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几乎无时无地不可以赌博。聚赌的地点，可以在租界，也可以在华界；可以在专门的赌场，也可以在军政要员的公馆；可以在银行，也可以在商场；可以在寺庙，也可以在民居；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可以在婚嫁等喜庆日，也可以在办丧事时；……上海虹口赌窟。

上海虹口大赌窟是民国黑社会中万千赌博团体和场所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旧时在上海居住稍久的人，都能知道上海虹口大赌窟中赌棍神通广大，一掷盈千累万，毫无吝色。至于个中黑幕，则知之者鲜矣。那些赌棍居心险诈，善于隐秘，其赌窟中内幕，实非外界所能窥知。

有一名青年，曾被那些赌棍诱惑，沉沦赌窟中三四年，俨然成为中坚分子。其赌术愈精，而德性愈坏，为亲朋所不齿。其胞兄自南洋返回，闻其胞弟堕落，便邀集亲戚、朋友多人，劝导其弟归家。后其弟出浊流而上正途，并将赌窟种种黑幕揭露出来。

（1）赌窟组织

赌窟中赌棍结成了“义利会”的赌博团体，会员分内部、外部、银主三部分。

内部会员大约400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分三等，即先生、上手、快手。

先生仅四人，其中一人掌金库，为党魁；一人掌赌场监视；一人掌“规费”（贿赂费）。党魁为广东人，高视阔步，状类富绅巨贾，日吸广福和烟膏一两二（价值20元），年年月月如此，既不减，也不增。众赌徒奉若神明。若问党魁真实姓名，连其徒子徒孙也无有知者。党魁与人交往，从不提及自己的履历，也无入敢于询问。有人说，党魁实为某省一巨案中之逃犯。以上四人，在赌窟中被称为“四大天王”。上手共48人，有宝官（赌场主席，掌抓摊权）、楂牌（每次宝官抓子毕，由楂牌高声问：“天牌注若干，买某番？”

得到赌客回答后，以薄铁片摆在一定方位，作为赌客买某番的标记）、银台（掌管检验、估定银元、钞币、金珠宝饰等的真假、价值）等。快手负责弹压赌场、跑腿、望风、传递现金入库等。

外部会员有大好佬（流氓中之强有力者）、同道之老千（赌棍、骗子）等。

银主是投资入股者，只分红利，不负内部责任。

（2）按等分肥

内部会员中的先生每日工资20元，每夜工资也是20元，按日发给。先生中的党魁工资加半。上手每天工资4元至10元不等。快手每天工资最多1元，最少4角。每天免费供应四顿酒食，每餐必四盘、八碗、两汤、酒四壶（每壶半斤）。

外部会员每人每日少则分1角，多则得一二十元，这要看他们各人的势力如何，赌徒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如何。钱由掌“规费”的先生亲自送上门，或差人送去；也有外部会员自己来领取的。收受虹口赌窟“规费”的，人数多达千余，一个赌窟，喂养多少流氓、渣滓！

银主所得，不及内部会员中坚分子的110。

（3）赌博地点

赌博场所有时一日三四迁，有时一月不换地方。一般选在：小巷之内冷僻残陋住宅；交界地点、四不管处；租界内高大洋房地下室等等。由于赌博场所隐秘无常，即使老练的侦探，也难以侦知。

（4）望风防捕

赌窟为防警方拘捕，除了贿买警方人员、买通警察机关附近小商店老板（警方一出动，店老板就用电话向赌窟报信）外，还在警察机关至赌窟的沿途，每隔20步布置一岗哨，以顽劣儿童充任。倘警方采取行动，最靠近警察机关的岗哨就用暗号通知下一岗哨，这么一岗一岗传至赌窟。暗号有搔头、脱帽、举手、叫车、倒行（与警察迎面行）等。警察才出门，赌徒早跑得无影无踪。

天津租界赌窟

天津过去曾有英、法、德、日、俄、意、奥、比八国租界，没有一个租界不设赌窟，尤以日租界为甚。

（1）日租界赌窟

同文俱乐部：日租界具有政治作用的最早赌窟之一，曾在日本驻天津领事署备案。由亲日的方若（药雨）纠集周寅初、费振甫等宁波帮、粤帮商人在桥立街（同庆后大胡同）开办。大厅中高悬日本驻津领事署发给的执照。俱乐部每日备有中西餐和点心，步入赌窟的赌徒，即使不赌，也可无偿地享用。再加上俱乐部以“业余雅集”相标榜，故官僚政客、富商大贾经常光顾此俱乐部。

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张弧，是俱乐部常客和最大赌客。大约在1928年的一个晚上，他在同文俱乐部推牌九，随身所带两万几千元输得精光；把赌窟中现金全部借来作赌本，又输得干干净净；俱乐部会计替他从别处挪借了2万元，不一会又都被他输掉。这一晚他一共输去6万元，他是既不急，又不恼，既不心慌，又不心疼，依然嘴叼雪茄，镇定自若，谈笑风生。

该赌窟赌牌九，2000元一庄，赌麻将500元。此外，还有金钱摊、骰子摊等赌博。赌桌上以高级香烟为筹码，桌面不见钱，赌局终了，到经理处结帐。

中和公会：前身是1919年帮会流氓刘金标开设的小赌局，那时仅有一张借来的打弹子的球台，权作赌桌。不久由日本人豢养的流氓、走狗谢介石（后充任伪满洲国外交总长）主持。赌窟设于芙蓉街（今新华北路）一幢大楼里。

