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南北由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它们所产生的人物也很有差别。大抵当六朝时，文人多出在南方，而经师正出在北方。在李延寿的《北史》，文苑与儒林分传，后者较多，而且有相当的成就。推想南北人好尚的不同，亦由他们用功不用功的缘故。《北史·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可见北人学问比较踏实，而南人学问比较空灵。又如同一以山水为对象之文学作品，南人则有谢灵运之用诗，而北人郦道元则用散文。所以《北史·文苑传》又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从以上看来，可以略知南北风尚之不同。但这里所要讲的北朝的范围若何，不可不首先给它弄个明白。若遵照李延寿所编纂之《北史》，乃起于拓跋魏而终于隋代。但从当日的事实上看来，西晋怀愍之世，大河南北，已非汉人所有，应从五胡十六国讲起才对。若说最初北方都是野蛮种族，并无文化，此话未免太苛。如刘渊、刘聪、苻坚、姚兴、沮渠蒙逊与赫连勃勃等人学问都很不坏，刘聪更是一个诗人，《晋书》载记可考。
但为讲述的便利起见，还是从北方最先统一之拓跋魏讲起，而后北齐、北周。
我们首先要把这几代的年号及定都地点略说一说：魏人建国，始于晋末，当南方刘宋崛兴之时，从开国直到孝文帝，定都在平城；太和十八年（四九四），迁洛阳；西魏又迁长安；东魏亦在洛阳；北齐乃迁至彰德。
今分北朝文学为三期：以由魏开国至孝文帝太和中为第一期；以由太和迁洛至北齐为第二期；以由西魏迁长安，至北周为第三期。
第一期 魏开国至孝文帝太和中
这时期的北方，最先为匈奴、鲜卑等胡族所据，拓跋魏氏亦不通中国文学，只能用胡语；而且从扫定群雄到太和年间，频年征战，也谈不到什么文学。间或有少数汉人去点缀北地文坛的风景，亦只限于散文家，可以崔浩为代表。
第二期 太和迁洛至北齐
这里所讲的第二期，乃真是北朝文学之启蒙期。此时把原来的平城改称恒州。魏代自从孝文帝即位（他仿佛像后来的金章宗），渴慕中国文化，定计南迁，以调和南北殊俗为己任。他的宗室权臣，颇有反对他的，他宁愿杀掉不服从他的人，而不情愿牺牲他自己的主张。当太和十二年（四八八），他又改姓为元，同时又禁止百姓作胡语。所以很容易与中国文明同化。就是孝文帝本身也是当代文人，他所作的《吊比干文》及小文小诗等，均可观。所以以后魏代君王间有能为诗文者，如节闵帝、孝庄帝等。但谈到此期的真正文学家的代表，还要推温子昇、邢邵（子才）、魏收（伯起）三人。在当时一般南方文人的眼光中，很看不起北方的文人。且举庾子山之言为代表。他说：“自南北来，惟韩陵片石，可与共语，余则驴鸣犬吠耳。”（按：韩陵片石，乃指温子昇所为《韩陵寺碑文》。）但北方文人，每以崇拜南方文人为风尚，而且他们所举的标准人物，也正是南人。孝文帝迁都洛阳为太和十七年（四九三），正是南方沈约《宋书》告成之日。此时南方声律之说正盛，北人眼中最看得起沈氏。济阴王晖业称赞温子昇，以为他“足以陵颜（延年）、轹谢（灵运）、含任（昉）、吐沈（约）”。这列举的四位，不都是南方的文人么？后来魏伯起入齐修《魏书》，常常与邢子才相争辩的问题，即是南方任、沈优劣论。邢诋魏模拟彦升，魏又诋邢在沈集中做贼。从这些消息中看来，便知北方文人之不易抬头，而且不易脱南人之窠臼。然而在魏、晋以来，北方也出了不少的文士（《隋书·经籍志》所收者不广），但有种趋势始终与南方不同的：一是他们比较善于持论，擅散文而不能为流连哀思之诗赋。故魏收曾言：“子昇不能作赋，邢子才有一二首，然非其所长。”二是他们中的诗人并不多见，如邢如魏如温所存的诗均不过各有十余首。但他们作的诗虽不多，颇能绝对服从当时流行的声律论，倒比南朝尚有少数人反对的纯粹些。
