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上出现了各式各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海盗版，害得我不得不于一九二九年推出一种廉价的大众版本在法国出版，只卖六十法郎一册。这样一来肯定能满足欧洲的需求了。偷印者们——当然是指美国——可真是手脚麻利又忙碌。第一版真本刚从佛罗伦萨运到纽约不到一个月，就有人依此偷印并上市销售。这种偷印本酷似原版，用的是影印术，又是通过一些可靠的书商出售，给心地纯真的读者造成首版真本的印象。这个摹真本一般卖十五美元一册，而真本只卖十美元。买书人真是大上其当。

随后又有不少人竞相模仿这一壮举。据我所知，纽约或费城还印了一个摹真本，我得到了一册。这个本子看上去模样肮脏：暗淡的橘黄色布包皮，上面印着绿色的书名，是用影印术照下来的，但字迹很模糊，我的签名一准是偷印者家的小孩子临摹上去的。一九二八年年底这个版本从纽约运到伦敦，只卖三十先令一册，挤掉了我那一个金币一册的二百册重版本的销路。我本想把这二百本保存一年多的，可又不得不拿出去卖，以此与那种脏乎乎的橘黄色海盗版争市场。可惜我的书太少了，橘黄色海盗版本依然卖得动。

后来我又得到一种细长的黑皮版本，看上去像是《圣经》或唱诗集，阴沉沉的，很丧气。这回，偷印者倒是既严肃又认真，这个版本有两个封面，每个封面上都绘着一只美国之鹰，鹰头四周环绕着六颗星星，鹰爪上放射出闪电的光芒，在这外层环绕着一个月桂花环，以此来纪念其最近一次文学上的抢劫。总而言之，这个本子着实可怕——就像苏格兰大海盗基德船长219蒙着黑面纱对那些即将被处死的俘虏诵读的经文。我不知道偷印者们为何要把版本设计成狭长形的并附加上一个伪造封面，其结果极令人扫兴，貌似高雅反倒显得庸俗不堪。当然这个版本也是影印的，可我的签名却抹掉了。我听说这个令人扫兴的本子竟卖到十元、二十元、三十元至五十美元不等——全看书商的精明程度及买者的愚笨程度如何。

这样看来，在美国出现了三个海盗版是没问题的了。我还听说又出了第四个本子，也是摹真本。不过我还没看到，宁可不相信。

对了，欧洲也有人偷印了一千五百册，是巴黎的书商行会干的，书上赫然标着：德国印刷。不管是否在德国印刷的，反正这次是铅印的，不是影印的，因为看得出真本中的一些拼写错误都改了过来。这可算得上令人起敬的本子，与真本几乎别无二致，只是缺了作者签名，书脊是黄绿双色绸子做的，因此难以乱真。这本书的批发价是每册一百法郎，零售价是每册三百到五百法郎不等。据说那些心黑无耻的书商们伪造我的签名并把此书冒充签名真本出售。但愿这不是真的。这听起来着实有损“商业贸易”的名誉。不过也有令人安慰之处：有些书商根本就不经手海盗版，这既有情操上的原因也有经营上的原因。还有一些人出售海盗版，但不那么十分热心，很明显，这些人更乐意经营正版书。在此，情操的确很起作用，尽管不能强大到促使他们洗手不干，但还是有作用的。

这些海盗版没有一本得到我的许可，我也没有从中获得过一分钱。倒是纽约有一个还算良心未泯的书商给我寄来一笔钱，说这是我的书在他店里售出的总码洋百分之十的版税。“我知道，”他信中说，“这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其实他是想说这是大钱海中漏出的一点小钱。仅这一笔小钱已经够可观的了，由此可见那些偷印者们赚钱算是赚海了！

后来欧洲的偷印者们发现书商们欺人太甚，就提议让我抽取已卖或将来预备卖的书的版税，条件是我得承认他们的版本是合法的。好吧，我想，在一个你不占他便宜他就占你便宜的世界里，我何乐而不为呢？可一旦我真要这样做时，自尊心又阻拦起我来。人所共知，犹大要出卖耶稣，随时都准备吻他一下220。现在我也得以吻相回报！

于是有了这个廉价的影印本在法国出版，只卖六十法郎一册。英国的出版商撺掇我出一个洁本，许诺给我一大笔报酬，没准是一桶金币吧（小孩子在海边做游戏用的小桶）。他们一定要我向公众挑明，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全无一点污言秽语。我开始受他们诱惑并动手删改。可我终于是办不到的！我觉得改我的书就如同用剪刀修整我的鼻子，我的书流血了！

尽管人们敌视这本书，可我却要说这是一部今天人们必需的真诚而健康的小说。有些用词猛不丁看上去让人受不了，可稍许片刻就会好的。是不是人心受了习惯的影响变坏了？绝不是，一点没变坏。那些词只刺激人的眼睛但绝不刺激人心。全无心肝的人才会没完没了地感到震惊，他们算什么？心肝俱全的人绝不受惊，从未受惊，相反他们会感到读此书是一种慰藉。

这才是我要说的。我们今天的人类是大大地进化了、文明了，进化文明到不再受我们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任何禁忌的影响。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十字军时代的人来说，几句话就可以引起我们今日无法想象的刺激。对于中世纪人的不开化、混沌、强暴的天性来说，所谓淫秽的语言是太有挑逗性和危险性了，或许对于今日头脑不太发达的低级人种来说其挑逗性和危险性还依旧是很强的。但真正的文化却使得我们对一个字词只产生理智的和想象的反应，理智可以阻止我们产生猛烈、鲁莽从而会有伤社会风化的肉体反应。先前的人理性太弱、心太野，无法控制肉体和肉体的官能，一想起肉体就会胡乱激动，人反倒为肉体冲动所控制，可如今却不再这样了。文化与文明教我们把说与做、思与行分开来。我们都知道，行为并非要追随思想。事实上，思与行、说与做是两回事，我们过的是一种分裂的生活。我们的确渴望把两者合而为一，可我们却思而不行、行而不思。我们最最需要的是思与行、行与思互为依存。但是我们依旧是思想时就不能真正地行动、行动时却不能真正地思想，思与行相互排斥，它们本应该是和谐相处才是。

这才是我这本书真正要说的。我要让男人和女人们全面、诚实、纯洁地想性的事。

即便我们不能尽情地享受性，但我们至少要有完整而洁净的性观念。所谓纯洁无瑕的少女如同没写上文字的白纸之说纯粹是一派胡言。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年轻男子到了一起就成为被性的感情和观念所折磨的一团剪不断理不清的乱麻，只有岁月的流逝才能理得清。长年诚实地思考着性，长年的性行为的搏斗将会使我们最终到达我们意欲到达的目的地，即真正的、完美的贞洁和我们的完整——我们的性行为和性思想和谐如一，两者不再对立相扰。

我绝不是在此撺掇所有的女人都去追求猎场看守做情人，我毫无建议她们追求任何人的意图。今日的不少男女在没有性生活的纯洁状态下更能彻底地理解和认识性，为此他们感到极其幸福。我们这时代是一个认识重于行动的时代。过去我们行动得太多了，尤其是性行动太多了些，变着花样重复同一样东西却没有相应的思想和认识。我们如今的任务就是认识性是怎么一回事：更为有意识的认识要比行动重要得多。我们糊涂了多少辈子了，现在我们的头脑该认识、该彻底地认识性这东西了。人的肉体的确是被大大地忽视了。当代的人们做爱时，大半是为做爱而做爱，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该做的事。其实这是人的理智对此感兴趣，而肉体是靠理智挑逗起来的，其原因不外乎是这个：我们的祖先频繁做爱而对性却毫无认识，到了现在性行为已变得机械、无聊、令人兴味索然，只有靠新鲜的理性认识来使性经验变得新鲜点儿才行。