日文《天津日报》的中村博彦是其主事人。中和公会不仅是赌窟，而且是以赌博作掩护的日本间谍组织。在这里，赌博的名目有牌九、盒子宝、金钱摊、骰子摊等。四大汽车行赌窟：在春日街（今河北北路）。

恶霸袁文会特地从上海请来一个叫汪渭渔的人，主持此赌窟。经常有一二万人在那里聚赌。赌窟养着一帮打手。赌客输了钱，有时被剥光衣服，等亲属、朋友来赎回。即使隆冬也是如此。

日租界赌窟还有心天道龙华会、松岛街赌窟、万国赛马会、富山石厂赌窟、太平里赌窟等。

（2）意租界赌窟

安乐宫：在今五马路。赌窟老板为刘德标。赌法多种多样：三十六门转盘赌场设一楼；二楼赌金钱摊、骰子摊、盒子宝等；三楼赌八九点、麻将、扑克。三十六门转盘由上海传来，天津赌客觉得新鲜，入局者很多。不仅官僚、富户赌，有些姨太太、小姐也着了迷。有时输光了，只得脱下手镯、钻戒等装饰品作抵押。此外还有吉拉枪场、回力球场等。

（3）英租界赌窟

英商赛马会：英国人施就、好屋司等创办，股金近百万元。今工业展览馆即其旧址。每逢赛期，不仅街谈巷议以赛马为主要话题，而且报纸也以赛马为报道中心。如《商报》还刊登头马预测表。英商赛马会不仅吮吸天津市民的血汗，而且侵占了马场道西南大片土地。

此外，英国营盘赌窟、潘复公馆等赌窟，也都在英租界。

（4）法租界赌窟

泰安俱乐部：在二十六号路（今赤峰道）泰安里口，由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天津海关道监督蔡绍基之子蔡国葆等组织。赌博项目有金钱摊、牌九、麻将等。经常光顾的有张弧、李律阁、苏守愚、潘复、张宗昌等人，多为官僚政客、巨商豪富。如李律阁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高级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署长。这家俱乐部是高级赌窟，只有会员和会员所介绍之人才能人局，一般赌客不敢问津。赌窟特聘川、粤高级厨师，烹调佳肴名点。有的人为饱尝口福来到赌窟。

法租界固定赌窟较少，多为流动性赌局。

（5）德租界赌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租界收回，这里改成特别一区。这一区域的赌窟有德国球房、光陆影院、无锡道白俄赌窟、万国球房、堂子街赌窟等。其中无锡道（今徐州道）白俄赌窟规模颇大。除了赌三十六门转盘外，还赌金钱摊、牌九等。赌窟有男有女，多是上流社会人。袁世凯的两个儿子袁六、袁八，京津《泰晤士报》经理熊少豪等，是这个赌窟的常客。赌窟每月报效特别一区主任（初为卢篆，后多次易人）5000元。

天津租界各赌窟除吉拉枪场外，都不与赌客直接赌博，而只是负责安全保卫。它们的收入靠抽头（又叫水子）。赌家来赌窟坐庄开赌，赌窟按一定标准向庄家抽头。三十六门转盘赌按天抽头，每天一二百元不等。也有赌窟跟庄家对半分帐，或四六分帐的。

赌窟中有一种特别的祭神仪式。其密室内设神堂，两侧贴字条，各书“杀杀杀”三字。所祀何神，外人无从知晓。每月朔、望，赌头是必得祭祀的。除了朔、望外，赌窟还择定吉日良辰祭祀。祭祀时，要烧香、放鞭炮、上供，还要杀一只大公鸡。神案前悬一张写着“大杀三方”四字的长长红纸条。深圳赌场。

深圳跟九龙仅一水之隔。民国初年，香港诸赌皆备，唯独没有摊馆，因此就有一个叫张寿的人在深圳圩内开办了一家摊馆，招引港客聚赌。赌客当天来，当天去，甚感方便。张寿的摊馆特聘男女“进客”若干名，负责到香港勾引赌客。摊馆从各人拉来的赌客所下的赌注中，按一定比例抽取佣金，作为进客的报酬。一些女进客能言善辩，到处钻营，拉来女赌客不少，好些是港商们的宠妾和小姐。女进客中有个绰号叫“肥婆五姑”的，打扮阔绰，特别活跃。

1930年前后，广东省税捐局局长关道的心腹郑润琦，在广州募集10万元（其中有关道等人股本），交给他的弟弟，人称“郑六叔”的，带到深圳开办赌场。“郑六叔”在深圳圩上大街设立了大利公司，专营赌博。他派人跟摊馆老板张寿洽谈，要买下张寿摊馆。

没有靠山的张寿不敢违抗有来头的“郑六叔”，只得将摊馆转让大利公司。大利公司资本雄厚，雇用的进客多，虽还是利用原属张寿的摊馆，但生意好得多了。不久，大利公司在深圳大车站旁边空地上，搭起一座大棚，将赌场迁至此处。除了这座深圳大赌场外，圩内还有五家小摊馆，都是大利公司所设。原来张寿雇用的女进客“肥婆五姑”，这时为大利公司所用。

大利公司每月付给她的佣金近千元。公司属下各摊馆特规定，外埠赌客，不论是输是赢，回去的路费一律由公司支付。香港来的赌客在深圳输光了，不愁回不去。到深圳赌博的，三教九流都有，有的既是赌客又是嫖客，而有些穷极无聊、到深圳赌博取乐的妇女，输了就出卖肉体。于是赌窟变成了淫窟。