谈到北魏的散文，大家都能忆起两位不朽的作者，一为作《洛阳伽蓝记》之杨衒之，一为作《水经注》之郦道元。这两部书不但可以说颇富于文学的趣味，简直可以称之曰散文诗。《伽蓝记》将洛阳寺宇历历绘出，令人追慕中古建筑艺术之美妙绝伦。《水经注》描写山水之空灵缥缈，与当时南方大诗人谢灵运所发表之山水诗，正是旗鼓相当。到了唐代的柳子厚山水文即学郦，而诗又出于谢。清代王闿运山水诗学大谢而兼以《水经注》。
至于北齐之代表作家，如祖鸿勋、樊逊等人，亦皆能为文而不能为诗，这真是一代的风气所使然。
第三期 西魏迁长安至北周
此期北朝史迹颇繁复，列简表如次：
北魏末，宇文泰奉文帝迁于长安，为西魏。建都二十四年，宇文始自立为北周。周立国二十一年，始灭高齐。再过十一年，然后入隋。隋又次灭陈，南北始归统一。
在梁元帝江陵称制与西魏开衅后，江陵破，元帝被杀。越三年，宇文始复篡周。在元帝未被杀以前，庾信由南奉使入北，遭梁又与魏开战，被阻不得归。后来南北讲和，各释俘虏，唯有庾信与王褒始终未被北朝人放回，所以他们二人均终老于北地。
此期中所发生的两大事件：（一）为南方文学之反响；（二）为南北文学之合一。
北方的文人心目中所最崇拜的，就是南方的文人，于是以后北方的文人作风也渐渐地“南化”起来，殊与北人之本来的淡素之口味不合。于是有北地忧时之士，苦口婆心，欲挽狂澜于既倒，此派当以苏绰为首领。他的文章均为单笔，乏藻采，当时又得宇文泰当国，亦禁斥浮华，令苏绰为朝廷作《大诰》以训诫群臣。（按：苏氏未见北周立国而亡，令狐德棻以宇文当国之日，为北周开国之时，至清代谢启昆作《西魏书》始改正此误。）到了稍后，南方又有姚思廉之子姚察修《梁书》，亦深恶当时之骈偶气习，作文专用单笔。到唐代又有韩、柳等之作古文。其实讲古文运动，应以苏绰为始祖。
声律说起于南，而北人应之；古文说乃起于北，而南人从之。但在当时积习不易废掉，故令狐德棻《周书》批评他说：“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
其实此期所最当注意者，并不在单笔古文之崛起，而在南北文学之合一。关于沟通双方文化的先驱者，当推南朝之庾信与王褒。子山是太平时奉使入北，直至南北开衅，欲归不得。王褒先与梁元帝同守江陵。江陵既破，元帝愤慨，竟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而且同时他们君臣俱投降北方，这就是当时两位诗人入北之始。虽说以后两方媾和，各把俘虏放回。庾、王二人始终被北人死死留住，终究未能还乡。但北人之尊崇他们二人，亦无微不至。因之北方文学风气，颇受二人影响。甚至于写字，原来北方人最崇拜赵文渊的，即到王褒入北，北方人均舍赵从王，连赵文渊自己也从新改学王褒之书法来了。至于庾信更受北人抬举，无论在朝在野，莫不以能读子山之文为荣。《庾信传》说：“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可见当时他在文学界上权威之一斑。以下专讲庾信。
梁、陈之间文体，每以徐（陵）、庾（信）并称，这是子山早年事实。那时他们的兴致蓬勃，所以能做出许多浓丽的作品出来。及至入北周以后，羁身异域，乡愁独多，由柔艳靡绮之什，一变而为慷慨激昂之歌。但他终究又脱不尽南人气骨，所以他的作品，竟能兼有南人之温丽与北人之刚劲。因此不能以永明以后浮艳的传统作风去范围他。谈到作赋吧，他能另开一种境界，如他的《哀江南赋》，外表最善以单笔运用复笔，而内容又加入时事而且夹以议论。照明人赋之分类法，为古赋（汉）、俳赋（六朝）、律赋（唐）、文赋（宋）。子山虽生于六朝之末，他偏不作徘赋，而来作为宋代文赋之远祖的《哀江南赋》。又如诗，他的最有名的《咏怀诗》二十七首，在子山集中，可算代表作品。论其形式，则为古体过渡到律诗之新体；论内容则为感慨身世，与当时用此等诗体咏叹宫闺的完全异样。以此等诗为南北朝文学之结束，似觉可怪。但从现在看来，像《咏怀诗》这样的作品，非带有点北方刚劲气质的人不能作，然而若不是南方的才人羁旅于北方的亦不能作。此诗影响后代诗人倒不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