在性行动中，人的理智是落后于肉体的，事实上，在所有的肉体动作中均是如此。我们的性思想是落后的，它还处在冥冥中，在恐惧中偷偷摸摸爬行，这状况是我们那粗野如兽的祖先们的心态。在性和肉欲方面，我们的头脑是毫无进化的。现在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使对肉体的感觉和经验的理性意识与这感觉和经验本体相和谐，即让我们对行为的意识与行为本身相互和谐统一。这就意味着，对性树立起应有的尊重，对肉体的奇特体验产生应有的敬畏。这就意味着，人应该有使用所谓淫秽词语的能力。因为这些词语是人的头脑对于肉体产生的自然反应。所谓淫秽是只有当人的头脑蔑视、恐惧、仇恨肉体和肉体仇视、抵抗头脑时的产物。

当我们知道巴克上校的案子后就明白了221。巴克上校原来是个女扮男装者。这位“上校”娶了一个老婆，如此这般地共同生活了五年光景，小两口过得“极和美”。那可怜的老婆一直以为自己嫁了一位真正的大丈夫呢，很为自己这桩正常婚姻感到乐不可支。后来一旦事发，这可怜的女人该有多惨是无法想象的，太可怕了。但是今天确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可能同样上了当并且会继续上当下去。为什么？因为她们不谙事理，压根儿就没有性的想法，在这方面是呆子。这样看来，所有的及笄少女最好都来看看我这本书。

还有一位年高德劭的校长兼牧师，一辈子“圣洁”，却在花甲古稀之年猥亵少女被送上法庭受审。出这种丑闻时正值那位步入晚年的内政大臣222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对性的问题守口如瓶。难道那位年高德劭、纯净无瑕的老人的经历不使大臣深思片刻吗？

人的头脑中一直潜伏着亘古以来就有的对肉体和肉体能量的恐惧，为此，我们应该使头脑解放，使之文明起来才是。头脑对肉体的恐惧可能使无数人变疯。那位名叫斯威夫特223的伟大才子变疯了，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此。在他写给他的情妇赛利娅的诗中就有如此疯疯癫癫的副歌：“可是，赛利娅，赛利娅，赛利娅会大便。”由此可见，一位大才子神经错乱时会是个什么样子。像斯威夫特这样的大才子竟出了洋相还不自知，赛利娅当然会大便。哪个人不呢？如果她不大便的话那就太可怕了。真是让人没办法的事。想想可怜的赛利娅吧，她的“情人”会因为她的自然官能而把她羞辱一顿。太可怕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间有了禁忌的言词，就是因为人的理智与肉体感知和性感知不够同步。

清教主义者不停地“嘘——嘘”，从而造就了性痴呆儿；而另一方面又有任谁都奈何不了的摩登放纵青年和趣味高雅之徒，“嘘——嘘”之声对他们毫无作用，只顾我行我素。这些先进青年不再惧怕肉体和否定肉体的存在。相反，他们走向了另一极端，把肉体当玩物耍弄。这玩物虽有点讨厌，但只要你还不觉得腻烦，还是可以借此取乐的。这些年轻人压根儿不拿性当一回事，只把它当鸡尾酒品尝，还要借此话题嘲弄老一辈人。他们可谓先进而优越，才看不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类的书呢。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书是太简单、太一般化了。对那书中的不正经词句他们不屑一顾，书中的爱情态度在他们看来也太陈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爱当一杯鸡尾酒喝了算了！他们说这本书表现的是一个幼稚男孩的心态。不过，或许一个对性仍旧有一点自然敬畏的幼稚男孩儿的心态比那些把爱当酒喝的青年的心要干净得多。那些青年对什么都不在乎，一心只把生活当玩物戏弄，性更是一件最好的玩具。可他们却在游戏人生中失去了自己的心灵。真是一帮希利伽巴拉！224

所以，对那些可能在摩登时代变得淫荡的老清教徒们，对那些言称“我可以为所欲为”的聪明放纵青年，还有对那些心地肮脏、寻缝即下蛆的缺调少教的下等人来说，这本书不是为他们写的。但对这些人我还是要说：你们要变态就变态吧——你们尽可以清教下去，尽可以放浪形骸下去，尽可以心地肮脏下去。可我依旧坚持我书中的观点：若想要生活变得可以令人忍受，就得让灵与肉和谐，就得让灵与肉自然平衡、相互自然地尊重才行。

如今很明显，没有平衡也没有和谐。往好里说，肉体顶多是头脑的工具；往坏里说，是玩具罢了。商人要保持身体“健康”，其实是为他的生意而让自己的身体处在良好状态；而普通的小青年们花大量时间来健身，不过是出于常规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沉醉，水仙之恋而已225。头脑储存了一整套的想法和“感受”，肉体只用来照其动作，正如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让它要糖它就要，无论它想不想；让它握谁的手它就亲亲热热地摸那手一下。如今男女们的肉体正是训练有素的狗，在这方面，那些个自由解放的年轻人首当其冲！他们的肉体就是驯服的狗。因为这批狗在受训所干的事是老式狗们从未做过的，因此他们自称是自由的，充满了真的生命，是真货。

可他们深知这是假的，正如同商人知道他在某些方面他全错了。男人和女人并非狗，可他们看上去像狗，行为也像狗，心中很懊恼，极为痛苦不满的狗。那自然冲动的肉体要么死了要么瘫了，它只像耍杂耍的狗一样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表演完了就瘫倒。

可肉体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呢？肉体的生命是感觉与情绪的生命。肉体感到的是真正的饥，真正的渴，在雪中和阳光中真正的欢乐，闻到玫瑰香或看到丁香时它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它的怒，它的悲，它的爱，它的温柔，它的温情、激情、仇恨和哀伤都是真的。所有的感觉是属于肉体的，头脑只能认知这些感觉。我们听到一条令人悲伤的消息时，首先是精神上激动一阵子。但只是在几小时后，或许在睡眠中，这种悲伤的意识才传达到肉体的中心，产生真正的忧伤，感到心如刀绞。

这两种感觉真叫不同——精神上的感觉和真正的感觉。如今的人们，不少是生生死死一辈子却从未有过真的感觉，尽管他们有过“丰富的情感生活”，但很明显，他们表现出的是强烈的精神上的感觉，冒牌货罢了。有一种魔术叫“隐术”图像，它表现的是一个人站在一个平面镜子面前，镜子反射出他从腰到头的图像，从而你看到的是从头到腰的形象，而向下看则是从腰到头的形象。不管它在魔术中意味着什么，它象征着我们的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动物，没有活生生的情绪，如果有也只是从头脑中反射出来的。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教我们学会情绪的范围，感觉什么，不感觉什么，如何感觉我们允许自己去感觉的感觉，其余的一概不存在。对一本新书庸俗的批评就是：没人有那种感受。这就是说明人们是只允许自己去感受某些已经完结的感觉，上个世纪就是这样的。这种做法最终扼杀了任何感受的能力，在情感的高层次上，你感受全无。这种情况终于在本世纪发生了。高层次的情感全死了，我们不得不赝造一些。

所谓高层次的情感指的是爱的各种表现，从纯欲望到温柔的爱，爱伙伴，爱上帝，我们指的是爱，欢乐，欣喜，希望，真正的气愤，激情的正义感与非正义感，真理与谎言，荣誉与耻辱及对事物的真正信仰——信仰是一种受精神默许的深厚的情感。在今日，这些东西多多少少地死了，我们用喧嚣、矫情的赝品来代替所有这些情感。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更矫情，更缺乏真情实感，更夸大虚伪的感情。矫情与虚情变成了一种游戏，每个人都试图在这方面超过邻人。无线电和电影里总在一派虚情假意，时下的新闻出版和文学亦是一样。人们全都沉迷于虚情假意之中。他们怀揣着它，沉溺其中，依赖它过活，浑身洋溢着这种虚情。

