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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的前两次婚姻(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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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澜

顾颉刚先生是一个外表木讷而内心火热的人。他一生追求真、善、美,无论在学问上或爱情上都始终不渝。他对于女性的深切同情、尊重和对于纯真爱情的向往,可从其前两次婚姻经历中略见一斑。

颉刚家中数代单传,长辈们盼子心切,当他十三岁时,父亲便为他与苏州城内吴氏订婚。一次父亲带他去茶馆吃茶,与邻桌几位客人相见寒暄几句,并唤他过来拜见,不久便离去。他原以为这是父辈一般熟人相遇,未曾在意,后来方知此即女方家长前来相亲。颉刚是孝子,虽对包办婚姻甚为不满,却不敢抗拒。

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颉刚与吴徵兰结婚,时年十八岁,中学尚未毕业。当时,同窗好友叶圣陶填《贺新郎》一首寄与贺之。

然而,此次婚姻本无感情基础。徵兰年长颉刚四岁,是一个纯粹旧式女子,二人既不熟悉,也难找到共同语言。而颉刚感其柔弱无辜,既然木已成舟,则“男女之情舍吾妇外,不应有第二人耳”!于是他刻意培养夫妻感情。徵兰在娘家只学做刺绣,未尝识字,婚后颉刚教她认些字,她方能自书其名。当年适逢辛亥革命,各种新派报刊纷纷涌现。颉刚常在报刊上见到妇女参军及争取选举权等消息,每每录出并加以评论,写成《妇女与革命》一文,以吴徵兰名义投寄有正书局的《妇女时报》,翌年刊出。此为颉刚在报端发表的首篇文章。颉刚给徵兰看,虽知她不尽了解其中涵义,却也得其轩渠一笑。

婚后,颉刚的求学生涯照旧。一九一二年夏中学毕业,次年四月入北京大学预科。这时他的长女自朋刚出生两个月。颉刚专心读书,在学业上猛进,每年仅寒暑假回家探望。一九一六年秋考入北大哲学门。

徵兰体质素弱。一九一七年二月生次女自珍后不久,街上有大出殡者,热闹非凡,她不顾月子里的羸弱出门观看,受了春寒,回家即患干咳。当时颉刚正在北大,待暑假归家,见徵兰夜夜咳嗽并发热,知道是结核病,建议送她到西医处就诊。而长辈们过惯了节俭日子,以为咳嗽乃平常小疾,可不药自愈,遂不加理争。徵兰性格郁闷,以致病情日重。翌年寒假颉刚回来,一再催请入院治疗,仍遭拒绝。在长者看来,颉刚既未挣钱养家,就无权多用父亲有限的薪俸;而媳妇有命在天,权且听之任之。于是徵兰只有去求仙方、服香灰。

五四运动前夜的北大,新思潮、新人物异常活跃,颉刚日日与胡适、傅斯年诸君切磋学问,评古论今,惬意非常。然而,自从得知徵兰病重后,这种专注的求学生活便难以为继了。他在与叶圣陶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心境:

内子病后,家人意见不齐,坤(顾颉刚原名诵坤)毕力呼援终归无补,悲观过甚,更无一刻宽舒。

昔日菲薄文辞,鄙弃小说,以为足使人感情涌溢,不以智理处事也。尤厌曼殊派之哀情小说,以为其归宿唯有一死。人生于社会,关系如此其多,报施如是其繁,安能以一局部分之痛苦而遂杀身,置大部分之关系报施于不顾也。孰意今日身处是境,便已智不胜情,而乃屡有殉情之思乎!……

接连数月,颉刚终日心神不定,忧虑交加,夜间甚难入睡,略一朦胧,就在迷离的梦中回到徵兰身边。或是听见她串串咳嗽声;或是看见她打扮成新嫁娘坐于床上(俗以梦见女子作新嫁娘妆者为死兆,因其死后亦如此装束);或竟是她已死,停尸灵床,幼女在旁边啼哭索乳,因而顿时心跳而醒。回顾梦境,愈想愈悲,哪里还有睡意,只得张目达旦。如此近半年,便形成了失眠症,此症竟伴随其终生。

