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学问到了现在，都有他应循的轨道。这种轨道并不是学术界上的无理的权威，强迫人家去服从的；而是这数十百年来许多学者苦心孤诣地推求出来，凡是有理性用的人去研究这项学问时不容得不遵从。我们生在此际，应该永远想着：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研究的学问有怎么大的范围？我们向那里寻材料？我们整理学问的材料应当用怎么样的方法？能够这样，我们自然可以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开出无数条的新道路，不至拘守前法，不能进步。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伏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学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

现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设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给予我们以研究工作，我们对于这个机关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这一种刊物是达到我们希望的先导，我们祝颂他的生命的逐渐发展，他们成就的逐渐增高！

校内外的同志们，请给我们以助力和匡正！

（原载1927年11月1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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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此文发表时未署名，有关作者现有两说：一为傅斯年，一为顾颉刚。编者以为两人商议，而由顾颉刚执笔的可能性较大。故将此文附录于此，以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