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雠与目录

校雠之义，近乎整理，非只校勘字句，著者已于《叙论篇》言之矣。校雠在目录之先，目录为校雠之果。古之书籍，未经校雠，难于著录，故两事相因，不易分辨。中世以藏书为炫耀，秘府往往钞写旧书为一律之体式，故校勘整理俱所不免，写定之后，亦有目录。近世私家善读书者，则广勘众本，考定异同，择善而从，蔚成专科之学。藏者不必能校，校者不必自藏，目录学之与校雠学（校勘），遂截然两途矣。本书对于纯粹之校勘学未便过于牵涉；仅能取历史上几番大规模之校雠（整理）工作与目录学有重大而密切之关系者，略述为《校雠篇》。而私家藏书校雠（校勘）最精者亦稍稍附及焉。

汉代校书七次

向、歆《录》、《略》，学者共晓。班固典校东观，《隋志》所载。除此之外，尚有五焉。汉初丁秦火之后，丞相御史博士所藏图籍犹多，但已散乱，故高帝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据《史记·自序》、《汉书·高帝纪》。此为第一次之大整理。武帝以“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此为第二次之大整理，其结果为“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据《汉志》。杨仆且“纪奏《兵录》”。“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诏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等校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汉志》此为第三次之大整理，《别录》与《七略》由是出焉。《溯源篇》已将此三事详加考索，无庸再述。后汉“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馀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据《后汉书·儒林传》。“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据《隋志》。但有误。考班固以明帝永平五年“被召，诣校书郎”，后除兰台令史，再迁为郎，始“典校秘书”。非初任校书郎即已典校秘书也。傅毅则以章帝建初六年，“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其职亦非校书郎。又《隋志》此文之后，有“固又编之以为《艺文志》”。意若《汉书·艺文志》乃根据东观及仁寿阁之新书编成也者。殊不知《汉志》乃全抄《七略》也。故《隋志》之“之”字应视为《七略》之代名词。非指东观及仁寿阁之新书也。此第四次之大整理也。安帝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谒者仆射刘珍与校书刘、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据《后汉书》卷百十及卷五。并令长乐太仆蔡伦“监典其事”。同上卷百八。此第五次之大整理也。顺帝永和元年，诏侍中屯骑校尉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据《后汉书》卷五十六。此第六次之大整理也。灵帝熹平初，蔡邕“拜郎中，校书东观”，熹平四年，与堂谿典、杨赐、马日、张驯、韩说、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遂立《石经》于太学门外。据《后汉书》卷九十。此第七次之大整理也。除第三次外，其目录并不传于后。《录》《略》传至唐末乃亡。后汉四次，史籍且未载其有目录。然治史者固不可因史籍不言而遽断其必无。姑认为皆仿第三次之成规，《隋志》所谓并依《七略》而为书部。亦未始不可耳。