有时人们似乎很习惯与虚情共处，可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崩溃、破碎。你可以自己欺骗自己的感情很久，但绝非永远，最终肉体会反击，无情地反击。

至于别人，你可以用假情永远欺骗大多数人，可以欺骗所有的人很长时间，但绝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226一对年轻人陷进假的情网中，完完全全相互欺骗一通儿。哈，假的爱是美味的蛋糕却是烤坏的面包，它产生的是可怕的情感消化不良，于是有了现代婚姻和更现代的离婚。

假情感造成的问题是，没有哪个人真切感到幸福、满足、宁静。人人在不断地逃避越变越糟的情感赝品，他们从彼德处逃到阿德林处，从玛格丽特处到弗吉尼亚处，从电影到无线电，从伊斯特本到布莱顿，不论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逃不出虚假的感情。

今日首要的问题是，爱是一种感情赝品，年轻人会告诉你，这是现今最大的欺骗。没错，只要你认真对待这问题，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你不把爱当成一回事，只当成一场游戏，也就罢了。可是，你若严肃对待它，结果只能是失望和崩溃。

年轻的妇人们说了，世上没有真正的男人可以爱一爱。而小伙子们又说，找不到真正的女孩去恋一下。于是他们就只有同不真实的人相爱了。这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真实的感情，你就得用假的感情来填补空白，因为人总要有点感情，比如恋爱之类。仍然有些年轻人愿意有真的感情，可他们不能，为此他们惊恐万分。在爱情上更是如此。

可今天，在爱情上只存在虚假情感。从父母到父母的上下辈，我们都被教会了在感情上不信任别人。对任何人也别动真情，这是今天的口号。你甚至在金钱方面可以信任别人，但绝不要动感情，他们注定是要践踏感情的。

我相信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人与人之间如此不信任，尽管社会表面上有着真切的信任。我的朋友中绝少有人会偷我的钱或让我坐会让我受伤的椅子。可事实上，我所有的朋友都会拿我的感情当笑料儿——他们无法不这样做，这是今日的精神。遭到同样下场的是爱和友情，因为这两者都意味着感情与同情。于是有了爱之赝品，让你无法摆脱。

情感既是如此虚假，性怎么会有真的？性这东西，归根结底是骗不得的。感情上的行骗是顶恶劣的事了，一到性的问题上，感情欺骗就会崩溃。可在性问题上，感情欺骗却越来越甚。等你得手了，你也就崩溃了。

性与虚假的感情是水火不相容的，与虚假的爱情势不两立。人们最仇恨的是不爱却装爱甚至自我幻想真爱，这也算得上我们时代的一种现象。这现象当然在任何时代都有，可今天却是普遍的了。有些人自以为很爱，很亲，一直这样多年，很美满，可突然会生出最深的仇恨出来。这仇恨若不出在年轻时，就会拖延起来，直到两口子到了知天命之年，性方面发生巨变时，届时会发生灾难的！

没什么比这更让人惊奇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比男女相恨更让人痛心的了，可他们曾经“相爱”过。这爱破裂得也奇特。一旦你了解了他们，就会明白这是常理，无论对打杂女工还是其女主人，女公爵还是警察的老婆，这道理全一样。

要记住的是，无论男女，这意味着对虚假之爱的器官性逆反，忘了这一点是可怕的，今日的各种爱都是虚假的。这是一种老套子了，年轻人全知道爱的时候该怎么感受、该怎么做，于是他们便照此办理，其实这是假的。于是他们会遭到十倍的报复。男人和女人的性——性之有机体在多次受骗后会生出绝望的愤怒，尽管它自身献出的不过也是虚假的爱。虚假的成分最终会让性发疯并戕害了它，不过更为保险的说法是，它总会使内在的性发疯并最终扼杀了它。总有一个发疯的时期。奇怪的是，最坏的害人者在耍一通虚伪之爱的游戏后会成为最狂的疯子，那些在爱情上多少真诚点的人总是比较平和，尽管他们让人坑害得最苦。

现在，真正的悲剧在于：我们不都是铁板一块，并非完全虚伪也并非完全爱得真切。在不少婚姻关系中，双方在虚伪时也会闪烁一星儿真的火花。悲剧在于，在一个对虚伪特别敏感、对情感特别是性情感的替身和欺骗特别敏感的时代，对虚伪的愤慨和怀疑就容易压倒甚至扼杀真正爱的交流之火，因为它太弱小。正因此，大多数“先进”作家只喋喋不休地大谈情感的虚伪和欺骗，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当然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抵消那些矫情的“甜蜜”作家更大的欺骗性。

或许，我应该谈点我对性的感受，为此我一直在被人无聊地攻击着。那天有个很“认真”的年轻人对我说：“我不信，性能让英国复活。”对此我只能说：“我相信，你不会信的。”他压根儿没有性，只是个自作聪明、拘束、自恋的和尚，很可怜的一个人儿。他不知道如果有性感受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人只有精神或没有精神，几乎多数人毫无精神可言，因此他们只能遭嘲笑。这人完全紧固地封闭在自我之中，东游西荡找着供他嘲笑的人或者寻找真理，他的努力纯属枉然。

现在，一有这号儿精明青年对我谈性或嘲弄性，我都一言不发。没什么可说的，我对此深感疲倦了。对他们来说，性不过就是一个女人的内衣和一阵子摸弄。他们读过所有的爱情文学如《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也看过爱神阿芙洛迪特的塑像和绘画。不错，可一到行动，性就变成了无意义的年轻女人和昂贵的内衣什么的。无论是牛津毕业生还是工人，全都这么想。有一则故事是从时髦的消夏胜地传来的，在那儿，城里女人同山里来的年轻“舞伴”共度一个夏天左右。九月底了，避暑的人们几乎全走了，山里来的农夫约翰也同首都来的“他女人”告别了，一个人孤独度日，人们说：“约翰，你想你女人了吧！”“才不呢！”他说，“倒是她那身里头的衣裳真叫棒哎。”

这对他们来说就是性的全部意义了：仅仅是装饰物。英国就靠这个再生吗？天呀！可怜的英国，她得先让年轻人的性得到再生，然后他们才能做点什么让她得到再生。需要再生的不是英国，倒是她的年轻一代人。

他们说我野蛮，说我想把英国拖回到野蛮时期去，可我却发现，倒是这种对待性的愚昧与僵死的态度是野蛮的。只有把女人的内衣当成最激动之事的男人才是野蛮人。我们从书中看到过女野人的样子，她一层又一层地穿三层大衣，以此来刺激她的男人。这种只把性看作是官能性的动作和抓摸内衣，在我看来实在是低级的野蛮。在性问题上，我们的白人文明是粗野、野蛮的，野得丑陋，特别是英国和美国。

听听萧伯纳是怎么说的吧，他可是我们文明最大的倡导者。他说穿衣服会挑逗起性欲227，衣服穿得少则会扼杀性——指的是蒙面的女人或露臂露大腿的女人们，讽刺教皇想把女人全蒙起来。他还说，世上最不懂性的人是欧洲的首席主教；而可以咨询性问题的人则是欧洲的“首席妓女”，如果有的话。

这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位首席思想家的轻佻和庸俗。半裸的女人当然不会激起今日蒙面男人太多的性欲，这些男人也不会激起女人太多的性欲。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今日裸体女人反倒不如萧先生那个八十年代228的蒙面女人更能激起男人的性欲？若说这只是个蒙面问题，那就太愚蠢了。