关道等人下台后，大利公司失去了靠山，“郑六叔”等人不得不离开深圳。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小老婆莫秀英，在独霸广东的陈济棠的支持下，于深圳大赌场原址，盖起了一座官殿式大楼，叫做“深圳大饭店”。这里既是赌场，又是烟馆、淫窟。至少须付上1000元，才能购得进入该饭店赌、嫖和抽大烟的筹码。

秘密赌窟

旧时每逢过年，上海总有一批人租借秘室，大开赌场，抽头渔利。这种勾当，叫做“挑头场”。其具体做法是：事先遍邀有名赌客，约定开赌日期。为笼络赌客，招徕生意，“挑头场”的场主还奉茶送酒，敬赌客如上宾。开赌之日，场主特备汽车、马车等交通工具，将赌客——迎至秘密赌室。场主首先开口：“今天请诸位帮帮兄弟的忙。幸得诸位光临，兄弟实深感激。且请哪位先掳几方（意即当上风）。”

赌客中必有一人出而为上风。若推牌九，吃注（赢）10元，抽头5角；配出（输）者1元抽5分。这叫“进出头”，抽头都是5％。要是上风赢了，又须抽若干，叫作“护庄头”。而代为“戳角”（在赌桌旁帮助点钞、收付款）、供应茶水、递送毛巾等，还有一笔收入。

每一名赌客，不论是赢是输，总须向场主支付费用，谓之“拆小头”。大约赢100元实得不过70元，另外30元被场主以各种名目所攫取。若是输100元，则须抽头5％，所以实际是输105元。1元钱在赌桌上进出20次，这一元钱就尽入头盆（场主存放头钱用）中。场主每天收入，一般数百元，多则一二千元。“挑头场”的营生，有时要从春节一直干到阴历三月底。

民国时，上海除春节前后有秘密赌窟外，平日也到处都有。一处秘密赌博地点用过一二次后，即迁往他处。变动不已，出没无常，警方不易觉察。秘密赌窟的开办者，专喜物色富有者，找准对象，才肯下手。

要掳就掳一大笔，小打小敲，是不屑为之的。有个姓潘的富家子，从外地到上海。住得久了，上海三教九流都熟悉。经友人介绍，潘某认识张某。张某自称是某买办之子。日子一长，两人深相投契。

一天，张某拿出一只小方匣，对潘某说：“这个小方匣，是我发明的赌具，它用厚纸板制成，里面暗装弹簧四副，各夹着‘天’、‘地’、‘人’、‘我’四张牌中的一张。在纸匣两端紧捺，欲得之牌即应手而下。另在袋中装入跟纸匣里相同的四张牌。入局时伪装探囊取牌，罩入纸匣中，其实纸匣中牌并未取。匣旁用白纸一张写‘天’、‘地’、‘人’、‘我’四字，作下注用。若见‘天’、‘地’、‘人’牌上有重注，即捺纸匣两端，使‘我’牌出现于赌桌。此赌具操纵灵活，胜负在我。我有一个朋友，是前清要人的孙子，家资丰厚，酷嗜赌博，十万八万不惜付诸一掷。若用这个赌具，巨款不难立得。可惜家中财政大权操于严父之手，我搞不到赌本，无法下注。”

潘某听了，为之动心。将赌具拿过来，多次试验，无一失误。心中大喜。急问张某：“就是不知需要多少赌本才能去赌。”

张某说：“如果想得到数万巨款，至少需准备1万元。”

张某去后，潘某自忖，能赢三四万元，两人备可得一二万元，何乐而不为。但要赢钱，就要先筹1万元赌本。踌躇良久，决定窃取其父往来庄折。得手后，潘某带着钱急忙找到张某住处。张某说：“先要找好地方，再邀某公子登场同赌。”

过了一两天，张某前来通知潘某：“今晚可开赌了。我再三邀请某公子，他已答应了。”

张某去不多时，即有张某所派包车夫来迎潘某，潘某立即携带万元乘车前往。到了赌场，已有所谓某道尹、某少爷、某富商等六七人先到，某公子也在座。品茗片刻，张某即提议入局。因向某公子说：“鄙人发明一种新赌法，匣于中装‘天’、‘地’、‘人’、‘我’四牌，任人猜押。中者下1元赌注可赢2.8元。今有敝友潘，最喜这种赌博，平常万金出入毫不在念，今即请潘君坐庄，与诸君一战何如？”

在场几人都表赞同。潘某即拿出赌具。各人团团围坐，随意下注。开盒三四次，潘某已赢2000余元。第五次，公子一人下注2000元，又遭失败。至第六次，公子怒曰：“下注有限制吗？”

张某说：“没有，没有。只管下注好了。”

公子便将钱包的一半倒了出来，押“人”牌一门。数一数，有7000多元。加上其他人下的注，合计1万元出头。“天”、“地”两牌虽有注，但数目很少。张某特别示意潘某小心在意。潘某抱笃定态度，以为上场以来一帆风顺，这次也不难手到成功。谁知一开匣，竟是一张“人”牌。潘某初以为眼花，没看清楚。

待定神再看；三魂吓掉了两魂。而张某还对潘某怒目直视，深恨其疏忽。潘某呆若木鸡。公子等人喜不自胜，坐等潘某赔2.8倍钱。潘某已不能点钱，幸张某从旁帮忙。潘某共须赔2.8万元，除去前次盈余，还输2.4万元。将带来的1万元全部交出，尚少1.4万元。张故意问潘：“还带有现金吗？”