魏吴两晋校书六次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隋志》。“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据《晋书》卷四十四。此曹魏之校书也。“孙休践祚”，韦昭“为中书郎、博士祭酒”。休“命昭原避晋讳改作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三国志·吴志》卷二十。此孙吴之校书也。晋武帝泰始十年，参看拙著《中国目录学年表》。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晋书》卷三十九。《北堂书抄》卷一百〇一引荀勖《让乐事表》有“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覆校错误。十万余卷”等语，则其校书规模甚大，与向《录》同。因魏《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参看《分类篇》。“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见《隋志》。此西晋第一次之校书也，始正名为“整理”，较之校雠，明确多矣。历时颇久，故后数年发现之汲冢竹书亦已编入簿中。汲冢之发掘，年代不明。《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荀勖传》：卷三十九。“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事在“咸宁初”之后，“太康中”之前。《束晳传》：卷五十一。“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有“《纪年》十三篇，《易经》二篇，《易繇阴阳卦》二篇，《卦下易经》一篇，《公孙段》二篇，《国语》三篇，《名》三篇，《师春》一篇，《琐语》十一篇，《梁丘藏》一篇，《缴书》二篇，《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穆天子传》五篇。《图诗》一篇，又杂书十九篇，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坯，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铨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晳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据此所载，则发现汲冢竹书之事却在太康二年，后于《武帝纪》所载凡二年。而今存荀勖《上穆天子传序》亦称系太康二年，不知《武帝纪》何所据而提早二年也？杜预《左传集解序》又作太康元年。汲冢书既“列在秘书”，编于《晋中经簿》丁部诗赋图赞之后。《七录序》又称其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著者以是断其不分类别，仅仅约略有四部之异置。参看《分类篇》。又《隋志》称其“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而《上穆天子传序》却有简单之解题，据此推之，则所谓“录题及言”者，著录书名及略作解题也。所谓“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者，不似《别录》之能批评得失，判别是非也。其书当与后来之王俭《七志》同一体制，有解题而极略，论其渊源，乃自《七略》，但其有部无类则又似《别录》。至于魏吴校书是否一准刘向之例，尚未考知。若后汉则既“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则或亦依《别录》而有详细之叙录，与向、歆殆同一系。自荀勖“但录题及言”后，此制泯灭，直三百五十年，至唐贞观初始由魏徵恢复旧观。中间南北各代，分类则悉沿四部，编目则删除叙录。其能稍作解题，虽有逊于刘向之详而不似李充之陋者，惟刘宋殷淳、王俭二家耳。参看次章。东晋一代，则有李充、徐广二次校书。《隋志》：“东晋之初，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晋书》卷九十二。《李充传》：“征北将军褚裒又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乃除剡县令，遭母忧，服阕，为大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古今书最》《广弘明集》卷三引。有《晋元帝书目》，卷数适与李充所校相同，而说者乃谓充之编目在元帝时也！岂知褚裒于成帝咸和二年始为参军，穆帝永和五年始为征北大将军，则李充之入著作乃在永和五年后若干年。其书所以名《晋元帝书目》者，徒以据元帝所遗留之书而编目耳。收书既少，非但不分小类，所谓“但以甲乙为次”。且亦略无解题，所谓“没略众篇之名”。较之荀勖，又逊一筹，在目录学史中，又为一大变化，衰弊极矣！徐广之事，则为一般所不注意。《玉海》卷五十二。引《续晋阳秋》：“宁康十六年，诏著作郎徐广校秘阁四部见书，凡三万六千卷。”《晋书》卷八十二。《徐广传》：“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增置省职，转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义熙初”，始“领著作”。考孝武帝宁康仅有三年，《玉海》所引“十六”当为“元”字形似之讹，广领著作在安帝义熙初，则职衔亦略有误，当以《晋书》为准也。《古今书最》有《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或即据徐广所校而编成者。