至一九一八年六月中旬,因失眠日剧,无法应付学校功课,颉刚不得已提前请假回家。

归家后,见徵兰瘦削不堪,终日昏卧,知其不久于人世。颉刚于悲痛中,极力主张将其送入医院,即使无法挽救,亦是尽了一份心意,却被长辈斥为“多费”。病人怕烟怕热,每有炊烟漏入帐内即咳,夏日酷烈则加重昏迷,颉刚提出若干改善居室环境的建议,也被阻止。对此颉刚愤懑已极。颉刚侍疾五十日,八月初,徵兰终于撒手而去。

颉刚有一个大家庭,此时已四世同堂。祖母尚健在,老人正直善良,然颇守旧,对颉刚自幼管束极严厉,一切包办。父亲虽厚爱于他,然常年在外地供职,家中经济权力实际掌握在继母手里(颉刚八岁丧母,翌年继母来)。此外尚有叔父来往家中,时时干涉家事。

生长在这种封建旧家庭中,小辈对于长上只有孝敬、服从,而难以反抗——尤其是作为独子的颉刚。即使他具有天生独立的、叛逆的个性和日益增长的学识,即使他在最高学府中尚有大胆批判古今权威的勇气,在家庭的樊笼中他仍然只是一个无助的囚徒。徵兰死后,颉刚的怨恨刻骨铭心,发誓不续娶,因实不忍再让其他女子把自己的安乐牺牲于这种陈旧的家庭。但祖母和父亲都对他垂泪相劝:家中数世单传,所寄望于颉刚的,首先在于嗣续。面对长辈的垂垂老泪与殷殷期望,颉刚深感自己不能率性而行,叹道:“吾之得竟学业,长者之赐也;吾之得有妇,长者所与也。妇逝不敢怨……吾其可以自主乎!”

徵兰入殓次日,父亲即与颉刚商议续姻一事。当时颉刚心情不好,推说到大学毕业后再议。但暑假后回校上课已不可能:颉刚因理丧事,失眠症又发;且当时祖母年近八十,而幼女尚在襁褓中,继母随父亲从宦在杭州,家中无人照料。于是颉刚只得休学一年,居家侍奉祖母,兼养病体。他体察家庭情况,实在需要一位少妇主持家事,否则自己亦无法回京复学;并且失眠症久治无效,医生谓此病由于心思郁结,药石不足以济其功,劝他觅一如意夫人,陶冶性灵以愈病。颉刚思忖,既迟早必娶,而疾病、学业不可久延,不如速娶可以蕲生。然而回顾自己在病床前的申誓,每每心酸垂泪,觉得愧对徵兰。此时一些亲友开导他,谓存高远之志者不因儿女的旧情所误。于是他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开始认真考虑未来了。

颉刚既允续娶,父亲急于成功,以便家事早日安顿;而颉刚认为:“诚以百年之事,不可造次,宁过谨慎也。”对他来说,娶妻生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东家服务”,“不敢说自由意趣”;但此时的颉刚已不是十八岁的少年了。社会革命的鼓舞和西方人文思想的熏陶,使他不愿再做家庭的奴隶,即使不得不为长者作出牺牲,也还是要尽力去争取个人的自由。他说:“天下顶苦的是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的身体还是第二件:因为意志是属于我的,而身体是属于自然界的。”反思前次的包办婚姻给他带来的苦恼,颉刚把择偶标准定为“好学”、“安贫”,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弟所愿娶之人,第一,须有学术上之兴味。无论现在程度高下,惟不可不有求学之志愿……。第二,须淡泊宁静,不染时尚,不好浮华。弟拙于处世,亦不奢于治生之望,如以富贵期我,则便触处牴牾矣。