潘某说：“我就带了这么些，请诸位明晚再来吧。”

其他赌客散后，张某喋喋不休地责怪潘某：“你怎么这样糊涂，竟错开了‘人’牌。”

潘某说：“不要再说了，明天去翻本。”

第二天，潘某窃取庄折私提万元之事被其父察觉，否则还要一再上当。原来开赌之前，张某就跟某公子设计好圈套。第五次开匣后，潘某赢，来不及数钱，张某在一旁协助。张又帮助收匣藏牌，乘机将“人”、“我”两牌颠倒了位置。第六次众人均下重注于“人”牌，“天”、“地”两牌也有数百元小注。潘某见“我”牌无注，遂按机关，捺“我”牌下，不知早有人以“人”牌顶替“我”牌。故开出的恰恰是众人下重注的“人”牌。

寺庙赌窟

寺庙本是礼佛之地，但流氓赌徒也钻进了有的寺庙，毒化了那里的空气，亵渎了佛教教义。杭州有一名不知从哪里来的“游方僧”，人称赌博魔王。他在杭州的寺庙中另辟密室，作为赌窟。为引诱更多的人到寺庙中赌博，特在上海设置“办事处”，招牌上写着“杭州三□竺院”。“办事处”尤喜招集不安于室的巨绅豪商家的姨太太等，往杭州以烧香为名，任情狂赌。输赢之数，动辄干元。

姨太太们回上海后，她们的丈夫问起钱怎么用的，她们都推托说已施舍寺院，或作了水陆道场。该游方僧雇有流妓一人，20余岁，取名百媚，姿容俏丽，能操上海、杭州、苏州、宁波、广东五处方言。在赌场应酬灵活异常，人多呼为“和尚嫂”。该游方僧给百媚封了个“女总会总理”。

以这个流妓作为钓饵，引诱上海、杭州、宁波等处一些不守佛教戒律的阔和尚，到赌窟中聚赌。游方僧以“倒脱靴”等种种手段将阔和尚们的钱包洗劫一空。富僧们明知落入陷阶，但因犯了赌、嫖两条，不敢到官府告发，只得自认晦气。以故该游方僧更加嚣张。

银行贿窟

民国时期，成都的字号、银号，好些都设有秘密赌窟。如华兴街多益字号，南新街东升字号，春熙南段利丰银号，春熙北段西南银号等，都是日夜聚赌的赌场。有个旅长叫覃筱楼，1927年春节期间，在利丰银行当宝官推牌九，一夜之间输掉20几万元。当时步枪50元一支，20万元可卖4000支步枪。覃筱楼一夜所输的钱，如果买成步枪，可武装比一个旅还要多的部队。后覃筱楼从宜宾贩了几十船硫磺和很多鸦片，倒卖后赚了很多钱，才把赌帐还清。

那时成都的银行，有些专为赌博服务。各大银行都乐意放赌帐。一般放款利息为二分，放赌帐利息为三分，年利率30％，放赌帐比一般放款利息高出50％。

搅赌局

赌局抽头，收入之大可用“日进斗金”四字形容。有的人想争行夺市，取而代之；有的人则企图通过大闹赌场，分得一杯羹，因而便有“搅赌局”这种事。

清末至民国年间，天津有一种流氓叫“混混儿”，又叫“混星子”，官方称为“锅匪”，专喜搅赌局。有时是单枪匹马闯进赌场，平白无故破口大骂，扬言如赌局局头不将赌局让给他干几天，他就把赌局闹个天翻地覆。赌局局头亲自出面，连哄带吓，混混儿不吃这一套，仍吵闹不止。局头一声令下，打手们蜂拥而上，操起斧把乱打。

混混儿立即躺倒在地，两手抱后脑，胳膊护住太阳穴，两条大腿并紧，侧身而卧。倒还要倒在门口，拦住去路。倒下后，口中还恶骂不止，为的是刺激赌局局头等人，好叫他们将自己痛打一顿。打够了，局头吩咐打手们住手。这时另有人来问明受伤的混混儿的姓名、住址，用门板将他抬回去治疗、养伤。按当时天津地方的规矩，赌局局头还要亲自登门探病，送钱送礼。

痊愈后，赌局每天给予一两吊钱津贴。只要赌局开一天，就要给一天津贴，这叫“拿挂钱”，或叫“拿毛钿”。这是用送上门去挨打的方式搅赌局。

另有一种搅赌局的方式，讲起来叫人简直不敢相信。混混儿闯进赌场，到赌桌前操刀割下自己大腿上一块肉，作为押注。有的宝官二话不说，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三倍大的肉，作为赔注。如混混儿赌输了，宝官将混混儿的腿肉拎走，混混儿就占不到便宜。只好使出另一招，就是进行挑衅，有意招来毒打。有的赌局局头怕把事情搞大，赶快对混混儿赔笑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

并吩咐手下：“快给这位朋友上药！”

有人便拿来“药”——一把盐：敷在混混儿的伤口上。混混儿尽管疼痛难熬，也要装作不在话下。敷过了“药”，赌局劝解一番，答应每天支付津贴，混混儿才肯收场。混混儿送上门挨打，要让人打出个名堂来，方能得到赌局每天开给津贴的报偿。如打得不重，或打时忍不住哼了两声，混混儿就达不到目的，有时还要被奚落。

