾。但总得有个开头才行。一个男人对气恼的女儿说：“我的孩子，我平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把你造了出来。”这句话本身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把他自己和女儿从肮脏的小秘密中解脱了出来。
怎样才能摆脱这肮脏的小秘密啊！事实上，对我们惯于遮遮掩掩的现代人来说这是件太难办的事。对这事儿你不能像玛利·斯道普斯256那样理智、科学态度十足。当然，理智与科学态度比那些卫道士的虚伪要好得多。可是，理智与科学的严肃认真态度只能给肮脏的小秘密消毒灭菌。这样的结果，不是用太多的严肃和理智扼杀了性就是使它变成痛苦的无毒秘密。不少人倒是心里没了那肮脏的小秘密，他们用科学的语言给它消了毒，可他们那不幸的“自由与纯洁”的爱较之庸俗的肮脏小秘密式的爱则可悲了许多。危险的是，在扼杀肮脏的小秘密的同时，你也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性本身，剩下的只是科学蓄意激情的手段了。
这种事发生在不少人身上，他们在性问题上着实“自由”，既自由又“纯”。他们使之理性化，于是它变成了一种理性的数量，其实一无是处。其结果就是灾难，每每如此。
在更多的放浪形骸的人中更是如此。今天的许多年轻人都很放荡。他们是“性自由”的人。对他们来说，肮脏的小秘密已不再成其为秘密了。说实在的，这对他们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公开了。没有他们说不出口的，该公开的全公开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
那会怎么样呢？很明显，他们在扼杀了肮脏小秘密的同时也扼杀了一切，或许有些脏东西仍然挥之不去；性依旧是肮脏的。可是秘密带来的激动却没了。于是，现代放荡艺术家们感到无聊、压抑得可怕，今日不少年轻人也感到内心空虚无聊。他们以为他们杀死了肮脏的小秘密。由秘密带来的激动也荡然无存了。可有些肮脏之物还依旧。再有的就是压抑和惰性，没有生气可言。性本是我们勃勃生命的源泉，可现在这泉水停止了喷涌。
为什么？原因有二。玛利·斯道普斯之类的理性主义者与今日的青年放荡者们在内心里扼杀了那肮脏的小秘密。可他们作为社会的人仍受制于它。在社会上，出版物、文学、电影、戏剧和无线电广播等等，处处都为清教和肮脏的小秘密所把持。在家中的餐桌上也依然。你走到哪里情况都是如此。人们心照不宣地以为年轻的姑娘和女人们是处女，是没有性力的。“你是一朵鲜花，那么纯美。”可怜的她实在明白，即便是百合花这样的花儿也有抖动的黄色花药和黏状的柱头，那就是性，滚动着的性。可在普通人看来，花是没有性力的东西，如果说一个女孩儿像一朵花，那就是说她没有性力，她本该没有性。可她自个儿心里明白她并不是无性，她并非仅仅是像一朵花儿而已。可她怎能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呢？她无法承受！她只得屈从，于是肮脏的小秘密胜利了。她失去了对性的兴趣，至少在男人看来是这样。可是手淫和自我意识的恶性循环圈封闭了她，把她愈封愈紧。
这就是今日年轻生命的灾难之一。不少人，或许是大多数年轻人都对性采取公开的态度了，他们对肮脏的小秘密更感兴趣。这是件好事。可在社会生活中，年轻人却完全受着老一辈阴郁卫道士的制约。那些老阴沉们属于上个世纪——太监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转弯抹角地扯谎，试图毁灭人类。这就是十九世纪。那些老阴沉们正是那个世纪的遗老遗少们。可他们却统治着我们。他们用来统治我们的，正是那个伟大世纪的谎言。谢天谢地，我们正在摆脱那些谎言。可他们却仍旧以谎言的名义用谎言统治我们，为的是保住谎言。这些老阴沉们人数太多了，力量也太大了。不管这统治是什么样的，他们都是上个世纪剩下的老阴沉。那是巧舌如簧的扯谎时代，是清教和肮脏小秘密的时代。
所以说，造成年轻人压抑的原因之一就是谎言、清教和肮脏小秘密对公众的统治，尽管年轻人自己私下里已抛弃了这些东西。虽然他们在私生活中扼杀了不少谎言，可他们仍然被老阴沉们造成的巨大社会谎言所禁锢。于是现代年轻人中出现了放浪、歇斯底里，随之而来的是虚弱和可怜的滞固。他们身处某种囹圄中，这囹圄正是由大谎言和老骗子们的社会所组成。或许这就是年轻人性的流溢——真正活力渐渐灭亡的原因之一。他们被一个谎言包围，于是性不再流溢。一个完整的谎言是无法延续三代人以上的，而这批年轻人则是19世纪谎言的第四代传人。