颉刚志在毕生治学,只有与此类女子婚配,方能交互砥砺、相濡以沫,使学问之乐与家庭之乐相一贯。至于择偶的方法则有二,其一必探听明确女子学业、性情、体格,不可惑于媒人文饰之辞;其二必得女子自身同意。颉刚不愿强己从人,亦不愿强人就己,他委托说媒者向女方代申三事:一则自己体弱多病;二则先室遗有二女;三则家境不富,且有两个婆婆(继母与祖母),此皆为自己的不利条件。若女方徒以尊长媒妁之言贸然出嫁,既嫁之后,始悔择婿之不慎,则婚后亦无乐事可言。

仅仅五个月内,来说亲的就达三十余家,可谓门庭若市。颉刚忙而不乱,按照既定的原则和方法一一做去。对于介绍的女子,他四处托亲友探访,非询问有所得且相差不多者,概不考虑。

祖母的择媳条件又有侧重——她坚信男女双方的命运,八字相合才是好夫妻。她要颉刚多出几个求亲帖,可多收几个庚帖,然后加以挑选:“请个合婚选吉的批命家,去逐个算他一算,取那分数最多的第一名,配做你的佳偶。”颉刚苦笑曰:“这真是绝妙的选法!”他不愿当面顶撞老人,心想:“长幼意见不齐,实在是最苦的事。然要我迁就至‘搭拉篮里就是菜’的结婚,却是决须反对的。”他内受长上督促,外受媒妁逼迫,精神不免苦闷。然毕竟天无绝人之路,靠了好友相助,一次游散居然引出了一段美满姻缘。

颉刚儿时同窗吴宾若、王伯祥、叶圣陶此时在甪直镇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任教,曾多次邀他前往游玩,皆因事繁未果。徵兰殁后,伯祥虑颉刚在家触目生悲,嘱圣陶藉返苏之机邀其同往,游甪直一星期。此游于颉刚意义甚大,一是得见甪直保圣寺的唐塑罗汉像,使其名扬中外,免遭坍塌厄运;一是得识甪直殷女士。第五高小位于保圣寺内,一日,颉刚与伯祥散步保圣寺前,谈及婚事,伯祥为其介绍本校毕业生殷履安,极推重其才德。后来圣陶也有同类褒奖,说殷女士好学不倦。两位挚友的首肯使颉刚对殷女士顿生敬慕之心,虽未谋面,却对她中心藏之,殊不能忘。到了十月末,说媒者稍减,他便向祖母说起殷氏,赞其淑德,问可否向其求婚?祖母应允了,于是请人将求亲帖送至殷宅,并给伯祥写信,请他帮忙向女方说明自己的情况。

为与殷氏联姻,颉刚煞费苦心。先是伯祥告之,殷宅已获悉顾家情况,似无异议,但不欲遽出庚帖。便向圣陶打听,得知殷宅虑求亲一事非顾家全体之意,因此迟疑。颉刚为此急求在杭州的父亲向殷宅致函,作为信证。

因家中长者笃信卜筮,无论哪位中意者必得过此一关,颉刚深知稍有疏忽便难成良缘,便欲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他与伯祥商量,如坐等殷宅送来庚帖同其他几家的一起讨占,等于把决定权交给算命先生。倘预先将男宅人物年庚开示,女宅照此编排,就不怕有冲突了,婚事便可如意。因此他将祖母、父亲与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写给伯祥,请他与殷宅关系密切者私下说说,若对方有意以女相许,就可依计而行。而伯祥回信说,殷宅作主之人亦不十分开明,若老实将改帖方法告之,或者反致起疑。因而替颉刚出主意:先向玄妙观的算命先生私下打个招呼,以便占合。