这就是赌棍和流氓相遇，演出的一幕丑剧。

混混儿集体搅赌局的事，也时有发生。一伙混混儿，冲进赌局，掀翻赌桌，砸坏家具。宣称：今天要来接收赌局。赌局打手在赌局局头指挥下，一拥而上，双方展开恶战。交战结果，如赌局败，则赌局局头就带着手下人弃赌场而去，赌场为混混儿所占领；如混混儿输，他们便乖乖地撤走，赌场仍为赌局局头所有。要是双方相持不下，就会由局外人从中调解，以混混儿跟赌局局头共同占有赌场而了结纷争，混混儿算是达到了目的。这种集体搅赌局的场面，真有点像群狗抢啃肉骨头，你咬它，它咬你，难分难解。

吃人魔窟民国时期有赌博嗜好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中谁都想一夜之间发横财。固然有通过赌博成为暴发户的，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人。他们都是些黑心的赌场老板，狡诈的流氓赌棍，赌博集团骨干分子，赌场实权在握的职员，赌场聘用的无孔不入的“进客”、“航船”之流，跟赌场串通作弊的赌徒，等等。绝大多数是必输无疑。

输的情况不一样，有的赌输了随身所带现金，也就歇手了。有的输得囊空如洗，偏不认输。越输越想赌，这大概是这类赌徒的共同心理吧。没有钱可押，就向赌场上“放包人”（专放赌博款的高利贷者）借债。而一旦跟“放包人”打上了交道，就如妖魔缠身，摆脱不掉。

有一种赌博高利贷叫“八撞十”，即借10元钱实际只付给8元，另2元作为利息先行扣下，但在还债时，还10元是分文不能短少，并且限定一天内归还。隔日还款，即加利息半成至一成。借了款再赌，又一次输了，就只好廉价变卖衣物来还债。衣物卖光了还偿不清债务，便只得变卖田地、产业。输得极惨，死不回头的赌徒，甚至有卖妻鬻子的。当然，还有比这个结局更悲惨的，一些人赌到最后，或是悬梁自尽，或服毒自杀，或投河而死。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是很多赌博者的归宿。

安徽合肥有一个姓陈的人，祖传房屋、良田颇多，家境富裕。但此人嗜赌，几年之间即将田地房产变卖殆尽。其妻屡劝不听，绝望之余，竟上吊而死。死前留下谏夫诗十首。

其一云：

是谁设此迷魂阵，笼络良人暮作朝？

身倦囊空归卧后，枕边犹听梦呼幺。

其二云：

焚香宝鼎祝苍天，点佑良人性早迁。

菽水奉亲书教子，妾归泉下也安然。

妻子的死并没有使陈某痛心疾首，翻然悔悟。老天爷是更不会“点佑”他了。陈某没有照他妻子所说，在家服侍父母，教导子女，克尽为子、为父之道，而是狂赌不止。后陈某沦为乞丐，流落他乡，不知所终。

合肥还有个吴某，曾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其兄吴新田手下任职。1920年后，携巨资返乡定居。刚回乡时，貂冠狐裘，气派不凡；广置良田、华屋，富甲一方。他日日夜夜为“方城之战”，赌博劲头没有减弱之时。几年之后，竟一贫如洗，不齿乡里。其女一再央求他不要再赌，他怎么也听不进去。于是她以投井自尽来警告其父。但女儿自杀归自杀，他赌博归赌博。1937年，吴某家徒四壁，瓮餐不继，无以为生，与妻子双双投河自尽。

像合肥陈某、吴某这样的赌徒，在民国时代是处处都有的。据统计，上海沦陷时期参加赌博的人有50万以上，其中因赌博而破产的不下4000家。赌风之盛，不独上海为然。赌博而毁家者，各地都有很多。

官场与赌场

官场和赌场以各种不同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好些官场人物，包括当时在台上的，以及下了台当寓公，伺机东山再起的，都是赌场的常客。有的官场人物甚至本身就是赌场老板，或者是赌场后台。即使有人以“禁赌者”面目出现，也往往是为了借禁赌索贿。

承办赌博

1912年至1913年上半年，广东省实行禁赌，赌商们转入地下。但过不多久，赌商们就时来运转。1914年龙济光一进入广东，即恢复山票和铺票赌博，改名“十字有奖义会”和“十五字有奖义会”。1916年，陆荣廷赶走了龙济光，次年升任两广巡阅使。在他执掌两广政权的四年时间里，他的部下、先后任广东督军的陈炳焜、谭浩明等，借筹措军饷之名，招商承办番摊馆。

在提交省议会讨论时，副议长陆盂飞和一批议员支持招商承办赌博，为此他们都捞到了一大笔钱。招商承办赌博，还得到了省长李耀汉的支持。为冠冕堂皇起见，承办赌博称作“承办防务经费”。先由一个大赌博商向省财政厅承包。为获批准，大赌博商除交纳“正饷”之外，还要向省有关方面分送“公礼”和“干脩”，每一个环节上的人都要孝敬到，“烧香”要烧遍。大赌博商承包下来，再划片转包给其他赌博商人。

层层转包，层层刮皮。很快，全省各县各乡都办起了番摊馆，旗号都是“办防务”。除了番摊，山票、铺票也都招商承包。

广东省财政厅招商承包赌博，收入可观。1927年以后，省库收入有所谓“筹饷收入”一栏，即是招商承办番摊、山票、铺票的收入。1932年5月，区芳浦任财政厅长，为增加赌捐收入，他在《整顿税捐办法大纲》中，将所谓“防务经费”照原额增加三成。同年又规定，承办番摊和山票铺票（官方文书中分别称为“防”、“义”）须以广州市不动产作保。

