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迈

一九三四年正月，我自美国回到北平国立清华大学担任教席，第一堂课是上午九时。这是我首次上课，心情自然相当紧张。我到了教员休息室，室内同时等待摇铃上班的有三位，其中之一是国文系主任朱佩弦（自清）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他们见我是新来的，都先来自我介绍，问过我的经历，便随便闲谈。自从那一天起认识廷黻先生，我们断断续续地共事了三十年：清华大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我们在一起渡过抗战的危难、战后国际外交上许多风险，真可说是患难之交。同时我们在一起也度过些快乐的日子：在清华大学北院打网球，在战时重庆打桥牌，在纽约打高尔夫球，尤其是在世界各地上小馆子饮食，饱尝各地的道地口味。

廷黻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毕生的爱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他早年便对外交史发生兴趣。他在哥仑比亚 30 大学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他回国到天津南开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即从事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他所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是一九三〇年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他转任清华大学教授以后他的研究工作益加积极。清华大学的设备完善，经费充裕，使他可以广泛地搜集资料。清宫的档库固不用说，同时北平故都更予他许多便利收罗清季权臣的私人文件，有的是由他们不肖的子孙装在麻布袋里论重量售出的，廷黻先生买到这些东西高兴得好像小孩子见到糖果一样，打开袋子仔细检阅，稍有价值的便叫助教学生裱褙起来，编目编号，分函装置，以便研究。他常对人说，他在南开和清华教学研究的期间是他毕生最快乐的一段。他后来从政，一直在冲要的位置，但他真可说是手不释卷。

一九三八年春，廷黻先生卸任驻苏大使，回到战时汉口。那时陶希圣、吴景超和我在编辑一套“艺术丛书”，我曾到廷黻先生很简陋的寓所请他撰稿，他立即应允，就在他寓所中一张圆饭桌上开始写作，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写成了一本《中国近代史》。这本书虽然简短，但是非常精辟扼要，可以认为是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心得的结晶。

廷黻先生在纽约的一段时间，办公处所设在世界最高的帝国大厦。那里底层就有一家书店，要什么书都可以代订。不消说廷黻先生是这家书店经常的顾客，有空便到那里去浏览，不时买上几本，抽暇阅读。在美国大都市任事，回家吃午饭是不可能的。经常总是以电话叫小食店送些火腿面包来，饮杯咖啡了事。这个时间往往是廷黻先生和同事们聊天的时间，题目时常是新近出版的书籍。他兴趣之广博真是不可思议的。记得我最后一次和他聊天（约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在纽约），他告诉我全汉昇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里发表的一篇论清初米价变动的文章真是好极了。他又说他最近读完罗马教廷发表关于利玛窦在中国的文件的英译本。廷黻先生笃信中国应当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利玛窦的故事当然使他发生兴趣。我告诉他我在《大陆杂志》上看到有人在梵蒂冈发表康熙皇帝用钢笔写的一句话：“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不知康熙到联合国听听辩论之后是否尚有这种看法。廷黻先生知道我喜欢欣赏中国书画，于是由利玛窦又扯到郎世宁，他问我对于郎世宁绘画的估价，从而谈到在巴黎的赵无极，和几位现代美国画家从中国书法领悟到的所谓书法表现主义。这些谈话尽管只有半小时一小时，大家又要开会了，但我想这是廷黻先生一天里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他多年前即有意退休，从事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他也曾提议“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一笔款来延聘当代学者写一套有权威性的中国历史。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写不成了，但他的桃李满天下。我现在大胆地向廷黻先生的门生故旧建议，即以他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为大纲，添补资料，扩充为一本巨著。我敢于相信近二十多年来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念没有重要的变更，有人这样做法，必定可以得廷黻先生在天之灵的允可与赞同。

廷黻先生是读书人，具有读书人的性格。他没有染上胡适之先生的“考据癖”，而喜欢从大处着眼，旷论中外古今的兴亡得失。他曾说有许多中国历史家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史书。他们开始读《史记》，不久便对《史记》这本书发生兴趣，对于司马迁所记的史实反而放在一边了。所以他们可称为《史记》专家而不是历史家。记得清华大学有一位李先生讲授《史记》，然而他属于国文系而廷黻先生不允许他转入历史系，就是这个道理。廷黻先生对人对事总有他一套独特的见解，有从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他时常和人争辩，单刀直入，毫不留情。和他争辩最多最烈的恐怕是胡适之先生，在北平、在南京、在纽约，我都听过他对适之先生说：“适之，你错了！”“你的意见简直要不得！”他和傅孟真（斯年）先生更是有时吵得面红耳赤。但是他只和他尊重的人争辩，他认为不足道的人他就不争辩了。如果有人向他提出幼稚的意见之时，他的反应可能很不客气，或则板起面孔一声不响，甚或说出一两句令人难堪的话。他是一个耿直的人，所谓不懂得客气的人：他对浅陋的意见和发表浅陋意见的人，完全没有耐性，没有容忍。所以他可以做一个政治家，他绝不可能做一个政客。他有坚强的自信心，不敷衍、不苟且、不逢迎、不妥协，因此他在处事上开罪了不少人，使人一时不能了解他、原谅他。