一月上旬接到殷氏庚帖,遂与另一袁氏庚帖同时送至玄妙观,占了二次,都不很顺。袁氏命犯“伤官”(有害于夫),不容考虑;殷氏本命颇佳,而与男家不甚相应,仅占得五分(向来占吉至少须六分乃合)。不知颉刚事前是否与算命先生串通,才得到这五分之数?但颉刚极力怂恿长辈,一边以“续娶不比原配,且常出门者,即有小冲碰亦可无碍”等理由说祖母;一边给父亲写信道:“常情择妇,莫不求其慧福双修;苟不能兼有,男以为宁取才德而略运命;一则才德可按而运命无凭,二则才德难变而运命可移,所谓修德以禳,人定胜天,未始不可勉为之耳。”继而父亲在杭州复又一占,居然得了个上吉,婚事乃定。

此时,颉刚终于心安。思前想后,觉其仍有几分天缘。

颉刚既结伉俪,总愿深知其人,便极想找来殷女士的课作看看。他以为依现在的风俗,两家联姻都好交换照片,此等以貌取人,视婚姻如游冶,大可鄙薄,因而立志不犯。但对于女方的性情学行,则甚愿多有了解。伯祥为他寻得一本《女校落成纪念册》,上面有殷女士所作《家政关系》一文。文章开头便说:“昔顾亭林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以为匹妇亦与焉。”颉刚阅后极为赞叹,他在《与殷女士缔姻记》一文中叹道:

伟哉此言。今世人方贱学而忽人生,优游怠荡,攫金混食,世乱不知其纪极。吾既久欲肩天下兴亡之责任于我匹夫之身,而君亦欲以匹妇之身共肩天下兴亡之责,足征我二人人生觉悟已有同心;他日事业之可以协相,又何疑焉。自今以后,请以相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婚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颉刚陷入得一知己的高度兴奋状态。他连作《与殷女士缔姻记》《说亲忆录》等文,又给北大同学狄君武写长信述志,并寄去婚帖四十余份,请他传与京中友好,且申明概不受礼。在这些文字中,他分析当时的婚姻风俗,对浑浊的社会所强加于人的层层束缚,和人们中封建毒素所形成的惰气均作了无情的鞭挞。他盛赞殷女士“好学安贫,淑德内涵,芳誉外溢,虽未见其人,而与我同好,其证甚多”。他憧憬着:

辄意殷君来,而吾得精神上之慰藉,病得愈乎?同事学问,学得进乎?安贫乐学,不求吾富贵,而事业得建树乎?以其温和缜密之性情,改变吾之气质,使吾得中庸,得有恒,至于没世,而今之所志差可尽达乎?吾二人能相孰相睦,以最高之情思相往还,而为他家夫妇之矜式乎?能建设一真诚怡乐之家庭,悉撇去旧家庭之裁制,而为他家庭之模范乎?……每一思此,觉背徵兰之誓,其罪小;有造于人类,其功大。

他曾把自己比作太虚中一陨石,不着星球永不得止;“而今则已为一星球所吸引”。思虑万千,“至于喜极陨涕,屡致不眠。恨不能即见殷君,掬心以相示也!”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颉刚终于与殷履安成婚,开始了他一生中爱情生活的黄金时代。

新婚后,二人相亲、相知、相爱,生活十分甜蜜。按旧习俗本无蜜月之说,新娘应是“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羮汤”的,这种老例却被他们打破了。颉刚以给自己疗疾为名,携履安将苏州园林逐一游玩;一个多月后相伴到杭州为父亲做寿,又在西湖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徜徉。家中长者对此颇多非议,说颉刚破例、费钱、不知稼穑艰难,竟敢做他父亲所不为之事。颉刚不以为然,争辩说不如此便无法治愈自己的失眠症。

从杭州返苏不久,夫妻同到甪直殷家行“双归礼”。颉刚乘便要履安拿小学的课作一看,见她许多成绩均佳,对她愈加了几分敬重。他觉得,以前所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现在竟如愿以偿,真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