区芳浦为借赌博发财，巧立了“监办费”的名目。监办费就是财政厅长派出监办员监督赌商的承办情况，赌商为此而付出的费用。“监办”其实是有名无实，财政厅根本就没有派人下去。有时随便派个张三、李四，并不是监办员，但“监办费”是少下了的。这笔费用就在财政厅的高级职员中瓜分。连财政厅的秘书，每月都分得300元的“监办费”，主办“防务经费”的人和主要头目就更不用说了。“公礼”、“干脩”在布告上是被禁止了，“监办费”实际上是变相的“公礼”、“干脩”。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伪政权也招商承办赌博。

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后的第六天，大街上就到处摆开了番摊、骰宝、牌九等赌案。一些天良丧尽的地痞恶棍，将趁火打劫得来的财物作押注，尽兴赌博。又过了几天，赌博忽然变得有“秩序”起来。赌棍们纷纷将赌案搬入空无一物的店铺内，门前有一日本兵把守。店内另有一日本士兵坐在高椅上监视，用日语告诉赌徒们不必害怕，由皇军保护着呢，放心赌好了。

每天赌毕，由日本士兵按赌桌收取保护费。伪维持会开张后，1938年6月由伪财政处批准裕荣公司承办番摊、骰宝，大利公司承办山、铺票及白鸽票。他们给番摊、骰宝赌捐取了个雅驯的名字：“第一娱乐捐”。似乎天下娱乐莫过于番摊、骰宝。娱乐场指定设在南华路、大同路、带河路、米市路、天成路。

1941年，伪广东省财政厅撤销市区的赌博公司，另指定广州市郊的南村（南田）为特别区，准予开设赌场，由广福公司承办。从南村村口泰山庙到村中，设立10多个“娱乐场”，番摊、骰宝、烟馆等色色俱全。从海珠桥到南村，赌徒熙熙攘攘，不绝于途。各县的“第一娱乐捐”照旧办理。

借赌索贿和行贿

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当局，对赌博态度不完全一样。有时有些地方当局公开提倡赌博；有时有些地方当局虽然口喊“禁赌”，但却是明禁暗护。民国赌风日炽，跟官吏们的鼓励、支持、庇护有关。官吏们为何采取这种于国于民有害的态度呢？因为赌博对他们来说，是一大财路。他们不仅可以借赌博筹饷，还可以借赌博索贿。要是真的禁起赌来，岂非自己断了自己的财路？

拿在西北独霸一方的马鸿逵（曾任昭武军帮统、师长、军长、绥西清乡总司令、十五路军剿匪总指挥、宁夏省主席）来说，他经常邀请其下属、幕僚中家底厚实者到他公馆中赌博。他对下属、幕僚谁能拿出多大赌资摸得很清楚。他点到谁，谁就不得不往，而且要带一笔巨款。非输到分文不剩，不得回家。

有个秦某，在有“宁绥门户”之称的磴口县任税务局长，搜刮了很多钱财。马鸿逵知道他是“肉头户”，特找他来赌。一次，秦某在马公馆将所带2000元现洋赌光了，马鸿逵还不放他走。秦某只得借1000元再赌，很快又输光了。马鸿逵觉得这次油榨得差不多了，才放他出马公馆。马鸿逵的部下个个都清楚，凡进马公馆赌博，就是向“马老总”“进贡”。

20年代，安徽安庆一带的土皇帝马联甲经常在他的营务处长袁生杰家中（安庆小二郎巷）推牌九。每晚输赢都是几万元。入局者大半是各县知事和厘金局长，他们故意输给马联甲，把赌博作为行贿的一种巧妙方式。马联甲有次做生日，一群附炎趋势之徒借机孝敬，取悦主子。和县知事金保权，用黄金特制麻将牌一副，作为寿礼。他用自己的行动给自己的姓名作了注解：“金保权”，即用黄金行贿保权位。

旧时安庆的商人，尤其是钱业商人，常以请客为由，请地方官到家中赌博。或推牌九，或叉麻将，或摇摊。如昌祥钱庄、春祥钱庄等，都曾以这种方式结纳官府中人。那些官员一旦得了县知事、厘金局长等肥缺，到任后，即将公款存入跟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钱庄，所得利息装入个人腰包。贪污款也存入钱庄，或由钱庄代为转移。

赌场发放“香烟费”

赌场要在地方上立脚生根，防止被捣掉，必须跟备有关方面搞好关系。

官吏、军警、地痞流氓，都必须一一打通关节，千万怠慢不得。

江苏无锡市在日伪占领时期，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赌场，设在观前街（曾数度迁移）。该赌场规模宏大，设备富丽，职员多达数百人。帐房间钞票宛如山积，简直就像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大银行。该赌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各机关部队发放所谓“香烟费”（这真是挖空心思想出的名词）。

县政府从科长到听差，警察局由局长到门岗，各部队的翻译、密探，马路上的白相朋友，等等，都统计周密，无一遗漏。名册厚厚一本，姓甚名谁，何处任何职，“香烟费”若干，全都记载详明。数目最低者每月1元，最高达数百元。有的派专人送致，有的须自行领取。赌场特辟三间大厅，排列10几张桌子，作为“香烟费”发放处。并指定10几名职员，每天在大厅分发“香烟费”。前往领钱的（当时社会上称作“领饷”），一天有数千人。县政府的职员照样跟地痞流氓挤在一起。只要有钱，也就顾不得体面了。