南北朝校书十余次

南朝承东晋之旧，第一次之大整理，不为一般所习知。《宋书》卷五十九。《殷淳传》：“少帝景平初，为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在秘书阁，撰《四部书目》，（《南史》卷二十五。作《四部书大目》）凡四十卷，行于世。元嘉十一年卒。”《古今书最》、《隋志》、《唐志》并不载此目。惟《新唐志》有“殷淳《四部书目序录》三十九卷”，即其书也。夫既称为“大目”或“序录”，又多至四十卷，则其必有异于普通无叙录之书目矣。王俭《七志》亦有四十卷，其体制必略同。淳于少帝时即入秘书，然少帝在位仅有一年，次年即为文帝元嘉元年，则淳第二次入秘书为丞时已在元嘉之初。《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征为秘书监，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阙文。”事在诛徐羡之之后，考卷五《文帝纪》，诛徐在元嘉三年，则灵运为监，淳为丞，时代近接。灵运素惮公事，且“寻迁侍中”，于元嘉五年托疾东归，遂不复入建业。而《隋志序》乃载“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名数殆皆有误。《古今书最》载《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有书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卷，可知《隋志》之“六”字实为“一”字之误。而“谢灵运或亦为殷淳之误也”。灵运官职较高于淳，古书往往但著长官之名而没小官之功。故殷、谢之业，或为同功，实南朝校书撰录之第一次。第二次则在后废帝元徽元年。先是，秘书郎太子舍人王俭“超迁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南齐书》卷二十三。“元徽元年八月辛亥”，《宋书》卷五。“上表献之”。《南齐书》。但《宋书》作三十卷。分为七类，见《分类篇》。“其道佛附见”，见《宗教目录篇》。“合九条”。《隋志》称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夫既“不述作者之意”，则似无叙录；然又“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所谓传者，非专指作者之传记，乃称书名之解题也。其体制当与《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略似，重在说明书之内容而不述作者之思想，故其文字当稍简耳。著者陋见，认定自荀勖、殷淳，经过王俭、毋煚，下逮郡斋、直斋二录，皆属同一系统，介乎有叙录之《别录》与无叙录之《晋中经簿》两者之间。在编目解题方面实衍《七略》之绪也。王俭同年“又撰定《元徽四部书目》”，《南齐书》卷二十三。“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隋志》。而其目仅四卷，当《七志》十分之一，盖有目而无解题，故渺小若是耳。梁初任昉、殷钧之业，即继承此项《秘阁四部书目录》《古今书最》正名如是。而作，故昉虽“躬加部集”，《隋志》。“手自雠校”，《梁书》卷十四。其结果亦不过“篇目定焉”。同上。殷钧所撰《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隋志》。即与昉同功之果也。是时当梁武帝极盛右文之际，秘阁四部之外，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隋志》。“令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同上。僧绍、宝唱先后撰《众经目录》。见《宗教目录篇》。“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隋志》。而书画亦有目录，看《专科目录篇》。此外非目录学之业，如任昉编《地记》，见《隋志》。其先有齐人陆澄编《地理书》。吴均撰《通史》，见《梁书》卷四十九。何思澄等撰《华林遍略》，同上。大半皆由梁武帝发纵指挥，对于古代文化作一番大规模之整理，其业甚盛。然多因而不创，故其成绩未能卓绝，目录方面亦无以超轶前代焉。同时虽有阮孝绪撰《七录》，广罗当代官私目录为一编，在《分类篇》中颇有地位，然非确有其书，未经校雠，故无叙录，书名虽似《七略》、《七志》，而实质迥殊，数量亦仅仅十二卷，诚未堪比拟耳。分类则同一系统，且为《七林》、《隋志》之祖，请看《分类篇》。自此以后，梁元帝虽藏书十四万卷，而未闻有校雠著录之事。陈代则宣帝太建中尝钞写古籍，而其规模则远逊宋、梁矣。至于北朝，则魏、齐、周、隋皆尝校书。魏孝文帝永明末，卢昶“转秘书丞”，《魏书》卷四十七。宣武帝世宗“即位之后”，孙惠蔚“自冗从仆射迁秘书丞，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观阁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褫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篇目虽多，全定者少。此种现象，刘向校书时当亦如此。臣请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然经记浩博，诸子纷纶，部帙既多，章篇纰缪，当非一二校书，岁月可了。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诏许之。”《魏书》卷八十四。此次规模不小，惠蔚后又“迁秘书监，仍知史事”，同上。似其功可成，当有目录，而史不之载。迨北齐“迁邺，颇更鸠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隋志》。文宣帝天保七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樊逊与高乾和“等十一人同被尚书召共刊定。时秘府书籍纰缪者多”，乃借书于邢子才、魏收等之家，“凡所得别本三千余卷，五经诸史，殆无遗阙”。《北齐书》卷四十五，《北史》卷八十三。魏齐二度，皆仅校经史而不及子集。北周则明帝即位后，尝“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周书》卷四。与其事者为元伟、萧、韦孝宽、萧大圜、宗懔、王褒、姚最、明克让等。似亦仅有经史而无子集，但未可定。其故皆莫之知。其目录亦不见于史。隋代则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道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隋志》。《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当即是时所作也。“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隋志》。《开皇九年四部目录》当即是时所作也。及十七年，“许善心除秘书丞。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仿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类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隋书》卷五十八，《北史》卷八十三。此则注重分类而无叙录者也。“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藏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有《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隋志》。参看《宗教目录篇》及《专科目录篇》。此种横亘于四部书画、佛道之大规模整理，实为梁武帝以后范围最大之一次，前此惟汉成帝时可比，后此惟唐玄宗、宋仁宗、清高宗时可比。其余皆不堪相拟焉。据上所述，则南朝之宋有二度，殷淳、王俭。梁有数处，秘阁、文德殿、华林园。（此外各代编目甚多，非大规模之整理，故不录。）北朝则魏、齐、周各有一度，史惟载其一录。隋独有四度。其同一现象，在分类方面为多用李充“四部”而无小类，除《七志》、《七录》、《七林》外。在编目方面为删除叙录而存书目，殷淳《大目》及《七志》除外。在目录学史中，实上接两晋而为最衰弱之一期焉。《七录》分类之特色应除外。