几天后颉刚单独返苏,让履安在娘家多住些时候。在行船六个小时的归途中,颉刚与友人谈笑风生,毫不觉倦;而归家后接连数日,他却索然寡欢,心绪烦乱,不由得提笔给履安写信,且把家中琐事一一禀报。待写到一位当教员的朋友主张学生写日记胜于写命题作文时,便劝履安何不照行;谁知由此写得兴起,竟把作文、做学问与做人之道畅论一番,直到写出“将外国的上帝、中国的三纲一切打破,人人平等,造出无数新社会”的话,才勉强刹住。此后一两天内必写一信,信中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夫妻恩爱与少年壮志融为一体,下笔不能自休。半个多月内,竟写了十三封信,共达二万多字。

颉刚在第一封信中,即打破了以前写信用文言的习惯。他说:“文字是一种达意思的器具。我……觉得用了白话的器具,所达出来的意思,比文言的器具来得畅些,真实些,又清楚些。一样的‘达意思’,自然是用那‘比较精良’的了。”因而要求履安也用白话写信,“你如有对于白话文及我所抱的主义有什么‘疑惑’的地方,请你问我。我有所知,一定详告。”当接到履安改用白话写的信时,他极为欣喜,马上加以鼓励:“信札改用白话的好处:第一,是亲切;第二,看来省时间;第三,文言的浮文无形中都除掉。你的信看来很顺,没有不联络处。”

颉刚休学在家期间,因受《北京大学日刊》上刘半农所发表的歌谣之启发,曾向家人邻居搜集歌谣,婚后并告诉履安这种民间流传的文化中也大有学问可做。履安便搜集了甪直镇上的歌谣,每次写信时,总能随信寄来几首。为此颉刚甚为感激。七年后颉刚的《吴歌甲集》(先刊于北大《歌谣周刊》)作为北大歌谣研究会的第一种专集出版,其中就有履安的不灭之功。

履安素来好学,得嫁一位学人为妻,自是深感幸运,处处总要颉刚教她。她在家中临摹欧阳询“九成宫”碑帖,寄来请颉刚批评,她想看小说,便写信来索要。颉刚对她的要求都是竭力满足。虽自己对于写字没作过专门研究,还是力图从字的整体神韵方面作出小心的评价和鼓励。至于书籍,更是有求必应,或寄去或请乘船人带去,他还要对这些书籍作概要的介绍。如履安要看《礼拜六》(一种小说选刊),他马上收集了四十五册寄去,此外还有履安未曾提起的三种有关西湖的书。履安半月前初游杭州,对于西湖的名胜掌故不熟悉,在历史观念极强的颉刚看来,未免不是一大遗憾。于是颉刚寄去《西湖志》、《西湖游览志》及《西湖游览指南》共十六册,并写明三种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及特点,希望她在家“无事时翻翻,以后我同你再往游览,便更饶兴致”。

然而颉刚信中占去最大量篇幅的,却是倾吐情怀。他深知觅得一知己之不易,恨不能把自己心中积郁了多年的话和盘向履安托出,希望夫妻在人生道路上取得完全的一致。经常谈的是两个主题:一、如何做学问?二、如何对待家庭?

颉刚对履安的求教之心固然欢喜,却又感到不安。他连篇累牍地劝履安不要迷信教师,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她:“非自修必不足以成学问”,“一个人自修得来的学问,是真学问;是永久不忘的学问;是能够应用的学问。若是秉承师教来的,便是‘口耳之学’,不真切的。……同鹦鹉、留声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对于教师“只当他是引导,是顾问。他所说的,还要自己考虑一番”,“考虑不出的,我们还得存疑”。他提醒履安,在自修时“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因为有了疑惑才会有推测、实验、判断、得知事物的真状,才能改良革新,“所以世界的进步,根本在人类有疑惑的天性。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