当一个女人的性处在鲜活有力的状态时，这性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理性的力量，它发送着其特有的魔力，唤起男人的欲望。于是女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尽量遮掩自己。她蒙面，一副怯懦羞涩的样子，那是因为她的性是一种力量，唤起了男人的欲望。如果这样有着鲜活性力的女人再像今天的女人那样暴露自己的肉体，那男人还不都得疯了？大卫当年就为巴斯西巴疯狂过229。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的性力渐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僵死，她就会想吸引男人，仅仅因为她发现她再也吸引不了男人了。从此，过去那些无意的、愉快的行为都变成有意的、令人生厌的。女人越来越暴露自己的肉体，而男人却因此在性方面越来越厌恶她。不过千万别忘了，当男人们在性方面感到厌恶时，他们作为社会的人却感到激动，这两样是截然相反的。作为社会人，男人喜欢街上那些半裸女人的动作，那样子潇洒，表达一种反叛和独立；它时髦，自由自在，它流行，因为它无性甚至是反性的。现在，无论男人或女人，都不想体验真正的欲望，他们要的是虚伪的赝品，全是精神替代物。

但我们都是有着多样的、时常是截然不同的欲望的人。鼓励女人们变得大胆、无性的男人反倒是最抱怨女人没性感的人，女人也是这样。那些女人十分崇拜在社会上精明但无性的男人，可也正是她们最恨这些男人“不是男人”。社会上，人们都要赝品，可在他们生命的某些时候，人们都十分仇恨赝品，越是那些与之打交道多的人，越仇恨别人的虚伪。

现在的女孩子可以把脸遮得只剩一双眼睛，穿有支架的裙子，梳高高的发髻。尽管她们不会像半裸的女人那样叫男人心肠变硬，可她们也不会对男人有什么性吸引力。如果没有性可遮掩，那就没必要遮掩。男人常常乐意上当受骗，有时甚至愿意被蒙面的虚无欺骗。

关键问题是，当女人有着活跃的性力和无法自持的吸引力时，她们总要遮掩，用衣服遮掩自己，打扮得雍容高雅。所谓一千八百八十个褶的裙子之类，不过是在宣告着走向无性。

因为性本身是一种力量，女人们就试图用各种迷人的方式掩盖它，而男人则夸耀它。当教皇坚持让女人在教堂里遮住肉体时，他不是在与性作对而是在与女人的种种无性可言的把戏作对。教皇和牧师们认为，在街上和教堂里炫耀女人的肉体会让男人女人产生“不神圣”的邪念。他们说得不错，但并不是因为裸露肉体会唤起性欲，不会，这很鲜见。甚至萧伯纳先生都懂这一点。可是，当女人的肉体唤不起任何性欲时，那说明什么东西出了毛病。这毛病令人悲哀。现在女人裸露的手臂引起的是轻佻，是愤世嫉俗，是庸俗。如果你对教堂还有点尊敬，就不该带着这种感受进教堂去。即便在意大利那样的国家，女人在教堂里裸露手臂也说明是对教堂的不恭。

天主教，特别在南欧，既不像北部欧洲的教会那样反性，也不像萧伯纳先生这样的社会思想家那样无性。天主教承认性并把婚姻看成是性交流基础上的神圣之物，其目的是生殖。但在南欧，生殖绝不意味着纯粹的和科学的事实与行为，北部欧洲的人才这么想。在南欧，生殖行为仍带有自古以来肉欲的神秘和重要色彩。男人是潜在的创造者，他的杰出也正在这方面。可这些都被北方的教会和萧伯纳式的逻辑细则剥得一干二净。

在北方已消逝的这一切，教会都试图在南方保存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生命中最基本的要素。一个男人，如果要活得完美自足，就得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有着潜在创造者和法律制定者之意识的人，作为父亲和丈夫，这种意识是最基本的。对男人和女人来说，婚姻的永恒感对保证内心的宁静似乎都是必要的，即便它带有某种末日色彩，也还是必要的。天主教并不费时费力地提醒人们天堂里没有婚姻或婚姻中没有赐物，它坚持的是：如果你结婚，就要让婚姻永恒！人们因此接受了其教义、其宿命感及其庄严性。对牧师来说，性是婚姻的线索，婚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线索，而教会是更为高尚生活的线索。

所以说，性的魅力对教会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裸臂和轻佻，“自由”、犬儒主义和不恭，这些是所谓反性的挑衅。在教堂里性可能是淫秽的或渎神的，但绝不应成为愤世嫉俗和不信其神圣的表达方式。今日妇女裸露臂膀，从根本上说是愤世嫉俗和无神论的表现，危险又庸俗。教会自然是反对这样做的。欧洲首席牧师比萧伯纳先生更懂得性，因为他更懂人的本性。牧师的经验是千百年来传统的经验，而萧伯纳先生却用一天的工夫做了一大跳跃。作为戏剧家，他跳出来玩起现代人虚伪的性把戏。不错，他胜任干这个。同样，那些廉价电影也可以这样做。但同样明显的是，他无法触到真正人之性的深层，他难以猜到其存在。

萧伯纳先生建议说欧洲的首席妓女可以与他比肩做性咨询，而不是首席牧师。他是把首席妓女看成与自己一样是可以做性咨询的人，这种类比是公正的。欧洲首席妓女与萧伯纳先生一样懂得性。其实他们懂得都不够多。像萧伯纳先生一样，欧洲首席妓女十分懂得男人的性赝品和刻意求成的次品；也正与他一样，她丝毫不懂男人之真正的性，这性震荡着季节和岁月的节奏，如冬至的关键时刻和复活节的激情。首席妓女对此一窍不通，因为做妓女，她就得丧失这个才行。尽管如此，她还是比萧伯纳先生懂得要多。她明白，男人内在生命之深广而富有节奏的性是存在着的。她懂这一点，这是因为她总在反对它。世界的全部文学都表明了妓女之性无能，她无法守住一个男人，她仇视男人的忠诚本能——世界历史表明这种本能比他毫无信任感的性乱交本能要强大一点。全部世界文学表明，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忠诚本能是强大的。人们不懈地追求着这种本能的满足，同时为自己找不到真正的忠诚模式而苦恼。忠诚本能或许是我们称之为性的那种巨大情结中顶顶深刻的本能，哪里有真正的性，哪里就有追求忠诚的激情。妓女们懂这一点，是因为她们反对它。她只能留住没有真正的性的男人，即赝品男人，她其实也瞧不起这种男人。真有性的男人在妓女那里无法满足自己真正的欲望，最终会离她而去的。

首席妓女很是懂这些。教皇也很懂，只要他肯思考一下，因为这些都存在于传统的教会意识中。可那位首席戏剧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他的人格中有一个奇怪的空白。在他看来，任何性都是不忠且唯有性是不忠的。婚姻是无性的，无用的。性只表现为不忠，性之女王就是首席妓女。如果婚姻中出现了性，那是因为婚姻中的某一方另有别恋因此想变得不忠。不忠才是性，妓女们全懂这个。在这方面，妻子们全然无知也全然无用。

这就是吾辈首席戏剧家和思想家的教导，而庸俗的公众又全然同意它——性这东西只有拿它当游戏你才能得到，不这样，不背叛，不通奸，性就不存在。一直到轻佻而自大的萧先生为止的大思想家们一直在传授这种谰言，最终这几乎成真。除却卖肉式的赝品和浅薄的通奸，性几乎不存在，而婚姻则空洞无物。

如今，性和婚姻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婚姻呢，据社会学家说是建立在财产之上。人们发现婚姻是保留财产和刺激生产的最佳手段，这就成了婚姻的全部意义。

可事实是这样吗？我们正在极其痛苦地反抗着婚姻，激情地反抗婚姻的束缚和清规戒律。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十有八九的不幸是婚姻的不幸。无论已婚者还是未婚者，没有几个不强烈地仇视婚姻本身的，因为婚姻成了强加在人类生活之上的一种制度。正因此，反婚姻比反政府统治还要厉害。