唐代校书四次

唐初有一大事，为一般所不注意者，则魏徵尝撰叙录是也。《唐会要》：卷三十五。“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至贞观二年，秘书监魏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唐书》卷七十一同。《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徵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唐会要》：“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东台侍郎赵仁本、兼兰台侍郎李怀俨、兼东台舍人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唐书》卷一百九十上。《崔行功传》：与李怀俨“等相次充使检校，又置详正学士以校理之。行功仍专知御集。迁兰台侍郎。咸亨中，官名复旧，改为秘书少监。上元元年卒。”据上所引，则唐太宗、高宗二朝，自魏徵至崔行功，校书不绝，前后亘连，至少四十七年。上元以后或停顿。可谓久矣。旧、新《唐志》并未载徵等之目录。然毋煚《古今书录序》《旧唐志·序》引。攻击《群书四录》之五大罪状，其一宗为“所用书序，或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考文贞为魏徵之谥，则魏徵校书，撰有序录，确然无疑。世南、师古以下，踵其前规，想亦就其所校写本各撰序录。故开元时撰《群书四录》，“四万卷目，二千部书名目，首尾三年，便令终竟”，亦《古今书录序》语。良由成例具在，钞撮非难，故其所成之书多至二百卷，实为数十年来先哲渐积之功，非仅赖开元时代二十数人之力耳。开元校书撰录之业，原由褚无量、马怀素分职进行，只因马、褚先后病卒，故由元行冲总代其职。旧、新《唐书》、《唐会要》及《玉海》记载此事，各有差误，且甚混乱，读者惑之。谨钩稽考订述之于次：“开元三年十月甲寅，以光禄卿马怀素、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并充侍读。”此一事也，见于《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新唐书》不载。而于“左”字上衍一“为”字，文遂不通。考《褚无量传》：《旧唐书》卷百二。“召拜左散骑常侍，复为侍读”，而知左散骑常侍非怀素而是无量也。《唐会要》卷三十五乃误左为右。《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唐会要》作“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朕整比之。’”《唐会要》略同。此又一事也。考《玄宗本纪》，三年尚在京师，长安。未幸东都，洛阳。则其所言，当指京师内库及秘书监之藏书，与后二年在东都乾元殿之写书或为二事；如系一事，则“三”字当为“五”字之误。而《旧唐书》及《唐会要》乃与七年借书之诏及百官入乾元殿观书二事相属为文，殊不知观书乃在东都，借书之诏乃在马、褚死后，绝无关系也。《玉海》卷五十二。引《集贤注记》：“五年于东京乾元殿写四部书，无量充使检校。”此又一事也。而《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乃误记：“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不知检校乾元殿书乃无量专任之业，与怀素并无关系也。兹先述无量之事：《新唐书》卷二百。《褚无量传》所载最详：“初内府旧书，自高宗时藏宫中，甲乙丛倒，无量建请缮录补第，以广秘籍。天子诏于东都乾元殿东厢部汇整比，无量为之使。因表闻喜尉卢僎、《唐会要》僎作撰。江夏尉陆去泰、《唐会要》去作元。左监门率府胄参军王择从、武陟尉徐楚璧分部雠定。《唐会要》作分库检校。卫尉设次，光禄给食。又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崇文二馆更相检雠，采天下遗书，以益阙文。”《旧唐书》卷百二。《褚无量传》则载：“无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弘经籍之道。玄宗令于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广采天下异本。”《通鉴》：“五年十二月诏访逸书，于乾元殿编校。”《玉海》引《集贤注记》：“六年三月五日，学士以下始入乾元院。”又云：“六年八月十四日，整比四部书成，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叹骇。”据此，则无量担任整比内库之书，并访求遗逸，补写入藏，其助手为卢僎等。其时为六年，其地为乾元殿，昭昭甚明。而《旧唐志》及《唐会要》乃系百官观书之事于七年之后，《会要》且误百官为百姓官人。《旧唐书·褚无量传》则又误记：“数年间，四部充备，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纵观焉。”《新唐传》之误同。考《玄宗本纪》“六年十月丙申，车驾还京师”，七年并未东幸，则知整比完成，百官入观，确为六年八月之事矣。《旧唐书·褚无量传》：“开元六年，驾还，又敕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新唐书·褚无量传》：“帝西还，徙书丽正殿，更以修书学士为丽正殿学士，比京官，预朝会。复诏无量就丽正纂续前功。”