颉刚此时的头脑中,处处渗透着西方科学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不能忍受封建传统的束缚,他要劝履安同他一起来冲破这种束缚。而冲决罗网、建设新生活的第一步,便是启发履安发展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激烈地批判了传统的哲学观念:

从前人顶看重的,是天地君亲师五件东西……忘记了自己。现在天文地文学发达,天地的迷信已打破了。人本主义发达,大家立于平等的地位,断不容强权专断,君亲的迷信又打破了。独至师的迷信,则因学问不发达,大家不注意学问,这种说话还听得少……吾以为各人应当看重的,只有自己。尊重了自己,才会认真做事,处处负责任。自己做学问,必有“真知灼见”。自己立品行,必能“不屈不挠”。必不会像尊重天地君亲师的,弄得个个人“低首下心”、“因人成事”、“恹恹无生气”了。

颉刚清醒地知道,履安要走到这一步是障碍重重的,因为她是一个旧式家庭的媳妇。为了不使她重蹈徵兰的覆辙,颉刚经常对陈腐的家庭观念作毫不留情的揭露。他将徵兰的遭遇详细告诉她,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她的担忧:

我看你的性子很柔顺,我实在怕他们欺你。……你倘使也像徵兰,我便在外边更要牵记,我的不眠症便要依然剧发。所以我一定要你敢于反抗暴力;敢将一切实情告我……

正在此时,父亲从杭州寄来家书一封,写道:“媳妇接回后,应教以持家各务,并不得常在房中,置家事一切于不问……媳妇两次来信,文墨通顺,深是可喜;不知针黹一道如何?”此信训诫责备的口气,深深地刺痛了沉浸于新婚快乐中的颉刚,他一连三天,日不得安,夜不成眠。思来想去,总要面对现实,于是将上面的话逐句批驳,成一近五千字的长信寄与履安。

“呀!呀!”他痛切地叹道,“我们对于媳妇的观念,第一件是人;第二件是夫妻。他们对于媳妇的观念,第一件是长辈;第二件是儿女;第三件是家庭的门面。”“从他们的观念上演绎出来,娶媳妇不是为儿子娶妻,乃是为翁姑娶媳妇;为祖翁姑娶孙媳妇;为孙儿女娶母亲;为将来的曾孙玄孙娶祖母。”“他们自己是个‘人’,却忘记了‘人’。”“这便是我们与他们心理上根本差异的地方!”他热诚地主张:“凡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主仆,都是结成社会的分子;彼此位置虽有不同,而所以为人,却没有两样,所以当一样的尊重。尊重自己,故要自由;尊重他人,故要平等。人之所以为人,即是有了自由与平等的两件精神。”

渴望自由而不忍弃家庭羁绊于不顾,这种矛盾的心情此时他只能对着爱妻发泄:“履安啊!我的知己只有你了!我与你若能住在一起,没有别人,我要做事时便做去,你不来干涉我;你要做事时便做去,我不来干涉你;就是两人心里互有参差时,也只有敷劝而无强迫;融融泄泄,心神交畅,这是怎样的乐境!——可惜现在做不到。”

履安细读此信,深受感动。丈夫的才学与为人令她钦佩,丈夫的深情厚爱令她心安。还有一年颉刚便要毕业了,也许此后小夫妻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家?两颗年轻的心共同期待着。

九月初,颉刚回京复学,将休学前所缺考的功课一一补上,再准备毕业论文。年底返苏度冬假,翌年春回校,至七月毕业。这一年中,二人相思良苦,鱼雁频繁,将他们两地的生活与情感作了详尽的交流。

颉刚在京,每日必写一信回家;同时,每日亦“延颈企踵”地盼望家信。他告履安:“此间送你的信,大概在早晨七点。我一起身,便想你的信快来了,不知有怎样的话;不料等到七点,邮差送来的却不是你的信,我登时失望,微微的恨你薄待了我。”

