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一社会里，经济是纯任自然的发展的，——他里面的生产者并不能统治生产资料，却是生产资料统治着生产者。在这种社会里（现代社会便是如此），每一种生产的新方法都变成生产资料剥削生产者的新手段。此等所谓新方法之中第一便是分工。第一次最大的分工便是城市与乡村之分立。因城市与乡村的分立而农民受几千年的牵制，手工业者受种种工作的压迫。农民的精神生活因此失所根据（自给经济渐渐消灭），城市居民的体力劳动亦极不自然（商业市场的狭隘）。农民虽得了田地的私产，手工业者亦得私有自己的工具，然而农民及手工业者自己反而变成了田地或工具的奴隶。由全社会的观点看起来，铜匠简直变成了制锁的机器，农夫变成制米面的机器……工厂手工业发达之后，分工愈细：纺纱的只知道纺纱，织布的只知道织布，挑花的只知道挑花，——其余一切文化上政治上的生活完全没有。工人变成了半部机器：生产的方法便是一部死机械加上一部活机械。大机器工业发达之后，分工的细密简直使工人又从“活机械”变成“活齿轮”，——完全是汽机的附庸了。分工愈细，人的发展愈偏于一方面；要专攻一种技术，其他一切精神上体力上的进步便都牺牲了。甚至于剥削阶级也变成他自己职业的奴隶；资本家是资本及贪欲的奴隶；法律家——法例条文及一切手续法的奴隶；学者、医生、工程师等各人有各人的专门，可是各人只知道自己的职业，此外别无天地。这是全社会的组织，自宗教教育以至于技术渐渐适应当时生产方法的结果：使人类反受生产资料的统治；因为货币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一方面生产品多多益善，无产者日增无已，别方面技术上分工的人才愈分愈细，——各人只顾求生谋事，自然而然牺牲全部的发展而偏向一方面的专门，社会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不能规画生产，更不能规画教育方法，于是使他们都变成整个儿的资产阶级经济组织里的机械。

乌托邦派早就指出这种分工的流弊：使劳动者终生终世做一种专门技术的枯燥工作。所以欧文和傅立叶就反对城市和乡村的分立，取消旧式的分工便应当从取消城乡之分立着手。可是工业技术发展到极度，可以使生产量大大的增加，工作时间减少；经济上各业的互相配合也需要城市乡村的联络，——客观上可以定出规画的发展：使一方面技术教育进化到极端的细密程度，又明晰易解，别方面人类劳动程度减少到极度，使有余暇研究讨论各方面的学术的可能。城市得以乡村化，而乡村得以城市化。无产阶级的革命便是建设此等规画经济的第一步。那时，人类方能自觉的统治生产资料，而劳动也就不成其为苦恼的事，反而是娱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