领饷者每人持有赌场发给的卡片一张，正面注明姓名、地址、每日应领金额，背面是一张月历。领过几号的钱，就在几号上盖个章，就像现在的牛奶订户每天清晨到牛奶站拿牛奶划奶证一样。每天上午9时，大厅开门，各色人等把卡片放在桌上。10时开始呼名领钱。先到老先领，据说还秩序良好，没有争先恐后现象。“香烟费”起初一天一发，不久改为两天一发，最后定为五天一给。总计一天开支约在几万元以上（那时米价10几元一石）。你看，无锡的这家赌场，它的关系网多大多密，它的社会基础多广多深。

赌场开办久了，向赌场索要“香烟费”的机关、个人越来越多。尽管赌场进帐很大，也觉得渐渐承受不起。无锡的这家赌场，靠“香烟费”站住了脚，又因“香烟费”浩繁而倒了台。

那几千名领香烟费的人（主要是官府中人），谁希望赌场关门呢？

上海在沦陷时期，沪西一带的大赌场从6个迅速发展到21个，各赌场不仅在日本宪兵沪西分队领有执照，取得了日本宪兵的承认和保护，而且还到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登记注册。每月按照规定，根据各自资本、规模和营业额，向七十六号交纳“孝敬费”。七十六号负责赌场业务的是吴四宝，他派出手下特务，到各赌场“抱台脚”，即充当保镖。一则严防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的特工人员进行破坏活动，二则监督各赌场的营业情况，防止赌场少交“孝敬费”。

各赌场老板因有日本宪兵、汪伪特务保护，故腰杆特硬，胆子特大，手段特狡诈。赌场天天用汽车接送赌徒，并免费供应西餐、茶点、鸦片。附设舞厅，还有舞女陪舞。鸦片、舞女、西餐、赌博，每样都是那么诱人。不仅上海一地的赌徒，而且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赌徒，也被吸引到这些赌场，这些甘愿做亡国奴的人，沉溺赌窟，听任中华河山沦于敌手，听任中华儿女在日本铁蹄下呻吟。

当时沪西赌风之盛，为上海建城以来所未有。赌场老板一个个大发横财，志满意得。七十六号的大小特务也将腰包塞得鼓鼓的。“孝敬费”在七十六号“劈霸”（分赃）时，处长级的头目每月可得500元，以下400、300、200元不等。丁默村、吴四宝等人当比处长级头目分得更多。

赌场“片官”有恃无恐

旧时成都地区赌场一般晚上营业，流氓、土匪、地主、商人等白天无所事事，就相约在某些公馆开设临时赌场，叫做“摆片”。赌场经常变动，一处公馆赌个把月或四五十天就换地方。这种流动赌场的负责人叫做“片官”。他们负责赌场招待（有上等饭菜和鸦片等），并垫钱放赌帐。片官还负责赌场安全。有片官在，赌徒就赖不了帐，军警就不会来抓赌。

赌客输了，第二天交现金四成，其余允许欠帐。再赌输，第二天再交四成现金。每次所输的钱都许可欠六成（中间赢了须还帐），到一次摆片结束，再算总帐。如付不清，可向片官请求拖欠一段时间，等卖了房产等再清偿债务。因片官放帐，钱少能赌，无钱也能赌，所以赌徒们都放开手脚大赌起来。

片官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呢？原来他们大都是帮会头子，有的是一些旧军官。如广汉的侯少煊、向载明（绰号豌豆米儿），郸县的钟汉芳等，都是帮会头子，都当过片官。新都的李显之曾任团长，也当过片官。他们本人有相当的势力，又多与军政要人有勾结。根本用不着给军警送“包袱”（贿赂），军警也不敢过问他们。

赌徒如在赌场发生争吵，自有片官的兄弟伙维持秩序。赌徒赖帐，片官便派兄弟伙去索要，不怕赌徒不给。片官要是不客气，就会派兄弟伙把赖帐的赌徒“毛了”（暗中收拾掉）。赌徒们知道轻重利害，他们是再也不敢赖帐的。

片官的责任是组织摆片，负责赌场安全等，其权利是向赢家和输家按5％抽头。扑克抽头按“朗”计算，20转为一个大朗。一个大朗，片官可抽头10几元。一副扑克，每天要打20个大朗，一共要抽头200多元。如同时有10副扑克在赌，那一天抽头就有2000元。一天开一二十桌是平常的事。除了奖赏兄弟伙，招待赌徒，赏给赌徒所雇车夫酒钱用去很少一点外，头钱绝大部分为片官所得。片官有势又有财。

官员开赌

四川地区因军阀、官吏、哥老会头子、恶霸地主、大小土匪参与赌博而赌风更盛。

驻川各军军官大都嗜好赌钱。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上午，驻扎成都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高级首脑的部下，都要到首脑家去拜年。借此机会，就在首脑家推牌九、掷骰子。各军首脑团拜时，也要推牌九，并且跟各军部属一起赌。首脑赢了钱，也要赏一些给各军部属，以示笼络。