几乎人人这样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找到了可能的出路，就要废除婚姻。苏联正在或已经废除了婚姻。如果再有新的“现代”国家兴起，它们肯定会追随苏联的。它们会找到某种社会替代物来取代婚姻，废除这种可恶的配对儿枷锁。这意味着由国家奉养母亲和儿童，女性从此得到自立。任何一种改革的宏大蓝图中都包含了这个，它当然意味着废除婚姻。

我们唯一要反躬自问的是：我们真需要这个吗？我们真想要女性绝对自由，要国家来奉养母亲和儿童并从此废除婚姻？我们真想要这个吗？那就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可以真的为所欲为了。但我们要牢记的是，男人有着双重欲望即浅显的和深远的，表面的、个人的、暂时的欲望和内在的、非个人的及久远的巨大欲望。一时的欲望很容易辨别，但别的，那些深层次的，则难以辨别。倒是要由我们的首席思想家们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深层的欲望，而不是用那些微小的欲望来刺激我们的耳朵。

教会至少是建立在某些伟大的和深层的欲望之上的，要实现它们，需要多年，一生，甚至几个世纪。教会，正像教士是单身一样，是建立在彼德230或保罗231那样孤独的基石上的，它的确是依赖于婚姻稳定的。如果严重损害了婚姻的稳定性和永恒，教会也就垮了。英国国教就是这样发生了巨大的衰败。

教会是建立在人的联合因素之上的。基督教世界的第一个联合因素就是婚姻的纽带。婚姻纽带，无论你如何看待它，是基督教社会的根本联系之关键，切断它，你就会倒退到基督教时代以前的国家统治。罗马国家曾十分强大，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代表着国家，罗马的家庭是元老院议员的庄园，庄园是国家的。在希腊时代情况也一样，人们对财产的永久性没什么感觉，反倒对一时的财富感兴趣，那情景令人吃惊。希腊时期的家庭较之罗马时期更不稳固。

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家庭都是代表国家的男人。在有的国家女人就是家庭或一直是家庭。还有的国家中，家庭难以存在，如牧师国家，牧师的控制就是一切，甚至起着家庭控制的作用。还有就是苏维埃国家，在那里家庭是不存在的，国家控制了每个个体，是直接、机械地控制着。这情形就如同那些宗教大国，如早期的埃及就是通过牧师的监督和宗教仪式直接控制每个人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倒退或前进到这些形式的国家统治中去吗？我们想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民吗？甚至成为“理想国”的国民？就家庭和自由而言，我们想成为希腊时期城邦国家的公民吗？我们想把自己想象成早期埃及人吗？像他们那样受着牧师的控制，身陷宗教仪式之中？我们想受一个苏维埃的欺压吗？

要让我说，我会说不！说完不字，我们就得回过头来思考一句名言——或许基督教对人类生活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婚姻了，是基督教给世界带来了婚姻，即我们所了解的婚姻。基督教在国家的大统治范围内建立起了家庭这个小小的自治区域。基督教在某些方面使得婚姻不可损害——不可被国家损害。或许是婚姻赋予了男人最大的自由，赐予了他一个小小的王国（在国家这个大王国之中），给予了他独立的立足点去承受和反抗不公平的国家。丈夫和妻子，一个国王，一个王后，和几个国民，再有几亩自己的国土：这，真的就是婚姻了。它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因为，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孩子来说，它意味着真正的满足。

那我们还要拆散婚姻吗？如果要拆散它，就说明我们都成了国家统治的直接对象。我们愿意受任何国家的统治吗？反正我不愿意。

而教会创造了婚姻并使之成为一种神圣物，男人和女人在性交流中连为一体的神圣物，只有死，没什么能把他们分开。即便被死亡分开了，他们仍然不能摆脱这桩婚姻。对个人来说，婚姻是永恒的。婚姻使两个不完整的肉体合二为一，促使男人的灵魂与女人的灵魂在终生结合中获得全面的发展。婚姻，神圣不可侵犯，在教会的精神统治下，成为男人和女人通向世俗满足的一条伟大道路。

这就是基督教对人类生活的巨大贡献，可它极易被人忽视。难道它不是男女达到生命完美的一个巨大步骤吗？是还是不是？婚姻对男女的完美是有益还是挫折呢？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都要回答。

如果我们用非国教即新教的观点看自己，我们都是孤独的个人，我们最高的目标就是拯救自己，那，婚姻就成了一种障碍。如果我只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我最好放弃婚姻，去当和尚或隐士。还有，如果我只是要拯救别人的灵魂，我也最好放弃婚姻去当传道者和布道的圣士。

可如果我既不要拯救自己也不要拯救别人的灵魂呢？假设灵魂拯救在于我是一窍不通呢？“被拯救”在我听来纯属呓语，是自傲的呓语。假如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救世主和灵魂拯救，假设我认为灵魂必须终其一生才能发展至完美，要不断地保养并得到滋养，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直至终极呢？那又会怎么样？

于是我意识到婚姻或类似的什么是根本。旧的教会最知道人的需要，这绝非今天或明天的事。教会要让人们为生而结婚，为灵魂活生生的生命完善结婚，而不是要拖到死后再结婚。

旧的教会懂得，生命就在眼前，是我们的，要过这日子，要活得完美。伯尼蒂克特232僧侣的严厉统治，阿西西的芳济233的大溃退，这些都是教会天堂中的光彩。教会保存下了生命的节奏，一时又一时，一天又一天，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在人们中间传递，教会的异彩是与这永恒的节奏同辉的。我们在南方的乡间能感受到它——当我们听到那教堂钟声，在黎明，在正午，在黄昏，这钟声与芸芸众生的声音和祈祷声一起宣告着时光，它是每天每日太阳的节奏。我们在节日的进程里感受到它——圣诞节，三王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圣·约翰节，万圣节和万灵节。这是年月的轮回，是太阳的律动——冬、夏至和春、秋分，迎来一个个季节又送走一个个季节。它亦是男人和女人内在的季节：大斋期的忧伤，复活节时的欢乐，圣灵降临时的神奇，圣·约翰节的烟火，万灵节时坟茔上的烛光，还有圣诞时分灯光闪烁的圣诞树，这些都表达着男人和女人灵魂中被激起的感情节奏，男人以男人的方式体验着感情的伟大节奏，女人则以女人的方式，但只有在男女的结合中这节奏才获得完整。

奥古斯丁说，上帝每天都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活生生的情感之灵来说，这真对。每个清晨都带来一个全新的宇宙，每个复活节都燃亮一个崭新的世界，它如同一朵初放的鲜花。同样，男人和女人的灵魂亦是日新月异，充满着生命的无限欢乐和永远的新鲜。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生都感到对方新鲜，因为他们婚姻的节奏与岁月的节奏是相伴相随的。

性是宇宙中阴阳两性间的平衡物——吸引，排斥，中和，新的吸引，新的排斥，永不相同，总有新意。在大斋期，人的血液流动渐缓，人处于平和状态；复活节的亲吻带来欢乐；春天，性欲勃发，仲夏生出激情，随后是秋之渐衰，逆反和悲凉，黯淡之后又是漫漫冬夜的强烈刺激。性随着一年的节奏在男人和女人体内不断变幻其节奏，它是太阳与大地之间关系变幻的节奏。哦，如果一个男人斩断了自己与岁月节奏的联系，斩断了与太阳和大地的和谐，那是怎样的灾难呀。哦，如果爱仅仅变成一种个人的感情而不与日出日落和冬、夏至和春、秋分有任何神秘关系，这是怎样一种灾难和残缺啊！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上头。我们的根在流血，因为我们斩断了与大地、太阳和星星的联系；爱变成了一种嘲讽，因为这可怜的花儿让我们从生命之树上摘了下来，插进了桌上文明的花瓶中，我们还盼望它继续盛开呢。

婚姻是人生的线索。但是，离开了太阳的轮回，地球的转动，星球的陨落和恒星的光彩，婚姻就没有意义了。难道一个男人在下午不是与上午的他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吗？女人不也如此？难道他们之间和谐或不和谐的变奏不是汇成了一曲生命的神秘之歌吗？