《唐会要》卷六十四：“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以秘书监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充使。”此条有二误。一、乾元在东都，丽正在京师，乃迁移，非更号。二、徙书丽正已在十月之后，而怀素已死于七月矣。此在京师之另一工作也。盖于整比东都旧书之后，复有校写新书之事。故《新唐传》又载：“无量又言：‘贞观御书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请与宰相联名跋尾。’不从。”倘使不写新书，何必跋尾？然《新唐传》记此事于四库完治之后，徙书丽正殿之前，殊失伦次。且其《艺文志》复述“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竟无“不从”字样，尤乖真相。《唐会要》：卷六十四。“六年已后，秘书丞殷承业、右赞善大夫魏哲、通事舍人陆元悌、右率府兵曹参军刘怀信、胡履虚、恭陵令陆绍伯、扶风县丞马利贞，并别敕入院。”又：卷三十五。“七年九月敕：‘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良由簿历不明，纲维失错，或须披阅，难可校寻。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各于本库每部为目录。据此一语，便知晋唐间之四部目录乃是每库藏一部之书，即每部自为目录，以备入室取书之用。不必合订一卷也。其有与四库书名目不类者，依刘歆《七略》，排为《七志》。此语则当指马怀素之业。其经、史、子、集及人文集，以时代为先后，以品秩为次第。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旧唐传》：“明年八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临终遗言，以丽正写书未毕为恨。”《旧唐纪》：“八年正月壬申，右散骑常侍舒国公褚无量卒。”《通鉴》作正月丙辰。据此联想，则无量写书于丽正殿，始自六年，至七年而始为《四库目录》，八年而无量卒。其业未毕，容于后文续述之。兹插述马怀素之事：《新唐书》卷百九十九。《马怀素传》：“玄宗诏与褚无量同为侍读，更日番入。……有诏句校秘书，是时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断，签幐纷舛。怀素建白：‘愿下紫微黄门，召宿学巨儒就校谬阙。’又言：‘自齐以前旧籍，王俭《七志》已详。请采近书篇目及前志遗者，续俭《志》以藏秘府。’诏可。即拜怀素秘书监。乃诏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黓、陆浑丞吴绰、桑泉尉韦述、扶风丞马利徵、湖州司功参军刘彦直、临汝丞宋辞玉、恭陵丞陆绍伯、新郑尉李子钊、杭州参军殷践猷、梓潼尉解崇质、四门直讲余钦、进士王惬、刘仲丘、右威卫参军侯行果、邢州司户参军袁晖、海州录事参军晁良、右率府胄曹参军毋煚、荥阳主簿王湾、太常寺太祝郑良金等，分别撰次。践猷从弟秘书丞承业、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怀素奏秘书少监卢俌、崔沔为修图书副使，秘书郎田可封、康子元为判官。”《旧唐书》卷百一。《马怀素传》：“是时秘书省典籍散落，条疏无叙。怀素上疏曰：‘南齐已前坟籍，旧编王俭《七志》。已后著述，其数盈多；《隋志》所书，亦未详悉。或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或近人相传，浮词鄙而犹记。若无编录，难辩淄渑。望检括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上于是召学涉之士，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韦述传》：“开元五年为栎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入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澣、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但元行冲似于怀素死后始任此职，《韦述传》必有误。由此所载，则怀素在秘书省续《七志》，与无量之在乾元殿整比旧书，完全异趋。所同者惟皆是开元五年开始耳。不知《新唐志》何以又牵涉二事为一也？《资治通鉴》亦误记二事为一。“然怀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绪别”。《新唐传》。“六年秋七月己未”，病卒。《旧唐书》卷八。“怀素卒后，诏秘书官并号修书学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无所统一，逾年不成。有司疲于供拟。太仆卿王毛仲奏罢内料。又诏右常侍褚无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绌不应选者。无量等奏修撰有条，宜得大儒综治。诏委行冲”。《新唐书·马怀素传》。“于是行冲表请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旧唐书·元行冲传》。“乃令煚、述、钦总缉部分，践猷、惬治经，述、钦治史，煚、彦直治子，湾、仲丘治集”。《新唐书·马怀素传》。接事之始，当在七年。据《马传》之“逾年不成”，《古今书录序》之“首尾三年”。