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略述朱子之杂学，即游艺与格物之学。至是而朱子学术之大体，已约略分述。此下当再略述朱子学之流衍。

朱子生时，四方学者响附云集。及其身后，其学流衍益广。所著书，如《四书集注章句》及诗易两种，元明清三代皆悬之功令，定为取士标准，凡应举者皆所必读。其学影响后世之深且大，可勿论。但朱子之学，既广博无涯涘，又其所追求向往之最后目标，更为高远。毕生常在孜孜兀兀中向前不辍，学者旅进旅退，虽曰亲炙，或相从岁月不久。朱子之卒，其弟子著者，如黄干直卿，辅广汉卿，陈淳安卿，陈埴器之，李燔敬子，张洽元德，廖德明子晦，李方子公晦，蔡沈仲默，皆能确守师承。然而传述发明已不易，充实光大事更难。而宋室日替，以至于覆灭，朱门再传，如魏了翁鹤山，真德秀西山，其卒皆距宋亡不远。至如黄震东发，王应麟伯厚，乃朱门三传，均已老死于宋亡之后。文天祥文山，则以身殉国。是则朱学之不获大昌于后，实与国运世运互为因果，较之孔子身后，殆是更为不幸。

元之所以为元，则尚幸有诸儒，或在朝，或在野，牵补弥缝其间。其著者，许衡鲁斋在朝，刘因静修在野，皆朱学也。而吴澄草庐，最为一时魁杰。其《五经纂言》，有功经术，论者谓其接武建阳。然其时已有和会朱陆之说，草庐亦言之，曰问学不本于德性，其蔽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盖其时朱子书已成为猎取功名之途，故草庐特提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然草庐言道统则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孰为今日之贞乎。斯其所自任可知，而其终奉朱子为传统之正亦可知。

明祖开国，华夏重光，而儒运则熸。方孝孺正学之死，元气抑遏殆尽。此下明代理学，乃是一不绝如缕之局面。直俟陈献章白沙王守仁阳明先后迭起，而后理学大振。然白沙微近北宋之康节，阳明出而朱陆异同之公案复炽。王学昌行，朱学消沉，至东林始有由王返朱之意向。然东林仅从王学角度窥朱学，亦未能触及朱子学之大体系。明代朱学流衍，惟罗钦顺整庵一家，所得较深。

晚明三大儒，顾炎武亭林，始自东发厚斋上窥朱子，著为《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俨然朱子学之榘矱。然曰：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其意乃欲以古人经学替出宋明理学，终是于朱子精神有距离。黄宗羲梨洲，则欲以经史实学来变讲堂锢习。讲堂锢习，正是明末王学积弊，而经史实学，则理学家中惟朱子一脉有其传。梨洲有曰：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斯言颇近朱子。惟梨洲白负为王学传统，于此乃不自知。其时最能发挥两宋理学周张程朱之传统者，为王夫之船山。船山能精思，务博学，于庄老释氏书皆所深研，其为学规模极似朱子，而船山之最后宗主则为横渠。又有陆世仪桴亭，著思辨录，调和朱王，而吕用晦晚村，原本朱子四书义，宣扬民族精神，罹身后极祸。盖其时正是学术将变，群言竞兴，而尚未有定向。乃亦有专意攻击朱子者，南北各一人。在北方为颜元习斋，在南方为毛奇龄大可。

习斋驳斥朱子，并驳斥及于宋明理学之全部。力言礼乐事物，而不治经史，笃古而不通今。大可则自居为阳明学，著有《四书改错》一书，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历辨朱子四书注，几于无一条不错，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而阎若璩百诗则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清初学术界，多彩多姿，异说蜂起，精神壮阔，依稀使人重睹先秦与北宋之遗风。