难道人的一生不都是如此？一个男人在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和七十岁时都与以往的自己大不相同，他身边的女人亦然。不过，在这些不同之间是否有某种奇特的连接点？人的整个青年时代难道就没有某种特别的和谐——出生期、成长期与青春期？女人生命的变化阶段痛苦也是一种更新，逝去了激情但获得了感情的成熟；死期的临近是黯淡的，也是不平等的，男女双方深怀恐惧面面相觑，害怕分离，其实那未必真的是分离。在这一切过程中，是不是有某种看不见的，不可知的东西在起着平衡、和谐和完整的相互作用？就如同一首无声的交响乐那样，从一个乐章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乐章起着过渡作用，使迥然不同的乐章浑然一体。这种东西使男女两个全然陌生不同的生命在无声的歌唱中浑然一体。

这就是婚姻，是婚姻的神秘，它自会在这种现世生命中完善自身。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天堂里没有娶也没有嫁，这些都必须在现世完成，否则就永远完成不了。那些大圣人，甚至基督，他们活一遍，仅仅是为婚姻之永恒的神圣增添一种新的满足与新的美丽。

但是——这个“但是”像子弹一样击痛我们的心——如果婚姻从根本上和永恒意义上说不是阳物的婚姻，且与阳光、大地、月亮、恒星、星球无关联，与日、月、季、年、十年和世纪的节奏无关联，它就不叫婚姻。如果婚姻不与血性相呼应它就不是什么婚姻了。因为血液是灵魂的物质，是深层意识的物质。我们是靠血液存在的，是靠心肝生存、运动并获得自己的存在。在血液之中，知识、存在和感觉是一体，密不可分的——什么蛇或智慧果都不能让它们分裂234。只有当它们靠血性联系在一起，婚姻才真正成其为婚姻。男人的血与女人的血是两股永不相同的流水，它们永远也不会交融，甚至从科学上讲这一点也对。但也正因此，这两条河流才环绕起整个的生命。是在婚姻中，这两条河水使生命变得圆满；在性中，这两条河水相触并更新自己，虽然永不相混相融。我们是知道这一点的。阳物是一根血液的支柱，它充满了女人的血液之峡谷，男性的血液长河触到了女性血液长河的最深处，但双方都不会破界。这是所有交流中最至深的交流，任何宗教都懂这一点。事实上，它是最伟大的神话，几乎每个最初始的故事都在表现神秘婚姻的巨大成就。

这就是性行为的意义：交流，两条河水的相触，就像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环绕起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是天堂或者说伊甸园的所在，人在此获得了自己的起始。这就是婚姻，两条河流，两股血溪的交流，不是别的。所有的宗教都懂得这一点。

丈夫和妻子，两条血河，永不相同的溪流，他们相触，交流，从而更新自己，但绝不冲破最细微的界限，不相混相融。而阳物是这两条河相汇的交点，它使两股流水成为一体，使这条河的双重性同一，这种一生中渐渐形成的一体之双重性是时光与永恒的最高境界。从这—体中产生了所有的属人的东西——儿童，美和精致，产生了全部人类的创造物。我们知道上帝的意志就是希望这种一体持续终生——这种人类双股血流中的一体。

男人要死，女人也要死，两个人的灵魂是否分别回归造物主？天知道。但我们知道，婚姻中男女血流的一体性使宇宙完整了，完成了太阳和星星的流溢。

当然了，与之对应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赝品。世上有虚假的婚姻，就像今日大多数婚姻一样。现代人只是个性而已，现代婚姻的发生是由于男女双方被相互的个性所“惊颤”——当他们对家具、图书、体育运动或文艺娱乐活动有着共同的兴趣时，当他们感到与对方说得来时，当他们相互钦佩对方聪明的头脑时。于是，这种智慧和个性的共鸣成为两性间友谊的良好基础，可这种基础对婚姻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婚姻不可避免地导致性活动的开始，而性活动现在是，一直是，将来也还会是男女间精神关系的某种敌人。两个个性促成的婚姻会以肉体的仇恨而告结束，这句话都快成警句了。以个性相吸开始，会以仇恨告终，他们甚至无法解释这种仇恨。他们还要掩饰这种仇恨，因为这让他们感到羞愧。那些个性强的人，若因婚姻而生怒，往往会接近发疯，而且说不清为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两性间一味的精神交感和兴趣的共鸣终归是与血性的交感相敌视的。现代的性格偶像对两性间的友谊有好处，但对婚姻来说却是灾难性的。总之，现代人还是不结婚的好，不结婚反倒可以使他们更忠实于自己的个性。

无论结婚与否，不幸总会发生。如果你只懂得个性的交感与个性的爱，这迟早要引起愤怒与仇恨，因为血性的交感和血性的接触受了挫，受到了否定。若是独身，这种否定会使人变得枯萎讨厌，可在婚姻中，只能产生愤怒。现在，我们无法躲避它正如同我们无法躲避雷电。它是心理现象的一部分。重要的一点是，性本身没有性满足和完美照样对性格和性格之“爱”言听计从。事实上，在“性格”促成的婚姻中可能有着比血性婚姻更多的性活动，女人总为永恒的情人叹息，而往往她是在性格婚姻中才能得到这样的情人。可这样的情人有着没完没了的欲望，永远也没个结果，也无法满足什么，于是她会十分仇恨他！

我谈论性时犯了一个错误：我总在说性意味着血性的交感和血性的接触，从技术上说是这样的。可事实上，几乎全部现代的性都是纯精神的，冷漠的，无血性的。这就是性格之性。这苍白、冷漠、“诗意”的性格之性（现代人都懂）产生了肉体的和心理上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和女人的两条血河交汇了，与血性激情和血性欲望驱使下的交汇一样。但是，血性欲望下的交汇是积极的，会使血液更新。而在这种精神欲望下，血与血的交汇就会产生摩擦，变得有害，会使血液变得苍白枯竭。性格、神经或精神的性活动对血液有害，是一种分解代谢活动；而火热的血性欲望之下的性交则属于一种新陈代谢活动。神经性的性活动可能一时间会产生狂喜，使精神兴奋，可这如同酒精或毒品产生的效果，会分解血球，是血液枯竭的过程。这就是现代人精力不好的原因之一——本来应该使人焕然一新的性活动却把人搞得疲惫衰竭。正因此，当那个小伙子不相信性能使英格兰复活时，我毫无办法。现代的性活动其实全是精神活动，造成了疲惫与衰竭，其后果是无法否认的。其后果只比手淫好一丁点儿，后者与死似无二致。

于是，我终于开始明白批评我的人为什么批评我抬高性的作用。他们只知道一种性的形式，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只有一种性，那就是神经的，性格的，分裂的，即苍白的性。这东西可以说得天花乱坠，可以不当回事，但绝无半点指望。我很同意，同意这样说：别指望这样的性来使英格兰复活。

我还看不到任何使一个无性的英格兰复活的希望。一个失去性的英格兰似乎教我感觉不到任何希望。没有几个人对它寄予希望。我坚持说性可以使之复活，这样似乎有点愚不可及。眼下的这种性既不是我意中的也不是我想要的。因此我无法寄希望于它，无法相信纯粹的无性可以使英格兰复活。一个无性的英格兰！对我来说它没什么希望可言。

而另一方面，我们如何重新得到那种在男女之间建立起活生生联系的火热的血性之性呢？我不知道。可我们必须重新得到它，要么由下一代来做，否则我们就全然失落。因为通向未来的桥就是阳物，仅此而已，绝不是现代“精神”爱中那可怜、神经兮兮的赝品阳物，绝不是。