“至九年冬十一月丙辰，左散骑常侍元行冲上《群书目录》二百卷，藏之内府”。据《旧唐书》卷八。但《新唐书·马怀素传》误作八年。（新、旧《唐志》俱作《群书四录》，但《旧唐志序》衍一部字。）此录“所用书序或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有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玉海》卷五十二引《会要》。在过去一切目录中，庞大无比。即在后世，亦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差堪比拟。然此则专录存书，彼则兼收存目。部卷之数，此虽仅及彼之半，而叙录之详，彼实有逊于此。其劣点在材料方面则为“秘书省经书实多亡阙；诸司坟籍，不暇讨论”。“新集记贞观之前，永徽已来不取；近书采长安之上，神龙已来未录”。在体例方面则为“或不详名氏，或未知部伍”。“书多阙目，空张第数”。此毋煚《古今书录序》所指摘者也。自马怀素建议续《七志》，至元行冲变计改撰《群书四录》，前后凡五年。故《韦述传》云：“五年而成其总目二百卷。”此事虽尝经褚无量考核一次，然前由怀素创办，后有行冲主持，实际与无量无关。只因无量病卒后数日，玄宗即“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通鉴》。故《旧唐书》卷百二。《元行冲传》：“秘书监马怀素集学者续王俭今书《七志》，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于丽正殿写四部书，事未就而怀素、无量卒，诏行冲总代其职。”虽时次不明，固显然有分别也。行冲既“知丽正院，又奏绍伯、利徵、彦直、践猷、行果、子钊、直、煚、述、湾、玄黓、钦、良金与朝邑丞冯朝隐、冠氏尉权寅献、秘书省校书郎孟晓、扬州兵曹参军韩覃、王嗣琳、福昌令张悱、进士崔藏之，入校丽正书。由是秘书省罢撰辑，而学士皆在丽正矣”。《新唐书·马怀素传》。后来行冲“以老罢丽正校书事”，《新唐书·元行冲传》。而十三年夏四月丁巳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旧唐书》卷八。以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唐会要》卷六十四。代行冲。《旧唐书·百官志》注。至“十九年冬，车驾发京时，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虽“其中杂有梁、陈、齐、周、隋代古书，贞观、永徽、乾封、总章、咸亨旧本”。《玉海》引《会要》。虽多复本，亦可谓富矣。然毋煚以《群书四录》“知有未惬，追怨良深”，“其后周览人间，颇睹阙文”。“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永徽新集，神龙近书，则释而附也。未详名氏，不知部伍，则论而补也。空张之目，则检获便增。未允之序，则详宜别作。纰缪咸正，混杂必刊。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旧唐志》引《古今书录序》。将《群书四录》“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旧唐志》。其分量为五与一之比。异点为何，极堪考索。除正误，补阙，拾遗，改作书序，增加书类，已经煚序明言外。《旧唐志》又言：“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煚序又言对于释道之书“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又勒成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则煚录并未删除“序述指归”之书序，与《群书四录》实同一体制，何以又仅有其五分之一乎？由《旧唐志》之“略”而联想及《七略》之略，《七略》与《别录》至煚时犹存，《七略》亦有序述。指归之叙录，不过较《别录》为略耳。然则《古今书录》之所异于《群书四录》者，殆亦仅在叙录较略之一点耳。盖《四录》出于众修，或全抄各书序跋及篇目，颇似后来之《经义考》，但《经义考》不列篇目，而《四录》或不引他书考证语。及前此之《别录》；但《别录》或无各类小序。而《书录》则加以剪裁修正，节略繁杂之各书序跋为“小序”耳。《旧唐志》所谓“小序”殆非各类说明分类理由及叙述学术源流之小序，如《汉志》例。而指各书条目后之简略序录也。总之，《四录》之成，“学士无赏擢者”。《玉海》卷五十二。而《书录》“奏上，赐银绢二百”，同上引《唐会要》。则毋煚所撰犹之王俭《七志》，虽出私人之手，亦食秘府校雠之果矣。自此以后，德宗贞元二年七月，秘书监刘太真请择儒者详校《九经》于秘书省，从之。三年八月又请添写史书，从之。《唐会要》卷六十五。秘书少监陈京“凡四命为集贤学士，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求遗书，凡增缮者，乃作《艺文新志》，名曰《贞元御府群书新录》”。见《柳柳州集·陈京行状》。“文宗时，郑覃侍讲禁中，以经籍道丧，屡以为言。诏令秘阁搜访遗文，日令添写。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见《旧唐志》。“于是四库之书复全，分藏于十二库”。《新唐志》。总上所述，则李唐一代，四度校书。第一期自太宗贞观初至高宗永元元年。第二期自玄宗开元五年至天宝十四载。《玉海》引《唐会要》。第三期为德宗贞元年代。第四期为文宗开成年代。