然而履安却比他苦得更多。颉刚想履安,可以放开去想、去盼、去写信,而履安却不能。她在家要替颉刚尽孝道,除了照顾祖母身体、督促大女儿课业、带小女儿玩耍、管钱、记账,替全家做衣服、棉鞋,还要陪长辈说说闲话、打打麻将,一费就是半天光阴。她同样盼望丈夫来信,信来了,却不敢拿到房里去看——怕长辈说三道四。颉刚的信写得太勤,篇幅又长,每日厚厚的一叠,常引起祖母的猜疑。有时履安看信,她就在一旁盯着,虽是不识字,却是目不转睛,有时还要问信中的内容,弄得履安只有板住面孔看信,不敢有丝毫的表情变化。有时叔父甚至擅自拆信,履安生怕信中有冒犯长辈的话被他看去,更加提心吊胆。处于这种环境中,履安自然无心在信中谈情说爱,每次只报告些家庭琐事,颉刚信中给她提出的各种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她很少有回应,信是越写越少,有时仅回一张明信片。颉刚几乎每信必谈自己盼信的渴望与失望的难过,但总不见“收效”。有一次,履安竟十几天无信来,颉刚委实生了她的气,于是造出一场小小的“恶作剧”。他在十一月十五日信中说:

我前天到一个同学那边去。这个同学是住在一个旗人的家里……他同我说:“我在这里,比住寄宿舍适意的多一切事都不用管了;而且得到一件寄宿舍中万万得不到的事……是无仪式的婚配。主人家的女儿夜夜伴着我;我也并不花多少钱,只教他们一对老夫妻、两个女孩子能有饭吃,他们便悉心静气地服侍我,看我是个财神。”我说:“你的艳福真不小了。你将来既有学校的出身,现在还有人来伴你,教你受不到客中羁旅之感,真教我羡慕不浅。”他说:“你既羡慕,好在我租了两间屋子,很有余地,你就搬来住好了。你搬来住,自然此地房东可以多得些进账,他老人家一定欢迎得不得了。而且两个女儿,可以使他们得到平等的境遇,不会有‘一人向隅’的难过了。”

季仙(履安别号)!你不写信给我,我已有去处了,我不牵记你了。现定阳历十一月底迁往;近今数日,料理物件……以后我给你的信,要慢些了。请你不要盼我。

这信写满了三页信纸,履安拆阅,吓得全身冰凉,心里一急,几乎下泪,只因祖母在旁,勉强将泪忍住。再读下一页:“上面一段话,实在是假造的……”她悬着的心才渐渐放下来。原来是颉刚“在枕上想得此计,要吓你一吓。本意想只写上面一段,隔了一二天,再来说穿;但是……我的爱情决不许我这样做;所以就在原信中申明,让你只感受三分钟的不快,权作半月没有信函的报酬”。

此举果真震动了履安,打破了她在家中逆来顺受的心态。她开始勤于写信,在信中谈及在家中听到的坏话、受到的委屈。她谈到继母和叔父的自私与专制,谈到自己在家中处处受限制,连每天看报纸都要遭到“像煞有介事”、“费钱太多”一类的非议,读书则更是胆寒,无法专心。……俗话说,上有皇梁下有槛,在这种桎梏中真令人丧失人生乐趣。她甚至抱怨自己不该识字——不识字的妇女守着数千年积弊尚能安于做奴隶,识了字,接受新潮流的鼓吹,盼望独立、解放,却仍然身处旧家庭中,想求进步而不得,胸中的气闷便难以忍耐,有时恨不得“早日瞑目”。