新的生命冲动绝不可能不伴随着血性的接触而到来，我指的是积极的真正的血性接触，绝非那种神经质的消极接触。最根本的血性接触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进行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这是积极的性接触，同性恋次之，但它不仅仅是对男女间因精神之性造成不满的替代物。

如果英格兰要复活——这是那位认为有复活必要的年轻人的话——它靠的是一种新的血性接触，一种新的婚姻，它是阳物的复活而非仅仅是性的复活。因为阳物是男人唯一神性活力的古老而伟大的象征，意味着直接的接触。

这也意味着婚姻的更新——真正阳物的婚姻。更进一步说，这将是把婚姻重新纳入宇宙节奏中去，我们绝不可以没有宇宙节奏的，否则我们的生命将变得枯竭痛苦。早期的基督徒们试图扼杀异教徒们宇宙仪典的节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他们扼杀了行星和黄道带，可能是因为占星早已堕落成为算命把戏了。他们想要扼杀每年的节日，但是教会懂得：人并非只与人生活在一起，还与进化中的太阳、月亮和地球在一起，于是又恢复了那神圣的节日，几乎和异教徒没什么两样，从此信基督教的农民也和异教农民一样生息：日出时做祷告，然后是正午和日落，再就是古已有之的七日一循环，复活节，上帝的死与生，圣灵降临节，施洗约翰节的烟火，11月万灵节时坟茔上死人的灵魂，圣诞节和三王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教会统治下就是循着这个节奏生息的。宗教的根就这样永恒地扎在了人们中间。一旦某一群人失落了这个节奏，这群人就等于死了，没希望了。但是新教的到来给人类生活中每年的宗教和仪典之节奏以重大打击。新教教徒几乎完成了这一使命。现在的人们不再随进化中的宇宙而调节自己，不再有仪典，不再服从其永恒的规律，没有这种永恒的需求了。相反，他们只与政治和公假日息息相关。婚姻，作为一种伟大的必然，也因为失落了那伟大的规律之摆动节奏而深受其苦，那宇宙之节奏本应永远支配生命的。人类真应该转身寻回宇宙节奏，走向婚姻的永恒。

这些都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注释，或者说是开场白也行。人有渺小的需要和深层的需要，我们疯狂地陷入渺小的需要中生活而几乎失去了深层的需要。有一种渺小的道德影响着人们，还有那渺小的需要，天啊，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道德。但还有一种影响男人女人、民族、种族和阶级的深层道德。这种更高的道德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人类的命运，因为它迎合了人的深层需要，它与渺小需要之渺小道德时常发生冲突。悲剧思想甚至告诉我们，人之深层需要是死的知识和死的体验，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他肉体的死亡。但前悲剧和后悲剧时代的伟大思想（尽管我们并未达到后悲剧时代）告诉我们，人最大的需求是永远更新生与死的整个节奏——太阳年的节奏，那是肉体一生的年月，还有星星的生命年月，那是灵魂的不朽年月，这是我们的需要，迫切的需要。这是头脑、灵魂、肉体、精神和性的需要。求助于语言来满足这种需要是没用的。字词和道235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该说的几乎全说过了，我们只需凝神谛听，可谁能让我们注意行动呢？四季的行动，年月的行动，灵魂周期的行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生命在一起的行动，月亮流浪的小行动，太阳的大行动，还有更大星球的行动？谁让我们去注意这些行动？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生命的行动。我们似乎学会了语言，可看看我们自己吧，可能我们说起来什么都行，可行动起来却是疯狂。让我们准备好，让我们渺小的生命死去，在一种宏大的生命中再现，去触动那运动着的宇宙。

其实，这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与整个宇宙和世界的活生生、有益的关系中，其途径是每日的仪式和再醒。我们必须再次开始日出、正午和日落的仪式，点火和泼水的仪式，醒来和睡去的仪式。这是每个人和一家人的事，是每日的仪式。月亮和晨星及晚星下的仪式，男女应分开来做。季节的仪式是集体的事，男女一起列队而舞，表现灵魂的激情。男女一起做，整个集体一起做。而星年中大事件的仪式则是国家和国民的事。我们必须回到这些仪式上来，或者说我们必须让它们符合我们的需要。真实原因是，我们因为难以满足我们深层的需要而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断绝了内在的养分和更新自己的巨大源泉之间的联系，要知道这源泉就在这宇宙中永恒地流淌着。人类的生命力正走向死亡，就像一棵连根拔出地的大树，它的根飘在空中。我们必须重新把自己根植于宇宙之中。

这意味着重返古老的形态。重返，意味着我们重新创造它，这比宣传福音书还难。福音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获救了。可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会意识到，人类非但没有被从罪恶之类的东西中拯救出来，它几乎全然失落了，失落了生命，几近虚无和灭亡。我们得向回转，走过一段久远的路，回到理想诞生之前——柏拉图之前，回到生命的悲剧意识产生之前，再次自己站立起来，因为，福音书讲的通过理想获救及逃离肉体正好与人生的悲剧观巧合了。拯救和悲剧是同一事物，现在看来，它们都离题了。

回去，回到理想主义的宗教和哲学诞生并把人推入悲剧之轨之前的时代，人类最近这三千年来是向着理想、非肉体和悲剧的进程，现在它结束了。这就如同剧院里一出悲剧的结束，舞台上陈尸一片，更坏的是，这些尸首毫无意义，幕布就降下了。

但在生活中，幕布从未降下过。视野中依旧尸横遍地，总要有人去清除，总还有人要继续前行。这是明天的事。今天已经是悲剧与理想时代的明天，剩下的主角们全然呆滞了，可我们还要继续前行。

现在我们必须重建起被那些大理想主义者毁灭了的伟大的关系。那些大理想主义者根本上是悲观的，他们相信生命不过是无谓的冲突，要避免这些冲突，甚至要终生避免。佛陀、柏拉图和基督，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可说是三位极端悲观主义者。他们教导我们说，唯一的幸福就是脱离生活，即每日、每年、每季的有生有死有收获的生活，要的是生活在“不可改变的”或者说是永恒的精神中。可几乎三千年后的今日，我们几乎与季节的生活节奏全然脱离了，与生死收获没了关系，我们意识到这种脱离既不是什么幸福，也不是解放，而是虚无。它带来的是虚无的惰性。而那些大救星大导师们只会把我们与生活割断，这就是悲剧的附注。

对我们来说宇宙已经死了，怎么让它再生呢？“知识”扼杀了太阳，让它变成一只充满大气的球，上面有黑点；“知识”扼杀了月亮，把它说成是被死火山侵蚀的一片死亡土地，像患了天花一般；机器扼杀了地球，使它的表面变得崎岖不平。我们怎么能从这里夺回那个曾令我们无限欢愉的灵之天堂？如何重新找回阿波罗236，阿蒂斯237，迪米特238，波赛芬239和冥府？我们怎么能看到金星或拜迪吉尤斯240之星？

我们应让它们回来，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深层的意识居于那个世界上。在理性和科学的世界中，月亮是一堆死亡之土，太阳是有黑点的气团。这是抽象的头脑聚集其中的世界。我们是在分离的状态下了解我们微小的意识世界的，我们就是这样在与世界分离的状态下了解世界的。可当我们与世界成为一体时，我们才知道地球是风信子花样的紫蓝色或是火成岩样的红色；我们知道月亮给我们的肉体带来欢乐或从中偷走欢乐；我们知道太阳这头金狮的低语，他舔着我们就像一头母狮舔着幼崽，令我们勇敢起来，或者像一头恼怒的红狮张牙舞爪冲向我们。有各种各样认识的途径，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对人来说有两种认识的途径：一种是在分离状态下的认识，这就是头脑的、理性的和科学的；另一种是融合状态下的认识，这就是宗教的和诗意的。从基督教始，到新教终，终于失去了与宇宙的一体，失去了肉体、性、情绪、激情与大地、太阳和星星的一体。