宋代校书五次

北宋馆阁藏书，最多复本。五代原有所谓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始于乾元殿东改建，三年二月赐名崇文院。院之东庑为昭文书库，南庑为集贤书库，西庑有四库，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卷。九年搜访阙书。端拱元年又建秘阁于崇文院中堂，分内库书籍四万卷藏之。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以三馆秘阁书籍岁久不治，诏朱昂、杜镐与刘承珪整比，著为目录。二年闰三月，诏三馆写四部书来上，当置禁中太清楼及龙图阁。三年，咸平馆阁书目告成。五年，以龙图阁及太清楼藏书尚有舛误，而未雠对者犹二万卷，于是令刘均、聂震等七人就崇文院校勘。次年，真宗谓龙图阁书屡经校雠，最为精详，分为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画六阁。大中祥符三年，又命王钦若选官详校《道藏经》。九年奏上。八年，崇文院火，太宗、真宗二代藏书大半煨烬矣。乃命王钦若提点写校馆阁书籍，陈彭年副之，借太清楼本补写。仁宗天圣九年，新作崇文院，增募书吏，专事补辑。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秘阁所藏有缪滥不全之书，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将馆阁正副本书看详，定其存废，讹谬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补写校对。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仍令翰林学士盛度等看详。三年，补写四部书告成。宝历元年，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分十九部，有书三万六十九卷。同功撰集者为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欧阳修、张观、宋庠等。嘉祐四年，秘阁校理吴及以“近年用内臣监馆图书库，久不更，借出书籍，亡失已多。又简编脱落，书史补写不精。请选馆职三两人，分馆阁吏人编写书籍”。二月丁酉，遂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而编定之。不兼他局，二年一代。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广开献书之路。七年三月，又诏参知政事欧阳修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先是，修请降旧本补写，尝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掌内臣检所缺书录上，于门下省誊写。至是年六月丁亥，秘阁上补写御览书籍。于《崇文总目》之外，定著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以校勘功毕，明年遂罢局。此北宋第二次之大整理也。徽宗崇宁初，秘阁补写黄本。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及著作郎倪涛、校书汪藻、刘彦适撰次《秘书总目》，较《崇文总目》多数百家，几万余卷。宣和四年，建补缉校正文籍所。馆阁之储，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此北宋第三次之大整理也。南宋则有二次：高宗绍兴十四年五月，秘书省复置补写所，又迭次求书州郡。至孝宗淳熙五年，秘书少监陈骙上《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为一大结束。凡五十二门，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总目》所收多一万三千八百十七卷。宁宗嘉定十三年，秘书丞张攀续之，又得书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本章所述，多据《玉海》，《宋会要稿》，及《宋志》。详明出处见拙著《中国目录学年表》。以上所述，皆馆阁对于一切书籍之整理。此外，北宋自太宗至仁宗校刊十七史及医书，则纯属于校勘学之大工作也。

元明二代不校书

元代虽有秘书监及翰林国史院，又有所谓经籍所，编修所，兴文署，而皆不校书。明代则只于翰林国史院后去国史二字。设典籍二人后去一人。以掌经籍。秘书监尝设而即罢。成祖迁都北京，藏书于文渊阁，亦尝求遗书。英宗正统六年，大学士杨士奇尝令人编成《文渊阁书目》十四卷。据《千顷堂书目》。凡四万三千二百余册，而皇史宬所藏之《永乐大典》及列朝宝训实录二三万卷尚不与焉。神宗万历三十三年，内阁敕房办事孙能传、张萱等又撰为《内阁书目》四卷。较之正统时，十仅存二三。此二次皆未有校雠之事，其书亦由征集而来，未经缮写。至于成祖之命解缙等撰《永乐大典》，只是类抄古书，虽尝经校雠，而拆散原书，依韵分部，故与目录学虽有关系而非嫡系，不必详述。

清代校写《四库全书》

清高宗之命文臣纂集《四库全书》也，其原料来路有二：一为令各省访求遗书，一为派官采辑《永乐大典》中之古籍，恢复其原状。其目的有二：一为博好古右文之美名，二为绝反清复明之根株。其办法为（1）中选之书，照钞为一律格式，名曰《四库全书》。（2）内有近似反清之语，任意删改。（3）不中选之书，存其目录，不钞入全书。（4）反清最烈之书，一律焚毁查禁。（5）从全书中另选一部分要籍，名曰《四库全书荟要》，但各书皆仍保存原文。（6）《四库全书》重钞复本七份，分藏七处，半供公开阅览之用。除钞成一律格式及重钞复本二例为汉、隋、唐、宋四代之成规外，其余各点皆为前代所无。向来校书，皆无总括之名，惟《四库全书》独另起称号。盖有丛书之实而仿类书之名也。其事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建议者为安徽学政朱筠。《荟要》成于四十四年，《全书》成于四十七年。然补钞重校，又十年而未辍。七阁藏书，亦互有出入。每书首页皆有提要，然又与刊版单行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互有详略。提要之撰，经过几番之周折。乾隆三十八年，朱筠奏请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清帝犹不赞成，谓“若欲悉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未免过于繁冗。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者，于检查洵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檃括，总叙厓略，粘开卷副页右方”。然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钞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然。较之《崇文总目》，搜罗既广，体例加详。清帝以为“自应如此办理”。又谓“现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卷帙甚繁，将来钞刻成书，翻阅已颇为不易，自应于《提要》之外，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四十一年九月，又令将诸书校订之语另为编次，刊为《四库全书考证》一书。《全书》及《提要》于四十六七年先后告成。《提要》多至二百卷，事实上较刘向《别录》增大至十倍，出乎清帝初意之外。各书《提要》全仿《别录》之例，其优点为能考出撰人之生平，著书之大旨，劣点则为好作苛论，未能持平。近人论之者甚多，惟任松如讦之最力，其言曰：“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四库全书答问序》。而杨家骆撰《四库大辞典》，以撰人、书名为条目，节《提要》之略以为解题，且述其编校之经过，甚便参考，亦目录学之似因实创之作也。