履安的诉说使颉刚颇有歉意,觉得自己体贴她不够。颉刚一边立志毕业后不回苏州,着手四处谋职;一边想方设法改善妻子现在的处境。他反复劝说:“你我的好日子都在后面呢!”“只要有强健的身体,我们的前程正远大着呢!”用对未来二人把臂山林、忘情江湖的美妙生活的憧憬,使履安燃起新生活的希望。他详细剖析各位长辈的性格和心态,使履安心中有数,遇事不惊。他努力为履安寻找进修的机会。如为她联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函授班、帮她有计划地读书,等等;那么,读书的时间呢?颉刚想出请履安“抄书”一法。他选几本书寄回家,在明信片上写道:“为备下月考试之用,请于×月×日前抄就寄来。”……这是写给家中其他人看的,表明履安现有要事在身,不得打扰;同时在信中对妻子说明:“你藉此可以多读些书,少做些无谓的杂事……再可以多写些给我的信。”“你如能在房里抄,可同时看《聊斋》,看见有人来时再写。”——其设计之周到,安排之合理,使履安深为感激。

颉刚历来钟情于山水,在学业忙碌中,为抑制失眠,他经常偷闲出门游散。游玩时常有好友相伴,但颉刚常生出一种寂寞的不满足的感觉——履安不能同游胜景,多么遗憾!为此,他便把履安的小照带在身上,在车中、泉边、山顶,有空便取出来看,仿佛使履安也分享此时的愉悦。有一次在西山上走得匆忙,将照片放于草帽上的皮圈内,不知何时竟遗失了,他甚为不快。因这是妻子刚寄来的近照,只亲密了四天多。后来他在信中说:履安,我把你留在远远的青黑的西山上了!你再多洗几张照片寄来吧。我要在“书里夹着,箱里藏着,袋里帽里依旧插着,让我触处看见你,仿佛你真在这儿一般”,以慰思念之苦!

一九二〇年,颉刚毕业后被北大图书馆聘为编目员,因工资低而无力自挑门户;当然,苏州家中的情形也令履安不能离开。次年春祖母中风,一年后老人去世。其间颉刚奔波于京——苏——沪之间,劳累、悲伤、烦闷,失眠病常发,无法专心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夏,他请长假在苏州养病,四个多月处于温暖的小家庭中,彼此相濡以沫,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颉刚于此心境中向史学猛进了一番。可惜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尽快复职。这时他开始筹划举家迁京事宜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祖母的灵座撤除,颉刚终于接妻女到京,结束了五年的两地生活。此时他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职,又兼孔德学校教员,薪水养家刚刚够用。然而学校常常欠薪,加之颉刚又喜买书,致使用度吃紧,生活相当清苦。幸有履安勤俭持家,颉刚不再为家务分心,工作又有了好帮手。履安替颉刚抄写、整理书稿,她收拾颉刚的书桌,从不打乱他用书的秩序;她为防颉刚失眠,每夜必替他捶背摩腿,直至他入睡;闲时谈谈文学艺术之美,假日全家涉足山林,沐浴阳光清风……多年对新家庭的梦想居然成了现实,他们的心都醉了。

履安因患盆腔结核,多年来不能生育,颉刚一点不怨她,反而替她高兴:如此免受养育幼童之累,岂不是好事?履安则将徵兰之二女视如己出,母女间慈孝之情甚至超过了寻常家庭。长女自朋幼时发烧致聋,平时在聋哑学校住校,她头脑聪敏,学习勤奋,回家时侍奉双亲十分周到。家中处处洋溢着真挚、平等、和谐的气氛。

这种亲切的气氛也延及他们的友人。无论同事或学生,男性或女性,都喜欢到这里来聚会畅谈,也喜欢共同出游。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这样描述道:

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余初见其夫人及其二女,长女幼年得病而哑,其夫人乃续娶,未育,有贤德。宾客纷至,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呐呐如不能吐一辞。……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常留客与家人同餐。其夫人奉茶烟、奉酒肴,若有其人,若可无其人。然苟无其人,则绝不可有此场面。盖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余见之前后十余年,率如此。

至一九四三年履安去世,颉刚的这一段姻缘持续了二十多年。这是他个人生活中最和美的一段时期。

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四期。(一九九二年十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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