一九三五年夏天，廷黻先生和我从北平乘火车到南京去。我到南京是参加中国政治学年会；他是奉政府之召而去的，他也不知道政府的目的何在。在火车上我对他说，政府之召可能是请他到政府里任职，劝他心理上先做个准备才好。那时他甫自欧美考察归来，特别注重研究苏联。他对我说，中苏接壤三千五百英里，苏共的野心是赤化世界。中日战争发生苏共必定趁火打劫，为中国的大患。这次政府如果要他加入任职，他的志愿是做外交部苏联科科长，一方面为国家做点事，一方面可以看到中苏关系第一手资料，岂不美哉！我们到了南京几天之后，他告诉我政府任他为行政院政务处长。他对我说：“你是教‘中国政府’课程的，应该知道这是什么职务，做什么事情。”他的职务发表之后，他便辞却了清华教授的职务，举家迁到南京去了。这是他教授生涯的终结，从政的开始。

廷黻先生在政府服务从开始就是主管。他既非科班出身，从来也没有做过幕僚。他从一九三五年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起，而驻苏大使，而再任政务处长，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直至本年五月退休，几乎没有间断，一直是主管。有人批评他对于部属的甘苦不够明白。这个批评不能说没有相当的理由。因为他的属员有的始终未曾和他直接谈过话，他偶尔晤见他们也未必叫得出姓名。他主持一个机关，内务行政完全交给幕僚长管理，他既不过问，也不干涉。他认为他所做的是“大使”，他对“大使”之同时为馆长一点丝毫没有理会。他认为一个人做了公务员，自有其自尊心，做长官的应培养他的自尊心，他自会奉公守法，尽忠职守，用不着时时刻刻看管着他，偶尔看管不到反而出事。他这种态度最适用于联合国常年大会，因为联大的议程每年有八十项至一百项之多，其中错综复杂关系，讨论过程中不测的变化，绝非团长一个人所能照顾得来的。而且事前团长作了硬性的指示，到时也许不能适用，甚至于说错了话，投错了票。所以每年在联大开幕之时，廷黻先生例必以议程上各个项目分配给一位或数位代表、副代表或顾问。“外交部”对于各重要事项自然都有政策上的指示。联大开会期间每天上午都有团务会议，检讨各项讨论的进程及代表策应的方略。廷黻先生主持此项会议也一向只就重点有所指示，实际的策应仍然由出席代表负其责任，就是对各项议案发言的内容以及投票，也都由代表根据“外交部”的指示自行斟酌。统观二十年来，参加联合国几千件议案的讨论与表决，无论在发言上或投票上未曾有过错误（其他国家就有不少有过错误），廷黻先生领导的明智是令人深致佩敬的。

联合国是世界外交菁华荟萃之所在，在那里邀得他人之尊重，是谈何容易的事情？记得有一位代表，每年在联大例必发表长篇演说，痛骂苏联，甚至于牵涉到苏联代表维辛斯基本人。我初次听到他的演说真是觉得痛快之极，但是第二次再听便觉索然无味了，别的国家的代表也纷纷离席喝咖啡去了。这里的原因是这位代表的演说言之无物，他只是运用语言重复地诅骂，而并没有提出证据来证明苏联的罪恶，因而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一九四九年廷黻先生主持控苏案的提出，他先请“外交部”将中苏关系的档案全部运到纽约。他命我研究这几千件文件，编拟控苏案的主文，并且为我配置几位最得力的助手。这一项编拟工作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然后送给他审核，稿经一再更易，最后的稿廷黻先生在联大第一委员会宣读，费时两小时另四十五分钟。那一篇控苏主文可以说是每一句都有证据的，没有一句空话。苏联代表马立克听了廷黻先生演说之后自然心慌，只得说其中都是“诽谤”之辞，苏联代表团决定拒绝参加这个议案的讨论。这一个开场的优势奠定了两年后控苏案胜利的基础。这是廷黻先生在联合国演说言之有物而致胜的一个实例。另一个是历年来廷黻先生关于“代表权”问题的演说。这些演说都是他亲自撰写的。他平时就随时留心所有有关的资料，细心收集整理起来，几经审阅择其精华编成演辞。这里的话也是句句有根据的，没有人可以随便反驳。苏联的代表，尤其是那些东欧卫星国的代表，发言时有时形同泼妇骂街。有人劝廷黻先生采用“以牙还牙”的办法予以反骂。他从来不接受这种建议，而保持风度，所说的话义正词严，结实有力，但从来不肯降低格调，有损尊严。最难能的是每年他关于同一问题的演说内容都不尽相同，可以说是篇篇新颖精彩。一般人总以为在外交上说话要圆滑而不着边际，即所谓“外交辞令”。这不知是哪一位不懂外交的人所造出来的印象。外交是一种技术，自有其术语。例如办外交的人称谈判破裂为“双方同意彼此不能同意”。但这种说话的技巧初不限于外交。军人打了败仗不是称之为“转移阵地”吗？在外交上说话要言之有物，力避八股，其实是自古已然。廷黻先生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服膺胡先生关于文学著作的理论。他以之切实应用于“外交”而取得成功。廷黻先生的英文造诣很深，他在联合国的演辞虽然不能说是有文学的价值，但很可以作为应用文的范本，深足为学习英文者的楷模。

我和廷黻先生相识三十年，其中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一起游息的时间有十六年之久。现在他离去了，自然十分感伤，却也不愿有违他的教训用些陈腔滥调来吊唁他，故仅就我对他的认识写下几点来纪念这位一代学人、“外交斗士”。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坎培拉细雨中

原载《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六期（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