私家校雠

以上所述皆为秘阁藏书之校雠，仅择其最显著者略事提挈，至于详情，著者别有《目录学年表》以记之。私家校雠则有异于秘阁，其功不在于整理而在于搜罗与比勘，搜罗之富，比勘之精亦有远胜于秘阁之敷衍了事者。汉儒注经，颇重校雠。而“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繁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书》本传。校雠之脱离目录而别成为注解学，自此始也。《梁书》卷十四。称“任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私家藏书之多于秘阁且有目录，自此始也。《唐书》卷百一。称韦述“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校雠之道，固有待于专家，非可漫责之于文吏耳。北宋初，宋绶“藏书过秘府，章献明肃太后称制，未有故实，于其家讨论，尽得之”。此事见于《孙公谈圃》。绶“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脱缪”。此语见于《梦溪笔谈》。绶子敏求“藏书皆校三五遍，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此事见于《曲洧旧闻》。故《叶氏过庭录》、陆游《跋京本家语》咸推宋氏书“校雠精审胜诸家”。同时有王洙及其子钦臣藏书，尤富且精。《宋史》称钦臣“手自雠正，世称善本”。徐度《却扫编》称：“予所见藏书之富，莫如南都王仲至即钦臣。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闻之其子彦朝云：‘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即敏求。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即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古今藏校之精，莫过钦臣此法矣。虽汉刘向之“以杀青简书”，北宋馆阁之黄本，清文渊阁之《四库全书》，其精美亦不能超越钦臣之书也。北宋之末，则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金石录后序》。贺铸“手自校雠，无一字脱误”。叶梦得《建康集》。南宋初，则晁公武“躬以朱黄雠校舛误”。《郡斋读书志序》。岳珂“刊九经三传，以家塾所藏诸刻，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其所撰《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皆罗列条目，详审精确”。见陈鳣《曝书杂记》。校勘学、狭义校雠学。版本学、刊刻学之确立，自兹始也。其后贾似道刊《九经》，亦以数十种版本比校，雇百余人任校正之事。然独删落注疏，不及岳珂远矣。元明校书之风稍衰，然精者亦颇不少。清代诸儒最重考据，对于古书字句之校勘，几成为每一学者必备之常识，必做之工作。其尤精者，为乾隆时代之卢文弨，及王念孙引之父子。清末则有俞樾。严元照《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称文弨“喜校书，自经传子史，下逮说部诗文集，凡经披览，无不丹黄，即无别本可勘同异，必为之厘正字画，然后快。嗜之至老愈笃，自笑如猩猩之见酒也”。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称其“精研经训，自通籍以至归田，铅椠未尝一日去手。家藏图籍数万卷，手自校勘，精审无误。自宋次道敏求刘原父恕诸公皆莫能及也”。文弨撰《群书拾补》，念孙撰《读书杂志》，引之撰《经义述闻》，俞樾撰《古书疑义举例》。皆对于古书字句之脱误疑难，校雠极精，为考证学奠定极坚固之基础。自是以来，真正之校雠（校勘）学遂成为有方法有理论之科学，非复目录学或考证学之枝节矣。晚近一般图书馆之藏书，以形式固定，无整理之必要。而字句之脱误，在读者自雠之，图书馆员亦不复引为己任。校雠之与目录，遂如湘漓之分流，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矣。今人胡朴安及其侄道静撰《校雠学》，蒋元卿撰《校雠学史》，述此学之源流，并牵涉目录学，不能细为厘别。而刘咸炘撰《校雠述林》、《续校雠通义》，则上承宋郑樵《校雠略》、清章学诚《校雠通义》之绪，而衍陈目录分类之理论，非复狭义之校雠（校勘）学所能范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