清廷于其时乃一意提倡宋学，并特尊朱子。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配享孔庙，续修《朱子全书》，又御纂《性理精义》。雍正二年，特以其时专治朱子学者陆陇其稼书从祀两庑。朝廷刻意崇扬于上，而学术界乃肆力反对于下。惠栋定宇专尊汉学，方朱子配享孔庙之年，乃一十六岁青年，专反宋学与朱子之戴震东原，于陆稼书从祀两庑时方两岁，而纪昀晓岚适一岁。逮此诸人年长成学，而一时风气大变，成为清代乾嘉盛世汉儒经学独行之时代。

定宇一家，三世传经，其父士奇天牧，尝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是尊汉犹不反宋。及定宇则曰：宋儒之祸，甚于秦灰。风气激变，即在惠氏一家父子之间而可见。东原初从学于江永慎修，慎修极尊朱子，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而为《礼书纲目》，自谓欲卒成朱子之志。又为《近思录集注》，自谓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先儒之志。东原自述其学本之慎修，然其为《孟子字义疏证》，则谓程朱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是则风气激变，即在江戴二人师弟子之间而亦可见。

然而此一风气，其来也骤，其去亦忽。江藩郑堂得师传于惠氏，作为《汉学师承记》，初不列黎洲亭林，谓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非真知灼见者。其友非之，谓两人实启国朝经学，今为拘牵之论，何所见之不广，乃补写黄顾两人于《师承记》之末。又于其后特为《宋学渊源记》，于清初诸臣自号述朱，获朝廷宠眷，显贵一时者皆不列。陆稼书特邀从祀之典，亦不列。即王懋竑白田，以毕生精力为《朱子年谱》一书，考据极精审，因其尊朱，亦不列。其书所列，或处下位，或伏田间，声闻不广，姓氏将湮，殆多无足轻重。江氏此书，固不足重，而其风之变则可见。

阮元芸台，乃东原私淑，一意尊汉排宋。然其晚年在粤，推誉陈建清澜《学蔀通辨》，谓其学博识高，为三百年来之崇议。又谓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江郑堂《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有其书，而阮纂《清经解》顾不收，此其意态之变亦可知。

又汪中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喜孙孟慈，乃谓皆出凌廷堪次仲之所诬谰。至如章学诚实斋，谓东原戒人以凿空言理，其学实自朱子，而丑贬朱子，斥其谬妄。方东树植之，在阮芸台幕中著为《汉学商兑》，谓当时诸儒于诸经注疏实未尝详玩，客气好事，矫异矜名。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断未能若唐贤之真实。其后陈澧兰甫，乃力主教人读注疏，著为《东塾读书记》十五卷，特立朱子一卷。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谓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又曰：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近者即指宋学义理。陈氏为学，乃有闻于阮氏在粤之风教而起。然而其变则速于置邮而传命。故所谓乾嘉经学，亦仅止于乾嘉一时而止。道咸以下，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风气已变，早不是乾嘉。

在乾嘉时，坚立汉宋壁垒，深斥宋儒，亦由有激而起。其上则激于清廷之尊朱，其下则激于媚清以求显达者，群奉朱子为正学而严斥陆王。清廷屡兴文字大狱，实使在野学者深抱反抗心理，不得已而于故纸堆中争意气。惟激而过偏，人心易倦。惜未有大儒继起，使其变而一归于正。继此乃有主张变法之公羊学兴起，此亦有激而来。而今古文之争，遂使清儒经学随清政权而俱亡。民国以来，读书博古之风已息，言学者仅知有清儒，于清儒中仅知有乾嘉，于乾嘉学中仅知有考据。乾嘉以前如梨洲亭林，乾嘉以后如实斋兰甫，其学之通博，已皆不能深知。又不喜言义理思想，其意若谓义理思想尽在西方，故仅求以乾嘉考据来重新估定传统上一切价值。侈言先秦诸子，亦借以为蹈瑕抵隙之助。孔子尚务求打倒，更何论于程朱？而朱子博通之学，其规模之大，条理之密，亦更不易为近代学人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