但是，关系有三重：与活生生宇宙的关系，男女间的关系，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每一对关系都是血的关系，不仅仅是精神的关系。我们把宇宙抽象为物质与力量，把男人和女人抽象为分离的性格——分离的，不能融会的，于是这三种关系都失去了形体，死了。

没有什么比男人与男人的关系更死气沉沉了。我想，如果我们彻底分析一下男人对别的男人的感觉，我们会发现每个男人都把别的男人看成是威胁。这很奇怪。但是男人越是精神化，他们越把别的男人的肉体存在看成是一种威胁，对自己存在的威胁。每个走近我的男人都威胁着我的存在，甚至我的生命。

这丑恶的事实正是我们文明的基础。正如一本战时小说的广告说的那样，它是一本“友谊与希望，泥浆与鲜血”的史诗。这当然意味着，友谊和希望必须在泥浆和鲜血中完结。

当讨伐性与肉体的十字军与柏拉图一起迈开大步的时候，它要的是“理念”，要的是分离状态下的“精神”知识。而性是巨大的黏合剂，伴随着它巨大而缓慢的震颤，心的热能使融合在一起的人们感到的是幸福。理念哲学和理念宗教执意要扼杀它，他们这样做过，现在又这样做了。最后的友谊与希望的火花就被扼杀于泥浆与鲜血之中。男人都变成了分离的个体。“善良”成了今日的一道油滑的命令——每个人必须“善良”不可。而在这“善良”之下，我们发现的是冷漠的心，是漠然的心，真令人心寒。每个男人都是别个男人的威胁。

男人只在威胁中相互了解。个人主义胜利了。若我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那么，任何别人，特别是男人，就成了我的威胁。这就是我们今日社会之特色。我们彬彬有礼相待，是因为我们骨子里相互惧怕。

先是隔绝感，随后是威胁感和恐惧，它们注定会产生，因为与同胞间的一体感和集体感在消失，而增长的是个人主义和个性即孤独的生存感。所谓“文化”阶层率先要兴起“个性”和个人主义，率先陷入这种无意识的威胁与恐惧状态中，劳动阶级则会多保持几十年那种古朴的血性热情的“一体”，但随后也会失去它。随后阶级意识开始萌发，由此带来阶级仇恨。阶级仇恨和阶级意识的兴起，只能说明古朴的一体和古朴的血性热情丧失了，每个人真正在分离状态中意识到了自己。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伙人仇视一伙人的对立斗争，内乱就成了坚持自我的必然结果。

这是今日社会生活的悲剧。在古老的英格兰，那奇特的血性把各阶级团结在了一起。地主乡绅尽管傲慢，粗暴，欺压百姓，可他们与人民总算是一体，也是一条血流的一部分。我们读笛福或菲尔丁的作品对此有所感觉。可在下作的简·奥斯汀的作品中，这感觉就消逝了。这老姑娘强调“个性”而非性格，分离中的认识而非融会中的认识，她令我感到十分反感，可以说是一个不良、下作、势利的英国人，正如同菲尔丁是个善良而慷慨大方的英国人一样。

所以，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我们看到一个克里福德男爵，他是个纯粹的个性之人，与他的同胞男女全然断了联系，只同有用的人还有联系。他身上热情全无，壁炉全凉了，心已非人心241。他纯粹是我们文明的产物，但也是人类死亡的象征。他善良的时候也不失刻板，他根本不知热情与同情为何物。他就是他，最终失去了他的好女人。

另一个男人仍然有着人的热情，可他被捕杀、毁灭了。那个爱上他的女人是否会真的与他同舟共济，是否真的捍卫他的生命意义，这甚至成问题。

我多次被人问起，我是否有意让克里福德瘫了，这写法是不是象征。文学朋友们说在他完完全全并有性力的情况下让他的女人离他而去，这样设计才好。

至于那“象征”是否有意为之，我说不上。至少在最初设计克里福德时没这意思。我开始设计克里福德和康妮时，我根本说不清他们是怎么回事或为什么。他们就是那样产生的。不过，这小说从头到尾整整写了三遍。我读第一稿时，发现克里福德的瘫痪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今日大多数他那种人和他那个阶级的人在情感和激情深处的瘫痪。我还意识到，如此这般技术地弄瘫了他，可能对康妮是不公正的，等于是把康妮弃他而去给大大地庸俗化了。但故事是自己跑来的，我只能任其如此这般保留它。不管这叫不叫象征，就其故事的发生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小说写完近两年后的今天写下这些，并非是要解释或阐明什么，只是表达一些感情的信念，或许可作为这本书的必要背景。很明显，写这书是在向传统挑战，因此要为这挑战态度说明点理由：让普通人震惊是一种愚蠢的欲望，绝不可取。如果说我用了禁词，也是有道理的——不使用淫词，不使用阳物本身的阳物语言，我们永远也别想把阳物的真实从“高雅的”玷污中解救出来，对阳物真实最大的亵渎就是“将其高雅化之”。同样，如果这位贵妇人嫁给了这猎场看守（她尚未嫁呢），这不是阶级中伤，而是冲破阶级的界限。

最后说一下，有人来信抱怨我对海盗版有微辞而对首版却不说什么。首版在佛罗伦萨出版的，是精装本，颜色单调，是桑红色的，用黑色印着我的凤凰（不朽之象征，那鸟儿正从火中腾起获得新生），封底还有一道白。纸是好纸，用的是意大利手工压纸，奶白色。印刷虽不错，却流于普通，装订嘛，就是佛罗伦萨小铺子的订法儿。这书做得绝无特别的匠心，但让人愉快，总比不少“高档货”好。

若说有不少拼写错误，那是因为它是在一家意大利小厂排的版，是个家庭小厂，厂里无一人懂英文，既然无人认一个英文字，也就无可指责了。校样可怕极了，印刷者本可以出几页漂亮活的，可他那天醉了或出了别的毛病，于是那文字全飞舞起来，舞得让人毛骨悚然，根本不是英文了。若仍有大量错误，那也是一种福分，因为没有再多的错误了。

有篇文章同情那可怜的印刷者，说他是上了当被骗去印这本书的。绝不是骗。那长一唇白胡子的小矮子刚娶了第二个老婆，告诉他说这书里有这样那样的英文字眼，而且是写某类事的，要是你因为印这书惹麻烦你还干不干？“写什么了？”他问。告诉他后，他以佛罗伦萨人满不在乎口气说，“嗨，我的妈哎，我们天天干这种事儿！”这就算没问题了。既然这书没政治问题，也非有毛病，就不用考虑了。司空见惯的平常事而已。

不过，那是场战斗哩。奇迹是，这书就那么印出来了。当时的铅字只够排一半的，就先排了一半，印了一千份。为谨慎起见，二百份是用的普通纸，第二版也一样，然后拆了版，再排另一半。

随后是运输的斗争，书一到美国就让海关给扣了。幸好英国拖延了些日子才扣，所以，几乎整整这一版——至少八百册全进了英国。

随之而来的是庸俗的谩骂浪潮。这也难免。“我们天天干这种事儿。”那矮个儿意大利印刷者说过。“恶魔般可怕！”英国新闻出版界有人尖叫。“谢谢你终于写了一本真正关于性的书。我对那些无性之书厌倦了。”一位佛罗伦萨最有声望的市民对我说。“我不知道，说不清，这书是否太过火了？”一位谨小慎微的佛罗伦萨批评家说，他也是个意大利人。“听着，劳伦斯先生，你真觉得非这么说不可吗？”我说是的，非这么写不可。于是他沉思起来。“哼，一个滑头滑脑，勾引人，另一个是个性痴子。”一个美国女人这样评论书中的两个男人。“所以，我怕康妮的选择好不了，这种事儿，常这样儿！”

（1928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意大利出版私人版后就被禁止运入英国，为此劳伦斯写了这篇长文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为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