性之流溢的死亡还有第二个原因，这就是，虽然年轻人很解放了，但他们仍逃脱不出意淫般手淫的恶性循环。每当他们试图逃避时，他们都被清教和肮脏小秘密这巨大的公众谎言击回。那些把性当吹牛内容的最解放的放荡者们其实是最不自然的人，他们受制于自恋般的手淫而不能自拔。他们没准儿比那些老阴沉们还缺乏性力呢。他们的头脑全被这谎言占据，根本没有肮脏小秘密活动的余地。性在于他们是比算术还理性的东西；他们根本不是活生生的肉体存在，如果说他们还存在的话，那他们就连鬼魂都不如。现代的放荡者们的确是一些鬼魂，他们甚至连水仙花都不是，只是映在水边观花者脸上的花影[这里的水仙花意指希腊神话中的自恋者那西索斯（即水仙花的同音词），他因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死，变成一朵水仙]。那肮脏的小秘密是最难扼杀掉的。你尽可以在社会上千百次地把它置于死地，可它又会像螃蟹一样在人性的暗石下潜出，据说法兰西人在性问题上顶开放了，可他们肯定是最不愿杀死肮脏小秘密的。或许他们压根不想这样。反正不管怎么说，光靠社会宣传是不行的。
你尽可以四处展示性，可你无法杀死那肮脏的小秘密。你尽可以读遍马塞·普鲁斯特全部的小说257，领略详尽的一切。可你杀不死那肮脏的小秘密。没准儿你反会使它变得更狡诈。你甚至可以造成性冷漠和性呆滞，可还是杀不死那肮脏的小秘密。或许你是那位顶纤弱、顶招人爱的现代小唐·璜，可你的精神核心仍旧只是肮脏的小秘密。这就是说，你仍旧陷在自恋的手淫恶习中不能自拔。因为，只要肮脏的小秘密还存在，它就是手淫和自我封闭的中心内容。反之，只要你身陷手淫和自我封闭中，你的精神中心就是这肮脏的小秘密。今天最狂热的性解放青年或许正是自我封闭在手淫中最没救、最紧张的人。他们也并不想挣脱出来，因为挣脱出来也是徒劳。
可的确有些人想摆脱这可怕的自我封闭。今天，其实每个人都很不自然，都陷在这做作的牢狱中。这是肮脏的小秘密造成的后果，它肯定为此称快。大多数人绝不想冲出自作自受的囹圄：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冲出来的能耐了。可的确有人要冲破这自我封闭的厄运——也是我们文明的厄运。的确也有一群骄傲的少数派想要永远摆脱这肮脏的小秘密。
出路有二。第一，与你心中的和外部世界的肮脏小秘密和清教的伤感谎言作斗争。与渗透了我们的性力和血骨的十九世纪的大谎言作斗争。这就意味着竭尽全力去斗争，因为谎言无处不在。
第二，在自我意识的冒险中，人总会达到自身的极限并会意识到某种自身难以掌控的东西。一个人一定要变得十分具有自我意识才会了解自己的局限并认识到自己不能掌控的是什么。我无法掌控的正是我体内生命的冲动本身。这生命催促着我忘却自己、服从那半原始的冲动去击碎世上的巨大谎言并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如果我的生命只是在自我封闭和手淫的自我恶性循环中打转转，那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的个体生命被封闭在今日社会巨大的陈腐谎言中——清白和肮脏的小秘密，那它就没什么价值了。自由是很伟大的。可它首先意味着摆脱谎言。首先，它意味着我能脱离我自己，脱离我自身的谎言，脱离我自以为是的谎言，甚至摆脱自欺；这是一种摆脱自以为是、自我封闭的手淫者——我——的自由。再者，自由意味着摆脱了社会巨大的谎言即清白和肮脏的小秘密。其余所有可怕的谎言都隐藏在这一大谎言的外衣下。可怕的金钱谎言也潜藏在清白的外衣下。杀死清白之谎言，金钱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一定要十分清醒，十分自觉，才能认清自己的局限，同时也认清自己心中的和超越自身的巨大动力。那样，我们就不会对自身太专注了。我们会学着忘却自我，不再做作：不再做作感情，也不再做作性。平息了心中的谎言，然后我们就可以猛烈攻击外界的谎言了。那才是自由和为自由进行的斗争。
（这一篇与《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和《直觉与绘画》写于同一时期，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由费伯-费伯出版社于192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