正月初一是刘文辉部师长邓权才的生日，当天午后，各军将领就以拜年拜寿为名到他家赌博。麻将、牌九、骰子，外加扑克、纸牌，一开就是10几桌、20桌。初二上午，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将领相约到刘文辉家拜年，少不了又要聚赌。初三以后，则按次序到什么参谋长、什么处长家拜年、赌博。初五以后，三军将领又互相请客。再掀起一次赌博高潮。

正月里吃春酒一直要吃到二月赶青羊宫花会时，军官们的赌会也要一直延续到这时。这么转过来赌，转过去赌，叫做“吃转转会”。每次赌博，每人输赢至少几百元，多者万元以上。过了青羊宫花会，转转会吃完了，赌场就从官员们的公馆转移到银行、字号和俱乐部等赌窟。除了打仗，子弹飞来时，不得不停一下外，平时是一年赌到头。军队中的将领如此嗜赌，其下层军官和兵士是可想而知了。

军官们不但吃转转会，而且还公开地或秘密地开设赌场，招徕中小官吏、帮会流氓、土匪、商人等聚赌。公开的赌场叫做“明堂子”，秘密的赌窟叫做“私窝子”。刘文辉的护卫队队长朱瀛洲开设的牌坊巷赌场，是成都的四个著名的明堂子之一。其他三个是：刘文辉的亲信、朱瀛洲的连长冷少康开设的狮子巷赌场；邓锡侯的侍从副官喻载阳、荣昌义、谷毅、王席儒等开设的塘坎街赌场；田颂尧部郑南夫师的团长张绍泉开设的笆笆巷赌场。

朱、冷、喻等的赌场，所得头钱，连刘文辉、邓锡侯公馆里的弃兵、奶妈等都能分得一份。“下人”都有份，主子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赌场都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保护。就是军警团的巡查队，也不敢打这里经过，要绕道而行，怕引起赌场误会，以为是来抓赌的。

军官开设的私窝子就更多了。贵州军阀袁祖铭的驻川代表吴楷儒的如是庵街公馆，田颂尧的驻省文报处长冯笃生的棉花街公馆，邓锡侯的副官长文盂陶的三多里公馆，等等，都是私窝子。每天晚上，这些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主子们在屋里赌，弁兵、保镖、车夫们在门口地上赌。呼么喝六，里应外合，好不热闹。巡查队、年轻妇女都不敢从这里经过。前者怕引起冲突，后者怕被污辱。

抓赌闹剧

国民党政府在《违警罚法》内规定，凡违犯赌博条例的可处罚款（不超过15元）或拘役（不超过一星期）。而广西省府制定的《广西禁赌单行条例》载明，凡犯有赌博罪者，最高可罚款500元广西金库券，同时没收全部赌资（不仅有现款，还有金银、首饰等）。所得罚金，20％归省库，40％奖励检举报信者，抓赌者和办案者各得20％。条例并规定，对检举报信人要加以保护，不得泄露其姓名。

此条例一公布，检举、告密之风大兴。很多人为得到数额可观的奖金，“六亲不认”，涌至警察局、所密报亲友赌博。警察局、所听说报赌案，顿时来了劲头，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警察局、所去抓赌，除了按规定获得奖金外，还可乘机敲诈勒索，顺手牵羊，并克扣发给密报人的奖金（起码扣去14），多的扣去12。在警察局、所，抓赌被视作美差，莫不个个争先，人人奋勇。有一名警探长，破获了“亚卢”、“会仙乡”两个大赌窟，共得奖金1000元，抵得上大半年的工资收入。

在抓赌闹得很凶的时候，广西的很多赌商都转入地下，并寻找保护。桂林的赌商们私下里给临桂县府（1940年前，桂林归临桂县府管辖）、广西绥署宪兵团（后改为特务团）、省会警察局等有关人员送去“保护费”。赌商们认为，这下赌场“保了险”。哪知仍常有抓赌的事发生。原来”保护费”有的环节送到了，有的环节没有送到；有的送得多，有的送得少。这样，赌商们取得了这部分人的庇护，相反却同时得罪了那部分人。

1939年秋，广西省会警察局白桂分局派局员曹凯率一队员警到榕荫路湖南会馆隔壁的一幢房屋内抓赌。这个赌扈受宪兵团二营营长陈某庇护。宪兵二营就驻扎在湖南会馆内，闻知白桂分局到隔壁抓赌，认为有意跟他们作对，断他们的财路。于是派出大队武装宪兵，将白桂分局抓赌员警一一缴械，还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打个半死。又将赌徒、赌具、赌资全部抢回。省会警察局得到白桂分局告急，立即派出大批武装保安警察，前往出事地点。

他们一到榕荫路，就跟宪兵二营的人真枪真刀干了起来。事情闹大了。第五路军总部和广西省府得报，立即派军警督察处处长唐纪到现场制止。并责令宪兵团长邓光伦和省会警察局局长周炳各自将部下撤回，严加管束。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是避免了，但白桂分局的曹凯等人均被打伤。事后，第五路军总部和广西省府不作认真调查，不分是非曲直，即将白桂分局局长陶荣，以及宪兵二营营长陈某一起撤职。

而在天津租界，工部局的捕头、警官、“师爷”（翻译）、便衣侦探等收了秘密赌窟的贿赂（赌窟不时要给他们送钱），还要经常到秘密赌窟抓赌，为的是一次捞几千元钱的外快。他们捉了就放，放了之后赌窟照常营业。就这么捉捉放放，捕头们钱也捞了，赌窟也得以存在下去。捕头、警官、师爷和便衣侦探们是不愿把赌窟彻底端掉的，因赌窟是他们的财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